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中國法治發展

⑴ 中國法治社會是什麼時候正式提出來的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建設法治中國，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中國，是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目標之一。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成功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道路，有力促進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法治中國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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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新中國的法制建設有哪些成就

1、開創性地建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體系。

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轎滾祥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對新中國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義國家制度及其政權組織系統作出了明確規定，建立了全新的國家制度。

1954年9月召開的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制度。

用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閉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原則固定下來，為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全面確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礎。

2、重建了新型的社會主義法律秩序。

任何一場劇烈的社會革命運動，要實現其預定目標，不僅要從根本上改變舊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的本質與結構，而且要建立一種新的政治與法律制度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穩定的社會與法律秩序。

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幾年裡，國家生活的重心就是要在逐步實現國家制度根本性變革的基礎上重建社會與法律秩序。

這一時期先後開展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貫徹婚姻法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司法改革運動以及「一化三改」等以群眾運動方式推進的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運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展開較大規模的法律創制活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人重視加強人民民主法制建設，注重運用法律與政策相結合的方式治理國家與社會，藉以適應新的社會經濟政治情況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1949年到1956年間，新中國的法律創制工作大致經歷了兩個前後相繼的發展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具有臨時憲法性質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為基礎的法律創制，其特點是運用立法手段，鞏固革命勝利成果，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法律秩序，保障各項社會民主改革運動的順利進行。

第二個階段則是以「五四憲法」為基礎，加快國家立法進程，推動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制度的法律基礎，促進國家的工業化進程。立法亦開始啟動。

4、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新的偉大社會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進入了一個革命性變革的歷史新時期。

這場新的偉大社會革命在法治領域的集中體現，就在於實現了從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策型法律秩序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現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歷史變革，形成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持續推進了當代中國法治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5、把依法治國確立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是與民主政治密切聯系的，它要求法律的權威高於任何個人的權威，法律是治理國家的基本手段。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加強社會主義法治、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的歷史性任務突出地提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強調「為了保障人民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具有穩定性、連續性和極大的權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6、把依法執政確定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新中國的誕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斗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且長期執政的黨。隨著這一巨大而深刻的轉變，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方式面臨新的重大課題。

7、形成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

黨的十五大在提出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同時，第一次明確提出「加強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質量，到二〇一〇年形備臘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歷史性任務。

設定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具體時間表，這充分反映了當代中國共產黨人堅定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理性自覺。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以來的不懈努力，當代中國的立法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

⑷ 2001年至2015年"全國法制宣傳日"的主題各是什麼

2001年：增強憲法觀念，推進依法治國。

2002年：學習宣傳憲法，推進民主法制建設。

2003年：依法治國，執政為民。

2004年：弘揚憲法精神，增強法制觀念。

2005年：弘揚憲法精神，構建和諧社會。

2006年：落實『五五』普法規劃，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2007年：弘揚法治精神，推進依法治國。

2008年：弘揚法治精神，服務科學發展。

2009年：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2010年：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

2011年：深入學習宣傳憲法，大力弘揚法治精神。

2012年：弘揚憲法精神，服務科學發展。

2013年：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共築偉大中國夢。

2014年：加強法制宣傳教育、服務教育科學發展

2015年：弘揚憲法精神，推動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

(4)2013中國法治發展擴展閱讀

200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轉發的《中央宣傳部、司法部關於在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的第四個五年規劃》中確定： 將我國現行憲法實施日即12月4日，作為每年一次的全國法制宣傳日。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它規定了國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務，是國家統一、民族團結、社會穩定的基礎，是公民權利的根本法律保障，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統一的基礎，是依法治國的基本依據，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

在全體公民中開展法制宣傳教育，首要的任務，就是要進行憲法知識的宣傳教育，使廣大公民了解憲法、掌握憲法，增強憲法觀念，樹立憲法權威。因此，將現行憲法的實施日作為全國法制宣傳日，充分體現了憲法在我國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的基本任務。

通過宣傳活動,進一步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努力培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讓憲法家喻戶曉，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相信法律、自覺運用法律，充分認識到憲法不僅是全體公民必須遵循的行為規范，而且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法律武器。

全國法制宣傳日有利於更好發揮憲法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重大作用。在這樣的作用下，憲法精神會更好地融入國家的肌體,成為托起偉大中國夢的精神之本、力量之源，形成舉國上下尊重憲法、憲法至上、用憲法維護人民權益的社會氛圍。

⑸ 為什麼說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憲治國

2014年12月4日，13億多中國人迎來了第一個國家憲法日。這一天，從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到各有關部門和地方，從各大媒體到各個校園，都開展了各種形式的宣傳教育活動，使人們加深了對憲法的認識，普遍增強了憲法意識。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指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堅持依法執政首先要堅持依憲執政。」這個重要論斷，明確了憲法在法治中國建設中的核心地位，闡明了依法治國和依憲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憲執政之間的辯證關系，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意義深遠。

