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論壇許霆案案例分析
❶ 銀行ATM提款機案件的報告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f19f86010081z8.html
看完了這個你還有什麼想法嗎?
一個字慘~
廣州ATM機案件判例有10處懸疑,量刑有悖法理精神
李 開 發
臨近歲末年初,廣州一個帶來充分喜劇性質的案例成為國人街頭巷尾的議論主題。然而,問題的結局卻很沉重。案情其實比較簡單,核心是廣州一青年利用ATM自動取款機的故障,經不住利益誘惑:
2006年4月21日晚,廣東省高級法院原保安青年許霆,來到廣州市商業銀行ATM機取款。許知道卡里只有170多元,原本想取100元,一不小心多按了個「0」,提款機隨即吐出了1000元。「我當時覺得很驚奇,我就查了一下余額,發現沒扣錢。然後我再次取款1000元,提款機又吐出了1000元。」55次反復操作後,5.5萬元現金塞滿了許的衣服,他用皮帶把上衣紮好,「那些錢塞得上衣鼓鼓的」。這時,許的同事郭安山走了過來,他很納悶許取100元花了這么長時間。許嚇了一跳,和同事郭安山回了宿舍,並坦言ATM機的慷慨。22日凌晨1點左右,兩人再次來到ATM取款機旁。郭安山拿出有800多元余額的農業銀行卡,許霆幫他取出了1萬多元。隨後又用自己的卡取出了大約11萬元——銀行賬單顯示,許霆第二次連續取款的次數是102次。2007年12月16日,廣州市中院審理後認為,被告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採用秘密手段,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遂判處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這是一個典型的喜劇性案例,然而讀者的關注的焦點,是該以什麼來量刑,倒底夠不夠刑法上的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贊成現有的判決的意見不少。媒體報道,廣州市律師協會刑事委員會主任鍾聞東表示,在該案中雖然看似法院量刑過重,但其實仍在法定范圍內。許霆以非法侵佔為目的,採取秘密手段盜竊,明知其銀行卡內只有170多元,但在發現銀行系統出錯時即產生惡意佔有的故意,並分171次惡意取款17.5萬元而非法佔有,得手後潛逃並將贓款揮霍花光,其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法定構成要件。同時,雖然郭安山是與他一同盜竊,但二人並不存在共同犯罪故意,只是採取相同犯罪手法各自實施,最後得款也是根據各自卡內各自提取所得,因此二人並不構成共同犯罪,僅以各自取款數來計算盜竊金額。而根據刑法關於盜竊罪的相關規定,同案人郭安山個人盜竊金額數額不大且全部退贓,同時主動自首並向公安機關交代與許犯案經過等,因此獲得從輕處理並無不妥。
根據刑法關於盜竊罪的解釋,個人盜竊公私財物價值三萬元至十萬元以上的,為「數額特別巨大」,而我國刑法對此相應的規定是,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沒收財產。而在本案中,許霆不僅將巨款揮霍一空,還私自潛逃直至被抓獲,並無任何可獲從輕或減輕的量刑情節。因此,法院適用了規定的最高刑並無不妥,仍在法定范圍內。
那麼,盜取ATM機是否構成盜竊金融機構呢?不少市民認為把ATM機視為金融機構太過嚴苛,「那豈不是滿大街都是金融機構了!」對此,鍾聞東認為,從財產所有方面來講,ATM機也應視為金融機構。因為ATM機內的現金也是來源於金融機構,其財產的所有權屬於金融機構,其可以看做金融機構財產的延伸。同時ATM機為金融機構所有和管理,當然是金融機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也有人說,本不該判罪,櫃員機發飆,千元當成一元吐,能怪誰?應當判處當事人無罪。
