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談法治

❶ 如何提高領導幹部的法制意識和依法行政能力

當前，一些領導幹部之所以存在以言代法、以權代法、以情代法、搞「土政策」的現象，關鍵在於依法指導和開展工作的觀念樹得不牢。各級領導幹部要充分認清依法辦事的極端重要性，使依法辦事成為自覺行動和行為准則。依法辦事是崗位職責所系。領導幹部的職責是法規賦予的，其許可權與職責緊密相連。領導幹部作為黨委決策的謀劃者，其依法辦事的能力和水平，直接關繫到單位的建設和發展。領導幹部必須著力強化依法決策、依法指導、依法辦事的意識。
在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進程中，領導幹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雙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樹立與依法治國和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與其自身所處法律地位相稱的法律意識。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意識必然成為與領導幹部的政治素質、思想道德素質、業務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生理心理素質等諸多基本素質同等重要的必備的基本素質。
領導幹部應具備的法律意識從內容上看，包括諸多方面、諸多層次。領導幹部主要應具備的就是現代法治觀念。因為現代法治觀念是法律意識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觀念。現代法治觀念內容十分豐富，不僅與歷史上的法治觀念有嚴格的區別，而且與人治、德治觀念的本質區別有嚴格的界定。若我國的領導幹部真正具備了以現代法治觀念為核心的法律意識，則領導幹部基本素質的內容就更加完整，結構也更趨於合理。反之，不僅領導幹部基本素質的內容不完整，結構不合理，而且我黨確立的依法治國目標也難以實現。
現代法治觀念是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全體社會成員的行為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講，現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辦事。而依法辦事對於領導幹部而言，因其具有國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現為依法行政。黨的十五大以後，全國的執法工作者和法學理論界經過研討，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國的核心」這一觀點達成共識。依法行政是依法辦事這一現代法治的核心，也是在包括領導幹部在內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為規范中的具體表現。
現代法治最終表現為一種符合現代社會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規范施行和適用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領導幹部必須認識到，自己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的一個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樹立現代法治觀念的基礎上，依法行使職權，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即維護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使社會生活各個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狀態，即形成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法律秩序。在此過程中，領導幹部還必須同時具備依法為國家服務的法律意識。因為按現代法治的要求，每個社會成員和社會組織，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權利，依法履行自己的義務和承擔相應的責任。而權利的實現，義務的履行，責任的承擔，必須有依法制約公共權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領導幹部必須認識到自己在職務行為中行使的公共權力，是凝結著全體人民公意的憲法和法律賦予的。領導幹部行使公共權力的行為，也必須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無限的，更不能公權私用，以權壓法，以言代法。領導幹部必須明確自己手中執掌的公共權力，不僅僅是治理國家，調控社會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務社會，保護每個社會成員享有自己權利的手段之一。領導幹部不僅是依法行使公共權力的國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辦事的社會服務者，和與其職權相應的法律責任的承擔者。我國的各級領導幹部只有具備了與上述現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識，我國社會主義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❷ 黨組書記談如何加強依法治縣工作

一是明確目標，組織落實。自開展第二個五年依法治縣以來，絕大多數鄉鎮和部門建立健全了依法治理機構，不斷完善領導小組議事規劃及工作制度。大部分鄉鎮與村居簽訂了依法治理責任書，多數鄉鎮實行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一把手工程」，縣機關有一半以上的部門由一把手親自負責。不少鄉鎮和部門對普法依法治理的經費投入也逐年增加，如龍港和靈溪兩鎮今年投入依法治鎮的經費各為500萬元、230萬元，大部分鄉鎮採取了實報實銷的方式，在依法治理方面捨得投入。各鄉鎮的依法治鄉鎮工作基本上做到了黨委有決定、人大有決議、政府有規劃。許多大鎮還與所屬部門、村居簽訂了責任書，層層建立目標責任制，使第二個五年依法治縣工作形成了目標到基層、責任到個人、措施到一線的良好局面。
二是突出重點，強化普法。全縣各鄉鎮、各部門能夠把法律普及教育作為依法治縣的一項基礎工作來抓，並根據不同的對象分層次、有重點地開展普法教育，努力使各類對象的學法工作走向制度化、規范化的軌道。1、領導幹部帶頭學法。大部分鄉鎮和部門的領導能自覺接受法律知識教育，如黨委理論中心組學法、參加各法律知識培訓、組織本單位的法律知識講座、自學考試等，通過學法有效地提高了自身依法決策、依法行政的能力。組織部、人事局、普法辦積極推行公務員和一般幹部學法的「並軌制」，把公務員和一般幹部的學法納入各類培訓和任前考試之中，今年全縣組織3300多名公務員進行了《行政許可法》考試。現全縣已完成95%的幹部學法任務。

