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禮樂
⑴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⑵ 先秦諸子百家爭鳴什麼
文化 ，各自的思想 秦始皇也很重視文化呢
諸子百家是對春秋戰國時期專各種學術派別的總屬稱。西周滅亡，促使人們更多地轉向對天下興亡的思考，打破了ˇ庶人不議ˇ的觀念，取而代之的是ˇ處士橫議ˇ的活躍風氣。在對人、事及社會的廣泛探討中，人們不再崇信ˇ天道ˇ，進而在如何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教化民眾等方面形成了各種不同的學派。這些學派的創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稱為ˇ諸子ˇ，ˇ百家ˇ則指這些學派。最有影響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學派的人物針對一些社會問題四處游說，推行自己的政治 主張，或著書立說，人們的思想空前活躍，在中國文化史上形成了一個百家爭鳴的空前繁榮的局面。諸子百家的學術觀點反映在他們的文學作品中也隨之形成了不同的學術和文學派別。諸子散文大都觀點鮮明，言辭犀利，感情充沛，表達方式靈活多樣，具有很強的感染力，所以諸子百家散文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同時也具有重要的文學價值。
諸子百家之中最為流傳的是：儒家、道家、陰陽家、法家、名家、墨家、雜家、農家、小說家 、縱橫家。
⑶ 秦朝提出「法令由一統」，意思是說，全國不僅施行統一的法律，而且最高立法權屬於（）。
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全國都要實行統一的法律令，內其二是最高立容法權屬於國君，「法出於一」，由國君「製作明法，臣下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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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所有。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全國都要實行統一的法律令，其二是最高立法權屬於國君，「法出於一」，由國君「製作明法，臣下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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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所有。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包含兩層意思，其一是全國都要實行統一的法律令，其二是最高立法權屬於國君，「法出於一」，由國君「製作明法，臣下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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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所以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所有。
⑷ 結合當前中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談談如何理解春秋時期公布成文法的歷史意義
春秋戰國之際，是中國歷史上劇烈動盪和急速轉換的歷史時期。「諸侯力政，爭相並」，「禮崩樂壞」。王權失墜，霸政興起。新興地主階級登上歷史舞台。他們為了維護自己既得的經濟、政治權益，反對奴隸主貴族的司法專制，發展壯大自身力量，並進而執掌政權，便以法治為思想武器，向以秘密專橫為特徵的奴隸製法律制度展開了激烈的斗爭，發起了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的運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即是公元前536年鄭國「鑄刑書」和公元前513年晉國「鑄刑鼎」這兩次成文法的公布活動。春秋之際的成文法公布，開中國法律史之先河，對當時的整個社會都產生了極大沖擊和強烈震撼，迫使不同階級和階層的思想家們都紛紛站出來，從各自政治經濟利益出發，圍繞這一事件表達各自的法律主張和政治觀點，形成一場持久的論爭，可以說從春秋一直延續到戰國。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動及其論爭過程中，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勢力日漸壯大並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張揚，思想領域的斗爭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實踐，從而加速了體現「事斷於法」原則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義為特徵的奴隸製法律制度的歷史進程。其後隨著戰國時期變法派在各國的法制變革，舊的法律制度趨於全面瓦解、終結，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終確立。
在春秋戰國之際爭鳴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當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圍繞公布成文法的論爭中，儒、法、道三家明確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主張。由此體現、反映出的三種不同的法律思想對後世的封建主義法制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就道家而言，其「清虛自守」、「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統治階級用來作為政權建立之初、恢復國力之時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導思想（漢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剝削、反壓迫、要求自由的進步主張，對後來的農民起義與社會變革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其中消極悲觀、逆來順受的因素，經過後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為統治者用來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還用來慰藉官場的失意和彌補空虛的精神食糧。因此在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里，道家思想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儒、法兩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會統治者兼收並蓄，「霸、王道雜之」，①由論爭時的極端對立走向合流互補。儒、法的合流對漢以後的封建法制產生著深遠而重要的影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家的禮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為統治者相互補充的兩種基本的統治手段，再未出現任何一方面的絕對化。②這里就當時爭論的焦點及各自的主張作歸納闡述。
