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刑法學家

㈠ 李斯特與刑事社會學講述了什麼

弗蘭茨·馮·李斯特，是德國刑法學家，刑事社會學派的創始人。1851年3月2日，李斯特生於奧地利的維也納。父親愛德華·馮·李斯特曾經擔任檢察署長，他的堂兄弟弗蘭茨·李斯特是德國著名的作曲家。1875年李斯特在奧地利的格拉茨擔任刑法教師。以後，他先後在德國的吉森、馬爾堡、哈勒和柏林各大學擔任教授，並在馬爾堡、哈勒和柏林等地開辦刑法研究所，他在刑法教學和研究所中培養了一大批學生。

1881年李斯特創辦了《刑法學雜志》，1889年他與比利時邢法學家普林斯和荷蘭邢法學家哈默爾共同發起組織國際刑法學聯合會。這個組織主要是在德國、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等國開展調查犯罪原因和探索控制犯罪方法的活動，實行刑法的改革。國際邢法學聯合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解散，1924年由巴黎大學法學院的教授們發起復建，改名為國際邢法學會。

李斯特的主要著作有《德國刑法教科書》、《刑法的目的觀念》、《德國和外國執行刑法的比較情況》，此外還有《從比較法律說明現代的刑事法制》。李斯特還是一位國際法學家，著有《國際公法的系統說明》。

19世紀下半期起，資本主義逐漸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許多資產階級國家的刑法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公開拋棄資產階級上升時期標榜的「民主」、「法制」的外衣，更加赤裸裸地鎮壓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德國在1878年根據俾斯麥的倡議通過了一項鎮壓社會民主黨企圖危害社會治安的法律，這項法律為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所仿效。同時，由於帝國主義時期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的激化，各種犯罪急劇增長，犯罪構成更加復雜，舊的刑法學派已經不可能解釋這種現象的原因，也無力同日益增長的犯罪作斗爭。

以李斯特等為代表的新的刑法學派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近代所稱新舊邢法學派之爭，就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德國引起的，以後發展成為世界性的爭論。

所謂舊派，就是刑事古典學派，其主要代表有義大利的貝卡利亞，德國的費爾巴哈和賓丁。新派就是刑事社會學派，其主要代表就是李斯特，還有義大利的非里等。「報應刑」論，是舊派邢法的理論基礎，而「教育刑」或「目的刑」論，則是李斯特的刑事社會學派的刑罰理論的核心。

李斯特運用資產階級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刑法，在吸收了義大利刑法學派思想的基礎上，創立了刑事社會學派。這個學說的哲學理論基礎，是實證主義和決定論，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主張與自由意義的「理性人」相反的「經驗人」，而這種經驗人則是以社會學和自然科學的認識，以社會規律和自然科學規律中的因果法則充實起來的。刑事社會學派的所謂決定論認為，犯罪是犯罪的條件所決定的，是這個條件所產生的結果。因此，他們認為，研究刑罰本質，應在國家邢罰制度和社會現象中找原因。

關於犯罪產生的原因，李斯特認為，人是一定社會中的人，這就需要研究犯罪者本身具有的內在和外在的各種原因，他在承認個人的生理因素對人的行為的重要影響同時，著重指出社會因素的決定性作用，諸如失業、貧困、酗酒、煙毒、娼妓、物價高昂等社會環瑰。他強調要研究犯罪人而不是犯罪行為，他的口號是：「刑罰不對行為而是對行為者」。當然，這並不是對犯罪行為置之不顧，而是應著重考慮犯罪人的反社會性或社會危險性，並依照社會危險性的不同程度對犯罪者分類，從而採取不同的刑罰。

在刑罰理論上，李斯特是教育刑論或目的刑論的倡導者，他主張刑罰不是一種本能或原始的同害報復，而是以改造罪犯保全社會為出發點。不但要根據犯罪人的具體情況，進行教育改造，使其盡快復歸社會；而且要根據犯罪者的社會危險性所侵害社會利益的程度，適用相應的刑罰，以達到保衛社會的目的。

李斯特的教育刑論主張刑罰的個別化，即根據犯罪者已成「罪型」和「潛在」社會危險性以及人格形成過程和復歸社會可能性的大小，來適用相應的刑罰，同時，把犯罪者分為偶犯、慣犯、可能改造和不可能改造等類，按具體情況分別適用刑罰。他提出對累犯，其中包括犯過輕微罪行的累犯採取特別嚴重的刑罰措施。

李斯特還是資產階級邢法中的保安處分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所謂保安處分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產階級刑法中發展起來的一種刑罰制度，它是刑罰以外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的措施，適用對象從犯罪人擴大到嫌疑犯或有妨礙社會秩序嫌疑的人。

