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立法成本

A. 稅收立法前評估：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

立法前評估對於改進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保障立法實效具有重要意義。隨著我國稅收立法工作的進一步加強，非常有必要將立法前評估引入稅收立法過程之中。然而，在目前已開展的立法前評估工作中卻未見有就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進行立法前評估的實踐，相關的理論研究成果亦尚付闕如。有鑒於此，本文擬在界定稅收立法前評估概念的基礎上，對「評估什麼與如何評估」這兩個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基本問題做些探討。
一、什麼是稅收立法前評估
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理論上進行概念定義的較少，更多的是概括性的描述和說明。例如，有學者指出，立法機關在進行立法預測、確定立法規劃以及進行立法論證時對立法的一種預評估，即立法前評估。① 也有學者提出，立法影響評估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其成員國使用的一個概念，也可用立法前評估、立法可行性研究等概念予以替代，其基本內涵和步驟是：立法機關在立法過程中，藉助成本—效益分析等手段，預先評估法律條款實施後對本地區公民、政府和社會的效用和影響，以評估結果為依據修正立法內容。② 還有學者認為「立法前評估」或「立法前質量評價」是與「立法後評估」或「立法後質量評價」相對應的立法工作，在很多法治發達的國家，或稱之為「影響評估」、「影響性評估報告」。③
而在概念界定方面，有學者認為，所謂立法前評估，是指在啟動立法程序前，對立法項目的立法必要性、可行性和法規中主要制度的科學性、可操作性以及法規實施的預期效果、社會影響等進行分析、評價，使立法機關可以據此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力求從源頭上排除影響立法質量的不利因素。④ 另有學者則將立法前評估界定為：「立法機關或者其他機構，按照一定的程序、標准和方法，對某項立法所要達到的目標、所要具體規范的內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以及對社會和公眾的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⑤ 此外，一些地方出台的立法評估規范性文件對立法前評估也作了明確界定。例如，《陝西省地方立法評估工作規定》第2條：「立法前評估是指對立法選題就其必要性、可行性和成本效益進行調查、論證和評價的活動。」等等。
上述關於立法前評估的描述和概念界定，分別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和工作實踐闡述了對立法前評估的認知，表明當前人們在什麼是立法前評估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既有「交集」，也存在分歧。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1.在立法前評估的時間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是於法案交付表決前進行的評估活動，但對於其是僅存在於立法准備階段還是也延續至正式立法階段，有不同認識，有的將立法前評估嚴格限定為立法准備階段的立法評估活動，有的則認為法案交付表決之前的立法評估活動均為立法前評估。2.在立法前評估的對象上，雖然都認為立法前評估指向的是特定的立法項目，但對於其是僅限於某項立法的選題還是也包括該項立法的法律草案，存在不同認識，有的將其限於立法項目的選題，有的認為也包括法律草案。3.在立法前評估的內容上，雖然都將立法項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立法的成本與效益以及立法的預期影響等納入立法前評估的范疇，但在具體內容和強調的重點上有所不同。
由上可見，對於什麼是立法前評估，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還沒有形成一個較為清晰一致的概念。也正是由於概念的模糊和不一致，產生了對立法前評估理解的不一致，並由此進一步導致立法前評估實踐中具體做法極不統一。很顯然，在立法前評估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在我國剛剛興起之時，要給出一個各方面都能接受或認同的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定義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出於分析和論證的需要，本文仍試圖對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概念做一界定：即，所謂稅收立法前評估，是指稅收立法機關或者其委託的機構在稅收法案交付表決前，按照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對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以及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與影響等所進行的評估。這一關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界定概括了稅收立法前評估的諸要素，除了強調稅收立法前評估必須遵循一定的標准、方法和程序外，還突出了評估主體的特定性、評估對象的復合性及評估內容的廣泛性等方面。
二、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內容
稅收立法前評估內容的確定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的順利開展和評估目標的實現至關重要。這是因為開展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首先必須解決「評估什麼」的問題，而評估內容的確定是否合理又將影響具體評估指標的設計和評估指標體系的構建，進而影響評估目標的實現。在具體的稅收立法前評估工作中，評估內容的確定主要取決於評估對象的選擇和所欲實現的評估目標。具體而言，針對稅收立法項目選題的評估主要是評估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針對稅收法律草案的評估主要是評估法律在草案內容與形式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針對立法預期效果和影響的評估主要是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以下對這三方面的評估內容予以說明。
第一，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即對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應否進行的問題。因此，在稅收立法過程的立項階段就應當對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開展評估，並根據評估結果作出是否予以立項的立法決策。也就是說，只有具備必要性與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方能予以立項，並按照立法工作的整體安排開展後續立法活動（如起草法案），否則就應不予立項或暫緩立項，後續的立法活動也沒必要進行。由此可見，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淘汰」作用，將那些不具備必要性和可行性的稅收立法項目排除在立法規劃或立法計劃之外，從源頭上控制立法成本，以達到節約立法資源的目的。
第二，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即按照一定的標准對稅收法律草案的內容和形式的合法性與合理性進行事前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合乎特定評價標準的問題。其中，合法性評估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內容和形式上是否符合《憲法》、《立法法》及其他上位法的規定，也包括就特定稅收事項立法機關是否具有相應立法許可權的評價。合理性評估包括實質合理性與形式合理性兩方面的評價。前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所確立的具體制度的公平性、科學性、可操作性，後者主要評價法律草案和相關現行法律的協調性及結構和用語上的規范性。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主要起著「質檢」作用，即在形成草案後交付表決前，對其質量進行「檢測」，以確保和提高稅收立法的質量。
第三，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即通過成本-效益分析和影響性分析對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和影響進行評估，其所要解決的是某件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是否有效益及在各領域對不同主體將產生何種影響的問題。其中，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主要考察某件稅收法律實施後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與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之間的比率。而立法的影響評估則主要評價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不同領域的影響。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雖然是對稅收立法的實施效果和影響進行的一種預評估，但其對於立法機關做出更為科學合理的立法決策，提高稅收立法的實效，及時發現和防控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風險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和影響評估同樣應作為稅收立法前評估的一項重要內容。
