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法治水平

❶ 為什麼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法治水平低下，但中國的經濟發展卻異常迅速

經濟發展迅速是因為剛起步的沖勁，法治水平低下是因為監督和問責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對犯罪分子的處罰力度太輕。

❷ 你怎麼看待當今社會的法治建設水平應該怎麼推進我國法治建設

良法善治是對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提出的要求。那麼，什麼是社會主義的良法善治？在新時代應怎麼進一步實現良法善治呢？
簡言之，良法，即符合時代要求，滿足人民需要的法律法規；善治，即優良的治理，也就是要實現我國治國理政的最佳狀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條件下，良法善治有著具體的表現：
所謂良法，就是法律體現了人民的要求。
法律是治國之重器，但法律必須保護人民、造福人民。我們的人身權、財產權、人格權、基本政治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法條是否公正、平等，體現了人們對正義的追求？等等。能夠保證和實現這些方面的法律，自然就是良法。最近，人們熱議的房產稅是否開征，網約車可否保障客戶的權利，崑山事件後正當防衛是否修法，民法典修改能否滿足人民的期望等等，正是表達了人們對良法的期待。
所謂善治，就是要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使國家的治理能夠充分保障人民在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的全面發展，保障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國家的治理能否促進黨和國家事業的發展，能否保障人民生活幸福安康，能否推進社會和諧穩定，又能否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等等。能夠實現這方面的治理，自然就是善治。新中國成立很快就70周年了，我們黨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推進了社會制度的成熟與穩定。
總之，用現代法治理論的話講，良法善治就是在黨的領導下，用完備、科學、有效的法律體系達到管理國家、治理社會的現代化，滿足人民的意願，獲得人民的擁護，確保國家的發展壯大。

❸ 中國是不是法制國家

中國現在應該還稱不上完全的法制國家，但正在努力地建設和完善中。
十八屆四中全會要求將中國從法制國家努力建設成為法治國家。
希望我的回答能對你有所幫助。

❹ 現在中國的發展程度相當於發達國家哪個時代的水平（包括經濟、科技、法治以及社會生活等方面）

經濟：80年代的日本
科技：80年代部分日本的經濟，90年代部分美國的科技
法制：這個沒得比，不用說你也曉得為什麼
社會生活;不如80年代呢，那時候至少政通人和，民風淳福，生活安居樂業

❺ 中國能實現法治嗎

在中國目前的文化傳統和歷史傳承下，是不能採用法治的。

目前的中國，只內適合在小事情上採用容法治，在大事情上採用人治。

舉個簡單的例子，農村的違章建築，雖然從法律角度來說，村民的違章建築是必須拆除的。但是，當違章建築太多的時候，政府根本無法拆除，只能贖買，以保持和諧社會。

還有就是各種群體事件，例如，醫鬧，從法律上來說是違法，要制止的。可是鬧了那麼多年，可曾看見過政府處理？只有等到患者死了、醫生也死了，才出來處理。為什麼，因為人治思想很濃重，政府都不敢用法治思想來處理問題。