一、「臨事制刑，不予設法」的傳統法律制度的存廢
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管仲、子產、鄧析等「法家先驅」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戰奉行了千餘年的奴隸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隸製法律制度下，奴隸主貴族「議事以制，不為刑辟」，④不讓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處於不知底細的境地，從而保證奴隸主貴族掌握著任意刑事殺的司法特權。他們用作為大經大法的禮，用奴隸制的典章制度統治國家，維護著以「親親」「尊尊」為基礎的宗法等級秩序。
作為奴隸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興地主階級，為了抵制奴隸主貴族的司法專橫和政治迫害，爭取平等的法律權利，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禮儀」⑤的主張。至管仲相齊，「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⑥並突破了周禮「任人唯親」的原則，實行「匹夫有善可得而舉」⑦和「使各為其所長」⑧的原則。子產則向占統治地位的神權法律觀提出挑戰，認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⑨實際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來盛行的「天罰」論。針對奴隸主貴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弄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並且「不忌於上而有爭心」，⑩所以犯罪一定會增多的論調，法家給予了有力的批駁。他們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11）犯罪不但不會增多而只會減少。子產認為嚴厲的刑罰公布出來，就象烈火一樣，觸死的人一定會減少：「民望而畏上，故鮮死矣」。（12）商鞅認為百姓了解法律後,「皆務自奉公」,國家也就「易治」了。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鄧析、子產等人，本著務實和進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麼是犯罪，犯罪者處什麼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標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事斷於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與禮治形成直接對立，引起激烈的論爭。
儒家主張「為國以禮」，重「禮治」而尚先王。反對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為本」的主張。他們認為應將「貴賤有等，長幼有差」（14）的先王之「禮」作為統治國家的重要工具，孔子聲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5）在儒家看來，禮不僅是國家的政治規則，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導，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16）正因如此，晉國鑄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責：「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17）照孔子的主張，晉國的法度，應該遵循的是周禮，現在擯棄了禮而作刑書，鑄刑鼎，民眾看鼎辦事，就還會服從統治，統治秩序將無以維持。其反對公布成文法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公布成文法從先王那裡找不到理論根據，故子產「作刑書」也好，晉國「鑄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禮行為，而遭到儒家的非難。
道家創始人老聃，是沒落中的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在社會大動盪面前，以其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對法家的人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以，主張「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對於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態度是鮮明的，他說：「法令滋張，盜賊多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19）叔向反對鄭子產鑄刑書時所說的「國將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論。所以，道家從「無為而治」的主張出發，也是反對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貴賤不愆」的宗法等級制度的存廢
在這一點上，法家反對維護奴隸主貴族宗法等級制度的禮治，提倡「以非為是，以是為非」，（20）即以違反周禮的言行為是，以符合周禮的言行為非。所以鄧析認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斷於法」，賞罰就失去了標准，「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否則「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賞誅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弒君不絕」。（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濫施賞罰，才是導致弒君亡國的根源。所以鄧析子同子產一樣，都力主將法布之於眾，以打破「貴賤不愆」的「度」，在「事斷於法」的前提下，與舊貴族分享司法特權。鄧析同時身體力行宣傳法律，向敢於造反的群眾傳授法理。在適用法律上，法家主張法律一旦公布，就應人人遵守而堅持「事斷於法」，貫徹「刑無等級」的原則，主張「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22）
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為貴賤等級不能錯亂，是為法度。「貴賤不愆，所謂度也」。（23）下事上，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周禮的基本原則，是天下之通義，一旦失其序則亂，甚至會導致國家的滅亡。現在鄭國和晉國公布成文法，拋棄了「貴賤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貴賤沒有了區別。這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孔子看來自然便屬名不正言不順的失序敗亡之道。
