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委依法治國決定

A.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意義精神

主要就是加大，
人們對新時代思維的提升，
以及新的社會主義價值觀調整。

這就是他主要的意義存在。

B. 2020廣東省考筆試行測考多久

一、2020廣東省考各科目佔比總分數分別是多少?
公共科目筆試總分是200分，行測滿分100分，申論滿分100。廣東省考審計機關「審計專業類」職位加考專業科目筆試，滿分也是100分。
公共科目筆試內容：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兩科，全部採用閉卷考試的方式。
行政職業能力測驗為客觀性試題，考試時限90分鍾，滿分100分。
申論為主觀性試題，考試時限120分鍾，滿分100分。
專業科目考試：
廣東省審計機關筆試採用閉卷考試方式，全部為客觀性試題，考試時限120分鍾，滿分100分。
廣東省公安機關筆試採用閉卷考試方式，全部為客觀性試題，考試時限120分鍾，滿分100分。
二、廣東省考筆試內容分為公共科目和專業科目
公共科目：所謂公共科目，就是報考所有職位考生均需參加考試的科目。廣東公務員考試公共科目歷年為《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兩科，全部採用閉卷考試的方式。
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主要測查與公務員職業密切相關的、適合通過客觀化紙筆測驗方式進行考查的基本素質和能力，主要包括言語理解與表達、數量關系、判斷推理、常識應用、資料分析等內容。
申論是測查從事機關工作應當具備的基本能力的筆試科目。主要測查報考者的閱讀理解能力、綜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決問題能力、文字表達能力。
審計專業科目：
考生應掌握所報考職位類別重點測查的專業知識，並具備審計工作必需的專業知識和技能，包括職業素質、專業知識和技能等方面，具體如下：
(一)職業素質。主要測查考生必備的政治素質、職業道德。政治素質包括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職業道德包括審計職業道德和審計人員核心價值觀。
(二)專業知識和技能。主要測查考生履行審計職責所需的審計及宏觀經濟、財政、稅收、金融、會計、財務管理、法律等相關專業知識，以及運用相關知識分析、解決審計實務問題的能力。
公安專業知識
公安機關面向社會招錄人民警察專業科目筆試，主要測查報考者報考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職位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與能力，包括職業素養、基礎知識、基本能力三個方面。
1.職業素養
主要測查報考者的政治素質、對人民警察職業道德和職業紀律的認知水平。
在這里考生要重點注意人民警察職業道德，了解《公安機關人民警察職業道德規范》的相關內容。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以及重要時事新聞要有所了解。
2.基礎知識
主要測查報考者掌握有關法律和公安基礎知識，及運用相關知識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包括「法律基礎知識及執法依據」「公安基礎知識」兩部分內容。
對於法律基礎知識及執法依據的考查，考試大綱包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法學基礎理論、憲法基礎知識、民法基礎知識、人民警察法基礎知識、行政執法基礎知識、刑事執法基礎知識。考生要明晰這些知識點具體考查的內容：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主要涉及的是《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相關內容。
(2)法學基礎理論，即我們通常所說的法理學，包含法的概念、特徵、分類、作用，法律關系，立法、執法、司法等。
(3)憲法基礎知識考查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了解與掌握。
(4)民法基礎知識考查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的了解與掌握。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於2020年5月28日由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原有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同時廢止。
(5)人民警察法基礎知識考查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警察法》等的了解與掌握。
(6)行政執法基礎知識考查的是對《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等的了解與掌握。
(7)刑事執法基礎知識考查的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等的了解與掌握。
對於公安基礎知識的考查，考試大綱中包含公安機關的性質、任務、職能、職權與組織管理;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則、路線、方針、政策及公安歷史沿革;公安隊伍建設;公安執法監督。
3.基本能力
主要測查報考者在有關執法勤務活動中，正確觀察、判斷、分析案(事)件，嚴格守法、規范執法，有效溝通協調，妥善應對處置的能力。
對於「基本能力」的考查，細化到具體知識點，實際上是考查考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公安機關組織管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恐怖主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110接處警規則》《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公安機關人民警察現場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操作規程》《公安機關人民警察佩戴和使用槍支規范》《公安機關刑事案件現場勘驗檢查規則》等的了解與掌握。
三、總成績如何計算?
考試總成績=筆試成績×60%+面試成績×40%(其中：面試前加考專業科目(技能)測試職位的考試總成績=筆試成績×50%+專業科目(技能)測試成績×30%+面試成績×20%)，考試總成績四捨五入保留小數點後3位。若同一職位考生總成績相同的，則依次按照筆試成績、行政職業能力測驗成績高低順序確定名次。

C. 為什麼廣東省沒有取消勞動教養

十八大明確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健全社區矯正制度。」

勞動教養是對被勞動教養的人實行強制性教育的行政措施，創立於20世紀50年代，是黨和政府從我國國情和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出發作出的一項重要決策。