一 依法治國與依憲治國是什麼關系

憲者，法也，憲法就是法上之法、法中之法。為什麼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這是由憲法的獨特地位和作用決定的。對一個國家的治理來說，憲法是根本法、是總章程。1982年12月4日通過的我國現行憲法，以國家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成果，反映了我國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成為黨和國家的中心工作、基本原則、重大方針、重要政策在國家法制上的最高體現。堅持依法治國首先是堅持依憲治國，最重要的也是堅持依憲治國。

依憲治國體現了依法治國的核心內容。從內涵來看，憲法確立了國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務、思想基礎和活動准則，也就是說，國家政治社會生活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都在憲法中得到確認和體現。依法治國的過程，首先就是貫徹落實憲法中所確立的制度和原則的過程。

依憲治國是依法治國的法律基礎。從效力上看，憲法在我國法律體系中居於統帥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憲法是其他法律的根據和基礎，所有法律都是依據憲法制定的，不得同憲法相抵觸，否則無效。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講憲法是母法，普通法律是子法。依法治國所依之法，首先就是憲法。

依憲治國為依法治國確定了最高准則。從權威上看，憲法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根本活動准則，任何組織和個人都必須遵守憲法，不得超越憲法，並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可以說，法治的權威，首先體現為憲法的權威；對法律的遵守，首先是對憲法的遵守。

因此，強調依法治國首先要依憲治國，表明了我們黨堅持依法治國、依憲治國的鮮明態度和堅定決心，確立了憲法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法治化中的核心地位。要按照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要求，加強憲法實施和監督，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

現行憲法於1982年12月4日通過，它繼承和發展了1954年憲法的基本原則，它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也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和完善，是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根本指南和保障。

二 依憲治國和「憲政」是一回事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依法治國首先要堅持依憲治國，在社會上引起了積極反響。同時，也存在一些誤解誤讀。比如，有人認為講依憲治國，實質上講的就是「憲政」；還有人認為我們搞法治，最終就是要走西方「憲政」道路；等等。要保證依法治國、依憲治國沿著正確方向前進，必須弄清依憲治國和「憲政」的關系，劃清兩者之間的界限。

的確，「憲政」這個詞，單從字面意義上看，好像就是依據憲法來施政，與依憲治國差別不大。有人提出社會主義憲政，初衷也是想推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搞清這些觀點的是非對錯，首先要搞清楚「憲政」的來龍去脈，認清有些人宣揚「憲政」的本質所在。

其實，「憲政」這個概念，有其特定的含義。「憲政」是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否定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發展模式的概括，是西方法學理論對自身經驗的理論總結。「憲政」在經過西方學者的反復闡釋和演繹後，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具有鮮明指向和特定內涵的范疇，主要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等基本內容。因此，西方宣揚的所謂「憲政」，是特指西方的法治發展模式，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一個國家怎麼搞法治，選擇什麼樣的法治道路，歸根結底是由這個國家的歷史傳承、文化傳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經過長期探索，中國已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在實踐中已見成效。究其原因，就是因為根植於我們獨特的文化傳統，符合我們的基本國情。我國憲法以根本法的形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在國家中的領導地位，規定我國的政體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都由人民代表大會產生，對它負責、受它監督。這些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是歷史選擇和歷史形成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我們講依法治國、依憲治國，就是要堅持好、落實好這些基本原則和制度安排，使它們更好地發揮作用。如果丟掉了這些根本，盲目地跟著西方所謂「憲政」跑，就無異於削足適履，自毀長城。

反觀一些西方國家法治發展歷程，它們的所謂「憲政」模式也各不相同，而且也問題多多。特別是近年來，西方憲政民主日益暴露出其弊端和局限性。一些西方學者也承認，西式民主正面臨深刻危機，民主制衡演變為權力掣肘，黨派博弈綁架國家利益。就連「歷史終結論」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修正自己的觀點，發出美國「政治衰敗」的哀嘆。

近些年來，一些西方國家在世界上大打「憲政」牌，極力推行它們的「憲政」模式。但我們從歷史和現實都看得很清楚，它們並非真是為其他國家好，而是以此為手段來搞亂別國、控制別國，最終維護其霸權地位。有些發展中國家沒有看清西方國家兜售所謂「憲政」的本質，盲目照搬照抄，結果適得其反，不僅沒有實現國家繁榮發展，反而陷入無休止的政權更迭和社會動盪，教訓十分慘痛。比如，菲律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曾是僅次於日本的亞洲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條件優越、資源豐富，特別是完全克隆了「美式民主」模式，被當時的西方輿論一致看好。但時過境遷，菲律賓已落到亞洲很多國家後面，甚至一度被英國《泰晤士報》稱為「東南亞的一個失敗國家」。

由此可見，對有些人宣揚的所謂「憲政」，我們必須頭腦清醒，決不能被其「美麗的外衣」所迷惑。要珍惜好、呵護好我們自己成功走出的法治道路，並堅定不移地走下去，使之越走越寬廣。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205/c40531-26511273.html

