盜竊罪立法沿革
Ⅰ 中國古代是怎麼懲罰盜竊的
歷代王朝，對賊也都從不手軟。遠的不可考，但《尚書·費誓》(費念bi，古代地名，今山東境內，誓是誓師誥戒之詞，費誓指得是魯國國君率軍征討淮夷、徐戎的誓師詞。)就有載：「無敢寇攘：逾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雖說這是警告軍隊的，但也說明西周時法律已經嚴懲盜竊之賊的規定。如《晉書》卷三十《刑法志》：「(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行於盜賊。」它表明《法經》的首要任務就是打擊「盜賊」。這以後，《秦律》和《漢律》也都把《盜》、《賊》列為前兩篇，而且對盜賊的處刑更為嚴厲。
從秦簡的片斷規定中可以看出，竊盜罪所侵犯的直接客體既包括私有土地，也包括牛、馬、豬、羊、金錢、珠玉、衣服和王室玉器等。秦律嚴格維護法定的地界，不允許擅自移動，否則即以盜論。《鹽鐵論》說「秦之法，盜馬者死，盜牛者加 」。為了保護私有權，秦律對於輕微的盜竊罪，也處以刑罰。如「或盜采人桑葉，贓不盈一錢，何論?貲徭三旬」。對於群盜處罰更為嚴厲，如「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趾，又黥以為城旦」。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漢律規定「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對盜牛馬者施加死刑，這雖然是為了包含當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恢復社會元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漢律對盜竊罪處刑之重。據《漢書·肖望之傳》載，由於鎮壓西羌反叛，西北八郡民陷於困頓，京兆尹張敞上書建議，有罪者「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贖罪」，但「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不在此列。不過由於肖望之等人反對，最終並未實行。而對於無故侵入他人室宅廬舍、車船，其中或有盜竊嫌疑的，法律規定立即格殺而無罪。
後世各個朝代之法律雖各有更張，多沿襲漢法，對於盜竊，都加以重罰。其中以北宋為尤。上文我們已經談過，「盜 」與「賊」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犯罪行為。所謂「盜」， 《晉書·刑法志》雲：「取非其物謂之盜」。由於「取非其物」的方式不同，又把「盜」分為「強盜」與「竊盜」兩種。凡以威力強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強盜」；凡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竊盜」。所謂「賊」，則指「殺人不忌」及「逆亂者」。可見古代的「賊」罪也分為一般殺人賊和「逆亂」賊兩類。所謂的「逆亂」賊，主要指以武裝形式進行反抗斗爭的人民群眾及統治階級內部叛逆行為。那時候的人們已經把「盜」與「賊」看作是一種漸進的關系，經濟反抗往往會轉化為政治斗爭，在「盜」與「賊」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說「盜」罪是「賊」罪的最初形態,「賊」罪則是「盜」罪的發展結果。因此自北齊之後，歷代統治者都把「 盜」與「賊」視為一體，在立法中合為一篇。北宋初，宋太祖為緩和階級矛盾,穩定政權，標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竊盜律」和「強盜法」，以減輕「盜罪」的處罰。又定「折杖法」，以杖作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並立「刺配法」，以貸雜犯死罪。此舉皆有輕刑之意。