1957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八次會議批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問題的決定》，標志著勞動教養初步納入了法制軌道。在建立之初，勞動教養制度兼有教育矯治和收容安置功能。

「文化大革命」期間，勞動教養制度停止實施。1979年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批准了《國務院關於勞動教養的補充規定》，明確了勞動教養的審批、管理、期限和監督等問題。

此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和規范性文件，特別是行政訴訟法、行政復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禁毒法等法律相繼出台，對勞動教養制度作了補充、調整和完善。

可以說，對於那些主觀惡性較深、屢教不改但又沒有達到犯罪定量標准要求，既不能給予刑事處罰，適用治安處罰又不足以為戒的違法和輕微犯罪行為，予以勞動教養，創造性地解決了刑法結構上的缺陷和治安管理處罰程度上的不足。

勞動教養制度創立50多年來，對維護治安秩序、確保社會穩定、教育挽救違法人員發揮了歷史性的重要作用。

隨著近年來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隨著我國依法治國進程的不斷加快，經過各方面堅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我國法律制度進一步完備。

處理違法犯罪的法律不斷完善、有機銜接，勞動教養的功能逐步被相關法律制度所替代，勞動教養的適用逐年減少乃至基本停用，廢止勞動教養制度的社會共識已逐漸形成，時機日益成熟。

按照法律規定，勞動教養制度應由國務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法律程序予以廢止。

總體而言，提出廢止勞動教養制度，是貫徹依法治國方略的必然要求，是強化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管理社會的重要體現，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必然選擇，既必要又可行。

需要強調的是，為保護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利益免受違法犯罪分子不法行為的侵害，我國目前還需要完善對違法犯罪行為的懲治和矯正法律。