叔向認為，下層百姓知道了法律，對上層的貴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爭奪之心，引證刑法為根據，求得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立，弗可為矣。」基於同儒家一樣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制度的出發點，反對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於「無為」，反對一切人為的仁義禮法及制度設施。即對「禮」「法」通通反對。所以，老聃不僅反對公布成文法，即使舊有的禮樂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對之列。他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4）只有「絕仁棄義」，才能「民復孝慈」。老子站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上，對日益衰朽的奴隸主貴族的禮樂典章已失去信心，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改革措施又深惡痛絕，於是他既鄙薄人為法，又鄙薄仁義道德。這種政治法律虛無主義，表達了他所代表的階級，在戰亂動盪的社會中，悲觀絕望的末日心態。
三、用什麼法律以「經緯其民」
在圍繞公布成文法的論爭中，儒家就關於用什麼法度來治理其民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孔子在指斥晉國「鑄刑鼎」時提出，晉國應使用晉的始封君唐叔從周公那裡接受的「法度」來治理其民。他說：「夫晉國將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25）這里所謂「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從周公那裡帶來的法律《唐誥》。孔子認為晉永遠用《唐誥》來進行統治，奴隸主貴族的特權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級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潰。這實質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質問題，即法律應該體現哪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強調「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對人為的法律；二是主張自由放任，國家對民不過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樣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體主張主張；三是強調「君人南面之術」，即統治之術，主張實行愚民政策。老子並不是完全否定規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認為「道」是人們應遵循的行為規范，而「大道無形」，並沒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們能夠制定出來的，因此，不應該制定什麼法律制度，同時「國之利器，不可示與人」，所以有關治國的規章和措施，都應該秘而不宣，基於此，道家反對公布法律。
新興地主階級法家人物一方面主張「修舊法」，廢止體現舊貴族意志的秘密法，另一方面又強調制定順乎時代和民心人情的新法律。管仲說：「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欲之所否，因而去之」。（26）他們在「令順民心」的掩飾下，打破井田制，「相地而衰征」，（27）承認私田的合法性；突破「親親」原則，倡導賢人政治，使出身卑賤的「匹夫」「可得而舉」，有機會參與中家管理，執掌政權；廢除秘密專橫的法律制度，公布體現「事斷於法」的成文法，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忠儉者，因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28）在政治和經濟領域，創造能夠和舊貴族平等競爭的法律環境。總之，新興地主階級力圖通過改革，把本階級的意志上升為法律。
在關於公布成文法的論爭中，法家的理論趨於完備，法治的觀念逐漸普及並深入人心，最終使得法家在政治上取得節節勝利，封建法製取代奴隸製法制已成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自然，這是中國法律制度歷史上的一次重要變革。隨著制定和公布成文法運動在各國的有效推行，不但在根本上改變了奴隸制的法律制度，開創法治替代禮治的新局面，而且對促進封建生產關系的發展，推動戰國的社會變革，促進封建主義政權的最終建立和鞏固，也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1）《漢書》卷九
（2）（3）參見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律史》，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
（4）（10）《左傳•昭公六年》
（5）《荀子•非十二子》
（6）（7）（27）《國語•齊語》
（8）《管子•牧民》
（9）《左傳•昭公十八年》
（11）（13）《商君書•定分》
（12）《左傳•昭公二十年》
（14）《荀子•王制》
（15）《論語•陽貨》
（16）《論語•子路》
（17）（23）（25）《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18）（19）（24）《道德經》
（20）《呂氏春秋•離謂》
（21）《鄧析子•轉辭》
（22）管子•任法》
（26）《史記•管晏列傳》
（28）《左傳•哀公三十年》
鄭國的子產將鄭國的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向全社會公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史稱「鑄刑書」。
晉國「鑄刑鼎」(趙鞅,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
春秋時期較早指定成文法的國家是楚國。第一次在楚文王時期（前689——前677）年制定了《仆區法》。此後晉國、宋國也相繼制定了成文法。
以上成文法雖然制定於春秋早期，但是沒有公諸於眾。到春秋後期，成文法的公開性和透明度進一步增強，公布成文法的活動尤以鄭、晉兩國最有代表性。公元前536年（鄭簡公三十年），鄭國執政子產「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見：《左傳.昭公六年》）。這是中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在成文法的公布活動及其論爭過程中，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法家勢力日漸壯大並走向成熟，「法治」精神得以張揚，思想領域的斗爭被法家逐步引向法律實踐，從而加速了體現「事斷於法」原則的封建法律制度取代以法律秘密主義為特徵的奴隸製法律制度的歷史進程。其後隨著戰國時期變法派在各國的法制變革，舊的法律制度趨於全面瓦解、終結，新的法律制度得以最終確立。
