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立法學論文

❶ 要論文答辯了，環境保護法方面的題目，誰能幫幫我給高分。

http://www.envir.gov.cn/law/envir.htm 這是環境保護法的內容。
我國目前的環境保護法能凈化我們的生存環境。

我國現行的《環境保護法》是1989年通過的，距今已有16年。在如此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的經濟和法制都有了長足的發展，原有的《環境保護法》在大的方面已經不能適應現在的經濟體制和社會理念，也不能應對現在的環境狀況。因此，需要對現行《環境保護法》進行全方面的審視和評判，以促成其及時修訂。

本文擬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對現行《環境保護法》進行評價，指出其不足之處，並提出完善意見。

在宏觀上，我國現行《環境保護法》主要存在著價值觀、法律地位和基本內容三方面的問題。

首先，在價值追求上，應該從協調發展轉變為可持續發展。現行《環境保護法》的第一條敘述了該法的立法目的，即「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這就將立法目的的落腳點放在了經濟目的上。既然環境保護的目的就在於經濟建設，則當環境效益與經濟效益特別是暫時的地方的經濟效益相矛盾時，人們在實踐中往往出於逐利的本性犧牲環境以求得經濟的發展。這也就是發達國家走過的已經被實踐證明代價高昂的「先污染、後治理」的發展道路。因此，該條規定的立法目的有失偏頗。

該法在第4條規定：「國家制定的環境保護規劃必須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國家採取有利於環境保護的經濟、技術政策和措施，使環境保護工作同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相協調。」這一規定體現的「協調發展觀」雖然在當時是比較先進的，但是現在看來，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要求了。

眾所周知，當今社會在發展上面的主流思想已經是可持續發展。早在1987年聯合國就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之後，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逐漸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認同與接受。中國的執政黨也提出了與可持續發展實質一致的科學發展觀。發展已經不僅僅指經濟指標的增長，而是包括生態、經濟和社會等方面；也不僅僅是本代人的發展，也考慮後代人的權益和發展。

協調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的區分決不僅僅是字面的差異，實質上是不同性質的發展觀的體現。協調發展雖然也考慮了環境因素，但基本上是把環境保護作為一種工具性的工作，以保證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的正常進行，而非作為價值性目的，沒有認識到環境和生態本身所具有的價值。

正因為整個環境法的價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環境保護法在許多具體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實踐中許多地區實際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後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國環境形勢依然嚴峻，相當多的地區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改變，有的甚至還在加劇，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成為危害人民健康、制約一些地方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應當明確宣示可持續發展原則，修改《環境保護法》的立法目的為「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環境污染、破壞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維護環境權益，提高環境質量，促進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在《環境保護法》的具體制度設計中都要以可持續發展作為指導思想。

其次，在基本內容上，現行《環境保護法》基本局限於污染防治，關於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很少且含糊。關於自然資源保護的內容，在法律條文上體現為現行《環境保護法》的第三章「保護和改善環境」。從條文數量上看，只有8個條文；從法律規范的角度看，這些規定都比較抽象和籠統，多是原則性的規定，沒有具體的權利義務規定。只泛泛地規定了主體（該章中主要是政府）應當如何行為，卻完全沒有規定否定性法律後果。例如，環境保護法第16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對本轄區的環境質量負責，採取措施改善環境質量」。沒有規定政府不負責的處罰措施。因此，屬於不完全的法律規則，從法律實施效果上分析的話，幾近形同虛設。

忽視自然資源保護的弊病還體現在一些環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時」制度尚僅限於污染防治，不利於整體環境保護。目前的環境影響評價制度也有同樣的局限性。

環境和資源本來就是聯系緊密的兩個要素。在環境科學中，環境和自然資源是統一的。首先，環境與自然資源都是以物質或能量的方式出現並存在於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類生存、發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質條件。其次，環境是以自然資源為主要實物載體和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資源為主體的眾多環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規則和體系所組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集合體；而自然資源則相應的是自然環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現形式，是自然環境這一整體中的最重要的局部。從該種意義上來說，「環境是自然資源的來源和存在處所，自然資源是環境要素的物質體現。環境就好比是自然資源再生產的工場，環境質量的好壞直接關繫到自然資源再生產能力的好壞。」因此，將此二種客體融合起來，由同一部基本法進行調整，有利於環境的整體保護。環境保護也決不僅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決的。將二者相統一，還可以從立法層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資源保護在執法過程中的相互分離和矛盾，促進環境保護總目標的實現。