❸ 如何提高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

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和改革實踐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執政方式和領導方法。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和發展，黨所處的地位和環境，黨肩負的歷史使命，黨的自身狀況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我們黨及時總結過去在執政方式和領導方法上的經驗教訓，根據新的實踐加以改革、創新。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十六大提出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堅持依法執政的重要思想。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依法執政是新的歷史條件下黨執政的一個基本方式」的重要論斷，把依法執政提到一個新高度，表明我們黨在對執政規律的認識和實踐上有了新的飛躍和重大進步。黨依法執政能力的不斷提高，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多年來，黨的各級組織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針，堅持在依法治國條件下改進和完善執政理事的方式方法，取得了顯著成效。同時，一些不依法執政、不會依法執政的現象仍然存在，影響了黨依法執政的水平和效果。首先是思想認識問題。一些同志對依法執政重要性、緊迫性的認識不足。有的認為，依法執政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套「枷鎖」，辦起事來不方便、不隨意，捆住了自己的手腳；也有的認為，在我們國家，黨是領導一切的，黨委有處理一切事情的決定權，依法執政會變相地削弱黨的領導；還有的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主要是行政機關做到依法行政、司法機關做到司法公正就行了，沒有必要再強調黨依法執政。如此等等，造成一些同志不循法治思想謀事，不按法律法規辦事，降低了依法執政的能力。其次是體制機制問題。在理政體制、運行機制、制度建設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忽略法、無視法現象。比如，一些地方和部門時有以黨代法、以黨代政的情形，黨委權力包攬過多，「一把手」個人說了算，嚴重影響了執政效能和科學決策。再比如，依法執政必須用嚴格的制度來保證，但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工作隨意性較大。有的有制度，但程序不完善，使制度流於形式；有的制度有，程序也有，但規范化不夠，導致制度走過場、打折扣，制約了依法執政能力的提高。還比如，監督機制不順暢，監督效能低下，乃至不敢監督、害怕監督、壓制監督、逃避監督，群眾沒有知情權、從而無從監督等情形沒有從根本上得到改進；還有選人用人問題，無論是用人導向、選拔標准，還是工作程序、評價機制，都存在一些難症、頑症，不利於為依法執政提供有力的組織保證。再次是能力素質問題。一些黨員幹部的法律意識、法制思維和依法處理各種事務的能力不強。有的無視法律，在處理矛盾問題時，依仗權勢強壓硬打；有的不善用法，遇到具體問題仍然按照老經驗、舊習慣來處理；有的認為法不如情，熱衷於找關系、疏通門路，找領導寫條子解決問題。這些既反映出能力素質低下的危害性，又損害了法律法規的嚴肅性，也表明了提高黨員幹部的依法執政能力是當務之急，必須抓好。
按照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精神，積極探索提高黨依法執政能力的實現形式，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要做的工作很多，當前要從破解重點和難點問題人手，著力做好六個「強化」。
一、強化全黨依法執政的法治觀念
依法執政的實質，是對法理的尊重，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精神的體現。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幹部必須加強學習，不斷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帶頭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堅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提高依法執政的能力，強化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是總開關。
實踐證明，一些地方的工作起色不大，除了環境、基礎、思路、方法等原因，根子往往出在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不強，不能很好地做到依法執政上，工作的出發點雖然很好，但在具體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把自己凌駕於法律之上，搞以黨代政、以言代法、以政策或指示代替法律，大小事情都由黨組織和領導者說了算，結果只會脫離群眾，事與願違。因此，各地各級要把強化法律意識和法制觀念作為提高依法執政能力的基礎和前提，抓住不放，抓出成效。
廣東省東莞市近年來開展了「強化四大理念、打牢思想基礎、增強依法執政能力」的主題活動，即強化憲法與法律至上的理念，強化執政為民的理念，強化現代法治理念，強化法律信仰。他們採取主題討論、專題研究、分層指導、典型引路等方法，引導和促進廣大黨員幹部結合實際工作不斷強化自身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提高他們的法律思維能力、法律判斷能力和法律運用能力，取得了良好效果，為切實增強黨員幹部的現代法治觀念，有效提升黨依法執政能力辟出了一條新路。
二、強化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政治格局
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是理順黨委和人大、政府、政協的關系，形成科學、規范的執政機制，提高黨依法執政能力的基本要求和實現手段。黨要實現依法執政，就必須正確處理好發揮領導核心作用與協調各方的關系。
許多地方在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福建省漳州市根據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總要求，制定了黨委工作的「八字職責」，即：領導、溝通、協調、服務。領導就是要求各級黨委著眼於全局，集中精力抓帶有全局性、前瞻性、戰略性的重大問題，把握政治方向，安排重要人事，決定重大事項，維護社會穩定。溝通就是主動與人大、政府、政協交流工作情況，暢通信息渠道。協調就是統籌組織好各方面的工作，使其各就各位、各司其職、各負其責，形成合力。服務就是支持各方依法行使職權，為各方開展工作提供優質服務，創造良好環境。如對人大工作，市委明確提出要把黨對人大的領導法制化，對人大選舉制度、人大代表制度、人大工作制度等的改進和完善都進行了大膽探索。在人大選舉中適度引進競爭因素，促進幹部奮發有為。在人民代表的提名選舉中，不再片面要求政治地位和專業政績，更加強調知政、參政、議政、督政的素質要求，促使其更好地履行人民代表的職責。對政府工作，他們堅持「一個統一、兩個各自」，即在事關全局的重大問題上，黨委統一領導、做出決斷。在職能分工上，黨政領導各自履行職責，各自發揮職能作用，黨委不幹預政府的施政過程。同時還制定了明確界定黨委和政府領導人、特別是黨委主要領導職責的規定，清晰權力邊線，防止以黨代政、以黨攬政。漳州的探索在實踐中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既堅持了黨的統一領導，又調動了各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有力地推動了全市的三個文明建設。
