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象法學

A. 在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為什麼

一、判斷「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應該在理解「根據受控行為界定專有權利」的原理前提下，「根據受控行為界定專有權利」原理主要內容為：著作權的每一項專有權利都是用來控制特定行為的，享有一項專有權利就意味著能夠控制他人利用作品的特定行為。也就是說任何人未經著作權人的許可，實施了受著作權控制的特定行為，又不屬於合理使用或法定許可，均屬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反之，任何人利用作品的行為只要不屬於《著作權法》第10條列舉的行為，就不屬於侵犯著作權的行為。增加該項權利也就是增加了權利人的控制特定行為的能力，對更好地維護版權人的合法權益的有裨益的，
二、判斷「著作權概念體系中引入放映權概念是否具有合理性」應該限定為制定著作權法當時歷史條件下具有合理性，即在根據2001年10月27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而增加的，依據當時的技術水平，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已經是很先進且廣泛的使用著作權的行為了，當時增加該項權利目的在於更好地維護版權人的合法權益。所以《著作權法》第十條有著作權包括下列人身權和財產權：（十）放映權，即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等的權利；
不過現在網路傳播盛行，對於通過放映機、幻燈機等技術設備公開再現美術、攝影、電影和以類似攝制電影的方法創作的作品的情形已經不是特別的普遍，所以在《著作權法》（送審稿）中去除了該項權利並被播放權所吸收，《著作權法》（送審稿）第十三條 著作權包括人身權和財產權。（六）播放權，即以無線或者有線方式公開播放作品或者轉播該作品的播放，以及通過技術設備向公眾傳播該作品的播放的權利；

B. 高考報考法學專業對語文分數要求

一、一個觀念與兩種能力(一)轉變一個觀念曾反復強調，不要總認為語文是文科，認為語文成績不易提高，認為語文高考不拉分。這其中關鍵是不要像學初中語文那樣學高中語文，把這個道理弄清楚了，高考語文成績才真正能提高。這意味著，第一，學習語文不能靠「死記硬背」，不是靠掌握那些程式化、固定的答題套路、模板，對有關古詩鑒賞、現代文、古文閱讀和作文試題尤其如此。(二)具備兩種能力語文高考到底考查高中生什麼？最核心就是考查學生兩個能力：一是思辨能力，簡單說就是認識、判斷能力，具體反映在兩種能力上：(1)閱讀能力，落實到試題則是現代文閱讀、古文閱讀，目標側重考查學生聯繫上下文語境准確把握個別詞句意思，概括、篩選段落、全文主要或者核心信息能力。(2)理解能力，要求學生從給定材料理解出字面、文面沒有的語義信息，包括主題思想、中心論點、與人生、社會實際聯系以及作文材料深層意義、寓意等。從本質上說，閱讀能力重在概括歸納，理解能力重在演繹推理。雖然兩種能力往往密不可分。二是表達能力，這是指聯系給定材料，如何熟練運用漢語、漢字流暢表述個人對人生社會的新看法、新見解。具體試題反映在古詩鑒賞、探究題和作文寫作，共計近80分左右。需提醒我們的同學注意的是，語言表達重在「三有」，即「有思想」、「有真情」、「有條理」，與之相反的是「無理」、「無情」、「無序」。二、克服大小毛病「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想真正提高語文學習效率，有效提高語文高考成績，學生必須能找到自己語文學習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有的屬於人人易犯的「通病」，一旦糾正，則走在別人前頭；有的屬於自己特有的「小毛病」，能及時改正，同樣可以迅速提高語文成績。正因為如此，不管自己復習還是跟老師學習，只有「對症下葯」才能有效學習。畢竟，找對問題與原因其實也就等於成功了一半。(一)影響高考語文成績的「四大通病」通病一：閱讀答案不精不細高考閱讀理解的命題重在題乾和備選答案。很多學生一旦完成正文材料閱讀，馬上草草讀答案，結果很難選對，尤其是社科文一題。這也是語文高考拉分的第一項。高考語文的閱讀理解，與中考一個重要區別是要實現精讀細讀，這不僅僅體現在給定文本材料的閱讀，更體現在題乾和備選答案的閱讀。而所謂「精細與否」，就材料言之要求讀者(考生)能從深層或字面背後把握給定材料(文本)反映的作者寫作意圖、材料基本框架以及核心觀點等信息，為此需要找到必要的話語標記，像連詞、重復性語詞、評述性語句、引用性語句、總結性語句等。須知，「抓標記」是出題者的命題思路，當然也是考生閱讀材料的「竅門兒」。就題干言之，則是要找到「題眼」，即命題者的命題意圖或關鍵所在。就答案言之，則是能仔細分析每個備選答案的語法、語義結構，運用排除法將有標記的明顯不屬於正確選項的排除，之後再分析、篩選。通病二：鑒賞缺乏詩情畫意我們可以留意一下，高考的詩歌鑒賞材料主要是寫景敘事抒情類詩歌，特別是寫景類詩歌。這要求考生聯系原詩能合理想像，能把自己感受的詩歌之美，包括語言之美、意象(意境)之美、思想情感之美表達出來。可是很多學生的答案表述乾乾巴巴，毫無美感可言，甚至變成了詩句的直接翻譯。這是拉分的第二個地方。通病三：探究不會聯系實際探究題分布在實用文閱讀部分，即「小說閱讀」或「傳記閱讀」(二選一)。一般是8分題。探究題其實是微型議論文，這意味著論點、論據、結論都不能少。只不過論據要從原文中概括歸納，結論要聯系個人或群體人生社會現實。但考生往往「探而不究」：不能聯系原文有效概括，條分縷析列出原因或成因；「究而不探」則只是就材料中現象談現象，難以提升核心觀點與現實、實踐相聯系。要知道，「探究」之「探」重在探討原因，「究」則重在深究該如何做、有何啟示。探究題也是高考語文拉分項之一。通病四：作文觀點疊加例子面對現在的「新材料作文」，我們的考生基本都是作一篇800字的議論文。不管「正論」還是「駁論」，關鍵是要向人家證明自己從材料引申出的中心論點是正確的。為證明自己觀點是正確的，我們不得不旁徵博引、談古論今！但每年的高考作文，大量考生運用作文套路、模板，寫出那種「觀點加例子」的作文。結果，例子一大堆，全是人家說過的，自己的判斷、分析少之又少。因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高考新材料作文：觀點+例子=作文失敗，觀點+例子堆疊=作文徹底失敗！這是高考語文最大通病，也應是最拉分的一項。關於作文，我思考的可能最多。