七發道德主題
『壹』 中國古代文學作品
1、《山海經》
《山海經》是中國一部記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體是戰國中後期到漢代初中期的楚國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誕不經的奇書。
該書作者不詳，古人認為該書是「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庄》、《列》 、《離騷》 、《周書》、《晉乘》以成者」 。現代學者也均認為成書並非一時，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經》全書現存18篇，其餘篇章內容早佚。原共22篇約32650字。共藏山經5篇、海外經4篇、海內經5篇、大荒經4篇。《漢書·藝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經和海內經計算在內。
山海經內容主要是民間傳說中的地理知識，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產、葯物、祭祀、巫醫等。保存了包括誇父逐日、女媧補天、精衛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膾炙人口的遠古神話傳說和寓言故事。
2、《戰國策》
《戰國策》是一部國別體史學著作，又稱《國策》。記載了西周、東周及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各國之事。記事年代起於戰國初年，止於秦滅六國，約有240年的歷史。
《戰國策》分為12策，33卷，共497篇，主要記述了戰國時期的游說之士的政治主張和言行策略，也可說是游說之士的實戰演習手冊。
該書亦展示了東周戰國時代的歷史特點和社會風貌，是研究戰國歷史的重要典籍。《戰國策》一書的思想傾向，因其與儒家正統思想相悖，受到歷代學者的貶斥。
《戰國策》曾被斥之為「邪說」、「離經叛道之書」。「《戰國策》基本上自成一家。其道德哲學觀多取道家，社會政治觀接近法家，獨與儒家抵牾不合，因而為後世學者所詬病。」
作者並非一人，成書並非一時，書中文章作者大多不知是誰。西漢劉向編定為三十三篇，書名亦為劉向所擬定。宋時已有缺失，由曾鞏作了訂補。
有東漢高誘注，今殘缺。宋鮑彪改變原書次序，作新注。吳師道作《戰國策校注》，近代人金正煒有《戰國策補釋》，今人繆文遠有《戰國策新校注》。
3、《漢書》
《漢書》，又稱《前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東漢史學家班固編撰，前後歷時二十餘年，於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後唐朝顏師古為之釋注。
《漢書》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與《史記》、《後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前四史」。 《漢書》全書主要記述了上起西漢的漢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
《漢書》包括本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全書共八十萬字。
4、《牡丹亭》
《牡丹亭還魂記》（簡稱《牡丹亭》，也稱《還魂夢》或《牡丹亭夢》）是明代劇作家湯顯祖創作的傳奇（劇本），刊行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
該劇描寫了官家千金杜麗娘對夢中書生柳夢梅傾心相愛，竟傷情而死，化為魂魄尋找現實中的愛人，人鬼相戀，最後起死回生，終於與柳夢梅永結同心的故事。該劇文辭典雅，語言秀麗。
該劇是中國戲曲史上傑出的作品之一，與《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感天動地竇娥冤》、 《長生殿》合稱中國四大古典戲劇。
5、《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簡稱《聊齋》，俗名《鬼狐傳》）是中國清朝小說家蒲松齡創作的文言短篇小說集。
全書共有短篇小說491篇（張友鶴《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朱其鎧《全本新注聊齋志異》為494篇）。
它們或者揭露封建統治的黑暗，或者抨擊科舉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禮教的束縛，具有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
描寫愛情主題的作品，在全書中數量最多，它們表現了強烈的反封建禮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過花妖狐魅和人的戀愛，表現了作者理想的愛情。
『貳』 請教高人指點！~~~~
是西漢的枚乘啊。
《七發》的作者枚乘，字叔，江蘇淮陰人，是西漢著名的詞賦家。其主要活動時期是漢文帝和景帝兩代。在吳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的宮廷里做過文學侍從。他的文筆流暢犀利，思想超凡。但他的作品多已散佚，今僅存《七發》等三篇收在《枚叔集》中，其中就以《七發》最為著名。
枚乘的《七發》是賦體散文，主要內容是假託楚太子與吳客兩個人物之間的對話，論述人生的至高哲理。而文中的「吳客」顯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七發》的全文共分八段，而文章的開頭是：「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接著就從這個「疾」字引發了一連串令人拍案叫絕的議論。吳客在楚太子面前沒有說半句奉承獻媚的話，而是理直氣壯地告訴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簡直無葯可醫。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戀於聲色犬馬，玩樂無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質刺激，造成了空虛的精神境界：於是病魔就在你這個空虛的精神境界中爆發出來。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後才奄奄一息，葯石無效。這是文章的首段，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著六段分別從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與害，啟發楚太子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然後在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正面的向楚太子提出了養生之道，即所謂「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來與有識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要不斷的豐富自己的知識，用高度的文化修養來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這樣一說，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從而證實了《七發》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療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發》之妙，就妙在用藝術形象論述物質與精神的辨證關系。高度的物質文明，如果沒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這畢竟是一種缺陷，甚至各種「病魔」都會在這個缺陷中滋生繁衍。一個人如此，推而廣之，整個國家民族也是如此。如今，我國的經濟已經迅速的發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設同樣不能忽視。對於有的人倫道德滑坡、貪污犯罪，這種全社會的「公害」，我們不妨也參考一下《七發》中的「要言妙道」。讓那些醉生夢死，萎靡不振的大小官僚也出一身大汗！
『叄』 求《七發》與《養生主》的賞析
