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進行時壓力大

㈠ 十大律師事務所

十大律師事務所：

1、金杜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3年

金杜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3年，是國內規模較大的、較早從事涉外法律服務的綜合性律師事務所，旗下共擁有分布在全球20多個國家的2400多名專業律師。

2、大成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2年

大成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2年，是國內成立時間較早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在全國共擁有40多家辦公室，專注於為廣大客戶提供專業、優質、便捷的法律服務。

3、中倫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3年

中倫律師事務所創立於1993年，是國內規模較大的律師事務所之一，旗下擁有2100多名專業律師，專注於為客戶提供高質量的法律服務，業務范圍缺橋知遍及全球60多個國家。

4、君合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89年

君合律師事務所創立於1989年北京，是國內成立時間較早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旗下擁有大批高質量的專業律師團隊，其服務在行業中一直有著良好的口碑。

5、錦天城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9年

錦天城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9年上海，是國內專業服務能力最強的綜合性律師事務所之一，主要提供證券、銀行、金融、國際貿易等多個領域的法律服務。

6、盈科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2001年

盈科律師事務所創立於2001年，目前已在全國擁有70多家辦公室，服務范圍遍及全球80多個國家，業務范圍涵蓋國際貿易、公司、房地產等多個領域。

7、國浩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8年

國浩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8年，是中國規模較大、最專業的法律服務機構之一，在國內外30多個城市設有分支機構，服務質量以優質、高效、專業著稱。

8、德恆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3年

德恆律師事務所創建於1993年北京，是北京十大律師事務所之伏消一，自成立於以來，一直致力為海內外客戶提供優專業、高效的法律服務，服務范圍遍及中國和世界160多個城市。

9、方達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93年

方達律師事務所成立於1993年，主要提供銀行、公司、稅務等咨詢服務和重大交易、糾紛法律服務，並且同時提供中國法和香港法律服務，其辦公司主要分布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

10、環球律師事務所

成立時間：1984年

環球律師事務所創建於1984年，是改革開放後成立的知名大型綜合律師事務所，業務范圍涵蓋銀行、保險、消鄭證券、投資等多個領域，憑借著豐富的執業經驗贏得了國內外客戶的贊譽。

㈡ 溫成龍的個人簡介

都說醋海翻波，網名叫「鍾愛一生」的溫成龍面對前女友的現任男友就是因妒成恨，動了刀子，致使其不治身亡。警方通過《法治進行時》公開通緝溫成龍。節目播出後，迫於心理壓力，溫成龍在案發後28天向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在逃亡的28天時間里，只有19歲的溫成龍長出了許多白發。同所有逃亡的犯罪嫌疑人心理感受一樣，溫成龍說，他擔心害怕，天天做噩夢，看到節目後，他的心裡壓力就更大了，就回來自首。
溫成龍,1988年生, 19歲時已經擁有200多個女朋友,而且她們彼此知道溫成龍有其他女朋友,還執迷不悔。在他被捕後5名女友一道集體前往探視

㈢ 徐滔北京電視台台長的丈夫是誰

徐滔丈夫是北京電視台副台長張曉海。據悉,目前三台合並,這兩口子分到了不同的單位,日後見面應該還有機會!
回答一下吧謝謝嘍呵呵就好可愛的寶寶在這里~是我老公。挺好看你加油哦。嘿嘿。

㈣ 對法院「執行難」的思考心得

法院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和進行對於提升執行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作用，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對法院“執行難”的思考心得，供大家學習和參閱。

關於法院“執行難”的思考心得

**市人民法院執行工作緊扣執行機制建設、執行專項活動具有重要、執行規范運行以及兩權改革的工作重心，內強管理、外求聯動，不斷加大執行力度，提升執行效率和效果，更加註重化解執行積案、加強執行和解工作，使執行工作整體水平得到一定提升。2011年至今，**法院共受理執行案件1523件，已執結1461件，執結率達95.9%，實際執行率達71%，執行到位率僅55.8%。

執行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一是被執行人難找、執行財產難尋的問題突出。由於**地廣人多、山區與平原並存，地處偏遠山區的鎮較多的特殊性，**市的經濟發展現狀，以及全國各地區間就業、生活壁壘日益減少的大環境下，造成人員流動性較大，當地人到異地務工的現象較普遍。但相應的流動人口登記信息管理方面的配套措施尚不健全，造成在人員戶籍登記住所所在地根本無法查找到當事人。另一方面，由社會誠信觀念的缺失，被執行人因為欠債，更是想方設法的外出躲債，轉移、隱匿財產。因此被執行人難找、財產難尋成為開展執行工作的較大阻礙。

