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貢獻者
① 十大法治人物
2012年十大法治人物包括：
跨國司法的國家護航——湄公河案專案組
公益律回師——佟麗華答
捨身救人的「最美學警」——李博亞
「三農」代言人——毛豐美
「嫣然天使」負責人——李亞鵬
年度致敬媒體——《人民日報》微博
尋親志願者（代表）——小梅、呂順芳、張志偉
刑訴法專家——陳衛東
候鳥守望者（代表）——李鋒、張厚義、呂忠民
年度特別貢獻——金淑萍（已故）、翟樹全、李培斌
② 2008十大法治人物
12月4日晚8點，中央電視台將推出「12·4」全國法制宣傳日特別節目《法治的力量——2008》。特別節目將評選產生2008年年度十大法治人物。經各方推薦，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候選人現已產生，法制網今天簡要介紹這些候選人的事跡。
(排名不分先後)
[ 轉自鐵血社區 http://bbs.tiexue.net/ ]
王江 男，51歲，黑龍江省佳木斯市公安局郊區分局某派出所民警。王江是佳木斯市松木河鄉7個自然屯、3個農場、方圓133平方公里區域內惟一的警察。為了山區百姓的安寧，他把家搬到這里，一干就是13年。他結合農村警務工作實際，創造了王江農村警務工作「十法」。他曾榮立一等功、三等功各一次，2008年7月，被公安部、人事部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榮譽稱號。
鄭太順 男，45歲，福建省長樂市人。紙牌、麻將，有人用它賭博，鄭太順卻用它們來勸賭。多年前，嫂子賭博輸掉100多萬元，這件事深深觸動了他。為了讓像嫂子那樣的人盡快遠離賭博，他大膽地將賭局中潛藏的種種玄機公之於眾。並開設專門反賭公益熱線，24小時義務為飽受賭博之苦的家庭服務。2008年9月8日，鄭太順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反賭研究會」，潛心研究勸人戒賭的方法以及賭局中的種種騙術，並將出版專著。
馬未都 男，52歲，北京觀復古典藝術博物館館長。
1996年，馬未都作為惟一一名群眾代表，參與文物保護法的起草制定，提出「允許私人收藏文物」的建議，2002年文物保護法進行修訂時被採納。馬未都創辦了我國第一個私人博物館，不僅填補了建國以來私立博物館的空白，而且定期策劃組織專題展覽，宣傳國家文物保護方面的政策法規。2008年，他歷經艱辛，從法國將流失國外的兩件圓明園瓷瓶追回，又從英國追回國寶級文物紫檀塔。2008年9月，新的觀復博物館落成，成為我國目前最大的公益性私人博物館。
戴元龍 男，37歲，福建省莆田公路稽徵處工作人員。2002年，戴元龍起訴電信公司，索要固定電話市內話費清單；2003年、2004年他起訴移動、聯通兩公司收取「來電顯示費」；2005年7月，起訴移動公司收取「國內漫遊費」。2005年11月，他起訴移動公司收取「簡訊息代收費」，該案二審勝訴，是同類案件國內首例終審勝訴。
鄭廣宇 男，55歲，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反瀆職侵權局局長。河北省第一個被判處死刑的廳級領導幹部受賄案、在河北省犯罪金額最大的豪門集團總經理貪污案等大要案成功偵辦的背後，人們記住了鄭廣宇的名字。鄭廣宇，從事檢察工作近30年，直接辦理和組織指揮查處了一大批有影響的大要案。在繁忙的辦案之餘，鄭廣宇還熱心應用法學和檢察實務研究，出版了大量在全國檢察系統頗有影響的專著，並因此成為中國法學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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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長安 男，41歲，山西潞寶集團董事長，全國人大代表。作為民營企業的董事長，韓長安一直被當地群眾稱為「編外普法人」。截至目前，潞寶集團向潞城市中小學生贈送法律教材6萬余冊，價值近50萬元，向農民贈送法律讀本8萬余冊，價值56萬余元。潞寶集團在企業建立了民間第一家普法中心，大力推進依法治企工作。韓長安還積極投身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主動安排刑釋解教人員到企業就業。潞寶集團被長治市命名為「安置教育幫教示範基地」和「五五普法農民企業經營管理人員教育基地」。
梅景田 男，63歲，北京市延慶縣農民。自幼生長在長城腳下的梅景田，30年用自己的行動守護著長城。作為長城防踏踩小組中年齡最大的成員，他大力宣講長城知識，收集相關文物，制止破壞和污染長城的不良行為，義務保護北京延慶石峽村周邊20多里的長城。2008年，梅景田被國家文物局授予「文物保護特別獎」，同時榮獲了「長城優秀保護員」的光榮稱號。
王百姓 男，56歲，河南省公安廳治安總隊民警。在排爆這一特殊警種里，王百姓先後參加了國內數起特大爆炸案件的偵破和重大事故的查處工作，為偵破案件及處理事故提供了重要的決策依據。他被人們稱作「和死神打交道的人」。2008年7月，王百姓被公安部、人事部授予「全國公安系統一級英雄模範」光榮稱號。
王子英 男，49歲，北京市一名消費者。2008年9月
13日，王子英在酒樓就餐時，因自帶酒水而被強行收取了100元的開瓶費。王子英認為酒樓的行為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知情權、公平交易權及自主選擇權，遂將酒樓告上法庭。經一審、二審，王子英勝訴。王子英「開瓶費」官司的勝訴，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一些地方消費者協會聯合發布聲明，稱餐飲企業設置「禁止消費者自帶酒水」的規定，或對消費者自帶的酒水收取「開瓶費」屬不公平交易。有的地方還以地方立法的形式對「開瓶費」說不。