如果以後有機會，我願意再專門跟大家談，包括如何審題、立意、引材、理論、論證、結尾、結構等。因為涉及問題太多，恕我不談了。(二)影響高考成績的「八小毛病」毛病一：字跡潦草，卷面臟亂；毛病二：語法錯誤，錯字連篇；毛病三：標點錯用，書寫欠規范；毛病四：翻譯不通，遺漏重點；毛病五：語言干癟，缺乏文采；毛病六：文題平庸，立意跑偏；毛病七：引材啰嗦，論點不明；毛病八：論據陳腐，結尾平淡。上面的「六、七、八」條，主要是針對作文的。這些「小毛病」，不是所有同學都有。但不管有否，都應引起注意、盡量避免還是很重要的。那些存在上述幾條小毛病的同學，更應注意改正。三、解決問題法為了解決上述問題，我個人認為，高中生要想提高語文成績，必須做到「四勤」，即「動眼勤看，動手勤練，動腦勤想，動筆勤攢」。(一)動眼勤看現在，由於課業負擔重，應試教育使然，大部分同學忙於上課、補課、完成作業，很少有時間閱讀，造成我們的高中生普遍閱讀面窄、知識面窄。為了應對高考閱讀理解材料涉及知識相對多元的現實，考生有必要增加一點閱讀量，比如：讀一些與考試材料風格相近的文章，像《新華文摘》、《人民日報》(理論版)、《光明日報》(理論版)等的社科論文等；讀讀《唐詩鑒賞辭典》等古詩詞鑒賞範文，學習、借鑒名家、權威如何解讀、表述古詩詞的鑒賞。也可以翻翻《史書》，找一兩篇好的歷史人物傳記讀讀，仔細琢磨其語言特點、內容結構等信息。除此之外還應當在學習之餘堅持收看央視晚間新聞報道類的主流媒體，了解社會民生的「最新聞」，讓自己的視角能伸向更宏闊的社會現實。(二)動手勤練高中語文學習、復習的「題海戰術」並不可取。尤其不要買一本本的習題集、模擬題反復做。語文的核心知識就那麼多，重在活學活用。但不多做題不等於一點不動手。其實，高中同學普遍存在一個問題，很少在平時能將成套的語文試題、模擬題按照高考規定時間、要求完成，特別是容易將作文與前面17道客觀題分開做，結果實戰效果很差。一道高考，作文時間不是不夠，就是留得太多影響前面答題效果。要知道，對於考試而言，「只有平時像考試，考試才能像平時」。這就要求考生在平時能定期嚴格按高考標准完成一套語文試卷。動手勤練的另一方面是能「模仿造句、寫段落直至模仿經典文章」。未經高水平的模仿，很難有自己獨到的東西。尤其表達能力的訓練。(三)動腦勤想主要是能夠經常回想、默誦高考語文試卷的17道題的題干。通過思考找到自己常錯考點。自己試著總結尋求破解法。(四)動筆勤攢主要是積攢一些萬能的經典的獨到的理論論據，像先秦諸子散文中的名句、「四書五經」的名句、古詩詞名言警句等。這些往往能夠反映考生的傳統文化底蘊和語文素養。其次，要練習壓縮材料，最好用「排比+(比喻)+例子+觀點」的結構。最後，要練習、積累作文開頭結尾精彩語段。四、突破難點要切實提高語文成績，還要再突破「四個重點」，當然也是高考的難點所在。我概括成四句話，即「今文閱讀重三細，古文傳記有三立，古詩鑒賞言象意，作文論據重分析」。「今文閱讀重三細」是針對閱讀理解試題的，即要求考生做閱讀理解題時盡可能做到「細讀文本找標記、細讀題干找題眼、細讀答案找差異」。「古文傳記有三立」是針對古文閱讀和翻譯的。古文傳記無非敘述歷史人物的「立言、立德、立功」，抓住這樣的主線歸納信息會非常簡潔。「古詩鑒賞言象意」是針對高考另一難點古詩詞鑒賞的。優秀的詩歌作品一般都要具備「言象意」三個要素，語言層面的「練字」、語詞方面的「詩眼」以及語句方面的「修辭」，都是為描寫、塑造「象」(物象或意象、形象)服務的，最終當然要反映詩人的思想情感。把握這樣的主線對理解、鑒賞詩歌很有好處。最後的「作文論據重分析」是針對高考最大難點「新材料作文」的，核心是要求考生能在引用事實、理論論據之後作出扣題、扣論點的精到分析。

C. 對法律的概念及發展的理解

首先明確法的概念：法是什麼，法律本質是什麼問題，是法律理論、法理學的迷津。「爭論日復一日，沒完沒了」（勒內），反而使人如墮迷霧中，不辯方向。當然，它並非是無關緊要的，作為法學的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問題，是法學最核心的最普遍的最基本的問題，也是涉及法律運作、法律實踐的方向、價值取向的根本問題。
第一節 法的本質
一、法的詞義
關於中文法字的來源，古代曾有神獸決獄的傳說：相傳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部落聯盟生息在黃河流域。該部落聯盟首領舜委任皋陶為司法官。皋陶正直無私，執法公正，非常受人愛戴。他在處理案件時，若有疑難，就令人牽出一頭神獸，該神獸名廌,又名獬豸。《異物志》說：「東北荒中，有獸名獬，一角，性忠，見人斗，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漢代王充《論衡?是應》說：「鹿者，一角之羊也，情知有罪，皋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此獸似羊非羊，似牛非牛，似鹿非鹿，也有人說它同麒麟想像。它的頭上長著一支獨角，鋒利無比，故又俗稱獨角獸。獬豸有分別罪與非罪的本能，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見人爭斗時，用它的一隻角向無理、有罪的一方觸去，是非曲直，立見分曉。這就是中國古代的神明裁判。——所謂神明裁判，就是藉助於神的力量和方式來考驗考察當事人，以確定其人是非曲直，判定有罪或無罪的原始審判方式。神明裁判使訴訟裁決及其形式披上神聖的外衣，使人誠心信服。
中文法字，在西周金文中寫作「灋」，與其它漢字一樣，是一個絕妙的意象豐富的象形文字。漢代許慎《說文解字》說：「灋，刑也。平之如水，故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去。」灋由三部分組成：氵、廌、去。氵，平坦之如水，一說喻示法象水一樣平，是為公平、公正；一說將人犯置於水面凜去。廌（音），神獸。《說文解字》說：「解廌，獸也。似山羊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象形從豸者。凡廌之屬，皆從廌。」《後漢書?輿服志》說：「獬豸神羊，能別曲直。」在這里，廌為圖騰動物，一角之聖獸，代表正直、正義、公正，或說是正義之神（性直惡曲），具有審判功能、職能，能為人分清是非曲直、對錯，助獄為驗。去，「人相違也」。去即對不公正行為的懲罰。一說判決把人驅逐出去，從原來的部落、氏族中驅逐出去，於水上凜去（古代之流刑），或交由神明判決，由神獸「觸不直者去之。」由此可知，（1）法是一種判斷是非曲直、懲治邪惡的（行為）規范，是正義的、公平的。（2）法律是一種活動，是當人們相互間發生爭執無法解決時，由廌公平裁判的一種審判活動；是當人們的行為不端、不公正時，由聖獸行使處罰的懲罰活動。（3）法律的產生、實施離不開廌這一聖獸，它是社會權威力量的代名詞，是社會強制力的代表，沒有聖獸作為切實保障機制，法律沒有神聖性，無法發揮出它的功能、威力。
