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抗疫圖片

⑴ 作為大學生如何弘揚抗疫精神

中國精神是興國強國之魂。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時代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總書記指出：「偉大抗疫精神，同中華民族長期形成的特質稟賦和文化基因一脈相承，是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傳承和發展，是中國精神的生動詮釋，豐富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內涵。」

中華民族是崇尚天下為公、克己奉公的民族，是信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民族，是強調和衷共濟、風雨同舟的民族。面對疫情，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14億多中國人民全力奮戰、團結奮戰、英勇奮戰、科學奮戰，顯示出高度的責任意識、自律觀念、奉獻精神、友愛情懷，鑄就團結一心、眾志成城的強大精神防線。

在與疫情斗爭期間，白衣戰士、廣大黨員主動請纓，勇敢逆行，彰顯奉獻精神；科研人員與時間賽跑，解碼病毒，研發疫苗，彰顯科學精神；公安幹警、社區人員築起堡壘，依法防控，彰顯法治精神。

弘揚偉大抗疫精神，就是要教育時代新人將自己的小我融入祖國和人民的大我，教育引導廣大學生堅持祖國至上、人民至上，高揚愛國主義旗幟，把愛國之情、強國之志、報國之行統一起來，弘揚無私奉獻、尊重科學等時代精神，努力做忠誠的愛國者和走在時代前列的奮進者，用實際行動展現出中國精神的青春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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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核心。總書記指出：「青年理想遠大、信念堅定，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堅不摧的前進動力。」在疫情面前，我們看到了以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看到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中國制度優勢，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價值情懷，看到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擔當。

弘揚偉大抗疫精神，就是要教育時代新人堅定理想信念，引導廣大學生進一步領悟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

引導青年學生自覺將個人夢想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牢固樹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積極在為人民服務的生動實踐中放飛青春夢想，在為人民利益的不懈奮斗中書寫青春華章。

⑵ 為什麼說法治是增強免疫力提高戰鬥力的抗疫良方

只有健壯的體質，才能夠提高戰鬥力，部隊更注重體質的鍛煉，體質好免疫力就會提高，免疫力與戰鬥力是相互相成的，也是部隊勝利的法寶。

⑶ 轉綠碼在手臂蓋章，你還見過哪些疫情防控的「神操作」

我們都知道，自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後，病毒本身變異很快。

在本輪疫情中，我國很多地區的傳播都是由奧密克戎引起。

特別是其中的奧密克戎BA.2變異株，被稱為「隱形的奧密克戎」，它的隱蔽性、傳播力特別強。

據吉林省疾控中心通報，奧密克戎BA.2變異株，比原始的BA.1變異株傳染性增加了30%。

如果出現社區傳播，感染病例可在2-3天翻倍。

病毒的來勢兇猛，更讓我們對漠視規則的人感到氣憤。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去年「引爆一座城」的沈陽老人。