林文 女，19歲，福建人，大學生。10年前，林文剛剛8歲，便開始和媽媽一起用愛心關懷、幫助戒毒者。10年裡，林文堅持通過寫信、打電話、探望、上網等方式，與全國十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39名染毒青少年建立了幫教關系，其中有17人達到聯合國規定的3年半沒有復吸的戒毒標准，戒毒時間最長的已近十年。林文曾經是我國年齡最小的注冊禁毒防艾志願者，被團中央授予「中國百優青少年志願者」稱號，當選聯合國「攜手兒童青少年抗擊艾滋病」愛心大使。林文現在是一名醫科大學的學生，她有一個夢想就是去聯合國做禁毒防艾大使，以便更好地幫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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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雲龍 男，52歲，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法官。他用自己對事業的熱愛創造了當法官13年，審結各類民事案1100餘件，無一錯案，無一發回重審或改判，無一超審限，無一引發上訪、纏訴的卓著成績。2000年至2003年，在身患膀胱癌的情況下，他仍堅持工作在審判崗位，審理刑事案件327件。其中，在他病情最重的2002年審理了133件刑事案件，創造了年審結刑事一審案件的全州最高紀錄。2008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授予費雲龍「全國模範法官」榮譽稱號。
王利明 男，47歲，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院長。2008年，物權法頒布實施。這一法律凝聚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智慧，也凝聚了一大批法律工作者和法學專家的辛勤勞動，王利明正是他們的優秀代表。王利明是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學博士，曾被評為第一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他先後參與了經濟合同法、合同法、專利法、產品質量法、物權法等多部重要法律的起草和修訂工作，完成了《民法總則》、《物權法研究》、《侵權行為法研究》、《人格權法研究》、《合同法研究》等一系列著作，為推進我國法制建設作出了積極貢獻。
京城胡同「拍記隊」群體 在北京現存為數不多的胡同內，活躍著這樣的一群人，他們用鏡頭捕捉著北京的胡同、四合院的點滴影像，用一張張鮮活而真實的照片向世人訴說著胡同的「美」以及四合院的「雅」。他們對北京胡同進行搶救性的民間發掘工作，用行動喚起人們對老北京傳統文化的珍惜和保護，用影像記錄著北京胡同的印記，呼籲更多的人來保護這獨特的文化遺產。
武秀君 女，46歲，遼寧省本溪市本溪滿族自治縣村民。5年前，武秀君的丈夫因車禍去世，留下270多萬元的債務。面對如山重債、年邁的公婆和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她毅然走上了養家糊口、替夫還債的道路。丈夫去世未到百日，武秀君開始拿著欠條和賬本挨家走，重新以自己的名義給人家打欠條。經過5年艱辛努力，她用行動履行了法律賦予的義務，還清了數百筆欠款，用真誠和汗水實現了自己的諾言。
趙玉中 男，48歲，安徽省巢湖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作為一名法律援助律師，8年來他接訪一萬餘人次，辦理各類法律援助案件500多件，勝訴率達98%。趙玉中被稱為「雷鋒式的平民律師」，榮獲「全國十佳法律援助工作者」稱號，並被推選為黨的****代表。
曹大澄 男，77歲，北京離休老幹部。2008年初，曹大澄在深圳對街頭流浪乞討兒童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詳細調查。隨後，他將兩萬多字的調查報告《救救孩子——深圳街頭棄嬰和病殘乞兒生存狀況調查手記》上報有關部門，得到高度重視。據此，深圳市展開了專項整治行動，19個拐賣、殘害、脅迫未成年人犯罪團伙被鏟除。2008年12月，全國公安機關開展了打擊強迫、誘騙未成年人流浪行乞和強迫、誘騙聾啞青少年違法犯罪專項行動，查處此類違法犯罪案件3600餘起，鏟除犯罪團伙320餘個，解救未成年人4200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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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月全 女，53歲，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法官。1987年到法院工作以來，袁月全審理了近5000件上訴的婚姻家庭案件。她不僅把撲朔迷離的案件斷得明明白白，而且在作出公正判決的同時給當事人送上關愛，溫暖了許多破碎的家庭。面對眾多難啃的「骨頭案件」，袁月全還創造了調解率40%的奇跡。她先後被評為全國優秀女法官、全國「三·八」紅旗手、中國法官十傑，並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張京文 男，41歲，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反貪局局長。張京文帶領平均年齡只有30歲的年輕檢察官們，不畏艱險、秉公執法、迎難而上，成功偵破了包括國家葯監局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和平案件在內的一系列大要案，為我國反腐敗工作的深入開展付出了艱辛的努力，書寫了精彩的一筆。 (轉於鐵血論壇)
