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道德罪

『壹』 法律角度和道德層次分析許霆案

法律的規定是社會道德規范的最低底線。

法官在做判決的時候肯定會加入個人的主觀因素，只要他是個人就會講求人情味，很多法律只規定了一個判決的范圍，需要運用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來做出最終的判決。

「許霆案」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利用銀行ATM機出錯取了十幾萬，一審判了他無期徒刑，二審只判了他5年有期徒刑。這個就是根據實際情節量刑過重，法律講求人情味的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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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改判，許霆由無期徒刑減到五年徒刑，減刑幅度很大，但大多數人仍不認可這個結果。

面對這樣的反饋，如果說「司法和民意、輿論都沒勝利」，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在司法方面，做出來的判決而不被主流民意承認，總會有點不尷不尬的意味，昭示著司法與社會存在著某種嚴重的分歧或「撕裂」狀態。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個案件似乎已經產生了「多贏」的實效。許霆個人和家庭不再面臨隨「酷刑」而來的悲愴境遇；司法面對輿論的洶涌沖擊大步「後撤」，也贏得了「正視民意」、「表現出人性化」和「靈活性」等正面肯定之辭；

還有另外的類似案件，已被重判的服刑人可能因此案的「類推」而獲益；因「技術故障」而涉案的後來者，將從此案後免遭滅頂之災。如果以「無罪訴求」不被法庭接受論，民意的確沒獲大勝，但承認面對司法民意有所小勝，這一點還是客觀的。

所謂的「勝敗」都是相對的，討論「誰勝誰敗」的意義並不大。民意、媒體和司法、法律在「博弈」，這個博弈過程的產生和發展才具有重要價值。

曾有一種聲音這樣教訓媒體和民眾：輿論不得「干預司法」；「司法不應屈從民意」….而如今，許霆案的議論者告訴全體國民：國民就該「教訓」司法，司法與法律最值得大家來教訓。

這是一個重要的啟迪。不被國民教訓的司法和立法，即不屬於國民所有；罔顧民意民智的法律，害怕輿論的法庭，那算什麼東西。如果國民只有被司法整治、教訓的份兒，它只是強加於國民之身的破爛而已。

今後，「事外人」必得更積極地通過媒體和各種輿論渠道去「干預司法」，這種干預將逐步使司法擺脫和避免「私法」的性質而成為屬於國民的「公法」。

許霆是網路時代的幸運兒。此案放在前些年，被這樣多的人關注、研究、議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那也算是一種另類的「司法獨立」，即無所顧忌地草菅人命、濫施酷刑而不被大眾了解和批評。

技術進步的確在改良我們的社會生活，改變了許多人的厄運---如果國家有意識地發揮現有技術運用於民主與法治，我們將聆聽更多更強的福音。

更有一種不曾挖掘的深層含義：國民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並空前活潑靈動。當年一個「國家利益」大詞就能令社會全體噤若寒蟬的情況，一去不復返了。

現在的人們，當聽到「國家」、「國家機構」、「國家法律」、「國家財產」等強勢話語時，不再立馬就像遭了霜的茄子，他們立刻就聯想到可以和強勢話語「分庭抗禮」的理由，將重要概念涉及的事物放倒新標的天平上度量一番。

在和「國家」、「財產」相對的那一端，他們擺上的是生命、自由、和社會正義。從悄然無息到民意洶涌，到重新度量，一種稱得起「革命」的狀況發生了。

不僅如此，中國公眾還在「議案」中還表現出了理性與精緻。道德提醒與道德譴責---民事糾紛與民事責任---刑法應用與刑法面前平等，「主流民意」竟然對此認定的層次分明、井然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