去年11月底，老人從國外回國。

按沈陽政府明確規定，歸國人員必須嚴格遵守14+7的隔離政策。

結果，她無視規定，在居家隔離的7天的時間里，打出租、坐地鐵、逛商場……

就這樣跑遍全城，引爆了整座城的疫情。

一個人漠視規則，整個社會都在為她買單：百萬人排隊核酸，學校停課，店鋪關門……

好不容易恢復的秩序被生生打破，本來熱鬧起來的大街，又開始變得空空盪盪。

疫情蔓延，的確給我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影響，每個人都很焦慮、緊張。

但是，情況越是緊急，就越是考驗我們對於底線的堅守。

正如《韓非子·解老》中所說：「萬物莫不有規矩。」

懂得規矩，守住規矩，才能守住人生。

這場硬仗，需要每個人的努力和堅持。

任何人哪怕一個小小的疏漏，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損失。

所以，關鍵時刻我們更要堅守底線，前面那麼多輪都挺了過來，這次也一定要咬牙扛過去。

最近因為河北唐山突發新冠疫情，本打算19日結婚的劉女士取消了婚禮。

原來，新娘劉女士在結婚當天一覺醒來後，發現新郎所在的小區被封了（只能進不能出）。

尚未接到自家小區封控通知的劉女士，便踩著厚厚的積雪，自己拎著裝著禮服的箱子，走進了新郎所在小區。

沒有化妝師，新娘自己動手；沒有攝影師，他們用手機拍攝……

前後不過10分鍾，倆人的婚禮圓滿禮成。

簡單的儀式後，新娘和新郎就下樓排隊去做核酸。

倆人甜蜜地笑著：「我們今天結婚啦！雖然不能出門，但我們也很幸福。」

⑷ 我國向遭受疫情的國家提供了哪些幫助

提供食品、現金。

根據從外交渠道掌握的信息，截至2020年3月2日，共有62個國家和內7個國際組織承諾向容中國捐助疫情防控物資。

其中，46個國家和6個國際組織的相關物資已經運抵中國，16個國家和1個國際組織宣布提供防控物資，12個國家和2個國際組織已經向我提供或宣布提供食品、現金等其他形式的物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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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擊疫情的制度優勢：

1、在抗擊疫情中，舉國上下齊發動、齊動員。

我國在抗擊疫情中得到了國際社會的積極幫助，我們也向疫情擴散的國家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和支持。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們的道德觀、價值觀基礎上的，凸顯了中國道德力量的巨大魅力。

2、在這次抗擊疫情中，我們還看到了我國制度優勢中法治力量所起的保障作用、科學技術力量所起的支撐作用。

法治體現和反映防疫抗疫中我們國家和人民的意志，科學技術展示和顯現防疫抗疫中我國科技進步和創新的巨大威力。此外，毋庸諱言，在這次抗擊疫情中，也暴露出我國在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項。

⑸ 發揮法治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

        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勁的時候，越要堅持依法防控，始終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發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法治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具有重要作用，應在法治軌道上統籌推進疫情防控、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

        總的來看，我國疫情防控的法律制度是比較健全完備的。根據憲法的規定和精神，我國已制定了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境衛生檢疫法、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一系列針對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規，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有效法律制度保障，也為各級政府和醫療衛生機構採取防控措施，以及其他單位、組織和廣大群眾參與防控活動提供了相應法律依據。其中，針對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應及時完善疫情防控相關立法。要認真評估並補充完善野生動物保護法的具體辦法、目錄、標准等，擴大法律調整范圍，建立人工繁育飼養強制許可制度，就飼養物種、交易物種、食葯用物種以及利用用途與范圍等做出詳細規定；認真評估並補充完善傳染病防治法、突發事件應對法、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國家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預案等法律法規關於疫情信息發布、疫情疫區級別劃分、應急指揮組織機構、應急物資保障、法律監督等制度設計；加快啟動社會補償法、緊急狀態法、生物安全法的立法進程，為抗疫阻擊戰提供全方位法律支撐。

        目前，我國已建立了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目前，我國已建立了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和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但在成績的背後，也反映出一些短板、漏洞和弱項。從執法層面看，應抓緊研究解決在這次疫情防控中反映出來的執法體制權責脫節、執法機制對接不順暢、執法資源不對稱、執法力量不匹配，有法不依、執法不嚴，法治思維不到位、執法理念跟不上、治理方式粗放等問題。在後續依法應對、依法防控工作中，要從堅持嚴格執法、建設法治政府的角度，堅持底線思維、系統思維，堅持應急法治原則，以疫情防治為切入點，查漏洞、補短板，著力完善重大疫情依法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衛生依法應急管理體系。要加強市場監管，堅決取締和嚴厲打擊非法野生動物市場和貿易；堅持法定職責必須為、法無授權不可為，依法保障民眾生存權、治療權；依法做好疫情報告和發布工作，保障民眾知情權，切實做到依法預防、依法防控，彰顯建設法治政府、責任政府、服務型政府的決心和誠心，體現依法行政的治理效能和制度優勢。         

        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全民守法是基礎。疫情防控時期是不同於尋常的特殊時期，出於維護公共利益的需要，國家依照法定程序出台一些特殊措施，是符合法治精神的。每個公民都應該理性看待特殊時期的防控舉措，積極配合、自覺遵守。實現全民守法，首先就要做好普法宣傳工作，使全體公民知法懂法。要按照「誰執法誰普法」責任制，針對執法對象、服務對象、主管領域，加大以案釋法力度，以案說法、生動普法，讓人民群眾真正熟悉法律規定，明晰行為邊界，知曉自己在疫情防控中的權利與義務。同時，要著力化解疫情防控期間出現的各種矛盾糾紛，積極為困難群眾提供有效法律援助。這次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共中央的方針是「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空、精準施策」，我們要高度重視法治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運用法治思維在法治軌道上工作早日戰勝疫情！