在春秋戰國之際爭鳴的百家中，提出自己法律思想的當然不止儒、法、道三家。但是在圍繞公布成文法的論爭中，儒、法、道三家明確提出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主張。由此體現、反映出的三種不同的法律思想對後世的封建主義法制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就道家而言，其「清虛自守」、「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就曾被封建統治階級用來作為政權建立之初、恢復國力之時實行休養生息政策的法律指導思想（漢初）。道家思想中具有反剝削、反壓迫、要求自由的進步主張，對後來的農民起義與社會變革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其中消極悲觀、逆來順受的因素，經過後世封建思想家的加工改造，成為統治者用來麻痹人民意志的思想武器。封建士大夫還用來慰藉官場的失意和彌補空虛的精神食糧。因此在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里，道家思想與正統的儒家思想互相抗衡，互相補充，共同構成了封建社會的思想基礎。更為重要的是儒、法兩家，其法制思想被封建社會統治者兼收並蓄，「霸、王道雜之」，①由論爭時的極端對立走向合流互補。儒、法的合流對漢以後的封建法制產生著深遠而重要的影響。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儒家的禮治、德治和法家的法治，成為統治者相互補充的兩種基本的統治手段，再未出現任何一方面的絕對化。②這里就當時爭論的焦點及各自的主張作歸納闡述。
一、「臨事制刑，不予設法」的傳統法律制度的存廢
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人物管仲、子產、鄧析等「法家先驅」③制定和公布成文法，直接挑戰奉行了千餘年的奴隸制秘密法制度。在奴隸製法律制度下，奴隸主貴族「議事以制，不為刑辟」，④不讓平民知道法律，使百姓處於不知底細的境地，從而保證奴隸主貴族掌握著任意刑事殺的司法特權。他們用作為大經大法的禮，用奴隸制的典章制度統治國家，維護著以「親親」「尊尊」為基礎的宗法等級秩序。
作為奴隸制秘密法的直接受害者的新興地主階級，為了抵制奴隸主貴族的司法專橫和政治迫害，爭取平等的法律權利，旗幟鮮明地提出了「不法先王，不是禮儀」⑤的主張。至管仲相齊，「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⑥並突破了周禮「任人唯親」的原則，實行「匹夫有善可得而舉」⑦和「使各為其所長」⑧的原則。子產則向占統治地位的神權法律觀提出挑戰，認為「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⑨實際上否定了了自商周以來盛行的「天罰」論。針對奴隸主貴族提出的一旦公布了法律，「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征於書」，弄得「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並且「不忌於上而有爭心」，⑩所以犯罪一定會增多的論調，法家給予了有力的批駁。他們指出：法律公布。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萬民皆知所避就，避禍就福」，（11）犯罪不但不會增多而只會減少。子產認為嚴厲的刑罰公布出來，就象烈火一樣，觸死的人一定會減少：「民望而畏上，故鮮死矣」。（12）商鞅認為百姓了解法律後,「皆務自奉公」,國家也就「易治」了。這里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法明白易知」。（13）在這樣的思想指導下，法家政治家管仲、鄧析、子產等人，本著務實和進取精神，制定和公布成文法，使得什麼是犯罪，犯罪者處什麼刑等，都有了一定的標准，建立了「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事斷於法」的法律制度，使法治與禮治形成直接對立，引起激烈的論爭。
儒家主張「為國以禮」，重「禮治」而尚先王。反對法家公布成文法及其「以法為本」的主張。他們認為應將「貴賤有等，長幼有差」（14）的先王之「禮」作為統治國家的重要工具，孔子聲稱「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5）在儒家看來，禮不僅是國家的政治規則，也是立法和司法的指導，孔子說：「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16）正因如此，晉國鑄刑鼎遭到了儒家的猛烈指責：「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貴何業之守？貴賤無序，何以為國？」（17）照孔子的主張，晉國的法度，應該遵循的是周禮，現在擯棄了禮而作刑書，鑄刑鼎，民眾看鼎辦事，就還會服從統治，統治秩序將無以維持。其反對公布成文法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公布成文法從先王那裡找不到理論根據，故子產「作刑書」也好，晉國「鑄刑鼎」 也好，均是不符合先王之道的非禮行為，而遭到儒家的非難。
道家創始人老聃，是沒落中的奴隸主貴族的代表。在社會大動盪面前，以其為首的道家崇信自然法，認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8），反對法家的人為立法和重法酷刑。老子說：「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所以，主張「道法自然」，「無為而治」。對於公布成文法，老子的態度是鮮明的，他說：「法令滋張，盜賊多有」，「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19）叔向反對鄭子產鑄刑書時所說的「國將王，必多制」亦是典型的道家言論。所以，道家從「無為而治」的主張出發，也是反對公布成文法的的。
二、「貴賤不愆」的宗法等級制度的存廢
在這一點上，法家反對維護奴隸主貴族宗法等級制度的禮治，提倡「以非為是，以是為非」，（20）即以違反周禮的言行為是，以符合周禮的言行為非。所以鄧析認為，不公布成文法，就不可能做到「事斷於法」，賞罰就失去了標准，「國法立則私善不行」，否則「喜而便賞，不必當功，怒而便誅，不必值罪，不慎喜怒，賞誅從其意而欲委任臣下，故亡國相繼，弒君不絕」。（21）立法不分明，有法而不依，濫施賞罰，才是導致弒君亡國的根源。所以鄧析子同子產一樣，都力主將法布之於眾，以打破「貴賤不愆」的「度」，在「事斷於法」的前提下，與舊貴族分享司法特權。鄧析同時身體力行宣傳法律，向敢於造反的群眾傳授法理。在適用法律上，法家主張法律一旦公布，就應人人遵守而堅持「事斷於法」，貫徹「刑無等級」的原則，主張「君臣、上下、貴賤皆以法」。（22）
儒家創始人孔子認為貴賤等級不能錯亂，是為法度。「貴賤不愆，所謂度也」。（23）下事上，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周禮的基本原則，是天下之通義，一旦失其序則亂，甚至會導致國家的滅亡。現在鄭國和晉國公布成文法，拋棄了「貴賤不愆」的「度」，大家都遵照法律行事，貴賤沒有了區別。這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孔子看來自然便屬名不正言不順的失序敗亡之道。
叔向認為，下層百姓知道了法律，對上層的貴族就不恭不敬，大家都有爭奪之心，引證刑法為根據，求得僥幸成功，就不能治理了：「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僥幸以成立，弗可為矣。」基於同儒家一樣維護奴隸主貴族特權制度的出發點，反對公布成文法。