D. 土地權屬糾紛處理可適用廣東省林木林地調解處理條例嗎

《廣東省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條例》（以下簡稱《條例》已於2016年1月21日由省人大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並於5月1日起施行。本人就《條例》出台的背景、主要內容及特色亮點進行初步的學習解讀。
一、《條例》出台的背景
（一）領導重視、親自維護群眾合法權益。2014年8月28日《法制日報》報道，湛江市一些市縣政府在處理集體土地、林地糾紛時，居然以「雙方均無權屬證明」為由，違法將集體性質的土地、林地收歸國有，近年來引發多起糾紛。省委《值班要情專報》第225期對此轉載。省委主要領導作出「要及時研究，依法依規，提出指導意見」的批示精神，建議省林業廳、國土資源廳歸納梳理全省不同山林土地糾紛的類型，並由省林業廳牽頭，聯合起草《全省土地山林糾紛調解處理適用法律規范》，由省府辦公廳印發全省，分類指導各地准確適用法律規章。省人大常委會領導果斷行動，突出問題導向，經常委會主任會議決定，《條例》補充列入了2015年年的立法計劃，明確由省人大主導條例草案的起草工作，安排由常委會法工委牽頭組織實施。《條例》的起草，省人大黃龍雲主任親自部署並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時任省人大肖志恆副主任帶隊調研、多次提出起草重點，保證了工作的順利進行，省林業廳領導親自主持調處部門《條例》研討會，出席、列席條例起草評估會等，對有些條款作出具體修改意見的批示。
（二）現行調處規章不規范，不適應新常態對調處工作的需求。
一是原《廣東省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滯後於形勢的需要。目前，已實施了八年的省政府規章《調解處理辦法》局限性顯而易見，該《辦法》存在沒有規定政府處理期限，對政府確權行為的責權利、對當事人爭山搶林的法律責任規定得比較模糊等問題，造成許多糾紛久調不決、成為歷史積案，矛盾不可調和，引發不少的群體性事件。
二是貫徹落實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的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的需要。2015年省委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的意見中，也明確指出：「加強重點領域立法。依法保障公民權利，加快完善體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規制度，完善公民權利救濟渠道和方式，實現公民權利保障法治化」。尤其強調落實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進一步完善土地管理等方面的法規規建設。山林權屬糾紛的處理屬行政確權的范疇，是政府的一項具體行政行為。在實踐中各地調處部門普遍反映，按照「法無授權不可為」的法律原則，必須對省政府規章《廣東省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予以修訂，並獨立升格為地方性法規，才能更好地依法執法，提高執法的權威性。通過明確制定具體執法細則、裁量標准和操作流程，完善行政執法程序，強化程序約束，全面落實行政執法責任制，切實做到步驟清楚、要求具體、期限明確、程序公正。
三是部門規章存在適用范圍不清問題。對山林土地權屬糾紛確權案件，有部分市、縣相關裁決機關認為，只有土地、林地權屬證書才能「依法證明爭議土地屬於農民集體所有」。但實例中部分規章又存在依照《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廣東省林地林權登記換發證工作補充規定》等。事實上，在處理山從山林權屬爭議時，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應當依照林業行政管理法律、法規，而不能依照國土行政管理法律、法規。如混淆使用，屬定性不準，適用法律、法規錯誤。因此，出台《條例》，才有利於在調處實踐和參與訴訟實踐中，不易造成處理林地糾紛適用了處理土地糾紛的相關法規的矛盾，有利於在行政訴訟中獲得「適用法律正確」的裁定，有利於當事人息訴罷訪，實現案結事了人和。
四是林木林地權屬變遷的復雜性需要有健全法規來規范保障。從山林土地權屬確權的歷史看，新中國成立以來，我省山林土地權屬歷經了土地改革時期、合作化時期、人民公社化時期、六十年代初的「四固定」時期、八十年代初的林業「三定」時期等多次變革調整，在分分合合中，存在大量山林土地歷次改革均沒有確權發證，已確權發證的又大量存在界址不清、權屬不明、權屬憑證缺失等問題，長期以來積存了大量的山林土地糾紛。若沒有健全完善而且具有強制約束的法規保障，就會導致對法律法規的理解和運用有偏差，群眾的合法權益就可能受到侵害。
（三）嚴格立法程序，科學嚴謹起草《條例》。
一是成立起草小組、制定工作方案。6月3日，成立了由省人大農委、常委會法工委、省法制辦、省林業廳負責人和有關人員組成的條例草案起草小組，研究制定工作方案並報告常委會分管領導，全面啟動起草工作。
二是密集調研、廣泛徵求意見建議。《條例》起草小組通過省內外的實地調研、召開林權爭議案件審判法官專題等10多場座談會，理清立法思路，突出重點，在現行的政府規章《森林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解處理辦法》的基礎上，經過反復研究、修改不下10次，形成了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廣泛全面徵求意見建議。多次向省編辦、省法制辦、國土資源廳、農業廳、林業廳，省法院、檢察院等10多個單位徵求意見，由省山林權屬爭議調處辦徵求了全省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調處機構的意見，向人大代表、律師、基層實務工作者、社會人士徵求意見，通過省人大公眾網平台向全省社會開放徵求意見，據不完全統計，《條例》出台前共徵求意見達到上萬條之多，起草組認真研究吸收其好的制度設計和規定內容，將主要的修改意見均已採納吸收。