而對強劫賊罪，特別是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直接威脅、損害皇權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處罰，則通過《宋刑統》中的附令敕進一步加重了。但隨著盜賊的增多，宋太宗在調兵遣將進行軍事鎮壓的詔書中說：「其賊黨等，或敢恣凶頑,或輒行抗拒，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開始舉起屠刀。於是，宋仁宗首創「窩藏重法」；宋英宗別立「 盜賊」重法：宋神宗頒發《盜賊重法》，到了宋哲宗時「重法」更加嚴酷，但效果十分之差。由此，到了宋徽宗時期，開始征剿並用，矛盾才稍有扭轉。不過，平心而論，宋朝打擊的對象主要還是劫掠，而非竊盜。而且，還曾經減輕飢民盜竊之罪，「 故飢民可憫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
以後，元朝外族統治野蠻血腥，對竊盜自是有著種種法外之罰，慚愧異常。而有明一代，朱元璋重罰是出了名的，清朝對明律基本完全繼承。整體而言，對於盜竊，處罰都比較重。不過，這些朝代多對盜竊做了比較詳細的分類和界定，比如盜馬牛畜產、盜竊官物甚至御用之物與盜竊田野谷麥以及親屬相盜，處罰均有一定差異。那時候的刑法懲罰盜竊主要是維護社會正義、社會穩定、皇權以及農業生產的，其次才是維護個人財產
Ⅱ 古代盜竊罪怎麼判
古代對於盜竊罪得處罰都是重刑。 【拓展資料】 歷代王朝，對賊也都從不手軟。遠的不可考，但《尚書·費誓》(費念bi，古代地名，今山東境內，誓是誓師誥戒之詞，費誓指得是魯國國君率軍征討淮夷、徐戎的誓師詞。)就有載：「無敢寇攘：逾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雖說這是警告軍隊的，但也說明西周時法律已經嚴懲盜竊之賊的規定。如《晉書》卷三十《刑法志》：「(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行於盜賊。」它表明《法經》的首要任務就是打擊「盜賊」。這以後，《秦律》和《漢律》也都把《盜》、《賊》列為前兩篇，而且對盜賊的處刑更為嚴厲。
從秦簡的片斷規定中可以看出，竊盜罪所侵犯的直接客體既包括私有土地，也包括牛、馬、豬、羊、金錢、珠玉、衣服和王室玉器等。秦律嚴格維護法定的地界，不允許擅自移動，否則即以盜論。《鹽鐵論》說「秦之法，盜馬者死，盜牛者加 」。為了保護私有權，秦律對於輕微的盜竊罪，也處以刑罰。如「或盜采人桑葉，贓不盈一錢，何論?貲徭三旬」。對於群盜處罰更為嚴厲，如「五人盜，贓一錢以上，斬左趾，又黥以為城旦」。
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國蕭何_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漢律規定「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對盜牛馬者施加死刑，這雖然是為了包含當時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恢復社會元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漢律對盜竊罪處刑之重。據《漢書·肖望之傳》載，由於鎮壓西羌反叛，西北八郡民陷於困頓，京兆尹張敞上書建議，有罪者「得以差入谷此八郡贖罪」，但「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不在此列。不過由於肖望之等人反對，最終並未實行。而對於無故侵入他人室宅廬舍、車船，其中或有盜竊嫌疑的，法律規定立即格殺而無罪。