筆者長期研究經濟,也研究經濟法律,研究過法理。法理是上位的,法條是法理精神的具體化,並且就本案例還在中央台當了一回嘉賓。筆者認為,廣州中院的判處看似依法量刑,實則有誤讀法條之嫌。讀者也不能感情用事。當用一個法律條文解讀相關案例感覺模稜兩可時,最重要的辦法就是提升執法者的理性,從神聖的法理精神上尋求解決之道。
筆者認為應當從三個方面來認識與理解這樣一個法律案例:
一、參考研究外國同類案例,借鑒其法院的審判原則。
ATM發昏,取1元出千元,類似案例雖然總量上實屬偶然,但數量上確實有幾件。
看看近幾天報紙上的引述便知:
1、有媒體介紹,2004年4月29日上海《新聞晨報》報道稱英國諾森伯蘭郡伍勒村村民因當地取款機出現故障,可以提取屏幕顯示的雙倍現金,村民蜂擁取款,最後取款機前排起了長龍,約合6.5萬美元的現金被提空。最終銀行負責人表示因工作失誤,不打算追究多拿了錢的村民
2、《都為銀行ATM出錯:英國銀行一提款機故障,數百人排隊瘋狂取錢,我國小許被判無期》,天涯論壇一個帖主轉載英國《每日郵報》的報道: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一部ATM機2006年10月21日發生故障——取10英鎊吐出的卻是20英鎊。於是數百人排隊「占銀行便宜」,直到ATM機裡面的錢被取光。24歲的理查德·索尼稱,他排了一個半小時隊,終於接近取款機,但錢已經被取光,他說:「我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一些人僅僅排隊40分鍾,便將他們所有銀行卡內的存款全部取出,並且獲得了雙倍資金。而我們則完全失去了這個大好機會。然而,現場的氣氛非常熱鬧,所有人都沉浸在狂歡宴會似的氣氛中。」報道稱銀行表示要努力追回那些被多取的錢。
《每日郵報》對此事的整個報道,「給人一種喜劇的感覺,在法制較健全的英國,國民把之當成一種幸運降臨」。
帖主提出,「同是ATM出錯,英國銀行與中國銀行與儲戶都是服務業與客戶的關系,都存在客戶利用ATM失誤惡意支取現金超過本金,在英國警察局沒介入,而在我國,小許就成了無期徒刑的案犯呢?」
有媒體介紹,記者找到了當時的英文報道,確認了帖子所提事件的真實性。記者進一步搜索發現,事實上由於ATM機器故障導致客戶多取錢的事件在國外屢見不鮮,而且大多都會引發排隊取款浪潮,不管是取款者、銀行還是媒體,都沒有什麼道德討論。
不過,與「許霆案」不同的是,這些ATM機錯誤大多都是因為銀行工作人員放錯不同面額鈔票導致的,比如將20英鎊鈔票放進了10英鎊的盒子,導致雙倍取款。金額相對不大,「涉案者」眾多,銀行較難追回所有款項,司法也很少介入。
3、一家報紙記者發現了2003年發生在英國考文垂的一次事件,與「許霆案」有很多相似之處,涉案金額較大,進入司法程序,只是判罰與「許霆案」差別較大,只有1年半。
據英國媒體報道,2002年8月份,英國一家銀行(考文垂建築金融合作社)電腦故障,導致其ATM機「狂吐」五天,不管人們輸入什麼密碼,是否正確,取款機都會乖乖地吐出要求金額的鈔票。期間有人甚至往返20次取了成千上萬英鎊,銀行總共被取走了100多萬英鎊。
朱伯特一家人取走了13.441萬英鎊,警察找到他們的時候,發現了一輛新車、一套新沙發和幾張飛往牙買加的機票。47歲的朱伯特和他20歲的女兒被判15個月監禁,20歲的兒子被判12個月監禁,他45歲的妻子因為身體原因獲得延期審判。
盡管承認從機器中拿了錢,但朱伯特太太還是非常憤慨,「我很震驚!我的外孫才1歲半,他的媽媽居然要因為銀行的錯誤在監獄里住15個月!」「我們全家都是普普通通勤奮工作的人,這只是額外贈予,誰不動心呢?」他們的辯護律師尼爾·威廉姆斯認為,站在這樣的機器面前,就像小學生站在糖果店面前,「任何人都難以抗拒想多拿一點兒」。另一位辯護者則稱,「這是一起沒有受害人的犯罪,因為銀行可以從保險公司那裡得到賠償」。
總結一下外國的案例,有幾個特點:其一,都是ATM機故障多出錢,在誘惑面前,許多人獲得了額外的利益。其二,許多國民把此類案例當成是幸運降臨,當成一場喜劇,認為人難抗拒誘惑,因此,責任不大。其三,多數不用刑法調整,或者量型很輕。
二、追蹤取款定罪情節,筆者認為有十大懸疑不能誤讀
其一,「盜竊」一種惡意侵佔,是一種主觀故意。然而,犯案當事人首先沒有主觀故意。如果不是錯在多按一個「0」,也許就不會發生本起案例。沒有主觀故意的行為,沒有動機,「盜竊」這一罪名能適用嗎?所謂「罪名法定」,是這樣的「法定『嗎?