三是開展重點制度規定的試點工作。本《條例》立法項目是實操作性很強的程序性、實體性立法。為檢驗《條例》是否接地氣、有實效，實踐是最有效的檢驗手段。先後在選擇在林情不同、山林糾紛案情不一、管理體制各異的連山、仁化、五華三縣開展《條例》試點工作。著重在試行公開聘請調解員參與調解制度及按照調處依據、調處程序和調處時限等規定試行調處。通過為期三個月試行，為《條例》的完善制度創設提供了實踐依據。
四是嚴格遵守立法規定，立法程序科學嚴謹。《條例》是嚴格通過立法的程序要求，經過科學論證、廣泛徵求意見及《條例》草案經過吸收了中山大學等9所地方立法研究與咨詢服務基地、省法學會等4個地方立法社會參與和評估中心、66位立法咨詢專家等研究提出修改意見建議，經過了6次專題論證會、表決前評估會等，通過了省人大常委會共三次會議審議後，最終於2016年1月22日提請省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並表決通過。
因此，《條例》的出台，凝聚了省委主要領導以民為本、愛民之心、為民之要，凝聚了省人大領導敢於直面問題、為民當家作主、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凝聚了專家、學者、社會人士等積極參與立法良好法治氛圍。充分體現了省委、省政府對群眾利益高度關注並極力維護，體現了政府依法行政、全力以赴推進山林糾紛調處工作，體現了全社會著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共同責任與擔當，將進一步推動山林糾紛調處工作法制化、規范化建設。
二、《條例》主要內容
《條例》共有六章五十七條，對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原則、調處依據、管轄與受理、調處程序、法律責任等方面內容作了規定。與原《辦法》相比，增強新內容、創設了新亮點，突出「事要解決」的原則，著重維護群眾的合法權益，推進林區的平安邊界建設，為我省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和諧氛圍。
（一）重在調解，特別對民間調解制度作了設計。林木林地權屬爭議調處目的是明晰產權、化解矛盾、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必須先通過調解方式來處理，而且通過雙方當事人自願達成的調解協議能實現案結事了。為此《條例》將做好調解工作作為重點，放在制度設計的首要環節，力求通過調解解決大部分的林權爭議。一是在林權爭議受理前，基層人民調解委員會應當先行組織調解；二是林權爭議受理後，調處機構調解正式介入前，先由社會調解力量組織一次公正公開的民間調解；三是規定調處機構應當根據需要組織多次調解，只要有需要或者調解有可能解決爭議，就應當組織調解；四是調處機構應當組織一次有利於增加公信力的調解，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相關專家、技術人員、有關社會組織和雙方親友代表參與，見證調解。
（二）強化責任，特別對限定調處期限作了突破。為體現社會民眾立法意願要求，推進依法行政，進一步提高林權調處的效率，《條例》從幾個方面強化了調處機構及工作人員的責任：一是為強化調處具體工作的責任，規定了受理、調查、勘驗、使用、處理、公告、送達、建檔等各個時機應當進行的工作內容、程序和完成時限等；二是為強化管轄的責任，規定林權爭議按照屬地管理、分級負責、先行調解、就地處理的辦法，由各級人民政府依照管轄權進行受理，依法調處並作出決定；三是為強化提高自身能力的責任，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制定培訓計劃，定期組織調處技能等培訓；四是設置了法律責任，明確不作為將受到嚴懲。
（三）明確依據，特別對各類權屬憑證作了規定。為解決林權爭議雙方各持一詞，證據界定困難的突出問題，《條例》將現有的各類林權憑證結合歷史和現實情況進行了梳理，力求調處依據更加明確和清晰，通過憑證效力認定等工作解決大量類似的林權爭議。一是對法定林權憑證作出規定的同時，又規定有關材料可以作為處理林權爭議的權屬來源證據；二是在規定不同時期權屬憑證應當追溯權源依據的同時，又規定同一時期合法權屬憑證處理的原則；三是在規定當事人憑證與所在地其他持證人屬同一情形的予以認定的同時，又規定與發證機關檔案存根或者登記台帳不一致的，以檔案存根或者登記台帳為准；四是對鑒定憑證本身真偽作出規定的同時，又規定了權屬憑證所載實地四至范圍的確定辦法。五是對登記發放、撤銷、變更林權證作出指引性規定的同時，又規定了不能作為林權依據的情況。
（四）分類調處，特別對常見爭議調處作了區分。《條例》歸納分析了當前林權爭議的不同種類，依據法律法規對其調處作了原則性、選擇性規定，力求解決幾類普遍存在的問題，或者解決某類爭議共同的焦點問題，促成全省林權爭議的批量解決。在規定確認林權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等有關林業法律法規和本條例有關規定辦理的基礎上，對以下六類爭議的調處作了規定：一是僅林木所有權、使用權發生爭議的；二是因歷史原因當事人對爭議的林地均無法提出權屬憑證，在不同歷史時期又有不同的經營使用事實的；三是可以按照林地權屬和林木權屬分離的原則進行調處的；四是國有單位與鄉鎮、村農村集體發生林權爭議的；五是對當事人提供的權屬憑證提出異議的，可以通過司法鑒定確定真偽。六是跨行政區域發生林權爭議的等。
關於限定調處工作期限，《條例》有所突破。林權爭議千差萬別，調處工作有其特殊性、復雜性，上位法沒有對調處工作限定期限，已經立法的兄弟省市只有福建設置了辦理期限。但從我省山林糾紛調處現實來看，必須對大量積存的林權爭議及時調處，並爭取通過制度保障來批量解決，決不能延辦。為夯實政府調處機構的責任，合理加快問題的解決，《條例》規定了調處工作各個時段的期限，包括：受理期限、審查期限、調解期限、處理和重新處理期限、公告期限，以及有關特殊情況下延長的期限和當事人配合有關調處工作的期限。
（五）完善程序，特別對調處關鍵環節作了細化。林權爭議調處工作需要一定的自主性、靈活性，《條例》對相關主體在幾個關鍵環節應當遵循的調處程序進行了細化，以實現與正在進行相關政策改革相銜接，與可能進入的司法程序相銜接，既體現《條例》要結合調處實際賦予適度自由裁量權，又要體現出法規的剛性約束及執行嚴肅。
