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論法治

A.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B. 怎樣理解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 （一）「為國以禮」的禮治論 在西周末期和春秋時期，西周的禮每況日下，到了『禮崩樂壞』的程度。這時，孔子等一幫儒家要求恢復和加強一貴族政體為核心的一整套宗法等級制度，主張「復禮」。但他們只是在形式上沿用了西周的禮，但從內容上他們對禮的理解和禮的運用明顯不同於西周，他們對西周的禮進行了改造。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他們講禮說成是國家的根本制度，即確立和維護統一的貴族政體和君臣等級秩序的制度。所謂的「為國以禮」，集中地表達了儒家對禮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認識。儒家的這種禮同西周的禮的不同之處在於：首先，西周的禮是關於政治、軍事、祭祀等方面的具體規定，而儒家的禮則是國家根本制度，地位形同於現在的憲法。其次，西周的禮是『不下庶人』的規章典籍，而儒家的禮既然作為國家的根本制度，則變成『下庶人』的規章典籍。分析以下此時「禮下庶人」的含義，是否表示禮從過去的權利對貴族，義務對庶人改為權利和義務對人人平等呢？要弄明白儒家的禮究竟是怎樣的，我們要明確一點，就是儒家的禮不再是具體的規定了，而變成國家的根本制度，意味著西周所維護的一切變成了國家的制度，上升到國家制度的高度，為國家所認可，實際上是將西周的禮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權威化? 2、他們以「舉賢才」補充周禮的「親親」原則，變傳統的「任人唯親」為「親親」前提下的「尊賢使能」，從而否定了傳統的『世卿世祿』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西周「親親」的原則並沒有打破或取消，而是有所補充，用「舉賢才」補充周禮的「親親」，目的是選取優秀人才為封建貴族服務，以便更加鞏固他們的宗法等級制度? 3、他們將禮視為「五倫」原則的條文化、制度化，即處理君與臣、父與子、兄與弟、朋友之間關系的行為准則，用禮定「親疏」、別「是非」。「五倫」實際上是道德范疇，不應該由法律調整，儒家的禮確賦予他法律意義，並提升到國家制度的高度。 總結：儒家對西周禮的改造，實際上是將禮進一步提高了地位，將其看作是國家的根本制度，而國家制度的核心是「親親」和「尊尊」。 「舉賢才」是用來補充「親親」的，君臣父子的等級進一步明確。從本質上，儒家的禮與西周的禮沒有兩樣，如出一轍，不同的只是儒家的禮比西周的禮更加制度化、全面化、理論化，進而更加強制化。 （一）以「五倫」為中心，強調「正名分」 在法理上，要研究一個問題：倫理道德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到了今天，這個問題看似已經解決了，達成一致共識，即倫理道德和法律都屬於社會行為規范，但二者有明顯的區別。可實際上，在現實生活中，二者之間的關系並沒有文字寫得那樣清楚。比如費孝通先生在他的《鄉土中國》中寫到改革開放後發生在農村的一個真實故事：一個農村已婚婦女與本村一個男人偷情，被她的丈夫發現，她的丈夫一怒之下將與他的妻子偷情的男人的腿打折。本村人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的。但挨打的男人到縣法院告了打他的人。那個丈夫依法被判決故意傷害罪。村裡人這時卻感到有不對的地方。第一，女人偷情是一個大忌諱，應該受到嚴厲的懲罰。第二，那個丈夫打與他的女人偷情的男人是正當的，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第三，國家應該對偷情的行為進行管理，而不是對打人的行為進行懲處。費孝通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他是從社會學方面進行研究的。但他的《鄉土中國》卻引起了法學界的關注，尤其是法理學家們，對其中的社會問題進行了法理的思考。上面所提到的這個故事，實際上就是儒家留給後人的影響。 首先，儒家熔倫理與法律與一爐，一方面賦予主要的倫理原則以法律的性質和效力，另一方面強調法律為維持倫理原則服務，使倫理駕於法律之上。儒家的倫理原則，主要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和朋友之間關系准則，即「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夫義、婦聽」。 這種體現尊卑貴賤的「五倫」是禮的核心，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措施。 其次，在以「五倫」為核心的基礎上，主張嚴格遵守「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級名分，遵照「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要求立法、行事必須「名正言順」。對違反等級名分的要嚴厲懲處。（思考現在「名正言順」的情況是否存在？具體表現。） （二）以家族為本位，強調「孝」、「忠」 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宗法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生產單位和生活單位是什麼？家。家是一個子孫滿堂的大家庭，它把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家庭里有男女老幼、有祖孫父子叔侄夫婦妯娌；家是進行生活和生產的場所，出門在外有當官的、呆在家中有冶鐵紡紗種田的；家是進行人際交往的最直接的環節，家裡有形形色色、各行各業的人，不需要再與別人進行什麼交往。國家就是就是由各個家組成的。家庭與國家之間的紐帶就是禮。禮調整家庭內部的關系，禮同樣調整國家內部的關系。禮不僅視「家」為「安身立命」的基礎，而且視「家」為「 忠君報國」的基礎。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孟子所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為什麼這樣說呢？