③ 十佳法治人物先進事跡材料
十佳法治人物先進事跡材料
在我們平凡的日常里，大家總少不了要接觸或使用事跡材料吧，事跡材料是指對本單位具有突出事跡的集體和個人整理出的文字宣傳材料。大家知道事跡材料的格式嗎？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十佳法治人物先進事跡材料，歡迎閱讀，希望大家能夠喜歡。
艾國平，男，現任內蒙古宏德律師事務所主任。呼和浩特仲裁委員會仲裁員，內蒙古律師協會民商事委員會委員。中國消協法律專家庫專家，內蒙古自治區消費者協會律師團律師。從1994年開始專門從事律師工作，2009年9月任內蒙古宏德律師事務所主任。執業期間辦理了大量民事、經濟、行政、刑事等各類訴訟案件及非訴訟法律事務。同時擔任內蒙古電視台經濟生活頻道《百姓熱線》、《經濟法眼》欄目評論員、內蒙古廣播電台特約評論員、《民族地區經濟報》、《內蒙古日報》專欄顧問，並長期為內蒙古廣播電台《法制直播間》、《縱橫118》等欄目擔任直播主持。2012年被選舉為呼市回民區第十六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一、增強責任意識，履行崗位職責
在20多年的律師工作和四年的人大代表經歷中，他忠實地履行法律賦予的庄嚴使命，固守那份對公正的執著，以誠摯的愛，詮釋著那份不變的為民情結；他把無私的奉獻和強烈的責任感，融入日常工作的一言一行；他以扎實有力的腳步，踏出一串串閃光的足跡，受到了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好評，並被呼市回民區十六屆人大選舉為常委。
2013年當選回民區人大代表以來，更是勤勉努力，以身作則，以人大代表和法律工作者雙重身份帶頭宣傳法律法規，律師事務所在所屬貝爾路選區設立了法律援助服務站，隨時為居民提供律援助。近四年來，為了傾聽民生訴求，依法維護居民合法權益，帶領律師團隊多次送法進社區、進廣場，開展專題法律講座，現場進行普法宣傳，為居民提供法律咨詢服務，回答居民的各種有關法律方面的咨詢和問題。
他了解到，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問題不懂得依法維權，解決手段單一，不是求助媒體曝光，就是採取極端行為；往往忽視了依法維權的渠道，缺乏證據意識，不懂法。通過法律援助便民服務活動，以案說法、以例釋法，普及了法律知識，傳播了法治理念，弘揚了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增強了群眾法治觀念和法治意識。引導群眾自覺把法律作為指導和規范自身行為的基本准則，養成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逐步改變遇事不是找法而是找人的現象，為社區百姓提供了一個知法懂法用法的平台，以法治思維破解百姓之困。幾年來，帶領律師團隊先後接受各類咨詢幾百起，解決了百姓身邊的房地產、婚姻家庭、財產權屬糾紛、人身權益保障、房屋拆遷、勞動關系糾紛等一系列法律困擾，受益人群數不勝數。在從事律師工作近三十年中，艾國平律師代理了大量民商事、刑事、行政案件，先後擔任內蒙古政協、中國石化內蒙古分公司等多家政府機關和大型企業的法律顧問，在提供法律幫助同時宣傳了法治精神，得到了人民群眾的好評。
二、關注百姓熱點、難點，勇於擔當社會責任
他以履行人大代表責任為己任，在立足本職工作的基礎上，更加關注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為熱點降溫，為難點把脈。他利用特約評論員的身份，積極投身廣播電視法治宣傳，為建設法治內蒙古傾心盡力。有人對此不理解，認為是不務正業，可是他卻認為，法治內蒙古的建設不能光靠個案的維權和正義，在經濟文化發展都不平衡的內蒙古，要讓更多人感受到法律的公平正義，就應當不遺餘力為之吶喊。然而一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能夠藉助廣播電視的力量那將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於是，十幾年來，他在內蒙古廣播電視台的《法制直播間》、《百姓熱線》、《經濟法眼》、《今日觀察》、《3.15晚會》以及山東衛視的《和為貴》中央電視台的`《共同關注》等近十檔廣播電視節目中，深入淺出，舉案說法，辨析是非，推崇真理。特別是與雷蒙團隊十幾年錄制了近百期《百姓熱線》，足跡遍布118萬平方公里土地。工廠、農村、牧區，軍營、機場、哨所，法庭之上、林海深處、拆遷現場，幾次被圍困，攝像設備被砸，仍初衷不改，為調查假種子、假農機事件，撐著雨傘在地頭田間傾聽農民心聲，也為了不讓更多青少年免受"特異功能"欺騙而隻身獨闖黑講堂，還為了給被違法強拆的百姓討回公道而被企業的保安強行扣留幾小時，一樁樁，一件件皆是為了法律人心中那個夢----公平、正義、和諧。他點評的《突如其來的彩鈴》和《新房拆遷為那般》分別獲得中國新聞最高獎---新聞一等獎和二等獎。2015年與雷蒙團隊共同獲得內蒙古十大法治人物獎項。
艾國平代表的律師工作雖然很忙，但他總能統籌兼顧、利用呼和浩特市回民區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職務身份，經常深入基層、企業、學校，認真聽取農業、經濟發展、新農村建設、平安建設、計劃生育、土管、教育、衛生、農民負擔、司法等部門的工作匯報。參加對《土地管理法》和《環境保護法》等法律的執法檢查。他還充分利用工作之餘和下基層辦理案件的機會，對群眾關心的問題開展調查研究，先後多次提出建設性意見並被重視和採納。在履行律師工作中始終不忘人大代表身份，對關乎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訴求，積極給與引導和耐心解釋，並向相關部門督促解決了一些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
