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法學譯叢

⑴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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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法制變革[J]，人文雜志，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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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寄簃文存•歷代刑法考•法學名著序[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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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張明楷的學術成就

論文總數約400餘篇
1.《新刑法與並合主義》中國社會科學 2000.1
2.《行政刑法辨析》中國社會科學1995.3.94-117
3.《Criminal Responsibility》Social Science in China 1995.1.101-111
4.《論刑事責任》中國社會科學 1993.2.143-155
5.《新刑法與法益侵害說》法學研究 2000.1
6.《「客觀的超過要素」概念之提倡》法學研究1997.3
7.《新刑法與客觀主義》法學研究1997.6.93-105
8.《犯罪概念探討》法學研究1989.3.44-48
9.《關於類推的幾個問題》法學研究1987.2.46-51
10.《教唆犯罪不是共犯人中的獨立種類》法學研究1986.3.42-44
11.《我國刑法沒有規定結合犯》法學研究1984.3.17-19
12.《論以危險方法殺人案件的性質》中國法學 1999.6
13.《關於增設背信罪的探討》中國法學1997.1.67-73
14.《論受賄罪的客觀要件》中國法學1995.1.74-82
15.《關於共犯人分類刑事立法的再思考》中國法學1993.1.96-104
16.《罰金刑若干問題的再思考》中國法學1991.4.98-105
17.《中國刑法の未遂理論》東京都立大學法學會雜志32卷1號，405-421,1991
18.《西德刑事法律的變遷》法學譯叢1989.5.40-45
19.《論修改刑法應妥善處理的幾個問題》中外法學1997.1.65-71
20.《如何認定窩贓、銷贓罪中的「明知」》法學評論1997.2
21.《論淫穢物品的認定》法學評論1995.1.72-76
22.《外國短期自由刑簡論》法學評論1991.2.81-83
23.《對刑法第170條的修改意見》法學評論1989.5.55-57
24.《淺論強奸罪的主體》法學評論1988.5.58-61
25.《英國刑法中共犯的幾個問題》法學評論1986.4.70-73
26.《行為結構與犯罪構成體系》法商研究1998.2
27.《正確處理粗疏與細密的關系 力求制定明確與協調的刑法》法商研究1997.1.12-17
28.《論綁架勒贖罪》法商研究1996.1.14-19
29.《論刑法的謙抑性》法商研究1995.4
30.《論刑法分則中作為構成要件的「情節嚴重」》法商研究1995.1.14-19
31.《論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回扣》法商研究1994.3.1-6
32.《犯罪預備中的「為了犯罪」》法學雜志1998.1.7-8
33.《簡論共同犯罪的立法完善》政治與法律1997.1.11-12
34.《英美刑法中關於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法學家1996.3
35.《大陸法系國家刑法中的故意》法學家1994.2.87-91
36.《德日刑法中的過失》法律學習與研究（法學家）1992.4.88-92
37.《簡評共犯的競合》法律學習與研究1991.2.62-64
38.《論疏忽大意的過失》法律學習與研究1989.1.47-52
39.《論性病患者賣淫、嫖娼罪》法律科學1992.2.40-42
40.《論虛假廣告的刑事責任》法學1994.10.26-29
41.《刑事政策的調整》法學1993.6.16-17
42.《對「能人」犯罪從輕追究刑事責任的根據》法學1992.7.22-24
43.《簡論非法持有毒品罪》法學1991.6.31-33
44.《論原因自由行為》河北法學1991.5
45.《刑事責任能力的若干問題》中南政法學院學報（法商研究）1994.1.55-58
46.《淺論毛澤東關於對罪犯實行「改造第一、生產第二」的思想》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3增刊，12-16
47.《德國刑法中的正當防衛》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3.1.58-63
48.《監督過失探討》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2.3.1-5
49.《商品經濟與經濟犯罪》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1.4.52-56
50.《對刑法分則第八章的修改意見》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1.3.53-59
51.《論犯罪的動機》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91.1.61-65
52.《再探犯罪未遂的特徵》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9.4.70-77
53.《試論介於罪與非罪之間的行為》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9.2.12-15
54.《論受賄罪的主客觀要件》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8.2.30-34
55.《論犯罪構成要件》中南政法學院學報1987.4.40-45
56.《刑法第140條「銷售金額」的展開》清華法律評論第2輯,177-197.1999
57.《危險犯初探》清華法律評論第1輯,118-142.1998
58.《大陸法系國家的因果關系理論》刑法論叢第2卷,270-296.1999
59.《論不作為的殺人罪》刑事法評論第3卷,256-277.1999
60.《芻議刑法面前人人平等》中國刑事法雜志1999.1.9-14 1.《刑法格言的展開》（第一版） 獨著 法律出版社 1999
《刑法格言的展開》（第二版） 獨著 法律出版社 2004
《刑法格言的展開》（第三版） 獨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3
2.《外國刑法綱要》（第一版） 清華大學出版社 1999
《外國刑法綱要》（第二版）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7
3.《未遂犯論》 獨著 法律出版社 1997
4.《市場經濟下的經濟犯罪與對策》獨著 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5
5.《刑法的基礎觀念》 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 1995.7
6.《刑事責任論》 獨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2.5
7.《犯罪論原理》 獨著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1.10
8.《行政刑法概論》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1.3
9.《刑法學》（第一版） 法律出版社 1999.7
《刑法學》（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2003．7
《刑法學》（第三版） 法律出版社 2007.8
《刑法學》（第四版） 法律出版社 2011.7
10.《法益初論》，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5
. 《法益初論》（2003修訂版） 獨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5
11.《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4.1
《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12.《日本刑法典》 獨譯 法律出版社1998.9
13.《詐騙罪與金融詐騙罪研究》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14.《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5月版
15.《刑法學》（第五版） 與曲新久、陳興良、王平、張凌、李芳曉合撰，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16.《刑事疑案探究》 主編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2
17.《刑事疑案演習》（一、二）主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9、2010
18.《刑法學教程》（第二、三版） 獨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7、2010
19.《刑法的私塾》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4 [01]程序上的刑民關系
[02]從生活中發現法
[03]瀆職罪中「徇私」、「舞弊」的性質與認定
[04]法治、罪刑法定與刑事判例法
[05]犯罪構成理論的課題
[06]非常時期的刑法機能
[07]論刑法的表述順序與行為結構
[08]商業賄賂、回扣及相關條款的法律性質
[09]實體上的刑民關系
[10]英美刑法中關於法律認識錯誤的處理原則
[11]置賄賂者於囚徒困境