一方面，細化當事人在申請環節的配合義務：一是規定當事人申請林權爭議調處應當提交申請書和有關證明材料等；二是規定申請人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應當推選參加調處的代表並予以授權委託；三是規定行政村、居委會的法律顧問應當全程參加調處活動；四是規定被申請人提交書面答復書和有關證明材料等行為。另外，對當事人維護林權爭議現狀和依法參加、配合調處工作等管理重點作了規定。
另一方面，細化調處機構在調處環節的工作規范：一是對調查核實工作進行細化，規定通知勘驗人、當事人、見證人及有關人員到場，並製作調查勘驗筆錄；二是規定簽訂《林權爭議調解協議書》應有的附件和手續；三是規定作出《林權爭議處理決定書》後，送達、公開、歸檔等工作均應規范辦理；四是規定一般只有五種情形才能中止調處；五是林權爭議調處期間有三種情形之一的，調處機構可以報本級人民政府批准，終止調處；六是規定對爭議林地林木必要的管理措施以及補償提存發放措施等。
三、《條例》創設的主要特色亮點
《條例》的制定堅持了以十八大、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貫徹落實省委有關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系列指示，從林權爭議調處工作的實際出發，通過搞好制度創新和設計，規范相關行為，落實有關主體責任，調整相關利益訴求，著力解決林權爭議普遍性、傾向性問題，引導集體組織和人民群眾運用法治方式、通過法治途徑解決林權爭議問題，為我省改革發展和社會和諧提供法制保障。出台的《條例》主要特色亮點體現在「五有」：
（一）林權爭議「有人受理」，解決了當事人「出路」問題。《條例》降低了門檻、放寬了山林糾紛調處申請條件，凡是當事人認為有權屬爭議並能提供證據材料的，向當地調處部門提出申請，政府調處部門必須先接受，經審查後對符合受理條件的予以受理，並在林木林地所在地予以公告。這一寬進制度設計，解決了群眾訴求有人理、申請有人管的問題，暢通了渠道，方便了群眾，體現了政府要「以民為本、主動服務」的行政工作要求。
（二）林權爭議「有人調解」，解決了權屬爭議「源頭治理」問題。引入民間調解，是《條例》制度設計的首創，「多元調解、民間參與」也是最大限度發揮群眾自治的力量。一方面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可以聘請熟悉林權歷史和現實情況，既有相關法律法規專業知識，又有豐富實踐經驗的社會人士作為民間調解員，組織專門的履職培訓，並向社會公布名單，充實調處力量。另一方面規定，民間調解員由當事人自主選擇，政府不強加給當事人，尊重了公民自由選擇權。還規定民間調解員參與調解的交通勞務費由調處機構支付。這一創設條款，既充分尊重民意，傳承中華民族「和為貴」理念，又積極引導當事人自願解決爭議、化解矛盾，從源頭上突出主動治理，減少了政府的因行政裁決的行政成本，達到了權屬爭議的「案結事了」、「案清人和」。
（三）林權爭議「有限期結案」，解決了權屬爭議「久拖不決」的問題。林權爭議千差萬別，調處工作有其特殊性、復雜性，上位法沒有對調處工作限定期限。但是，廣泛存在的林權爭議不能因此延辦，否則以後更加難辦。尤其是對目的全省積存著已受理未辦結的案件達7841宗，因山林糾紛引發的信訪量仍居高不下，這些矛盾糾紛、權屬爭議就象是埋在林區「地雷」，若不及時排除，將成為影響林區和諧穩定的老大難問題。因此，為夯實政府調處機構的責任，合理加快問題的解決，《條例》規定了調處工作各個時段的期限這一制度設計，體現了行政行為的法律約束及行政高效原則，從原來沒有時間限制到現每宗案件必須在15.5月時間內限期辦結案件，否則將受到行政問責或承擔法律責任，這從制度設計上防止了政府不作為情形，避免了爭議案件從原來的只受理沒期限解決處理規定，造成了當事人想通過行政復議或者行政訴訟都沒有法律救濟途徑，減少或者杜絕出現案件的「堰塞湖」現象，保障了爭議案件解決有出路。
（四）林權爭議「有規范程序」，解決了權屬爭議調處程序問題。調處林權爭議是政府法定行政行為，屬於程序和實體的裁決，既要充分依據證據、准確適用法律作出實體的裁決，又要嚴格依照調處程序、符合法律規定，否則當事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時，將因程序不規范等情況被撤訴。從調處實例中，就有不少案例因程序問題被法院撤訴，需要政府重新作出的處理決定。因此，《條例》在制定時已充分考慮、作了周全安排，嚴謹了調處程序、細化了工作規范、明確了各環節內容，同時條例頒布施行後，將對調處工作標准進行統一規范，以實現與正在進行相關政策改革相銜接，與可能進入的司法程序相銜接，盡可能減少因程序出錯被法院撤訴的風險。
（五）林權爭議調處「有問責追究」，解決了不作為亂作為的問題。《條例》明確規定「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條例規定，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尤其是「未按照規定時限調解和處理林權爭議造成不良後果的」；以及「行政機關負責人負有領導責任的，依法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明確了調處各個階段的工作任務和具體工作期限，規定了相應的法律責任，若沒有在規定期限結案，不僅調處具體工作人員、而且政府、行政機關負責人都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從制度上解決了調處人員及地方政府應當做到「法無授權不可為、法定職責必須為」依法行政的要求，減少或杜絕了機關工作人員懶政、不作為現象出現，壓實了責任，提高林權調處的效率，實現了林木林地爭議「定紛止爭、案清人和」調處目的，維護了群眾合法權益，推動了我省平安林區建設。
當然，同時《條例》也規定了對林權爭議調處工作作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人民政府給予獎勵。體現責任、權、利對等原則，將更好地調動調處工作人員的主動性和積極性，實現機關工作人員的「有為則獎、無為就罰」管理措施。