原因是： 首先禮治要求人們在家庭中要「孝」，孝就是對父系家長的絕對遵從。主要表現為：子女必須孝順父母（孝子之至，莫大於尊親），弟妹必須恭敬兄長（有父從父，無父從兄），卑幼必須服從尊貴（）。 其次禮治要求人們在國家中要「忠」，即對於君主的忠誠和服從，這是孝的延伸和擴大。儒家認為「孝慈則忠」，作到孝就能作到忠，而且孝本身就等於從政。有人問孔子：「」孔子回答說「」。古代為什麼會有「忠」、「孝」、「節」、「義」四種牌坊呢？那是因為古人認為四者是相通的。 （三）以等級為基礎，強調「別貴賤」 儒家強調「正名分」，強調「忠」、「孝」，無外乎在嚴格區分上下等級、高低貴賤。 孔子說：「禮樂征發自天子出。」 孟子說：「天下有道，大德役小得，大賢役小賢。」 荀況說：「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少事長，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 二、「為政以德」的德治論 首先要明白「德」指的是什麼。德，在西周時是一個融道德、政治、信仰、策略為一體的綜合概念，既包括具體的行為要求，又包括基本的原則。儒家繼承了西周的「德」，同時也對它進行了改造。主要表現在：?）突出了「德」的政治意義，將德上升為政治統治的方法，如寬惠使民、實行仁政等。（2）抬高了德的地位，認為德高於君主的權力，高於國家和法律。為什麼這樣說呢？儒家把德看作是「人君」與「暴君」的標准，是執政、司法的知道思想。 （一）德刑並用，以刑輔德 這是德和刑二者之間的基本關系。儒家推崇西周的「明德慎罰」，但同時通過春秋戰國的紛爭，儒家已經意識到德的局限性，應該藉助刑來輔助德的適用。孟子說：「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那麼二者是否處於平等地位呢？儒家仍然主張「為政以德」，贊美德政就象北極星一樣，是眾星的中心，刑罰只是其中圍繞德治的一顆星。為什麼儒家有這種思想呢？因為儒家認為行政和刑罰手段雖然可以讓民眾不敢犯罪，但無法消除其內心的犯罪動機；而用德和禮進行教化，就能達到自覺地遵守法制和消除犯罪動機。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二）注重教化，以德去刑 「教化」是指向人們灌輸宗法倫理和等級觀念。儒家注重「教化」是建立什麼倫理基礎之上呢？孔孟主張「性善論」，「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苟不教，性乃遷。? 君子小人的道德區別是後天習染而成的，可以通過教化使小人棄惡從善，成為君子。因此，教化與刑罰相比，（1）教化可以保持人善的本性（2）教化可以預防犯罪（2）犯罪之後，教化可以讓罪犯良心發現。這就達到了「以德去刑」的目的。這種「以德去刑」的教育預防思想，是儒家的創造和貢獻。（思考：時至今日，「以德去刑」的教育預防思想在起作用的體現。） （三）恤刑慎殺，先教後刑 「 恤刑慎殺，先教後刑」實際上是「注重教化，以德去刑」的延伸。儒家主張「注重教化，以德去刑」，就要求「先教後刑」，即先教化後刑罰，如果因為沒有教化而施用刑罰，則是「虐政」，即他們所講的「不教而殺謂之虐」。 儒家的恤刑和慎殺，主要表現於按照禮義原則對於犯罪行為從寬處理。例如，孔子主張「父為子隱，子為父隱」。 三、「為政在人」的人治論 在一個國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什麼？或者說，是什麼在支撐著一個較為和平的社會的生死存亡？有人說是統治者的道德感化，有人說是法律強制。自古以來，這就是「人治」與「法治」爭論的焦點。儒家主張「人治」，他們從不同的角度來進行解說。孔子和孟子從道德與政治的關系入手，認為政治就是道德的擴大，因此注重並強調執政者在治國中的決定作用，認為「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荀況則是從人和法律都是統治工具的角度分析，認為二者之中人起著決定法律的作用。所謂的「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 分析儒家為什麼又提出一個「人治」思想。 實際上，「人治」是「禮治」和「德治」所派生出來的，並且以「禮治」和「德治」為其主要內容。因為：宗法等級是「禮治」的原則和特徵，級別愈高，特權越大，權力越大，則統治者的個人作用越大，所以「禮治」必然導致出「人治」。同時，統治者越有德行，越能夠使人「心悅誠服」，而且「德治」必須是道德高尚的人才能真正的實行，所以「德治」必然導致「人治」。 （一）聖賢決定禮法 孔子：「禮樂征伐自君子出」，只有天子才能制禮作樂，才有立法的權力。因此，天子維系著國家的命運。孔子說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當魯哀公問政時，孔丘回答：「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為政在人。」意思就是：最好的制度和政策，是西周文王、武王時的制度，這些都記載在典章之中。只要有文王、武王這樣的賢人存在，那麼他們的政治就能實現，否則，就無法實現? 因此，儒家主張天子要用其德行來維系國家的生存。孔子說「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孟子說「一正君而國定矣。」為此，儒家提倡根據「近不失親」，「遠不失去舉的原則」選賢納才。即既要任用親貴，又要讓那些非貴族出身的賢才直接參與國政。 （二）「身正令行? 儒家認為『人治』的關鍵是統治者要能夠以立法「正己」，用自己個人的魅力去感化民眾。個人魅力包括多個方面，其中核心是優秀的品質和君子的言行。孔子認為只有先「修身」才能「齊家」，再「治國」、「平天下」。「其身正，不令則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執政者自己的行為端正，不必發號施令百姓也會行動；相反，自己的行為不端正，就是有了號令百姓也不會服從。 （三）法先王，順人情 儒家在法與人的關系中強調人的作用，在現實君主和古代聖賢之間又強調古代聖賢的作用。所以他們「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古代聖賢為楷模。孟子提出「聖人，百世之師。」對先王的推崇，實際上是對現實統治者提出了高標准、嚴要求；同時，借古人來推行自己的主張。這種方法同樣被後人沿用，我們會講康有為的「托古改制」?