《七發》的藝術特色是用鋪張、誇飾的手法來窮形盡相地描寫事物，語匯豐富，詞藻華美，結構宏闊，富於氣勢。劉勰說：「枚乘□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
『肆』 漢代辭賦的發展歷程
西漢王朝的建立，使楚文化聲勢大張。不但是楚地的歌謠，由屈原、宋玉等文人創制的楚辭，也獲得了新的地位。它先是在南方諸侯王的愛好和提倡下復興起來，並通過南方文人之手，逐漸北移，流傳和影響到全國范圍。
在楚辭的影響下，漢代文人從事著新的創作。這里既有模擬楚辭傳統風格和體式的，也有從楚辭中脫胎而出成長起來的新文體。對於楚辭和漢代新興的辭賦，當時人都通稱為「賦」或「辭賦」，並不加以嚴格的區別。但這兩者終究有性質上的不同，所以後人還是注意到必要的分辨。從根本上說，楚辭（或稱「騷體」）雖有散文化的因素、但仍舊是一種感情熱烈的抒情詩。而典型的漢賦，已經演變為一種介於詩文之間的、以誇張鋪陳為特徵、以狀物為主要功能的特殊文體。這種辭賦，成為漢代文學（尤其是文人文學）的正宗和主流。
西漢前期，在傳統的以抒情為主的騷體賦方面取得較高成就的是賈誼。賈誼（前201—前169），洛陽（今屬河南）人。
年僅二十二歲，便受到漢文帝賞識，任太中大夫，參與國家事務，為朝廷中年輕有為的政治家。他性格尖銳，敢於說話，好論天下大事，引起朝中元老的不滿，被貶謫到楚地任長沙王太傅，因此寫下了他的兩篇主要賦作：《吊屈原賦》和《鵬鳥賦》。
《吊屈原賦》是賈誼赴長沙途經湘水，感念屈原生平而作，名為吊屈原，實是自吊。其中說：「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彼尋常之污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都是用了屈原式的語言，來抒發自己受排擠遭打擊的憤慨。此賦前半多用四言句，後半多用楚辭式的長句，可見他在學習楚辭的同時又能有所變化。
《鵬鳥賦》作於賈誼謫居長沙時。某日有一隻鵬鳥（貓頭鷹）飛入賈誼室內，在當時的迷信中，這意味著「主人將去」，大不吉祥。賈誼正處於失意的境地，因此更想到世事無常、人生短促可哀，便作此賦自我寬慰。賦中以萬物變化不息、吉兇相倚，不可執著於毀譽得失乃至生死存亡的道家哲學為解脫之方，卻在解脫的語言中深藏不可解脫的痛苦。這種表現方法，以此賦為開端，成為中國文學中常見的和典型的表現方法之一。
在文體特徵上，《鵬鳥賦》可以說是楚辭體與漢賦之間的一種過渡。由於重視說理，直接抒情的成分已經減少；它的文句，除去語氣詞「兮」字，基本上都是整齊的四言句，這已經脫離了楚辭的風格；賦的內容，以假設自己與鵬鳥的問答展開，也隱然開漢賦問答體的先河。因此，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這篇《鵬鳥賦》在西漢前期辭賦中都是值得重視的。
西漢前期，在諸侯國吳、梁的宮廷中，聚集了許多文人，大都能賦。只是他們的作品傳世不多，其中嚴忌（本姓庄，避明帝諱改），《漢書·藝文志》著錄他的賦有二十四篇，在同時的賦家中是多產的一個。但現在可以看到的，僅有《哀時命》一篇，完全模擬屈原的風格。在這些宮廷文人中，最重要的賦家要數枚乘。
枚乘（？—前140）字叔，淮陰（今屬江蘇）人。先後游於吳、梁。武帝即位後，慕名召他入宮，結果因年老死在途中。《漢書·藝文志》著錄他的賦九篇，今存可靠而完整的，僅《七發》一篇，但這卻是標志著漢代新體賦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多方面奠定了漢賦的基礎。
第一，《七發》是在一個虛構的故事框架中以問答體展開的。它假託楚太子因安居深宮、縱欲享樂而導致卧病不起，「吳客」前往探病，說七事以啟發之（《七發》之名即由此而來），最後以「要言妙道」的吸引力使楚太子病癒。這個虛構的故事框架雖然很簡單，卻擺脫了描述實際事件、抒發由此產生的感想的限制，使作者能夠自由地選擇和表現自然與社會生活內容。以後的大賦，也多採用這種虛構框架和問答體的形式。當然，相傳為屈原作的《漁父》、《卜居》及相傳為宋玉作的《風賦》、《登徒子好色賦》等，已經是這樣的面貌；
但這些作品真偽尚無法確定，因此也無法推斷其寫作年代，我們還是應該重視《七發》的這一特點。運用虛構手段，對於漢賦的發展有著極重要的意義。
第二，《七發》脫離了楚辭的抒情特徵，轉化為以鋪陳寫物為中心的高度散文化的文體。這篇賦的基本內容，就是以美麗的語言竭力描述音樂、美味、車馬、宴遊、狩獵、觀濤六方面的情狀（所謂「七發」，實以此六事為主），最後引申到賢哲的「要言妙道」。劉勰《文心雕龍·詮賦》說：「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雖然楚辭中也有較多鋪陳的成分，而《招魂》尤為突出，但劉勰為賦所下的定義，只有對《七發》以後的賦才是充分適用的。與鋪陳的特徵相適應，《七發》的文句，也改變了楚辭文句富於變化，多用虛詞和語氣詞的特點，使用排比整齊的句法，使語言本身更具有形式上的美感。
第三，《七發》所鋪陳的內容，從多方面開拓了文學的題材，這些題材在後來的賦作中得到進一步發揮。在枚乘以前，《招魂》中對音樂歌舞以及宴遊景象已有較多的描寫，《七發》繼承了《招魂》而表現得更為集中、豐富和細致；對狩獵、觀濤、車馬的描寫，則是前所未有的。以後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中關於游獵和酒宴場面的描寫，可以看作是對《七發》第四節（宴遊）、第五節（狩獵）的擴充與發展；王褒專寫樂器和音樂的《洞簫賦》，可說是對《七發》第一節（音樂）的發展；《七發》中寫海濤的第六節，則啟迪了後來木華《海賦》、郭璞《江賦》等江河湖海題材的辭賦。
第四，《七發》已經出現道德主題與審美主題的矛盾，出現「勸百諷一」的現象，這也成為後來漢賦的基本特徵。《七發》開始一大段，寫「吳客」問「楚太子」疾，指出內宮淫糜安逸的生活是致病之由，並提出要以「要言妙道」來治病，帶有一定的批判性。但隨後鋪陳的七件事，卻有六件是渲染聲色犬馬之樂；最終歸結到「要言妙道」，僅僅是很空泛又很簡短的一小節。事實很明顯，《七發》的重點不是說理，也不是批判，而是展示各種令人嚮往的生活嗜欲，並以語言的形式，將這些素材創造為新鮮的文學美感。在人類文化中，剋制慾望的道德要求，與滿足慾望的享樂要求，始終是一對深刻的矛盾。兩者之間的合理平衡，更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七發》在這方面，並不打算作深入的思考，只是以很高尚卻很空洞的「要言妙道」作為道德上的立足點，然後展開它的鋪陳部分。這個簡便的方法，為後來的賦家所利用。只是隨著儒學定於一尊，把「要言妙道」改變為「引之節儉」。
《七發》既奠定了典型的漢代大賦的基礎，又是辭賦中特殊的一支——「七」體的開創之作。清代平步青統計，自枚乘以後到唐代為止，「七」體辭賦有目可查者四十多家；唐以後仍有仿作，只是其中少見出色者。
西漢前期的辭賦家主要活動於南方的諸侯國。愛好辭賦的武帝即位以後，開始在中央宮廷招集文人，以後的歷代皇帝大都學了他的榜樣，使辭賦更廣泛地流播於全國。我們在前面已經說到，武帝時期也是漢賦的極盛期。僅《漢書·藝文志》著錄的這時期的辭賦，就有四百多篇。同時還出現了漢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司馬相如。
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今屬四川）人。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因景帝不好辭賦，無所用，遂免官去梁，從枚乘游於梁孝王門下，孝王死後歸蜀。武帝讀他的《子虛賦》大加嘆賞，把他召到宮廷，他又為武帝作《上林賦》。除了作為宮廷文學侍從，司馬相如還曾奉命出使西南，安撫當地人心。晚年因不滿於自己在宮廷的地位，常稱病閑居。他的賦作，《漢書·藝文志》著錄有二十九篇，大都不傳。
今存者為《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二世賦》六篇。其中《長門賦》、《美人賦》的真偽尚有爭議。
《子虛》、《上林》二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經過賈誼、枚乘，到司馬相如，典型的漢代大賦的體制，由這兩篇賦（也可視為完整的一篇）得到最後的確立。以後大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模擬這二篇賦的體式，在題材和語言方面加以變化。
兩篇賦的內容，也是在一個虛構框架中以問答體的形式展開的。楚國使者子虛出使齊國，向齊國之臣烏有先生誇耀楚國的雲夢澤和楚王在此游獵的盛況，烏有先生不服，誇稱齊國山海之宏大以壓倒之。代表天子的亡是公又鋪陳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游獵的盛舉，表明諸侯不能與天子相提並論。然後「曲終奏雅」，說出一番應當提倡節儉的道德教訓。