❻ 十大案件讓中國法制進程有哪些進步

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❼ 中國是法制還是人制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商品經濟的日益發展，各種經濟活動和經濟關系越來越紛繁復雜，傳統的經濟管理手段越來越不能適應需要，以法治國，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已是勢在必行。
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中國"為政在人"的積習很深，如果不對人治和人治思想進行徹底的清算，我們很難真正樹立起法的權威，所謂用法律手段管理經濟和社會，就只能是紙上談兵。許多問題的是非曲直，不是依靠法律條文，往往得由領導人來裁決，從而也造成了許多問題上爭論不休。
作為一個封建統治歷史悠久的國家，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比較少。有些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制，別人都要惟命是從，甚至形成了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系。這種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外，還使個人凌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制就是歷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是人治的表現形式之一。所謂人治，最基本的特徵是當權者的個人意志超乎社會之上，處理事務和管理社會生活，完全以個人的意志、願望、能力、政治素養、知識水平、道德品質為轉移。實現這樣的統治，帶有很大的隨意性和很強的專橫性。
人治的一個重要特徵，從歷史上看，就是每朝最高統治者無一不總攬全國軍事、政治、經濟、司法大權，所有政事聽憑這個人獨斷專行。"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唯予一人有佚罰"，"聽予一人之作猷"，"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為了防止大權旁落，歷來的君主帝王一再削弱宰相的權力，致使"三公九卿，形同虛設"。人治的另一個特徵，是實行"親貴合一"的組織原則和推崇"忠孝"思想。由於皇權至高無上，與皇帝有血緣關系的皇族和外戚分享著特殊尊榮。漢、唐、明等朝代都有宦官專權和外戚干政的現象。"任職終身"、"蔭澤子孫"，是人治的又一特徵。在中國歷史上，除了政治的變故和權力的傾軋外，沒有哪位皇帝是活著時就主動讓位的。至於每一朝代的各級官吏的選拔和委任，無論是分封制、薦舉制、九品中正制，還是後來的科舉制，幾乎無一例外地保障他們終身乃至世代為官的特權。人治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常常混淆道德與法律的區別，"以禮斷獄"、"以言代法"、"以人代法"、"重德輕刑"。
建國以來，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解決"人治"問題上採取了各種措施，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由於社會主義制度還很不完善，人治和人治思想依然有它的市場，人治是中國經濟發展遲緩的重要原因。經濟現代化要求必須實行法治，徹底摒棄人治。法治是近代大工業和商品經濟的必然產物，近代西方的法治，推動了西方生產力的迅猛發展，促進了社會分工、自由競爭。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必須明確國家、企業和個人的責、權、利關系；必須實行商品的等價交換，保護企業之間的競爭；必須提高工作效率和商品信譽；必須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由人民自己管理國家、經濟、企業、社會……所有這些，都必須實行法治，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違法必究，執法必嚴"，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樹立至高無上的法律權威。這也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所要求的。
人治與法治，並不是簡單的領導制度的區別，而是判斷一個民族是否加入現代文明的重要標志。應當指出，我們至今對人治的危害、法治的意義的認識都還不夠全面深刻，這也是當前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

人制與道德，法制與法律各為體系，兩者辨證同一，密不可分。我們現在的社會是一個不穩定的系統，這個系統靠兩個相互矛盾，卻又缺一不可的規則來維系，我們現在的社會就是兩者的辨證同一。

我們現在的一些海歸們一再標榜的西方法制社會是一個完全法制而忽視人制的社會，這個社會在短暫的繁榮後，其致命的弊端；已經顯現，並將伴隨他走向滅亡。

為什麼呢，法制社會故然美好，但是他畢竟是死的沒有生命的東西，現在西方對機器的盲目崇拜已經不可挽回的將他們帶入了死胡同。古板，僵硬的照搬法律，各個執法部門之間相互牽制，無休止的開庭與辯論，使其社會陷入的僵化和死氣沉沉。忽視了道德的作用，就會顛倒黑白，是壞人得不到懲罰使國家領導人被細化的條款所籠罩，使他們成為一個個戰術家，而不是戰略家，成為一個個法律家，而非有血有肉的國家元首。

盲目崇拜西方法制社會的人，不但放棄了我們古老的文明成果，更可怕的是陷入了西方即將滅亡的機器理論時代。。。

❽ 中國法制的優點

法制的優點不用贅述，每個國家都需要法制，有的法才有的秩序，人們才可以進行日常回的工作生活。答然而，我國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制不完善是正常的,如果完善了,那幹嘛還要在這個階段努力奮斗啊.
雖然我國有人才,但都是有局限性的,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是那些人才在短時間內就完善了法制,那就是違背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了,會阻礙社會的發展,所以法制的完善是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的,不可能一步到位.
借鑒是可以的,拿破倫的<民法典>就是很多國家的立法的一個重要參考,因為它衣法律規定了社會很多方面的問題,如婚姻制度,在那個時代是很了不起的,但就現在看來,還是有局限性的.反正我認為一個國家立法可以把其他國家的法律借鑒一下,但應注意的是,現在世界上只有4個社會主義國家,很多的法律制度在中國都不適用,我們在立法的時候應該學習它們的精神,舍棄具體形式