在古代文獻中，稱法為刑，法與刑通用。如夏朝之禹刑、商朝之湯刑、周朝之呂刑，春秋戰國時期有刑書、刑鼎、竹刑。魏相李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改刑為法。「刑，常也，法也。」「法，刑也。」這里的刑，原為?，出於井田，含有模範、秩序之意。因此，以刑釋法，表明模範遵守法律（秩序）。刑，又指刑罰。《鹽鐵論》：「法者，刑罰也，所以禁暴止奸也。」
古代中國法又往往與律通用，「律之與法，文雖有殊，其義不也。」（《唐律疏義》）據史籍記載，商鞅變法，改法為律。從此「律」字廣泛使用，其頻率高於法，我國古代法典大都稱為律，如秦律、漢律、魏律、晉律、隋律、唐律、明律、清律，只有宋代稱刑統，元朝稱典章。《說文解字》說：「律，均布也」。段玉裁註疏說：「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歸於一，故曰均布。」管子說：「律也，定分止爭也。」律原為音樂之音律，音樂只有遵守音律，才能和諧，否則雜亂無章。均布是古代調整音律的工具，以正六音，木製，長七尺。律後來引申為規則、有序，范天下之不一而一，成為規范所有人及其行為的准則，即規范天下千差萬別的所有人所有事而趨於整齊劃一（統一、協調）。《史記?律書》說：「王者制事立法，物度有軌，壹於六律，六律為萬事之根本焉。」丘浚說：「臣按律之名……凡度之長短、衡之輕重、量之多寡，莫不於此取止，律以著法，所以裁判群情，斷定諸罪。」（《大學衍義補》第120卷）最早把「法」、「律」二字聯在一起使用的是春秋時期的管仲，他說：「法律政令者，吏民規矩繩墨也。」又據《史記》記載，秦始皇滅六國，「法令由一統」，二世用趙高，早法令，「更為法律」。（始皇本記）後來漢代晁錯曾說：「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後漢書》有「皋陶造法律」等說法。但總的說來，「法」、「律」兩字是分開使用的，直到清末民初才被廣泛使用。
除了上述幾字與法字有關外，古代作為社會規范的「禮」，也是法律，與法有一定的聯系。當然，禮不是訴諸刑罰的。
古代漢語中的法的含義是復雜的多樣的，其中最為主要的意義是：（1）法象徵著公正、正直、普遍、統一，是一種規范、規則、常規、模範、秩序。（2）法具有公平的意義，是公平斷訟的標准和基礎。（3）法是刑，是懲罰性的，是以刑罰為後盾的。
在西方語言中，含有法、法律的語義的詞更為復雜。從語源來說，西方的「法」一詞都來自拉丁文。拉丁文的jus和lex，德文的recht和gesetz，法文的droit和loi，等等，其中jus、recht、droit均可翻譯為法，同時又有權利、正義、公平、或規律、規則等內涵。英語有law、norm、rule、act等詞，其中law有規則、規律雙重含義，加定冠詞又有不同含義，A law指單個法律，The law指整體法。總的來說，西方法的詞意的核心是正義（公平、公正），是正義的化身，其次是權利，再次是規則，人的權利之規則。法律既保護人們正當權利，同時也懲治人的不正當行為的。法律及其行使與暴力有關，但很顯然，暴力本身不是法，暴力必須受制於法。
作為文化符號的語言，富有民族性。中外法的詞意的大異其趣，是不同的法律理念、精神、價值的體現，反映了中西民族精神的差異，反映了不同的法律文化及其傳統。
在現代漢語中，法、法律兩詞基本上可以當作同義詞。但也有區別，都可以進行廣義和狹義的區分。廣義的法是指所有的法律、法律現象，既包括實在法（現實法、制定法、國家法、實然法），又包括自然法（理想法、正義法、應然法、超法律原理），既可以用在規范的意義方面，作為專門的法學范疇和法律用語，也可以作為團體組織中所有的規矩，如黨紀、廠法、幫規，這種用法具有一定的比喻性。狹義的法，區別於法律，特指自然法，即社會中的價值觀念，永恆的、普遍有效的正義原則和道德公理。廣義的法律是指法律的整體，包括由國家制定的憲法、法律、法令、條例、決議、指示、規章等規范性法律文件和國家認可的慣例、習慣、判例、法理等。在中國，包括作為根本法的憲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制定的地方性法規，國務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規章，省級人民政府制定的地方性規章等等。狹義的法律是指擁有立法權的國家機關根據法定許可權，依照法定程序所制定的規范性法律文件。在中國僅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這種種區別和含義既有界限，又有交叉，我們應該注意交關系。
二、歷史上法的本質學說
法律本身是紛繁復雜的，人們對於法律本質的認識也是多樣的。在歷史上，許多學者分別從不同的維度、層次認識和解釋法律，提出了許多不同的法律理論和學說，形成了迥然不同法律理念。
規則說 這種理論主要由分析實證法學家所提出的。他們認為法律是一種規則，國家創制的規則。如哈特說，法律是主要規則和將要規則的結合。奇普曼說，法律是法院為了確定合法權利和義務而定下的規則。商鞅說，法者，國之權衡也。規則說注重法律的實在性、規定性。
命令說 這一理論也主要由分析實證法學家所主張。他們認為法律是主權者的命令。如霍布斯說，法律是一種命令而不是一種建議，是國家對臣民的命令；邊沁說，法律是主權者自己的命令或為主權者採納的命令的總和。還說，法律是國家行使權力處罰犯罪的威嚇性命令。奧斯汀說，法律是掌握主權的人向下面的人發出的命令。命令說注重法律的國家性、命令性。
判決說 這一理論是由社會學法學家、現實主義法學家所主張的。他們認為，法律是法官的判決。判決說比較注重法律的具體運作，重視活法。
神意說 這一主張是由神學家們所提出和堅持的。神意說認為，法律是上帝理性的表現，是神的意志，是神創造出來規范人的生活和行為的。神意說訴諸超人間的力量來說明法律的來源和本質，突出了法律的宗教性。
理性說 這一理論是由自然法學所倡導的。理性說認為，法律是人的理性的創造物，是理性的（最高）體現和表達。如西塞羅、格老秀斯、洛克、康德等思想家都極為重視法律的理性根源和特徵。理性說注重法律的合理性、價值性。
意志說 這一理論認為，法律體現的是意志。而意志又有主體的差異，與此相應，意志說又分為：個人（統治者）意志說、階級意志說、共同意志說（如盧梭的公意說）。前述的神意說亦可歸入意志說。意志說注重法律的意志性。
社會利益說 這一理論認為，法律是社會利益的體現和表達。許多社會學法學家，如耶林、龐德，是社會利益說的代表。社會利益說突出的是法律與人的利益，特別是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系。
社會控制說 一些社會學法學家認為，法律是社會控制的工具、手段。如布萊克說，法律是政府的社會控制。龐德說，法律是一種社會工程或社會控制工具，從16世紀以來，法律已成為社會控制的首要工具。社會控制說強調的是法律在社會中角色、功能、效應。