二是申請執行人在財產調查中積極性不高，被執行人報告其財產狀況的主動性較差，使法院財產調查任務繁重。財產調查一直是發現債務人財產的主要途徑，由於在民訴法中，關於申請執行人提供被執行財產或財產線索義務的條文和被執行報告其財產狀況的規定都過於籠統，且並未規定違反義務所應承擔的後果，造成可操作性不強。同時，未建立嚴格的財產申報制度，未賦予申請執行人提供執行財產及線索的義務，使申請執行人在財產調查中積極性不高，把所有的財產調查任務推給法院。但僅僅依靠法院執行人員的力量根本無法滿足執行財產調查的實際需要，使得財產調查任務繁重，執行案件也因此而不能得到解決，其結果反而使許多案件不能及時執結，影響執行效率和效果。

三是執行手段的缺乏，當事人對執行工作不理解，使執行信訪問題仍然存在。執行程序中是否能夠找到債務人的財產，直接影響到執行的實際效果，影響到債權人的債權最終是否能夠得到實現。被執行人履行能力和法院執行手段的反差，使得在被執行人無履行能力而人民法院又窮盡各種執行手段後，仍無法執行到位。由於當事人對法院執行工作的不理解，以及對法院工作的很多申請人仍持有法院應當對案件絕對包乾的態度，不提供被執行人的財產，只管一紙申請書送到法院，就要求拿錢，不問造成案件無力執行的原因，全把責任推到法院，因此而所產生的涉執信訪情況也較多。截止今年6月，在**市人大法工委反映執行信訪達5件次。

化解“執行難”問題的思考

一是執行聯動威懾機制有待進一步深入。法院與工商、國土、房管、公安、稅務、金融等部門執行聯動，使該項機制制度化。執行聯動機制的良性運行和切實發揮作用，不僅需要法院發揮主力軍作用，創新執行方式方法，進一步提高自身執行水平和能力。還需要在如何讓聯動機制“動”起來上下功夫，需要各協作單位切實增強協助執行意識，加強領導、落實責任，結合部門工作實際，制定具體的工作制度，積極協助法院解決具體問題，積極參與、密切協作、排除阻力、形成合力。與法院一道營造齊抓共管的執行工作局面，真正實現信息共享，充分發揮職能作用，確保執行聯動機制切實發揮作用，促進執行工作向前發展。

二是執行工作管理機制上仍需加強。法院在提升執行案件質量、效率和效果問題上，立、審、執兼顧工作機制尚未完全建立，控制和監督力度還不夠。個別承辦人拖延辦案、消極辦案的現象仍存在。尤其是在財產評估和拍賣過程中，涉及委託、公告等程序時，呈現出辦案周期長、工作效率低的特點。目前，對執行工作和執行人員的工作成效評價和獎懲機制未真正形成，沒有全面反映出執行工作的內在特點，在鼓勵先進，鼓勵多辦案、辦好案方面，效果不明顯，造成有個別承辦人辦案消極，不注重辦案均衡度，出現長時間不結案和突擊結案現象。

三是執行救助有待落實。**地域的特殊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和經濟受地震影響等現實狀況，以及執行案款因多種原因無法到位等原因，導致一部分申請人生活相當困難，因此成立並落實執行救助基金，解決申請人的實際困難具有現實意義。此類情況，在無任何保險保障的交通事故人身損害賠償案件中尤為突出。雖然，目前已經基本建立執行救助金制度，但是因各方面原因使該項制度的落實情況還不夠理想，尚有符合救助條件而未得到救助的情況存在。

關於法院“執行難”的思考心得體會

執行工作的順利開展對維護司法權威，實現司法為民，創建和諧社會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但目前，“執行難”以成為一個社會廣泛關注的話題。這既有社會法治意識不強和外部執行環境不佳等客觀方面的問題，又有法院執行工作自身建設存在的主觀方面問題。

一、社會法治意識不夠強。

1、被執行人法律意識淡薄。自覺履行生效法律文書的意識還比較淡薄，藐視生效法律文書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不自覺履行的現象比較普遍。相當一部分被執行人明明有履行能力，卻想方設法採用各種手段規避執行，有的採取轉移、隱匿、處分財產規避執行;有的長期外出，下落不明，惡意逃債的情況頻頻發生;有的利用公司法人制度規避執行，有的利用虛假訴訟、惡意訴訟規避執行等。