司馬相如早年從枚乘游，他的這兩篇賦有明顯繼承《七發》的地方，但又有很大的發展。賦中的登場人物，冠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這樣明白表示虛構的名字，作品的虛構性質就更加清楚了。內容的展開，在《七發》中是「吳客」與「楚太子」的一段段對話，是層層推進的序列式。這種對話形式，來自縱橫家向君主陳述己見的文字，仍然帶有戰國文化的痕跡；在《子虛》、《上林》中，變成三個人物各自的獨白，是相互比較、逐個壓倒的並列式，最終突出了天子的崇高地位與絕對權威，完全是大一統時代的文化。在「諷」的部分，《七發》中作為道德立足點表示精神追求高於物質享受的「要言妙道」，乃是戰國各家各派的學說，這也是戰國文化的余瀾；在《子虛》、《上林》中，變為作為唯一的統治思想的儒家學說，同樣顯示了大一統時代的文化特徵。這些改變，都反映了歷史演進的結果，因此對後來的漢代大賦，也就成為不可動搖的規范。
二賦最突出的一點，是極度的鋪張揚厲，這也反映著時代的精神。漢武帝的時代，物質財富高度增長，帝國的版圖大幅度擴展，統治者的雄心和對世界的佔有慾望也隨之膨脹。汲黯批評漢武帝「內多欲而外仁義」（《史記·汲黯列傳》），司馬相如的「勸百諷一」之賦，同樣如此。它一方面順應儒家思想而取得「外仁義」的道德立足點，一方面順應著統治者膨脹的慾望而成為膨脹的文學。《七發》以二千餘字鋪陳七事，已經是空前的規模；《子虛》、《上林》則以四千餘字的長篇，鋪寫游獵一事。當然不是只寫游獵的場面，而是以此為中心，把山海河澤、宮殿苑囿、林木鳥獸、土地物產、音樂歌舞、服飾器物、騎射酒宴，一一包舉在內。似乎客觀世界的一切，都在作者的關注中。在這里，多種景物、事項統一為整體。相比之下，《七發》的分列描寫竟顯得瑣細了。作者用誇張的文筆，華麗的辭藻，描繪一個無限延展的巨大空間，對其中林林總總、形形色色的一切，逐一地鋪陳排比，呈現過去文學從未有過的廣闊豐富的圖景和宏偉壯麗的氣勢。
毫無疑問，這里渲染了統治階級的奢侈生活，並把他們的物質享受再造為精神享受。但是應該看到，作者以「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巨大時空意識所作的呆板堆砌而又渾厚雄偉的鋪陳描寫，正是展示了中華民族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之際，那種征服世界、佔有世界的自豪、驕傲，展示了那個時代繁榮富強、蓬勃向上的生氣。這里彌漫著令後人不斷回首驚嘆的大漢氣象。
在語言方面，《子虛賦》和《上林賦》也表現出高度的修辭意識與修辭技巧。本來，包括騷體賦在內，辭賦在各種文體中屬於最注重修辭的一類，而《子虛》、《上林》把這一特點推向了極端。司馬相如是位文字學家，他在這兩篇賦中，積極收集與羅列脫離日常生活的陌生而又整齊的詞彙，對每一字每一句都經過精心選擇，完全清除了那些在楚辭里還殘留著的簡單的用語。它的形式也已經不是六字句的重復了。六字句作為賦的傳統句式點綴於賦的重要部分，而為數最多的則是四字句。四字句與三字句、七字句夾雜交錯，顯示了一種只有完成品才能具有的整齊而復雜的美感。總而言之，無論在詞彙方面，還是在句型方面，簡單的成分都已被摒除，表現了對文學的修辭效果的前所未有的努力。
對於這一特點，需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高度修辭化的語言不一定是最成功的文學語言，過多堆砌陌生的詞彙更難免造成艱澀難懂、呆板滯重的弊病；另一方面，盡管有這樣的弊病，作者在修辭方面所作的努力，不但強化了文學作品作為藝術創造的顯著特徵，而且最終對文學技巧的發展成熟，也有著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子虛賦》、《上林賦》的缺陷也非常明顯。把前面已經提及的總結起來，主要就是：誇張失實、文字艱深、羅列過度、呆板滯重。後來的大賦，或多或少都有這樣的毛病，但所謂毛病和長處，卻又是不可分割的東西。去掉這些毛病，漢賦的基本特點也就不存在了。
除《子虛賦》和《上林賦》外，司馬相如的其他辭賦也頗有特色。如《哀二世賦》描寫了旅行途中的自然景象，傷今懷古，開了後來紀行類賦的先河。《大人賦》則描寫了幻想性、傳奇性的自然景色，上繼楚辭的傳統，下開遊仙文學的先河。《長門賦》雖不能肯定是司馬相如所作，但至少是當時宮廷文人圈子中的產物，其中細膩地描寫了皇後的孤獨與悲哀，開了後世「宮怨」文學的先河。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作品。而且上述幾篇，都屬於傳統的騷體賦，表現了司馬相如在辭賦寫作方面的多種風格和多樣才能。
在武帝的宮廷文人中，枚乘之子枚皋（前156—？）與東方朔（前154—前93）是兩個詼諧滑稽之才，身份更接近於宮廷弄臣。枚皋常隨武帝出遊，「上有所感，輒使賦之」，皋則「曲隨其事，皆得其意」（《漢書》本傳）。他寫作速度很快，數量也多，質量卻不高，是一種「詼笑嫚戲」之作，今皆已失傳。枚皋常「自悔類倡」，對自己的地位頗感痛苦。東方朔的命運與枚皋相似，但是他的思想遠比枚皋深刻。他嚮往戰國那樣能夠憑藉才能而出人頭地的時代，也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為，結果卻只能在宮廷中扮演一個滑稽角色。他看到了自己命運的歷史與時代原因。《答客難》一文說到：自己雖有蘇秦、張儀之才，但時代卻非復戰國之舊了。漢武帝逐步削弱了諸侯國，實行徹底的中央集權，這使得原先能夠以客的身份在各諸侯國間自由來去的士們只能完全聽任專制君主的擺布，而在中央集權的專制制度下，文人們的命運是「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這不能不使身懷不羈之才的文人們深感痛苦和絕望。唯一的出路，只是順應這個時代，求得苟且的生存。
《答客難》的出現，說明到了西漢中期，戰國時代的裊裊餘音已徹底消失，在專制制度的一統天下，文人必須作出新的人生選擇。後來，武帝周圍的文人大都不能善終，嚴助被殺，司馬遷受刑……，事實完全證實了東方朔的預感。《答客難》的形式來源於戰國諸子的駁論之文，而發展為一種新的文體。其後從揚雄的《解嘲》、班固的《答賓戲》，直到韓愈的《進學解》、柳宗元的《起廢答》等都仿效其體，名作甚多，可見其影響之大。
漢武帝時期文人對於喪失自由的苦惱與悲哀，也表現在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董仲舒的《士不遇賦》等作品中。這些作品，都採用騷體賦這種適於抒發憤懣感情的體裁。司馬遷是傑出的歷史學家，董仲舒是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但他們在有所作為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感到了與東方朔相似的苦惱，可見這是西漢中期文人由於政治局面與自身地位變化而產生的共同心態。
在武帝時期，除中央宮廷，一些諸侯王的宮廷也仍舊保持著提倡辭賦的傳統，只是其作用已遠不如西漢前期的諸侯王宮廷那樣重要。其中最為興盛的，是淮南王劉安（？—前著錄，劉安本人有賦八十二篇，其群臣有賦四十四篇，數量頗可觀。但今存者僅有題為「淮南小山」作的《招隱士》完整而可靠。這是一篇楚辭體的名作，主題是召喚隱士出山，語言清新流麗，有出色的自然景物描寫，對後來寫兩種不同「招隱」——招隱士出山和招士人歸隱——的文學作品，有顯著的影響。
到了漢宣帝時期，辭賦創作繼續繁榮不衰。宣帝模仿武帝，在宮廷里招羅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漢書·王褒傳》）。當時最著名的辭賦家是王褒。王褒（生卒年不詳）字子淵，蜀資中（今四川資陽）人。他的辭賦，《漢書·藝文志》著錄有十六篇，今存《洞簫賦》、《九懷》、《甘泉宮頌》、《碧雞頌》、《僮約》、《責須髯奴辭》等，其中以《洞簫賦》與《僮約》比較出色。《洞簫賦》是第一篇專門描寫樂器與音樂的賦，王褒之首創，蓋與西漢中期樂府音樂之盛有關，同時，也與宣帝太子（即元帝）喜歡洞簫有關（《文選·三都賦》劉楠林註：「漢元帝能吹洞簫」）。《洞簫賦》的取材深受《七發》第一段的影響，但王褒將之發展為全賦，這無疑擴大了漢賦的題材范圍，開了後世的詠物賦和音樂賦的先河。《洞簫賦》中所描寫的自然景色，與《七發》第一段的類似描寫相比，是更為主觀化和浪漫化的，因而也是一個進步。《洞簫賦》雖多用騷體句，但雜以駢偶句，這也是首開其端的。自此以後，辭賦中的駢偶句也像散文中一樣，漸漸地多了起來。總之，這篇賦在各個方面都頗有獨創性。《僮約》和《責須髯奴辭》都是游戲筆墨，大約都是為了宮廷娛樂的需要而製作的，開了後來蔡邕的《青衣賦》、孔稚珪的《北山移文》等游戲文字的先河。而且，從這兩篇作品，也可以想見今已不存的枚皋和東方朔的「嫚戲」賦的大概面貌。
『伍』 中國古代文學史分期及主要樣式