正義論 歷史上許多思想家認為，法律是正義的化身、體現。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西塞羅等等。正義論著眼於法律的道德性，強調法律的合法性是奠定於正義、價值的基礎上。
預測說 這一理論認為法律是對行為後果的預測，是對法院可能判決的觀測。美國現實主義法學是這一理論的主角。這種看法常被戲稱為「壞人上眼中的法律」。預測說突出法律的可預測性，它的結果的效益性。
這種種理論、學說對於人們進一步認識、解釋法律現象和本質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既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不足的一面。這些理論有的注視法律的價值（性），有的注重法律的形式（性），有的強調法律的事實（性），有的突出法律的工具性、功能性，有的重視法律的目的性、理想性，有的從法律的人為性、人定性出發，有的從法律的神創性著眼，有的強調法律的經驗性質，有的側重法律的意志或理性根基，顯然在揭示法律的意蘊方面都分別做出了有益的貢獻，但難免偏差，忽視了法律的整體性、統一性，割裂了法律的各種元素之間的內在關聯，反而使法律的本質被閹割，被遮蔽了。法律本質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廓清各種迷霧，還其本來面目，是當代法理學的重大任務和問題。

三、法的本質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研究法律問題時，形成了系統的法的本質理論，這不僅深化了對法律的認識，而且推動了法理學，乃至整個法律科學的深化和發展。
（一） 法律是統治階級的（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和反映（階級意志性和國家意志性）
法律是統治階級（掌握國家政權的社會集團）的（國家）意志的集中體現和反映，這一命題和思想包含著豐富而深刻的內容。
1．法律是意志的體現和反映。法律是人類有意識有目的的活動的產物，是人的意志的結果，而非神的意志，或其它物種的意志的結果。不論反映、體現地意志（主體）是一個人的，集團的，階層的，階級的，或全體人民的，也不論其內容如何，形式如何，法律總是人類意志的產物，與人類意志息息相關。因此法律帶有很強的意志性色彩。
那麼，意志是什麼？它的基本特徵是什麼？作為一種心理狀態、心理過程，作為一種精神力量，意志是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混沌合一，同時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因素，而以非理性為主。它對人類所有的一切活動，對所有的文化創造都具有極其重要、極其重大的影響。所有人的行為、活動，所有文化創造都與意志有關，不可分離。法律作為人的行為及其產物與意志同樣不可分離，密切相關，是意志的反映、體現和外化。當然，意志本身不是法，只有經過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一般化、統一化以後，把非理性的東西或以非理性為主的東西轉變為理性的東西，具體體現為國家權力機關所制定的法律、法規等規范性法律文件，才是法律。也就是說，意志這種以非理性為主的東西經過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經過理性化以後，上升為理性，才是法律。理性和理性化是法律的生命和基礎。
2．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集中體現和反映。第一，法律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是統治階級的一般意志、整體意志、普遍意志，是統治階級的共同意志、「公意」、「合力意志」，而不是統治者個人的意志，也不是統治者個人意志的簡單相加（「眾意」），更不是統治者的任性和隨意。這種階級意志是通過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統化、一般化而成為法律的。法律正是通過規范化、制度化、法律化、系統化、一般化，把個別性的東西轉變為普遍性的東西，把局部性的東西轉變為整體性的東西，把集團性的東西轉變為社會共同性的東西。經過這種升華了的意志，就真正變成社會的規范規則。
第二，法律所體現的統治階級意志，不是其意志的全部，而是經過國家中介的（馬克思說，一切規章都是以國家為中介的），上升為國家意志的那部分意志，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被奉為法律的那部分階級意志」。也就是說，意志是多種多樣的，並非也不需要所有的階級意志都上升為法律，轉化為法律。只有經過法律程序認可、確定、處理的那一部分意志，只有經過國家中介的那一部分意志，才是法律。就此而言，法律只不過是社會的掌權集團或統治階級根據自身整體意志、共同意志而以國家名義制定、認可、解釋的，並由他們通過國家力量強加於全社會，要求一體遵行。法律必須體現國家意志，國家意志性是法律的本質屬性之一。
第三，法律只能體現統治階級的意志，而不可能體現被統治階級的意志。
第四，法律的階級（國家）意志的基礎是利益，是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普遍利益。馬克思說：「法律應該是社會共同的、由一定物質生產方式所產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現，而不是單個的個人恣意橫行。」 統治階級所創立的任何法律法規都與他們的利益、需要有關，是為了滿足、實現他們的利益、需要和慾望的。
（二） 法律的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其中社會生產方式是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是法的本源性存在基礎。物質生活條件是包括地理環境、人口、社會生產方式諸因素在內的綜合體。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社會都不能脫離開它的具體的地理環境、人口、生產方式諸條件而生存，任何一個民族、國家、社會也不能無視具體的地理環境、人口、生產方式而從事自己的文化、思想、制度、歷史和社會生活等各方面的活動。因此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構成了人的社會、人的社會生活的基石。