三、強化黨內監督機制
鐵一般的監督是權力運行的「法眼」。依法執政對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適應和達到新形勢新要求，必須進一步健全黨內監督機制，為依法執政提供監督保障。
江蘇省蘇州市在圍繞提高黨依法執政能力開展黨內監督工作中，緊緊抓住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這個根本，實施了「兩輪齊動」的監督管理新體制，使黨內監督逐步走上科學化、規范化、制度化軌道。「兩輪齊動」就是一方面加強黨內監督，另一方面實行黨內民主。監督與民主齊動，民主與監督並行。他們在實踐中認識到，一個沒有監督的黨不可能具備良好的依法執政品質，一個缺乏黨內民主的黨不可能形成較高的依法執政能力。在加強黨內監督上，重點抓了體制創新和制度建設。按照《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的總要求，結合自身實際，構建紀檢監察組織領導新體制，加大了垂直管理、垂直領導的比重，對權力部門和掌權者的監督制約更加有效。同時出台了配套制度措施，從制度設計上把黨內各個層面都納入黨內監督范圍，並將監督重點放在「一把手」身上，從解決重點難點問題入手，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監督三者並重的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
在實行黨內民主方面，他們以健全黨員民主權力保障機制為取向，制定了有自己特色的發展黨內民主實施細則，完善了黨內學習制度、黨內民主生活會制度、黨員領導幹部民主評議制度，開設了黨員民主講壇，請普通黨員上講台，評得失、提建議、當高參，行使建言立策、臧否是非的權利。「兩輪齊動」既調動了廣大黨員幹部的積極性，又增強了黨內監督機制的效能，提供了提高依法執政能力的新經驗。
四、強化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舉措
黨要實現依法執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變為民作主為讓民作主。變「為」為「讓」，這一字之差，充分地體現了十六大和十六屆四中全會為人民掌權、依靠人民掌權的思想，體現了胡錦濤總書記強調的「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權為民所用」的精神。明確並落實這一點，就會促進黨委和政府做到依法執政，並不斷提高依法執政能力。
這些年，各地各級黨委和政府圍繞此做了大量實實在在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如，許多地方堅持擴大幹部選拔中的民主，落實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普遍採取了票決制選拔領導幹部；不少地區進行了市、縣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試點；一些地方和部門制定了制度措施，探索以黨內民主帶動和示範人民民主的路子，等等，都是黨依法執政朝著領導和支持人民當家作主的方向邁進。
重慶市在工作中，把黨有沒有本領讓人民起來為自己負責、為自己掌權，當作檢驗黨的依法執政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標尺，努力從具體制度上予以確認和保障。市委在全市農村推廣實行了「八步工作法」，這八個步驟是：第一步，深入調查收集民意；第二步，召開黨員幹部和村民代表會議，討論形成初步方案；第三步，廣泛徵求群眾對初案的意見；第四步，民主討論確定方案；第五步，戶戶簽字進行公決；第六步，分解工程，落實到戶；第七步，村民小組組織實施；第八步，竣工結算張榜公布。「八步工作法」把人民當家作主具體化、程序化。從一條鄉村公路的走向，到一座橋該不該建、誰來建、群眾付多少錢，都要反復討論、醞釀、表決，達不到85％以上贊同率就不能實施。正是在這種看似繁瑣的過程中，使實現黨的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得到了切實體現。
五、強化正確政績觀的樹立
提高黨依法執政的水平，還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牢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依法執政是執政方式問題，政績觀是執政目的問題。正確的政績觀是黨依法執政的前提。因此，實現黨依法執政的目標，必須樹立正確的政績觀。
從各地實踐看，要著力解決好兩大問題：一是各級領導幹部要身體力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作為最高准則，規范自己行為，統領全部工作；二是要建立科學的幹部任用、考核評價體系。目前，各地普遍建立起對幹部的考核評價體系，對正確政績觀的樹立發揮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還需要不斷修訂和完善。要害是對幹部的考核評價，究竟是由上級制定一套衡量標准說了算，還是廣大人民群眾說了算？以群眾滿意不滿意為最高標准，是黨的執政觀和群眾觀的根本問題。
六、強化懂法、守法、善用法的幹部隊伍建設
黨依法執政能力的提高，歸根到底取決於每個黨員幹部依法辦事能力的提高。只有廣大黨員幹部堅持依法執政，善於依法辦事，才能真正做到不斷提高黨依法執政的能力。對建設一支政治思想強、法治素質高、執法用法嚴的幹部隊伍，各級黨委和政府始終在努力不懈地探求，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其中一條有效經驗，就是要圍繞增強幹部行為的「合法度」來強化懂法、守法、善用法的幹部隊伍建設。
安徽省黃山市把增強幹部行為的「合法度」具體化為三個數字：一是全市每年出現多少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案件；二是每年查處多少腐敗案件；三是每年有多少群眾舉報執法部門的「三亂」案件。這三個數字的高低，與依法執政的優劣密切相關，成為全市幹部依法執政能力高下、行為是否正當的檢驗標准。從把這三個數字減少到最低限度入手，市委下力氣從三個方面抓了幹部隊伍建設。首先，實施了法治精神入腦入心工程。在全市開展了依法執政大討論，通過灌輸、研討、辯析，使憲法精神、法律規范與黨和國家的要求廣為人知，入腦入心，夯實幹部隊伍建設的思想理論基礎。其次，組織各種形式的培訓。在黨校、行政學院和相關院校開設不同層次、不同領域、不同行業幹部專門培訓班和專題深造班，分期分批組織幹部進行培訓進修。各部門還經常舉辦不同形式的「學習日」，請專家學者和經驗豐富的實際工作者授課講解，提高了幹部依法執政的素質。再次，加強實踐鍛煉。市委每年有計劃地安排機關幹部到基層鍛煉，讓他們在條件差、矛盾多、熱點難點問題突出的地方開展工作，錘煉其依法辦事、依法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能力。同時，組織黨政幹部到各級人大和司法機關進行一定時間的掛職交流，增加實際工作感受，增強依法辦事能力。近幾年，廣大群眾對全市工作的滿意度逐年上升，全市經濟和社會各項事業得到快速健康發展。