後世各個朝代之法律雖各有更張，多沿襲漢法，對於盜竊，都加以重罰。其中以北宋為尤。上文我們已經談過，「盜 」與「賊」是兩種性質不同而又相互關聯的犯罪行為。所謂「盜」， 《晉書·刑法志》雲：「取非其物謂之盜」。由於「取非其物」的方式不同，又把「盜」分為「強盜」與「竊盜」兩種。凡以威力強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強盜」；凡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謂「竊盜」。所謂「賊」，則指「殺人不忌」及「逆亂者」。可見古代的「賊」罪也分為一般殺人賊和「逆亂」賊兩類。所謂的「逆亂」賊，主要指以武裝形式進行反抗斗爭的人民群眾及統治階級內部叛逆行為。那時候的人們已經把「盜」與「賊」看作是一種漸進的關系，經濟反抗往往會轉化為政治斗爭，在「盜」與「賊」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如果說「盜」罪是「賊」罪的最初形態,「賊」罪則是「盜」罪的發展結果。因此自北齊之後，歷代統治者都把「 盜」與「賊」視為一體，在立法中合為一篇。北宋初，宋太祖為緩和階級矛盾,穩定政權，標榜「仁政」，曾多次更定「竊盜律」和「強盜法」，以減輕「盜罪」的處罰。又定「折杖法」，以杖作為流、徒、杖、笞的代用刑。並立「刺配法」，以貸雜犯死罪。此舉皆有輕刑之意。而對強劫賊罪，特別是謀反、謀叛、謀大逆等直接威脅、損害皇權和國家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的處罰，則通過《宋刑統》中的附令敕進一步加重了。但隨著盜賊的增多，宋太宗在調兵遣將進行軍事鎮壓的詔書中說：「其賊黨等，或敢恣凶頑,或輒行抗拒，即盡加殺戮，不得存留。」開始舉起屠刀。於是，宋仁宗首創「窩藏重法」；宋英宗別立「 盜賊」重法：宋神宗頒發《盜賊重法》，到了宋哲宗時「重法」更加嚴酷，但效果十分之差。由此，到了宋徽宗時期，開始征剿並用，矛盾才稍有扭轉。不過，平心而論，宋朝打擊的對象主要還是劫掠，而非竊盜。而且，還曾經減輕飢民盜竊之罪，「 故飢民可憫而不可疾，可濟而不可殺」。
以後，元朝外族統治野蠻血腥，對竊盜自是有著種種法外之罰，慚愧異常。而有明一代，朱元璋重罰是出了名的，清朝對明律基本完全繼承。整體而言，對於盜竊，處罰都比較重。不過，這些朝代多對盜竊做了比較詳細的分類和界定，比如盜馬牛畜產、盜竊官物甚至御用之物與盜竊田野谷麥以及親屬相盜，處罰均有一定差異。那時候的刑法懲罰盜竊主要是維護社會正義、社會穩定、皇權以及農業生產的，其次才是維護個人財產
Ⅲ 各個國家對盜竊罪的法律
你好，國外立法的相關規定
大陸法系若干國家的刑法對於同時具備兩種以上嚴重情節的量刑標准作了明確規定，但是彼此卻並不相同。具體則言，包括以下兩種情況：（1）法國方式。法國刑法第311—4條第2款規定：「犯盜竊罪，有本條所指兩種情形的，所處刑罰加重至7年監禁並科70萬法郎罰金；有本條所指三種情形的，所處刑罰加重至10年監禁並科100萬法郎罰金。」換言之，法國刑法認為，犯罪人所具有的嚴重情節越多，應當相應地判處更重的刑罰，以體現罪責刑相適應。（2）西班牙方式。西班牙刑法第516條規定：「在所有案件中，即使犯罪者同時符合各其他嚴重情況，法官得根據各有關規定判處適當等級之刑。」
對於西班牙刑法的規定加以分析可以發現，該國刑法認為，犯罪人具備兩種以上嚴重情節的，應當由法官酌情加重處罰。 2．比較研究與借鑒意義
我國關於盜竊罪的司法解釋雖然較為詳細地規定了盜竊罪的各種加重處罰情節，但是卻未對犯罪人同時具備兩種以上嚴重情節的盜竊罪作出量刑的指導性規定，因而導致出現此種情況時的司法困惑：是在同一量刑幅度內從重處罰，還是在下一量刑幅度內處罰？筆者認為，相對而言，法國刑法和西班牙刑法的規定都是較為可取的，將來我國立法機關在修改刑法時，或者在修改相應司法解釋時，應當明確指出具備多重嚴重情節時的量刑標准與量刑指導原則。具體而言有二種方式可以借鑒：其一，在修改立法時明確規定，如果行為具備兩種以上的加重情形，則「可以」在下一量刑幅度內處罰，或者「應當」在本量刑幅度內從重處罰；其二，明確規定如果犯罪人具備多種加重處罰情節的，則可以報經最高人民法院或者上級人民法院批准，加重處罰。
對此應當指出的是，我國刑法中的諸多罪名均存在相同情況，即對於犯罪行為設置相對較多的加重處罰情節，例如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即達到八種之多，而對於行為人同時具備兩種以上加重情節的司法適用，卻沒有適當的指導原則。此種將不利於對犯罪的懲治，導致犯罪人在具備一種情節後即可肆無忌憚地再實施其他更為嚴重的行為，因為具備一種加重情節與具備多種情節的司法實際效果是一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