其二,犯案當事人用自己的銀行卡,用自己的密碼,取自己的錢。對持卡用戶來說,卡上的錢就是持卡人放在銀行里屬於自己的保險箱。筆者認為這一定性不會錯。相信大家都這么認為。銀行的相關管理疏忽,致使給了這個保險箱里放了比原有的錢更多的一部分。拿著自己的鑰匙,打開了自己的保險箱,看到錢居然多出來了,知道是人家有失誤,因此,「不拿白不拿,拿了也白拿」。當一個人用自己的卡,打開自己的錢櫃,管理人員把錢多放了也就多拿了,這是什麼性質的事?
其三,誘惑導致犯罪,該怎麼定罪?誘惑者是銀行,銀行的失誤讓人多拿錢,該怎麼定性?算犯罪嗎?我們知道,其它案例中,凡是因誘惑的案例或不予確認,或量刑極輕微。比如,為了測量某官員是否受賄,就派一個人假裝因事給官員送禮,結果這個官員就收了這份禮。那麼,我們能不能定該官員受賄罪成立?事實上,法律是不承認這種誘惑下的結果的,因為,誘惑方在先,沒有這個誘惑,這個事實就不存在。沒有A,就沒有B。B的出現,緣於A出現所導致。用誘惑去引導人犯「罪」,從而治「罪」,這樣的做法正確嗎?
其四,結果並不是最重要的,性質是最重要的。法理認為,性質決定輕重。故意殺人犯就是沒有一點得手,也是重罪;相互毆架,誤將對方打死了,量刑也不會太重。開車過失撞傷或撞死人,罪也是輕的。犯案當事人進的是自己家的門,打開的自己家的保險箱,你銀行的人把錢放錯了,多放了,因此就出現多拿了。那麼這個案例應當治重罪嗎?
其五,一個同類命題的證偽很重要。那麼,有這樣一個案例,A到市場去買商品,對方營業員B把A遞交的10元看成100元,每成交一筆,就多找90元,結果這個人是一直用10元向對方購買商品,買了10次,營業員共多找了900元,A將其占為已有。從法律層面看是「不當得利」,這樣的做法需要刑法來調整嗎?
其六,這是一個公開的行為,還是秘密的行為?用自己的銀行卡,用自己的密碼,「偷了」自己的錢箱,在銀行留下了自己的取款記錄。而「偷」必然是一個秘密的行為,應當是不用自己的卡,不顯示自己的身份的行為。
其七,一位取款人,假定他自己卡上有20萬元,他並不知道某次取款銀行其實並沒有如數扣款,他的確取了款17萬元,但他沒有取款後就查詢余額的習慣。這有真實事例,我的一個朋友卡上總有幾十萬元,取款後從不查詢余額,只管不住地往裡進,同時需要時就往外取。如果他是犯案當事人,我們能說他「盜竊」金融機構了?那麼,一個善意的取款人竟可能犯了無期徒刑,這難道不荒唐嗎?
其八,民法上有「不當得利」的條款,不當得利是一種違背道德的行為,需要歸還,但不構成犯罪,指的是明知不是自己的,卻利用要利用其錯誤據為已有。根據物權法,公私財產一律平等。難道因為是金融機構的錢,就要比老百姓的錢來得「值」錢,就要重判,這符合物權法的精神嗎?
其九,持有自己的銀行卡,進入自己的存款箱,實施存款的管理功能。在管理的過程中,發現有額外的錢在自己的錢箱。如果銀行的記錄比較健全,那麼,這個多取的錢最終要水落石出。持卡人在實施自己存款箱的管理功能,算利用管理職務侵佔公私財物嗎?到底那個「罪名」更象犯案人的所為?
其十,犯案人向其同事坦誠「不拿白不拿」,結果與同事再次去「拿」,共拿了「17萬元」,那麼,「17萬元『算數額巨大嗎?這種案例是偶然發生,還是常常發生?如果是偶然,那麼偶然會不會導致社會的錯覺,有沒有「不治重罪不足以恢復社會秩序,不治重罪不足震懾犯罪」的結果出現?這種案例真能危害社會嗎?
三、 當案例在現有法條量刑不能精準到位時,應當用公認的法理精神來解讀法律,適當量刑。
所有的法條均是按照法理精神來確定的。法條是法理精神的具體化。研究廣州中院的一審判決,筆者認為,有六大法理精神可以指導案件二審。
其一,法理的最高原則,是用法來懲治犯罪,恢復社會秩序。許霆涉及的ATM機案,顯然是極個別的偶然事件,不存在恢復社會秩序的前提。這一案例引導千百萬人學習法律條文,領會法治精神,要看到這一案例在社會法制進程上的特別意義。
其二,法律的本職是用來教育人、規范人的行為,懲治從來不是目的。關鍵是引導與規范的目的能不能達到。
其三,一個案例在同時可適用於刑法,也可適用於民法時,應當用民法來解決問題。
其四,一個案例在可以判處有罪,也可以判處無罪時,應當就無罪而遠有罪。
其五,在一個案例可以輕判,也可以重判時,適宜輕判。
其六,在一個案例審判時,證偽制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的標桿。應當努力證偽,換位思考,使其判決更有理性,更貼近立法原則。
筆者希望廣州中院的二審判決能進一步體現這些神聖的法理精神。
(作者是中國經濟名家講壇副理事長,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研究員,經濟與法律研究學者)
文章引用自:
❷ 思修法律案例分析,求答案,下午考試!
