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楊堅早期的立法思想
① 隋文帝法治「理想國」有何獨特魅力
據《隋書·文四子傳》記載，隋文帝三兒子楊俊恃功而傲，在封地奢靡成性，違法亂紀，屢教不改，隋文帝得知後對其依法論處。此間左武衛將軍劉升出面為楊俊求情，稱楊俊「非有他過，但費官物營廨舍而已」，認為可以容忍。隋文帝堅持「法不可違」。左僕射楊素也為其開脫，隋文帝說：「我是五兒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以周公之為人，尚誅管、蔡，我誠不及周公遠矣，安能虧法乎？」意思是我楊堅不僅是五個兒子的父親，而且是全天下百姓的父親，要對天下萬民負責，法是任何人不得違背的，我不能為袒護自己的兒子而毀壞法律。楊俊臨終前遣使奉表向父皇謝罪，仍被駁回：「我戮力關塞，創茲大業，作訓垂範，庶臣下守之而不失，汝為我子而欲敗之，不知何以責汝！」楊俊最終鬱郁而終。
隋文帝鐵面無私、嚴懲逆子的背後，體現了他對法治重要性的深刻認識。從一定意義上講，隋文帝正是依靠自身先進的立法思想，堅定的依法治國、有法必依、執法必嚴的治國理政方針，使國家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復甦，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他創造性地開展了一系列法治建設，有效地打擊了門閥士族勢力，在很大程度上治理了當時的腐敗問題。他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身體力行杜絕徇私舞弊的行為對當時家族式的腐敗起到了震懾與抑止的作用。隋文帝的法治思想有著獨特的魅力，在中國法律文化的長卷上熠熠生輝，值得後人關注並吸收、借鑒。
先進的立法思想——有決心、有創新、有人心、有方向
隋文帝十分重視法治建設，深知有法可依是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
據《隋書·刑法志》記載，即登帝位，隋文帝就大刀闊斧地開展立法運動，開皇元年（581年）命高熲、鄭譯、楊素、公常明、韓浚、柳雄亮等人「更定新律」。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有四個特點：第一，有決心。視立法為治國之首要。第二，有創新。立法從國情實際出發，「沿革不同，取適於時」，法律為社會發展服務，「故有損益」。為改變北周「刑政苛酷，群心蹦駭，莫有固志」的狀況，隋文帝主張「以輕代重，化死為生」「雜格嚴科，並宜除削」。第三，有人心。立法內容上兼具法權與人權的維護。他廢除苛慘之法，「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開皇六年（586年），「因除孥戮相坐之法，又命諸州囚有處死，不得馳驛行決」；他慎用死刑，「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在頒布的新法中，明確廢除了宮刑；在實施刑法時，要求「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明確了直訴、申訴制度，「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第四，有方向。立法以維護皇權為核心。「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采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
新法頒行後，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第二次制定律令，進行了范圍更廣、程度更深的改革。據《隋書·裴政傳》，此次改革，「采魏、晉刑典，下至齊、梁，沿革輕重，取其折衷」，總結前朝經驗，修訂新法在執行中的問題，進而形成了著名的《開皇律》。《開皇律》不僅為隋朝的發展、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而且對《唐律》乃至後世律法的制定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② 隋唐時期法家思想的發展
隋唐時期的政治統治集團的法律主張；