2、被執行人以各種方式干擾執行。被執行人通過各種關系找人說情，有的利用特殊身份或背景干擾執行，有的煽動親屬朋友、單位職工或不明真相的群眾上訪、起鬨鬧事、圍攻執行人員甚至暴力抗法，有的抵觸情緒大，採取哭鬧甚至楊言自殺威脅執行人員等，想方設法給執行工作設置障礙，使法院的執行工作陷入窘境。

3、申請執行人法律風險意識比較薄弱。對執行工作不了解，對法院執行結果寄予過高的期望，把“債權實現”認定為法院執行工作的職責，只要執行沒有完全實現他的債權，便怨聲載道;有的權利人不積極向法院提供執行線索或不配合法院的執行工作，甚至在法院提示其依法申請財產保全的情況下，仍無動於衷，結果使債務人轉移財產，無法追查。

二、外部執行環境不夠佳。

1、社會信用體系尚未建立健全。目前，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備的社會信用體系，信用信息分割和壟斷，財產登記和市場監管制度不完善，信用懲戒機制不夠健全，失信成本過低，縱容和助長了被執行人的種種失信觀念和行為。我國央行徵信系統建設還未能與法院執行案件信息管理系統實現有效聯接，被執行人不履行義務的污點信息沒有被錄入徵信系統。全國法院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信息公布與查詢平台，雖已開通，我縣也公布的失信被執行人15例，成為配合法院執行的一把利器，但“失信者黑名單”未定期在本地向社會公布，也未向本地有關單位定向通報，社會知曉度不高，懲誡效果不明顯。

2、司法評估、拍賣工作有待改進。法院對委託的中介機構監督僅限於程序上，難於對實體進行監督;有的評估結果自相矛盾，如同家評估機構先後兩次對我縣聚龍閣大酒店的評估結果很滑稽：第一次，只對主樓進行評估，結果是6千多萬元，第二次對主樓+附樓一起評估，結果只有5千多萬元;有的評估只根據賬面數字做，不與實物核實，評估結果與實際不相符，常使案件當事人產生質疑，進而對執行工作不予配合;有的執行案件雖然財產被查封，但因評估價格離譜，容易導致“流拍”，財產拍賣、變賣不能變現，影響了案件的執行效率;有的評估機構在收費標准上往往頂格收費，這與當事人自行委託中介機構的收費標准差距較大，給當事人帶來不小的經濟壓力。

三、法院自身建設不過硬。

1、法院內部工作機制待進一步完善。一是立案、審判、執行之間的協調還需要進一步加強，少數案件審判與執行相脫節，裁判質量不高，被執行人抵觸情緒大，影響了案件的順利執行;個別審判人員缺乏全局觀念，在案件審理階段，往往出現在立案和審判環節採取財產保全措施不力，造成有的案件執行被動。二是對裁決權、實施權分立運作的工作機制雖已建立，但在實際工作中，由於執行力量不足，仍有經辦人員“一桿子到底”、“兩權合一”等現象。三是執行工作的透明度仍不高，有的案件雖然中止或執結，但遲遲不告知當事人，以致當事人對法院公信度產生懷疑。四是對申請執行人有提供財產線索義務和執行風險意識告知有時做得不夠，或告知不明確，使部份申請執行人對執行工作不了解。

2、執行效率亟待提高。在二家申請執行案件較多的單位調研時發現，實際結案率和執行到位率很低。2012年以來，我縣計生委共申請徵收社會撫養費案117件，執行標的590萬元，已執結29件，執結率為24.8%，已執行金額26、7萬元，執行到位率僅為4.5%。2012和2013兩年，我縣農村商業銀行共申請執行案件31件，執行標的1920萬元，已執結的僅2件，執結率僅為6.5%，已執行金額14.63萬元，執行到位率僅為0.76%，執行效率不高已成為不爭的事實。