❾ 中國的法治到底是怎樣一個程度

可以說只對中底層人民有用，對高層幾乎沒有，你可以看看台灣的民主進程是怎樣發展的，你就知道中國社會現在一切問題的根本在於什麼了！

❿ 中國法制的現狀

近平總書記在紀念現行憲法頒行 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保證憲法實施的監督機制和具體制度還不健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門依然存在；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執法司法問題還比較突出；一些公職人員濫用職權、失職瀆職、執法犯法甚至徇私枉法嚴重損害國家法制權威；公民包括一些領導幹部的憲法意識還有待進一步提高。」具體來講，中國法治建設和依法治國事業還面臨以下主要問題和挑戰：

一是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與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要求還不完全適應，領導幹部中的人治現象、公民中的非法治現象、社會上輕視和無視法治的現象，在有些地方、部門、領域和群體中有所抬頭和蔓延。

二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本質要求，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實際上被統一於黨委的「一把手」，法治被「人治」所弱化，依法治國從黨領導人民實行的「治國基本方略」，演變為某些地方和部門「維穩」以及發展經濟的工具。

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有待不斷完善，立法質量需要不斷提高。立法中存在的部門利益、特殊群體利益問題，部門立法爭權奪利問題依然存在。國家立法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合法化的現象仍未消除，一些明顯帶有部門或集團利益痕跡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權力關系合法化，行政部門借立法擴權卸責、立法不公等從制度設計的基礎上影響了社會主義法治的權威和法律的實施。

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主要矛盾，是憲法和法律實施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普遍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許多法律形同虛設（參見表2）。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和執行難的問題時有發生；法治缺乏權威，司法缺乏公信力；公民「信權不信法」，「信訪不信法」，「信關系不信法」，「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不鬧不解決」等問題。加強法治教育，提高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仍是一項艱巨任務。

五是政府多頭執法、多層執法和不執法、亂執法問題；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政不作為、失職瀆職、違法行政等行為；少數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執法尋租、貪贓枉法甚至充當「黑惡勢力」的保護傘；出現了一些不正確的執法傾向，如釣魚執法、尋租性執法、非文明執法、限制性執法、選擇性執法、運動式執法、疲軟式執法、滯後性執法等等；粗暴執法激發沖突，甚至引發群體性事件或極端惡性事件，突出表現在征地拆遷領域。

六是司法改革轟轟烈烈，解決了辦公條件、經費、人員編制以及一些長期制約法院、檢察院建設和發展的體制機制等老大難問題，基本上實現了各個階段司法改革方案預設的目標，但司法獨立、司法公正、司法權威、司法效率、司法公信力和干預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等深層次問題依然存在。

七是「消極腐敗現象仍然比較嚴重」，一些領域腐敗現象仍然易發多發；公職人員貪贓枉法、權錢交易、執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對法治造成損害；執法不公、行政不作為亂作為等問題比較突出。如何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應對和解決腐敗問題，是對黨領導的中國法治建設事業的極大挑戰。

中國法治的未來發展

根據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的民主法治建設任務和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民主法治建設目標，未來中國法治發展的總體思路，應當努力實現四個基本轉變：

1.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在依法治國實踐進程中和社會主義法治軌道上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到社會主義憲政的轉變，從制度上程序上實現「三者有機統一」。

2.是在我國法律體系如期形成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民主法治建設，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國家，實現從法律體系構建到法治體系建設的轉變，盡快從法律大國走向法治強國。

3.是在有法可依的目標基本達成後，中國法治建設的重心實現從注重立法到加強憲法和法律實施的轉變，從紙面的法律向生活中法律的轉變，確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真正實現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和黨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四是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服務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更加註重發揮法治在維護黨權、建設政權和保障民權中的重要作用，實現從法治的表面「維穩」向深層次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和權力腐敗問題的轉變，用法治更好地鞏固和發展黨和國家政權的合法性權威，更加夯實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的政治基礎、社會基礎、民意基礎和法律基礎，為國家長治久安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有力的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