從19世紀末開始，資產階級國家刑事立法上都規定了這種保安處分制度。最早從理論上闡述這個制度的，是18世紀末期的德國學者庫萊茵，但是當時並沒有產生很大影響。到了19世紀末，由李斯特、菲里和瑞士的斯托斯等人將這個理論發展完善起來。

李斯特在《刑法的目的觀念》一書中，論述了刑罰必須以防衛社會、預防再犯、維持社會秩序為目的，他認為，刑罰不應該是對於犯罪的報應，而是為了使犯罪人不再犯罪。李斯特主張「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無法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對那些不能矯正的「危險狀態的承擔者」採用不定期刑，或者在服刑後送入習藝所或其他特設的機關；對於那些處於犯罪前的「危險狀態」的人，社會有權採取預防性的「保安處分」，以免遭受危害。他的這些論斷，實際上為保安處分作了理論上的論證，對於資本主義國家刑事立法和保安處分制度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國際法學說方面，李斯特是屬於實在法學派。他主張，「國際法是確定屬於各國在其相互關系中達到其生存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總和」，他認為，國際法的根據，不是自然的理性，而是表現在條約或習慣之中的各國的共同認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李斯特這一派的觀點在國際法學界具有很大的影響。

㈡ 拉倫茨的生平

最富盛名的代表作為《法學方法論》，在納粹時代是主要的官方思想家，在戰後受到處分，冷戰開始後恢復了教職，思想也發生極大轉變而成為自由主義的鼓吹者。他的學生現在仍是德國各大學主要教職的占據者，波恩大學法哲學家雅克布斯曾經批評了他的理論，但也「在沉默中被扼殺」。這也證明法律方法只是一種奴僕，是一種工具性的適用。在任何時期，任何意識形態之下都可以被自由便利的適用。此說的集大成者Roxin，也是當前德國刑法學最具影響力的人物。

㈢ 誰幫忙介紹下德國德國19世紀著名法學家 馮·李斯特 的簡歷

國內刑法學和犯罪學專業文獻中常常提及馮·李斯特的著名的「馬堡計劃」（marburger programm），但好象還沒有人對「馬堡計劃」進行過研究和介紹。那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究竟是個什麼計劃、其主要內容是什麼呢？

一、「馬堡計劃」產生的時代背景

當德意志刑法典於1870年問世時，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業已存在，其理論支柱是意志自由。古典學派認為，國家在倫理上和法律上對犯罪行為作出否定評價是以意志自由為依據的，認為刑法的本質是對犯罪的報應。由於德意志刑法典的問世是在具有完整體系的古典學派形成之後，所以，該部刑法典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古典學派理論的影響。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相信，德意志刑法典在實施過程中並未能實現其期望，德意志帝國的犯罪正以極快的速度和危險的方式增加。自19 世紀80年代初以後，被認為是「正確的法律」出了問題， 人們要求對德國的刑事立法進行合理的改革。馮·李斯特同樣提出了對刑法進行改革的主張，而他的這一主張或這一改革要求，最初見於他在德國馬堡作的關於刑法改革的學術報告「刑法的目的思想」，後人將該學術報告稱為「馬堡計劃」，實際上該學術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刑事政策問題。「馬堡計劃」的提出，使馮·李斯特成為馬堡學派（die marburger schule，也稱折衷學派vereinigungsschule）的創始人。其後，他又於1889年至1892年間在其《刑事政策的任務》一書中，對其觀點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和發展【李斯特：《德國刑法教科書》第26版第28～29頁】。

二、「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

馮·李斯特在學術報告中首先要求對犯罪的原因進行科學的研究，以便使作為與犯罪作斗爭的刑罰措施適得其所。與以龍勃羅梭為代表的義大利人類學派相反，作為犯罪社會學派一個分支的馬堡學派擯棄「天生犯罪人」的觀點，認為犯罪根植於社會。

馮·李斯特對現行刑法進行的改革，涉及刑法的一些基本問題是不言而喻的。就「馬堡計劃」的主要內容而言，在我看來恐怕還是涉及刑事政策的內容較多，而且刑事政策計劃也是馮·李斯特較為感興趣的。這些刑事政策要求的實現，馮·李斯特認為，至少要克服符合目的的和有效的刑法道路上的三個重要障礙：