最後，在法律地位上，現行《環境保護法》的處境比較尷尬。按照《環境保護法（試行）》立法時的設想，當時即將《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法。據1979年制定《環境保護法（試行）》的立法文獻記載，「將環境保護法作為環境保護的基本法，主要是規定國家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基本方針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體的規定，則將在大氣保護法、水質保護法等具體法規和實施細則中去解決。」 若充當環境保護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內容上加以體現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證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說，《環境保護法》需要具有國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現行的《環境保護法》並不是由全國人大通過的，而只是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這樣，它並不屬於我國立法體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環境保護法》與本來應屬於同一等級的《刑法》、《民法通則》、《行政訴訟法》等法律相比較，就處於低一等級的處境。而與本領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環境資源保護單行法處於同一效力等級，不具備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無法實現與其他部門法的平等對接，又無法從法律體繫上統領環境資源法。

將《環境保護法》作為一項基本法，並不是出於環境法研究者的一廂情願，而是出於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及其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環境保護是整個國家、社會和公民生活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關系和問題，屬於國家、社會和公民生活中特別重要的問題。從立法學上看，已經具備了基本法律的性質。並且環境保護是我國的基本國策。因此，從其內容的重要性上也應當使《環境保護法》具備基本法的地位。

因此，在修改《環境保護法》時，應當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從立法程序上保證其基本法地位。

在微觀層面上，現行《環境保護法》在環境保護法基本原則，環境保護基本制度，環境權確認和保護以及環境保護法律實施和救濟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處。

現行環境保護法規定的一些基本原則已經過時。《環境保護法》第24條規定了「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從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該原則僅適用於污染治理領域。而現實的環保工作已經涵蓋了污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保護等各個方面。並且國務院《關於環境保護若干問題的決定》規定了更為全面和科學的「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原則。但是，該決定僅僅是一個行政法規的規定，效力等級太低，使得該原則無法作為整個環境資源法的基本原則來指導環境於資源保護工作。第6條略微體現了環境責任原則，但是只是從單位和個人對污染和破壞環境行為的檢舉權角度來暗含的，沒有明確規定，並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於環境污染和破壞行為，而未包括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行為；主體限於生產者，而未及消費者和監管者。因此，應當整合第24條和第6條的規定的精神，並以當今先進的環境法理念為指導，確定環境責任原則，該原則涵蓋了污染者付費、利用者補償、開發者保護、破壞者恢復、消費者最終承擔、受益者負擔和主管者負責等子原則。《環境保護法》第8條規定：「對保護和改善環境有顯著成績的單位和個人，由人民政府給予獎勵。」這體現了鼓勵參與環境保護的原則。但是，該規定對於調動公眾積極性是十分不夠的。應該規定在確立公民環境權的基礎上全面而切實的規定公眾參與原則，其內容應包括：建立環境重大事項公眾意見徵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過程中的公眾參與保障；對於社會團體開展環保工作的法律保護機制等。再如前述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相協調原則應該修正為可持續發展原則。

