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中的法治

『壹』 論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歷程

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董仲舒等人發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兩漢時期，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時期的判決是中國法律儒學的開端。

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掀起了古典注釋的高潮。這樣的法律與原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也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三是隋唐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階段。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進程在隋唐時期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一的法律體系。

(1)儒學中的法治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

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強調德治。

2、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已經確立。在中國法的儒家化過程中，儒家思想的精髓被注入法律，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

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

4、中國法律的儒家思想促進了司法的儒家思想。春秋戰國判決書的廣泛運用，使一大批具有儒家經典素養的官員變得越來越重要。

『貳』 儒家講求「仁政」，法家講求「法治」，結合當今社會現實，你能談談對兩者的認識嗎

這兩者不能完全照搬，只能是說兩者相輔相成，才是最正確的，其實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兩者的結合體，不可能是單獨的一個能夠支配整個社會的發展。

(2)儒學中的法治擴展閱讀：儒家，又稱儒學、儒教、孔孟思想、孔儒思想，為歷代儒客尊崇，是起源於中國並同時影響及流傳至其他周遭東亞地區國家的文化主流思想、哲理與宗教體系。前5世紀由孔子創立，脫胎自周朝禮樂傳統，以仁、恕、誠、孝為核心價值，著重君子的品德修養，強調仁與禮相輔相成，重視五倫與家族倫理，提倡教化和仁政，抨擊暴政，力圖重建禮樂秩序，移風易俗，富於入世理想與人文主義精神。

『叄』 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四家為救世提出的治國主張是什麼

春秋戰國時期儒墨道法四家：

儒家

以六藝為法，崇尚「禮樂」和「仁義」，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道德倫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養的一個學術派別。

儒家強調教育的功能，認為重教化、輕刑罰是國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張「有教無類」，對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應該進行教育，使全國上下都成為道德高尚的人。在政治上，還主張以禮治國，以德服人，呼籲恢復「周禮」，並認為「周禮」是實現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墨家

這一學派以「兼相愛，交相利」作為學說的基礎：兼，視人如己；兼愛，即愛人如己。「天下兼相愛」，就可達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張尚賢、尚同和非攻；經濟上主張強本節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時，又提出「非命」的主張，強調靠自身的強力從事。

道家

這一學派以春秋末年老子關於「道」的學說作為理論基礎，以「道」說明宇宙萬物的本質、本源、構成和變化。認為天道無為，萬物自然化生，否認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張道法自然，順其自然，提倡清靜無為，守雌守柔，以柔克剛。政治理想是「無為而治」。

法家

因主張以法治國，「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故稱之為法家。

經濟上主張廢井田，重農抑商、獎勵耕戰；政治上主張廢分封，設郡縣，君主專制，仗勢用術，以嚴刑峻法進行統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則主張禁斷諸子百家學說，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其學說為君主專制的大一統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論根據和行動方略。

(3)儒學中的法治擴展閱讀：

孟子、荀子對儒家思想加以總結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學派的積極合理的成分，使儒學體系更加的完整，儒家的思想更能適應社會的需要。戰國後期的儒學發展成為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墨家創始人墨翟，戰國初期宋國人。他的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特別是手工業者的利益。墨子主張「兼愛」，「非攻」（反對戰爭，在當時主要是反對不正義戰爭，反映了小生產者渴望安定生活的願望），「尚賢」（主張任人唯賢，反對王公貴族的任人唯親）。

韓非是戰國後期的一位思想家，法家學派的集大成者。韓非子認為歷史是向前發展的，當代必然勝過古代，人們應該按照現實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不必遵循古代的傳統。提出了系統的法治理論，主張「以法為本」「法不阿貴」。

『肆』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是

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和「禮」，即「仁者愛人」和「克
己復禮」，仁禮之道具體派生出家族主義，而家族又是中國法律所著重維護的秩序。

1、「仁」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孔子的「仁」，貫徹給我們最重要的就是一個「恕」字。

我國古代歷代王君也正是意識到了仁義和寬恕的貢獻，才使得當時的法制不斷從野蠻走向文明，西周的「有德」就是得民心，針對商紂王亂刑無辜，周朝的法制思想轉變為「明德慎罰」以達到保護臣民的目的。

歷史的見證無不體現了儒家思想的仁義道德對中國法制發展的巨大貢獻，這里的仁德思想與我們當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所貫徹的以人為本理念也是一脈相承的，真正做到以史為鑒，才能更好的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2.「禮」對我國古代法制的作用