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判決；

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關於障礙1：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 馮·李斯特一再反對報應刑法原則，反對在已經實施的犯罪行為和刑罰之間確定一種均衡關系（proportionalitaet）。在他看來， 這一原則只能被看作是對「公正」的進行形而上學的理解的結果。在刑罰的種類和期限應當對特定之人起到最大的特殊預防效果的前提下，行為報應原則（das prinzip der tatvergeltung）是違背理性的、不可理解的，轉向行為人和其個性似乎是有更合理的且也是必須的。事實上，馮·李斯特認為，如果刑法反應（刑罰）的最終目的是將某人改造為一個具有特定行為或特定思想者，則在所能提供的措施中進行明智的選擇情況下，必須將行為人的個性作為有效地和符合目的適用刑罰措施的基礎和標准。行為人及其個性是量刑的基礎和條件，如果量刑是以刑罰執行的特殊預防目的為準的話。因此，在此意義上，行為人的行為只具有表明其個性和思想的指示器的作用。「處罰的不是犯罪這一概念，處罰的是犯罪人」是馮·李斯特所堅持的觀點【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75頁】。如果在量刑時均衡關系就應當發揮作用，則「它應當是刑罰和犯罪人思想之間的均衡關系」【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1頁】，對「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應當是「行為人的反社會思想」【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83頁】。馮·李斯特認為，從行為刑法轉為行為人刑法，是刑事立法改革的最高之主導思想。他說：「我們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不僅僅是未考慮人民的法律意識，而且是造成它在與犯罪作斗爭中的無能為力，在於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在規定刑罰的種類和范圍時，在法律和判決中，有必要將重點更多地放在行為人的內心思想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77頁】。馮·李斯特對行為刑法的批評是純技術上的， 而非倫理上的：報應原則（vergeltungsprinzip）將阻礙刑罰方法的符合目的的運用。他的這一技術上的態度還清楚地表現在其對「犯罪人類型」的言論之中，他提出「犯罪人類型」的目的，在於改善有效的特殊預防的決定性因素。他說：「現代刑事政策從……主導思想出發，處罰之對象不是犯罪，不是概念，而是行為人；因此，對於刑罰的種類和范圍而言，起決定性作用的不是法學構成要件概念上的區別，如刑法典所表明的那樣，而是不同犯罪人的生物學上的區別。這一刑事政策的主導思想也直接將我自己所從事的工作涵蓋其中：指出並證明當作為規定刑罰種類和范圍的基礎的不同犯罪人之間的生物學上的區別」【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171頁】。

隨著從行為刑法向行為人刑法的轉變要求的提出，馮·李斯特試圖克服一個由以行為為中心的量刑而得以存在的重要的障礙：盡管根據他的觀點，實施犯罪行為是適用刑法的先決條件——在這里未提出純思想刑法（即行為人刑法）——但不應當再取決於這一決定對當事人科處何種刑法後果的行為的質量。如此，刑事政策在實現其目的時能夠自如些，並可使犯罪人的個性特徵作為唯一的決定性因素，無需通過被目的思想（der gesichtspunkt der zweckmaessigkeit）認為是違背理性的行為報應原則（das tatvergeltungsprinzip）來加以限制。

關於障礙2：從法官的量刑轉為不確定刑。 在解決犯罪問題的刑法干預和以犯罪人的特徵和思想為中心方面，馮·李斯特也期望對刑法典作必要的修改，這是明確的，「如此，我們刑法典中的整個刑罰制度將會有重點的改變」【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0頁】。他認為， 在報應刑法中，立法者的藝術在於，為特定的犯罪找到合適的刑罰種類，並按照犯罪行為的客觀的嚴重程度區分不同的刑罰。他設想：「將來的刑法典將會多麼的不同啊！盡管如此，對具體的犯罪仍將科處不同嚴厲程度的刑罰，也許科處最高刑度或最低刑度：所有其他的區別將不復存在了，因為相對於行為人的反社會意義，犯罪行為的法學特徵退居次要的地位」【出處同上】。

馮·李斯特認為，每一個人均必須清楚，「在犯罪人站在面前的幾分鍾或幾個小時內，刑事法官是不大可能對犯罪人的應當作為處罰依據的真實的內心思想，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斷的」【李斯特文集第2 集第91頁】。作為該問題的解決辦法，馮·李斯特建議或者講要求適用「不確定判決」（das unbestimmte urteil, die unbestimmte verurteilung），認為刑罰執行機關應當取代法官的位子，根據被判刑人在刑罰執行過程中的表現，最後確定刑罰執行的期限：「為判決之法官根本不確定刑罰期限；刑罰期限應根據在具體情況下是否實現刑罰目的，也即根據刑罰執行的效果來確定」【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91頁及以下幾頁】。 如果我們研究一下馮·李斯特不確定判決的言論，就不難發現，他主要是將不確定判決作為有效地與犯罪作斗爭的工具來看待的。他說：「如果真想改變，則必須找到弊病的根源。但弊病的根源並不存在於刑罰范圍內，它也不存在於刑事法官的軟弱或無能之中；它更多地存在於法官的量刑原則本身……因此，至少部分地取消法官的量刑就成為今天的刑事政策向我們提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該問題的解決，將導致刑法各個領域的徹底的且非常有益的改變，這種改變必將促進和保證成功地與犯罪作斗爭」【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333頁】。