三、嚴以律己，恪守立法為民理念
艾國平律師十分注重加強自身建設，為代表、為同行、為群眾做好表率，時刻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勵".工作上，堅持做到對待當事人"三個一樣",即：有錢沒錢一個樣；有權沒權一個樣；市民農民一個樣。制度面前不特殊，利益面前不伸手，不拿原則做交易。他利用常年工作在一線的便利，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接受人民的監督，及時反映人民群眾的呼聲，牢固樹立"人民代表為人民"的代表意識，牢固樹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把律師工作、媒體評論員和代表責任有機的結合起來，樂於代言，敢於直言，善於獻言，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努力不辜負人民的信任，知民情，聽民意，解民憂，為之吶喊，為之呼籲。他始終認為：人大代表不僅僅是一個稱號、一種信任，更是一份責任。做好人大代表，就要不辜負選民的期望，如實反映人民群眾的心聲，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2013年、2014年連續兩年被回民區人大常委會評選為優秀人大代表。
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他將"只向真理低頭"作為職業座右銘，他以法為業，以律為師，以依法治國作為職業信仰，用法律還原事實真相，捍衛公平正義，參與法律援助，讓無助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唯法是從，以法律人的自覺，努力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紮根於每一個老百姓心中，為行進中的法治中國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④ 韓非的法治思想,對於今天的法治建設有什麼意義啊
韓非提出了以法治為中心，法、術、勢相結合的政治思想體系。法,就是統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張。韓非子強調治國要有法治，賞罰都要以「法」為標准。法是整個社會的行為准則和規范，任何人都不能獨立於法外。韓非子說：「法不阿貴，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也就是說，在「法」面前，不存在貴族和平民之分。「術」就是國君駕御群臣的權術，由國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們摸不清國君的心理，不敢輕舉妄動，背後搞鬼。「術」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韓非子認為，申不害重術不講法，往往造成新舊法令相互抵觸、前後矛盾；商鞅重法不講術，則難於對官吏察辨「忠」和「奸」，導致國君的大權旁落於大臣之手。所以韓非主張「法」和「術」必須結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時,韓非子還認為，「勢」就是國君占據的地位和掌握的權力，也是統治者實行統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勢」的理論最終是由慎到提出的。韓非子吸取了這一理論，他認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權術,必須依靠權勢；沒有權勢，既使是堯這樣的賢明君主，連三戶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韓非子提出「抱法而處勢」的主張，認為只有穩固地掌握了權勢，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術。
法家主張審時度勢，「法後王」，「法今聖」，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確提出：「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這種進化的歷史觀，堅信「當時而言法，因事而制禮」，從而主張「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①。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歷史進化，提出「上古競於道德，中古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②，認為歷史是不斷變化、不斷進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而「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亂變化的人，反而竭力謳歌先王之法，頌揚先王之書，這只會加劇今世的動亂，絕不會帶來任何益處。因此，「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細分析研究當代面臨的問題，根據現實來制定各項措施。