在基本制度方面，現行環境保護法確立的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適用面過於狹窄等問題。之所以說不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是因為現行環境法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主要強調命令加控制的手段來解決環境問題。盡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積極作用，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如環境保護部門經費不足、人力資源缺乏、手段單一、程序不完備甚至尋租等。 隨著經濟發展，污染問題帶來的社會矛盾已經日益明顯，環境保護工作已經不能靠簡單的行政命令式、事後制裁型的模式進行，而應該更多地採取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計劃經濟手段由於沒有將主體的環保努力與其經濟利益聯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擴展，又不能驅動主體減少排放量。現行環境保護法確立的環境保護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費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和「三同時」制度。下面就具體的各個制度逐一分析。我國現行的排污收費制度實際上實行的是雙軌制，即對水污染和大氣污染實行的是排污即收費制度，而對於其他環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標才收費。「在實際工作中，經常發現有些法律規定跟不上形勢需要的情況，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問題。如超標排污是否構成違法的問題，我們認為超標排污就是違法，不能以繳費代替。但現在法律規定是超標繳費，並不予以處罰。這就難以禁止超標排放污染物的問題，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環保工作形勢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費僅限於企事業單位，而未對黨政機關、人民團體和個體工商戶以及居民家庭徵收排污費；收費標准僅有濃度，而無量的標准，不利於環境保護。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決定權的歸屬不合理。環境保護法第29條第2款規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轄的企業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決定。市、縣或者市、縣以下人民政府管轄的企事業單位的限期治理，由市、縣人民政府決定」。首先，決定權由政府而非環境保護部門行使，會造成政府出於經濟效益的考慮而執行不力；再者，污染項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級政府決定，會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無力及時處理小規模的污染項目。環境影響評價制度存在的問題有二：首先，該制度適用范圍僅限於污染防治領域，應該擴大到生態保護領域；其次，目前的環評執行時間在可行性研究階段，而在項目立項之後。在實踐中，政府部門一旦立項，並開展了相關工作，出於慣性就很難因為環境保護而取消項目，而從經濟學角度，先立項再環評，不通過再撤銷，會造成社會財富的極大浪費。因此，應該在立項之前就進行環境影響評價。環境法第26條規定了「三同時制度」，存在的問題一是適用范圍過窄；二是未解決分散治理與集中控制的矛盾。應該明確規定項目已執行「三同時」制度，還應參與集資建設集中處理設施。

我國現行法律（包括環境保護法）沒有明確規定環境權。只是在有關法律條文中推出環境權的內容，如現行《環境保護法》第6條和《民法通則》第83條的規定等。 環境權是一種自然權利和法律規定的新型人權，是公眾行使參與權的基礎，因為公眾行使程序上的參與權，必須有實體法上的環境權的支撐。所以，應該修改《環境保護法》，明確規定公民享有環境權，即公民擁有享有良好、舒適環境的權利和承擔保護環境的義務。為保證環境權的實現，同時賦予公民和有關社會組織享有環境知情權、環境參與權和環境索賠權。環境知情權包括了解、掌握環境公共信息（如環境狀況公報、空氣質量日報等）和環境個別信息（如某個污染企業的排污數據等，包括國家環保總局要求的污染嚴重企業公開其環境信息）的權利；環境參與權包括參與國家環境管理的預測和決策、參與資源開發利用的環境管理和制度的宣傳和實施公益性環保活動及對環境管理機關的監督；環境索賠權亦稱環境請求權，包括向有權機關請求取消或停止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項目及其運營，並有權向法院提起環境損害賠償訴訟等。

在環境保護法的執行保障上，存在著行政管理許可權設置不科學、環境執法強制力不夠、政府責任不清晰、環境違法的法律責任規定過輕且不明確

環境保護法第7條規定：「國務院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國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對本轄區的環境保護工作實施統一監督管理。國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門、港務監督、漁政漁港監督、軍隊環境保護部門和各級公安、交通、鐵道、民航管理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環境污染防治實施監督管理。縣級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礦產、林業、農業、水利行政主管部門，依照有關法律的規定對資源的保護實施監督管理。」該條規定實際上對權力的界限的規定十分模糊，也沒有規定權力行使的程序，沒有部門權力沖突時的解決方案。因此，極易出現有好處的事項各部門爭著管轄，反之，則相互推諉的情形的出現，與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沖突。環境保護法第7條規定的我國環境監督管理體制可概括為：中央與地方分級管理；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統一監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關部門監督管理，即分管。這種雙重管理體制，容易造成環境監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護干擾的情形；且環保部門作為環境統一監管部門與政府其他部門的職責許可權尚未劃清，缺乏協調機制。

《環境保護法》第45條規定：「環境保護監督管理人員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行政主體的行政責任規定得十分模糊。由於未明確規定環境權，因此環境責任制度也不完善。應該明確規定責任的構成要件和法律後果，規定環境法律責任的社會性、公益性判斷標准。在環境行政監管方面，環境法沒有賦予環境保護行政機關與行政處罰權相應的強制權力。由於沒有行政強制手段導致執法不力，不能及時排除污染。例如罰款、責令停止建設、生產或者關閉等的執行必依賴於法院，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既費時又不經濟，也難以提高辦事效率，並有可能對環境造成不可彌補的損害。因此，為了樹立環保執法權威，嚴格環保執法，必須建立環保行政強制手段。