在對待不可能被矯正的慣犯問題上，馮·李斯特的態度是非常鮮明的。他首先申明，「至少有一半的犯罪人是不可能矯正的慣犯，他們今年進入監獄，成為監獄人口，明年又從監獄里釋放出去」。馮·李斯特認為，在所判處的刑罰執行完畢後，又將他們「象猛禽一樣」放入社會，僅僅是因為對他們報應已經足夠了，是完全「荒謬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8頁及以下幾頁】。對於這種情況，馮·李斯特明確要求從罪責報應原則（das schuldvergeltungsprinzip）轉為特殊預防。他說：「防衛社會則要求使這些反社會因素不可能再危害社會。由於排除了將犯罪行業的所有成員予以絞死或斬首的可能性……，除通過執行自由刑使他們與社會相隔離別無他法……根據我反復強調的今天仍然堅持的觀點，原則上將他們長期監禁直至其死亡，是唯一正確的選擇」【李斯特文集第2集第327頁】。

這里，我們必須弄清楚馮·李斯特所說的「不可矯正者」和「猛禽」究竟是指誰或哪些人：「與慣犯的斗爭是以對它的清楚的了解為前提條件的。但這種前提條件我們至今還沒有。與慣犯的斗爭只涉及慣犯的某一部分，比如作為社會病態現象的最重要的和最危險的慣犯，我們習慣上將之歸結為貧民階級。乞丐和流浪漢、男妓和女妓、酒鬼、騙子、廣義的半上流社會、精神和身體上墮落者——他們構成社會秩序的最主要的反對者大軍，而他們的代表便是那些慣犯」【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7頁】。在馮·李斯特看來，那些沒有希望從根本上改變其思想者，從小偷到銀行劫匪，從低級騙子到高級騙子，應當予以終身監禁，使其不能再危害社會（muessen unschaedlich gemacht werden）， 以行為為中心的報應原則只是我們道路上的不受歡迎的障礙。因為這涉及與慣犯的不服從社會秩序的犯罪傾向作斗爭，這種犯罪傾向是所有不可矯正的違法者所共同具有的特徵，在馮·李斯特看來，這要比根據犯罪行為的嚴重程度所侵害的不同法益的質量給予不同處罰重要得多。馮·李斯特認為，「盜竊、窩贓、搶劫、勒索、詐騙、縱火、毀損、強奸和強奸兒童」，只要是慣犯所為，那麼，它們對社會秩序和法律秩序的危害是一樣的【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9頁及以下幾頁】。

關於障礙3：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 將刑法的目的確定為特殊預防，不僅僅是轉為行為人刑法，而且還要將行為人的個性置於刑法利益的中心位置。之所以將犯罪人的個性作為量刑的基礎和標准，是因為通過特殊預防，犯罪人的個性首先能夠成為刑法措施的目的：以特殊預防為目的之刑法必須將改變犯罪人的個性，使之在將來的生活中尊重刑法規范作為自己的首要任務。因此，可以得出結論認為，必須尋找有效的行為調節和個性研究方法，並將這些方法始終如一地運用於犯罪人。為了盡可能有效地實現特殊預防目的，刑罰制度必須具有靈活性可變化性。馮·李斯特認為，「具體的刑罰制度的價值取決於使實現刑罰目的成為可能的保安性和靈活性。每一種具體的刑罰措施必須同樣具有保安性和靈活性」【李斯特文集第1集第164頁】。

三、簡要之結語

實際上，在刑罰執行中追求特殊預防目的，存在使犯罪人成為不正當治療的被害人的可能性。確定刑法的特殊預防目的，正如馮·李斯特所堅持的那樣，有可能侵犯當事人的權利，如侵害對其陰私權和意志自由的保護，分割其作為一個人而被承認和尊重的正當要求，而不是成為國家權力的犧牲品。

對馮·李斯特的主張或者說思想進行分析之後，我們不難發現，他的刑事政策計劃（當然不僅僅局限於其「馬堡計劃」中）表明了這樣一種傾向，只有當刑法所涉及的當事人的權利成為刑事政策目的之障礙時，當事人的權利才受到限制。他的「在刑法中實施目的思想」的要求，盡管毫無疑問地具有啟蒙性質或影響，但不能被誤解為要求構建自由主義和人道主義刑法。馮·李斯特的目的思想所追求的是有效的以行為人為中心的刑事政策，它涉及這樣一個問題，即國家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實現其刑法目的。馮·李斯特完全是從純技術上，而沒有從道德和公正的角度來對待該問題的。易言之，在馮·李斯特看來，最重要的是何種措施和方法最能有效地實現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事政策目的、而何種刑法措施和方法，在規范上是被認為公正的在他看來是無所謂的。公正的刑法被馮·李斯特與有利於刑事政策的刑法等而視之：只要符合公眾利益，可以不擇手段【鮑爾曼：「無節制的刑事政策——關於馮·李斯特的馬堡計劃」，載奧地利《犯罪社會學書目》1984年第11期，總第42期】。