法家崛起於戰國時代。這個時候，「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西周分封制已經崩潰。到戰國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虛設，其地位與一般小國無異。春秋時代的一百餘國，這時也僅存十餘國，整個中國為戰國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規模兼並戰爭，也正在推動著中國從封建割據走向封建統一，在這種不可逆轉的形勢下，維護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沒有任何可能，而且從根本上說，乃是歷史的倒退。法家順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政體，力主普遍推行郡縣制度。商鞅說過：「百縣之治一形，則從；迂者不飾，代者不敢更其制，過而廢者不能匿其舉。」⑤眾多的縣，都實行統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從，奸官就不敢飾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過而貶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飾其錯誤。推行縣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員，把縣變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機構，而不再是獨立、半獨立的王國，這樣就把全國的軍政大權集中到了中央，從而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政體，有利於從劫亂走向安定，從割據走向統一。韓非又進一步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⑥進一步發展了中央集權的政治理論。
法家主張「一斷於法」，而不論親疏、貴賤、上下、尊卑。《商君書·賞刑》說道：「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於前，有敗於後，不為損刑。有善於前，有敗於後，不為虧法。」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張的「刑無等級」有兩大特徵：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廢除貴族（不論舊貴族還是新貴族）的赦免和贖刑特權。這兩點都是對西周以來「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徹底否定。由於破除了貴族人治，代之以國家法治，因而加強了君主集權，不但大大有助於軍令、政令的統一，而且為後來戰勝山東六國，實現全國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法家所主張的法治，是將法律公之於天下，「使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又別置「法官」作為主管吏民法律的顧問，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進國家的安定和統治秩序的穩定。這種法律觀念，一直為後來歷朝歷代所承襲，對於鞏固國家的統一，維護社會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三．廉吏執法與法制建設
中國古代很早就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的記載。清明的吏治是實施法制的必要條件，也是法制建設的內在要求，它反映了社會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國古代許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認識到治吏對推行「法治」的重要意義。先秦時，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論斷，其實質不在於輕視和否定治民，而在於強調吏治的重要性。孔子「為政在人」的觀點突出強調了君主與官吏在國家治亂和「法治」興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無治法」，更明確地闡述了「法」與「人」的關系。他認為作為統治者的「人」決定著作為國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執行和適應變化，都離不開「人」的靈活、廉潔和清明。荀子重視人治，並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發揮法的作用與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執法是治國之關鍵。唐「貞觀盛世」的出現是與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潔，帶頭守法分不開的。
法制歷史深刻地告訴我們：徒法不足以為治，繁法也不足以為治，制定嚴密完備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諸實施並深入人心則並非易事，它要通過執法者公平的執法和廣大民眾自覺的守法來實現。因此，我們說，良法與廉吏是實現法治必不可少的兩個環節，它們相互聯系，承前接後，內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設中，立法要從實際出發，結合社會現實，根據社會要求，能夠真正反映社會生活，指導並規范人們的行為。但是立法只是國家治理的一個前提，只有依靠秉公執法的官員才能夠使國家立法走向現實，如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則無異於虛設之條文。