道家本於「無為」，反對一切人為的仁義禮法及制度設施。即對「禮」「法」通通反對。所以，老聃不僅反對公布成文法，即使舊有的禮樂典章制度也在其反對之列。他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4）只有「絕仁棄義」，才能「民復孝慈」。老子站在沒落奴隸主貴族的立場上，對日益衰朽的奴隸主貴族的禮樂典章已失去信心，對新興地主階級的改革措施又深惡痛絕，於是他既鄙薄人為法，又鄙薄仁義道德。這種政治法律虛無主義，表達了他所代表的階級，在戰亂動盪的社會中，悲觀絕望的末日心態。
三、用什麼法律以「經緯其民」
在圍繞公布成文法的論爭中，儒家就關於用什麼法度來治理其民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孔子在指斥晉國「鑄刑鼎」時提出，晉國應使用晉的始封君唐叔從周公那裡接受的「法度」來治理其民。他說：「夫晉國將常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25）這里所謂「唐叔之所受法度」，就是指唐叔從周公那裡帶來的法律《唐誥》。孔子認為晉永遠用《唐誥》來進行統治，奴隸主貴族的特權才能被尊重，宗法等級制度才能保持而不致崩潰。這實質上已涉及到法律的本質問題，即法律應該體現哪個階級的意志和利益。
而道家一是強調「道法自然」的自然法，反對人為的法律；二是主張自由放任，國家對民不過多干涉，而不像儒家或法家那樣提出了立法、司法的具體主張主張；三是強調「君人南面之術」，即統治之術，主張實行愚民政策。老子並不是完全否定規范管理，而是要「大制不割」，即最理想的法制是不要去宰割人民。認為「道」是人們應遵循的行為規范，而「大道無形」，並沒有固定的形式，且「先天地生」，也不是人們能夠制定出來的，因此，不應該制定什麼法律制度，同時「國之利器，不可示與人」，所以有關治國的規章和措施，都應該秘而不宣，基於此，道家反對公布法律。
⑸ 孔丘將禮視為立法 司法的指導原則，體現在哪兒
孔丘將禮視為立法、司法的指導原則，具體表現在（ABCD ）。
A．主張"正名"
B．主張"禮樂征自天子出"
C．主張"父子相隱"
D．反對"鑄刑鼎"
⑹ 簡答題簡述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
先秦儒家法自君出的立法觀，簡而言之，就是正名，法先王，並反對公布成文法。
在儒家法律觀念中，「先王立法」確立了作為現實法合法性根據的理想法的立法主體，那麼「法自君出」則是確立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在先秦儒家看來，現實法的立法主體的確定是以其「正名」理論為基礎的。由於等級制與身份制的影響，先秦儒家特別重視「正名」，可以說一部《春秋》，皆是為了「正名」。所謂「正名」，即對違反周禮等級名分的各種現象加以糾正。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論語?子路)只有端正名分才能言順、事成、禮樂興、刑罰中。故齊景公問如何為政時，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君、臣、父、子各守其名分，履行自己的義務，同時享有自己的權利，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顏淵)。儒家「正名」論的根本目的是為尊君或君主主義作論證。
基於「正名」原則和尊君思想，儒家將國家現實法的立法權交予了君主，君主成為立法的主體，立法成為君主的權力。故孔子說：「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並且只有君主立法才是正當的、合理的，也只有君主所立之法才可謂是「良法」。在孔子看來，禮法是否出自君主之手是天下「有道」或「無道」的重要體現。他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說：「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論語?季氏)當國家立法權不由君主執掌時，國之將亡也不會遠了。《後漢書?五行志》載：「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君王出政之號也。』」「號」即號令，包括法律在內。總之，孔子認為國家立法權應歸之於天子掌握，這是天下有道的要求，也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條件。
孟子用「君權神授」論來論證君主權力的至高無上和統治的合法性。他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孟子?梁惠王下)君主的統治權力來自於天，為天所授，而民只是君主的統治對象。君主的基本任務是統一天下。孟子認為天下大事應「定於一」，又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盡管孟子沒有直接說君主立法之事，但由其「定於一」思想，我們可推之，孟子是主張君主擁有絕對的立法權力的。否則，何以「定於一」？
荀子則鮮明地主張「隆君」。他說：「君者，國之隆也。」國家的統治權力應該統一於君主。只有如此，國家才能興盛強大，否則必將弱而乃亡。故荀子說：「權出一者強，權出二者弱」。(荀子?議兵)可見，荀子主張中央集權的君主主義政治。這與法家所說的「權者，君主所獨制也」(荀子?修權)的絕對君主專制政治雖有區別，但其旨意也大為相近。⑤在這種君主主義政治前提下，立法權必定歸之於君主，故荀子說：「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荀子?君道)。
君王不僅制禮作樂，而且制定刑罰。《尚書?呂刑》載：「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這段話中所謂的「苗王之刑」、「皇帝之刑」、「周穆王制刑」等，充分地說明了「刑」是由君王制定的。荀子亦說：「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荀子?成相)「律」，即刑律是也。由此可見，在儒家思想中，制定「刑」、修改「刑」、頒布「刑」的權力皆應屬於君王。不過，在君王的授意下，大臣也可代君行使這種權力。如《尚書?呂刑》中說：「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於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後，恤功於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伯夷是代堯帝而制定刑典，並用刑律來治理國家。但制定「刑」的最終決定權仍屬於君王。
不僅如此，「刑」的頒布權也由君王決定。如《周禮》雲：「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於王宮。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周禮?天官冢宰)孔穎達疏曰：「『憲禁』者，與布憲義同，故小宰得秋官刑禁文書，表而縣之於宮內也，以聽王命」。這說明頒布「刑」也是由君王授意而行的。經過君王認可而由大臣頒布，「刑」就真正生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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⑺ 禮樂制度
禮的淵源為祭祀,而樂是伴隨著禮的.禮字的初文在商代甲骨文中是一個曲字下面版加上一權個豆字,曲字即為雙玉,豆字為鼓,戰國以後加上了"示"旁,後來簡化為今天的"禮".所以最初的含義是在鼓樂聲中"行禮以玉".禮樂是一體的.
