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法學
1. 王涌的學術著作
現代公司法人人格的本質與結構，2001中國商法學會年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憲法與私法的關系的兩個基本問題，私法研究第1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
權利的結構，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第4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
論民法上權利設定的幾個基本問題，金陵法律評論第1卷 2001
案例分析：恆升（遠東）電子計算機集團訴王洪名譽侵權案，北大法律評論第3卷第2輯 2001
私權救濟的一般原理，人大法律評論第1卷第1輯2000
所有權概念分析，中外法學2000/4
權利沖突：類型及其解決方法，載民商法縱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
私權的概念，公法第1卷 1999
作為民法方法論的分析法學導論，南京大學法律評論1999年秋季號
尋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霍菲爾德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比較法研究1998/2
法律關系的元形式，北大法律評論，1998/2
一人公司導論，法律科學，1997/4
分析法學與中國民法的發展,比較法研究，1997/4
社會法學與當代中國法的理念與實踐，中外法學，1996/1
當代中國經濟立法的回顧與展望，1996年民法經濟法學會年會論文集，海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
私有財產的法律風險，南方周末，2003年1月9日
私有財產保護：從物權法到憲法，南方周末，12月5日
WTO:中國百年開放史上的重大事件，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8月13日、20日、27日
民法學不能不談方法，比較法研究，2000/4
被倒置的和被省略的法律推理，法制日報，2000/2/27
背叛正義的技巧，南方周末，2000/1/14
現代公司法人人格的本質和結構，《中國商法年刊創刊號（2001）》
樓市迷局中的房地產稅，《中國改革》 2010年08期
十八大後的民營企業生存環境及政策風向解讀，《知識經濟.中國直銷》2013年第07期，第一作者
2. 法律規范解釋邏輯論文2000
摘要：准確界定法律規范的概念，是進行邏輯結構分析的前提。根據語義分析哲學對概念的功能論理解，法律規范作為一個被建構起來的概念，應當強調它是能夠相對獨立地發揮法律調整功能的最小單元。由於法律規范的「最小單元」性質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以往諸種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各有利弊得失，卻存在一個共同的缺陷：把「法律規范間的邏輯結構」（或「規范性法律文件的邏輯結構」）誤為「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這一誤區導致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的解釋力和應用性受到影響，不僅難以解釋刑事法律規范的結構，而且很少在部門法中被實際運用。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應當採用新的「三要素說」：法律事實＋規范模態詞＋法律效果。
關鍵詞：法律規范；邏輯結構