"德禮為本，刑罰為用"。《唐律疏議》強調"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把法律的功效和禮義道德的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禮的精神完全溶化在法律條文中。禮法結合在《唐律疏議》中已達到了十分完備的程度，標志著中國古代禮治法律化的完成。
封建綱常的法律化。《唐律疏議》把"三綱"法律化、制度化。凡是反對"三綱"的，均被認為觸犯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列為"十惡"大罪，是刑罰打擊的重點。
.維護等級特權的立法思想。《唐律疏議》把人們分為良人、賤民兩大類，在皇帝以下分為貴族、官吏、平民、賤民幾個等級。法律規定貴族、官吏有罪無刑；良人和賤民在政治、經濟、訴訟、社會生活等方面」、「良賤異法"，等級地位各不相同；而且還規定貴族、官吏觸犯國法時，制定了一整套關於"議、請、減、贖、官當"的法律措施。
楊堅「除削煩苛」的法律思想；
北周的法律既殘酷又混亂，「內外恐怖，人不自安」 。在楊堅掌握北周政權時就曾經進行過改革，親手刪定《刑書要制》，但不太徹底。隋朝建立後，開皇元年（581年），楊堅下令命高熲等人參考魏晉舊律，制訂《開皇律》。開皇三年（583年），楊堅又命蘇威、牛弘修改新律，刪除苛酷條文。《開皇律》將原來的宮刑（破壞生殖器）、車裂（五馬分屍）、梟首（砍下頭懸掛在旗桿上示眾）等殘酷刑法予以廢除。規定一概不用滅族刑。減去死罪八十一條，流罪一百五十四條，徒、杖等罪千餘條，保留了律令五百條。刑罰分為死、流、徒、杖、笞五種。基本上完成了自漢文帝刑制改革以來的刑罰制度改革歷程，這就是封建五刑制。《讀通鑒論》這樣贊評道：「古肉刑之不復用，漢文之仁也。然漢之刑，多為之制，故五胡以來，獸之食人也得恣其忿慘。至於拓跋、宇文、高氏之世，定死刑以五：曰磬、絞、斬、梟、磔，又有門房之誅焉，皆漢法之不定啟之也。政為隋定律，制死刑以二：曰絞、曰斬，改鞭為杖，改杖為笞，非謀反大逆無族刑，垂至於今，所承用者，皆政之制也。」死刑復奏制度是從開皇十五年（595年）形成定製的，楊堅規定凡判處死刑的案件，須經「三奏」才能處決死刑。《隋書 刑法志》：「（開皇）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決。」楊堅還下詔：「天下死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復治。」 《開皇律》對後世律法影響深遠，楊堅修訂的法律唐朝都基本上繼承了。
李世民「安人寧國」的重民思想；
（1）以「安人寧國」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
以李世民為首的統治集團認為，隋亡的主要原因在於統治者過於貪婪，人民負擔過重。他們「動靜必思隋氏，以為殷鑒」。在制定政策時以「安人寧國」為指導，施行「無為」政治。魏徵以為「以為而治，德之上也」。李世民既推崇儒學，將堯舜之道、孔孟之書作為為政摜，又吸收了道家清靜無為的思想及法家的某些思想。在「安人寧國」方針指導下，唐初法律思想具有禮法融合，德主刑輔，立法寬簡，執法嚴明等特點。
（2）立法公平，務求寬簡
李世民君臣認為，要安邦治國，必須重視立法，而立法應以禮為指導，以「寬簡」為核心。這主要表現於以下幾點：其一，既制禮，又立刑。唐初統治者認為，治國必須禮法兼用，「制禮以崇敬，立刑以明威」，李世民強調禮法統一，主張失禮則入刑，不忠、不孝皆為犯罪行為，《貞觀律》條款處處體現了禮刑結合的思想，它為永徽時律疏奠定了基礎。 其二，立法必須公平。唐初統治者認為，法是國家的權衡，人君立法應「以天下為公，無私於物」。魏徵言：「聖人之於法也，公矣。」唐初統治者所說的「公」，當然是指地主階級的長遠利益和整體利益而言。為了能保護地主階級的整體、長遠利益，唐初統治集團主張立法要從公而棄私，不能以這個人好惡代替法律。其三，立法須穩定，「不可數變」。李世民君臣認為，法律固然應隨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但卻不可多變，法律多變害處甚多，官吏不能盡記，前後條文牾，民不知所避，失掉權威而難以實行。其四，「國家法令，惟須簡約」。在強調立法公平、法律穩定的同時，唐初 統治者格外強調律文的簡約，認為只有簡約，才能使律文前後一致，公平合理。貞觀年修律，便「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貫徹了這一原則。
（3）慎獄恤刑，務求其「實」