而到了周朝,神權與族權結合起來,周公"制禮作樂"將以往的禮發展成為一整套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行為規范以及相應的典章制度,禮節儀式,一般稱之為周禮,其內容非常龐雜,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教育,行政,司法,宗教祭祀,婚姻家庭,倫理道德等各個方面.上至國家的立法,性質,各級貴族官吏的特權,下至衣食住行,婚喪嫁娶,迎來送往,幾乎無所不包.實際起到法律甚至根本大法的作用.直至春秋戰國,奴隸制瓦解,始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
⑻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禮與法的融合及進一步發展
整個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一個社會大動盪時期，政權由士族集團控制，在立法上標榜儒家思想，維護士族集團的等級特權，儒家禮教與封建法律進一步融合。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統治者都曾進行過大規模法典的編纂，但在很大程度上僅僅作為正統的標志。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逐漸趨於完備，在律、令之外，又有科、比、格、式等形式。律學進一步發展。
一、立法指導思想
（一）厲行「法治」、「一賞」、「一刑」
我國古代「刑罰世輕世重」的傳統法制思想在三國時期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三國乘漢末之弊，戰亂不止，統治者亟需以刑法安定社會秩序，樹立自己的權威。因此，三國統治者在肯定禮治對法制具有指導作用的同時，格外強調法律在治理亂世，撥亂反正中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曹操認為，治理太平盛世，統治者應致力於禮樂教化，以淳樸風俗；而治理亂世，統治者應首先樹立法律的權威，以安定社會。這就是：「治定之化，以禮為首；拔亂之政，以刑為先」。曹操不但積極提倡，而且認真身體力行，其「割發代首」實踐了其人人守法、違法必罰的主張。蜀國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行者諸葛亮，也認為治理國家應當禮法並用、德威並用，主張審時立法、厲行法治。諸葛亮「揮淚斬馬謖」，並且一再規勸蜀後主不別親疏、不分貴賤，依法獎勵和處罰。統治者的這些行為都明確地體現了法家的「一刑」、「一賞」的主張。東吳君主孫權也是一個重刑主義者。漢代早已廢除的族誅之刑在東吳屢見不鮮。孫權為重刑辯護說：「但不得已而為之耳」。三國時期的統治者大都建立了完備的法律制度，主張執法從嚴，依法行賞罰，使老百姓相信令必行，禁必止。
（二）立法和司法應「理直」、文約例直、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
建立晉朝的司馬氏集團，系東漢末年發展起來的世家大族，他們以精通儒學而在社會中佔有特殊地位。掌握最高政治權力後，司馬氏集團格外注意以法律反映、確立和保護士族的特殊利益。因此，「貴賤有等，長幼有序」的儒家禮治思想成為晉代法制的指導思想。漢代所開啟的禮律融合的事業在晉朝有了長足的發展。
晉代統治者認為「禮治」是法制的靈魂。張斐認為法制必須「理直刑正」。所謂「理直」，即法律必須明確體現儒家的綱常明教，以儒家所提倡的精神和原則立法和司法。張斐在總結晉律體例時，認為晉律體現了「王政布於上，諸侯奉於下，禮樂撫於中」的原則。所謂「王政布於上」，即君主有最高的立法權，在立法上應處居高臨下之勢；「諸侯奉於下」，即諸侯貴族必須遵守君主之法而統治百姓；「禮樂撫其中」，即所有的立法和執法都必須體現禮樂的精神，以禮為指導原則。晉代統治者認為立法與執法社會效果的優劣，完全系於「禮」。禮是律產生與執行的依據。統治者認為，斷獄不能呆板地遵用教條，而應該用禮的原則去裁判是與非，罪與非罪。所謂「刑正」，即立法和適用法律應該做到寬嚴適中、輕重得當、罪刑相符，應當明確界定和規定各種犯罪的概念。其時，得到官方承認的律學家杜預認為，立法時應當做到「文約例直、聽省禁簡」，即法律條文簡約、法例明白易懂，這樣老百姓就知道怎樣守法而不觸犯刑律。
晉代統治者在立法實踐中「納禮入律」，使禮律合一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晉朝統治者將維護士族禮儀的禮大量入於律中，使禮直接成為法律條款，「禮律合一」不再是一種主張而是一種現實。西晉制定的《泰始律》，是中國古代社會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
（三）積極變法、重視法制、引禮入刑
南朝統治者的法制指導思想多因襲魏晉時期的主張，因而沒有什麼建樹。北朝統治者系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對以儒學為代表的中原文化充滿了興趣。他們非常喜歡漢文化，在法制方面多有建樹。同時他們本身開放和豁達的民族文化特點，也為漢文化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所以，南北朝時期「中原律學，衰於南而盛於北」。