⑶ 費安玲的主要學術成果

1、《論著作權的繼承客體》，載《福建論叢》1986年第1期，獨撰
2、《論經濟體制改革與法人制度》，載《函授與教學》1986年第1期，獨撰
3、《論房地產相鄰關系》，載《中國房地產》1987年第1期，獨撰
4、《民法通則概念辨析》，載《律師與法制》1987年第1――6期，獨撰
5、《論作者在著作權法中的地位》，載《政法論壇》1987年第4期，獨撰
6、《刑法與民法的一個沖突點――出版權的剝奪與不受保護》，載《政法論壇》1993年第2
期，獨撰
7、《羅馬法研究在中國的態勢與展望》，載《比較法研究》1994年第4期，獨撰
8、《羅馬法國際研討會綜述》，載《中國法學》1994年第6期，合撰
9、《論羅馬法中的「財產合算」制度及其對後世民法的影響》，載《羅馬法·中國法與民
法法典化》（論文集），1995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獨撰
10、《論編繪性地圖作品的法律特徵》，載《著作權》1995年第2期，獨撰
11、《La tutela giuritica dei diritti d』autore in Cina ed in parti colare la tutela giuridica dei
softuare》，Italia, 1997， 1， 合撰
12、《1942年義大利民法典的產生及特點》， 載《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獨撰
13、《1942年<義大利民法典>之探研》，載《民商法論叢》第10卷，1998年，獨撰
14、《論合同法中的附隨義務》，載《當代司法》1999年第3期，獨撰
15、《論保證人的抗辯權》，載《政法論壇》2000年第1期，獨撰
16、《中國保險投資監管法律制度研究》，在《北京商學院學報》2000年第1期，合撰，再載於《人大復印資料》經濟類2000年第5期
17、《國外保險中介制度模式比較研究》，載《北京金融》2000年第5期，合撰
18、《論擔保的獨立合同》，載《民商法縱論》，2000年，中國法制出版社，獨撰
19、《保險投資 監管法律要跟上》，載《中國保險報》1999年11月5日，獨撰
20、《保證人抗辯權及其羅馬法溯源》，載《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物權與債權
之研究》（論文集），2001年11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獨撰
21、《對中國保險市場現狀與對策的研究》，《中國商業保險》，2001年第4期（2001年8月）
22、《條款費率期盼變革》，載《中國證券報》2002年10月14日，合著
23、《論保險條款費率的市場化》，《中國高新技術企業》2002年第5期
24、《品牌創設的客觀環境和主觀因素》， 載《人民日報》（第三版，理論版）2002，11，29，獨作
25、《不動產徵收制度的私法思考》， 《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獨撰，《人大復印資料》轉載
26、《論修改後的《著作權法》對作者權利保護的強化》， 《中國法律》2003年第1期，獨撰
《La recente riforma della legge sul diritto d』autore in Cina. Riflessioni su alcuni problemi》（義大利文）， 義大利法學學術刊物Diritto e Storia，第2期，2003年3月，獨撰
28， 《對物權中先取特權一般規則的立法思考》，載《制定科學的民法典——中德民法典立法研討會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3月版，第519頁，獨撰
29, 《The China Insurace Market From 1980 to Now》, Risk Management Review N.9 2002, Singapore 合著
30、《50 anni di evoluzione del diritto matrimoniale e di famigli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DIRITTO CINESE E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2003, 10 獨撰
31、《Il pluralismo linguistico della Cina moderna e le sue basi costituzionali》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2004 , 17 MUCCI EDITORE 獨撰
32、《不動產相鄰關系與地役權若干問題的思考》， 《江蘇行政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獨撰，《人大復印資料》轉載
33、《不動產徵收法律制約論》，載江平主編《中美物權法的現狀與發展》第177-197頁，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獨撰
34、《論私權理念與城市私房拆遷的立法》，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5期，獨撰， 《人大復印資料》2005年第一期轉載
35、《人：羅馬法與近現代民法典研究的連接點》，載《羅馬法與現代民法》第四卷（2004年10月），獨撰
36、《論著作權的正當性——歷史的透視與權利要素理論的思考》，獨撰
37、《中國保險監管基本制度研究》（日文），載日本早稻田大學《比較法學》38卷第3期（2005，7），獨撰
38、《論著作權法理念與數字圖書館利益的維護》，載《中國版權》2005年第1期，獨撰
39、《對機動車第三人責任強制保險條例（草案）的修改建議》，載《中國保險報》2005年1月28日理論版 獨撰
40、《Recenta reforma a legii dreptului de autor din China Reflectii asupra unor probleme》, STUDII JURIDICE ALESE 「Ad nonrem Ion Dogaru」, Editura AII Beck, Bucuresti, Romania, 2005, 5 470-488pp. 獨撰
41．《公眾享有不動產登記簿查閱權》，載法制日報2005年7月20日理論版，獨撰
42．《對侵害事業法人合法權益承擔民事責任的專家評析》，載法制日報2005年7月20日，法律人專版。獨撰
43．《法人作為著作權原始性利益人的理論思考》，載《私法的理念與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第283-307頁，獨撰
44．《經濟生活中的法律視角》，載法制日報2005年9月21日理論版，獨撰
45．《論著作權的權利體系構成的制度理念》，載《科技與法律》2005年第2期，獨撰
46．《非物質文化遺產法律保護的基本思考》，載《江西社會科學》2006年第5期，獨撰
47．《中國保險法修改之理論研究》（日文），載日本《比較法學》（第39卷，2006年第3期），合作
48．《現有法律管得好博客著作權》，載《法制日報》2006年4月19日理論版·民商法評，獨撰。
49．《土地立法與農民權益》，載《洪範評論》2006年第2輯（2006年6月）第18-21頁，合。合作
50．《論受益人及其權利維度》，載《保險研究》2006年第8期，合作
51．《法學本科課程設計思維中的教育目的之透視》，獨撰