固國安邦之磐石——怎樣理解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理論-人民網

⑹ 公民怎樣依法治國

問題一：公民怎樣以實際行動促進依法治國 我們每個人既是享有權利的主體又是履行義務的主體，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主要表現為：合一性、對等性、制約性。因此，我們要增強權利觀念依法行使權利，又要增強義務觀念自覺履行義務。樹立主人翁意識，珍視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各項政治權利及自由，積極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的管理。在行使權利和自由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行使權利和自由時，必須嚴格遵守憲法和法律，不得超越憲法和法律規定。

問題二：公民如何參與到依法治國當中來了 公民參與依法治國首先要做到尊重法律，追求公正，正確行使權力，自覺履行義務，行使自己享有的監督權利；其次，要主動學法、善於用法、自覺守法，要學會依法辦事、依法律己、依法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維護國家利益。更重要的是，公民依據其自身的法律意識，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到法治發展中來，以實際行動為推進法治建設做出貢獻。

問題三：落實依法治國 國家和公民個人應該怎麼做? 法治是以民主自由為基礎，需要民主的力量，而我們的法治卻看上去好像是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在理論上如何印證現行法治推行方式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在現實的法治實踐中確實存在缺少 *** 和民眾的有效「互動」。冷靜地思考分析和對「依法治理」現狀的觀察，我們不難發現缺少這種「互動」的現實表現，主要原因在於：民眾對於自身的權力不知道，知道不執行，執行不徹底，導致了21世紀初的這個結果。民眾們在經歷義務教育之後，依舊對於介紹法治的課程並不重視，法治觀念、理念很難進入民眾內心。使得法治推動成為看似官方在發動和推進，民眾似乎處在旁觀者的地位而表現出「被動」和「冷漠」。其實我們每個公民都應認識法治的定義，增強法律知識，努力學習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促進全社會形成學法遵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圍。
我們國家過去所要強調的一種人治、人的統治的傳統，所以2013年要對傳統進行這么大的變革的時候，問題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在2012年我們的法治建設中出現了很多的矛盾和問題，面臨著國情與理想、變革法制和守成法制、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反對與經濟增長、本土化與國際化、普適性和地方性等矛盾。這表明我們的法治建設離成功還有相當的距離，在2013年我們只是已經進入了這個過程，離目標還比較遠，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問題四：公民應該怎麼積極參與建設法治國家 生活在法治國家裡，我們既要學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維護國家利益，依法歸范自身行為。同時，作為依法治過的主體，我們還應該行使我們的參與、支持和監督的權利，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國的法治建設邁上一個新台階。

問題五：建設法治中國需要每個公民做出怎樣的努力 第一要認真學法。我國的法律有很多種，各種法律的條文更是不計其數，對於普通民眾而言，學法倒不是一定要把每個法律學得很清楚，或者把所有法律條文理解得多麼全面和深透，而是通過學法能知法懂法，更重要的是通過學法能夠把法治精神、法治意識、法治觀念銘刻在心中，從而對法治發自內心的擁護和真誠的信仰。
第二要自覺守法。其實我們每個人距離法治都很近，從守法這個層面來說，每個公民都是推進法治的主角。因而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公民都應事事處處擔負起自覺守法的責任和義務，比如文明出行、遵守交通規則、誠信經營不欺詐、不制假售假、不偷稅漏稅、按法律法規辦事等等，都應自覺做到。在自覺守法過程中，各級領導幹部更應做自覺守法的帶頭人，不貪腐受賄、不以權謀私，把手中的公權力關進法律制度的籠子里。司法機關工作人員也應自覺守法，不貪贓枉法，公正司法。只有全社會成員都成為自覺守法的主體，那麼法治建設就會一路高歌前行。
第三要敢於護法。每個公民不僅要做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還應當好法治的堅定捍衛者。在認真學法、自覺守法的同時，應樹立法治建設的主人翁意識，增強社會責任感，敢於同違反法律法規的人和事作斗爭，捍衛法律尊嚴，為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和維護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貢獻力量。

問題六：依法治國對公民的要求 依法治國對公民個人的要求：學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維護國家利益，依法規范自身行為。

問題七：你認為黨和 *** 以及公民應該怎樣推進依法治國工作? 黨和 *** ：（1）加強立法工作，健全法律體系；（2）普及法律知識，培養法律信仰；（3）嚴格依法辦事，樹立法律權威；（4）推進司法改革，實現司法公正；（5）繁榮法學教育，培養大批人才。
（具體參見全國「五五」普法教材《「五五」普法幹部讀本》7-11頁。）
公民：學法、懂法、守法、用法，依法維護國家利益，依法規范自身行為。

問題八：從公民政治參與的角度，說明公民應怎樣積極參與建設法治國家 1、堅持權利與義務統一的原則，依法行使政治權利和自由， 自覺履行政治性義務，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
2、不斷提升自身的政治素養，增強公民意識和法治觀念，努力實踐，提高參與建設法治國家的能力；
3、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依法有序參與民主選舉、民主決 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做建設法治國家的參與者和推動者。