四．法治的現代意義
中國古代史上曾經出現過幾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現出的共同特徵就是社會秩序穩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階級矛盾相對緩和，封建法制相對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為盛世最明顯的標志。法盛則政興，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現所體現的共同特徵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覺或不自覺地服從於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殺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與現代法治有著本質的區別。封建法律的服務對象是地主階級，其著力維護的是專制主義統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廢法，權大於法。盡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現，內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許多內在規律成為法盛政興的必要條件。深入法制歷史，分析法制現象，從封建法制中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法制經驗和規律，不失為今天法制建設的有益借鑒。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會里，皇帝一方面凌駕於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條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規范。漢文帝以身作則，奉公守法，才有了張釋之的執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詔治罪之舉。在保證法令順利實施方面，監察制度在中國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並且歷史悠久，其主要職能是監察百官，糾舉失職，監督司法，以使官吏執法不阿。中國古代的監察機關在維護皇權的前提下，獨立地行使監察權，自成體系，不受行政系統的干涉。為充分發揮其職能，歷代都由皇帝掌握監察御史的任用權。監察御史雖品級不高，權力卻非常大。也正因為如此，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監察機關確實起到了應有的法律監督作用，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極大的保證作用。在制度建設上，中國古代的監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顯示借鑒意義。
依法約束權力，法制就能得以維持，盛世就有出現的可能；權力超越了法律，社會秩就會混亂，衰世就必然出現。以法律約束權力是維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現代也如此。
法制推動社會的發展，調整社會關系，保證國家的政治制度，促進社會秩序的穩定，它對人們的生產、生活有巨大的影響。歷史證明，重視法制就會推動社會的發展，使國家昌盛富強；破壞或淡視法制就會阻礙社會的發展，導致政權的衰敗。可以說，「法治」是盛世的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認識到了法治對一個國家盛衰的作用，開始逐步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制，確立了「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的治國方略。這就使得民主法制環境大有改觀，司法執法隊伍不斷擴充，糾正了以往不講法制，強調人治的作法，司法和執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國的司法執法狀況與法治的內在要求仍相距甚遠，長期以來形成的人治觀念仍然沒有根本消除，權大於法的現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權壓法，貪贓枉法的現象仍很普遍。我們知道，失去制約的權力必然導致腐敗，也必然損害法制，影響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立法定製的根本目的在於實施，而嚴格高效地實施法律取決於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依法治國的關鍵之一就是司法和執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機關和執法機關嚴格守法、依法辦事才能維護法制的尊嚴與權威，保障社會主義法制技術的順利進行。
注釋：
①《商君書·更法》
②《韓非子·五蠹》
③《韓非子·顯學》
④《韓非子·五蠹》
⑤《商君書·墾令》
⑥《韓非子·揚權》
⑤ 作為新時代的大學生,應該如何成為法治精神的踐行者300字