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是法學規范理論中的一個亮點，法律或法學的科學性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在這一類具有較強「技術性」的理論上。這就更要求此類理論本身具有經得住推敲的「科學性」，進而具有較強的應用性。以這樣的要求反觀現有的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我們會發現存在許多的混亂和不明之處。對此做出深入研究和必要的澄清，對於法理學與部門法學良性互動，提升法理學的科學性品質，具有基礎意義。事實上，這一理論恰恰在熱衷於「宏大敘事」的學術氛圍中被長久忽略。由於法學理論中此類具有較高「技術含量」的內容並不多見，對它的忽視而導致的錯誤就更加損害法學的科學性品質和形象。我想，法學需要「宏大敘事」，也需要「雕蟲小技」。本文將首先致力於分析「法律規范」概念的准確界定，然後總結歸納現行（含以往）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並對其利弊得失給予簡要的分析評判，最後在上述兩項工作的基礎上，提出本文對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新理解。
一、「法律規范」的准確界定
法律規范[①]的界定，是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的前提。沒有對法律規范概念的清晰界定，所謂的邏輯結構分析就沒有明確的對象。對象不明確，則無法進行有效的學術討論，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出確切的和有益的結論。但是復雜之處在於，對法律規范的界定實際上是以對其功能、作用的思考及其與相近概念（比如「法律規定」「法條」「規整」等）的關系的思考為基礎和前提的，正如凱爾森所說：「我們對自己智力工作中想當作工具的那些術語，可以隨意界定。唯一的問題是它們是否將符合我們打算達到的理論目的。」[1]（P5）因此，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學術語，法律規范的科學含義的確定，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反思的平衡」的結果（借用羅爾斯的術語）。這一過程可能較為復雜，其引發的思考帶來如下啟示：法律規范作為一個基本的法律概念，是根據需要「建構」起來的，所謂需要，在這里就是我們確立一個概念的目的，即是讓它發揮何種功能或作用。這與我們一般把概念當作「給定的」通常處理方式不同。這里需要克服的一個認識上的誤區，即突破對概念的實體論的理解，而代之以「功能論」。對概念的實體論理解實質是一種「反映論」的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有它的用武之地，但顯然不適於法律規范這類概念的界定。
概念的本質問題是貫穿哲學史古今的一大課題，它的一個突出表現便是中世紀唯實論與唯名論的爭執，簡單地說，唯實論認為，共相（概念）是獨立於具體、個別事物的實體性存在，「在人類思想的世界與外部現實的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嚴格的對應。」[2]（P32）唯名論則認為，「概念只是一種名稱，亦即稱謂。這些稱謂在客觀自然界並沒有直接的、忠實的復本和對應物」。[1]（P32）對概念的實體論理解實際是唯實論思想的體現，這一思想傳統構成了西方哲學史上的主線，由古希臘的柏拉圖至德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而登峰造極。按照這派的觀點，概念是本原、實體，有固定的所指和確定的含義。而概念的功能論則與唯名論的根本主張一致，認為概念並不是抽象的實體，它的確切含義只有在使用中、在具體的語境中才能確定。可見，概念的功能論理解比實體論理解更為靈活。隨著20世紀哲學的「語言轉向」，分析哲學、實證主義以「拒斥形而上學」為旗幟實現了對傳統哲學的一次反叛。現代西方分析哲學、語言哲學的研究和洞見為深刻理解「概念」的本質提供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視野。維特根斯坦曾明言：「一個詞的意義就是它在語言中的使用。」[3]（P31）這一思想在新分析法學的倡導者哈特那裡得到重視，他在分析了「通常的定義模式並不適合於法律的領域」後，闡發了源自邊沁的思想：「我們一定不能把這些詞拆開了、孤立地去看，而應把它們放回到它們的扮演獨特角色的句子中去，從而進行一個整體的衡量。」[4]（P29）這一思想可以說是19世紀中葉實證主義興起、特別是20世紀分析哲學成為西方哲學的主導特徵以後，得到普遍認同的思想。「法律術語的意義是以這些術語被使用的語境、使用這些術語的人、以及運用這些術語的目的來確定的。」[②]在研究法律概念時，不要問某概念的本質是什麼？而應問這個概念的功能是什麼？[5]概念功能論的思想是深刻而富有啟發的。根據這一思想，概念既是靈活的又是清晰的。「靈活」是說概念可由人意欲它發揮怎樣的功能來確定，而概念的功能取決於學科建構的要求、需求、目的。