㈣ 馬克思生平事跡

卡爾·海因里希·馬克思(德語: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第一國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偉大導師。 無產階級的精神領袖，當代共產主義運動的先驅。

馬克思在1835年-1841年中學畢業先後在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法律系學習。中學畢業時著作：《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1835年8月），大學期間，成為青年黑格爾分子。

1842年為《萊茵報》撰稿，同年10月任該報主編。與「自由人」決裂。

1843年6月19日，馬克思與童年時代的女友燕妮結婚。6月，前往克羅納茨赫度蜜月，期間寫成《克羅納茨赫的筆記》。10月移居巴黎，與盧格合辦《德法年鑒》。著作：《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3年）為《德法年鑒》撰寫《論猶太人問題》等文章。這表明馬克思恩格斯已經完成從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到科學共產主義的轉變。

1844年3月，與盧格決裂。8月底，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巴黎會見，合寫第一部著作《神聖家族》，從此他們開始了終身的合作。11月至次年5月，他們合寫《德意志意識形態》，論述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著作：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

1845年著作：《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1845年）、《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與恩格斯合著)(1845-1846年）。1847年7月，作《哲學的貧困》。11月底，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在倫敦舉行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會，受委託起草同盟綱領。

1848年2月中旬，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第一個綱領性文件《共產黨宣言》問世。1848年2月，席捲歐洲大陸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爆發，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馬克思被比利時政府驅逐出布魯塞爾到達巴黎。1848年5月31日由馬克思主編的《新萊茵報》創刊。

1849年5月16日，普魯士政府下令驅逐馬克思。19日，《新萊茵報》被迫停刊，用紅色油墨印刷了最後一號。

1850年3月和6月，先後兩次與恩格斯一起起草《中央委員會告共產主義者同盟書》。1850年，馬克思寫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

1851年底至1852年春，寫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總紹了歐洲、特別是法國1848年革命的經驗。

1852年10月末-12月初，作《揭露科倫共產黨人案件》。

1857年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1857年8月），1858年 著作：《鴉片貿易史》（1858年8月3日和9月3日），1859年 著作：《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1859年），1860年12月1日作《福格特先生》。

1864年9月28日，馬克思應邀出席在倫敦聖馬丁堂舉行的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大會（即第一國際），當選為協會臨時委員會委員，起草了協會的成立宣言和臨時章程。

1867年9月14日，在漢堡《資本論》第一卷出版。

1871年5月30日，馬克思宣讀了題為《法蘭西內戰》的宣言，指出巴黎公社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

1875年，他寫了《對德國工人黨綱領草案的意見》（即《哥達綱領批判》）。

1877年，作《反杜林論》第二編第十章。

1880年5月，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導法國工人黨蓋得派領導人制訂黨綱，口授了綱領的理論部分。

1882年為《共產黨宣言》俄譯本作序。

1883年3月14日，馬克思積勞成疾，躺在安樂椅上溘然長逝。享年65歲。

拓展資料：

1、出生：

馬克思於1818年公歷5月5日生於德意志聯邦普魯士王國萊茵省（現屬於德國萊茵蘭-普法爾茨州）特里爾城一個律師家庭，他的祖父洛賓·列維（Rabbin Marc Levy）是一名猶太人律法學家，他的父親是希爾舍·卡爾·馬克思，同荷蘭裔猶太女子罕麗·普列斯堡（Henriette Presborck）結婚，生育多名子女，但從一確定繼承人的文件中發現，只有卡爾·馬克思和三個女兒索非亞、愛米爾、路易莎存活。

2、求學生涯

1830年10月，馬克思進入特里爾中學，中學畢業後，進入波恩大學，18歲後轉學到柏林大學學習法律，但他大部分的學習焦點卻擺在哲學和歷史上。

1840年，普魯士新國王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迫害自由主義民主人士，要求所有出版物都必須通過嚴格審查，大學失去學術自由，新國王任命的柏林大學教授F.W.von Shelling將會審查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但馬克思博士論文里哲學高過神學的立場不可能被反黑格爾的教授所接受，所以馬克思將博士論文改寄給薩克森-魏瑪-艾森納赫大公國的耶拿大學（Jena）審查博士資格。

1841年馬克思以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之區別》申請學位，並因得到委員會一致認可，未進一步答辯而順利獲得耶拿大學哲學博士，畢業後擔任《萊茵報》主編，遇到了在馬克思思想發展史上頗為有名的「林木盜竊問題」。

事情是這樣的：19世紀初，工業革命席捲德國，推動了該國容克地主經濟的發展，同時也加劇了下層勞動人民生活的赤貧化，飢餓驅使貧民到地主的森林裡撿拾枯枝、採摘野果，一些人甚至破壞地主的獵場和牧場，雖然有1826年《普魯士刑法典》對擅自砍伐和盜竊樹木行為的嚴厲處罰，但上述事件仍有增無減，而許多人這樣做竟然是為了被送進拘留所領一份監獄口糧，正是飢餓和無家可歸才迫使人們違反林木管理條例。