⑺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下一步研究設想

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下一步研究設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及其政治發展道路的有機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法治思想的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法制實踐相結合，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偉大實踐中，走出的一條符合中國國情條件的法治發展道路。
1、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根本政治保證。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把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實現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的歷史性任務突出地提到全黨全國人民面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歷史性抉擇；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通過全會專題研究部署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並作出相應的決定，從而有力地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的歷史進程。由此可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所走過的道路，鮮明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對當代中國法治發展的堅持不懈的高度關注和執著努力，充分表明中國共產黨人對在中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規律性有了更為透徹的科學把握，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對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有了更加清醒的理性自覺。
2、當代中國偉大社會變革進程的法權要求
法律是以社會為基礎的。社會革命是法律革命的前提。20世紀的中國社會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1978年以來，伴隨著社會的深刻變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呈現出革命性的變化趨勢。這一進程中的兩次前後相繼的法律革命。1949—1956年的當代中國第一次法律革命，是在中國大地上創建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及其國家治理體系的偉大社會革命的有機組成部分。1978年開啟的當代中國第二次法律革命，則是同當代中國改革開放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進程中的兩次法律革命都是一場法律觀念的革命。當代中國的第一次法律革命寄託了人民共和國的創立者們關於社會主義的自由、正義、平等和共同體的價值理想。而第二次法律革命則充分體現和確證了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的價值目標和社會理想。2014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對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作出專門系統的戰略部署，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發展進程中的又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
3、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自信
在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革進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鮮明的特色，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體系和制度統一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三位一體的偉大實踐，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根本保障。黨的十八大把「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改革，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本目標。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建設目標，強調「到二二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完成本決定提出的改革任務，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由此，我們要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改革，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實踐基礎上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創新發展，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與時俱進、不斷完善和發展，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更加完備、更加行之有效，從而更加堅定有力地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的廣闊天地。
4、務實主義的法治改革路徑
在法制現代化的進程中，確乎存在著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一方面，社會主體在從事法治改革的實踐中，都受到特定的法治價值理想的支配。他們對法治改革事業的未來和前途以及實現這一事業目標的過程本身，已經在觀念上產生了一種自覺的認識和要求，形成了自己活動的法治理想目標。因此，法治價值理想的意義，就在於它是社會主體對法治改革所要創設出來的法治模式的一種主觀期待或願望。但是，另一方面，法治價值理想在法治改革事業中的實現過程，又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過程。在相當程度上，這種法治理想與當下的法治現實狀況是不相吻合的，甚至是相矛盾的。這種法治理想模式又不是在現實生活中直接地存在的，而是有待社會主體建構的符合法治發展需要的法治理想實體。這是一個深刻的矛盾。這個矛盾運動表明，法治理想模式是以一定的法治進展為前提的，但又是一種尚未實現的法治發展目標。然而，法治理想模式並不是消極地適應法治現實狀況，而是源於現實又高於現實，所以才能為社會主體提供追求的目標和前進的方向。只有通過主體的創造性的法治改革實踐活動，法治理想模式才能由主觀的期待或願望變為客觀的體現法治文明進步主流的法治現實。因此，推進法治改革，是一個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過程。