《環境保護法》第5章共11條規定了環保法律責任。但是，這些規定都不具體明確。一般表述為「可以根據不同情節，給予警告或者處以罰款」「根據所造成的危害後果處以罰款」等，法律後果十分不明確。法律責任的追究應嚴格依據法律對責任構成要件的規定，規定不明確的法律責任條款實際上會造成對違法行為難以追究法律責任的後果。該章對法律處罰的規定也過輕。應該修改法律責任這一章，明確規定各種環境違法行為的構成要件和法律後果，在處罰力度上要與行為相符合。

綜上所述，現行的《環境保護法》在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存在不足之處，應當及時科學地加以修改。

❷ 急求立法學論文

內容提要：我國四要件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及大陸法系三階段式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都有其利弊。本文從評析這兩種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出發，並以犯罪客體為主考察了我國犯罪構成四要件，進而將我國的四要件說與德日三階段說進行整合，提出完善我國傳統犯罪構成體系的觀點。

主題詞：犯罪構成 犯罪客體 違法性 有責性

近年來，改革並完善我國犯罪構成理論的呼聲日益高漲，已有大量的相關研究成果問世，傳統犯罪構成理論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和動搖，構建新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呼之欲出。

一、對傳統犯罪理論的評析

犯罪構成是一個抽象的法律概念，就其實質而言，大陸法系國家認為它是類型化的觀念形象，英美國家將其看做一套規則體系。相同點是，它們同屬於主觀的形式范疇，是一種人為的工具，服務於人類認識客觀犯罪現實的目的，試圖對紛繁復雜、變幻多端的犯罪現象形成有規律的理論范疇。

我國傳統的「耦合式」犯罪構成理論體系 ，由犯罪客體、犯罪客觀方面、犯罪主體、犯罪主觀方面構成。這種一元的犯罪論體系在直觀上並不反映認識犯罪的邏輯過程，具有靜態的特徵。其缺陷在於：1.它難以包容一些合法的抗辯事由問題，如正當防衛、緊急避險、脅迫等。在我國傳統的刑法理論中，違法性不是作為犯罪構成要件，而是作為犯罪的特徵而確立的，至於違法性阻卻事由，也不是放在犯罪構成的范圍內，而是作為排除社會危害性行為加以確立。如果一個行為人出於正當防衛的目的而造成正在進行行凶的不法侵害人死亡，根據刑法規定他的行為不構成犯罪。我們依據傳統的犯罪構成理論來分析，在犯罪客體上，行為人侵犯了為刑法所保護的人身權利；在犯罪客觀方面，具有殺人致死的行為；在犯罪主體上，行為人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在犯罪主觀方面，行為人的殺人行為出於故意或者過失，行為人的行為充足了犯罪構成四要件，因而我們可以得出其行為成立故意殺人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的結論。這導致犯罪構成理論不能充分發揮其服務於人類認識犯罪、作出定罪判斷的工具作用。2.不利於發揮刑法的人權保障功能。由於傳統犯罪構成理論體系具有耦合式的邏輯結構，在應用該理論分析某一具體犯罪時，往往通過對四要件的逐一遴選之後，就可以在認識階段上一次性的得出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的結論，而沒有進一步的違法性、有責性的排除分析，失去在定罪過程中應有的謹慎，未免有擴大定罪范圍之嫌，不利於限制司法權，保障被告人的權利。