「禮」亦是孔子的儒家學說中極為重要的思想。

義在其中，義體現為禮，禮是人內心的義的具體實現形式。一方面，禮是統治者根據人民面臨的實際生活狀況也就是「中」的原則制定出來的，因此，禮就是「中」的哲學思想的體現。另一方面，禮，尤其是周禮，是長期以來逐漸形成的，被證明是非常有效的。

在中國法律漫長的歷史發展中，「法」的內涵不斷豐富 ，而且許多「禮」的內容也逐漸融入其中。西周時期， 周公制禮， 呂侯制刑， 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 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

(4)儒學中的法治擴展閱讀

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內容

儒家思想也稱為儒教或儒學，由孔子創立，最初指的是司儀，後來逐步發展為以尊卑等級的仁為核心的思想體系，儒家的學說簡稱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學派對中國，東亞乃至全世界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

1、儒家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儒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影響很大，被封建統治者長期奉為正統思想。

2、儒家的「禮治」主義的根本含義為「異」，即使貴賤、尊卑、長幼各有其特殊的行為規范。只有貴賤、尊卑、長幼、親疏各有其禮，才能達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的理想社會。

國家的治亂，取決於等級秩序的穩定與否。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它是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如違反了「禮」的規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

3、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認為，無論人性善惡，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這種教化方式，是一種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恥辱而無姦邪之心。這是最徹底、根本和積極的辦法，斷非法律制裁所能辦到。

4、儒家的「人治」主義，就是重視人的特殊化，重視人可能的道德發展，重視人的同情心，把人當作可以變化並可以有很復雜的選擇主動性和有倫理天性的「人」來管理統治的思想。

『伍』 分析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特點及其局限

國家沒有持續強盛的,也沒有持續衰弱的.治理國家崇尚法律,國家就會強大;治理國家崇尚仁義,國家就會衰弱.
自從有了私有物,人類便有了私心;有了私心,因而產生貪念;有了貪念,才有了劫取他人財物的事情發生.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人類也變的比以往更聰明.所以劫取他人財物的方法方式也就多種多樣了,因而衍變出各種亂法行為.而人類的私心也在不斷膨脹.我不知道這種私心何時達到頂峰,我只知道在戰國時代,人類的私心已然不可能再膨脹了.
對於一個私心極重的人,任何的仁義都不可能使他捨去私心.所以,當一個國家的百姓都有這極重的私心的時候,仁義就不可能會治理好他們了.而這個時候,聖人捨去迂腐的仁義並採取法律來治理國家.利用百姓的自私心來治理百姓.通過獎賞來鼓勵他們做該做的事情,通過處罰而禁止他們做不該做的事情.所以百姓雖然貪心,卻不敢拿不屬於自己的東西.雖然畏懼,卻不敢逃避自己所應承擔的責任.倘若是用仁義去治理,百姓做錯了事,就不會得到應有的處罰.那麼百姓就會違背仁義而去拿取本不屬於自己的東西也就不會承擔本應由自己承擔的責任了.
仁義是百姓所喜歡的,卻是弱國的根本.百姓喜歡仁義是因為百姓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對自己講仁義.當人越是困苦,越是艱難便越是希望別人都對自己講仁義.所以在那個年代了,天下最盛行的學術就是儒術.然而國家講求仁義,百姓就不會講求仁義.百姓不講仁義,就會滋生各種霍亂.百姓滋生霍亂,國家卻一味的以仁義治理,那麼國家不衰弱是不可能的.
法律是百姓所討厭的,卻是強國的根本.百姓討厭法律,因為法律是制約百姓行為的.國家通過法律,對百姓的行為作出標准,百姓依照法律,從事法律所規定的,遠離法律所禁止的.人人依法行事,事事有法可依.那麼國家不強大是不可能的.
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了制止百姓作出亂法的事情.所以怎樣處罰可以制止百姓亂法,便制定怎樣的處罰條例.制定百姓所畏懼的處罰而廢除百姓不畏懼的處罰.百姓畏懼處罰就會守法,百姓守法國家就會安定,國家安定就會富強.可是那些腐儒卻一味的貶低刑法而重視仁義.迂腐的認為刑法就是通過嚴刑峻法來殘害百姓,卻將法律視為是對於百姓的危害而舍棄它.盲目的盛行仁義.致使百姓不再畏懼亂法而亂法.
孔子奉行仁義周遊於列國.於國無益,於民無益.然而天下人都奉其為聖人,並永世尊崇.商君奉行法治實行於秦國.富秦強秦,使秦稱霸天下.然而天下人都視其為酷吏,並永世貶損.
法治可以富國強國,而仁義無益於國家民族.史實已證.可國家仍然奉行仁義而貶低法治.我真不明百那是為什麼.