⑻ 不斷開創依法治國新局面對加強我國法制建設提出了哪些要求

1.「法治」精神新要求
今年1月7日，他在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明確提出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為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法治」精神，綜合推進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確立了新的法治建設目標。
法治中國，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結合體；是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的中國。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之日，便是法治中國建成之時。
他於2012年12月4日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和2013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都反復強調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十六字」方針。 「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新方針，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本要求，同時也是實現「法治中國」的基本標准。科學立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前提，嚴格執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關鍵，公正司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防線，全民守法是建設法治中國的基礎。四者缺一不可。
比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十六字」方針，新「十六字」方針有了三大發展。一是，立法從解決「有無」問題，轉變為解決「科學」問題。30多年前，中國面臨的是「無法可依」問題，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形成的今天，其主要問題已是「立法是否科學」。二是，將「司法」列入「法治元素」，將「公正」明確為司法的價值目標。三是，提出和強調了「全民守法」的要求，沒有全民守法的基礎，法治是空中樓閣。 新「十六字」方針的提出，是我們黨對30多年來法治建設經驗的總結，是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體現，標志著中國的法治建設從基礎打造到系統建構的演進。從重點突破向全面展開的戰略推進，是實現「中國夢」「法治夢」的重要步驟。2.科學立法——法治中國的前提
他在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要求，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拓展人民有序參與立法途徑，通過完備的法律推動憲法實施，保證憲法確立的制度和原則得到落實。國務院和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要抓緊制定和修改與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保證憲法和法律得到有效實施
。 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他強調，要完善立法規劃，突出立法重點，堅持立改廢並舉，提高立法科學化、民主化水平，提高法律的針對性、及時性、系統性。要完善立法工作機制和程序，擴大公眾有序參與，充分聽取各方面意見，使法律准確反映經濟社會發展要求，更好協調利益關系，發揮立法的引領和推動作用。這體現了對立法結果與立法過程的雙重要求。
科學立法，首先要求繼續立法。雖然中國於2010年宣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立法任務已全部完成。有許多重點領域還需加強立法，個別領域尚有「立法真空」。當前，特別要重點加強在深化體制改革、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實施知識產權戰略以及網路監管等重點領域的立法。
科學立法，還要求所立之法必須符合「科學性」，追求「立法結果」的科學性，即所立之法必須符合正義性、規律性和可行性。同時，科學立法，要求我們追求「立法過程」的科學性。為了提高立法質量，我國立法法對立法程序作了嚴格規范，黨中央、國務院多次強調立法的公眾參與。為了科學立法，必須堅持民主立法，拓寬公眾參與立法的渠道和途徑，廣泛聽取各種利益群體的意見，建立起事先和事後的立法評估機制。要學會「立法先行」，只要有條件的，都要「先立法、再行為」，讓人們對自己的行為結果可以預期，讓各種社會主體在有序的軌道內各行其道，和諧相處。3.嚴格執法——法治中國的關鍵
嚴格執法是法治中國的關鍵。他指出，「要加強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堅決排除對執法活動的非法干預，堅決防止和克服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堅決懲治腐敗現象，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違法必追究」。
這是針對當前執法不嚴導致法律形同虛設等情況，所提出的新要求。執法不嚴，主要表現為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不作為、弱作為。地方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執法者的腐敗，執法者的執法手段不足，執法者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是導致執法不嚴的重要原因。
針對中國的現狀，重點要注意幾個問題：
第一，建立交叉執法制度。對於一些重要領域，如食品、葯品、環境等問題嚴重的領域，可以實施異地交叉執法，由外地執法部門來本地執法，本地執法部門到外地執法，以防止地方保護主義。 第二，為執法者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要提高對執法者及其家屬的有效保護，對於報復執法者及其家屬的違法者要予以嚴懲，使其不敢想不敢為。
第三，正確對待公民的權利。對於公民的權利，要做到尊重、保護、規范、限制並舉。而有的地方還存在「兩手軟」：對於公民的權利尊重、保護不夠，規范、限制也不夠；或者「一收就死」、「一放就亂」。
第四，要樹立政府的權威。法治政府必須是個嚴格執法的政府，是有效執法的政府。應該看到，對社會秩序的維護不力，對各種違法行為的放任，都會導致社會成員安全感的喪失，導致對公民的合法權利乃至社會公眾利益的侵害，同時執法者無視公民的合法權利違法執法、粗暴執法，與執法者自身人身安全保障不力，都不是法治狀態。
4.公正司法——法治中國的防線 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國的防線。黨的十八大報告要求:「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確保審判機關、檢察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首次提出「確保」司法「依法獨立公正」，體現了黨中央的決心。
他多次強調，各級國家行政機關、審判機關、檢察機關要堅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加快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不斷提高司法公信力。他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
要實現司法公正，需要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要實現司法公正，應當讓司法成為真正的司法，讓司法回歸司法，既不能讓司法機關變成立法機關以司法解釋代替國家法律，更不能讓司法機關成為行政機關。讓司法機關真正地從事司法工作，實現和保障社會的公平正義。
同時，要實現司法公正，需要建立起社會監督機制。要實現司法公正，還要建立司法權威，不讓一份判決成為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
5.全民守法——法治中國的基礎
全民守法是法治中國的基礎。他指出，「我們要堅持把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結合起來，高度重視道德對公民行為的規范作用，引導公民既依法維護合法權益，又自覺履行法定義務，做到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相一致。」
中國的法治建設，與公民的守法意識、守法程度有關。中國是在13億人口中搞法治，任務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重。況且，中國人長期以來重禮輕法，法治意識相對薄弱，各種違法犯罪案件、各類不信法不守法行為在一定范圍內和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
全民守法，要繼續抓好法治宣傳和教育，扎實推進「六五普法」活動。要營造「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氛圍。嚴格規范公民自身行為，引導公民學會在享受自己的權利和自由時，尊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要在全社會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使社會主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成為人們的自覺行為，使每一個普通群眾都真正學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維護合法權益，自覺履行法定義務。
更為關鍵的是，各級黨政機關領導幹部要切實尊崇憲法和法律，帶頭遵守憲法和法律，自覺在憲法和法律范圍內活動，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尊嚴、權威，不斷提高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能力，自覺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唯有加快推動全民守法、建設法治社會進程，才能為構築法治中國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

⑼ 我國法律發展史

以公元前21世紀夏王朝的建立為起點，中國法制歷史傳承四千餘年，其總體的發展脈絡、相互間淵源繼承關系是異常清晰的。

不過，四千多年間，朝代不斷更替，政權屢經變更。

所以從宏觀上觀察，各個時期法制的內容、特色也各有不同。

按照發展的階段及風格特色等粗略的標准來劃分，中國法制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法制、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和近現代法制三個大的部分。

