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對立法的影響

1. 法律文化對我國立法的影響

我國是大陸法系國家,所以大陸法系的文化對我國的立法影響巨大.
在解放前,清朝末年,我國版的立法主要受日本和法權國法律文化的影響,其中很多法律的制定都是參考日本的法律.
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的立法是以馬列主義為指導的,因此主要吸收的是德國的法律.
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系,民法法系是繼承古羅馬法的傳統仿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建立起來的各國法律制度的總稱.

2. 中國古代法治傳統對今天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有哪些積極和消極影響

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法家的法治思想非常引人注目，法家的思想家們認為法具有普適性，應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公開宣揚宗法等級制度的儒家，從維護統治階級的整體利益出發，也歷來重視聖君賢人的典範作用，強調君臣守法的重要性。

司法不獨立，不公正的現象普遍存在：由於受到傳統法律文化的制約，我國的司法體制，法院機構設置，法官制度，司法運行過程都帶有明顯的行政化的色彩，行使司法權時往往受到行政權強有力的干涉。而且公開，透明是現代司法體制的基本要求，而當前的司法體制離此還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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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注意事項：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體現社會主義法治內在要求的一系列觀念，信念，理想和價值的集合體，是指導和調整社會主義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監督的方針和原則。

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實行計劃經濟轉變為實行市場經濟，從實行閉關鎖國轉變為實行對外開放，從人治向法治過渡，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把握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必須從中國社會主義國體和政體出發，立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發展的時代要求，以科學發展觀和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思想為指導，深刻地認識社會主義法治的內在要求、精神實質和基本規律，系統地反映符合中國國情和人類法治文明發展方向的觀念、基本信念和價值取向。