『陸』 中國傳統立法指導思想儒家思想在中國法制史中的發展

儒家思想對中國古代法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一套以「天道」觀念和陰陽學說為哲學基礎、以儒家學派的主流思想為理論根據、以農業生產方式和血緣家庭家族為社會土壤、以「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完整而圓熟的法律傳統和法律體制。法律的儒家化實際上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在制定法律時，以「禮」作為立法根據和指導思想；以「禮」的基本原則作為定罪量刑的基本標准；並且以「禮」來注釋法律。

中國古代法制強調法律、刑罰與道德教化的相互為用。「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是中國古代社會對道德教化與法律刑罰之間關系的典型概括。儒家的政治學說是以人性性善論為基礎的。孔子曾說：「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所以只要通過適當的禮義教化，則「人皆可為堯舜」、「天下為公」的理想社會就不難實現。法律刑罰的功能是相對有限的，所謂「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仁，能殺人而不能使人廉」，所以「刑罰為盛世所不能廢」，亦「為盛世所不尚」。因此，治理國家應該是「導之以禮，齊之以刑」，應該「德主刑輔」。意思是治理國家、統治民眾應以發揚德政、宣傳教化為主要的手段和根本目的，而不能像法家主張的那樣本末倒置。同時，制定法律、實施刑罰也應反映、適應禮義教化的要求，使法律成為道德仁義、綱常名教的最好載體。所以，儒家不僅主張實行「仁政」，也強調執法要「仁恕」，要審慎，要「恤刑」。過於強調道德教化的作用，在實踐當然容易導致泛道德主義泛濫，容易使法律淪為政治和道德的附庸和工具，這是其消極的一面。但這種理論注意到從更寬泛的角度，多方面看待和處理社會問題，無疑又有其值得參考借鑒價值。
注重家族倫理，注重維護家庭的和睦和親情。我們的祖先認為，家庭的生命是一脈相承的整體，個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續，子女的生命又是個人生命的延續。所以我們把家庭親情稱為「骨肉之親」，兄弟關系稱為「手足之情」。在這種情形之下，一遇到與親情倫理有關的問題，考慮的、注重的東西，就和常人大不相同了。傳統法律制度，很自然地被深深地烙上了這種印痕，「依倫理而輕重其刑」的倫理特性也就成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最為鮮明的特徵。在各朝法律特別儒家化以後的法律中，有關處理親屬、家族成員間殺傷、侵犯、奸盜、婚姻、田宅及子孫不孝、違反教令等倫理性條款佔有相當大的比重。而處理這些親屬間糾紛的原則，向來是儒家所宣揚的尊卑、親疏觀念，完全是一套不同於常人的評判標准。這些倫理性規則中，充斥著相當濃厚的尊卑、親疏、名分等色彩，含有明顯的父子、夫妻、尊卑長幼間不平等的成分，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維護家庭和睦、強調家庭成員間相互扶助，特別子孫對父祖、卑幼對尊長的尊敬、撫養的義務。這些正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表現。
注重調解、調處，強調息訟、和息紛爭。「和諧」是中國社會的悠久而珍貴的思想傳統和價值追求，對傳統社會司法訴訟、解決紛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孔子強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並直接提出「無訟」的理想，就是主張每個人都應該盡量克制自己的慾望，大家相互忍讓、體諒，按照自己的身份地位去過自己應該過的生活，就不會發生爭訟；即使有了爭訟，也可以相互妥協，和睦相處。在漫長的傳統社會里，「無訟」被士大夫階層視為一種終極的理想和目標，逐漸設計和形成了一套關於「賤訟」、「息訟」、調解和調處的特殊制度。這些制度的消極面在於過於強調「息訟」而忽視了當事人的權利和利益，但對緩和社會矛盾、降低社會成本、消除濫訟現象、達成社會的整體和諧無疑是非常重要的。
「禮法合治」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真諦與特色。在戰國時期「禮治」與「法治」開始進行交鋒，交鋒的結果之一是「禮治」東山再起，「法治」隱退，另一方面也是「禮治」與「法治」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進行融合。「禮法合治」實質是自然經濟、宗法結構與中央集權君主專制政體相溶合的結果，相應地法文化型態也妥協成「混合型」法文化，表現在法律上就是「習慣法」與「成文法」結合的「混合法」樣式。這種樣式從西漢至清末的兩千年間，「伴隨著秦漢封建專制一體化的形成和發展，儒法合流，珠聯璧合，形成中國正統的法觀念，並且逐漸積淀於民族心理之中」，因此禮法交鋒促成了「禮法合一，德刑兼治」，促成了儒家正統法律思想在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地位，並且這種「內外混合」型法文化逐步向法律實踐領域擴張，西漢儒學們發動「以經決獄」將經義凌駕於法律之上，實踐於審判活動之中，吹響了封建法律儒家化的號角，東漢儒臣掀起「以經注律」的熱潮，幾乎把法家制度的律文打上儒家烙印；而後「以經立法」的唐律結出「一準乎禮」的碩果，「禮法合流」即大功告成，「這樣，中華帝國的法律就成了法家和儒家學說的混合物」。禮與法的關系是「禮為本，法為用；禮為主，法為從，禮為先，法為隨；寓禮於法，明法彰禮」；在法律規范上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習慣法與成文法並舉的「混合法」狀態。