一、中國早期法制(奴隸製法制時代)

中國早期法制，一般是指夏、商、西周及春秋時期的法制，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奴隸制時代的法律制度。

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1世紀到公元前476年這一歷史階段。

中國早期法制的突出特點，是以習慣法為基本形態，法律是不公開的。

在中國早期法制中，夏、商是奠基時期。

自公元前21世紀夏啟建立夏代開始，夏王朝前後存在約五百年時間。

在此期間，中國早期的刑罰制度、監獄制度都有了一定的發展。

商取代夏以後也維持了將近五百年。

在繼承夏代法制經驗的基礎上，商代在罪名、刑罰以及司法體制訴訟制度等方面取得了長足進展。

20世紀初出土的甲骨文資料證明，商代的刑法及訴訟制度已經比較完備。

中國早期法制的鼎盛時期是在西周。

在中國歷史上，西周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歷史階段。

在西周政權存續的五個多世紀里，中國傳統的統治方式、治國策略以及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已經初步形成，作為傳統文化基石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觀念等思想文化因素也都在此時發端。

從法律上看，西周法制的形式和內容都達到了早期法制的頂峰。

在西周時期所形成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的法制指導思想、老幼犯罪減免刑罰、區分故意和過失等法律原則，以及「刑罰世輕世重」的刑事政策，都是具有當時世界最高水平的法律制度，對中國後世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所以，西周法律制度是中國法制史學習的重點之一。

春秋時期處於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的前期，此時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破」，即西周所建立的家國一體的宗法制度，包括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個層面都受到否定和挑戰。

在法制方面，做攔以反對「罪刑擅斷」、要求「法布於眾」為內容的公布成文法運動勃然興起。

鄭國子產「鑄刑書」、鄧析著「竹刑」及晉國「鑄刑鼎」等，都是這一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二、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封建法制時代)

戰國以後的古代法制，一般是指戰國以後至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各主要封建王朝的法律制度，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475年至公元1840年這兩干余年的法制歷史。

自春秋以後，中國開始有了向全社會公布的成文法，從此，中國的法律開始由原來的不公開的狀態，過渡到以成文法為主體的狀態。

在從戰國到清代後期這兩千多年中，無論是法律理論、立法技術、法制規模，還是法律內容、司法體制等各個方面，都有了根本性的變化。

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法律文化」、「傳統法律制度」，其主體就是在這一時期形成、發展和成熟的。

根據法制發展狀況以及在整個法制傳承中所起的作用，我們可以把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劃分為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1．戰國時期。

這是由早期習慣法向成文法轉變的重要階如輪段。

戰國時期處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動盪、大變革時代的後半期。

而社會變革的許多重要成果，中國的許多思想文化精華都出自這個時期。

與春秋渣胡信時期相比較，戰國時期社會變革的重心在於「立」。

在法制方面，

「立」主要表現為以成文法為主體的新的法律體制開始在更大的范圍內、以更成熟的形式建立起來。

其中，戰國初年魏國李悝(音虧)制定的《法經》，就是戰國時期法制變革運動的代表性成果。

另外，在整個中國古代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兩大學術流派——儒家和法家的主要政治法律思想，也都在這一時期內成熟並在政治舞台上發揮廣泛的影響。

2．秦漢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成文法法律體系全面確立時期。

時間上包括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220年這段歷史時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中央集權為特徵的統一的專制王朝，確立了以後幾千年中國傳統政治格局和政治模式。

在指導思想上，秦代奉行的是法家學派的「法治」、「重刑」等理論，而且在實踐上貫徹得比較徹底，秦代的法律制度很自然地帶有明顯的法家色彩。

在中國歷史上，戰國時代和秦代是法家學派最活躍的時期，而法家理論得到完整的實踐，也僅僅是在秦代。

所以，從整個中國法制史上看，秦代法制特色是極為鮮明的。

自雲夢睡虎地秦墓竹簡出土以後，許多以前鮮為人知的秦代法律得以重現於世。

從這些珍貴文物資料中可以看出，秦代的法治觀念極深，法律制度也很嚴密。

在兩漢(西漢、東漢)時期，中國古代法制在秦代法制的基礎上得到了進一步發展。

從總體上看，漢代的法律制度呈現出階段性的特點。

也就是說，漢代法律體制，從風格上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

前期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前，主要是「漢承秦制」，就是在秦代留下的法律框架內進行局部改造，形成了一套與秦代法制有根本差別的法律體制；後期則是指在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在指導思想上接受儒家的理論，使儒學成為官方的、正統的政治理論，從此，漢代的法律制度在理論、制度上開始「儒家化」。

經過「儒家化」以後的法律制度，在許多方面不同於秦代及漢初的法家化的法律。

而且，漢代以後的中國古代法律，都是沿著漢代儒家化的方向逐步發展的。

所以，漢代法制在中國法制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3．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