52. 《擔保人抗辯權之析》，載《2006中國擔保論壇》第492-505頁，經濟科學出版社2007年2月版，獨撰
53. 《論我國立法對信息網路傳播權的限制》，載《中國版權》2007年第2期，獨撰
54．《不動產與動產劃分之羅馬法與近現代法分析》，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4期，獨撰
55．《建築所有權與以該建築為主畫面的作品著作權之利益沖突的解決》，載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中國案例指導》2007年第1輯，法律出版社，2007年6月， 獨撰
56． I regimi proprietari in cina: la nuov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in Quaderni costituzionali, 2007. n. 3 p. 641-644.獨撰
57．《論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洲債法趨同之羅馬法基礎》，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1期，獨撰
58．《論防止知識產權濫用的制度理念》，載《知識產權》2008年第5期，獨撰
59．《Gli sviluppi storici del diritto cinese dal 1911 fino ad oggi. Lineamenti si una analisi relative al diritto privato》,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Rivista di diritto dell』intergr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in Europa e in America latina) 23/2007(2008年 7月), 111-130頁， MUCCI EDITORE 獨撰
60．《論<物權法>中強制轉讓物權的法律維度》，載《北方法學》2008年第3期，獨撰，《人大復印資料》2008年第10期轉載
61.《I limiti alla trasmissione di informazioni vai internet nel diritto cinese》,載Regimi e tutela della proprieta』 interllettuale in Cina, A cura di Marina Timoteo, Tiellemedia Editore, 2008,9 獨撰
62. 沖突、保護與發展——論中國立法中對外觀設計的專利保護（韓文發表），載於《法學論叢》第21卷第1號（KOOKMIN LAW REVIEW, Vol. XXI, No.1[2008]），2008，8，獨撰
63. 《羅馬法中遺囑意思表示規則之探究及現代法之繼受》，載日本《Waseda Proceedings of Comparative Law》(《早稻田大學比較法研究所講演記錄集》)Vol.11(2008)，（2009年3月出版），第185-195頁，獨撰
64. 《論應收賬款質權之實現》（合作），載《河南大學學報》2009年第4期
65. Il trasferimento coattivo dei diritti reali, pp.293-306, Le nuove leggi cinesi e la codificazione — l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TIELLEMEDIA EDITORE, 2009,5 (義大利文) 獨撰
66. 《災後重建之法律問題研究——以「5.12汶川地震」災後重建為觀察視角》，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09年第一期，合作
67． 《羅馬法對所有許可權制之探微》，載《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3期，獨撰
68. 《義大利著作權法》（譯文，合譯），載《十二國著作權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
69.Responsabilita』 giuridiche per protezione dell』ambiente ne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economica del BRICS, 載於《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БРИКС》 САИКТ2011，第107-115頁，獨撰
70. 《羅馬法:中國法治建設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載《中國社會科學報》第313期，2012年6月6日，獨撰
71.《論銀行格式保證條款中的保證人權利救濟》，合著，載《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72. 《Institutional Thinking on the Preventio of IPR Abuse》，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13第1期，獨撰
73. On 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載《CHINA LEGAL SCIENCE》，2013年第1期，獨撰
*《職務作品及法人著作權主體資格若干問題之探討》，1990年全國版權理論研討會大會指定宣讀論文，論文中對法人為著作權主體的問題及其立法建議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見解，該見解被立法機構所接受。 1、《著作權的保護》，載《外國法學譯叢》1985年第1期。從俄文獨譯
2、《蘇聯著作權代理公司章程》，載《版權參考資料》1985年。從俄文獨譯
3、《羅馬法律制度中的契約外責任》，載《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論文集）》，1995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從義大利文合譯
4、《婚姻》
5、《單純合意即形成債：論羅馬債法中的合意主義》，載《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物權與債權研究》，2001年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從義大利文獨譯 1、《民法大全選譯·家庭》，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從拉丁文獨譯
2、《民法大全選譯·遺產繼承》，從拉丁文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3、《義大利民法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從義大利文合譯
4、《民法大全選譯·婚姻、家庭與遺產繼承（拉漢對照本》，從拉丁文獨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5、2004年版《義大利民法典》，第一譯者，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11月