以德國、日本為代表的「遞進式」犯罪構成體系， 由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和有責性構成。其三元的犯罪論體系雖然較我國犯罪構成理論顯得繁瑣，但直接反映了判斷犯罪成立與否的動態認識過程。現代大陸法系構成理論在經歷了古典派的犯罪構成論到新古典派的犯罪構成論，再到目的主義的犯罪構成論的歷史演進過程中，其體系日益繁瑣的缺陷也隨之更加明顯，表現在：1.對同一要素的重復評價。如故意和過失既是依據該犯罪構成理論進行第一次篩選的構成要件的要素，也是第三次篩選-有責性判斷的責任要素，雖然這樣體現了定罪過程應有的謹慎，但這樣的重復評價容易出現一個紊亂的認識過程。正是這一缺陷，導致了就故意在犯罪論體系中的地位這一基本問題，目前仍存在「構成要件要素說」、「構成要件要素、責任要素說」和「責任要素說」的爭論不止。 2.可操作性不強。一方面，大陸法系的犯罪構成理論體系的邏輯順序與中國不同，因此，直接照搬其理論應用於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時，不符合我們的思維推理習慣；另一方面，構成要件既是犯罪的類型，又是違法的、責任的類型，構成要件該當性、違法性、有責性三要件各自所包含的要素體系龐雜，之間的區分不明顯，因此，在實踐中不能為我們提供一個清晰而透徹的理論指南，缺乏可操作性。