這是中國傳統法制迅速發展的階段。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動盪的時代，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221年曹魏立國到公元581年隋文帝結束南北分裂、重新統一中國這段歷史時期。

在這段時間里，雖然政權快速變更，局勢持續動盪，但法律制度仍然在動盪的年代裡得到了巨大的發展。

首先，立法技術不斷提高，法律理論也有明顯發展。

其次，具體法律制度的儒家化得到加強。

一些重要的制度，比如「八議」、「官當」、「重罪十條」等已經成為成熟的制度。

這一時期法制的發展與進步，為隋唐之際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成熟奠定了重要基礎。

4．隋唐時期。

這是中國傳統法制的成熟、定型階段。

在時間上包括從公元581年隋代建立到公元960年宋代建立以前。

隋唐之際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鼎盛時期。

從夏代以後，經過近三千年的積累，中國古代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已經成熟，各種社會體制也進入了比較和諧的階段。

所以唐代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古代的頂峰。

這個時期的法律制度也是如此。

由於有幾千年的立法、司法經驗作基礎，隋唐的立法技術得以進一步提高，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優秀法典相繼問世。

在法律內容上，漢代中期開始的法律儒家化過程，持續了八百餘年，到隋唐時期終於結出了豐碩的果實，以《唐律疏議》的制定完成為標志，中國古代道德與法律的融合過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禮法結合」的過程基本完成，儒家學派的一些基本主張被精巧地納入成文法典之中，中國傳統社會的「法律道德化，道德法律化」的特徵，在隋唐法律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同時，經過幾千年的實踐探索，中國古代的司法體制、訴訟制度也在此時達到了很高的水平。

應該特別提出的是，以《唐律疏議》為代表的唐代法制，達到了中國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

《唐律疏議》也就成為中國古代法制、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在中國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所以，唐代法制、《唐律疏議》自然是學習中國法制史的一個重點。

5．未元明清時期。

這是中國古代法制走向極端專制的時期。

在時間上包括自公元960年北宋建立到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以前這段歷史時期。

宋代以後，中國的社會結構包括法律制度，在隋唐時期所確立的基本框架內，仍得到了很大的發展。

宋、明、清時期，基本法典仍是國家法制的基礎。

國家法律的基本精神、主體框架，仍然由《宋刑統》、《大明律》、《大清律》等基本法典確定，但是敕、條例等法律形式，在司法實踐中卻發揮著實際而具體的調節作用。

在封建社會後期，「律」規定著大原則，而「效」、「例」則從各方面進行補充和小幅度的修正。

作為大原則的「律」相對穩定，較少修改，而起實際作用的附屬立法，則因時因地頻繁修訂，此所謂「律垂邦法為不易之常經，例准民情在制宜以善用」(清朝祝松《刑案匯覽·序》)。

這種立法上的變化說明，在經過了幾千年的積累以後，到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統治者已經能夠更加嫻熟地運用各種法律手段來調節社會。

同時，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後，中國古代社會開始由盛而衰，一些封建社會體制所固有的矛盾不斷激化，導致整個社會體制開始扭曲。

隨著皇權不斷強化，中國傳統法制的重心也開始向維護皇權、加強專制的方向傾斜。

宋代的編效、明代的廷杖和宦官特務統治、明清之際盛行的「文字獄」等，都是這方面的具體反映。

此外，元代和清代帶有民族歧視性的和適用於少數民族地區的法律，也是這一時期法律制度的一個特點。

三、近現代法制

中國法制史的第三大部分，是近現代法制。

從公元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社會開始遭受西方列強的一連串的侵略和欺凌。

在內憂外患之中，中國社會也開始了艱難的轉變。

從法律上看，這種轉變的突出特徵是，存在了數千年的中國傳統法律體制、法律觀念開始瓦解，而近現代意義上的法律制度開始在中國土地上艱難地生長。

一般來說，中國近現代的法制變遷，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1．清末變法修律。

在中國，習慣上把1840年鴉片戰爭至1911年清代滅亡這段時間稱為「清末」。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由一個 *** 獨立的國家，淪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

在這段歷史時期內，雖然清代 *** 表面上繼續維持著對中國大部分地域的統治，但在一些沿海地區和通商口岸，實際上喪失了國家領土 *** (如在香港)，或是喪失司法管轄權(如在華領事裁判權)。

西方列強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確立，就是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一個法律表現。

同時，在1840年以後，特別是在清 *** 存在的最後十年(即1901至1911年)中，清 *** 被迫進行了范圍廣泛的法律改革，大量引進了西方近代法律學說與法律制度，對清代原有法律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造。

從此，中國的法制踏上了近代化之路。

清末法制變革是中國法制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的轉折點，從這時開始，中國由古代法律體制向近代法律體制過渡。

所以，清末變法這一部分也應該是學習、研究中國法制史的重點之一。

2．南京臨時 *** 時期。

1911年10月，中國爆發了著名的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南京臨時 *** 宣告成立。