「清晰」是說概念的含義一經由此確定，就應當一以貫之地加以使用。在此意義上，法律規范是一個「建構性」的概念，而不應當簡單地理解為一個「反映論」的概念。在我看來，「建構」這一概念的核心目的，在於使「法律規范」承擔起法律分析的基本單元的作用，正如「商品」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一樣，「法律規范」至少對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承擔著這種功能。而分析法學在概念或規范分析上的卓有成效的建樹及由此體現出的方法論上的優勢，對整個法學理論具有基礎和前提性意義，「錯也要錯得清楚」實在是走向可能的正確的必經之途。
以概念的功能論為基礎，我們才有可能對法律規范概念進行一番建構。據此，本文把法律規范定義為：作為法律的基本要素，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能夠發揮法律的規整[③]功能的相對獨立的最小單元（這是就形式方面給法律規范下的定義，就內容方面，法律規范無疑是以權利性、義務性或責任性法條為具體構成）。根據這一界定，法律規范的概念包括如下要點：第一，法律規范是法律要素之一，與通常所說的法律原則、法律概念共同構成完整的法律要素。第二，法律規范在實定法中佔有最大比重，是構成法律的主要成分，這一點可從絕大多數法律都以權利或義務性的規定為主要內容得到證明，而「是否授予權利或設定義務是檢驗一個法條是不是法律規范的標准。」[6]第三，法律規范具有嚴密的邏輯結構，這正是本文要論述的內容。第四，法律規范是能相對獨立地發揮法律的規整功能的最小單元。對此作如下說明：（1）法律的根本目的或作用在於發揮對社會生活的規范、調整作用，因而法律規范作為法律的主要構成要素當仁不讓地承擔這一功能；（2）任何法律規范都是在一個法律體系中存在的，都必須在與整個法律體系及其所蘊含的立法目的等價值因素協調一致的基礎上，才能發揮其調整作用，在這個意義上沒有絕對獨立地發揮規整功能的「單元」，因而是「相對獨立」；（3）之所以是「最小單元」，是基於理論上確立一個概念的目的就是用這一概念能夠較為方便地建構或有效地解釋整個的知識或文本體系，因此研究者必然尋求各種意義上的「最小單元」，正如生物學把「細胞」、馬克思把「商品」作為其相關研究的「最小單位」一樣。在這個意義上，筆者不贊同龍衛球教授對「法規范」概念的理解和用法，他把「法規范」等同於「法律」；沒有使用「法律規范」的概念，而以「法律規定」即拉倫茨的「規整」代替之。[7]（P37）
我國法理學家對法律規范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張文顯教授認為，法律規范作為構成法律的主要要素是規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責任的准則、標准[8]（P91），或是賦予某種事實狀態以法律意義的指示、規定。[9]（P53）孫笑俠教授把法律規范定義為：通過法律條文表達的、由條件假設和後果歸結兩項要素構成的具有嚴密邏輯結構的行為規則。[10]（P50）劉星教授將法律規范表述為：法律規則是規定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職責的准則，或者賦予某種事實狀態以法律意義的指示。[11]（P75）這是目前國內有代表性的幾部法理學教材對法律規范的界定，它們的共同點是：第一，都強調法律規范是關於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責任的規定；第二，都強調法律規范有嚴密的邏輯結構，盡管具體表述不盡相同。但是這些定義都忽視了對法律規范是「能夠相對獨立地發揮法律調整功能的最小單元」這一重要之點的強調，正是這種忽視造成了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的普遍誤差。我們認為法律規范概念從功能要求上說，應當是構成法律的細胞，「相對獨立」、「最小單元」應是其題中應有之意。
二、現行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的分析
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的核心，是對各種具體的法律規范的構成進行抽象、分析、分解，進而得出所有法律規范共有的、抽象的「構成要素」，因此，這是一種通過抽象分析的方法得出的適用於所有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要素」及其關系（即結構）的理論。以下本文對我國法學理論中關於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的代表性觀點作簡要述評。