（1）上古時期；神話傳說
（2）先秦時期：散文（歷史散文、諸子散文）
（3）兩漢時期：辭賦樂府民歌歷史散文
（4）魏晉南北朝時期：詩歌等
（5）唐代時期：詩
（6）宋代時期：詞
（7）元代時期：曲
（8）明清時期：小說
上古時期的神話傳說，
（1）所謂神話，是上古時代的人們，對其所接觸的自然現象、社會現象所幻想出來的藝術意味的解釋和描敘的集體口頭創作。
（2）上古神話的主要內容有：
A、解釋自然現象的：女媧補天、女媧造人、盤古開天
B、反映人類同自然斗爭的：鯀禹治水、後羿射日、精衛填海
C、反映社會斗爭的：黃帝戰蚩尤
（3）記載上古神話的主要作品：《淮南子》、《山海經》、《莊子》等
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
（1）《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西周到春秋時期的詩歌305篇。
（2）在先秦,《詩經》統稱為《詩》或《詩三百》直到漢武帝時期，儒學者將起奉為經典，才名為《詩經》。
（3）《詩經》內容上分為「風」「雅」「頌」三個部分；形式上以四言為主，表現手法為「賦」「比」「興」。
（4）《詩經》的名篇有：《碩鼠》、《伐檀》、《關雎》等。
（5）《詩經》奠定了我國古典詩歌的現實主義基礎。
（6）《詩經》名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一日不見，如三秋兮|靡不有初，鮮克有初
我國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
（1）屈原，名平，字原，戰國時期楚國人，出身貴族。他「博聞強記，明於治亂嫻於辭令」政治上主張修明法度，聯齊抗秦，遭保守派反對，先後兩次被放逐（前——漢北；後——江南洞庭）。公元前278年夏歷5月5日投汨羅江而死.
（2）屈原是我國第一位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他的詩抒發了憂國憂民的情懷得伸展抱負的憤懣。名篇有：《離騷》《天問》《九章》《九歌》等。
（3）《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是一首不朽的浪漫主義傑作，也是我國古代第一首抒情詩（第一首敘事詩是漢代的《孔雀東南飛》）。詩中的名句是：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它奠定了我國古典詩歌的浪漫主義基礎。
（4）我國詩歌史上常有「風騷」並稱。「風」指的是詩經國風，「騷」指的是《離騷》，二者又代表了文學。
我國第二部詩歌總集——《楚辭》
（1）「楚辭」是戰國時期以屈原為首的楚國人在本國民歌基礎上創造的一種新的詩體。
（2）《楚辭》是漢人劉向將楚國屈原、宋玉以及漢代的東方朔、淮南小山和他自己的詩歌編為一個集子。它是繼《詩經》之後的又一部詩歌總集，有詩歌17篇，其中屈原的作品占絕大多數。，
先秦歷史散文
（1）《尚書》：上古之書，記言古史，上自唐虞，下到尚周。作者不詳。今存。
（2）《春秋》：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內容從魯隱公到魯哀公共240多年的歷史。孔子編訂。記事簡單，類似現在的新聞標題。
（3）《左傳》：我國第一部記事詳備的編年體史書，是為春秋做傳的，記事比《春秋》多13年，作者是魯國的史官左丘明。
（4）《國語》：我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內容從周穆王到周貞定王500多年的歷史相傳作者為左丘明。
（5）《國策》：又名《戰國策》，是戰國時期的史料匯編，國別體史書，共12策33篇。西漢劉向編訂。
（6）名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滿招損，謙受益|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亡羊補牢,猶為遲也。
先秦諸子散文，
（1）《論語》：儒家經典。孔子弟子編纂。反映孔子思想（禮治），20篇。孔子，名丘，字仲尼，魯國人，儒家創始人。
（2）《孟子》：儒家經典。孟子著，反映孟子思想（仁政），7篇。孟子，名軻，字子輿，魯國人，儒家重要人物。
（3）《荀子》：儒家著作。荀子著，反映荀子思想（唯物主義），32篇。荀子，名況，後人尊稱「荀卿」，趙人，儒家最後的代表人物。
（4）《墨子》：墨家重要著作。墨子及弟子著，反映墨子思想（兼愛），53篇。墨子，名翟，魯國人，墨家創始人。
（5）《老子》：即《道德經》，道家經典。老子著，反映老思想（無為）81章。老子，名耳，字伯陽，謚曰聃，道家創始人。
（6）《莊子》：即《南華經》，道家經典，反映莊子思想（清凈無為），33篇。莊子，名周，宋國人，道家學派重要人物。
（7）《韓非子》法家重要著作。韓非著，反映韓非思想（法治），55篇。韓非，先秦法家集大成者。
（8）《孫子》：即《孫子兵法》，孫子著。我國第一部軍事理論著作，13篇。孫子，名武，字長卿，齊國人，我國古代軍事家。
（9）《呂覽》：即《呂氏春秋》，雜家代表著作。呂不韋集門人編寫，160篇。呂不韋，韓國商人，曾為秦的相國。
（10）名句：工欲上其事，必先利其器|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君子坦盪盪，小人常戚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鍥而不舍，金石可鏤|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學而不厭，誨人不倦|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可忍，孰不可|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與朋友交，言而有信
漢處著名文學家——賈誼
（1）賈誼，西漢初傑出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世稱賈生、賈長沙，33歲死。
（2）賈誼的著名散文有：《過秦論》、《論積貯疏》、《陳政事疏》。賈誼的著名辭賦有：《吊屈原賦》，《鳥賦》
（3）賈誼共有文章58篇，西漢劉向將其編訂為《新書》。
漢賦發展的三個階段及主要作家，
（1）「賦」是介於詩歌和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屬於韻文。
（2）形成期（漢初---漢武帝）多為書寫悲憤之情的「騷體賦」，有賈誼的《吊屈原賦》枚乘的《七發》等。
全盛期（漢武帝---順帝）多為歌功頌德的長篇「大賦」，有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賦》班固的《兩都賦》和楊雄的《甘泉賦》等。
轉變期（漢順帝---漢末）多為篇幅較小的抒情「小賦」，有張衡的《二京賦》蔡邕的《述行賦》等。
（3）「漢賦四大家」是：楊雄、司馬相如、班固、張衡，
司馬遷與《史記》，
（1）司馬遷，字子長，西漢著名史學家和文學家。二十歲開始漫遊，三十二歲繼父職為太始令，四十二歲開始寫〈史記〉。後因李陵（李廣之孫）降匈奴一事得罪漢武帝受宮刑並下獄。出獄後發憤著書，歷經十多年，完成《史記》。
（2）《史記》，又叫《太始公書》，是我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全書共130篇，52萬余字，分為本紀（12）、世家（30）、列傳（70）書（8）、表（10）五部分，記載了從傳中的黃帝到漢武帝長達三千年的歷史。
（3）《史記》既是史學巨著，又是文學巨著，魯迅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4）司馬遷還有辭賦8篇和著名的散文《報任安書》
（5）名句：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良葯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班固與《漢書》，
（1）班固，字孟堅，東漢史學家、文學家，其父班彪曾撰〈史記後傳〉。班固曾被污入獄，其弟班超替其力辯，出獄後任蘭台史令，奉詔寫史，歷經二十餘年，完成《漢書》。
（2）《漢書》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西漢）。全書共100篇，分為帝記（12）、列傳（70）、表（8）、
志（10）四部分記載了從漢武帝到王莽共229年歷史。
（3）班固還是東漢著名的辭賦家（〈兩都賦〉）。
（4）名句：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漢樂府民歌，