在以孫中山為核心的革命黨人的領導下，南京臨時 *** 在很短的時間內進行了一系列立法活動，初步奠定了民國時期法制的基礎。

3．北洋 *** 時期。

1912年3月，袁世凱篡奪了中華民國政權，在北京建立了由北洋軍閥控制的中華民國北京 *** ，人們習慣上稱之為「北洋 *** 」。

北洋 *** 是軍閥政權。

為應付各種需要，北洋 *** 也曾進行了立法活動。

這些立法，在客觀上為以後南京國民 *** 的法制建設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4．南京國民 *** 時期。

從1927年到1949年，是 *** 建立的南京國民 *** 統治時期。

南京國民 *** 建立以後，也曾進行了廣泛的立法，頒布了大量的法律、法令以及判例、解釋例，形成了「六法體系」。

但 *** 政權的法律制度帶有明顯的雙重性特點，即便在立法上比較完善，在普通法領域比較規范，但在司法上極為黑暗，特別是在特別法領域，採用的是 *** 裸的暴政。

在通常的中國法制史體系中，1921年以後中國 *** 在各個革命根據地所創建的法律制度，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的法制發展，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其中，中國 ***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各個革命根據地創造性地進行了一系列立法建制的活動，取得了豐碩的法製成果，同時也留下了很多深刻的教訓。

⑽ 中國向近代法制轉型的阻礙因素

中國法治化進程中的阻礙
（一）傳統思想的羈絆
以孔子為創始者的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為本位，主張」禮治「和「德治」，即「人治」。儒家在禮與法的關繫上強調禮治，在德與法的關系中強調德治，在人與法的關系中強調人治。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成為思想意識形態的一極，後世無 針對法治中國的概念演進，學者指出，「法治中國」經歷了」從學術命題到政治命題「再到「憲法命題」的變化，參見韓大元：《簡論法治中國與法治國家的關系》，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3年第5期。 非是進行修補，並未對其根本產生動搖，這樣在中國歷史上獨霸兩千餘年。封建思想實質上就是儒家思想，它至今仍然在影響著現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生活，甚至影響法律等層面。物極必反，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單一的思]想模式，造就的政治法律文化，即為專制。
封建專制思想抑制了民眾的民主意識。在數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國一直是大一統的君主集]權國家。君主集權在中國具有獨特而悠久的歷史。由於長達兩千多年的君主集權統治，使封建專制思]想深深地植根於中國社會，使中國歷史上的多數學派和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尊君思想的影響，甚至出現了大批的絕對尊君論者。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民主意識很難形成，即使是在公眾心目中有所萌動，也會遭到傳統力量的無情扼殺，根本無法形成規模，更不用說成為「正統」思想。正是由於中國傳統觀念中遺留的專制思想過於濃厚，抑制了廣大民眾現代民主意識的產生和傳播，致使中國民眾現有的民主和民主參與能力離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客觀需要尚有一定的差距，成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一個制約因素。
（二）發展水平的限制
法治國家建立必須依賴的社會條件是經濟的市場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意識的科學化。而在我國城鄉經濟差距大，西部經濟相對落後，使得某些群體、地區法治化的進程緩慢，影響了全國的法治化進程。當然，隨著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小康建設的全面啟動，經濟問題已大有好轉，但仍然在特定的范圍內阻礙著法治的建設。
法是伴隨經濟的市場化而產生的，法治則是伴隨著高度的市場化而逐步產生形成的，市場經濟是法治形成的經濟基礎，經濟的市場化是法治建設的經濟動力。中國缺乏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因此，法治的生長受到了經濟基礎的嚴重製約。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中國共產黨必然會將我國的民主與法制建設推向更高水平。
（三）與國情缺乏磨合
中國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化被認為是屬於從西方引進來的，因此缺少本土文化資源的導向，甚至和本土文化中某些方面相矛盾。也就是說，公民思想一開始就缺少現代法治文化的潤澤，且法治文化的培養又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這與中國的現有國情缺乏必要的磨合，因此不能直接全面的實現中國法治化，導致公民缺乏法律意識，而法律意識要求包含的法律權力意識、法律權利與義務意識在中國公民的思想中也無法完整的找到。
（四 ）鄉鎮法治化發展不足
鄉鎮政府是我國最基層的政權機構，其作為一級執法組織，在實際生活中仍表現出「無限政府」的特徵。對鄉村社會民眾依法行使自己民主權利的過程及其結果，鄉鎮政府缺乏執法的嚴肅性和強制性，常常是以黨代政、以言代法、權法不分，從而形成了一種有法不依的現狀。這往往又影響了鄉村農民守法的主動性和自覺性。鄉鎮政權組織並沒隨改革開放的深入適時地轉變職能的觀念，其權力和職能無限擴張，使得農民的權利、利益和自由受到限制和控制；這樣，他們在運用和執行法律時，難免出現偏離和誤解，形似而質變，從而使得法律越接近基層越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