北朝統治者建立政權後，積極進行變法，虛心採用和學習漢民族創立的先進的封建經濟體制、政治法律制度和以儒家禮制為主體的漢族傳統文化，非常重視禮對其政權法制建設的指導作用，注重禮與刑的統一。北魏孝文帝提出恤刑、慎刑等法制主張並積極實踐。如其時，統治者認為在執行刑罰時，犯人裸體受刑，有傷風化，違背禮儀，因而下令更改此制。另外根據禮治「惡惡止其身」的原則，統治者修改了一人犯罪，滿門抄斬的「門房之誅」。只要不是謀反罪，由一人承當。北齊統治者設置「重罪十條」對違背禮制的行為進行重罰。
二、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
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概況上承秦漢，下啟隋唐。基本的法律形式仍然是作為成文法典的律，但同時也創立了一些新的法律形式，如格、式等，令的含義也逐漸發生了改變。為隋唐時期封建法制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一）律的演變與發展
作為法律的基本表現形式，律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體例不斷完善，內容逐漸豐富和充實，概念和術語逐漸科學。三國初期，大都沿用漢律。公元229年，曹魏政權制定了《新律》。267年，西晉制定和頒布了《泰始律》。南朝也進行了許多立法活動，如南朝梁制定了《梁律》，陳朝制定了《陳律》。但其立法成就並沒有超過晉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晉律的完全繼承。北朝在律方面的立法成就比較多。北魏制定了《北魏律》，北齊制定了《北齊律》、北周制定了《大律》等。其中以《北齊律》最為著名，立法成就最高。現以曹魏、西晉、北齊和北魏的律典為例介紹律的發展成就。
1.《新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魏明帝即位後，令陳群、劉劭等在吸收漢代法制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制定《新律》，共18篇。《新律》早已失傳。根據現有史料記載可以看出其內容較為豐富，體例較為科學，結構更加嚴密。與漢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正式將律作為定型化的法典，一經制定即不再有單行法規編入。這開啟了後代法典的基本形式。其次，增加了篇目，由漢律九篇增加為18篇，彌補了以往法典「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的缺陷。再次，規范了律典的編纂體例。將《九章律》中的《具律》改為《刑名》，列於律首，起到了提綱挈領的作用，使法典的體例更加合理和科學。再次，改革了刑罰，使刑罰制度進一步規范化和文明化。魏律取消了漢律中的宮刑，減輕了對某些罪的處罰，將刑制定為死刑、髡刑、完刑、作刑、贖刑、罰金和雜抵等七種，為奴隸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過渡創造了條件，推進了刑法文明的發展。第四，《新律》將刑名與刑期聯系在一起，使法律更加直觀。此外，「八議」入律，使禮律進一步融合，開辟了禮律融合的新途徑。
2.《泰始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泰始律》是司馬昭命賈充、羊祜、杜預等十四人參考漢魏之律典而制定的，共20篇，620條。泰始三年（268年）完成，次年頒布實施。 與漢、魏律相比，《晉律》在許多方面具有較大的發展和自己的特色。
首先，法律概念更加規范、准確。由於律學的發達，晉代統治者對法律之「理」的研究格外深入，他們首次區分了律與令的性質，將律確定為定罪量刑的法典，將令確定為規定國家各項制度的法典。《泰始律》頒布後，張斐和杜預為之作注，經朝廷批准，頒行天下，與《泰始律》一樣具有法律效力，稱為《張杜律》。張斐不僅對法律的字義進行了詳細的解釋，而且對晉律中一些相似而又容易混淆的罪名作了區分。
其次，體例設置更加合理。《泰始律》將《新律》的《刑名》篇分為《刑名》與《法例》兩篇，置於律首，完善了我國古代刑法總則，有利於人們正確理解法律的含義和律典中的其他各篇。
再次，禮律進一步融合。納禮入律，禮律並重。如為了維護士族的利益，晉代統治者將禮入於律中，設立了「雜抵罪」，確立了 「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則，強調父在子不得分家異財，允許被殺者之功親為之復仇；晉代甚至直接把儒家禮教的精神和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
第四，在省減的條文中，主要減少的是重罪的條文。如縮小了婦女緣坐的范圍，廢除了「捕亡沒為官奴婢之制」等規定。
3. 《北魏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魏為鮮卑拓拔貴族所建立的王朝，是北朝的第一個王朝。統治者進入中原之前，既無文字，也無法律。進入中原之後，積極變法改革，學習漢民族法制建設經驗。北魏孝文帝親自主持修律，在參酌漢、曹魏、晉和南朝律令的基礎上於太和十九年（495年）撰成《北魏律》20篇。北魏律綜合吸收各地的儒學文化和西晉以來律學的重要成就，在禮律融合方面頗有創新，具有較高的立法成就。如，北魏法律創制了存留養親之法，即對於犯有死罪之人，如果家中父母、祖父母年老而又沒有成人的孫子，旁邊也沒有近親屬來撫養老人，法律規定罪犯可以減輕處罰，留在家中撫養老人。存留養親之法一直適用至清末。
4. 《北齊律》的制定及其特點