1836年，在普魯士因此而受到刑事處罰的有15萬人，佔全部刑事案件的77%，面對這種相當嚴峻的社會形勢，普魯士統治者不是從社會制度層面尋找問題的根源和解決問題的方案，反而出台了一個更嚴厲的法案，將人們在森林裡撿拾枯枝、採摘野果和其他一些僅僅違反林木管理條例的行為也升格為「盜竊犯罪」，給予刑事處罰。

馬克思根據1841年第六屆萊茵省議會會議記錄，於次年10月寫下《關於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譴責資產階級立法偏袒機關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剝奪貧民撿拾枯枝等習慣權利，系統地提出了自己的森林立法觀。

對於《萊茵報》所發表的觀點，普魯士政府非常氣憤，他們立刻派人查封了《萊茵報》，迫使它停止印刷，馬克思一氣之下，辭去了報紙的主編職務，馬克思對自己的所作所為毫不後悔，相反，他更認清了反動政府的丑惡本質，他在尋找著時機，去繼續與反動政府作堅決斗爭。

1843年《萊茵報》發行許可被普魯士國王撤銷，因為馬克思在報上發表了一篇批評俄國沙皇的文章，引發俄國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滿，普魯士國王接到沙皇的抗議後下令查禁萊因報，馬克思因此失業，在此期間內，馬克思認識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是工廠主子弟卻十分欣賞馬克思的主張，經常出錢贊助馬克思的活動與生活，馬克思做學問思考認真嚴謹但生活隨性，經常拖延要交給報社的文稿，恩格斯常協助馬克思的工作並代筆部分文章。

3、婚姻家庭

1814年2月14日，燕妮·馬克思誕生於特利爾一個名門望族，燕妮·馬克思（1814年2月12日——1881年12月2日），原名約翰娜·「珍妮」·貝爾塔·朱麗葉·馮·威斯特華倫（Johanna "Jenny" Bertha Julie von Westphalen）是一位德國社會學家，燕妮·馮·威斯特倫的家離馬克思的家只有幾分鍾的路程。

1836年晚夏，在波恩大學攻讀法的一年級學生馬克思，回特利爾向自己熱戀的姑娘求婚，燕妮就和18歲的馬克思約定了終身，按照當時的習俗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貴族出生、年華似錦的燕妮，被公認為是特利爾最美麗的姑娘和「舞會皇後」，許多英俊貴族青年為之傾倒，求婚者不乏其人，毫無疑問，可以締結一門榮華富貴的婚姻。但是她卻蔑視封建社會和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傳統觀念，瞞著父母把自己許配給一個市民階級的子弟，她完全不能預計和馬克思共同生活的前途如何，馬克思認為暫時還不能在身為樞密顧問官的燕妮的父親面前正式向燕妮求婚，因此，起初他只能向自己的父親吐露秘密，他相信，他父親會在燕妮的雙親面前為一次成功的求親作好各種准備。

1836年10月，馬克思從離家不遠的波恩大學轉赴離家遙遠的柏林大學讀書，這意味著他們之間要互相忠誠等待一段相當漫長的時間，在柏林，由於心靈激盪的感情和「傾心思慕」的愛情以及帶來的懸念和焦慮，曾一度影響了馬克思全心全力地投入學習，他曾向他父親坦率吐露說，由於遠離摩塞爾河谷，遠離他的「無限美好的燕妮」，他已「陷入了真正不平靜之中」，困擾他的絕不是什麼猜忌心，因為他對燕妮的愛情從未有過絲毫懷疑，只是由於想到不得不和她在漫長的歲月里長期分離，使他感到心情異常沉重。

於是，18歲的馬克思就執筆寫詩，用詩抒發自己的感情和心聲，馬克思的詩大多是歌頌燕妮和傾吐自己對她的思慕；但其中也有不少是表白自己的思想志願和渴望有所作為的心情。

1841年4月15日，馬克思提前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年輕的哲學博士剛剛到特利爾，就趕忙去他最心愛人的家，把博士論文親手送到燕妮的父親的手裡，燕妮和馬克思在多年分離之後，本來打算立即結婚的，但光有一篇博士論文並不能作為維持生計的基礎，因而他和燕妮不得不打消結婚的念頭，繼續等待。

從1842年4月開始，馬克思開始為《萊茵報》撰稿，1842年10月，《萊茵報》的股東們委任馬克思為編輯，1843年3月，馬克思被迫退出《萊茵報》編輯部，接著又與阿爾諾德·盧格磋商了關於共同從事著作出版的計劃，此後即1843年6月19日他才到克羅茨納赫（燕妮在她父親於1842年3月去世後就和母親遷居這個地方），與苦等了他7年之久的、生於1814年的出身德國貴族（男爵）家庭的燕妮·馮·威斯特法倫結婚。