三、稅收立法前評估的方法
立法前評估的方法既包括採集評估所需的信息和意見的方法，也包括對獲取的各種信息和意見進行辨別、分類、量化的方法，還包括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各項評估內容展開分析與評價的方法。以下主要結合具體評估指標對前述稅收立法前評估的各項內容的分析與評價做些探討。
（一）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與可行性評估
立法的必要性即存在立法的社會需求，因此，評估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應該主要圍繞特定稅收法律的制定或修改能否滿足相應社會需求來設定具體評估指標。就稅收法律的制定而言，首先要明確制定該法能滿足哪些社會需求，然後再看相應的需求是否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實現。以「房地產稅法」的制定為例，設定評估其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時就至少應當考慮房地產市場調控、稅制改革、社會分配體制改革等方面的立法需求以及這些立法需求在當前有無必要通過制定「房地產稅法」來實現。對於後者，則主要應看這些立法需求的普遍性與迫切性程度如何及現有相關立法（如果有的話）滿足相應立法需求的狀況如何。就稅收法律的修改而言，其必要性主要體現在原有稅收法律實施的客觀社會情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從而影響到其適應性。因此，設定評估修改類稅收立法項目的必要性的具體指標，應當主要圍繞客觀社會情勢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原有稅收法律適應性的影響程度來進行。以《個人所得稅法》的修改為例，個人收入結構與水平的變化和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范圍、免徵額及稅率的確定聯系密切，故評估其修改必要性的具體指標則應體現這些變數的變化程度及其對《個人所得稅法》的適應性的影響程度。變化程度和影響程度愈高即表明修改的必要性愈強。
立法的可行性既是指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指所立之法的可行性。因此，就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開展評估既要考察稅收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也要考察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就立法活動本身的可行性而言，其具體評價指標至少應當涵蓋：立法准備工作是否充分（如前期調研的開展情況）；是否有合適的起草機構和起草人員；後續的立法活動能否順利進行（如能否得到相關部門的支持與配合及出現重大分歧時能否協調各方意見）；法律草案在提案機關內部獲得通過的可能性；法律草案列入立法機關會議議程的可能性與進度。就所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的可行性而言，因立項階段往往尚未形成完整的法律草案，因此對其可行性的評估主要應當圍繞相應稅收法律制定或修改後其實施在總體上所需要的政治、經濟、社會條件和相應的機構、人員、技術條件是否具備來進行。落實到具體稅收立法項目的可行性評估，還需要考慮關鍵的配套制度能否如期建立和順利實施。例如「房地產稅法」實施的必備條件之一就是不動產權屬狀況的明晰，因此，建立全國統一的不動產登記制度的可能性及其進度就會影響「房地產稅法」制定的進度並決定著其出台後的實施情況。那麼，在「房地產稅法」的立法項目可行性評估中就應當設定涵蓋這一關鍵因素的相應指標。
（二）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與合理性評估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首先要評價其合憲性，即合憲性是首要標准。其次要評價其是否符合《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如果法律草案的最終通過機關是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以外的其他國家機關（如國務院、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尤其要注意評價通過機關是否有相應立法許可權（是否符合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及有無專門的立法授權）。此外，在稅收法律草案中涉及行政處罰、行政許可、行政強制等方面的規定時，還要評價相關規定是否符合《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製法》的規定；當制定或修改的稅收法律位階較低時，則還要進行「不與上位法相抵觸」的評價。這些評估內容在稅收法律草案的合法性評估中都應確立相應的具體評估指標予以評估。在具體評估方法上主要是運用規范分析的方法。
稅收法律草案的合理性評估首先是實質合理性評估，而實質合理性評估主要有公平性、科學性及可操作性三項評價指標。稅收法律制度的公平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對於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給予了公平合理的安排，例如在規定納稅義務人的納稅義務時要體現稅負公平原則的要求。稅收法律制度的科學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置合乎社會關系運行的客觀規律從而有利於立法目的的實現。
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是指稅收法律制度的設計能夠得到具體執行和遵守。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與稅收法律的可行性在內涵上既有交叉又有區別。兩者間的區別主要在於側重點的不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操作性側重於稅收法律在制度設計上是否周詳、合理與協調，而稅收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則側重於其實施所需的條件是否具備。
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形式合理性的指標包括協調性和規范性。協調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對於同一事項的規定與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的規定應當協調一致，不應相互矛盾和沖突。在稅收立法前評估中如果發現稅收法律草案與其他同位階的現行有效法律存在不協調的問題，首先要判斷是不是起草者有意以新的規定來取代現行有效法律中原有的不合理規定，否則就需要考慮對稅收法律草案進行修改以消解不協調的問題。規范性是指稅收法律草案在結構和用語上符合立法的規范性要求。其中，結構的規范性評估包括稅收法律草案在整體結構上是否符合一定的邏輯順序，是否層次清晰、前後一致及在法條結構上是否合乎邏輯、要素完整。用語的規范性評估則主要是評價稅收法律草案在立法語言的使用上是否明白、准確、嚴謹。
（三）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與影響評估
稅收立法的成本效益評估所要評價的是稅收立法的有效性，即稅收立法的預期效果（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和立法活動本身的成本（立法成本）及稅收法律實施成本的比率。因此，該項評估進行的關鍵在於對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立法成本、法律實施成本的准確測算。其中，稅收法律實施所可能產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主要表現為稅收的經濟效應和社會效應。立法成本包括制定或修改某件稅收法律在人、財、物等方面的投入。法律實施成本則既包括稅收的徵收成本，也包括為保證稅收的征納而支出的行政執法成本和司法成本。由於影響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因素本身的多元性與復雜性，因此，在稅收立法前評估實踐中要准確地測度稅收立法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難度非常大。而稅收立法成本、徵收成本、行政執法成本及司法成本的准確計算也並非易事。故此，重視相關數據的收集、積累和建立科學的稅收效應分析模型對於稅收立法前評估的順利進行就顯得尤為重要。
稅收立法的影響評估所要評價的主要是稅收立法的風險性，即通過對稅收立法的經濟、政治、環境、社會影響的分析來預測稅收立法可能產生的各種風險，並在立法過程中採取相應措施對其進行防控。而稅收立法在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等方面的影響首先是通過對不同群體（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施加影響來實現的。前者是稅收立法的間接影響，後者是稅收立法的直接影響。因此，稅收立法前評估中的影響性評估，首先要對某項稅收法律制度的確立或改變可能對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選擇帶來哪些影響進行評估，然後再就不同群體行為方式的改變對經濟、政治、環境、社會的影響開展評估。例如，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勢必影響企業、消費者、政府、社會組織的行為選擇並由此對經濟、政治、環境及社會產生諸方面的影響，此種轉變如果要通過修改《增值稅暫行條例》或制定「增值稅法」來實現，那麼在相應的立法前評估中就要對這兩方面的影響進行評估。