❹ 領導幹部必須具備哪些法治思維

一、規則性思維
法治是法律之治、規則之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規則性思維。
(一)先立規矩後辦事
法是效力最高的規矩，規則性思維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即「先立法，後行為」，依照普遍性的法律治理國家、推進改革。有法可依的基本要求有：一是法律體系的主體應當是最高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能由行政法規等長期「代行」法律職能。《立法法》規定的只能由法律規范的財產徵收、財政、稅收等基本事項必須通過人大立法規范，即使由於立法條件不成熟暫時授權國務院制定行政法規，也應當盡早納入法律范疇。二是法律沒有規范或者規定不明的事項，盡可能通過行政法規或地方性法規予以規范，盡量減少使用層次低的規章，增強法律的剛性和約束力。三是處理好法律和政策的關系，盡可能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用政策去規範本屬法律調整的事項，「政策定調—試點探索—總結推廣—法律固定」的改革模式需要改變。
其次，規則性思維要求凡事要有規矩，「先立規矩後辦事」。強調有法可依，並不是說法治社會的規則只有法律。在沒有法律規定或者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建章立制，用制度管事、管人，不能依批示、指示辦事，不能動輒特事特辦。
(二)立好規矩再辦事
治國理政，光有規矩是不夠的。規則性思維不僅要求有法可依、先立規矩，更強調法律可依、規則可遵循，也就是說法律和規則要求人們做的必須是其能夠做的，必須讓人們對法律和規則先心「服」後行「從」。而要達此目的，法律和規則就應當滿足好規則的基本品質。好法律的基本品質要求是公開、明確、穩定、可預期、無內在矛盾、可遵循、具有同一性，這些法律的品質性要求也基本適用於非法律的規則。
1.公開。法律應在其影響的范圍內通過各種形式公布，從而對於受其影響之人來說，法律是可得的、易得的。公開是法律和內部規定、潛規則等的重要區別，可使法律融入人們的知識體系，進而可能有更多的人認同法律。2.明確。法治是規則之治而不是原則之治，抽象、原則、概括是立法之大忌，應當盡可能避免。只有明確，方可給立法、執法、守法以明確指引，既便於法律的貫徹執行，同時也可有效約束立法、執法行為。3.穩定。法律穩定是社會穩定的基礎，惟有穩定，法律方可約束公權，保證法律不因領導人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有利於人們產生穩定的預期，樹立法律的權威。4.可預期。可預期是法律發揮指引、規范功能的重要基礎，惟有可預期，方能使人們有信心、有恆心，進而大膽交易、促進市場繁榮。5.無內在矛盾。協調統一的法律體系，可給人們以明確指引、清晰預期，從而降低執法成本，減少執法偏差。6.可遵循。民主、科學立法，提高立法質量和法律的可遵循度，是降低守法成本，增強守法意願的關鍵。7.具有同一性。同一性，是指應該在公開、穩定、明確而又一般的規則的指導下制定特定的法律命令或行政指令。惟有具有同一性，方可避免「自己立法、自己解釋、自己執行」，「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以及濫用自由裁量權，從而最大限度實現法律的目的，畢竟絕大多數法律要通過政府來實施。[1]
二、合法性思維
法治意味著法律至上，憲法至上，一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接受、服從法律的統治。因此，領導幹部應當具備合法性思維，無論是立法、還是執行，都應當事先問一下是否合法。
(一)合乎法律文本的具體規定
法律的制定要遵守《立法法》規定的許可權和程序。同時，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不同，在立法、執法、司法、法律解釋以及規范性文件制定過程中，當法律文本規定不一致時，應根據上位法優於下位法、特別法優於一般法、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確定應當依據或適用的法律，也就是說都要找准、用准法律依據，既要杜絕「黑頭的(法規)不如紅頭的(文件)、紅頭的不如白頭的(領導批示)」現象，也要避免根據個人喜好或利益選擇性適用法律，自覺維護法律的統一與尊嚴。
(二)合乎立法目的、法律原則和法治精神
人類理性的有限性和社會實踐的復雜多變，使得法律涵蓋不全或者出現一些概括、模糊規定不可避免。因此，當某一領域沒有法律具體規定時，應根據法律的原則、法治的精神去填補法律漏洞、適用法律，而不能為所欲為胡亂作為。同時，領導幹部在面對法律規定不明確時，也要根據立法目的、法律原則、法治精神解釋、適用法律，恣意解釋、適用法律，「打擦邊球」，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等心態都應當盡力克服和避免。
(三)正確對待「惡法」或者「壞法」
與自然法則、普遍道德、天理人性相背離的惡法是不是法?應不應當得到尊重和執行?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領導幹部能不能以法律法規與行業、當地實際不符而作出不同規定或拒絕執行?與明目張膽違法違規不同，以法為「惡法」、不符合實際為由拒不遵守、執行的現象，在我國的實踐中不僅比較常見，而且更容易為人們寬宥，因而值得深入探討。
從歷史來看，2000多年前蘇格拉底以死捍衛了惡法的尊嚴，二戰結束後的紐倫堡大審判則宣告與人類基本道德和人性完全相悖的法西斯惡法非法，二者只不過分別是幾千年「惡法亦法」和「惡法非法」之爭的典型例子而已。「惡法亦法」所體現的是形式主義法治思維，強調規則的形式價值和普遍平等;「惡法非法」所體現的是實質主義法治思維，更多地強調規則內容和個案公正。
對領導幹部來說，「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法治思維與中國傳統的德治、人治思維更為接近，有時會更有利於眼前問題的解決，因此也更具誘惑力。但這種「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傾向恰恰是值得我們警惕的。
首先，在現代法治發展演變過程中，形式主義始終是現代法治的核心理念，也是現代法律制度設計和安排的理論基石。[2]哈耶克認為：「甚至可以說，要使法治生效，應當有一個常常毫無例外地適用的規則，這一點比這個規則的內容為何更為重要。……重要的是，規則使我們能夠正確地預測別人的行動，而這就需要它應當適用一切情況——即使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我們覺得它是沒有道理時。」[3]