就是07年的許霆案啊,是個真實的案件。引起的很大的討論的。
1、是,構成盜竊罪。原因從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說就可以了,徐某以非法侵佔為目的,採用秘密手段,利用銀行系統出錯之機盜竊銀行ATM存款,數額特別巨大,行為已構成盜竊罪,證據確實、充分。本罪在客觀上表現為竊取公私財物數額較大,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被告人許霆多次操作,前後171筆,共盜取合計17.5萬元;本罪主體是已滿16周歲,被告人許霆實施犯罪行為時已24周歲,是具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自然人;本罪主觀方面是故意,被告人許霆明知自己的盜竊行為會發生侵害公私財產的結果,並且希望這種結果的發生,且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2、不屬於民法上的不當得利。
依照法律事實,被告人許霆的行為屬於積極主動且故意侵犯銀行財產的權利,是一種侵權行為。民法上之「乘人之危」是指行為人利用對方當事人的急迫需要或危急處境,迫使對方違背本意接受於其明顯不利的條件,並作出不真實的意思表示的情形。從此定義可以看出乘人之危實施方與被人乘人之危方兩者經過交流接觸,一方被迫作出的不真實意思表示,而本案中,被告人許霆實施非法行為時是與銀行秘密的無接觸的情形下實施,不符合民事上的乘人之危法律特徵;依照《民法通則》及司法解釋規定,賬上多出的999元,這屬於不當得利。但是,當他發現取一千元,只扣除自己賬戶上一元的漏洞後,就利用機器故障多次去取款,主觀上是為了取得不屬於自己的存款,其行為明顯存在過錯,不符合民事上不當得利的情形。民事法律上的不當得利,不當利益的獲取,並不是通過受益人造成的,而是由於受害人的過失而導致,受益人(不當得利者)主觀上不存在過錯。《合同法》五十二條「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指「違反法律法規禁止性規定,這里的法律法規在合同法中有規定。一個行為的意思表示非法,其外在形式必然是非法。合同法條文里之所以用「合法形式」其實就是指「看上去合法的形式」的意思。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也稱為隱匿行為,是指當事人通過實施合法的行為來掩蓋其真實的非法目的,或者實施的行為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是在內容上是非法的行為。顯然銀行與被告人不存在這樣性質的合同。
❸ 關於許霆案分析我國的法律性質
法律是為人民服務的。
許霆案是近期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與爭論的一起普通的刑事案件,不少民眾與學者都捲入其中發表見解,而且分歧還很大。各種意見有著不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結論自然不同,然而,法院終歸要依據「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准繩」的原則對該案作出定論。
在許霆案的爭論中,可以看到我國法律規定乃至司法都有不盡完善之處,但我們首先應在法律的理性與軌道上來看待,然後在法律的框架內實現公正。這正是人民法院所追求的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許霆案的審理過程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在這個意義上說,許霆案的激辯將會起到推動我國法治建設的作用。
(3)法治論壇許霆案案例分析擴展閱讀:
關於許霆的行為是否構成犯罪,主要存在有罪說和無罪說兩種觀點。
無罪的觀點中有不當得利說、無效交易說、銀行過錯說、沒有實施合法行為的可能性說、行為難以模仿說、刑法謙抑說、刑罰目的說、罪刑法定說等種種主張。
在認為許霆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基礎上,又有著構成侵佔罪、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盜竊罪等不同的觀點。筆者認為,上述無罪說的諸種觀點以及構成侵佔罪、詐騙罪、信用卡詐騙罪的見解均值得商榷,限於篇幅,在此不一一評析。
在中國當前刑事法學的語境下,許霆的行為構成犯罪並且應當是盜竊罪,主要理由如下:
從實質上看,其行為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達到了犯罪的程度。