6、《民法大全選譯· 物與物權》（第二版），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合譯
7、《義大利著作權法》（譯文，合譯），載《十二國著作權法》，清華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 1、《羅馬繼承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獨撰
2、《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講析》，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91年版，合著
3、《民法學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合著（後再版兩次）。
4、《民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合著
5、《民商法實務研究·著作權卷》，山西經濟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副主編
6、《當代司法體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合著
7、《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精解》，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合著，副主編
8、《知識產權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合著
9、《著作權案例教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獨編著
10、《民法精要》，中國政法大學教務處印刷，1999年版
11、《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物權和債權之研究》，執行主編，2001年11月
12、《各國保險法律制度對比研究》，中國金融出版社，2001年12月，合著
13、《委託、贈與、行紀、居間合同案例評析》，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11月，主編
14、《委託、贈與、行紀、居間合同實務指南》，知識產權出版社2002年11月，主編
15、《著作權法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6月，獨著
16、《知識產權法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7月，主編
17、《知識產權法案例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8月，主編
18、《法律基礎》（修訂版），合作，北京出版社，2003年8月
19、《比較擔保法——以德國、法國、瑞士、義大利、英國和中國擔保法為研究對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
20．《私法的理念與制度》，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
21．《民法案例教程》，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7月
22．《知識產權法教程》（修訂版），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5年8月
23．《知識產權法案例教程》，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2月
24．《知識產權法案例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2006年6月
25．《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精解》，副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3月
26．《中國物權法教程》，副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3月
27．《學說匯纂》，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4月
28．《知識產權法學》（高等政法院校規劃教材），第一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版
29．《民法學》，參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10月
30.《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物權法、侵權行為法和商法之研究》，執行主編，2008年5月
31．《中國物權法教程》（修訂版），副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8年1月版
32.《學說匯纂》第2卷，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年5月版
33.《羅馬私法學》，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6月版
34.《防止知識產權濫用法律機制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9月版
35.《物與物權》（羅馬法原始文獻翻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版
36. 《從羅馬法走來》，第一作者，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5月版
37．《中國侵權責任法教程》，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0年5月版
38. Pluralismo linguistico e costituzioni—Un'analisi comparata，ALPHA BETA, 2004
39. 《著作權權利體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為主線的理論探討》，（獨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
40. 《羅馬法、中國法與民法法典化（文選）——從古代羅馬法、中華法繫到現代法：歷史與現實的對話》，執行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8月
41.《學說匯纂》第3卷，主編，知識產權出版社，2011年8月版
42.《民法總論》，第一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8月
43.《物權法》，第一作者，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11月
44.《家庭暴力防治法制度性建構研究》，合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10月