E. 誰有10月12日《廣東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章程》的全文么

廣東司法體制改革再邁大步。近日，廣東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正式成立，審議通過《廣東省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章程(試行)》(下稱《章程》)。這意味著，「人財物省級統管」這項試點任務有了新進展，全省法官、檢察官今後將統一提名、管理，並按照法定程序任免。
根據《章程》，遴選委員會由8名常任委員和60名非常任委員組成，設主任1名、副主任3名。遴選委員會主任和非常任委員都實行任期制，每屆任期3年，連任不超過兩屆。
遴選委員會由68人組成
建立法官、檢察官統一遴選制度，是黨中央在司法領域部署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健全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統一招錄、有序交流、逐級遴選機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要求，「建立法官、檢察官逐級遴選制度」。
廣東是全國首批司法體制改革試點之一，被賦予的改革試點任務共有4項：完善司法責任制，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其中，人財物省級統管這項試點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組建法官、檢察官遴選委員會。
此次遴選委員會的成立，建立了全省法官、檢察官統一提名、管理並按照法定程序任免的制度，旨在增強法官、檢察官選任工作的科學性、專業性和公信力，加強司法隊伍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保障各級法院、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從而為實現公正、高效、廉潔司法奠定堅實基礎。
根據《章程》，遴選委員會由8名常任委員和60名非常任委員組成。常任委員由省委組織部、省委政法委、省編辦、省人大內司委、省法院、省檢察院、省司法廳、省公務員等8個部門各推薦1名代表組成，非常任委員由有法學專業背景、法律工作經驗豐富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法學學者、律師、法官、檢察官組成。
根據《章程》，遴選委員會設主任1名、副主任3名。廣州大學副校長董皞被推選為遴選委員會主任，省委政法委專職副書記葉敏輝、省法院副院長霍敏、省檢察院副檢察長歐名宇被推選為遴選委員會副主任。遴選委員會主任和非常任委員都實行任期制，每屆任期3年，連任不超過兩屆。
五道程序遴選法官檢察官
今後，上級法院、檢察院從下級法院、檢察院遴選法官、檢察官；遴選初任法官、檢察官；從優秀律師和具有法律職業資格的法學學者等法律職業人才中公開遴選法官、檢察官；以及其他需要遴選的法官、檢察官，都將由遴選委員會來完成。涉及本人利害關系的，涉及與本人有夫妻關系、直系血親關系、三代以內旁系血親關系以及近姻親關系人員的利害關系的，以及其他可能影響公正履行職務的，遴選委員會委員應當迴避。
據了解，遴選委員會遴選法官、檢察官一般包括五道程序：公告遴選職位和條件；組織報名和資格審核；考試；業務考核；審議確定推薦人選。
上級單位從下級單位遴選法官、檢察官，一般應當逐級遴選。擬任中級法院法官、地級市檢察院檢察官職務的，應當具有擔任基層法院法官、基層檢察院檢察官3年以上經歷；擬任省高級法院法官、省檢察院檢察官職務的，應當具有擔任中級法院法官、地級市檢察院檢察官3年以上經歷；且作為經辦人審理了一定數量的案件。曾因犯罪受過刑事處罰的、曾被開除公職的、涉嫌違法違紀尚未結案的、有法律法規規定不得擔任法官、檢察官的其他情形的，不得遴選為法官、檢察官。
相關遴選辦法還明確了初任法官、檢察官應當具備的條件和資格：原則上必須具有全日制高等院校法律專業本科以上學歷；通過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取得法律職業資格；任基層法院法官、基層檢察院檢察官應當具有4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歷，任中級法院法官、地級市檢察院檢察官應當具有6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歷，任高級法院法官、省檢察院檢察官應當具有10年以上法律工作經歷。其中獲得法學專業碩士學位的可減少1年，獲得法學專業博士學位的可減少2年。

F. 廣東省考考點一般在哪

你報考省屬單位的話全部安排在廣州各區的大中院校,主要是大學城和白雲區的學專校.報考地方公務員的考場屬就會安排到你報考職位所在城市的中學.所謂的省屬單位,我作個解釋吧,比如你報韶關地稅,因為地稅系統是屬於省直屬公務員的,所以你也會被安排在廣州筆試的.