（1）「樂府」是兩漢時期的音樂機構。它的任務有二：一是將文人歌功頌德的詩製成曲譜並演奏，二是採集民歌。後來，樂府就成了民歌的代名詞。
（2）樂府民歌的最大特點是寫現實生活，敘事性強。
（3）樂府民歌的佳作：《陌上桑》，《孔雀東南飛》，《長歌行》等。
（4）《孔雀東南飛》是我國第一首長篇敘事詩（第一首長篇抒情詩是〈離騷〉），它與北朝的《木蘭詩》合稱為「樂府雙璧」。
魏晉南北朝文學
1．魏晉南北朝的詩歌和散文
①「三曹」.「三曹」即曹氏父子曹操、 曹丕、 曹植。曹操的《觀滄海》，曹丕的《蒿里行》，曹植的《名都篇》《白馬篇》《洛神賦》都很有名。
②「建安七子」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
③「竹林七賢」。 阮籍、稽康、山濤、劉伶、王戎、向秀、劉咸
④陶淵明,名潛,字元亮，世稱靖節先生。 《桃花源記》《歸去來辭》《歸園田居》《飲酒》是傳世之作。
⑤此外, 諸葛亮《出師表》、范曄(yè)《後漢書》、陳壽《三國志》、王羲之《蘭亭集序》、劉勰《文心雕龍》、酈道元《水經注》都名垂史冊。
2．魏晉南北朝的小說。
①志怪小說以干寶《搜神記》為代表。 《干將莫邪》。
②軼事小說以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為代表。《周處》。
唐代文學
1．唐詩
①「初唐四傑」：「初唐四傑」是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騰王閣序》膾炙人口。
②詩仙李白，詩聖杜甫，人民詩人白居易。李白，字太白，號青蓮居士。李白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名作有《將進酒》、《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秋浦歌》《靜夜詩》《贈汪倫》等.著《李太白集》。杜甫,字子美，又稱杜工部，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名作有「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別」（《無家別》《垂老別》《新婚別》）《北征》《兵車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等。白居易，字樂天，號香山居士。雙稱白香山，白太傅、白居易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名作《長恨歌》《琵琶行》。
③山水詩人王維、孟浩然。王維字摩詰，一位大詩人，著名「畫家和音樂家」；人們說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名作有《使至塞上》《山居秋暝》。孟浩然是王維密友,名篇有《過故人庄》。
④「邊塞詩人」高適、岑參、王昌齡、王之渙。高適《燕歌行》、岑(cén)參(shēn)《白雪歌》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浙》王之渙《登鸛雀樓》都是名篇。
⑤「小李杜」。李商隱，杜牧，著有《樊川文集》。
⑥「詩中三李」毛澤東同誌喜歡的名篇有《雁門太守行》「詩中三李」為李白、李商隱、李賀。
2．唐代散文。
①韓愈。韓愈，字退之，自號昌黎，又稱韓吏部。韓愈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著《昌黎先生集》。
②柳宗元，字子厚，又稱柳河東。寫了著名的《永洲八記》著有《柳河東集》。
3．唐人傳奇。陳鴻的《長恨歌》傳，李朝威的《柳毅傳》都是較成熟的文言小說。
宋代文學
1．宋詞和宋詩
①以蘇辛為代表的宋詞豪放派。蘇軾，字子瞻，東坡居士，其詩、文、字畫都有極高成就。與其父蘇洵、弟蘇轍號稱「三蘇」。著有《蘇東坡集》。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有《稼軒長短句》。
②以柳永、李清照、姜夔等人為代表的宋詞婉約派。柳永， 李清照， 姜夔。
③偉大的愛國詩人陸游和偉大的民族英雄文天祥。陸字務觀,號放翁，著有《劍南詩稿》。文天祥,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著《文山全集》，名篇有《正氣歌》《過伶仃洋》。
2．宋代散文
①著名的「唐宋八大家」。唐宋八大家是：韓愈、柳宗元、歐陽修、王安石、蘇洵、蘇軾、曾鞏。
②范仲淹，字希文，謚號文正公。 《岳陽樓記》為千古名篇。
3．宋人話本。話本是「說話」藝人的底本.著名話本有《大宋宣和遺事》（內有水滸故事）《三國志平話》（後演進為《三國演義》）。
元代文學
1．元曲四大家
①白樸， 名作有《牆頭馬上》
②關漢卿，號 已齋叟，名作有《竇娥冤》
③馬致遠， 名作有《漢宮秋》
④鄭光祖 ，代表作是《倩女離魂》
2．十大悲劇占其六
①關漢卿的《空頭娥冤》②紀君的《趙氏孤兒》③白樸的《梧桐雨》④馬致遠的《漢宮秋》 ⑤洪晟的《長生殿》⑥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還有⑦馮夢龍的《精忠魂》⑧孟稱舜的《嬌紅記》⑨李玉的《精忠譜》⑩方成培的《雷峰塔》。
3．王實甫和他的《本廂記》。王實甫字德信.《西廂記》的主題是反對封建禮教追求婚姻愛情幸福
『陸』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有什麼特點
《子虛賦》的特點是張揚大國風采，帝王氣象，氣勢恢弘，篇幅較長，與《上林賦》構成姊妹篇，都是漢代文學正式確立的標志性作品。
《子虛賦》是西漢辭賦家司馬相如早期客游梁孝王時所作。此賦通過楚國之子虛先生講述隨齊王出獵，齊王問及楚國，極力鋪排楚國之廣大豐饒，以至雲夢不過是其後花園之小小一角。烏有先生不服，便以齊之大海名山、異方殊類，傲視子虛。
其主要意義是通過這種誇張聲勢的描寫，表現了漢一代王朝的強大聲勢和雄偉氣魄。此賦極鋪張揚厲之能事，詞藻豐富，描寫工麗，散韻相間，標志著漢大賦的完全成熟。
(6)七發道德主題擴展閱讀
《子虛賦》八個自然段，可分為三部分。前三段寫雲夢澤的地理風貌和自然富有，中間四段寫楚王游獵雲夢之樂，最後一段寫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判，歸結諷諫主題。前兩個部分列述奢侈淫游的種種表現，後一部分揭示淫逸奢侈的危害。
子虛以使臣的角色出現，其所陳述的內容，所表達的感受，既是他個人的，同時也與他使臣的身份、使命有直接的關系。他的榮辱之感已同楚國的榮辱緊密聯系在一起。作品中的烏有先生是齊人。雖然他沒有維護齊或代表齊之利益的使命、職責，但談話間卻無不為齊爭辯。
他在誇耀齊之廣大以後說：「然齊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這就不是以朋友的或個人的口吻談話，而是在批評子虛的同時，也於言談間維護齊的威望。作品中的人物已不是單體的個人，他們承載起了群體的感受與意識。
同時，作品內容的展開和人物對話中的沖突，更深刻地展現出不同時代、不同人群間的思想沖突，通過子虛、烏有二人的對話，表現出兩種不同的使命意識。
作品開篇便揭示子虛的身份：他是楚的使臣，出使於齊，受到齊王的熱情接待：「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與使者出田。」畋獵畢，子虛「過詫烏有先生」。二人思想觀念的差異也隨之展開。
在諸侯分立的時代，諸侯交際、聘問的歷史上確實存在各式各樣的明爭暗鬥，使臣與出使國君臣彬彬有禮的交往中存在著對榮譽、利益的挑戰和維護。同時，使臣是否受到尊重及在何等程度上的尊重，則是兩個諸侯國間關系的直接表現。晉趙孟出聘鄭，受到特殊的禮遇，不取決於晉鄭的友好，而在於鄭對晉的依附，在於趙孟執掌晉之政柄，加之以他個人的君子風范和人格魅力。
與之相反的，則是諸侯與使臣交往中一些隱藏在溫文爾雅外衣下的明爭暗鬥。前代諸侯間的爭斗與不快，正是子虛在出使中顯得極為敏感的原因。在《子虛賦》中，大國諸侯恃強凌弱，妄自尊大的強國心理，對使臣的使命意識構成威脅。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這是古代使臣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則。
而不辱君命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情況和形式，特別是大國之間，既要完成出使任務，還要在應對間，宣揚國之長或優勢，顯示其國力，揚威諸侯。這是貫穿於子虛滔滔宏論中的潛台詞，也是構成《子虛賦》中第一個波瀾的主色調。