何為法治精神？它是善用法律解決民生問題的善治精神，是保障人民權益的民主精神，是以人為本的人權精神，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正精神，是運用法律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和諧精神。
身處時代洪波中，作為大學生的我們不單要了解法治精神的內核，還要做法治精神的踐行者。
踐行法治精神，從宣傳弘揚做起。為了讓新中國全面依法治國，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要為祖國做出宣傳的貢獻，普及法治精神，形成良好的社會氛圍。
踐行法治精神，從本職工作做起。每個大學生都不是單單是個體，我們每個人有自己的職責與義務。法治精神應該成為我們的行為規范，我們應該成為法治精神的擁護者。
弘揚法治精神，讓法治精神內化於心。法治精神的踐行不單是口頭踐行，只有將法治精神內化於心，才不會是「紙上談兵」。
⑥ 個人怎麼為法治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作為來普通公民，有以下途徑為法自治中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首先要知法守法，懂得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和他人
考律師執照，做一名伸張正義的律師
做一名公安、政法方向的正直的公務員
路見不平，為守法者伸張正義
等等
以上希望對你有幫助
⑦ 關於世界歷史上推動法治進步的人物有哪些
中國
1商鞅
商鞅的法律思想具體來說，可以歸納於以下幾個方面：
一、依法治國的思想。這是商鞅最根本的法律思想，也是商鞅的其他法律思想生存的基礎。作為前期法家的代表，肩負著反對「禮治」、「德治」和「人治」的使命，商鞅在論證依法治國的合理性上是不遺餘力的。他的理論邏輯大概是這樣的：首先，他認為，人人都有「好
利惡害」或「就利避害」的本性，這是法治思想的理論基礎。「人生有好惡，故民可治也」[1]。正因為「人好爵祿而惡刑罰」，所以只能用賞罰的法律手段而不能用仁義道德來統治。法家的人性論是是當時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等價交換在人民權利義務方面的反映。法家正是利用這種人性論來否定溫情脈脈的宗法關系和儒家的「禮治」、「德治」、「人治」，並為實行法治的必要性提供依據的。[2]與此同時，商鞅強調了反對復古保守的觀點，主張「不法古，不循今」，「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3]，「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法古」[4]。他之所以這樣強調，是為了在理論上說明，即使是伏羲、神農、皇帝，他們都是「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因此，「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此不智不慧也。」總之，現今的社會只能用以力量為特徵的法治。[5]由此，商鞅論證了推行法治的必要性。
由於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支持，因此，其依法治國的思想在變法中得到了實踐，其內容筆者認為可用章太炎的一句話來概括「盡九變以籠五官，核其憲度而為治本」[6]。
二、嚴刑峻法的思想。或者說是「重刑主義」，是商鞅的一個重要的法律思想。這一點從很多方面都可以得到驗證：「不告者腰斬」，「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被刑」「禁奸止過莫過於重刑」商鞅的重刑思想是出名的，那麼為何其要選擇與傳統的明德慎罰思想迥然不同的道路呢？筆者認為，這和商鞅的統治方略有關，而非其思想的落後和殘暴。商鞅為秦國臣民設計的是「自治」的道路，也就是主動擇利避害的道路，而為國家設計的是用賞導，用刑督的「禁使」之法。二者的統一，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使賞足以使民擇而不旁求他利，；使罰足以禁而民不得避其害，從而實現法治所要追求的目的。當然，在厚賞和重罰之間，商鞅雖也重視厚賞，如「告奸者與斬敵首同賞」[10]，但無疑，他更加重視的是重罰。商鞅認為，「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勝法之務莫急於去奸，去奸之本莫深於嚴刑。姑王者以賞禁，以刑勸，求過不求善，藉刑以去刑。」他把重刑的意義說得很清楚，也就是去「奸」，「以刑去刑」，可見，商鞅的重刑論就是預防論。
三、刑無等級的思想，或者說是法的平等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先秦法家普遍強調法的平等性，而商鞅最為堅決。他聲稱，「聖人之為國也，一賞、一刑、一教；一賞則兵無敵，一刑則令行，一教則下聽上。」一刑，則就是「刑無等級的思想。這一點在「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中體現得更加明確：法的實施不因出身、地位的不同而有輕重，法律根本不能屈從權貴。從而否定了「刑不上大夫」的傳統。
商鞅緣何會堅持「刑無等級」？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很顯然，這是廢除奴隸主貴族特權的需要，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重新分配權利和建立新的法律秩序的強烈願望，事實上，也正是奴隸主貴族反對最多，「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族多怨望者」；其二，應該是商鞅樹立法律威信的需要。變法之初，法必不能馬上為民所信，商鞅對這點也非常重視，此後著名的「徙木賞金」也正是為了取信於民。而此時假如法律再不能平等待民，要推行法律幾乎是不可能的，商鞅說的「一刑則令行」也正是這個道理。