其次，「惡法亦法」是法治在中國生根發芽的必經階段。我國從來沒有經歷過法律至上、規則至上這樣一個形式法治的階段，我們的國民規則意識非常欠缺，守法還沒有成為慣行，法律還沒有被信仰。實踐中，法律不科學、不合理已經成為一些組織、公民甚至領導幹部不遵守、不執行法律的慣常借口。在這種情況下，強調「惡法非法」的實質主義思維，無疑是賦予了執法者、司法者更少限制的自由裁量權，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這樣做的結果無非是另類的人治。因此，只有強調「惡法亦法」，權大於法、情重於法的頑固結構才有可能被觸動，法律至上、規則至上才會成為國民的共識。因此，在當今中國，即使「惡法」、「壞法」，也必須給予足夠的尊重，在沒有依法修改或廢除之前，不能允許任意突破。因為，一旦允許隨意突破一條「惡法」，在潘多拉盒子打開以後，就意味著成千上萬條的「良法」將可能因此而受牽連，從而危及法律的權威和生命。對於一個法治社會而言，個案正義的失衡總是在所難免，法律的偶爾失當和沉默只能說是一種無奈，是人們選擇法治這種社會生活方式必須付出的代價。領導幹部應當力戒因看到法治的這種必要代價而喪失自己對於法治的信心，更不能以此為借口攻擊和否定法治。[4]在法律有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不能制定與上位法不一致的下位法，不能直接突破法律或者乾脆否定法律，也不能繞開具體規定直接適用法律原則，或者以法律原則否定具體規定。在執法實踐中，不能以公平執法替代嚴格執法，因為公平是一個非常模糊的概念。而對於嚴格依法辦事確實可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或者嚴重社會後果的，也應由有權機關通過法律解釋等途徑予以妥當處理。
三、程序性思維
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都需要遵守一定的程序。因此，領導幹部應當樹立程序性思維。
(一)公權力的取得和行使需要程序
公權力需要程序。「正義不僅要實現，而且要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司法要遵守程序法，這已眾所周知。立法也要遵守程序，《立法法》等法律法規規定了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等的制定程序。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處分、行政處罰，進行徵收徵用等，也須遵守一定的公開、公正、民主程序，以保障人民權利，提高行政效能，增進人民對政府的信賴。
程序重於實體。實體相對於程序而言更具目的性，但法治強調程序正義甚於實體正義，因為法治的根本任務在於規范約束公權力，不藉助於正當程序，公權力將很難被「關進籠子里」，實質正義也無從得以實現。
(二)程序不應等於「形式、過場」，程序要正當
近年來，在幹部提拔、公務員招錄等方面不斷有負面新聞報道，有關部門和領導的表態往往是「程序上沒有問題」。對此種現象，有人認為「如果程序上沒有問題，就是程序本身存在問題」。因此，不僅要有程序，程序還應正當，否則走程序將淪為「走形式、走過場」。程序的正當性來源於程序的中立、理性、排他、可操作、平等參與、自治、及時終結和公開。
1.程序中立性要求程序參與各方不得因程序設計而受到不公正對待或享受特殊優待。「自己不得作自己的法官」所強調的就是程序的中立性，迴避原則即是這一原則的體現。2.程序理性要求程序應具有合理性，以有效防止武斷、恣意、專橫或反復無常。程序理性的核心在於權力應當以一種合理的、可以通過說明、論證以及邏輯上一致的方式而行使。[5] 3.程序排他性是指每一個程序獨立、依法展開後，非經特定程序，不得更改，即排斥與其相同程序的再次重復與沖擊。[6] 4.程序可操作要求程序明確、具體。5.程序平等參與要求接受程序法律後果的各方當事人在相同條件下，從程序主持者獲得相關信息，並有相同的機會向程序主持者陳述自己的看法。[7]「任何裁決都要聽取當事人的陳詞」是平等參與的體現。6.程序自治要求程序的參與基於自願，不得強迫。例如不得強制投票、聽證等。7.程序及時終結要求程序符合效率原則，應有時限，要有終點，不能沒完沒了。8.程序公開要求程序除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外，應當向程序參與人和社會公開。
四、權義性思維
法律通過權利和義務調整社會關系。因此，領導幹部樹立權義性思維。
(一)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
法治社會社會關系的基本框架是由法律通過權利義務建構起來的。依法治國、建設法治政府要求領導幹部首先能夠識別權利義務的基本類型和特點，從而以權利、義務為線索去審視、調整社會關系。以人為本本質上講就應以權利為本，權利的本性是平等，因此要在立法、執法、司法的各個環節平等配置、一體尊重、公平保護公民、法人的權利。尤其要注意的是，對於工作權、文化教育權等社會權，政府有積極作為的義務。因此，領導幹部應從權利、義務兩個緯度分析、認識社會關系，從調整、平衡權利、義務關系的角度去制定法律、推進改革、執法司法。
(二)認真對待權利，切實履行義務
領導幹部要認真對待他人權利。領導幹部在行權履責過程中，幾乎沒有不影響他人權利的立法、決策和執法。一般情況下，他人的權利就是公權力的邊界。因此，要尊重他人的權利。當然，尊重權利並不意味著權利不可限制。但必須注意的是，對權利的限制是有條件的，即限制本身也是有限度的，比如徵收就應當以公共利益為原則，程序正當、公正補償。
領導幹部應切實履行義務。不僅要尊重他人權利，還應當切實履行職責，嚴格市場監管，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維護全國市場的統一開放、公平誠信、競爭有序、自由安全。
(三)以權利、義務為基本分析工具，正確對待、妥善處理社會矛盾
紛繁復雜的社會矛盾如果從權利義務的角度去分析，就會清晰得多、簡單得多，這也是正確對待矛盾糾紛及其當事人，妥善處理社會矛盾的一種有效方法。比如，面對一起事件、一個矛盾糾紛，領導幹部首先應當思考的是事件或矛盾糾紛的性質、權利義務關系，正常的法律途徑，然後分析一下政府自身的權利、義務，並以此作出決策。既要避免該為的不為、不到位，同時也要防止大包大攬、亂作為。「花錢買平安」、「不鬧不解決，小鬧小解決，大鬧大解決」等所體現的顯然不是權義性思維。
五、權責性思維
權力是應當履行的職責，與權利具有選擇性、可行使、可放棄、可轉讓相反，權力必須行使、不可放棄、不可轉讓。領導幹部作為權力的行使者和責任的擔當者，理應樹立權責性思維。
(一)有權必有責
首先，制度設計上要做到有權必有責。法律法規在賦予行政機關權力的同時，應當規定相應的責任保障機制，既要避免有權無責，也要防止權責錯位。也就是說，誰享有權力誰就應當負有責任，只規定權力不規定責任固然不好，但權力行使者和責任承擔者不一致也需避免。
其次，實踐中既要保證用權當負責，也要避免無權亂負責。責任不僅應落到紙上，更應落在實踐中。要切實避免只有權力沒有責任;上級享受權力，下級承擔責任;一把手享受權力，二把手、副職或者其他人承擔責任等權責脫離的現象。當然，沒有權力卻亂攬責的現象也應避免。
(二)權責要相當
越是權高位重，責任就應越大。有多大權力就應當承擔多重責任。責任過輕既不能糾正濫用權力行為，也不足以威懾潛在違法行為。但責任也不是越重越好，過重的責任如同過輕的責任一樣不會產生應有的約束力。
從理念上講，全能政府就應當承擔無限責任，而擁有有限權力的政府只能承擔有限責任。因此，從責任的角度看，我國政府職能轉變的過程，也正是政府承擔無限責任向有限責任轉變的過程。
從制度設計講，既要注意權力與責任在類型配置方面的相當，也要注意某一責任類型中責任程度的相當。立法中要實現刑事、民事和行政責任的合理平衡配置，改變重行政責任，輕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的現象。同時，立法中要盡可能規定明確具體的責任，這樣不僅可以使潛在的違法者提前防範、分散法律風險，而且可以有效約束執法者和司法人員，避免執法、司法不公。
從追責實踐看，一要嚴格執法，任何人違法犯罪，都應當承擔相應的責任。要將法律文本規定的責任不折不扣地落實下去，避免「老實人吃虧」。二要防止不問青紅皂白濫施責任。任何法律責任的承擔都要符合一定的構成要件，不問原因、不問過錯、不問真正的責任者的追責表面看來很嚴格，實際上往往是不妥當的。三要尊重責任追究機制。責任不同，相應的責任追究機制不同，有權追責的機構也不同。對於沒有追責權力的領導，尤其是主要領導來說，要尊重有關部門依法執法，不要動輒過問、插手，更不要接手、大包大攬責任追究過程。