烏有先生對子虛的回答中不免有為尊者諱，有維護齊之威望的嫌疑。他認為，齊王「悉發境內之士」的畋獵，完全是出於對使臣的熱情，「以娛左右也，何名為誇哉！」否定齊王有炫耀之意。至於說詢問楚的情況，在他看來，也是極其友好的表示：「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都是出於好意。反倒是子虛過於敏感，將友好的接待誤解為比權量力的明爭暗鬥。
烏有先生進而指出，子虛的談話使自己陷入兩難的境地：「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如果他所說屬實，那就玷污了使臣的使命，不僅沒能張顯楚王的德，反而暴露了楚王貪圖淫樂奢侈的缺點。如果他僅僅出於虛榮心而說了謊話，則表明他缺乏誠信，人品操守有虧，作為使臣來說，也是不稱職的。
『柒』 《七發》《子虛賦》《上林賦》內容梗概
西漢枚乘的《七發》，假託楚太子有病，吳客探視，以主客問答形式，寫了一篇規勸文。其意大體是：出入車輦為癱瘓之兆；深宮幽室是寒熱的媒體；妖姬美妾是傷害性命的刀斧；美酒珍餚是傷生的毒葯；太子之疾非葯石可治。注意飲食、走出深宮，到大自然中去，陶冶情操、鍛煉身體才能根治疾病。
《子虛賦》、《上林賦》是司馬相如的代表作，也是漢賦中具有開拓意義和典範作用的成果。這兩篇作品不作於一時。《子虛賦》作於相如為梁孝王賓客時，《上林賦》作於武帝召見之際，前後相去十年。兩賦內容連屬，構思一貫，結體謹嚴，實為一篇完整作品的上下章。
作品虛構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三人，並通過他們講述齊、楚和天子畋獵的狀況，他們對此事的態度，結成作品的基本骨架。
《子虛賦》寫楚臣子虛使於齊，齊王盛待子虛，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獵。畋罷，子虛訪問烏有先生，遇亡是公在座。子虛講述齊王畋獵之盛，而自己則在齊王面前誇耀楚王游獵雲夢的盛況。在子虛看來，齊王對他的盛情接待中流露出大國君主的自豪、自炫，這無異於表明其他諸侯國都不如自己。他作為楚國使臣，感到這是對自己國家和君主的輕慢。使臣的首要任務是不辰君命，於是，他以維護國家和君主尊嚴的態度講述了楚國的遼闊和雲夢游獵的盛大規模。賦的後半部分是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他指出，子虛「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這種作法是錯誤的。在他看來，地域的遼遠、物產的繁富和對於物質享樂的追求，同君主的道德修養無法相比，是不值得稱道的。從他對子虛的批評中可以看出，他把使臣的責任定位在傳播自己國家的強盛和君主的道德、聲譽上。而子虛在齊王面前的所作所為，恰恰是諸侯之間的比強鬥富，是已經過時的思想觀念所支配。因此他說，「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作品通過烏有先生對子虛的批評，表現出作者對諸侯及其使臣競相侈靡、不崇德義的思想、行為的否定。「彰君惡」諸語表現出較鮮明的諷喻意圖。
《上林賦》緊承上篇烏有先生的言論展開，寫出亡是公對子虛、烏有乃至齊、楚諸侯的批評，並通過渲染上林苑游獵之盛及天子對奢侈生活的反省，藝術地展現了漢代盛世景象，表明作者對游獵活動的態度、對人民的關心。
在《上林賦》中，亡是公以「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一語起勢，將全篇的意蘊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在作者看來，子虛自炫物資繁富、奢侈逾度的思想最為淺陋；烏有先生重精神、尚道義，從較高的基點上對它進行了否定。然而，烏有先生談話的思想基點，乃是諸侯國中較有識見的賢臣思想，它與大一統的盛世強國的精神，尚有明顯的高下之別。他明確地指出：
不務明君臣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
針對他們二人共同的失誤給予總體批評，然後筆鋒一轉，以上林的巨麗之美否定了齊、楚的遼遠盛大，使諸侯國相形見絀。作者極寫上林苑囿的廣闊，天子畋獵聲勢的浩大，離宮別館聲色的淫樂。描寫上林苑的文學占據了作品的絕大部分篇幅，它以濃墨重彩，生動地描繪出龐大帝國統治中心前所未有的富庶、繁榮，氣勢充溢，信心十足；通過畋獵這一側面，寫出漢帝國中央王朝在享樂生活方面也獨具堅實豐厚的物質基礎。
在作者的筆下，居於這個龐大帝國統治中心的天子是個既懂得享樂奢侈、又勤政愛民、為國家計之久遠的英明君主。他在酒足樂酣之時，茫然而思，似若有失，曰：「嗟乎，此太奢侈！」盡管如此，這位英主認為自己是以勤於政事的閑暇率眾出獵，奢侈而不廢政務。他擔心後嗣陷於「靡麗」歧途，「往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他不想對後世產生誤導，遂發布了一個同以往設立上林苑迥然不同的命令：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頹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更始。」
這個命令否定上林的巨麗之美，而代之以天下之治。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尚德崇義，按照儒家理想和經典以治天下。作品描繪出一幅天下大治的盛世景象：「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向風而聽，隨流而化。卉然興道而遷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而功羨於五帝。」此處所展現的景象同前面所描繪的上林巨麗之美有著本質的差別。這里不渲染地域的遼闊、物質的饒富、氣勢的充溢，而是突出了道德的、政治的潛在力量和功效。於是，天下大治的理想社會又成為對上林巨麗之美的否定。
在《上林賦》中，作品的宗旨得到進一步升華。亡是公所描繪的盛世景象成為「獵乃可喜」的前提條件。他不再停止於烏有先生所力主的對道義的追求，而是從天子對後世子孫的垂範作用，從天子對人民、對社稷所負使命的角度，看待畋獵之事。他要以自己構想出的盛世藍圖及對畋獵的態度誘導君主，以達到諷諫的目的。
『捌』 東漢時期有個人叫枚乘.寫了一篇叫《七發》的文章。請問內容是什麼
是西漢的枚乘啊。
《七發》的作者枚乘，字叔，江蘇淮陰人，是西漢著名的詞賦家。其主要活動時期是漢文帝和景帝兩代。在吳王劉濞和梁孝王劉武的宮廷里做過文學侍從。他的文筆流暢犀利，思想超凡。但他的作品多已散佚，今僅存《七發》等三篇收在《枚叔集》中，其中就以《七發》最為著名。
枚乘的《七發》是賦體散文，主要內容是假託楚太子與吳客兩個人物之間的對話，論述人生的至高哲理。而文中的「吳客」顯然是枚乘自己的化身。《七發》的全文共分八段，而文章的開頭是：「楚太子有疾，吳客往問之」，接著就從這個「疾」字引發了一連串令人拍案叫絕的議論。吳客在楚太子面前沒有說半句奉承獻媚的話，而是理直氣壯地告訴楚太子：你的病太重了，簡直無葯可醫。其病根就在你天天迷戀於聲色犬馬，玩樂無度，如此庸俗腐朽的物質刺激，造成了空虛的精神境界：於是病魔就在你這個空虛的精神境界中爆發出來。所以使你的精神陷入萎靡不振而不能自拔，最後才奄奄一息，葯石無效。這是文章的首段，提出楚太子的病源何在。接著六段分別從音樂、飲食、車馬、宮苑、田獵、觀濤等生活的角度描述其中的利與害，啟發楚太子樹立正確的人生態度，然後在文章的最末一段就正面的向楚太子提出了養生之道，即所謂「要言妙道」。他提醒楚太子要用精力來與有識之士「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非。」要不斷的豐富自己的知識，用高度的文化修養來抵制腐朽愚昧的生活方式。這樣一說，使楚太子忽然出了一身大汗，「霍然病已」，病全好了。從而證實了《七發》中的「要言妙道」，是治療楚太子疾病的惟一方法。
《七發》之妙，就妙在用藝術形象論述物質與精神的辨證關系。高度的物質文明，如果沒有配合高度的精神文明，這畢竟是一種缺陷，甚至各種「病魔」都會在這個缺陷中滋生繁衍。一個人如此，推而廣之，整個國家民族也是如此。如今，我國的經濟已經迅速的發展，但是精神文明的建設同樣不能忽視。對於有的人倫道德滑坡、貪污犯罪，這種全社會的「公害」，我們不妨也參考一下《七發》中的「要言妙道」。讓那些醉生夢死，萎靡不振的大小官僚也出一身大汗！
『玖』 古詩十九首 名詞解釋
漢代一些文人五言詩，作者已無可考查，後人便把這些無名氏的五言詩稱作「古詩」。內梁昭明太子蕭統容在編《文選》時，收錄了其中十九首，並題作《古詩十九首》。
從此，《古詩十九首》就成了這組無名氏的五言古詩的專有名稱。《古詩十九首》絕大多數是中下層文人的抒情之作，其產生年代約在東漢末期。這些詩雖不是一人所寫，但風格大致相同。
《古詩十九首》，組詩名，最早見於《文選》，非一人一時一地所作，為南朝梁蕭統從傳世無名氏《古詩》中選錄十九首編入。
(9)七發道德主題擴展閱讀