45.《學說匯纂》第4卷，主編，元照出版公司，2012年12月
46.《信用擔保人權利救濟研究》，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1．《著作權權利體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為主線的理論探討》，（專著，獨著），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1年6月版
2.《羅馬繼承法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3．《著作權法教程》，知識產權出版社2003年版
4.《信用擔保人權利救濟研究》，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5．《比較擔保法——以德國、法國、瑞士、義大利、英國和中國擔保法為研究對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6．《1942年<義大利民法典>之探研》，載《民商法論叢》第10卷，1998年
7．《論保證人的抗辯權》，載《政法論壇》2000年第1期
8．《不動產徵收制度的私法思考》，《政法論壇》2003年第1期
9．《論私權理念與城市私房拆遷的立法》，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5期
10．《論著作權的正當性——歷史的透視與權利要素理論的思考》，載《科技與法律》2004年第4期
11．《法人作為著作權原始性利益人的理論思考》，載《私法的理念與制度》，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
12．《論著作權的權利體系構成的制度理念》，載《科技與法律》2005年第2期
13．《法學本科課程設計思維中的教育目的之透視》，載《中國法學教育研究》2006年第4期，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14．《不動產與動產劃分之羅馬法與近現代法分析》，載《比較法研究》2007年第4期
15．《論歐洲一體化進程中歐洲債法趨同之羅馬法基礎》，載《比較法研究》2008年第1期
16．《論防止知識產權濫用的制度理念》，載《知識產權》2008年第5期
17．《論<物權法>中強制轉讓物權的法律維度》，載《北方法學》2008年第3期
18.《羅馬法對所有許可權制之探微》，載《比較法研究》2010年第3期 1、La tutela giuritica dei diritti d』autore in Cina ed in parti colare la tutela giuridica dei
softuare， Italia, 1997， 1， （義大利文）
2、La recente riforma della legge sul diritto d』autore in Cina. Riflessioni su alcuni problem，Diritto e Storia，2003，2（義大利文）
3、50 anni di evoluzione del diritto matrimoniale e di famiglia della Repubblica Popolare Cinese，
DIRITTO CINESE E SISTEMA GIURIDICO ROMANISTICO, 2003, 10 （義大利文）
4、Il pluralismo linguistico della Cina moderna e le sue basi costituzionali，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2004 , 17 MUCCI EDITORE （義大利文）
5、Recenta reforma a legii dreptului de autor din China Reflectii asupra unor probleme，STUDII JURIDICE ALESE 「Ad nonrem Ion Dogaru」, Editura AII Beck, Bucuresti, Romania, 2005, 5 470-488pp.（羅馬尼亞文）
6、 I regimi proprietari in cina: la nuov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in Quaderni costituzionali, 2007. n. 3 p. 641-644.（義大利文）
7、Gli sviluppi storici del diritto cinese dal 1911 fino ad oggi. Lineamenti si una analisi relative al diritto privato, Roma e America. Diritto Romano Comune (Rivista di diritto dell』intergrazione e unificazione del diritto in Europa e in America latina) 23/2007(2008年 7月), pp.111-130， MUCCI EDITORE （義大利文）
8、I limiti alla trasmissione di informazioni vai internet nel diritto cinese，Regimi e tutela della proprieta』 interllettuale in Cina, A cura di Marina Timoteo, Tiellemedia Editore, 2008,9（義大利文）
9、 沖突、保護與發展——論中國立法中對外觀設計的專利保護（韓文發表）KOOKMIN LAW REVIEW, Vol. XXI, No.1[2008]），2008，8（韓文）
10、The China Insurace Market From 1980 to Now, Risk Management Review N.9 2002, Singapore（英文）
11、Il trasferimento coattivo dei diritti reali, pp.293-306, Le nuove leggi cinesi e la codificazione — la legge sui diritti reali TIELLEMEDIA EDITORE, 2009,5 （義大利文）
12、《中國保險監管基本制度研究》，載日本早稻田大學《比較法學》38卷第3期（2005，7）（日文）
13、《中國保險法修改之理論研究》（日文），載日本《比較法學》（第39卷，2006年第3期）
14、Responsabilita』 giuridiche per protezione dell』ambiente nello sviluppo della cooperazione economica del BRICS, 載於《ПРАВОВЫЕ АСПЕКТЫ БРИКС》 САИКТ2011，第107-115頁,（義大利文）
15、Institutional Thinking on the Preventio of IPR Abuse，載《中國社會科學》（英文版）,2013第1期，（英文）
16、 On 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roman law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載《CHINA LEGAL SCIENCE》，2013年第1期，（英文）