❸ 求立法學論文_論中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樓主，可以參考：

我國立法制度的不足和完善

我國的《立法法》是一部規定立法規則、確立立法制度的基本法律，涉及「立法許可權」、「立法程序」、「法律效力等級」和「法律監督」四大問題。立法立法必須嚴格執行《立法法》的規定，堅決克服「立法不法」的現象。
立法是法治的關鍵和核心，其目的在於合理配置立法權力，有效規范行
政權力的運作，從而為公民權利的行使提供充分保障，實現公平、正義、自由、
秩序等價值目標。實質意義上的法治不僅要求法的權威性和依法而治的法的工具
價值，而且強調立法對普遍認同的價值理念的追求、法的內容的合理性等法的實
質理性。法治已經演進為一個綜合概念，它融匯了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等諸
多價值觀念，包含著法律至上、民主政治、權力制約、司法獨立、立法等豐
富的制度意蘊，其核心則是依法行使國家權力。幾個世紀以來，法治理論與實踐
對政府權力予以高度關注，這與立法權力作用范圍的廣泛性、與人們生活聯系的
直接性密切相關。二十世紀以來，立法權在很多國家的權力結構中極度擴張的事
實，不斷提醒人們，對立法權力的制約是國家權力制約的重中之重。
在我國，立法尚處在初級階段，立法法治還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無論
是觀念上還是制度上都面臨著挑戰。因此，立法是一場深刻的觀念更新和制
度變革。當前，我國立法面臨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在思想意識方面，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
領導幹部的觀念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鄧小平同志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律傳
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系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制
度，法制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制、批評和打擊，有時
又重新滋長。」由於我國缺乏依法治國、立法的傳統，人們的民主法制觀念
淡薄，特別是一些非常有害的觀念或思想，嚴重阻礙著立法的實現。它們是：
第一，人治觀念。有些立法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有些領導幹部對立法重要性
的認識還不到位，有的是不重視，總認為立法不管用，按法定程序辦事太麻
煩。因此，在一些地方和部門，立法還多是說在嘴上、寫在紙上，並沒有真
正落實到行動上；有些領導幹部甚至「以言代法」、「以權壓法」，置法律於不
顧。第二，治民不治官的觀念。有些領導幹部往往把自己擺在了超越法律之上的
位置，總習慣地認為法律只管老百姓，忘記了自己同樣需要接受法律的約束，從
而無視法律的規定。第三，法律工具主義觀念。將法律僅視為一種治人的工具，
而不具有法律的目標價值觀念。甚至認為，當對自己有利時就拿來適用，對自己
不利時就不執行。這些都嚴重阻礙了立法觀念的根植和立法方略的推
行。
因此，實行立法必須要大力培養和增強全民的法治觀念，重點是抓好各
級領導幹部特別是立法領導幹部和執法人員的法治觀念建設，切實地進行為依法
立法所要求的觀念更新。
1．樹立法治觀念。為此，必須明確：第一，憲法至上。法治的實質是憲治，
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憲法至上是法治的最高體現，是中國法治建設的靈魂。
第二，法律具有極大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必須嚴格依法辦事，而不允許有超越
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第三，法大於權。任何人不得以權代法、以權壓法、以權亂
法、以權廢法。第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樹立權力制約觀念。不受制約的權力，必然會被濫用，必然導致腐敗。
這是人類歷史證明了的真理。
3．樹立人權觀念。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作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
的執政黨，必須把保護人民的權利作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歸宿。社會主義
最講公平、最重視保護人民的權利。我們應該理直氣壯地講人權，高舉人權的旗
幟。
4．矯正法律工具主義觀念，樹立法律工具主義與法律目標主義並重的觀念。
將法律視作既管老百姓又管政府的同時，結合法律目的，把立法、依法治國
的重心轉向人民權利的保障及正義的實現，應是我國實行立法、依法治國的
策略選擇。
二、在立法立法方面，有關立法立法空白
較多，所立之法缺陷較大
目前，以憲法為核心和基礎的中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框架已初步形成，國家
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已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可依，但與改
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我國的立法法制建設還比較滯後，立法管理
的某些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立法質量也有待於進一步提高。突出表現在現存的
法律、法規與規章之間缺乏協調和統一，使立法執法者難以適從；有些法律、法
規的一些條款太原則，不便操作和畸輕畸重；還有一些法律、法規對某些立法機
關設置的職權過大，尤其對自由裁量權，往往規定的幅度過大，並且沒有顧及到
公民權利一旦受到侵害後的法律責任，容易造成少數立法執法人員毫無顧忌地濫
用立法權；立法程序法律制度很不健全，沒有實現立法程序法律化，嚴重影響了
立法機關的立法。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為立法創
造法律條件。
首先，必須加快立法步伐，改變某些領域無法可依或有法難依的狀況。當前，
特別要抓緊制定規范市場主體行為、市場經濟秩序、宏觀調控、社會保障和救濟、
規范收入分配等方面的法律法規；解決在建立商品市場、原材料市場、金融、資
本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方面執法依據不足的狀況；改變實施細則滯
後、法規不配套現象，盡可能使法律法規及規章同步出台，並加強立法解釋工作，
使法律規范更加適應實際，操作性更強，以解決有法難依問題。
其次，注重立法質量，糾正片面追求數量而忽視立法質量的傾向。法律、法
規的生命力在於其質量。近年來我國頒布實施的許多法律文件修改過於頻繁，並