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各要素中，生產方式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告訴我們，政治、法律、國家等制度性的社會組織和結構，哲學、文學、歷史、宗教、道德、法律思想等思想性的社會要素，以及從事這些制度性、思想性社會要素的建設都是在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基礎上進行的，受制於一定社會的生產力、生產關系，受制於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法律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現象，與其它社會現象一樣，依存於一定的生產方式及生產力、生產關系，依存於一定的經濟基礎，它的存在、發展、運作、實施都受制於生產方式、經濟基礎，是由社會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有什麼樣的生產方式，就有什麼樣的法律，離開了一定的生產方式，法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據和基礎，也就無從產生、存在和發展。法的關系，權利和義務的關系是一定的物質生產關系所表現的法權關系。馬克思說：「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於物質的生活關系。」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談到資產階級法律觀念和本質時說：「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有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因此法律不是獨立自足的，相比於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它是派生的。
法律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和反映，法律本身具有內在的經濟邏輯、經濟機制、經濟屬性，一切法律問題，歸根到底都是經濟關系、經濟狀況、經濟機制的反映和要求，任何一條法律，任何一種法律規范，任何法律體系無不體現經濟方面的基本規律、基本原則、基本要求。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法學家以為他是憑著先驗的原理來活動，然而這只不過是經濟的反映而已。」「只有毫無歷史知識的人才不知道：君主們在任何時候都在不得不服從經濟條件，並且從來不能向經濟條件發號施令。無論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記載經濟關系的要求而已。」因此，一切法律現象都可以還原為經濟現象，一切法律問題都可以歸結為經濟問題。經濟是法律的基礎。
法律與生產方式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第一，法律的基礎、本源、本體是社會的生產方式，生產方式決定了法的產生、形成、發展、變革，決定了法的發展方向、發展趨勢，決定了法的內容、性質、本質、屬性、功能、作用、運作、實施，決定了法的價值。第二，法是生產方式的集中體現和反映，是經濟的集中體現和反映，相比於生產方式、經濟基礎，法是第二性的、第二位的，是派生的。第三，法對生產方式、經濟基礎具有重大的反作用。一方面法律具有促進、維持、保障和調控包括經濟秩序在內的所有社會秩序，保證人們的社會生活正常有序地進行的積極作用。另一方面法律也有阻礙、妨礙、破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變革，阻礙、破壞社會進一步發展的消極作用。
認識法律的本質，我們需要注意一些問題：（1）法律與生產方式、經濟基礎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法有物質制約性，有社會的根源，並不意味著法律總是與經濟條件、經濟規律、經濟狀況完全相符合，完全同步，而是有一定的不一致性、不同步性，更為重要地是二者總是形成和保持一種動態的契合關系。（2）法律具有相對獨立性，有其自身的發生發展過程和規律。（3）除了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外，社會其他因素，如政治、思想、道德、文化、歷史傳統、民族、科技等等，也對法律、法律制度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由此導致法律的多樣性、變異性和差異性。再次，法律的概念：法律有廣義、狹義兩種理解。廣義上講，法律泛指一切規范性文件；狹義上講，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的規范性文件。在與法規等一起談時，法律是指狹義上的法律。

D. 通過法律課的學習有哪些收獲和啟發

從美學的觀點看法律——法美學散論 或許是由於工業化和商品化時代濫用理性和「計算」規則的緣故，我們現在已愈來愈喪失了黑格爾所稱謂的「理念的感性顯現」（審美）的能力。崇高物象的心靈激盪，「無利害感」的游戲沖動，詩歌語言引動的驚異與純喜，無限想像的自由伸展的渴望，「風格」、「趣味」的體驗與追求，以及尼採在《悲劇的誕生》中所描繪的「酒神狀態的迷狂」[1]，似乎也漸漸遠離了我們感性直觀的視野。以至於，當我們從藝術和美學的觀點來審視被高度理性化的意志所宰制的所謂「法的世界」的時候，我們要面臨著那些把法學作為純規范科學的專家們的指摘，「法美學」的理論旨趣甚至可能會被看作是「不倫不類的妄議」而遭受譏諷，被排拒於法學神聖庄嚴的殿堂的大門之外。人們難以接受的事實是：法律怎麼能夠成為美學或藝術的「視之對象」呢？ 所以，當德國法學家古斯塔夫·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在其《法哲學》（1932年德文版）一書中主張通過文學創作和藝術作品來認識法律的本質，並且要求建立一門法美學（Aesthetik des Rechts）之時，他實際上已經注意到「法的世界」和「藝術（美）的世界」之間的隔膜給現代人類的心性所造成的深刻影響。拉德布魯赫指出，隨著文化領域的特定化，法與藝術逐漸趨於分化，甚至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法是文化構體（Kulturgebilde）中屬於最為僵化的一種，而藝術則是變動的時代精神最為靈動的表達形式，兩者處在自然的敵視狀態。