⑷ 《萬國法》出現的歷史背景及其影響

民國時期，是中國近代法學的奠基時期。該時期，不僅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專著，如王世傑、錢端升著《比較憲法》、胡長清著《中國民法總論》、黃右昌著《羅馬法與現代》、楊鴻烈著《中國法律發達史》、程樹德著《九朝律考》、瞿同祖著《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等，也推出了約四百餘種外國法學譯著，如穗積陳重的《法律進化論》、孟羅·斯密的《歐陸法律發達史》等，它們是中．國近代法學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令人擔憂的是，由於出版年代久遠，這批譯著日漸散失，即使少量保存下來，也因當時印刷水平低下、紙張質量粗劣等原因，破爛枯脆，很難為人所查閱。同時，這些作品一般也都作為館藏書，只保存於全國少數幾個大的圖書館，一般讀者查閱出借也很困難。
鑒於上述現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高瞻遠矚，關愛學術，策劃並決定對民國時期(包括少量清末時期)的譯著進行整理、篩選，以「中國近代法學譯叢」的形式重新點校、勘校出版，以拯救民國時期法學遺產，滿足學術界以及法律院校廣大師生學習和研究的需要。
本譯叢主要整理點校、勘校出版民國時期國人翻譯出版的外國經典法律名著。
《萬國公法》於一八六四年刻印之後，雖曾有過幾次重版，但總的來說印數不多。經過一百三十八年的歲月磨難，該書已經很難看到，不僅是廣大的訊者，即使是法學甚至是國際法學專業的研究人員，也是難於查閱到此書。
本書點校所依據的底本，為華東政法學院圖書館所藏北京崇實館一八六四年的刻印本。