⑹ 依法抗疫的基本前提是什麼

2月9日，浙江省政府辦公廳發布疫情防控2號責任令，要求制止無理由擅自升級管理措施，以及層層加碼的簡單化管理手段。比如隨意限制普通居民正常出行、隨意關閉居民生活必需品門店等，確保科學恢復生產秩序。
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方略之一，即使在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期也必須堅持，本次抗擊新冠肺炎當然不例外。然而從根本上講，法治與應急處置之間存在天然的緊張關系，應急措施經常是「少法可依」。
原因有二：
首先，法治的前提是「有法可依」。立法者提供規則作為常備工具，執法者照章辦事處理具體事務。然而突發事件出沒無常，全社會都缺乏常備應對工具。尤其像新冠肺炎，不僅在醫學史上從未見過，還一上來就暴擊九省通衢的大都市武漢，再加上春節人口大遷移，可資沿用的應急經驗不多，出現局部「亂作為」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法治的另一要素是規則穩定，不能朝令夕改，以便全社會形成穩定預期，將規則內化為「從心所欲而不逾矩」的習慣。然而面對「非常態」的突發事件，原本處理常態事務的規則可能不再適用，決策者必須「見招拆招」，甚至必要時「臨陣變招」。如此一來，出現「亂招」也在所難免。
簡而言之，「少法可依」的應急狀態是對法治的天然考驗。面對新冠肺炎這種突發疫情，不管政府還是個人，都沒有「久病成醫」的現成經驗，只能在事發後見機行事。在迎難而上的應急處置中，一些措施雖以防疫為出發點，卻可能引發「次生災害」。比如有疫情輕微地區將疫情嚴重地區的緊缺防護物資徵用，有地方挖斷公路阻斷交通要道，有小區禁止醫護人員返家，有基層對湖北籍住戶鐵鏈封門等，不一而足。面對這些亂象，立法者固然無法一一預見並事先防範，但藉助法治的基本框架，我們至少可以從三個層面解決應急措施的合法性問題：其一，政府應急擴權時，其手段的界限何在？其二，政府決定應急措施時，應受到何種程序約束？其三，個人對政府和他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第一、政府應急擴權的界限何在？
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等概括性授權，面對新冠肺炎這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政府權力得以臨時性擴張，可以強制隔離、限制聚集、管制場所/交通或停工/停業/停課等。視疫情發展，政府還可以靈活調整應急措施的種類和力度。然而公權擴張的代價是私許可權縮，盡管立法上沒有明確的紅線，政府應急措施依然受到法治原則的強力約束。簡而言之，可歸結為「一條底線、三條准繩」。
「一條底線」指保障基本權利，至少是不得因應急措施危及個人生命安全。比如在強制隔離時，一要進行必要的醫療救治，二要滿足飲食住宿等基本生活條件，三要對被隔離者撫養的無生活能力者提供幫助，欠缺任何一項都構成違法。同理，大范圍地關停糧油蔬菜等民生必需品商店，也因威脅到公眾生存權而違法。
「三條准繩」指「禁止過度」的比例原則的三層意思。一是手段有效，即對私權的限制必須有助於維護所追求的公共利益。比如新冠肺炎期間限售退燒葯，可以避免感染者私下購葯壓降體溫以逃避隔離治療，屬於有助於保護公眾健康的合法手段。相比之下，如果限售糖尿病人必須的胰島素，則屬於不合法的無效手段。
二是侵害最小，即在足以實現相同目標的多種手段中，選擇對私權侵害最小的一種。比如對強制居家隔離的個人，可以採用貼封條、電子監控或鎖死入戶門等多種辦法。前者的侵害程度最低，當屬首選。後者固然效果好，但同時造成消防和急救等隱患，對私權侵害過大，不應採用。
三是損益均衡，即所保護的利益和付出的代價大致相稱，不存在「高射炮打蚊子」的極端選擇。比如若非疫情極其嚴重地區，不宜採用徹底封城、全民禁足的措施，也不能「一刀切」地關停包括民生必需品在內的銷售門店，或是隨意拔高復工標准阻止企業復工。由此，必須警惕抗疫措施「比誰更狠」的傾向，在這一點上，先有公安部反復強調不得擅自封堵交通要道，後有浙江省政府專門發文糾正過激措施，都值得各級決策者認真借鑒。
第二、政府應急決策應受何種程序約束？
決策程序本身不是應急手段，但卻足以提升手段的正當性。應急決策與日常立法不一樣，首先是緊急，必須迅速決策並立即實施；其次是獨斷，沒有時間通過民主程序進行充分論證。即便如此，法治原則也對決策程序有以下約束：
一是不得越權決策。根據《傳染病防治法》和《突發事件應對法》，涉及限制個人權利的多數隔離/管制類應急措施，只有縣級以上政府有權實施，街道/鄉鎮、派出所/衛生所、社區/村隊以及業主委員會、物業服務公司等主體，都無權自行決定。像鐵鏈封門、禁止醫護人員進小區這種從未上過縣級以上政府紅頭文件的做法，顯然就屬於非法越權決策。