為貫徹正統法律思想「德主刑輔」的主張，李世民統治集團不僅在立法上強調變簡，執法上也強調慎獄恤刑，務求其實。其大致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慎獄恤刑。李世民認為，官吏多以入人之罪為能，利在殺人，因此造成冤獄。他明令，司法官員須慎刑慎殺，依法斷罪，或重或輕，均依定製。其二，創立九卿議刑制度。唐初統治者對待死刑十分慎重，「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 其三，完善死刑審批程序。唐太宗將死刑三復奏變為「五復奏」，京城中兩天內復奏五次，給皇帝以充分的時間考慮生殺予奪，有效地避免了冤案。其四，反對嚴訊，務求其實。李世民君臣以隋嚴訊逼供為戒，強調審訊中要注重事實，並規定了「不嚴訊，不旁求，不貴多端」的原則，以防止濫刑濫罰。
（4）明正賞罰，一斷於律
唐太宗贊揚諸葛亮罰不避親，賞不遺仇，要求官吏審獄斷案「一斷以律」。他自己還帶頭守法，在司法判決與自己的敕令有所違背時，克已從法，使司法人員敢於維護法律，犯顏直諫。 （5）納諫與執法相結合 唐太宗從諫如流，當其敕令與律相矛盾時，他往往能接受司法機構的觀諫，忍個人小忿，而存法律大信。因此，皇權對司法的干涉相對減少，使封建正統法律思想在司法活動中得以充分體現。}
綜上所述，李世民及其統治集團在總結了歷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發展了更為嚴密、更能適應社會發展和鞏固統治的法制思想。他們在"公平"的基礎上，依法辦事、嚴格執法，出現了中國社會罕見的、為人稱道的"法治"局面。柳宗元的法律起源於「勢」及賞罰及時的法律思想；
"天人不相預"的主張
柳宗元曾作《天說》與韓愈的天刑論相對抗，認為人事的存亡得失與天毫無關系，天也不能賞罰人的過失。
賞罰及時說
柳宗元在《時令論》和《斷刑論》中分析了自然條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批評了必須按照時令行事的觀點，批判了"賞以春夏而刑以秋冬"的謬說，強調賞罰要及時，提高執政效率。他認為施刑和賞罰，是用來勸勉和懲戒人們的，賞罰及時，勸勉和懲戒的功效也才顯著，那種附會天意的按時令來行刑的說法，，不過是欺人之談。
法律源於"勢"
人類社會的發展有其必然之"勢"，國家和法律的產生取決於"勢"；隨著時勢的發展，法律也要相應的變化，從而否定了傳統的神權法思想。
刑、禮"其本則和，其用則異"
刑和禮"其本則和，其用則異"，他們的根本原則相同， 而其用途迥異；刑罰在與懲罰違法犯罪，禮儀在於表彰善行，二者不容混淆。 他還強調定罪量刑要與事實為依據，既要合法，又要合乎情理，即所謂"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
柳宗元的法律思想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劉禹錫的法治思想；
劉禹錫的法制思想是在對「天人關系」問題進行長期爭論中形成的，其基本內容主要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他認為法制是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行為准則，其次他認為法制是「人能勝乎天」的根本保障，最後他認為法制應當體現社會公平與公正。
白居易的刑、禮、道迭相為用的法律思想。
白居易通過對唐朝中期政治形勢的深刻洞察，以極為務實的態度提出了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刑、禮、道迭相為用」的治國理念。白居易說：「夫刑者，可以禁人之惡，不能防人之情；禮者，可防人之情，不能率人之性；道者，可以率人之性，又不能禁人之惡。」鑒於刑、禮、道各有其獨特的治理功能並都存在缺陷，所以，白居易認為：「王化之有三者，猶天之有兩曜，歲之有四時，廢一不可也。」他還強調，三者必須「循環表裡，迭相為用」。他又提出，這三者具體應用於「治人」時，「懲惡抑淫，致人於勸懼，莫先於刑；邪窒慾，致人於恥格，莫尚於禮；反和復朴，致人於敦厚，莫大於道。」而應用於「治世」時，「衰亂之代，則弛禮而張刑；平定之時，則省刑而弘禮；清靜之日，則殺禮而任道。」（《白居易集·刑禮道》）由此可見，白居易的治國理念既不同於激進法家商鞅、韓非等人，又相異於儒家「以禮為主，禮法合治」的二元觀念。他以兼容並蓄的開明態度，根據刑、禮、道三者各自的治理作用，主張採用交替運用的方針。同時，白居易也打破了儒家禮主法次、禮先刑後的成式，主張刑、禮、道互為表裡，三者因事、因時、因勢的不同而各有輕重緩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