⑸ 查閱史尚寬先生、王澤鑒先生、我妻榮先生、米健老師主持的德語譯叢中包括梅迪庫斯等人的民法相關著作

史尚寬先生的書經典不過台灣民法修過後有些過時了，個人推薦王澤鑒的學說判例8本還有債原，民法思維，民總，不當，侵權，外加2013新出的人格權法，北大出版社的，民法概論就不要看了，至於我妻先生的書嘛，我建議不要買了，（如果你是珍藏的話）我妻的那套中譯全套固然經典，但很多的是60年代出版的，現在日本正在准備債權法修改，很多都變了，日本現在流行的是內田貴的四卷本，可惜只有日文版。至於德語譯叢的話，美迪酷似的還行，最好入請求權基礎和德國民法通論，還有新出的德國新債法。綜上，王澤鑒的最適合不過了。順便可以入中國政法大學2002年到2006間引進的台灣民法書，如黃立的債編各論。
ps，有條件搞本小六法。
這么詳細了給點分吧

⑹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法學譯叢包含哪些書

同類相食與普通法 / 共1冊
平裝定價：￥64.00
著者：[英] A.W.布萊恩•辛普森 譯者：韓陽

正義法攜脊鍵的理論 / 共1冊
平裝定價：￥69.00
著者：[德] 施塔姆勒 譯者：夏彥才

日本社會福利法制概論 / 共1冊
平裝定價：￥38.00
著者：[日] 桑原辯巧洋子 譯者：韓君玲，鄒文星

司法倫理 / 共1冊
平裝定價：￥40.00
著者：[日] 森際康友 譯者：於曉琪，沈軍

公正的審判 / 共1冊
平裝定價：￥25.00
著者：[美] 戴維•J.博登海默 譯者：楊明成，賴靜

少年司法的一個世紀 / 共1冊
平裝定價：￥62.00
譯者：高維儉 編者：[美] 馬格麗特•K.羅森海姆，[美] 富蘭克林•E.齊姆林 ，[美] 戴維•S.坦嫩豪斯，[美] 伯納德•多恩

知識財產法哲學 / 共1冊
平裝定價：￥30.00
著者：[澳] 彼得•德霍斯 譯者：周林

法律的限度 / 共1冊
平裝定價：野寬￥22.00
著者：[美] 尼爾•K.考默薩

⑺ 季衛東的主要著作

《現代中國的法制變遷》（東京∶日本評論社，2001年）
《憲政新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增補本，年）
《中國審判的構圖》（東京：有斐閣，2004年）
《正義思考的軌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
《秩序與渾沌的臨界》（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
《現代中國法制變遷的多元景觀》（單著，東京：日本評論社，即將出版）
《法治秩序的建構》（單著，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
《超近代的法--中國法律秩序的深層結構》（單著，京都：米內爾瓦書房，1999年）
《讓正義遍及世界--法律教育、律師業務以及共同體》（合著，美國佛蒙特：阿什葛特有限出版公司，1999年）
《中國的人權與法》（合著，東京：明石書店，1998年）
《多維的法文化》（合著，京都：晃洋書房，1998年）
《最新教科書·現代中國》（合著，東京：柏書房，1998年）
《何謂亞洲價值》（合著，東京：TBS不列顛網路全書出版社，1998年）
《研究開國》（合著，東京：富士通書籍社，1997年）
《現代中國的人權保障》（合著，東京：信山社，1996年）
《亞洲法的環境》（合著，東京：成文堂，1994年）
《現代法社會學入門》（合著，京都：法律文化社，1994年）
《當代法學名著譯叢》（合編，已經刊行9卷，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
《非西方各國的法社會學》（合著，西班牙歐尼阿逖：法社會學國際研究所，1993年）
《中國的開發與法》（合著，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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