3、法院內部考核還不夠科學合理。法院系統績效考核工作在評價法院和法官工作等方面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在司法實踐中，也出現了一些不良傾向，亟待引起重視：一是為了追求“辦案數”指標，存在“分立分執”等現象。如：一戶多筆貸款需要拆分為若干個案件立案，執行階段同一被告的幾起案件不能一次性申請執行，申請執行分期還款的裁判文書時硬性要求分期申請執行等。二是為了追求結案率，存在人為突擊結案情況，如：以“找不到被執行人”為由要求申請人“撤訴”、力促當事人達成“犧牲申請人部分權益”的和解協議等;三是結案標准存在偏差，存在不當終結等問題。縱觀我縣結案方式，大部分案件是以“達成執行和解協議”方式結案，由於法律規定“達成執行和解協議並已履行完畢”的才可以結案，所以，對未履行完畢或部分履行的，嚴格講是不能按結案處理。這樣做，雖然大幅度提高了執結率，但“執行難”問題並沒有實質改變，高執結率掩蓋了低執行水平，呈現出“案結事未了”現象。

4、隊伍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就全國情況來看，各地法院普遍存在重審輕執現象，執行人員數量低於要求的標准，現有人員年齡大、學歷低、能力差，人員結構復雜，素質參差不齊，我縣也不同程度的存在上述類似情況。一是執行力量與繁重的執行任務不相適應，案多人少矛盾比較突出。二是少數執行人員素質偏低。有的缺乏執行技巧，不能窮盡執行措施和執行辦法，採取措施不及時，把握時機不準確，執行效率不高;有的做群眾工作、化解矛盾的能力不夠強，致使有的案件沒能達到最佳執行效果;有的對待當事人用語不文明，態度生硬，有時還出現不耐煩或不負責的答復;有的執法力度不夠，有怕得罪人的想法，有消極畏難情緒，遇到困難繞著走，致使案件久拖不結。

關於法院“執行難”的思考心得

“執行難”問題一直是司法界一個熱點話題,對該問題的研究成果很多。這些研究成果大多涉及執行方法層面的解讀。然而，這些方法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被執行人難找、被執行財產難尋、協助執行部門難求、被執行財產難動”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制度層面的頂層設計，需要相關部門統籌協調，共同發力，才能解決問題。本文結合審判實踐中的執行工作現狀，查找出民事案件執行難的原因，進而提出相應的對策，以期待能夠更好的解決人民群眾關注的執行難題。

當前，雖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我國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具備了堅實基礎。然而，民事案件執行工作的主體是人民法院，做好法院執行工作卻並非法院一家之力所能完成。在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社會背景下，如何更好地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得以實現?如何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最大限度的實現?如何保障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以最有效的方式和最高的效率來實現?如何通過法律監督的形式減少“執行難”的障礙?如何確保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既是人民法院改革的重點、難點問題，也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對這些問題的研究將對法院執行工作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一、基層法院民事執行案件現狀

1、案件不斷上升趨勢明顯。2013年某基層法院共新收執行案件2542件，結案1434件;2014年共新收執行案件3620件，結案2283件;2015年上半年，共新收執行案件2443件，結案1606件;案件不斷上升趨勢明顯。

2、案件標的不斷增大。2013年某基層法院執結案件標的額4650.75萬元;2014年執結案件標的額8542.63萬元，2015年上半年執結案件標的額6846.50萬元。

3、關鍵指標全市呈現不均衡狀態。以實際執行案件數和實際執行率為准,全市法院實際執行率在60%以上的有兩家[?]。實際執行案件執行率大多在30%左右徘徊。

4、執行隊伍人員分布不一。以全市法院執行局為例，法院配備執行隊伍最多的達到84人，部分法院在20人左右,多數法院執行隊伍人員在30-40人左右。

5、信息化建設標准利用率有待提升。自省高院下文要求全省法院建設執行信息查控系統以來，各基層法院利用高科技建設平台，分別配置了執行服務中心和查控中心。但是高科技的利用率值得商榷，全市法院依照“人海戰術”打擊老賴的方式還占很大比重。

6、執行信訪案件不斷增多。當前民事案件執行難是一方面，但是執行信訪問題也在不斷突出，以某基層法院為例，執行信訪案件佔到全院信訪案件的60%以上，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思考，是執行方式有待提高，還是當事人纏訪、鬧訪較多。

7、執行外部環境不斷惡化。由於大部分基層法院執行依靠的是人海戰術的“凌晨執行”和“集中執行常態化”，在現有的高科技技術條件下，部分被申請人不是積極尋求履行義務，而是故意製造網路輿情，壓製法院打擊老賴的積極性。部分老賴利用手機和電腦，製造法院執行混亂的假象，暴力抗拒的局面時有發生。