（1）內容上：羈旅行役，相思懷人之苦，是其一大主題。反映了遊子思婦的現實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巨大痛苦。同時，也描寫士人的彷徨失意，有些作品表現出追求富貴和及時行樂的思想。如《涉江采芙蓉》。它在揭露現實社會黑暗的同時，也隱含了詩人對失去的道德原則的追戀。
（2）藝術特色：其具有天然渾成的藝術風格。融情於景，寓景於情，是其一大抒情特色。語言淺近自然，意蘊豐富，即善於錘煉語言，熔鑄典故，把豐富的內涵，納入最簡約的語言之中。
（3）影響：《古詩十九首》是樂府古詩文人化的顯著標志，它的題材內容，表現手法及藝術風格，都對後世詩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勰稱之為"五言之冠冕"。
『拾』 「賦」的文學形式有什麼特點可以成為「賦」的文學作品有哪些
賦，中國古典文學的一種重要文體，雖然對於現代人來說，其遠不及詩詞、散文、小說那樣膾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別在漢唐時詩與賦往往並舉連稱，從曹丕的「詩賦欲麗」和陸機的「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可窺端倪。賦萌生於戰國，興盛於漢唐，衰於宋元明清。在漢唐時期，有隻作賦而不寫詩的文人，卻幾乎沒有隻作詩而不寫賦的才子。建安以後乃至整個六朝時期，對賦的推崇甚至於詩。《史記》中稱屈原的作品為賦，《漢書》也稱屈原等人的作品為賦。後人因推尊《史》、《漢》，所以便把屈原等人作品稱為之賦。賦是漢代最具代表性，最能彰顯其時代精神的一種文學樣式。它是在遠承《詩經》賦頌傳統，近《楚辭》的基礎上，兼收戰國縱橫之文的鋪張恣意之風和先秦諸子作品的相關因素，最後綜合而成的一種新文體。它與漢代的詩文一起，成就了漢代文學的燦爛與輝煌。
賦的來源
「賦」字用為文體的第一人應推司馬遷。在漢文帝時「詩」已設立博士，成為經學。在這種背景下，稱屈原的作品為詩是極不合適的。但屈原的作品又往往只可誦讀而不能歌唱，若用「歌」稱也名不正言不順。於是，司馬遷就選擇「辭」與「賦」這兩個名稱。不過，他還是傾向於把屈原的作品以「辭」來命名，這是由於屈原的作品富於文采之故。而把宋玉、唐勒、景差等人作品稱為「賦」。真 正把自己作品稱為賦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馬相如。而後，到西漢末年，文人們就常以「賦」名篇自己的作品了。 「賦」的名稱最早見於戰國後期荀況的《賦片》。最初的詩詞曲都能歌唱，而賦卻不能歌唱，只能朗誦。它外形似散文，內部又有詩的韻律，是一種介於詩歌和散斆之間的文體。
漢賦是在漢代涌現出的一種有韻的散文，它的特點是散韻結合，專事鋪敘。從賦的形式上看，在於「鋪采擒文」；從賦的內容上說，側重「體物寫志」。漢賦的內容可分為5類：一是渲染宮殿城市；二是描寫帝王游獵；三是敘述旅行經歷；四是抒發不遇之情；五是雜談禽獸草木。而以前二者為漢賦之代表。賦是漢代最流行的文體。在兩漢400年間,一般文人多致力於這種文體的寫作，因而盛極一時，後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漢代文學的代表。
[編輯本段]漢賦的結構
漢賦在結構上，一般都有三部分，即序、本文和被稱作「亂」或「訊」的結尾。漢賦寫法上大多以豐辭縟藻、窮極聲貌來大肆鋪陳，為漢帝國的強大或統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贊歌，只在結尾處略帶幾筆，微露諷諫之意。
[編輯本段]漢賦的類別
漢賦分為大賦和小賦。大賦又叫散體大賦，規模巨大，結構恢宏，氣勢磅礴，語匯華麗，往往是成千上萬言的長篇巨制。西漢時的賈誼、枚乘、司馬相如、揚雄，東漢時的班固、張衡等，都是大賦的行家.小賦揚棄了大賦篇幅冗長、辭藻堆砌、捨本逐末、缺乏情感的缺陷，在保留漢賦基本文採的基礎上，創造出篇幅較小、文采清麗、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趙壹、蔡邕、禰衡等都是小賦的高手。
[編輯本段]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於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由於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後期便已經產生了。最早寫作賦體作品並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雲》、《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後人偽托，尚無定論。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後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於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誇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正由於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後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徵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後，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於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後來那種純然出於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於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誇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像，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志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於漢文帝、景帝時期，死於武帝初年。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於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葯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遊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雲構,誇麗風駭。」（《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後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餘篇，作者60餘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裡，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借口下產生了。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於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制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誇耀於前,又諷諭勸戒於後,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復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獵賦》。這兩篇以游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游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誇張的描寫，而後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在賦的末尾，作者採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後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誇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後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遊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並無新意。