觀點1：法律規則（規范）=假定+處理+制裁
這一觀點來源於前蘇聯法學著作。它認為法律規范是由三部分組成的：假定、處理和制裁。按通常解釋，假定是規定一定行為准則適用的條件的那一部分；處理是法律規范中反映行為規範本身的那一部分，也就是法律規范中規定允許、禁止或要求人們行為的那一部分。制裁是規定強制實施法律規范的可能性或違反這一規范所招致的法律後果的那一部分。
評析：這一理論曾是前蘇聯和我國的法學理論中的通行觀點，盡管現在已為「通說」所摒棄，但是在拋棄此說的理由即對其缺陷的指證上，本文與學界已有的分析不盡相同，闡述如下：
第一，正如這一理論自己解釋的那樣，「處理」本身就是行為規范。我國著名法理學家沈宗靈教授明確指出：「處理就是行為規則本身，也就是法律規范中指出的允許做什麼，禁止做什麼或者要求做什麼哪一部分。這是法律規范的最基礎部分。」[12]（P33）既然「處理」本身即行為規則，那麼它怎麼又同時是自身的構成要素呢？要素總是相對於系統或一定的結構而言的，但如果一個系統只有一個要素（即其自身），顯然就不能成其為系統，原因在於並未對系統進行「分析」，所謂的「要素」其實是換了一個稱呼的「系統」。法律規范的構成要素作為法律規范下位概念，至少需有兩個才能成立。因此上述對「處理」含義的解釋固然正確，但說「處理」是「法律規范的最基礎部分」是不確切的。准確地說，它是法律（規范性法律文件）的最基礎部分。第二，如果不對「處理」進行特別定義，「處理」和「制裁」在語義上和實際上都可能重疊：所謂「制裁」不過是一種特殊的「處理」，即違背了法定義務而導致法律責任時的一種「處理」。第三，並非所有的法律規范都有相應的「制裁」性規定（盡管這一點常常被指為法律規定空白或欠缺），更非所有的法律規范都是「制裁」性的。第四，在這一理論中，「假定」似乎只是法律規范的附屬部分，甚至是在法律規范之外獨立存在的部分，這意味著「假設」在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中沒有適當的位置。
觀點2：法律規則（規范）=假定+處理
這是西方學者的觀點。假定指出了規范適用的條件，處理則是一個規范性規定。以「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無行為能力」這一法律規范為例，其「假定」部分是：如果一個人是不滿10周歲的未成年人，其「處理」部分是：此人無法律能力。
評析：這一理論模型是對觀點1的局部修正，克服了簡單的邏輯缺陷，即取消了「制裁」。在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中「制裁」並非一個必備要素，大量的法律規范沒有「制裁」的內容。正如王涌博士指出的：「所謂法律規范就是一個完整的獨立的規范性陳述，它只包含假定與處理兩個部分，制裁並不是一個獨立的法律規范的必要因素。而其中『假定』就是對事實情境的設定，而『處理』就是對特定的事實情境中的法律關系的規定。」[5]但是這一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同樣是把「處理」理解成規範本身，觀點1的缺陷仍有殘存。
觀點3：法律規則（規范）=行為模式（權利、義務的規定）+法律後果的歸結
這是以張文顯教授為代表的我國法理學界目前通行的觀點。張文顯教授分析了前述觀點的缺陷，擇其要點如下：第一，西方學者的兩分法明顯地忽略了合於或違反法律規范的後果這一不可缺少的構成因素。第二，蘇聯學者的三分法只注意到否定式法律後果，而忽視了肯定式法律後果。肯定式法律後果是合法行為的後果，否定式法律後果是違法行為的後果。第三，「假定」不是構成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獨立要素。因為如果「假定」指規定該規范適用的條件和情況的那一部分，它就不是法律規范的內在構成因素；如果「假定」是指法律規范中規定權利之行使條件和方式或義務之履行的條件和限度，那它已包含在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中。權利和義務的規定與其適用的條件、方式、限度是不可分開的。人為地將它們分割開，有關權利和義務的規定就成為不可思議的東西。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合同法》第五條：「訂立經濟合同，必須貫徹平等互利、協商一致、等價有償的原則。」如果把「訂立經濟合同」(所謂的「假定」)與後半句分開，後半句的規定就是莫明其妙的東西。