8、執行聯動機制缺乏強有力的懲戒措施。雖然全市法院與工商、稅務、民政等十多家單位建立了執行聯動機制，但是僅僅依靠法院一家主動作為很難達到完全的合力。與基層派出所的聯動需要更多的支持和配合,才能打擊老賴的囂張趨勢，對於部分單位人員不配合或延誤配合的情形缺乏典型案件的打擊報道，進而放縱了對老賴的打擊。

二、民事執行難的成因分析

1、被執行人無執行能力是最大的困擾。在當前的社會矛盾突發時期，特別是一些民間借貸案件，如果被申請人有履行能力，這些建立在人情、親情、友情基礎上的案件就不會到法院解決。部分被申請人沒有可供執行的財產，通過查控等手段仍找不到可供執行的財產，這些案件只有常年累積在法院，成為雞肋，群眾不滿意，法院無能為力。

2、社會誠信體系的缺失造成人心不古。由於我國法律打擊“老賴”缺乏強有力的懲戒措施，造成部分老賴轉移財產，拒不履行法院生效判決，部分群眾缺乏事前的法律意識，事後想到用法，但是法律解決不了時，往往抱怨法院的工作不作為，沒有想到法不是萬能的。

3、案多人少的壓力在不斷製造矛盾。當前司法改革的情形下，部分基層法院執行人員長期面臨未結案件在100件以上運轉，執行力量有限，物力、財力跟不上，案件在不斷增多，矛盾越來越突出，群眾的不滿意不是針對老賴，而是轉向法院的執行人員，問題導向明顯存在錯誤。

4、錯誤的執行依據造成信訪的惡果。“有的據以執行依據的裁判不公、仲裁裁決錯誤、行政決定失准，給執行工作增加難度。”[?]部分案件的執行依據是公證債權文書或者是法院的判決有失誤，造成執行回轉或者是案件進入再審程序，當事人抓住法院的問題不放，成為信訪案件的突出集合點。

5、執行工作法治理念缺乏實體性的規則。當前執行工作僅僅依靠執行程序，簡單說就是為了執結案件，在案件執行過程中缺乏應有的法治理念，僅僅是為了申請人的利益為動力，沒有上升到法治社會治理國家的管理模式之中，造成部分案件為結案而結案，不能將案件可能引發的社會矛盾囊括其中，問題不斷顯現。

6、信息化時代信息共享機制不順暢。由於當前的執行信息不對稱、造成群眾和法官的信息不流通，群眾查找到的房產或者財產，早已轉移他人或者不在申請人名下。部分單位不能及時提供被申請人的有利信息，造成法院的執行工作被動而為，始終存在某種障礙。

7、執行監督機制不健全引發執行亂世之局面。由於當前的執行模式是簡單的依靠人海戰術，依靠執行法官個人力量去執行,我們不是貶低這種執行方式，更是一種深深的思考，如何減少用人去執行的方式才是解決問題的妙招。人海戰術的執行方式存在辦案法官思維受限，我認為這個案件重要我就快速辦理;我認為這個案件申請人比較煩，我就是不理,案件久拖不執。檢察機關不能及時介入，造成部分案件長達幾年、十幾年執結不了的問題仍然存在。

8、執行工作保障機制不完善，法官人身安全難以保障。在當前的矛盾多發時期，部分極端群眾不思考問題出在哪裡，老想著法官有問題，造成法官辦理案件越多、矛盾越多、投訴越多，部分法官不想辦案、不願辦案、不敢辦案的局面時有發生。對於執行突發事件，基層法院給予法官的保障難以讓執行法官為其自願奉獻一切去工作。

9、部分行為難以執行，絕非法院本身所能為。現實中部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案件，在執行階段，被執行人長期服刑無能力來履行民事義務;部分案件如探望權案件，對孩子的人身是很難依靠法院的強制執行來完成的，這些社會問題不能完全歸納到法院的執行之中。

10、執行權缺乏必要強有力的保障手段。曾經和很多執行人員聊過，如果法院執行權有基層派出所那麼大的權力，我們還愁案件辦不下去嗎?實際中，執行權無法媲美公安機關的行政權力，甚至是刑事權力，在此情形下,老賴很難心肝情願自動去履行義務。