以上是我認為商鞅最重要並且是影響最深遠的三點法律思想，當然，他的法律思想遠遠不止這些，還有一反前朝「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思想的法必須「布之於百姓」的思想；法令必須統一、穩定、沒有溯及力的思想：「法莫如一而固」，「刑罰已錯又移之，則慶賞雖重，民不勸也；殺戮雖繁，民不畏也。」定分止爭，即確定名分，防止爭奪，維護等級制度也是商鞅的法律思想，「法定不定，以下為上也，此所謂名分之不定也」
2韓非子
一）本體領域------道的無為和奉法治國的「體道」無為的關系
韓非認為，奉法而治是符合道的無為原則，是「體道」的具體表現。韓非是道本體者。認為道是宇宙本體和萬物本原。對此，他說「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他還說，道是一種「無狀之狀，無象之象」的存在，之所以成為宇宙萬物的總根源，是由於道虛靜無為、能放任自然而無所不為。人們要成功，必須要效法道的虛靜無為。這便是「體道」。「體道」是人的立身之本，也是行動的原則。對於君主來說「體道」的最好方法是無為而治。其具體方法是：擺脫喜惡之心，做到無喜無惡、任其自然。「喜之，則多事；惡之，則多怨。故去喜去惡，虛心以為道舍。」韓非告誡君主，治理國家應該清靜淡泊，不存喜惡之心。那如何做到呢？就是：奉法而治。
（二）人性領域------人的性情和「緣理」推導出法治的必要性
韓非從人性的角度論證，君主奉法而治是「緣理」的表現。按韓非的思想，世間萬物都是稟道而生的，萬物稟道所獲得的內在規定性（德）反映在外部屬性上就是「理」。「體道」的原則要求人們在對待萬物時應「緣理」而為，因循萬物的本性。君主統治天下必須因循人性的本來面目和事實情況。他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在他看來，人性好逸惡勞、自私自利。在此基礎上，如果奉行法治，就能避免犯罪，杜絕混亂。而且法治迎合了「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的人性趨利的本性。奉法而治是「體道」「緣理」在政治領域的具體表現。
（三）價值領域------法的功能性、效益性伸張了法治的合理性
韓非指出，法家主張法術，並非好法而法，而是為了治理好國家。實行法治，暫時痛苦而可長久的利；實行仁政，苟樂而後患無窮。君主採用法治並非出於殘忍，而是出於長久的考慮。君主奉法而治是應為法治的合理性，依靠法治治理國家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四）歷史領域------時代的變遷與道德的軟弱共同印證了法治的優越性
在「以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的問題上，針對儒家所說的古代聖賢德治而國富民豐的傳說，韓非反駁說，古今的社會狀況存在著巨大的差異。古代資源多、人口少，生活不費力就有充足的資料，人們所以不爭。如今人口越來越多，致使財貨短缺，紛爭激烈。時代發展了，社會環境和物質情況也隨著發生變化，治國之策也要隨之變化。如果再用老辦法應付新問題，就會顯得力不從心、束手無策。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制定出新方法、新對策。這就是他所說的：「古今異俗，新故異備。」「世異而事異」，「事異則備變「。具有非凡的現實主義的韓非不恪守陳規，而是強調時代和歷史的變遷，要求因時制宜，不斷更換、調節新的統治政策，這就是法家所遵循的」法後王「原則。韓非的」法後王「原則是其社會變化論的必然結果，也是他治國方針的理論依據。道德手段也許適應於古代，卻不適應於當今。對當今來說法治優於德治。
總之，為了證明自己的奉法而治的思想，韓非進行了多方論證，涉及到本體哲學、人性哲學、歷史哲學、道德哲學多個方面。而在論證中，韓非更堅定了他的治國理念，他的法治信心，建立了他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地位。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3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這個最厲害
該書所倡導的法制、政治自由和權力分立是對神學和封建專制的有力抨擊，成為此後資產階級大革命的政治綱領。特別是為孟氏所第一次正式提出的分權與制衡理論，對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和政治思想產生了直接而深遠的影響。經過法、美資產階級革命的實踐，已經成為資產階級國家構建民主制度和政權體制的組織原則。孟氏所集中討論的不是具體的法律規範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即法律符合人類理性的必然性和規律性。所以，孟氏把法律置於決定地位，認為只有法律才能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而專制則是對人性的蔑視和對自由的踐踏。他進而深入探討了自由賴以存在的體制條件，並藉此找到恢復自由的基本手段——三權分立，以權力制約權力，防止權力濫用。主張憲法統率下權力分立與制衡的政治制度。使法律、自由與憲法結合起來，奠定了憲政理論的基本框架，這也是孟氏對政治理論最傑出的貢獻。
我就想起來這三個人，其他的你再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