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化型搶劫罪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⑴ 轉化型搶劫罪的概念是什麼

在 刑法 中並不是對某個犯罪行為進行限定之後就沒有辦法去認定類似的行為了，就比如 搶劫罪 就容易出現轉化的可能。那麼， 轉化型搶劫罪的概念 是什麼？ 其實本來沒有打算 搶劫 的罪犯因為實際情況的變化而不得已將行為變成搶劫的就是轉化型搶劫。下面來看看具體的內容。 一、轉化型搶劫罪的概念是什麼？ 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轉化型搶劫犯罪的行為人必須先「犯 盜竊 、詐騙、 搶奪罪 」，由此引出兩個相關問題。一是轉化前的行為是否必須構成獨立的犯罪;二是轉化前的行為是否包括採用盜竊、詐騙、搶奪方法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 對於後一問題，筆者認為，要視以盜竊、詐騙、搶奪方法實施的其他犯罪行為是否侵犯財產權而定。如果先前行為沒有侵犯財產權的，如盜竊、詐騙、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危險物品，盜竊、搶奪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等行為，就不具備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若構成獨立犯罪的，則應實行 數罪並罰 。如果先前行為侵犯的是包括財產權在內的雙重客體的，如金融詐騙、 合同詐騙 等行為，就具備了轉化型搶劫罪的前提條件。 對刑法第269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罪的先前行為，即盜竊、詐騙和搶奪財物是否要求達到「數額較大」的問題，在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中意見分歧很大。筆者認為盜竊、詐騙、搶奪的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才能適用刑法第269條。理由如下： 1、相關立法原意要求先前行為構成犯罪。 從1979年刑法與1997年刑法對轉化型搶劫罪的表述差異看，我們不難發現，後者表述更准確、嚴謹。理論界與司法實踐部門提出過將「犯盜竊、詐騙、搶奪罪」修改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意見，但未被立法部門接受。可見現行刑法中轉化型搶劫罪前提條件的立法本意就是要求先前行為必須構成盜竊、詐騙、搶奪罪，即非法佔有他人財物必須達到「數額較大」的要求。 2、有關司法解釋與法律規定相悖，不能成為「否定說」的依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1988年3月16日在《關於如何適用刑法第153條批復》中指出：「在司法實踐中，有的被告人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雖未達到『數額較大』，但為窩藏贓物、抗拒 逮捕 、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情節嚴重的，可按照刑法典(指1979年刑法)第153條的規定，依照刑法典第151條搶劫罪處罰;如果使用暴力相威脅情節不嚴重、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批復是「否定說」理解1979年刑法第153條的重要依據，更是司法者執法的重要法律依據。但筆者認為，這一司法解釋是司法者對法律的擴大解釋。現行刑法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並同時取消了類推制度，再沿用這一批復精神，顯與現行法律相抵觸，這一司法解釋不能成為「否定說」的依據。 3、「肯定說」與搶劫罪無「數額較大」規定不相矛盾。 搶劫罪條款中沒有「數額較大」的規定，這是嚴厲打擊搶劫犯罪立法意圖的體現。轉化型搶劫罪不是典型的搶劫罪，即行為人實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脅的目的不是直接從被害人處劫取財物，而是為了窩贓、拒捕、毀證。由於構成要件上的變化，致使完全依照原罪處罰已不可能，因而我們不能以搶劫罪無需「數額較大」的要求來否定轉化前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數額較大」要求。同時筆者認為，「肯定說」不會削弱對搶劫犯罪的打擊力度。如果先行行為不構成犯罪，其後行行為情節嚴重，構成獨立犯罪，仍可依照刑法的規定定罪處罰。 以上就是關於轉化型搶劫罪的概念的相關內容。綜上所述，罪犯可能最開始本來只是打算偷偷到別人家中偷取財物卻臨時被主人發現而只能用暴力的手段將財物奪走就可能直接從 盜竊罪 變成了轉化型搶劫，而在量刑上也會比簡單的盜竊要嚴重的多。

⑵ 《刑法》第269條是怎麼規定的

我國《刑法》第269條規定：「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罪，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處罰。」這是指行為人在實施盜竊、詐騙、搶奪罪過程中，因發生上述法定事實而轉化為搶劫罪。筆者認為，《刑法》第269條無論在邏輯上，還是在語法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應加以修改和完善，從而達到邏輯嚴緊，用語明確規范，准確地表達立法意圖的要求。
一、法條表述在邏輯上存在錯誤。整個條文給人的感覺是，要認定轉化型搶劫罪首先必須確定先行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已經構成盜竊罪、詐騙罪、搶奪罪。筆者認為，轉化型搶劫犯罪不應以先前行為構成犯罪為條件，只要行為人前行為屬於盜竊、詐騙或者搶奪即可。因為，盜竊、詐騙、搶奪是數額犯，而搶劫罪不是數額犯，其構成犯罪不需要考慮財物數額大小，否則無法體現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也不利於司法實踐的操作性。因而，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盜竊、詐騙、搶奪，無論構成犯罪與否均可構成轉化型搶劫。建議將前提條件修改為：「以非法佔有數額較大的財物為目的，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
二、主觀條件方面存在的缺陷。筆者認為對「窩藏贓物」的表述是不準確的，不能表達出立法本意的全部內容。實踐中行為人被事主發現後對其實施暴力或暴力威脅，其目的並不在於將贓物窩藏起來，而在於進一步排除事主對物的支配和控制，繼續佔有贓物。同時，「毀滅罪證」中的「罪證」一詞是指犯罪的證據，如前訴述，轉化型搶劫罪前提條件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並不一定要構成犯罪，所以「罪證」一詞的表述也是不夠嚴密的。因此，筆者建議，將轉化型搶劫犯罪的主觀條件修改為：「控制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
三、轉化型搶劫罪時空條件方面存在的缺陷。從字面上看，法條中的「當場」是指窩藏贓物、抗拒逮捕或者毀滅罪證的「當場」，而非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的「當場」。作為轉化型搶劫客觀要件之一的「當場」，應是時間和空間的結合體，在判斷行為人的有關行為是否具有「當場」性時，應綜合考慮暴力、威脅行為與先前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時間、場所上的連接性、事實上的關聯性等多種因素。筆者建議，將「當場」提前到主觀條件前面與主觀條件一起作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狀語，這樣可以避免歧義。
四、法條中應明確從輕處罰的原則。從刑法理論上看，轉化型搶劫罪是屬於「臨時起意」的犯罪行為，其主觀惡性較「預謀」的搶劫犯罪要輕，處罰時不應同等對待，應相對從輕處罰。
五、法條中應明確規定相對負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不能成為轉化型搶劫罪的主體。這樣有利於保護、挽救、教育未成年人，符合我國立法精神。
綜上所述，筆者建議應將《刑法》第269條修改為：「以非法佔有數額較大的財物為目的，實施盜竊、詐騙、搶奪行為，當場為控制贓物、抗拒抓捕或者毀滅證據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依照本法第263條的規定定罪，從輕處罰。相對負刑事責任能力的人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