在中國傳統法文化中，法律以德教為主，道德是社會調整的主要手段，而法律只是次要手段，是道德的輔助手段；刑是工具，而道德教化則是目的；刑罰的適用必須建立在德教的基礎上，而實施刑罰的目的則是實現道德教化的要求。道德幾乎成為法律的化身。道德規范對法律世界的介入非常廣泛，以致於很難截然劃分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僅道德上的要求與法律精神相契合，觸犯法律的行為不道德，有悖道德的行為也是非法的。在德刑關繫上，德教的地位高於刑罰，即所謂「德主刑輔」，所謂「德教者，人君之常任也，而刑罰為之佐肋焉」。傳統法文化主張「為政以德」。「為政以德」有兩方面的意思：一是提倡仁政，反對暴政；二是重視道德教化，主張「以德化民」。德與刑相比，是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這就叫做德主刑輔，所謂「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也就是說，刑罰必須以禮樂為依據，否則就不會得當。從使用效果來說，儒家認為，刑罰只能懲罰犯罪之後，而德教卻能「止邪於未形」，防患於未然。從使用順序來說，儒家主張先教後誅，反對不教而誅。這套主張，由儒家所倡導，但在春秋戰國時期尚未被統治者採納。後來，由於秦王朝不施仁義，專任刑罰，導致二世而亡，「德主刑輔」說才逐漸引起封建統治者的重視。經賈誼、董仲舒等人加工、改造，「德主刑輔」被奉為正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的基本方法，對中國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在「德主刑輔」思想的指導下，法律自我發展張力極其衰微，法律成為倫理道德體系和行政命令的附庸。法律規范與道德規范、行政命令之間沒有明確界線，法律缺乏獨立性和自治性，從而喪失了自身作為法律的獨特個性和功能。