鑒於此，張文顯教授提出，任何法律規范都是由如下兩部分構成的：(一)權利和義務的規定。 (二)法律後果的歸結。法律後果分為否定式法律後果和肯定式法律後果兩種。否定式法律後果是國家對違反該法律規范的行為所抱的不贊許態度，對這一違法行為的否定和責罰。主要的責罰形式有民事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肯定式法律後果是國家對於合於該法律規范的行為所抱的贊許態度，對合法行為的肯定和保護，具體形式包括對一定狀態的確認(如認定合同、婚姻有效)，對一定行為的獎勵(如對發明創造的肯定和獎賞，批准專利申請等)，對不法侵害的恢復(如支持當事人的執行申請等)。［6］
評析：張文顯教授所代表的目前法理學界的主流觀點認識到西方的二要素說和前蘇聯的三要素說有缺陷，特別是提出肯定性的法律後果，在理論上具有重要貢獻，但在指證缺陷的具體所在上可能有欠精準，論證如下：
第一，依據兩要素說沒有「制裁」而斷定這一理論模式欠缺「法律後果」，失之簡單，有欠公允。如前文所述，「處理」本身無論在一般語義上還是在法學理論中都可以包含「制裁」這一「法律後果」。造成這種認識上差別的原因在於「處理」、「法律後果」等概念的確切含義有待澄清。我認為這兩個概念用詞不同，卻有同等的意義。「法律後果」的概念，既如張文顯教授所深刻認識到的那樣不僅包括否定性的法律後果，也包括肯定性的法律後果，那麼「肯定性的法律後果」的進一步分析表明，它並不限於或主要不是「獎勵性」的、如同法律責任那樣單獨列出的一種法律規范。張文顯教授指出，對合法行為的確認、肯定、保護本身就是一種「法律後果」，也就是一種「處理」。比如，《合同法》第77條「當事人協商一致，可以變更合同。」其中「處理」和「法律後果」完全是不可分的。再如《公司法》第214條「利用公司名義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社會公共利益的嚴重違法行為的，吊銷營業執照。」其中的「吊銷營業執照」既是「處理」，又是「法律後果」。對具體法律規范的分析表明，「處理」與「法律後果」（或「法律效果）是一個東西。
第二，張文顯教授深刻指出「肯定性法律後果」的存在，補充了以往對法律後果的片面認識，這一理論貢獻意義重大，它通過法律規范的邏輯構成表明：法律不僅是制裁性、懲罰性的，現代法律更是權利性的。但不得不承認，由於提出這一理論模型的背景和旨趣在於通過與否定性的法律後果（即通常易見的「法律責任」「法律制裁」）的比較而構造全面、准確的「法律後果」概念，由於它關注和側重的是上述宏觀層面的問題，在「肯定性法律後果」的存在形態上，這一理論並未作具體的探討。人們對此也很少作進一步的追問，通常就把「肯定性的法律後果」簡單地理解為與懲罰性法律後果相對應的「獎勵性法律後果」，照此理解，筆者發現包含所謂「肯定性的法律後果」的法律規范寥寥無幾。[④]這與以權利為本位的現代法律的特徵相當不吻合。症結何在？把肯定性法律後果理解為「獎勵性」法律後果的誤導所致。在進一步的思考中，筆者發現「肯定性法律後果」的存在不應作如此狹隘的理解，它的存在形態之多樣和廣泛，遠超過「否定性的法律後果」。因為，所有權利性規范都可以看作是具有肯定性後果的法律規范。此外，我們還應看到「肯定性」與「否定性」作為一種價值判斷有較為復雜的意義：（1）「肯定」和「否定」是相對而言的，並非涇渭分明的兩種類型，一個救濟性法條（比如在一個侵權案件中作「恢復原狀」的處理）既是對侵權人的「否定」，同時是對受害人權利的「肯定」。「肯定」和「否定」完全取決於對何種主體而言。（2）現有理論對「肯定」和「否定」的理解僅限於對當事人來說代表利益還是負擔（或懲罰），但作為一般的法學理論，更應當從立法目的的高度理解「肯定」和「否定」的實質，無論是對正當利益的肯定還是對不義之舉的否定，都是對代表著人民利益的立法者意志的「肯定」。
第三，把「假定」融入「權利義務性規定」而不把它作為單獨的法律規范構成要素，論證清晰有力，結論正確。但筆者注意到，在張文顯教授2001年再版的《法哲學范疇研究》一書中（前述主張見於1999年版的《法理學》教材），又把這一結論改了回去，即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包括假定（行為發生的時間、各種條件等實施狀態的預設）、行為模式（權利和義務規定）和『法律後果』（含否定式後果和肯定式後果）三部分。」[13]（P49）這一情況說明關於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分析還需進一步闡明。同時，這一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觀點表述給我們提供了另一個重要信息：權利和義務的規定與「行為模式」是在同一意義上使用的，具有相同的含義，這一點且容後面分析。