三、破解執行難的對策建議

1、構建一個統一的社會各職能部門參與案件的信息共享平台。可以參照宿遷市四屆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通過《宿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健全和完善執行聯動工作機制的決定》，其具體內容為：“《決定》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內容：明確執行聯動部門。公安、財政、衛生計生、民政、住房城鄉建設、稅務、新聞媒體、人行、銀行監管、企業注冊登記管理、投資項目管理、招投標管理、不動產登記管理、規劃管理、住房公積金管理、社會保險或養老保險經辦、房屋徵收、金融等部門、機構，應配合法院健全和完善執行聯動工作機制。細化執行聯動措施。政府及有關聯動部門、機構對失信被執行人進行信用懲戒;公安機關協助查找被執行人或被執行財產、對被執行人採取強制措施;不動產登記管理部門協助辦理不動產的查詢、查封、過戶登記等事項;規劃管理部門協助查詢有關項目的規劃審批情況;企業注冊登記管理部門協助查詢有關企業的注冊登記情況或凍結、變更股權等事項;銀行等金融機構協助辦理查詢、凍結、扣劃，為拍賣資產的買受人提供相應的貸款服務;財政部門、民政部門做好執行救助。落實執行聯動責任。市、縣(區)人大常委會應當依法督促相關單位在法定職責范圍內配合人民法院健全和落實執行聯動機制。協助執行單位如對人民法院採取的執行措施有異議，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核查建議，但不應當拒絕或者拖延採取相應措施。對協助單位拒不履行法定協助義務的行為，或者為被執行人轉移財產提供方便或者轉移財產的，人民法院將嚴格追究其法律責任。”[§]其實徐州法院系統早就出台《關於集中執行常態化實施意見》、《全市法院執行局互相委託拘留、拘傳被執行人實施意見》等相關文件，實踐中也都在運用這些文件，也曾和市政法委、市公安局聯系下發《關於建立公安機關協助人民法院拘留被執行人、扣押機動車輛相關聯動機制的意見》，但是我們還缺少法院為主的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設，各單位、各部門全力協助執行,信息暢通有無,執行工作才能將老賴無處可藏。

2、構建一個統一的社會誠信體系。執行難作為一個社會問題，不是法院一家單位所能解決的，早在2012年5月1日，徐州市人大常委會就通過了《關於加強人民法院執行聯動工作的決定》,每年人大常委會主任也到各個基層法院檢查執行聯動機制實施狀況，但是我們更希望全社會能夠盡快建立社會誠信體系，讓失信者寸步難行。這方面，徐州睢寧法院走在了全市法院的前列，值得我們去學習，更值得我們思考的是這個誠信體系的牽頭羊是誰更合適一些，只有如此，我們執行難問題才能早日解決。執行工作是人民法院的一項重要工作，但要做好這一工作僅有法院自身的努力是不夠的。如果沒有司法體制上的頂層設計，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執行難”恐怕只能是一個夢想。在實際執行工作中，被執行人逃避法律文書確定的義務，千方百計躲避執行，就其深層次的原因實際上就是反映了市場主體信用觀念和信用制度的相對缺失，現階段，雖然我國一直致力於誠信體系建設，然而，由於缺乏國家層面的、涵蓋社會各行業、各層面的誠信平台建設，導致各種信息不能有效共享，從而使得人民法院對被執行人不能採取有效的執行措施，無形中縱容甚至助長了這種失衡觀念和行為的滋長和蔓延。

3、形成一個依法、守法的社會環境。我國民事訴訟法規定的查封、扣押、扣劃、凍結、搜查、拍賣、司法拘留以及追究刑事責任等法律手段，與法律制度完善的國家在執行手段上沒有什麼本質區別，但是我國執行卻非常難，究其原因是我國社會發展程度不高,守法環境不暢,法治的權威尚未真正建立起來。當事人自動履行率低，在利益博弈中，被執行人選擇了對法律權威的漠視，把生效的法律文書不當一回事，失信成本低甚至無成本可言。法律沒有讓不講信用的人，付出相應的代價。只有形成人人遵守法律，人人依法辦事的局面，讓失信行為的企業和個人，在市場准入、招投標、承攬工程、信貸、住房貸款、子女就學、就醫、公司注冊登記等方面難以生存，形成威懾力，才能為解決執行難問題提供良好的法治環境。