C.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3)儒家論法治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D. 急：儒家關於教化和法治的觀點

有教無類就是: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權利.教育沒有高下貴賤之分. 孔子的學生中就是各種階層的人都有,所以他主張有教無類。
是孔子提出的;正因為他提出這個,他的學生有好的有壞的.什麼樣的人都有.72個賢人都是他的學生.
孔子以前，「學在官府」，只有貴族子弟有權受教育．因而也只有貴族子弟才有當官的資格。但到了孔子的時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這就為私人辦學提供了機會。孔子正是抓住了這一機會，開始了其創辦私學的職業生涯，希望通過興辦教育來培養「賢才」和官吏，以實現其政治思想。在教育的對象問題上，孔子明確提出了「有教無類」[7]的思想。「有教無類」的本義是無分貴族與平民，不分國界與華夷，只要有心向學，都可以入學受教。孔子的弟子來自魯、齊、晉、宋、陳、蔡、秦、楚等不同國度，這不僅打破了當時的國界，也打破了當時的夷夏之分。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視為「蠻夷之邦」的楚國人公孫龍和秦商入學，還欲居「九夷」施教，就說明了後一點。孔子弟子中有來自貴族階層的，如南官敬叔、司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來自平民家庭的，如顏回、曾參、閔子騫、仲弓、子路、子張、子夏、公冶長、子貢等。而平民教育更能體現孔子「有教無類」的精神實質。

孔子「有教無類」思想的理論基礎是其「性相近也，習相遠也」[8]的人性論。「性相近」說明了人皆有成才成德的可能性，而「習相遠」又說明了實施教育的重要性。正是基於「人皆可以通過教育成才成德的」的認識，孔子才作出了「有教無類」的決斷。

「有教無類」思想的實施，擴大了教育的社會基礎和人才來源，對於全體社會成員素質的提高無疑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因此，孔子「有教無類」的思想在教育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E. 中國歷史上依法治理的思想源於先秦儒家

春秋時期，齊國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主張:「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

張晉藩先生曾撰書稱，管仲是提出以法治國的第一人。



《管子校注·明法解第四十六》說:「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

以法治國，是國家管理經驗的高度概括，也是法家法治思想的升華。

管仲對以法治國的作用表現出了極大的信心，認為實行以法治國可以有效地統一政令，無論施政、威下，都不過是「舉措而已」。

管仲以法治國方案的提出，是春秋大變動的時代產物，也是法家在總結治國理政經驗基礎上的新思路、新方案的集中體現。

春秋時期，由於生產工具的進步，帶動了生產關系的變化，原有的土地國有制度逐漸為新開墾的私田所取代。生產關系的變化也使得整個上層建築都發生了劇變，曾經天下共主的周王室衰微了，「諸侯不朝，王命不行」，列國之間纂弒不絕。

孟子曰:「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周初設計的維護等級秩序的禮制受到破壞，諸侯之間僭號稱王、僭號稱公層出不窮。

在不斷發生的大侵小、眾暴寡的戰爭中，一些國家被兼並了。如，周初分封時，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至春秋末年，見於年表者僅魯、蔡、曹、衛、晉、鄭、齊、楚、宋、杞、陳、吳、邾、莒、許、小邾等十餘國而已。


擁有實力的諸侯國紛起爭雄稱霸，先是齊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其後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相繼稱霸。在禮樂失序的社會劇烈變動面前，儒、墨、道、法各派的思想家都在思考著一個共同問題，就是如何控制局面，重新營造理想的國家治理環境。

儒家創始人孔子懷念周初的禮樂文化，提出「克己復禮為仁」。而此時的「仁」，已經由「仁者愛人」發展為仁政、徳政的政治理想，通過「為政以德」，達到「天下歸仁」的終極目標。

與儒學並稱「顯學」的法家學派提出法治理論，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以法為治的國家制度，由國家制定成文法，設置於官府，公之於百姓；君主以法作為管理國家、控馭臣僚百姓的手段；實行重刑主義，以刑輔政，以刑去刑；通過貴賤上下皆從法，實現立公廢私的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