從他們私自約定終身到結合，燕妮等待了漫長的七個年頭，在這七年中，她除了曾與未婚夫馬克思有過少數的幾次相聚之外，就只能從遠處用自己的思念和書信陪伴他了，她在給馬克思的一封信中寫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麼光輝燦爛，多麼威武堂皇啊！我從內心裡多麼渴望著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啊，是如何滿懷喜悅的歡欣為你跳動，我的心啊，是何等焦慮地在你走過的道路上跟隨著你。……處處有我在陪伴著你，走在你的前頭，也跟在你的後面。但願我能把你要走的道路填平，掃清阻擋你前進的一切障礙。」同時，她還不得不同她的幾個貴族親戚進行十分折磨人的斗爭。

婚禮舉行後，馬克思和燕妮隨即動身作了一次短途的新婚旅行，1843年秋，年輕的馬克思夫婦一同踏上流放的征途，來到巴黎，在此期間他著手研究政治經濟學、法國社會運動及法國歷史，並最終導致其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1843年10月底，馬克思和燕妮一起來到巴黎，同比他們早兩個月來到這里的盧格籌辦並出版《德法年鑒》雜志，至此，他倆拉開了充滿困苦和自我犧牲的生活序幕。

由於馬克思對共產主義事業的卓越貢獻和對地主、資產階級無情揭露和批判，使得一切反動勢力詛咒他，驅逐他，他不得不攜持家小四處轉移，其生活困難有時達到難以想像的地步。

1850年3月底，隨馬克思一起流亡倫敦的燕妮寫信給好朋友約瑟夫·魏德邁時，描繪了她當時的生活情況：「因為這里奶媽工錢太高，我盡管前胸後背都經常疼得厲害，但還是自己給自己孩子餵奶，這個可憐的孩子從我身上吸去了那麼多的悲傷和憂慮，所以他一直體弱多病，日日夜夜忍受著劇烈的痛苦，他從出生以來，還沒有一夜，能睡著二三個小時以上的，最近又加上劇烈的抽風，所以孩子終日在死亡線上掙扎，由於這些病痛，他拚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傷裂口了；鮮血常常流進他那抖動的小嘴裡。有一天，我正抱著他坐著，突然女房東來了，要我付給她五英鎊的欠款，可是我們手頭沒有錢。於是來了兩個法警，將我的菲薄的家當——床鋪衣物等——甚至連我那可憐孩子的搖籃以及比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們威脅我說兩個鍾頭以後要把全部東西拿走，我只好同凍得發抖的孩子們睡光板了。……」

馬克思和燕妮共生了四女二子，由於上述原因，只有三個女兒（即長女珍妮·馬克思，次女勞拉·馬克思，三女兒艾琳娜·馬克思）長大成人（當時多虧了海倫·德穆特·琳蘅，燕妮如果沒有這樣一個忠實的助手，那就很難設想她和她的孩子們後來怎樣過下去）。

在這種境況下，燕妮還是深深地愛著馬克思，她除了母親和主婦的責任，除了為每天的生活操心之外，還擔負起了許多其他工作，燕妮是馬克思不可缺少的秘書，馬克思的幾乎所有手稿——其中大部分是很難辨認的——在送到印刷廠或出版社去以前，總得由她謄寫清楚，與出版社和編輯辦交涉，一些繁瑣的手續，很難處理的事務，必須寫的情況，不少由她代辦。

馬克思不是那種輕易在口頭上流露心情的人，但當燕妮因母親垂危離開了他幾個月時，他便在給她的信中寫道：「深摯的熱情由於它的對象的親近會表現為日常的習慣，而在別離的魔術般的影響下會壯大起來並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愛情就是如此，只要我們一為空間所迫，我就立即明白，時間之於我的愛情正如陽光雨露之於植物——使其滋長。我對你的愛情，只要你遠離我身邊，就會顯出它的本來面目，象巨人一樣的面目。在這愛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我如能把你那溫柔而純潔的心緊貼在自己的心上，我就會默默無言，不作一聲。我不能以唇吻你，只得求助於文字，以文字來傳達轟吻……」

馬克思與燕妮的黃昏之戀更加強烈，1880年，燕妮可能患了肝癌，她以驚人的剋制能力，忍受著極大的疼痛，在這膽戰心驚的歲月，馬克思照料妻子，不離左右為了要讓她快活些，馬克思於1881年7、8月間，陪著她到法國去看了大女兒和幾個外孫。