G. 為什麼廣東省的政治體制改革總走在中國前列如題 謝謝了

改革開放30年來，廣東政治體制改革及民主發展取得豐碩成果、積累了寶貴經驗。但在關鍵問題上仍難有新突破，集中表現為：權力高度集中和監督制約機制乏力，權力腐敗蔓延、官員選任中買官賣官、重大決策失誤、官僚主義嚴重、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擴大、干群利益矛盾沖突易演化為暴力對抗事件等。政治發展中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利於社會主義人民主權先進理念和價值觀的實現，不利於人民當家作主政治制度的完善，不利於公民社會的發展，難於實現我們改革的目標，並導致國家與公民社會分離、執政黨執政合法性資源不斷流失等問題。因此，廣東作為改革開放試驗區，除了經濟體制先行一步之外，在政治體制改革和民主政治發展、公民社會建設方面可以而且應該先行一步，在全國做出示範。而實際上，廣東已經邁出了可貴的一步。 一、改革開放30年廣東民主政治建設的豐富實踐，為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發展先行一步打下堅實基礎 廣東作為改革開放實驗區，在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率先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模式，為全國的改革殺出了一條血路。伴隨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本來歷史上民主風氣有豐厚積淀的廣東，在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發展問題上也解放思想，繼續敢為天下先走在全國前列，並提供了不少好經驗。 1、在擴大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方面，廣東以人大制度平台探索拓寬代表履行職責的渠道，在推動民主發展和依法行政中出台了一系列新的舉措和制度創新，出現了「廣東現象」。1998年廣東人大建立了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向省高層領導直接進言的「直通快車」制度，並在全國引起強烈關注，紛紛借鑒； 2000年，廣東人大代表對政府部門工作的大膽質詢轟動全國，引起強烈社會反響。它標志著人大「已告別只舉舉手的時代」，創造了一個「廣東人大現象」的概念；草根維權期望借力人大制度，是近年出現的又一個「廣東人大現象」。在廣東，人大作為國家的權力機關，正成為最權威、最有效的申訴與維權途徑。此外，省人大常委會制定實施了關於法規草案徵求省人大代表意見和常委會領導約見代表的制度，堅持邀請全國和省人大代表列席常委會會議的制度，組織代表參加執法檢查、專題視察和調研，舉辦「代表活動日」和「代表熱線」等活動，在「區域性代表小組」活動的基礎上，進行「專業性代表小組」等活動。人大代表工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代表作用得到更好發揮。 2、發展基層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廣東多年來，積極推進村民自治，已有19517個村委會和5972個社區居委會普遍建立起以「四個民主」（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為主要內容的村（居）民自治制度，逐步使城鄉居民走上了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的發展軌道。在2005年第三屆村委換屆選舉中，廣東在國內率先推行選舉觀察員制度，2008年的第四屆村委換屆選舉中，繼續推行選舉觀察員制度。目前，我省城鄉居民自治呈現了新的生機和活力，村民自治的整體水平已進入全國前列。 3、創新行政管理體制，建設服務型政府，完善制約和監督機制屢開先河。廣東在減少對行政審批和加快政府轉型減少對微觀經濟的干預上一直採取較大的力度，率先探索「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在2003年的機構改革中深圳是當時全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五個試點之一，較早探索和提出了"決策、執行、監督分離，突出"效能"的改革新思路，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建設廉潔高效的服務型政府，推動經濟持續高速發展。而順德則在上個世紀的90年代初進行綜合改革開放試驗中，就在政府機構的改革對今天我國實行大部制的改革，進行積極的探索等。 4、不斷創新幹部人事制度改革，從蛇口民選幹部的個案發展到全省聯合公選新探索。深圳蛇口早在上個實際80年代初就率先進行探索民主選舉幹部，廢除幹部職務終身制的改革；廣州市白雲區於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在全省率先進行幹部能上能下的探索。1997年後逐步在全省全面推開公開選拔、競爭上崗，並探索了幹部選用過程中的適度分權的新形式。把幹部選任制度改革與推進黨內民主建設結合起來，並使之制度化。如，建立省委討論決定幹部的票決制等。 5、在對公共權力監督方面，積極探索建立對人民負責的有效監督的制度機制。廣東充分利用人大立法，改革和完善對政府預算監督制度，通過「預算會議」，改革人大對政府預算的監督。2001年，廣東省人大通過了《廣東省預算審批監督條例》，完善人大對政府工作監督的制度。在這一基礎上，2004年廣東通過省人大財經委與省財政廳聯網，共享「國庫集中支付系統」，使人大對政府花錢實行線監督。 6、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實踐民主立法，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為完善立法，近年來，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修訂和批准地方性法規431件（其中省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和修訂的有7件），現行有效的336件。在立法過程中，不斷推進立法的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2000年，廣東省委常委會通過了廣東省各級人大常委會討論決定重大事項規定，為廣東省各級人大常委會依法行使重大事項決定權，推進地方重大決策民主化、科學化、法制化，提供了法規保障和操作規范。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從實際出發，就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中涉及國計民生的問題，把一些牽涉面較大、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等方面的法規草案，通過登報、上網、召開征詢意見會、立法聽證會等形式，面向社會公開徵求意見；某些專業性、試驗性較強的法規委託專家學者負責起草。 