B. 稅收的行政成本包括什麼反應了什麼問題

稅收的行政成本包括內容如下：
政府行政開支(即所謂的行政成本或行政費用)，稅收行政成本指政府為取得稅收收入而支付的各種費用。國家取得稅收收入的過程包括制定稅收制度、組織征稅活動、開展納稅檢查並處理違章案件三個階段。與此相適應,征稅成本也由立法成本、徵收成本和查處成本三個部分構成。

在全國乃至全球的特殊地理特點帶來的貧困縣凸顯的民族問題,對政策的需求自然不同。實際操作中,反映出對政策的執行不力,暴露出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與現實需求的矛盾。
稅收成本增長較快，並且稅收成本上升的速度還超過了收入的增長速度，是中國近年來的一個重要經濟現象。這一現象不僅會影響稅收純收入，還會導致政府經濟信息失真，由此誤導政府經濟政策，影響國家宏觀調控體系的運行，並損害國家稅法的權威與實施效果。
要降低稅收成本：
首先要強化正式制度約束的作用，這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加強稅收立法：嚴格限定稅收的委託立法權，提升稅法的效力級次和穩定性，合理劃分稅收許可權，合理設計稅制，提高單部的稅收法律效率，發揮稅收法律體系的規模效應；二是深化稅制改革：採取漸進式的增量改革，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稅制模式，設計與稅收管理體制相適應的稅制，改革目前的稅制供給狀況。
其次要發揮非正式制度約束的作用，包括加強稅收宣傳工作，加強稅務機關和人員的成本意識，提高稅務機關的專業服務水平，發展和規范稅務代理業，強化納稅人權利等方面。第三是要增強實施機制的有效性，提高我國稅收征管體系效能，包括完善稅收征管制度，強化稅源監管，實行區別納稅申報，強化稅務稽查，加強稅收信息化建設，優化稅務行政資源配置。
第四是要減少信息不對稱，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信息交流機制，充分利用信息資源，建立稅收舉報制度，完善對稅務機關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強化對納稅人的激勵與約束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