二是強調專家參與。應急決策效率優先，大規模民主協商不可行，但應盡量小范圍聽取專業意見，尤其要注意一線專家的聲音。比如面對新冠肺炎這種新型傳染病，風險如何、應否封城等關鍵判斷，國家高級別專家組的意見極為重要；但在確診標准、是否人傳人等問題上，一線醫生的意見就值得特別關注。畢竟相比遠程指揮的高級參謀，與敵人刀槍相對的一線將士可能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是保留調整空間。應急決策事出緊急，又經常缺乏成例可循，考慮不周甚至掛一漏萬在所難免。正是因此，在迅速「一刀切」實施的同時，必須保留調整空間。具體而言，首先要允許執行中對特殊情況「開口子」，並暢通「開口子」的決策通道，比如封城時要為非傳染病重症患者保留異地求醫可能，暫停公共交通時要考慮醫務人員的出行需求等。其次要善於改進，該修正先前決策時絕不猶豫。畢竟應急決策重在效率和效果，而不求規則穩定。這就要求決策系統保持信息暢通，及時接收並處理決策實施中的反饋信號。
第三、個人可以採取何種應急措施？
就應急抗疫法律關系而言，個人主要有三種角色：一是政府行為的相對人，也即私權受到臨時限制的個體；二是自治成員，包括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身份；三是市場主體，尤其是經營抗疫防護用品和緊缺生活必需品的商家。第一個角色相對被動；第二三類角色則可能成為侵犯他人權利的主體。
作為公權相對人，個人除容忍並服從政府的應急擴權行為之外，還應保持足夠的權利敏感，一則避免自身權利受到過度侵蝕，二則提醒政府及時修正不合理的應急抗疫措施。
作為村社成員、小區業主等自治成員，個人在應急抗疫中又很容易壓制他人權利。比如集體投票禁止醫務人員進小區、挖斷村道阻止外人進村等行為，其非法性本來不難判斷，但一則民眾大多不熟悉法律，二則借口非常時期集體決策而有恃無恐。問題的解決，一要靠政府尤其是公安機關嚴格執法，「該出手時就出手」，二要靠民眾強化共情心理，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更多換位思考。
至於作為抗疫商品經營者的個人，必須認識到應急狀態下的商品價格並不必然反映供需關系。或許多數經營者不懂相關法律，但只需記住一點即可：任何輕易賺大錢或快錢的方法，尤其是在應急背景下，都一定寫在了《刑法》中。
（作者：蘭榮傑，西南財經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律博士）
(責編：章華維、高紅霞)

⑺ 中國抗疫體現了哪些制度優勢

這次抗疫斗爭，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的人民至上的價專值優勢、黨的屬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優勢、全國一盤棋的合力優勢和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優勢。

制度優勢是一個國家的最大優勢，制度穩則國家穩。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作為新中國成立以來在我國發生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運籌帷幄，充分運用制度威力應對風險挑戰的沖擊，領導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積極成效。這再次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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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探索創建並不斷發展完善的國家制度，其承載的價值必然與中國共產黨的價值取向高度一致，即堅持人民至上。

我們黨為之奮斗的一切，都是為了人民。這次抗疫斗爭，生動地體現了我們黨的人民立場和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價值取向，也生動地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承載的堅持人民至上的價值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