3.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4. 中國傳統文化對法律文化的影響

給你一個思路，要從法律文化四要素來構思和組織文章，因為法律文化由法律思想、法律規范、法律設施和法律藝術組成。這四種要素相互聯系和矛盾運動，成為法律文化發展變化的直接動因。
1、法律思想是人們關於法律問題的見解和評價。它由核心部分和外圍部分組成。核心部分是法理學，它是從宏觀角度將法律作為一種特殊社會現象而進行的一種理論評述。它要回答的問題是：法律是什麼?它是怎樣起源和發展變化的?它有哪些特徵?它和政治、經濟、哲學、道德、人性、人口、社會環境的關系怎樣?法律的效力從何而來又如何保障實現?法律與公正、平等、自由的關系怎樣?法律具有何種價值?什麼樣的法律是優良的法律?怎樣制定和實施優良的法律?……總之，它要解決法律的一般性理論問題。外圍部分是法律意識，它是人們從微觀角度對具體法律活動的一種評判。它要回答的問題是：應該制定和不應該制定什麼樣的法典、法規?應採取哪些具體措施以保障法律的實施?何種法律制度是不好的應當改革的?應採取何種措施預防違法犯罪行為的發生?如何保障司法審判的合法性和准確性?……
當然，在法理學與法律意識之間很難確定一條分明的界限，它們在思想家、政治家、法律工作者和研究者的思維活動中幾乎混為一體。但是，它們畢竟不是一回事。它們的區別在於：①法理學關心法律的一般性共同性的理論問題，法律意識則關心較為具體的特殊的法律問題；②在時間觀念上，法律學關心法律活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法律意識則主要關心現實；③法理學雖然也關心現實問題，但是間接的，並注重從理論上加以闡述，法律意識不僅強烈地關心現實法律問題，而且總是把對法律問題的評價、要求置於客觀利益(個人、集團、階層、階級、社會利益)的天平上。法理學與法律意識的微妙差別可以用如下例子加以說明：人們在觀看一幅美女肖像，當一個人從肖像的光線、色調、表現手法等方面來評價它時，那是一種「無我」的欣賞；而另一個人則拿她來同自己的妻子或其他熟識的人進行比較，那就成了一種「有我」的聯想。當然，在法理學和法律意識之間並不存在「陽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分野。法理學總是以一定量的法律意識的積累為原料，才能完成理論升華。而法律意識只有在堅實的法理學基礎上才能對現實法律問題作出更為透闢的評判。在階級社會，掌握著物質、精神生產資料的統治階級，總是比被統治階級更容易創立自己的法理學，而被統治階級則以自己的法律意識與統治階級針鋒相對。一個社會的法律文化水準，不僅要取決於法理學的水平，而且更多地取決於法律意識的發展程度。在法律活動面前，法理學的作用是描述和預測，而法律意識則是創造和實踐。
2、法律規范是區別於生理、倫理、道德規范的一種特殊行為規范。法律規范指示人們可以做某種行為，不可以做某種行為，以及對違背行為的懲處。它可以有文字形式，也可以沒有文字形式，但必須經過社會權威機構的制定或認可。法律規范的形成是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一般說來，初級階段的法律規范與倫理、道德乃至宗教規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這種聯系隨著經濟、政治的發展而不斷松動並最後脫節。由於民族的和歷史的原因，這種聯系在某些地區和民族維持了相當長的歷史，這實際上是完成了倫理、道德和宗教規范的法典化。
隨著社會的發展和法律活動的長期積累，法律規范的形式也發生變化。總的說來是分工日益清晰。法律規范可以分為一級規范和二級規范。前者是直接實現立法意圖的規范，後者是保障前者實現的規范。調整某一部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構成特定的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通過立法渠道實現的法律規范分類組合的結果。法律規范數量不斷增加，內容不斷創新，分類不斷精細，是它發展的一般趨勢。
3、法律設施是保障法律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和發展的客觀條件，它是社會權威機構為實現法制、指導法律活動而建立的一系列工作機構的總和。它包括專門設施和輔助設施。專門設施有：立法機構、執法機構、審判機構、檢察機構、公安機構、司法行政管理機構以及律師咨詢機構、社會保險機構、公證機構、仲裁機構等等，輔助設施有：法律教育培訓機構、調解機構、法制宣傳機構、企事業單位的治安保衛和法律顧問機構等等。
法律設施是社會權威機構的派生物，社會權威機構指派專門工作者並制定工作程序，來保障法律規范的產生和實施。因此，法律設施又是特殊的人和特殊法律規范的結合物，是專業工作者和專門法律規范相結合的產物。它是使法律規范得以產生和實現的一系列工作機關，是從微觀角度制約法律活動的指示燈和控制器，沒有法律設施，法律規范既不可能產生，也不可能實現。
設置法律設施的目的在於保障法律活動的正常進行。因此，在建立和調整法律設施時，應遵從如下原則：①統一原則，不允許互相矛盾和抵觸，法律設施的工作在時間上和空間上都應是統一的；②分工原則，明確職能許可權，各司其事，互相監督，互相配合；③效率原則，要講辦事效率，不允許哪怕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停滯；④應變原則，形勢變了，法律活動也應跟著改變，但要依據法定程序進行；⑤專業化原則，法律工作者應具備專業知識、技能和較高的法律意識，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法律活動是人的有意識的活動。
4、法律藝術是保障法律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和發展的主觀條件，是一種從事法律專業活動的能力、技術和方法。它包括立法藝術和執法藝術。立法藝術是社會權威機構製造法律規范的能力和方法，包括立法機構的組織形式、工作程序；法律規范的形式、語言結構、分類、組合，立法時機的判斷，公布法律的方式，法律解釋的方法等；執法藝術是保障法律規范得以實現的能力和方法，它包括司法藝術和一般執法藝術。前者指審判方法、檢驗技術與理論、鑒定技術、勘查技術、代理與辯護方法，法律文書的製作技術等；後者主要指行政機關執行行政法規的方法和技術和仲裁方法等等。
法律設施和法律藝術是保障法律活動正常進行和發展的客觀、主觀條件。沒有這兩個條件，法律活動的進行是無法設想的。兩者的聯系十分密切，法律藝術總是在一定的法律設施里由特定的人掌握和傳播的，法律設施的活動，總以人們具備一定的法律藝術為條件。它們都體現了人的活動，都受一定法律意識的影響。它們的區別在於，前者強調人們活動的合法性和規范性，後者則或多或少重視人們的主觀能動性。前者常常隨著社會的變化而變化，後者則體現了更多的穩定性和繼承性。
法律文化四要素的外部聯系構成了法律文化存在和發展的方式。當我們注意法律文化起源的時候，常常很難機械地找出一個確切的標志，也無法確定諸要素孰先問世。請看如下的邏輯推理：法律規范與社會權威機構的存在為前提，則後者在先；制認和認可法律規范是人們有意識有目的活動，支配這種活動的是一定的法律思想，於是法律思想在先；法律思想是人們對法律活動的評價，它以法律活動的存在為前提，於是，法律規范又在先……。法律文化的產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當社會權威機構逐漸確立時，法律文化四要素的初級形態也就同時誕生了。
就某一法律文化演進史的橫斷面而言，社會的物質生活總是處在最低層的。由於實際生活的需要，人們產生了某種要求。這種要求經過過濾成為法律意識，它又經過篩選、變型成為社會權威機構的法律意識，並通過立法藝術被立法機構加工為法律規范，又通過執法藝術被執法機構加以推行。經過實踐，一些可行的法律規范或制度被保留並發展了，不再適用的則被淘汰了。一些新的法律規范和制度適應著新的需求而誕生了。在法律活動中，法律思想、法律設施、法律藝術也不斷發展完善，整個法律文化的水準也不斷提高。

5.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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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