那些富於才情的浪漫詩人甚至咒罵法律，把它們看作是「每時每刻折磨人的心靈、令人恐懼的東西」[2]。我們在學術史的發展中發現：正是由於法律和藝術（美）分屬不同的精神領域的緣故[3]，那些早年抱持「尋找一份體面的職業」投考法學院的才華橫溢的學子們（如歌德、席勒、馬克思、雅斯貝爾斯），不堪承受法律所造成的「心靈的折磨」，後來又紛紛放棄從事法律職業。 不可否認，法學是反映人的經驗理性的學問，是人的法律經驗、知識、智慧和理性的綜合體現。自然，法學也可能會滲透研究者個人的感性的觀察和領悟，但它絕不是個人感情的任意宣洩。就其本性而言，法學是與一切展現浪漫趣味和別出心裁的思想方式相抵牾的。尤其是近代以來，隨著法律活動愈來愈趨向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學與法律的語言經過法律專家們的提煉、加工，已經演變成不完全等同於「日常語言」一套的復雜的行業語言。在談到其特點時，拉德布魯赫指出：「法律的語言是冷靜的：它排除了任何情感的聲調；法律的語言是剛硬的：它排除了任何說理；法律的語言是簡潔的，它排除了任何學究之氣.我們還可以說，法律的語言具有精確的意義和所指，但由於它們是需要專家操作或「表演」的語言，是一種由高度發展的文字偽飾過的語言，它們也就不那麼貼近人們生動活潑、多姿多彩的感性生活，而總是與普通人的感性直觀保持著一種「距離的間隔」，有時甚至會抑制人們通過審美的自由追尋「終極愉悅」（極樂）的那種渴望和沖動。這樣，至少就近現代的所謂「法學家的法」（Juristenrecht）而言，它們表面上愈來愈喪失了令普通人感到親和愉悅的直觀的趣味，這亦無形中遮蔽了它自己獨特的審美的性質和價值。 （二） 歷史悠遠的距離所造成的朦朧感，可能會喚醒我們現代人心靈中一絲尚存的審美意識，促使我們去探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的所謂「亦法亦歌」的規則，研究那種與人類的感性正義觀念渾然一體的生動的「活法」（lebendiges Recht），甚至也會對那些與我們的性情和認知完全隔膜的現代法律（法典）或司法活動產生審美的興趣。 感謝18世紀義大利哲學家維科（Giambatista Vico, 1668-1744），他在科學技術蓬勃發展給人類帶來巨大的「能力感」的時代，寫下《新科學》（scienza nuova）一書，把我們的心性帶到古代如夢如幻的精神世界，使我們感受到先民那種不同於技術理性和數學方法之「詩性智慧」及其創造物的魅力。「詩性的經濟」、「詩性的倫理」、「詩性的政治」、「詩性的宇宙」，如此等等的語言背後的意義空間所展示的圖景，至今仍然在我們受技術宰制的心靈里產生震顫。 維科以其獨特的語辭分析和生動的筆調描繪出「法」起源的自然意象。他關於古羅馬「法」（ius）一詞的詩性推論，透現著對法律的一種審美情感。維科指出： 古代法學全都是詩性的，……古羅馬法是一篇嚴肅認真的詩，是由羅馬人在羅馬廣場表演的，而古代法律是一種嚴峻的詩創作。[5] 其實，在更早的時期，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國家篇》（《理想國》）和《法律篇》中已經隱約地表達了相同的思想。柏拉圖把「法律和社會組織的美」視為一種居於較高層次的「美」[6]；在他看來，建立一個城邦的法律是比創作一部悲劇還要美得多，最高尚的（悲劇）劇本只有憑真正的法律才能達到完善。歷史上的一些偉大的立法者（如斯巴達的萊庫古和雅典的梭倫）才是偉大的詩人，他們制定的法律才是偉大的詩。[7] 晚出於維科的德國著名童話作家（《格林童話》的著作者之一）、歷史法學派的重要代表雅可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於1816年發表長篇論文《論法之詩》（Von der Poesie im Recht），從詩性的法律語言、法律象徵、詩歌形式諸角度考察了法與詩歌之間的關系以及德意志古法中的詩性規則（法律的韻律）。他在文章的開篇即表達了與維科相同的觀點： 法和詩相互誕生於同一張溫床。……的確，兩者的起源都建立在兩種本性之上：一種建立在驚奇之上，一種建立在信奉之上。這里的驚奇，我更願意把它當作是任何一個民族法律和民歌的開始。……所以，詩中蘊涵有法的因素，正象法中也蘊涵有詩的因素。[8] 也許是受雅可布·格林等一批法律史家所開創的研究傳統的影響，「法與詩歌」、「法與戲劇」、「法與繪畫」、「法與美」等等論題，亦間或地進入德國晚近的法學家們的理論視野。總體上講，德國人對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問題，已經作了盡可能廣泛的討論。這里，僅列舉其代表性成果之要目，以便我們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歷史法學派的後期領銜人物奧托·馮·祁克（Otto von Gierke）著《德意志法上的幽默》（Der Humor im deutschen Recht，1871）； 新黑格爾主義法學派首創人約瑟夫·柯勒（Josef Kohler）著《在法學舞台前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 vor dem Forum der Jurisprudenz，1919）； 齊特爾曼（Zitelmann）著《作為藝術的法學》（Die Jurisprudenz als Kunst，1904）； T·施泰因貝格（Theodor Sternberg）著《法律中的笑話》（Der Witz im Recht，1938）； G·繆勒（Georg Mueller）著《我們民族詩歌中的法與國家》（Recht und Staat in unserer Dichtung，1924）； A·巴拉赫（Adolf Bachrach）著《法律和想像》（Recht und Phantasie，1912）； 漢斯·費爾（Hans Fehr）著《繪畫上的法》（Das Recht im Bilde，1923）；《詩里的法》（Das Recht in der Dichtung，1931）；《法律上的悲劇》（Die Tragik im Recht，1945）； H·施托克哈默（Hubert Stockhammer）著《作為科學的美學和法學》（Aesthetik und Jurisprudenz als Wissenschaften，1932）； H·特里佩爾（Heinrich Triepel）著《論法的風格：法美學文集》（1947）； H·馬爾庫斯（Hugo Marcus）著《法的世界與美學》（Rechtswelt und Aesthetik，1952）； （三） 德國學人的研究表明：在人類心靈中最富人性的部分，法律也有其一席之地。