第四，把「權利義務性規定」（行為模式）作為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的要素之一，與「法律後果」一起構成完整的法律規范邏輯結構，這一觀點存在邏輯上的問題。既然法律規范是能夠發揮法律的規整功能的最小單元，並且法律是通過「權利或義務性規定」發揮這種功能的，但是如前所述，權利或義務性規定本身就意味著某種法律後果，因為權利義務性規定本身已經是完整的法律規范，而不應當是它的一個要素！因此再加上「法律後果」就成為多餘。這即是說，假如把「法律後果」與「權利義務性規定」放在一起作為法律規范的要素，是畫蛇添足；假如只剩「權利義務性」規定作為「要素」，是同語反復，理由如前：只有一個要素就不成其為要素。
第五，「行為模式+法律後果」的法律規范邏輯結構模式，難以解釋刑法規范，尤其刑法分則以刑罰為內容的責任性規范。比如，「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在這一類刑法規范中沒有「行為模式」，即沒有關於權利義務的規范，只有對某種事實狀態賦予一定的法律後果。固然我們可以依據法律責任是第二性義務的理論[⑤]，把責任性規范還原為義務性規范，以此間接地解釋法律規范邏輯結構也適用於刑法規范，但對此類刑法規范畢竟難以直接應用現有理論給出便捷的解釋，更重要的，依據本文對法律規范的界定，把一個責任性規范還原為一個義務性或權利性規范，這前後已經是彼此獨立的兩個規范，應當分別進行邏輯結構的分析。因此本文認為以「還原法」來解釋刑法規范的邏輯結構不能成立。刑法是一大重要法律部門，如果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理論不能涵蓋、解釋主要的刑法規范，顯然其理論說服力將大打折扣。
總之，目前法理學界的通說一方面把先前的「兩要素說」收回到「處理」中的「制裁」，經過修改完善（補充了「肯定性後果」）以「法律後果」之名重新釋放出來；另一方面把「假定」從先前的「兩要素說」、「三要素說」中收回來，融入一個新的概念：行為模式（權利義務性規定），形式有所變換，但以往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的根本缺陷仍未被凸現和糾正。這一缺陷使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僅僅存活於法理學的范圍內，稍微深入到部門法的規范分析，就捉襟見肘。以較為得到公認的通說為例，我們在部門法的諸多規范中，可以直觀到「權利性規范」、「義務性規范」（「權力性規范」、「職責、職權性規范」可以通過還原法歸結到權利或義務性規范）、「責任性規范」，但是，除了在「責任性規范」中我們能看到符合我們想像的「法律後果」，在權利性、義務性規范中「法律後果」在哪呢？我們說這些規定本身就是對權利、義務的確認、肯定，也就是所謂的「法律後果」。這與人們通常所理解的「法律後果」確實有出入。以《公司法》第138條「股東持有的股份可以依法轉讓」為例，這一權利性規定本身已經是一種「法律後果」，並不需要在這一規定之後再加上一個單獨的「法律後果」，比如「股東依法轉讓股份，受法律保護」等。更為要緊的是，即使現實迫切需要一個與之相關的責任性規定，比如「設置障礙限制股東股份依法轉讓的，應到受到處罰」，並且在制定法中列入了這樣一條規定，但這已經是另一個法律規范了，盡管它與前者有關聯——這種關聯應當被視為是法律規范之間的關聯（或結構），而不是法律規范「內部」的「結構」。
這里必須明確的是，討論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只能在「一個」規范的限定下來談，而不能將其混同為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結構。如果把這種從反面規定違法責任的規范，與原規范聯系起來討論其「邏輯結構」，那就進入了另外一個研究領域：法律規范之間的邏輯關系或邏輯結構，實際上是法律文本的邏輯結構，甚至是跨文本的法律的邏輯結構。前述把「制裁」「法律後果」作為法律規范的結構要素的諸說，共同性的失當在於混淆了「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與「法律規范間的邏輯結構」的區別。對此，我們以一個簡化的法律規范的模型加以說明：