4、構建完善的司法監督體系。解決“執行難”問題，需要法院自身加強建設，規范執行行為，加強監督，與此同時深化檢察機關監督制約機制。“建立健全內部監督制約機制，是執行工作長效機制的一項重要內容，執行工作監督制約不力的問題仍然突出”[**]。執行中存在消極執行、拖延執行、辦關系案、人情案等現象不時出現，甚至由於極個別執行人員不廉潔行為，損害了法院公正的形象，使得案件執行更難。這就需要加大廉政制度建設，同時也需要各種監督，讓執行工作更加透明、陽光。法院執行工作要做到強化執行質效。(1)限時執行。從立案移送執行到送達文書、作出裁決、採取強制措施等實行備案登記，層層把關與指導。(2)節點防範。對於財產查控及處置等關鍵環節，實行節點控制，促進執行公開，提高執行效率，防範違法違紀執行風險。(3)掛牌督辦。對於重大及疑難案件，改變過去那種案件承辦人自行作主、被動作戰的做法，實行局長辦公會析疑解難、掛牌督辦制度。並適時組織小型執行會戰，把一定時期內的釘子案件進行清除。(4)專項執行。積極抓好各種專項執行活動的開展，在徐州市范圍內橫向比較，確保不拖法院的後腿，同時促進其他執行工作的開展。檢察機關在行使檢察監督權時，對執行依據有違法行為的判決裁定可以提出檢察建議或者抗訴;如果執行過程中法院的法律文書或執行措施違法，檢察機關可以對該行為提出檢察建議或抗訴。如果發現法院相關的執法人員涉嫌職務性犯罪時，就應該將該線索移交有關部門進行處理。

㈤ 試論法治報道應避免出現的幾個問題

試論法治報道應避免出現的幾個問題

論文摘要： 在新聞報道中，法制報道因其內容具備一定的刺激性和故事性，吸引了很多受眾的關注，但是在報道中，如果不提高業務水平，很容易對新聞當事人產生惡性影響，有失新聞報道的公正客觀原則。

論文關鍵詞： 新聞報道；法制報道；業務水平

一、法制報道要避免出現「有罪推定」

隨著審判公開的深入，媒體對法院、對案件案情的了解，在報道的過程中，出現了被稱為的「先行審判」、「報紙審判」、「媒體審判」現象或稱「越位」現象。一審判決上訴期未過，判決尚未發生法律效力，這時任何人無權將被告人定為犯罪分子，應當使用「嫌犯」、「犯罪嫌疑人」等字眼。但在當前法制報道中，經常出現一些不符合法律規定的報道和提法，最典型的和常見的就是一些有罪推定的慣用語，如「逃犯」「惡棍」、「歹徒」、「惡行」、「殺人犯」、「黑道霸主」「現場擒獲搶劫犯黃某某」等等。還比如《xx日報》去年12月3日二版題為《報童揭穿「xx公園」招標騙局「老總」陳xx被逮捕》，犯罪嫌疑人剛被逮捕，還未提起公訴，記者在文末斷言其「將受到法律的嚴厲制裁」外，編輯已在標題上為此案定下了「騙局」的性質。僅是在報道偵查機關破案的稿件中，就使用了大量「有罪推定」詞語，這種以公布罪狀方式撰寫的報道，無異於已經在法院判決前確定了嫌疑人有罪，宣布了其嚴重罪行。

在實踐中，隨著法制報道的范圍不斷擴大，數量的不斷增多，大量的案件報道，就違背了「無罪推定」這個原則。一些違反法律、違背社會公德的法制報道也隨之出現，還有的報道置國家法律關於不準泄漏國家機密和個人隱私的規定於不顧，硬要來個「獵奇」、「揭秘」；有的對於兇殺、色情案件的過程描寫極盡詳細之能事，唯恐漏過了某個細節，使得新聞報道比暴力還要「精彩」；有的報道對於犯罪分子復雜的、高科技的作案手段記錄的一清二楚，簡直成了一則免費的犯罪技巧教材，等等。

筆者認為，法制類報道應樹立「無罪推定」的法律意識，防止預先定罪的報道，並且不要濫用結論。1997年實施的《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不得確定有罪。」這條規定對新聞報道的影響，不僅是要求在報道中將「犯罪分子」、「罪犯」等詞改為「嫌疑人」、「被告人」等詞語，而且會影響到整個報道方式的變革。「無罪推定」必須實行現代法治的權利分工和制衡機制，確認有罪的權利集中歸法院行使，控方和警方只能提出涉案人有罪的嫌疑。警方可以公布偵查結果，但是偵查認定的事實並不是法律認可的事實，警方和控方可以認為涉案人犯了罪，但是這並不是在法律上確認其有罪。因此，媒體報道的重點應當從控方轉移到法院，在報道控方意見的同時應當適當報道辯方意見，對案件相關的深度報道，解析性報道應該放在法院作出有罪判決以後。媒體在法院判決前，對有關司法機關方面所公布的事實和結論就只能採取中立的立場。