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明示的那樣，法可以為藝術（美學）服務，藝術（美學）也可以為法服務。象任何其他文化現象一樣，法也需要具體的表達手段：語言、手勢、服飾、符號和建築等。法的這些具（物）體表達手段（koerperlicher Ausdrucksmittel）也可以通過審美作出評價。 Rene Marcic在他的法哲學著作中曾經說過一句話：「人是法的擔當者（Der Buerge des Rechtes）。」我們也可以接著說，人也是美的擔當者。幾千年來，藝術（美）和法之所以具有可以比較性，因為它們都有著神秘的起源，均追求著某種永恆的價值（如「善」）。法表現為正義的工具，而藝術則是創造美的「技藝」（Koennen）——在希臘人那裡稱techne，在羅馬人那裡稱ars。所以，在歐洲中世紀，近代，甚至到了18世紀，某些藝術家和法律家一直還保持著一種親緣關系，他們被封為供職的「藝術創作者」（Kunstwerker），為教皇和王室服務。他們的技藝包含多種多樣，如詩歌、建築、繪畫，甚至還有法的修辭和法的藝術（die Kunst des Rechts）。在此，藝術和法遵從的是美和正義的「傳統」。 法律與藝術（美）的結緣，事實上並不完全是「風雅的時代」（例如「巴洛克時代」或「洛可可時代」）矯揉造作生活的一種表象的修飾，從根本上講它是人們試圖將一切事象訴諸直接的「觀看」和「欣賞」而必然產生的現象。而正是處在遵循傳統與尋求自由伸展之機的人們才會把他們驚異的目光以及想像力和理解力投向一切可以觀察的對象之上，不僅繼續探尋對象物之「真」「善」，而且希望感受其內含之「美」。 的確，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和思想家都承認「真」、「善」、「美」之內在的關聯性，康德（Kant）在《判斷力批判》（1790）中甚至認為，追求功利的「善」與表達為概念的「真」有害於「美」的純形式。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孤立地探討「美的本質」，而是把美視為對象物映射入人的感官的屬性，那麼我們同樣可以說任何對象物及其屬性（包括真、善）都可能成為審美的對象。而且，有時，認識事象的美，正是獲知事象之真、善的橋梁和基礎。所以，席勒（F. Schiller）在《藝術家們》（1789）一詩中寫道： 只有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 你才能進入認識的大地。[9] 同此道理，法律這樣一種復雜的社會事象所暗含的所謂無意識的「隱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時也必須通過美「這扇清晨的大門」才能被人們所知覺和認識。在此意義上，我們並不是把「法美學」看作是一門「畫地為牢」的學科，而看作是那種用美學的觀點、方法和態度來把握、審視和判斷法律現象的問學方式及方向。「法美學」並不象其他藝術門類那樣通過直觀、感性呈現的方式把美的對象物直接展示給「觀看者」（Spectator），而是通過直觀的認識來發現法律內在的美的秩序，探求這種秩序形成的審美動因，並為法律的構建提供某種可以參照的美學標准和原則。無疑，法美學將從感性的進路拓展法學的生動形象地觀察法律的視野，同時也將激活被傳統法學長期壓抑的法律認識，使法律研究者們從絕對主義和純粹理性規則主義的法律教義中逐步解放出來的，在法學理論中尋求一種「和諧的自由活動」之旨趣。或者，簡括地說，法美學研究所要拯救的，就是我們在法律認識領域正悄然逝隱退化的直觀想像的能力以及相應的原創力和自由。 從另一個角度看，法或法律作為美學（藝術）考察的適切的對象，作為藝術素材來對待，也是由法及法律生活的獨特性質所決定的。如拉德布魯赫所言，法在根本上蘊藏著某種「戲劇化的沖突」（Der dramatische Konflikt），內在地包含有一個多樣態的反題，即事實和價值、實然和應然、實在法和自然法、正統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義和公平、法和寬容之間的對立性[10]。藝術形式（尤其是戲劇）的本質在於闡釋反題（矛盾），它也特別喜歡抓住法或法律現象的內在矛盾性。例如，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莎士比亞的《威尼斯商人》和《惡有惡報》等，均極盡曲折而生動再現了「想像的現實」中「法律的故事」之動天哀地的情節，通過安提戈涅、鮑西婭和伊薩貝拉們沖突的命運，揭示出人情與法律、罪孽與寬恕、殘酷與仁慈、冤苦與正義伸張之間的緊張關系和與此相應的復雜而深刻的問題性（Problematik）。[11] 在這里，藝術（美）形象地復述出法律世界中的「眾多獨立而互不融合的聲音和意識紛呈」，使法律的敘事和對話形成「由許多各有充分價值的聲部組成的復調」（米·巴赫金語）[12]。這樣一種新的敘事方式將打破或改變傳統法學理論研究中那種既定的、「獨白式（主調）的」解析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使之生成新的商談（Diskurs）或對話的規則，以便在復雜的「疑難案件」（hard case）的辯談中引申出更切合問題性的法律義理。 除了戲劇外，還有另一些藝術（美）形式表明特別適合表達法的矛盾性，這其中包括諷刺作品和漫畫藝術。一個法律人，如果在他目前的職業生涯中不能及時充分認識到其職業中存在的深層的問題性，就不是一個好的稱職的法律人。因此，嚴肅的法律人應當喜歡看待那些用諷刺形式批評其法典的人，應該喜歡那些詩人中的冥思苦想者，因為他們對正義基礎中值得懷疑的人性比較敏感；同時也應該喜歡托爾斯泰，喜歡妥斯托耶夫斯基，或者偉大的司法諷刺家（grosse Karikaturisten der Justiz），這些人既是諷刺家，又是沉思者（Daumier）。 只有對藝術一竅不通的人才會過分陶醉於自己所從事的工作的純粹「專業性質」，每時每刻把自己看作是人類社會最清醒、最理性和最有用的部分，養成偏狹獨斷的職業作風。而法律人的責任，不僅僅是機械精細地、「刻板而冷峻地」操作法律，而且是要把偉大的博愛精神、人文的關懷、美學的原則和正義的情感以專業化的、理性而又藝術的方式表現出來。 正是在此意義上，也可以說，法律人應當同時是工匠和藝人（Kuenstler），是法律藝術的創造者。 （四） 從美學的觀點觀察法律的時候，我們很可能會把一個抽離了一切內容和規定性（Gegebenheit）的「純粹的法」或法的純形式作為法美學的對象物來研究。但事實上，能夠成為審美對象的法均包含一個時間和空間的維度。或者說，法只有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現實地」存在過，它才會被人通過審美意識所經驗和認識。