❺ 依法治國，百姓有哪些期待

十八屆四中全會剛剛閉幕。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首次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中央全會。在「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提出十餘年之後，本次會議繪制出新路線圖，為「法治中國」作頂層設計。

對老百姓來說，依法治國不是口號，而是實實在在的期待。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表示,四中全會法治體系的提出很有新意。「過去我們都說法律體系,法治體系和法律體系最大的差別,就是法治體系是一個立體的、動態的、有機完整的體系,而法律體系是靜態的制度體系,把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都納入其中,體現了法治的整體要求。」

人們希望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召開後，依法行政的更多重要環節和領域能取得進一步突破，政府部門想問題、做決策以法律為准繩，真正讓改革紅利惠及普通百姓。

背景 良法善治，法律成為權利的保障

曾幾何時，「中國人不信法」，是一些人對國情的「獨到解釋」。但經過數十年的法律教育和宣傳，如今法律已成為社會公眾維護自己權益的最有力武器——來自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數據顯示，從2008年至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受理案件50773件，比前5年上升174%。

不過，法治之路依然漫長。來自中央政法委的統計數據顯示，2013年，全國各地政法機關登記涉法涉訴信訪案件上升38.5%。這也說明「信訪不信法」還有市場。

現實中，執法不嚴、司法不公問題仍然比較突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侵犯公民合法權益現象時有發生；辦關系案、人情案、金錢案，甚至徇私舞弊、貪贓枉法屢禁不止。

在執法層面，許多法律法規規定了禁止做什麼，但沒有詳細規定具體的懲罰措施，法律的實用化程度和違法成本過低將法律法規的有效性降低了一半。比如，我們有《食品安全法》，但毒膠囊、地溝油問題依然嚴重；我們有《物權法》，但野蠻拆遷依然頻發；我們有《環保法》，但一些污染企業仍在肆無忌憚地排污……

如今，司法體制改革已進入攻堅階段——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如何得到有效破除，如何破除「信訪不信法」痼疾，讓民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一系列改革難題期待更為具體的制度規劃。

評論 依法治「官」，規劃反腐「治本」之道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依法治國，人們不會只看制定了多少法律，更看你落實了多少。如果法律只是掛在嘴上、寫在紙上，不落實到行動中，那就談不上法律的尊嚴和權威。

十八大以來，反腐風暴強勁。出台「八項規定」、加強中央巡視、嚴打貪官外逃……從嚴治黨的舉措深獲民眾支持與贊許。但腐敗具有頑固性和反復性，種種跡象表明，在反腐高壓態勢下，部分官員仍存僥幸心理，從「明腐」轉為「暗腐」。

從查處的情況來看，腐敗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並且遍及到社會各個角落，只要權力集中的地方，就容易形成腐敗滋生的土壤。當前的反腐工作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但並未徹底鏟除腐敗的土壤。從各國經驗來看，反腐必然要經歷一個從治標到治本的過程。我國也同樣應該會經歷一個如此的過程。
而當前的反腐風暴已為「治本」拓展了可能的空間。在強力
「打虎」「拍蠅」讓官員「不敢腐」的同時，一系列「不能腐」的治本之策也在推進。如何通過更為完備的制度構築權力之「籠」，如何通過更為有效的監督體系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規劃反腐「治本」之道，成為民眾對於這次會議的一大期待。

據媒體報道，中央紀委正會同有關部門起草制定有關黨內法規，實現中央紀委向中央一級黨和國家機關派駐紀檢機構全覆蓋，彌補對中央一級黨政機關監督、執紀、問責的「缺位」。這是我國紀檢體制改革全面發力的重要信號之一。為實現隨著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陸續出台，反腐敗體制機制將日臻健全，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將會迎來質的提升。

而人們則期待更多配套制度和改革，比如預算制度和官員財產公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將從根本上依法治「官」，減少腐敗。

聲音 依法行政為權力套上「緊箍」

行政權力進入法治軌道是改革面臨的一個難題，也是老百姓對依法治國最大的期待。法治，重在對公權力的治理，為權力套上「緊箍」。

沒有界限，權力就會無休止擴張。行政審批就是一個例證。以前，人們常抱怨「公章旅行」現象，一個審批單往往要蓋上幾十個公章。新一屆政府大刀闊斧簡政放權，一年多來已下放600多項行政審批事項。不過，政府在一些領域仍然管得過多、過細、過濫。一些黨員領導幹部迷戀「權力至上」；「拍腦袋就干，掐腰子就上」以及「大包大攬」依然是慣用的決策方式。

在城建、環保、工商、稅務等部門，一些執法人員，一方面對守法者濫用職權，吃拿卡要，另一方面又成為違法違規者收買的對象。近一年來，深圳市已連續有三個執法隊隊長因在查處違法建築中涉嫌受賄而「落馬」，涉案金額有的高達上百萬元。

專家認為，壓縮權力尋租的空間不僅要明確執法標准，合理規定執法人員的責任等，從長遠看，還是要完善權力監督機制，使行政執法權得到有效約束。

由於行政權力過大，常常出現同案不同罰、同事不同辦、濫用自由裁量權等現象，不但影響了法律的權威性和嚴肅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成為腐敗誘因。在各類腐敗案件中，「一把手」腐敗案件佔到了70%以上，從披露的案情看，絕大多數都是「權力型腐敗」。

「對於私權利，是法無禁止即可行；對於公權力，則是法無授權即禁止。」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認為，今後必須最大限度減少權力的自由裁量，依法治權、束權。

建設法治市場經濟，就要用法治劃清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法治規范；建設市場決定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法治政府，實現政府職能法定化。