1881年秋天，由於焦急和失眠，體力消耗過度，馬克思也病了，他患的是肺炎，有生命危險，但他仍然忘不了燕妮，他們的小女兒在談到雙親暮年生活的時候說「我永遠也忘不了那天早晨的情景，他覺得自己好多了，已經走得動，能到母親房間里去了，他們在一起又都成了年輕人，好似一對正在開始共同生活的熱戀著的青年男女，而不像一個病魔纏身的老翁和一個彌留的老婦，不像是即將永別的人。」

1881年12月2日，燕妮長眠不醒了，這是馬克思從未經受過的最大打擊，燕妮逝世那天，恩格斯說：「摩爾（源自印度，形容皮膚黝黑的人）也死了。」在以後的幾個月里，他接受醫生的勸告，到氣候溫和的地方去休養，可是不論到哪兒都忘不了燕妮，止不住悲痛，他寫信給最知己朋友說：「順便提一句，你知道，很少有人比我更反對傷感的了。但是如果不承認我時刻在懷念我的妻子——她同我的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開的——那就是我在騙人。」他的這些話是多麼令人感動啊！

1883年1月11日，傳來了大女兒突然去世的噩耗，馬克思的病情加重了，1883年3月14日中午，馬克思安詳地與世長辭了，1883年3月17日，馬克思被安葬在海格特公墓燕妮的墳墓的旁邊。

㈤ 德國刑法學總論的作者簡介

克勞斯·羅克辛，1931年5月15日出生於德國漢堡，1950年進入漢堡大學學習，1957年3月獲得博士學位（Promotion），1962年7月通過教授論文（Habilitation），同年在漢堡大學擔任私講師（Privatdozent）。1963年至1971年在哥廷根大學擔任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Ordinarius），1971年以後在慕尼黑大學擔任刑法、刑事訴訟法和一般法原理的教授教席，1974年以來擔任全體刑法研究所學術所長，1999年9月30日退休。從1984年10月開始至2004年5月，羅克辛先生已經獲得韓國、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希臘、墨西哥、阿根廷、巴拉圭等國14所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另外，2000年5月獲得秘魯利馬大學的名譽教授。此外，羅克辛先生在1994年1月獲得西班牙政府頒發的勛章（Cruz de Honor de la Orden de San Raimundo de Penafort[Madrid,Spanien]），2000年9月獲「慕尼黑金質獎章」（「Müuchen leuchtet-den Freunden Münchens」），同年11月獲是「聯邦德國一級功勛十字獎章」（Beccaria-Medaille in Gold）。自1973年至1981年，羅克辛先生擔任德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研究會的專業鑒定人（Fachgutachter），自1975年自1980年擔任洪博基金會（die Humboldt-Stiftung）的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專業的遴選鑒定人（Auswahlgutachter）。他自1973年起就是德國弗萊堡馬普外國刑法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專業咨詢委員會的成員，並且自1989年起擔任委員會主席。另外，他自1994年2月志擔任巴伐利亞科學、哲學和歷史研究院院士。羅克辛先生還是《全體刑法學雜志（ZStW）》和《刑法新雜志（NStZ）》的主編之一，以及卡爾·邁協會（Karl-May-Gesellschaft）的法律圖書的主編之一。他在1971年至1999年期間，擔任卡爾·邁協會主席，自2000年12月起，擔任卡爾·邁協會管理委員會主席。截至2003年，羅克辛先生已經獨立出版專著17部（包括在義大利和秘魯出版的三部專著），其中的《刑法中的罪責和預防》一書是用西班牙、葡萄牙和日文三種文字發表的；與其他學者合作發表了教科書和專著4部，其中的《刑法典、刑事執行法和刑事訴訟法的選擇性草案》一書共計13卷，從1996年開始，到2004年才出齊。此外，羅克辛先生還出版了150篇以上的學術論文。他的學術成果，涵蓋了刑法、刑事訴訟法和刑事政策的所有領域。王世洲，男，1953年6月20日生於福建省泉州市。1978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2年和1985年獲得北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與法學碩士學位，1988年獲得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法學院法學碩士學位。1994年獲得德國洪博研究基金，作為德國洪博基金會客座研究員在德國弗來堡馬普外國與國際刑法研究所和奧格斯堡大學法律系從事研究工作。現任北京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講授刑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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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德國刑法學家

德國刑法學家烏爾斯·金德霍伊澤爾、托馬斯﹒魏根特、比克邁爾、埃里克·希爾根多夫、費爾巴哈等。

㈦ 古典犯罪學派的代表人物及主要觀點

古典犯罪學派亦稱「刑事古典學派」。是反映資本主義上升時期新興資產階級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的犯罪學思想流派。犯罪學的第一個重要理論學派。產生於18世紀中期。
代表人物為義大利法學家貝卡利亞和英國法學家邊沁。英國啟蒙思想家J．洛克亦提出，只有法律才是善與惡的標准。奠定該學派的理論及思想基礎，被稱為「近代刑法之父」的費爾巴哈完成該學派的理論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