『柒』 儒家法律思想的現代價值

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綜述
吳曉梅
1997年5月22—24日,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古城開封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以及美國的四十餘位學者、專家聚集一堂,就「儒家思想與現代道德和法治」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現將本次年會的情況綜述如下:
經過2500餘年歷朝文化的沖撞及各種思想的融匯,儒家思想終於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對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至深。有的學者從宏觀方面作了論述,指出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國傳統法制以刑律為核心,融道德、習俗、家規鄉約為一體;在法律思想上強調禮治、德治,實行人治;在法律觀念上是缺乏權利意識,認為法即是刑,君權高於法律、官吏享有特權的現象普遍存在。有的學者從記錄中國法律發展歷史的基本文獻歷代《刑法志》入手,提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學為主,綜合道、法、墨等名家學流的精華。具體表現是強調以仁義治國,提倡親親尊尊,主張德主刑輔,甚至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儒家經典。還有的學者認為由於儒家宗法論理及等級名分觀念的影響,私有制度在我國雖早已確立,但健全的個人財產權的觀念和事實卻未能形成。地封建家族內部,不僅子女卑幼不享有獨立的個人財產權,封建家長也只是代行家族的財產所有權,其權利受到種種限制。在家族外部,又有皇權的干預和習俗勢力的影響。個人財產權觀念的不健全,導致我國公民私權利意識薄弱,而我國古代法律也沒能完成從身份到契約,向近代法律轉化的過程。
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問題,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也是本次年會的中心議題。為此學者們各抒己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述。
有的學者指出儒家歷來強調修身,注重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經過二千多年的豐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規范,對當代的精神文明建設不無借鑒意義。特別是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必然要以歷史遺留下來的思想材料作為自己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如中華民族敬老尊長的美德就是吸收了傳統孝道中養親、尊親的合理因素,在對傳統教道進行傳統和改造的基礎上形成的。又如由儒家「親親、尊尊」思想所衍生出來的宗法家族觀念對現代道德也存在著正負兩面的影響。一方面它能促使族人遵紀守法、尊長敬老 自尊自愛、講信義、重義務,維持社會穩定,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宗法思想中的家長制、保守主義、獨斷專行、及家國本位的觀念,又阻礙著現代文明的進步。因此,對傳統的宗法觀念與宗族組織,也應因勢利導致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位香港學者指出:在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源可資借鑒。尤其在香港回歸之後,更應該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紐帶,廣泛團結港、澳、台及全世界的華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中華文化以德治見長,重禮重德的傳統法律的控制手段不再顯得單一,它有利於社會的綜合治理。與會代表的一致觀點是要對儒家思想進行揚棄,充分發揮德治之長,為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影響巨大的客觀存在,它沉澱在現實生活中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對儒家思想在現代法治中的作用問題,與會代表觀點不一。
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法治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對傳統法律文化應持積極的態度,加以批判地繼承。有人將儒家強調的「誠」「信」與當代民商法中公認的誠實信用原則作了比較,指出中國人對誠信的理解與西人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中國人對誠、信的崇尚絕不弱於西人,可以說儒家學說中的誠信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引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當然這兩者也有不相適應的一面,這是由中西方歷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的。從誠信規范的雙重作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人們在現代法治建設中,既要利用為人們熟悉和長期認可的價值標准,又要針對其不足予以調整。
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是否一定要繼受移植西方法律提出質疑,認為單純的法治不一定是中國走向未來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徑。有人分析了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法律的直接原因,認為這些引進均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而不是經濟基礎和社會倫理變遷的要求,因而收效甚微。法律的接受必須與中國的文化特質和道德倫理契合,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夠的。中國在建設現代法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社會文化與道德倫理的力量,以其作為溝通現代與傳統的橋梁。但由於秦朝「專任法治」和漢朝「德主刑輔」的法制思想的不同,同樣的制度卻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見,法律思想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以德治為長,法治為短,當務之急在於揚長補短,而不能棄長用短或揚長避短。另外,從中國近代史看,法制變革總是不了了之,而最初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家最後往往又復歸傳統,因此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很難在中國實現。一方面中國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一方面實踐證明法治並非萬能。中國應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它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在借鑒傳統與引進西方兩者中,當以前者更為重要。
同時也有一部分學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法治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哲學基礎的不同;賢人政治與法治政治的治國方略的不同;聖人規則與常人規則的社會規則的不同;內心操作與行為操作的操作過程的不同;等級制度與平等制度的主體地位的不同;家庭歸責與個人歸責的歸責原則的不同;義務本位與權利本位的規范內容的不同;君主民本與主權在民的治國主體的不同。各個沖突之間相互聯系,歸根到底是血緣社會與地緣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沖突。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歷時數千年,至今影響不息。如何在這種客觀現實的基礎上,認識和發現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尋求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點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課題。會上代表們觀點紛呈,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對儒家思想首先要進行分解,對那些仍富於現代價值的材料經過改造後可以吸收為新的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儒家強調德治,其著眼點在於抑制王權,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保民靠民。道德實際上構成對統治者權力的一種約束。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於它能規范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儒家德治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即通過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方式,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權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成為約束權力的一種輔助力量,與現代法律相得益彰。
又如儒家素重個人修養,它同司法要求結合就形成了古代中國對司法官的倫理要求,包括剛直不阿、清正廉潔、體恤民情等。借鑒經驗,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可將個人修養同法律運作相結合,建立現代中國的司法倫理原則。包括提高自身人格修養、日常生活中保持行為莊重、對當事人一視同仁,力求司法公正等內容。
有的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其許多概念已深入人心。對古代有價值的觀念作新的解釋,在最合理的意義上予以繼承,是順利完成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捷徑。民本之「民」是子民,民權之「民」是國民,民主之「民」是公民。子民社會唯君權,無民權,其法文化以家族為本位;國民社會限君權伸民權,其法文化以國家為本位,公民社會廢君權興人權,其法文化以個體公民權利為本位。民權一詞介於民本和民主之間,是以儒家文化資源為本根,在西方民主文化的刺激下,由中國人創造並喜聞樂見的新詞,它起到了接引西方民主文化和促進傳統民本思想向現代轉化的作用。
儒家「和為貴」的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在現代社會,它經過吸收和揚棄,發展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制度。一位日本學者就認為現代中國解決糾紛不僅在於發揮民間調解的優勢,調解在官方訴訟中也被廣泛採用。體現為訴訟中有調解程度,判決的執行中重視對當事人的說服教育等。調解制度適合中國國情,不僅能有效地解決糾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司法和執法量的不足。
儒家思想內容寵雜、氣象萬千,學者們在討論中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經過幾天的探討,大家互通有無,對儒家思想的認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