❻ 如何加強普法教育，推動黨員幹部增強法制意識

如何增強領導幹部法律意識，提高行政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法制徵文)
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實現依法治國，是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黨和政府管理國家和社會事務的重要方針。採取分層次、抓重點、利用多種形式深入開展法制宣傳教育，促進社會和諧與穩定，收到較好效果。在開展普法教育，加強領導幹部的法制教育中，我們的具體做法是：
一、 學習是增強領導幹部法律意識，提高行政執法人員法制觀念進步的基礎。
黨的十七大明確提出，要建設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社會。現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使我們的生活環境、工作環境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已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我們所面臨是的一個知識含量極高的實際，新知識、新技術、新事物層出不窮，知識爆炸，信息爆炸，這就要求我們必須重視學習、善於學習，通過學習獲取新知識，開闊視野，優化知識結構，法律知識是工作、生活中必須掌握的重要知識之一，是新時期每一位領導幹部的必修課。
1、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視。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認識到法律是解決難題最理想的工具和手段。只有思想上重視法律，才能產生學法用法的濃厚興趣，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嚴格學習制度。利用周三、周五學習時間和黨組中心組學習時間，以黨組中心組普法學習帶動黨員幹部的普法學習，努力使各項普法學習任務落到實處;
2、要在方法上突出重點。
法律知識門類繁多，系統龐雜，博大精深。大家工作忙、事務多，時間有限，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全學全掌握，在掌握基本方法、學習基礎知識的同時，突出重點，抓住要害。把學習基礎法律知識和專業法律法規相結合，在本職崗位所必備的法律知識上下真功，在新出台的法律法規上用苦功，不斷增強駕馭本職工作、依法行政、依法辦事的能力。在學習過程中，要求幹部職工必須認真宣傳好、學習好《環境保護法》、《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青少年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規，以及與禁賭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學習宣傳工作。把握其精髓，不僅積極參加單位組織的普法學習，而且要抽出一定時間進行自學，不僅做到學習有記錄，而且還撰寫學習心得，促進幹部職工普法學習向深層次發展;通過法律知識的學習宣傳，使廣大幹部群眾牢固樹立起權利義務對等的意識和責任意識，真正懂得學法用法不僅要講權利，維護合法權益，更要講義務，承擔法律責任。
3、要持之以恆、學以致用。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要學作決策、辦事情，必須熟練掌握相關法律知識，否則就會出現決策失誤，感情用事，甚至造成瞎指揮現象，害人害己。只有學會運用法律手段來管理事務，才能推動依法治區進程，領導幹部一定要保持蓬勃朝氣和昂揚銳氣，以強烈的責任感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感切實搞好法律知識的學習。採取多種形式。我們組織領導幹部觀看「今日說法」、「法律講堂」等中央電視台播放的普法欄目，用發生在身邊的法律故事引領幹部學習法律知識，增強法律意識。我們堅決杜絕形式主義，在學習中不僅採取領導宣講、專題討論、集中閱讀、封閉測試等常用方式，而且要求每一名幹部職工在把握精神實質的基礎上，在全局普法學習中選擇一個專題進行一次宣講，起到大力宣傳和鍛煉幹部的雙重目的，充分發揮普法學習對依法行政、依法治理的指導作用。
二、實踐是增強領導幹部法律意識，提高行政執法人員法制觀念的保障
我校現有師生1600人左右。學生主要文化社區大多數學生具有良好的道德行為規范，能積極遵紀守法，但也有少數學生受社會的負面影響較大，法制意識淡薄，紀律觀念差，容易上當受騙。由於學校教育是面向全體學生的，為保證向社會輸送每一個合格公民，我們就運用法律武器，用多數來影響少數，完成我們的教育任務。
學校的主要工作是教書育人。使每一個青少年學生從小學法、知法、守法、用法，是學校德育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現在就加強法制教育，不僅能使學生從小就有法律意識去遵紀守法，同時也可用法律武器來保護自己，更重要的是走上工作崗位後，也能做一個遵紀守法的合法公民，這對社會文明將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學校與社會的關系小學階段是少年思想品德逐漸形成，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和科學世界觀的重要階段。因此，循序漸進，有的放矢地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對培養知法、守法的新一代青少年有著重要而特殊的意義。在改革開放的今天，特別是受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學校受各方面的影響較大，其中社會上的不良風氣對青少年成長造成了較大的負面影響。針對上述情況，我校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借普法的東風，以法律為武器，加強學校管理，加強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教育，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在校師生違法犯罪率連續多年為零，學校連續多年被評為區文明單位。
《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法規既為學校指明了辦學方向，又為學校發展提供了法律保護。因此，從學校內部來講離不開法。只有學法、知法、守法，堅持依法治校、依法治教，才能使學校的發展步入正軌。普法教育不僅是學校的工作，更是全社會的工作，關心青少年是一項社會工程，我們只有與社會有關單位緊密聯系，共同開展法制教育，才能更好地增強青少年學生的法律意識。
1、普法工作對加強和改善學校內部管理也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隨著教育體制改革的深化，校長負責制的推行實施，有可能出現「人治」代替「法治」。另外，教師在教育過程中會根據「老經驗、老規矩」辦事，有可能導致違法，從而影響學校的教育管理水平。為使學校的管理也能走上依法辦事的軌道，使教師的師德規范都建立在「法」的基礎上，我們必須學法，用法律手段健全各項規章制度。我校多年來始終堅持以德育為首，以法制教育為先導，以法律為武器，加強學校管理，加強青少年學生的思想教育，雖然辦學規模逐年擴大，但學校秩序井然，校風校貌良好，學生的法律意識增強。
2、狠抓組織落實，完善制度建設
為使「五五」普法活動能在我校正常、深入、持久地開展，增強師生的法律意識，學校建立了以黨支部書記一把手校長任組長的「五五」普法和依法治校領導小組，同時還聘請了相城區法院的同志和派出所的所長擔任學校的法制副校長，形成了黨、政、隊、班主任隊伍為一體的普法領導組織網路。各條線在制訂工作計劃時都把法制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內容制訂在其中，並定期碰頭，研究部署學校的法制宣傳教育和依法治校工作。
我校領導班子充分認識到，開展普法教育不僅是建立一支法制教育隊伍，更主要的是要依靠全體教職工。如果全體教職工的法律意識不強，法制教育就會成為空談，更談不上教育質量的提高。為此，學校積極組織教職工認真學法，提高思想認識和法制意識。利用周三的政治學習時間，有計劃地組織學習《憲法》、《刑法》的部分內容及《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道路交通安全法》。重點學習了《教育法》、《義務教育法》、《教師法》、《青少年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規，每學期至少請法制副校長或派出所、司法辦的同志來校作一次法律講座，並採用問卷、有獎競賽、考試等形式檢查大家的學法效果。利用每月一次的班主任例會，組織班主任學法。通過多種形式的學習，大大增強了全體教職工學法、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覺性，並潛移默化的教育影響學生增強法制觀念。
充分利用有力的宣傳媒體大張旗鼓地宣傳法律知識，是開展普法教育良好而又有效的途徑。我們利用黑板報、宣傳櫥窗、橫幅、紅領巾廣播、播放法制教育錄像等宣傳媒體，在師生中廣泛開展普及宣傳，通過開學典禮、集體晨會、國旗下講話、班會課等向師生廣泛宣傳發動。與此同時，還有計劃、有步驟地請派出所、司法辦同志來校作「法律知識」講座，充分發揮德育基地的作用。我們還積極注重學科滲透，充分利用上政治課主陣地搞好普法教育。近幾年，我們先後組織學生學習了《憲法》、《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規》、《青少年權益保護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法規，並根據德育大綱，重點抓好《中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學習與實施。
我們還積極做好輿論導向工作，將每年的四月、十一月份定為法制宣傳月。我們還通過有獎競賽，每學期結束時的評優工作，如評選文明學生、五好學生、常規管理先進班等，樹立典型，積極倡導模範遵紀守法。
3、開展豐富多彩、寓教於樂的普法主題活動
升旗儀式是實施愛國主義教育的極好形式。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的時候，都會使在場的每個人的愛國心得到一次升華。因此，我們抓住這一良好的教育形式，有計劃、有選擇地開展法制教育。
班隊積極開展「從小學法、知法、守法，爭做宣傳員」活動，廣大學生人人積極參與，通過軍訓、掃墓等活動，加強對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根據德育大綱，切實加強了對學生日常行為規范的養成教育，每年十一月份開展一次《我愛附小——從行為到規范》主題班會活動，利用每年的校園文化藝術節文藝匯演編排法制教育文藝節目，以及開展「五五」普法主題班會活動等對學生進行法制教育，寓教於樂，不僅陶冶了學生的情操，更增強了學生的法制觀念和法律意識。
4、加強「三結合」教育，增強法制氛圍
對學生的教育是全方位多層次的，單靠學校的教育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在開展「四五」、「五五」普法的同時，非常重視家庭教育和社區教育這兩個層面。我校充分利用現有的德育大環境，充分發揮德育基地的作用，形成合力，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在全社會營造法制教育的氛圍。早在97年，我校就建立了家長學校，每學期以年級為單位舉行家長會，介紹教育子女的方法，交流家庭教育經驗，建立家庭教育問卷制度和法制講座，使家長和學校及時交流信息，及時解決孩子出現在萌芽狀態的問題。
多年來，學校通過深入持久地開展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教活動，增強了師生的法制觀念和意識，取得優異的成績，多年來，學校師生的違法犯罪率一直為零，辦學效果較好,得到了上級主管部門及社會各界的肯定,市公安局評為「安全文明單位」；連續三年被評為區常規管理先進學校。
積極開展普法教育，依法治校，使我校嘗到了甜頭，盡管普法工作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工程，但我們會繼續努力搞好普法教育，不斷優化學校管理，使學校的各項工作步入法制化軌道，全面推進依法治教，培養一批批知法、懂法、守法的青少年。
領導幹部法律意識增強了，行政執法人員法制觀念提高了，工作有了方向和准則，如今「六六」普法已悄然走近我們身邊，我們領導幹部一定率先垂範，與時俱進，加強學習法律知識，做好本職工作，為社會的繁榮進步做出自己的貢獻。