沒有歷史和地域的規定性，沒有現實的人性（民族性）色彩和特定情境（situation）背景的法，或許是可以成為（形而上學）「思」之對象的，但絕不可能成為（法美學）「視」之對象。畢竟，法美學不是關於法律的思辯的哲學，而是研究人對法律之美的感性審視的學問。 「法的時間和空間維度」還包含這樣一層涵義，即我們在歷史上所看到的「法」是具有不同的美學價值和表現形式的。我們不可能以超時間的美學標准來審視歷史上的一切法律，也不能先驗地預設它們的美學意義和價值的同一性。換一個角度說，我們不能籠統地宣稱所謂「一般的法」有什麼樣的美學意義和美學價值，而總是說處在此時此地或彼時彼地的「法」有什麼樣獨特的美學意義、價值或性質。在此，法律的審美態度實際轉換成了一種情境主義（situationalism）的態度。 以這樣的態度來觀察法律，我們總是要謹慎地對待所觀察的法律形成的歷史-文化-地理根源，探究法律演進的隱秘過程，比較不同地域（如東方與西方）和不同時間段（古代、中世紀、近代和現代）的法律的美的特性、表現形態、「式樣」、「風格」等等。或者說，我們對待不同形式的法律（習慣法、成文法）、不同地域的法律（如「東方法」、「西方法」、「大陸法」、「英美法」）、不同時間結構中的法律（古代法、中世紀法、近代法和現代法），所持的審美觀點、方法和態度應當是存有一種情境的差別的。 （五） 法美學若是有生命力的，那麼它就應當更多地從法的表現形式之美的研究中獲得滋養。如果我們懷有維科和格林們那樣的好奇心和感受力，我們將會在浩如煙海的史料、詩歌、古律、判例、話本小說、戲劇和民間傳說等不同文本的解讀中尋找到法的形式美的蹤跡。 在此方面，最令人怦然心動的，可能是探尋維科和格林均描述過的悠遠年代的「詩體法」。這些以詩歌表現的法律，記載著每一個在成長中的民族之生命感受，記載著他們對朦朧的正義、神聖的規則及隱秘的秩序的想像和渴望。在以「輸洛加」（Slokas）詩體寫成的印度《摩奴法典》中，我們甚至讀到了來自遠古「詩化的」醍醐灌頂的智慧[13]。這些充滿著先民驚異、想像和虔誠的詩體法，對我們後來逐漸成熟老化變得精明世故的人類將是值得永遠自我觀照的鏡鑒。它們的魅力會隨著歷史的演進而日益增強。因為我們知道，法律和正義有時必須呈現生動形象的外表，否則人們就看不見它們現實的身影[14]。在這里，生動形象的詩歌之美「調和了它自身的內外界限，調和了規則和自由」[15]。 法律的生動表達，並不只限於詩歌，它們也可能表現為民間俚諺（語）、格言、散文、韻文或繪畫。日本法學家穗積陳重（1855-1926）在其皇皇大著《法律進化論》中提供的鑿鑿之據表明：在東方和西方的法律進化史上，從「無形法」到「成形法」的過渡，其間經歷了「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和「文字法」諸階段。例如，德意志古法諺簡明勻稱，羅馬法《十二表法》句韻切合，中國太古之「象刑」（繪畫法）栩栩生動，均屬上述法律形式之典型。在穗積氏看來，這些法律表達形式的變化，實際上反映出人類智慧、認知能力的增長和社會力之自覺的發展過程[16]。 此外，歷史上各個時期法官的判決（判例）也是表達法的的審美價值的合適形式。實際上，法律的形式美法則（如法律語言的對稱均衡、邏輯簡潔性和節奏韻律，法律文體的多樣統一，等等）更多地體現在那些獨具個性而又富有審美趣味的法官們的判詞之中。法官們的「優美的」判決所生發的美學價值，決不壓於任何優秀的藝術作品。魯道夫·佐姆（Rudolf Sohm）曾經贊揚塞爾蘇斯（Celsus）的判決才能，說他能夠從個別的案件中抽引出普遍的規則，運用最為簡潔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具有凌空飛動的語詞的沖擊力，令人升華，使人澄明，猶如一道閃電照亮遙遠的風景[17]。也正是出於同樣的審美渴望，美國的卡多佐法官（Benjamin N. Cardozo，1870-1938）也曾說：「除非為了某些充足的理由，我不想通過引入不連貫性、無關聯性和人為的例外來破壞法律結構的對稱性。」[18] 總而言之，句體法、詩體法、韻文法、繪畫法、文字法和優美的判詞等等，這些法的審美素材存在於各個民族的漫長歷史之中，成為亟待探掘的豐富寶藏。法美學應當點燃火光並小心地護衛這光亮，以照亮進出幽暗深處探掘的通道。 （六） 最後要指出的，也許是一種不必要的擔心，即人們可能會把法美學的研究等同於一種法律浪漫主義或法律唯美主義（完美主義）傾向。這里，筆者不擬做過多的討論，只想交代一點：法美學是利用多學科方法、態度求知問學的一種，而法律浪漫主義、唯美主義則屬一種實踐指向的「意蒂牢結」（Ideology，意識形態），兩者存在著根本的差別。法美學研究之旨趣絕不是要服務於這種「意蒂牢結」或與之共謀，恰恰相反，它在本質上是反對任何形式的獨斷主義和唯美主義的法律觀念或法律綱領的。因為，只有認識到「美」的界限的人，才會在法律的理性實踐中做出審慎的判斷和決定，避免唯美主義在實踐上的獨斷專行[19]。 法美學所崇尚的，是一種開放的探索精神，一種不斷探尋未知的態度。如果哲學要奔赴的是一條沒有盡頭的「林中之路」的話，那麼法美學同樣會選擇這條可能「突然斷絕在杳無人跡處」的道路。海德格爾（M. Heidegger）在《詩人哲學家》中道出了問學者「在路上」的心情： 道路與思量， 階梯與言說， 在獨行中發現。 堅忍前行不息， 疑問與欠缺， 在你獨行路上凝聚。[20] ——這，亦當成為一切追求法美學「探險」的學人們的共同志趣。 [1] 《悲劇的誕生：尼采美學文選》，周國平譯，三聯書店1986年版，頁1-108。 [2]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5 ff. [3] 按照黑格爾的解釋，法律屬於「客觀精神」，藝術或美學屬於「絕對精神」的感性階段。 [4] Gustav Radbruch, Rechtsphilosophie, S. 206. [5] [意]維科：《新科學》下冊，朱光潛譯，商務印書館1989年版，頁563。 [6] 柏拉圖：《會飲篇》210B-D。參見[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學》，陳中梅譯注，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頁262。 [7] 詳朱光潛：《西方美學史》上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版，頁55以下。比較陳中梅：《柏拉圖詩學和藝術思想 一起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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