首先,許霆在意識到ATM機出現故障後,在貪欲的刺激下,仍一而再、再而三地操作170餘次,累計取款17萬余元。在取款後,又攜款潛逃一年多,足以證明其有相當程度的主觀惡性。
其次,許霆行為造成的客觀危害嚴重。許霆惡意取款達17萬余元,數額不可謂不巨大,而且事後都被其揮霍一空,嚴重侵犯了銀行的合法財產權益和資金安全。
從法律上衡量,許霆惡意取款的行為完全齊備了刑法規定的盜竊罪的全部構成要件。首先,從主觀方面來說,許霆具有非法佔有的目的。
許霆第一次欲取款100元時ATM機吐出1000元,賬戶上只扣款1元,對於超出的999元,應該說是出乎其意料的,因其事先並不知道ATM機出了故障,許霆只是被動而意外地獲得ATM機吐出的超額款項,故他不存在非法佔有的目的的思想基礎,他所得的超額款項屬於民法上的不當得利。
從最有利於被告人之合理性上考慮,我們也許還可以再寬容地認為許霆在意識到ATM機存在故障進而第二次取款時是出於「再次試試」的心理,並不具有明確的非法佔有的目的。
然而,許霆在其已經完全意識到ATM機出了故障,且在取款時自己賬戶余額不足無權再次取款的情況下,仍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復操作170餘次,累計取款達17萬余元,其主觀惡性暴露無遺。
應當說,此時許霆的主觀心態已發生了轉化,由意外受益的心理轉變為非法佔有的意圖,由被動地獲得超額款項轉變成為積極主動地侵犯銀行的財產。通過反復操作惡意取款,許霆非法佔有銀行財產的主觀意圖已經明顯地表徵出來了。
其次,從客觀方面來看,許霆實施了秘密竊取銀行錢款的行為,且數額特別巨大。
其一,許霆的行為符合盜竊罪中「秘密」竊取的特徵。
雖然許霆是利用真實的信用卡和輸入自己的賬戶資料取款,銀行也能夠根據賬戶信息追查到許霆的真實身份(身份的公開),可事實是許霆實施惡意取款行為時銀行並不知曉情況,其身份的公開並不能否定其行為的秘密性,不能將盜竊罪中要求的行為的秘密性等同於身份的秘密性。
退一步講,即使銀行當時知曉情況,但只要許霆行為時自認為銀行並不知曉,也已足夠;
其二,許霆實施了「竊取」銀行錢款的行為。許霆的行為方式雖相對於一般的盜竊手段和犯罪方法有較為明顯的不同,但這只是形式的差異,並無本質的區別。
從許霆行為的整體性質來看,其完全符合盜竊罪中竊取的本質特徵,應認為屬於違背銀行意志、侵犯其財產所有權和資金安全的一種特殊形式的「竊取」;
其三,許霆竊取的錢款數額特別巨大。許霆利用ATM機故障惡意取款17萬余元,已達到了司法解釋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完全充足了盜竊罪在客觀方面的此一要件。
❹ 許霆案法律分析
法律的規定抄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最低襲底線。法官在做判決的時候肯定會加入個人的主觀因素,只要他是個人就會講求人情味,很多法律只規定了一個判決的范圍,需要運用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做出最終的判決。
「許霆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利用銀行ATM機出錯取了十幾萬,一審判了他無期徒刑,二審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這個就是根據實際情節量刑過重,法律講求人情味的典型案例。
❺ 法律角度和道德層次分析許霆案
依照律師法和刑事訴訟法規定北京市萬商天勤律師事務所郭向東律師接受委託擔任本案被告許霆辯護人依照事實和法律提出下辯護意見:
許霆每次取錢廣州商業銀行有交付事實存。
重審判決忽略了重要事實廣州商業銀行否有交付行。
有交付行能盜竊。
本案自動櫃員機交付許霆錢爭事實否屬於銀行交付。
從辯護方向法庭提供證據國人民銀行關於印發《銀行磁條卡自動櫃員機(ATM)應用規范》行業標准通知規定。
(5)法治論壇許霆案案例分析擴展閱讀
縱觀許霆案件的爭論大致有三方面的問題:
一是罪與非罪為爭辯焦點,核心問題是應適用民法上的「不當得利」,還是刑法上的「盜竊罪」;
二是普遍認為在司法程序上發回重審不合法,廣東省高院在審理該案時認為一審所查證的事實是清楚的,而後又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發回重審,前後矛盾;
三是一審結果反映出刑事司法存在著法官機械適用法律的問題。由此可見,所有的爭論,焦點都集中在許霆案件本身,就事論事,沒有把它放在大的時代背景下考量。如果我們換個角度就會發現該案涉及平等保護、有效辯護、程序正義、罪刑相適應等諸多現代司法理念影響下的法律價值取向的巨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