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後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後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於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後世常以「揚、馬」並稱，原因即在於此。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願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後世述志賦頗有影響。《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於貧困,鄙視「貧富苟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於蕭統編纂《文選》列於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游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並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東漢中葉以後，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征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這種情況的出現始於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於「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於平易流暢。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徵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誇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稍後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於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盡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編輯本段]賦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賦是繼《詩經》、《楚辭》之後，在中國文壇上興起的一種新的文體。在漢末文人五言詩出現之前，它是兩漢四百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封建時代的詞章家非常推崇漢賦，但他們奉為漢賦正宗的卻是枚乘、司馬相如、揚雄及班固、張衡等人的大賦，但也正是這些大賦，在思想和藝術形式上表現了較多的局限性。西晉的摯虞在《文章流別論》中批評說：「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他所謂「今之賦」就是指漢代興起的大賦。他認為它們「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摯虞對漢賦的社會作用以及藝術上的某些根本缺陷所作的批評，是切中要害的。
漢賦，特別是那些大賦，盡管有著如上所述的缺點，在文學史上仍然有其一定的地位。
首先，即以那些描寫宮苑、田獵、都邑的大賦來說，大都是對國土的廣闊，水陸物產的豐盛，宮苑建築的華美、都市的繁榮，以及漢帝國的文治武功的描寫和頌揚，這在當時並不是毫無意義的。而賦中對封建統治者的勸諭之詞，也反映了這些賦作者反對帝王過分華奢淫靡的思想，表現了這些作者並非是對帝王貴族們毫無是非原則的奉承者和阿諛者。盡管這方面的思想往往表現得很委婉，收效甚微，但仍然是不應抹殺的。
其次,漢大賦雖然炫博耀奇,堆垛詞藻，以至好用生詞僻字，但在豐富文學作品的詞彙、鍛煉語言辭句、描寫技巧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安以後的很多詩文，往往在語言、辭藻和敘事狀物的手法方面，從漢賦得到不少啟發。
最後，從文學發展史上看,兩漢辭賦的繁興,對中國文學觀念的形成，也起到一定促進作用。中國的韻文從《詩經》、《楚辭》開始,中經西漢以來辭賦的發展,到東漢開始初步把文學與一般學術區分開來。《漢書•藝文志》中除《諸子略》以外,還專設立了《詩賦略》,除了所謂儒術、經學以外,又出現了「文章」的概念。至魏晉則出現了「詩賦欲麗」(曹丕《典論•論文》)，「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陸機《文賦》）等對文學基本特徵的探討和認識，文學觀念由此日益走向明晰化。》
漢賦在流傳過程中多有散佚，現存作品包括某些殘篇在內，共約二百多篇，分別收錄在《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等書中。
[編輯本段]漢賦的主要代表
司馬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大人賦》《哀二世賦》《長門賦》《美人賦》
枚乘：《七發》（楚辭體）《柳賦》《梁王菟園賦》
賈誼：《鵩鳥賦》
揚雄：《河東賦》《校獵賦》《長楊賦》
王褒：《洞簫賦》
班婕妤：《自悼賦》
劉向：《九嘆》
劉歆：《遂初賦》
班固：《兩都賦》
班彪：《北征賦》
賦是介於詩、文之間的邊緣文體
在兩者之間，賦又更近於詩體。從漢至唐初這段時期，賦近於詩而遠於文，從主題上看，楚辭體作品主題較為單一，多為「悲士不遇」。而其形式也比較固定，都是仿效屈原作品體式，象屈原那樣書寫自己的不幸與愁思。 屈原的《招魂》全篇的鋪張誇飾，對漢大賦的影響不言而喻。賦自誕生之日便 帶有濃厚的文人氣息，這就是受楚辭影響極深的原因。騷體賦，多採用楚辭的「香草美人」的比興手法，也常繼用了楚辭的「引類譬喻」 手法。
賦與詩的盤根錯節，互相影響從「賦」字的形成就已開始。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更出現了詩、賦合流的現象。但詩與賦必竟是兩種文體，一般來說，詩大多為情而造文，而賦卻常常為文而造情。詩以抒發情感為重，賦則以敘事狀物為主。清人劉熙載說：「賦別於詩者，詩辭情少而聲情多，賦聲情少而辭情多。」
漢賦的體式
即騷體賦、四言詩體賦和散體賦（或稱大賦）。從賦的結構、語言方面看，散體、七體、設論體、及唐代文體賦又都比較接近於散文，有的完全可歸於散文的范疇。賦的似詩似文的特徵，與現代文學中的散文詩有些相像。
特點
：一、語句上以四、六字句為主，並追求駢偶；二、語音上要求聲律諧協；三、文辭上講究藻飾和用典。 排偶和藻飾是漢賦的一大特徵。經歷長期的演變過程，發展到中唐，在古文運動的影響下，又出現了散文化的趨勢，不講駢偶、音律，句式參差，壓韻也比較自由形成散文式的清新流暢的氣勢，叫做「文賦」。
駢文受賦的影響很大，駢比起於東漢，成熟於南北朝。在文章中廣泛用賦的駢比形式，是漢代文人的常習。以至於有些以賦名篇的文章都被人視作駢文。象南朝劉宋的鮑照的《蕪城賦》、謝惠連的《雪賦》及謝庄的《月賦》等。
詩和賦的區別
賦，是由楚辭衍化出來的，也繼承了《詩經》諷刺的傳統。關於詩和賦的區別，晉代文學家陸機在《文賦》里曾說: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也就是說，詩是用來抒發主觀感情的，要寫得華麗而細膩；賦是用來描繪客觀事物的，要寫得爽朗而通暢。陸機是晉代人，他的話說出了晉代以前的詩和賦的主要特點，但不能作機械的理解，詩也要描寫事物，賦也有抒發感情的成分，特別是到南北朝時代抒情小賦發達起來，賦從內容到形式都起了變化。
階段
賦，除了它的源頭楚辭階段外，經歷了騷賦、漢賦、駢賦、律賦、文賦幾個階段。
漢賦四大家
司馬相如、楊雄、班固、張衡四人被後世譽為漢賦四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