誠然，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的任務是艱巨的、復雜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根據十七大報告的精神和要求，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將循著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通過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依法治國，憲政民主的路徑展開，最終建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為基礎的民主政治體制。因此，廣東作為改革開放的實驗區，要實現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使人民共享改革的成果，在政治體制改革及民主發展的探索仍然任重道遠。 二、廣東政治體制改革及民主發展先行一步具有獨特優勢 南國之濱的廣東，一向有領風氣之先的傳統和優勢。自近代以來，西學東漸，外來物質、文化觀念大量湧入，激發了南粵人民的變革情懷。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是傑出的代表。改革開放之後，廣東敢為天下先的敢闖精神在創辦經濟特區和開拓市場經濟實踐中得到進一步宏揚和發揮。經濟上先走一步必然引發政治體制改革的萌動。因此，廣東政治體制改革民主發展先走一步，有其獨特優勢。 1、廣東率先實行市場經濟和經濟體制改革，為政治體制改革及民主發展先行一步創造了有利條件。 現代民主發展，無論價值理念，抑或制度機制，都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必然催生民主政治體制。市場經濟的交換、平等、自由、競爭、規則等基本屬性，都能在民主政治體制中找到其相對應的制度機制。 第一，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必然要求政治領域的民主發展和實行民主政治。交換是市場經濟的基本屬性，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交換，要求參與者必須恪守平等、自由和競爭的規則。市場經濟發展建立起來的這一價值觀，及其游戲規則，在現實經濟社會發展中有著重大的意義。這就是人類社會找到了用和平、協調的方式，以建立起能夠共同遵守的公正、平等的游戲規則進行和諧、理性的競爭，取代了以武力、暴力的強權壓服性、惡性和非理性的競爭。現代市場經濟發展建立起來的平等、自由和競爭的價值觀，及其游戲規則，運用到社會政治生活中，則表現為建立起平等、自由和競爭的價值觀，及其游戲規則，使政黨和個人政治權力的獲得、運行，遵循民主政治的形式而非暴力、指定和世襲等形式。因此，民主發展和實行民主政治，實際上就是把市場經濟交換的游戲規則，運用到解決政治權力的產生和運行問題上來。如公民通過參與直接、普遍的選舉與參與競爭政府管理職位的候選人之間進行權利交換。公民之間、候選人之間在政治人格上處於平等的地位，各自享有選舉和被選舉的自由，候選人之間和政黨之間參與政治競爭的活動行為是建立在公開、平等和有詳盡而系統的規則約束基礎上的。改革開放後，首創民選幹部、提出行政權三分、民選人大代表等新事都在特區深圳出現決非偶然。它是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最早設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經濟政策，及一系列市場化改革措施對政治改革要求的具體體現。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都能迅速推行的幹部選任制度改革和村民、社區自治中的直接選舉活動，雖然不完全等同西方市場經濟的價值傾向和政治要求。但，也決非我們傳統政治文化中產生的價值觀，更不是傳統政治體制中所有的內容，是我們市場經濟改革過程中創新的政治文化和體現人民當家作主好的實現形式之一。 第二，民主的發展需要一定的經濟基礎，經濟發展為民主發展提供有利的條件。從世界民主發展的客觀事實來看，民主實踐是沒有統一的經濟發展水平規定的。但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作為推動民主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兩者有高度的正相關性。美國著名政治學教授塞繆爾·P·亨廷頓總結了這一現象。他列舉了以下事實，收入高的國家，民主化基本完成；收入赤貧國家，民主化有困難，民主發展存在最大空間的是中等收入國家（人均收入520-5810美圓）。[1]我國現在的人均GDP已超過1000美圓，而廣東省人均GDP已超過3000美圓，處在中等收入、民主發展有較大空間的狀態。當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的水平，只為民主發展提供可能和條件，並不等於民主發展一定發生，更不等於民主實踐只有等經濟發展之後才能開始。 經濟是民主發展的基礎和條件，是因為建立和實行民主政治體制機制需要的社會和政治基礎與一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有密切聯系。如，經濟發展壯大了城市中產階級的力量，造就了新的經濟階層、利益集團和產生新的權力中心。這些新的階層和利益集團不是原體制中的力量，而是藉助新的市場經濟體制發展起來的。他們為維護自己和本集團的利益，必然要求政治參與，影響決策，其政治訴求的發展必然提出改革原政治體制的要求。他們的成長和擴大成為民主政體和推動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又如，經濟發展有利於促進公民民主價值觀的形成，也有利於公民在選擇民主的方式來解決利益矛盾沖突的傾向中達成共識。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助於提高人們的生活與教育水平，它不僅為縮小貧富差距和不平等提供了條件，而且，公民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公民增加了相互之間的信任、寬容。他們對生活穩定，提升個人能力的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公民對民主普世價值的認同和選擇。社會不同階層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妥協和寬容。使公民社會解決利益矛盾沖突使暴力的反抗方式被民主的和解的方式替代。這是民主政治發展不可缺少的政治文化和公民素質。因此，經濟發展是社會政治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是推動社會民主化的最重要的因素。 從經濟是民主發展的基礎和條件這一世界民主發展的基本經驗來看，市場經濟體制和市場經濟交換原則的建立，對政治發展改革權力過於集中的政治體制要求，是保證改革社會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秩序穩定的必然需要，是執政黨消除執政合法性危機的需要。把發展中面臨的危險轉為發展中的動力和機會，必須發展民主，路徑就是改革權力過於集中的政治體制，避免風險的對策就是從市場經濟發展最成熟的區域進行試驗。廣東經濟發展位居全國前列，面臨諸多發展方面遇到的諸多障礙和問題，迫切需要在制度安排上作出相應變革。於是，廣東行政改革力度是顯然比別的地方更大、更深入。很多政治改革的舉措就這樣在深圳、珠三角地區展開。 2、廣東毗鄰港澳台特殊的地域環境為其率先探索民主發展提供了可直接借鑒的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