二、慎重報道正在審理的大要案

案件報道，尤其是大要案的報道，一直是廣大媒體和社會公眾普遍關注的熱點新聞。由於大要案本身的復雜性和敏感性，媒體在對大要案進行報道時一定要客觀公正，不能為了吸引公眾眼球而在對大要案大肆炒作。媒體對正在法院審理的大要案的報道，要遵守法律規定，要尊重法律程序，要維護司法權威。由於大要案的報道，社會影響大，媒體報道大要案時一定要慎重，一般來說應等案件審結後再作報道。媒體采訪大要案要嚴格履行采訪程序，稿件要按規定送審，要本著對當事人負責、對媒體負責、對公眾負責、對社會負責的態度，做好大要案的報道工作。

這方面的典型案例是幾年前的「張金柱事件」。河南鄭州某公安分局局長張金柱酒後駕車撞人後逃離現場，案件尚未判決，媒體就已發動聲勢浩大的聲討。法官也是人，不能不受外界影響，最終作出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判決。張金柱嘆息自己「死在傳媒的手中而不是法律手中」，張金柱的律師也一直以「輿論高壓」作為審判不公的理由。

如果媒體慎重報道這一案件，類似張金柱案那樣的判決，完全有可能被上訴法院推翻，因為，法官在審理過程中受媒體嚴重影響，對於當事人來說是嚴重不公的。一個案件的程序不公，意味著踐踏了法律的基本原則。這幾年，我省也出現個別媒體搶先報道大要案的現象，造成極其嚴重的輿論後果，當事人氣憤、警方反對、讀者不滿意，媒體對這方面報道應該慎之又慎。

三、注意新聞監督司法的合理界限

新聞自由權和其他權力一樣也是有一定限度的，必須與法院的獨立權保持合理的界限，一旦被濫用，超過限度，就會走向其反面。因此對媒體監督這把「雙刃劍」應當給其劃定一個合理的界限，使之在這個限度內發揮其作用。

筆者印象最深一則案例是，幾年前《北京xx報》用整個版大標題登出《張開科受審的台前幕後》，報道重慶市中級法院公開審理原綦江縣委書記張開科的情況。此時法庭的最後判決仍未作出，但該報道的'傾向性已十分明顯：在報道行文前，報紙便按上三條帶有懸念性的導讀黑框引題：「張開科是如何走上審判台的」？「他為什麼沒和林世元同台受審」？「張開科受審在綦江反響如何」？文章接著配以「萬人聲討張開科」、「法庭較量詭辯多」、「綦江百姓失望多」三個大標題，描述群眾對張的「聲討」、張在法庭的「詭辯」。文章中還這樣描述張開科出庭時的形象：「站在被告席上的張開科，往日橫行一方的『霸氣』已盪然無存。他盡管身著灰色襯衣內套白T恤，還是抵禦不了罪惡的心虛與膽寒；盡管他腳蹬圓底布鞋，但依然是雙腿顫斗、手腳無措、目光茫然」。對一份未決案件通遍採用如此方式報道，極易煽動公眾情緒，將張開科置於非殺不可的境地。若一任這樣的報道充斥媒體，新聞對司法的監督必將走向歧路。

近年來，我省許多司法部門與媒體之間也存在輿論監督的不同意見，個別地方司法單位還因為媒體監督，使用各種「打壓」辦法，一律拒絕媒體采訪；有的媒體因為個別司法部門不理解、不配合乃至抵制采訪而一律採取封殺稿件的辦法造成雙方僵局。這都是很不正常的現象。

因此，媒體新聞監督司法應該注意：在立案、偵查、起訴和審判的任何階段，新聞媒體都可以對案件進行報道，但不得超越司法程序搶先報道，更不得發表具有傾向性的評論，對司法機關的審判活動施加壓力。媒體對報道的案件進行評論，要努力做到了解案件的全貌和問題實質。應堅持客觀公正原則，媒體報道應注意給各方當事人同樣的機會與條件，同樣的信息量，不能有偏頗。對於案件審判中運用法律、法規有不同的理解時，不要輕率發表肯定或否定的結論性意見，可先在內部提出，待達成共識後於適當的時間予以發表。媒體監督應盡量保護公民的隱私權，公民有不願公開或讓他人知悉個人秘密的權利，即使有些行為不符合道德規范，只要不違反法律規定，沒有侵犯他人權利，媒體沒有必要干預公民的私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