❼ 如何實現組織決策的法制化

實現組織決策的法制化要求:

（1）切實加大措施，提高各級領導幹部及其後備人員乃至全體公務員的科學文化素質。建設並形成一支高素質的公務員隊伍。更新他們的認識理念和思維方式，使他們能夠很好駕馭各種復雜情況，應對各種復雜局面，提高他們遵循客觀規律辦事與科學決策的能力。

（2）切實提高各級領導的法制意識和法制水平。民主是管理的基礎和管理所追求的目標。但管理本身還是要靠法規和制度，這是社會組織約定的規范，具有強制性。這才是管理的要義。法規意識的加強，對各級領導幹部而言，別有特殊的意義。

（3）制定並施行法制化水平較高的決策程序。積極支持各級人大立法並做好立法的前期工作，強化行政立法活動和立法行為，提高政府和職能部門的法制水平和執法能力，促進政府決策法制水平的提高，保證科學決策並貫徹實施；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決策，不越權行政；嚴格履行決策的法律程序，依法決策。

（4）圍繞決策活動制定切實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限制領導者亂用權力，越權行政，特別是把重點放在抑制「一把手」的個人專斷和權力擴張上。對「一把手」要圍繞決策行為和民主作風進行專項考核，對個人專斷、越權行政、違法行政者要視同違紀處理，對造成後果的要依法追究其法律責任。

(7)一把手談法治擴展閱讀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依法決策機制，把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確定為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機關內部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及責任倒查機制。這是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快建設法治政府的重要舉措。

改革開放36年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並大力推進決策科學化、民主化、法治化。從黨的十三大到十七大，一系列重要文獻都對科學民主決策制度的內涵、重大決策與立法監督的關系、決策失誤追究責任制等進行了深刻論述。

黨的十八大明確指出，「堅持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健全決策機制和程序，發揮思想庫作用，建立健全決策問責和糾錯制度。」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

四中全會在此基礎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把科學決策民主決策依法決策納入法治化軌道，確定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決策合法性審查機制和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以及責任倒查機制，這標志著我國決策咨詢制度法律確立了法律地位。

決策咨詢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改變了政府以往的決策慣性，越來越多的公眾和專家學者參與到公共政策制定過程，以各種形式參與政府決策，有效地避免了或降低了決策風險，為我國公共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決策咨詢制度推行和實施過程中還存在很多弊端。如一些地區對重大事項界定不清，決策者選擇性對重大事項進行決策咨詢；決策咨詢不公開不透明，決策過程結果沒有完善的記錄和檔案管理；集體決策走過場，還是書記說了算等等問題。

近年來頻頻曝光的所謂「一把手工程」「政績過程」「面子工程」都是決策機制不健全、缺乏法律約束的後果。

特別是由於沒有硬性的責任追究機制，「拍腦袋決策，拍屁股走人」的「三言兩拍」幹部不在少數，影響很壞，群眾反應強烈，對黨委政府的形象損害極大。這些現象和問題的根源就在於缺乏依法決策機制。

重大決策法治化，將從根本上杜絕黨政官員「亂作為」的問題。但是，要把依法決策機制落到實處，必須把這項制度「落細」「落小」。

具體說來，一是細化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對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逐項進行具體規定，堵住弄虛作假、走走過場的漏洞；

二是強化合法性審查機制，對那些於法無據甚至違背法律決策項目，堅決取締；

三是問責制度常態化。對於倒查出來的問題，不論責任人走到哪裡，不論職位有多高，都要堅決查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