北齊取代東魏後，便著手制定律令，由高頴等人編纂，經過十四年的努力，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年）終於製成《北齊律》，共12篇，949條。與晉律相比具有如下特點。首先，精簡律文，將律典從《泰始律》的20篇減為12篇。其12篇的篇目是：名例、禁衛、戶婚、擅興、違制、詐偽、斗訟、賊盜、捕斷、毀損、廄牧、雜律。其次，確立了「重罪十條」，這是後世「十惡」的前身。再次，確立了死、流、徒、杖、鞭五刑，為隋唐笞、杖、徒、流、死封建五刑體系奠定了基礎。總之，它是一部上承漢、魏律之精神，下開隋、唐律之先河的法典，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令的發展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法律形式方面變化最大的是「令」。這一時期「令」不再與皇帝的詔令發生直接關系，成為定型化的、與律對稱的國家法典。令逐漸演變為積極性的、正面性的法律規范，用於規定國家政治及社會生活的各方面的制度。
曹魏時期已經開始制訂定型化的令。史籍記載，曹魏制定有《郡令》、《尚書官令》、《軍中令》、《郵驛》等法律，總篇目達到了一百八十多篇。
西晉立法的原則是將一些「太平當除」的臨時性法規，以及「施行制度、以此設教」的積極性、正面性的法規編入令典。268年，與《泰始律》同時頒布的還有《晉令》40卷，2306條，分為32篇。篇目為戶、學、貢士、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佃、復除、關市、捕亡、獄官、鞭杖、醫葯疾病、喪葬、雜、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軍吏員、選將、選吏、選雜士、宮衛、贖、軍戰、軍水戰、軍法、雜法等。其體例顯然是按照官府行政事項以及職官機構兩個方面來編制的。
南朝時期的南梁也進行了大規模的令典的編撰。503年，與《梁律》同時公布的還有《梁令》，共有30卷，28篇。其篇目為戶、學、貢士贈官、官品、吏員、服制、祠、戶調、公田公用儀迎、醫葯疾病、復除、關市、劫賊水火、捕亡、獄官、鞭杖、喪葬、雜、宮衛、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三台秘書、王公候、選吏、選將、選雜士、軍吏、軍賞等。南陳編有《陳令》，也是30卷。
自西晉以後，律令並列已成為習慣。北魏時期曾多次立法，律令常常沒有同時制定。因此，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大臣孫紹說，如果只有律而沒有令，大臣就不知道按照什麼來行事。可見令已經成為政府機構必備的制度性的法律規范。
北魏也制定有令典。據《太平御覽》記載，其令典有《太和職員令》21卷。北齊在564年制定了篇幅達40卷之多的令典，其編制方法與晉以來的慣例不同，完全按照朝廷的尚書24曹機構名稱來進行編制。篇目為：吏部、考功、主爵、殿中、儀曹、三公、駕部、主客、虞曹、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都兵、二千石、比部、水部、膳部、度支、倉部、左戶、右戶等。北周也制定了自己的令典。
（三）科和格的變化
科是三國初期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是漢魏之際起支配作用的具有獨立地位的臨時性法規，後來發展成為三國的基本法典。它給予當時的政權建設以直接的重大的推動和促進，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魏、蜀、吳三國建立之初，都承襲漢制，沿用漢代法律。但漢律經過四百多年的實施，到漢魏之際，已經不能適應新形勢的要求。因此，三國各政權往往採用「科」的形式。曹操比較重視法制建設，在吸收借鑒漢律的基礎上，制定了「新科」和「甲子科」，使科成為曹魏政權初期的一種臨時的主要的法律形式。蜀國在劉備定都成都以後，也由諸葛亮、伊籍等人制定了《蜀科》。晉朝在立法時取消了「科」這種法律形式，但是南朝時期又恢復。南朝梁有《梁科》30卷，陳朝有《陳科》30卷。東魏政權編纂了《麟趾格》，頒行天下，首創了「格」，並作為其主要的法律形式。
（四）故事和式
故事，即司法判案的成例。作為一種法律形式，開始於東漢初期，但是其時還沒有編撰系統的法典。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故事開始成為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並且出現了成文法典。晉朝在頒布律、令的同時，還頒布了《故事》30卷，將律令以外的皇帝詔旨之類的法律文件匯編在一起，作為國家各級政府機關的規章和辦事細則。南朝將「故事」改為「科」。另一種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得到發展的法律形式是「式」。「式」是這一時期有關政府具體辦事細則的法律規范。據記載，晉代有「戶調之式」。西魏在大統十年（544）頒布了《大統式》5卷，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以「式」為主要法律形式的法典。所以，這一時期「式」的內容還不太確定。但是毫無疑問，「式」已經是一種重要的法律形式之一。
⑼ 為什麼春秋戰國時期分封制禮樂制崩潰,經濟原因
鐵具和牛耕的出現，極大地提高了生產力。出現了封建地主和農民， 經濟關系發生改變。固有的井田制經濟經過各國立法，逐漸被破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生產力和經濟關系的改變，造成了分封制禮樂制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