且有些在實踐中難以施行，問題的要害在於立法時，立法者對該法所調整的社會
關系缺乏科學而精細的調查研究，或者著力於通過立法解決本部門的編制、級別、
經費及其他種種具體問題。應當看到，一個法律文件制定得成功與否以至於最終
能否被有效地施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該法是否正確而深刻地反映了廣大人民群
眾的意志和利益，以及它所要調整的那部分社會事務發展的客觀規律。因此，立
法必須提高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使法律充分體現民意，與社會生活相一致，符
合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要防止立法中滲入局部利益和部門利益而影響法律的全
面、公正和完整。同時，避免各種規范性文件在調整社會事務時發生重復、沖突
或疏漏，維護國家法制的統一。
再次，抓緊制定立法程序法，改變立法程序缺乏法律規范的現狀。可以說，
離開了立法程序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立法。
最後，立法要依法。
三、在立法執法方面，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
影響了法律、法規與規章的執行效果
現存的立法執法體制不順。具體表現為：第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從法
理上說，執法主體只能是國家的立法機關、審判機關和檢察機關，企事業單位不
能擁有執法權，然而目前立法執法主體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的現象並不少見。以
政企不分為例，工商部門管市場，又辦市場；城建部門管理城市建設，自己也搞
城市建設，並進行自我質量監督；種子公司既是種子的生產經營者，又是種子生
產經營的管理監督者，等等。這種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局面，人為形成監督
不力。第二，立法執法部門縱向集權，條塊分割，部門壁壘，相互之間缺乏協調
配合，結果造成執法工作形不成合力，相互掣肘，辦事效率不高。第三，管理系
統交叉過多，職責不清。如對個體戶的管理，涉及到工商、稅務、物價、衛生等
多家執法部門，由於對同種法律行為有多種不同執法依據的交叉，客觀造成立法
執法者不作為、亂作為或難作為。與此同時，我國立法執法隊伍建設雖然經過多
年努力，有了長足進步，但是整體素質仍然不高。目前立法執法中存在的問題不
少，如越權執法、不作為違法、隨意執法、亂施處罰等問題的出現，既有不懂法
而出錯的，也有濫用權力而違法的。
因此，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按照條塊結合、適當分權、便於執法、
講求實效的原則，走綜合執法之路。要積極推行立法執法責任制。1997年，
黨的十五大報告提出：「一切政府機關都必須立法，切實保障公民權利，實
行執法責任制和評議考核制。」立法執法責任制的核心是通過明確政府機關法定
立法執法職責，健全立法執法評議考核體系，落實立法責任追究機制，實現規范
立法執法行為的目的。立法執法責任制，要力求做到實際、簡明、准確、可操作
性強。具體推行時，關鍵要抓好三個環節：一是清理立法執法主體，明確執法依
據和執法許可權，切實減少立法機關在執法活動中的推諉扯皮現象，努力提高立法
效能；二是確定執法崗位，分解執法職責，嚴密執法程序，細化執法標准，切實
改變過去那種執法崗位不清，職責不明，權力行使層級之間「上侵」、「下奪」、
「左擠」、「右占」，相互扯皮、攬功諉過的現象，有效地規范立法機關內部管
理秩序，提高立法效率；三是架構執法評考體系，突出執法效能評估，完善立法
責任追究機制，將立法職權的行使與執法人員的年度考核獎懲緊密掛鉤，實現行
政權的規范運作。
同時，要提高立法執法隊伍的整體素質。其關鍵是要堅持「公開、平等、競
爭、擇優」的原則，健全對立法執法人員的錄用、考核、晉升、獎懲、辭職、辭
退等具體制度，突出嚴字，嚴格管理，嚴明紀律，賞罰分明，形成「能者上、平
者讓、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機制。
四、在立法監督方面，現行立法執法
監督體系乏力，存在缺陷
目前，我國對立法權力的監督制約形成了自己的體系，這一體系包括權力機
關的監督、審判機關的監督、檢察機關的監督、立法機關自身的監督、黨的監督
以及新聞輿論、人民群眾、各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等的社會監督。應該說，我國
的監督體系是比較全面和嚴密的，它在實際工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實踐
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以及腐敗現象的滋生和蔓延表明了立法
權力監督乏力和監督體系存在缺陷。這其中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監督機制上
的原因。立法方面，主要是缺乏監督的法律規定，以致使人民群眾等一些社會監
督流於形式而得不到落實。監督機制上，主要表現為有些監督缺乏必要的獨立性，
直接影響其監督作用的發揮。例如，作為立法系統內的專門監督的立法監察，由
於它與立法機關有著立法隸屬關系，使得這種監督在實踐中很難真正履行其監督
職責，以致弱監、虛監、失監現象相當嚴重。還有，立法復議也存在著一些亟待
解決的問題。目前，有些同志怕麻煩、推諉等不願受理立法復議申請的情況還在
相當程度上存在，在立法復議決定上，還存在該撤銷或者變更而維持的情況，上
下級之間「官官相護」的問題尚未徹底解決，等等。
因此，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制約機制，確保嚴格、公正執法。首先，
加強權力機關對立法執法工作的監督。完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監督職能，盡快
制定《人大監督法》。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在選舉和任免幹部時，應該把是否具
備必要的法律知識，是否依法辦事作為衡量幹部是否稱職的重要標准。在聽取他
們的述職報告時，應把他們領導的地區或部門的執法狀況作為重要的考察內容。
各級人大常委會要通過聽取和審議所在政府和單位實施法律、法規工作報告以及
組織代表檢查、視察、評議執法工作等形式，督促立法機關做好執法工作。其次，
民主黨派的監督、社會團體、人民群眾以及新聞輿論的監督也必須努力落到實處，
使它們共同服務於人大監督這個中心，並形成監督合力。
綜上所述，我國要實現立法，必須革除一切與立法的要求不相適應
的舊觀念，必須進一步完善立法法律體系，必須理順現行立法執法體制，提高執
法隊伍素質，必須強化和完善立法執法監督機制。惟其如此，才能為解決我國依
法立法中存在的現實問題創造條件，不斷推進立法的進程，實現依法治國的
宏偉方略。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
http://www.drcnet.com.cn/ 12/04/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