「如果A，則B」、「如果非A，則C」，按本文的界定，這里已經呈現了兩個法律規范，而不能因為二者的關聯性就把二者視為一個法律規范。把「法律後果」作為要素，恰恰是把A當作「假定」，把B當作「處理」，把C當作「制裁」（法律後果）了。舉例來說：公司法第172條規定：公司除法定的會計賬簿外，不得另立會計賬簿。對公司資產，不得以任何個人名義開立賬戶存儲。第202條規定：公司違反本法規定，在法定的會計賬簿以外另立會計賬簿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財政部門責令改正，處以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款。這兩個法條是各自獨立的兩個法律規范，應當分別進行邏輯結構分析。而現行的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把前條（172條）當作了「行為模式」，把後條（202條）當作「法律後果」。
造成這種誤差的根源在於忽略了法律規范的相對獨立的「最小單元」的性質，而錯誤地把兩個有關聯的法律規范當成了一個法律規范。本文認為，不宜按這種理解進行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分析。原因在於：第一，如果按此種理解，則我們對法律規范的邏輯結構的分析可以無限制地擴展下去，進入法律規范間關系的分析領域，而有關聯關系的法律規范不僅存在於同一個規范性法律文件中，還可能存在於多個不同的規范性法律文件中，以及此種分析完全可能是「跨文本」的。第二，並非所有關於權利義務性的規定都有相應的責任性規定，在此情形下，按照通行的法律規范邏輯結構理論會得出結論：相當多的「法律規范」由於缺少「法律後果」，因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律規范，這與法律規范是佔主要成分的法律要素的事實不符，是不妥當的。其實把沒有責任性規定視為法律的缺陷是法律「命令說」的觀點，「奧斯丁認為，不完善的法律，例如沒有制裁規定的法律，是有缺陷的，是不具有命令特點的法律。」[14]（P15）「命令說」對法律的理解不僅為自然法傳統所不能接受，也為奧斯丁之後的法律實證主義所批判，足見強調責任性規范為法律邏輯結構的必需組成部分的觀點有片面性。
3. 中國政法大學十大名師
中國政法大學十大名師舒國瀅、劉星、孫海波、雷磊、范立波、馬志冰、焦洪昌、王人博、張勁、王天華。
3、憲法：焦洪昌老師，王人博老師，張勁老師。
5、民法：劉家安老師，易軍老師，於飛老師，李永軍老師。
6、民訴：紀格非老師，楊秀清老師。
7、商法：趙旭東老師，王涌老師，王軍老師。
8、經濟法：劉繼峰老師。
9、刑法：羅翔老師，方鵬老師，曲新久老師，阮齊林老師。
10、刑訴：洪道德老師，鄭旭老師。
4. 今日說法常駐嘉賓都誰
《今日說法》沒有嘉賓，《今日說法》是普法欄目。
《今日說法》以群眾身邊的真實案例為切入點進行普法宣傳，作為社會大背景下法制故事的講述者，這個講述者根據一定的敘述方式給觀眾「講法律故事」，並且穿插情景再現和采訪目擊者或知情人的畫面來把觀眾牢牢吸引住，從「講故事」的方式來看它採用不同的敘事方法。
多為倒敘或是作鋪墊，在節目開頭設置懸念，拋出疑問等，使電視敘事文本具有可看性，也讓觀眾不再被動地接受法律知識。節目最後的專家點評也是亮點，從法理情等不同角度對案情條分縷析，往往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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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說法》主持人：
1，撒貝南
湖北省武漢人，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1999年1月，撒貝南和開創了中國法制節目新形態的《今日說法》一同走入了觀眾的視野。撒貝南的輝煌源於主持《今日說法》。
2016年，撒貝南正式宣布退出《今日說法》節目組，正式退出法治節目主持圈，開始擔任央視部分綜藝節目主持人。
2，路一鳴
西安交通大學畢業，從事主持人工作12年，2009年起開始主持《今日說法》欄目，2007、2012年中央電視台「優秀節目主持人」，2008年全國「十佳法制節目主持人」。
3，元元
曾因主持北京電視台《第7日》、《元元說話》節目而被觀眾所熟悉，她的語言風格獨樹一幟，開創「說新聞」的先河。曾獲得全國主持人金話筒獎、金鷹獎、播音與主持作品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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