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否定法治

A. 關於先秦儒學法制（法律）化的問題

儒家與法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學派

儒家也從來也沒有法律化或者說法制化(不論是古代法制還是現代法制)

儒家倡導人性本善

法家或者說幾乎所有的法制學說(無論東西方)都是以人性本惡為出發點的

所以,你的問題要麼不成立,要麼寫錯了.

給你篇我寫的文章,希望對你有點幫助:

亡秦新論
——淺論秦法對秦亡的影響
李瑞楊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秦帝國建立了基本完備的全國性法律制度。帝國建立初期「治道運行，諸產得宜，皆有法式」（《史記•秦始皇本紀》）。國家運行井井有條，秦帝國法制狀態的嚴密完備，以及帝國高效率的行政效率使秦帝國在中國法制史上的地位由此確定。
一般認為，秦之滅亡，秦法應負主要責任。即所謂秦法嚴酷，使「赭衣塞路」終使「天下悉怨，潰而叛之」。然而本人並不同意此說，本人認為：所謂秦法的嚴酷並非是秦帝國滅亡的根本原因。
秦法主要部份制定於秦帝國統一天下之前，秦之所以能夠橫掃六合、一統天下，所憑非秦軍軍力之強盛，而是秦法之嚴明。秦之強盛始於商鞅變法，君臣皆依法行政。諸侯之積弱，亦源於法紀不嚴，君臣均任意破壞法紀。秦法雖嚴，但卻並未達到使普通人民無法忍受的地步，否則秦早已滅亡於春秋戰國時期，如何能夠憑借其旺盛的國力統一天下？更有漢承秦制為例證：所謂漢朝吸取秦法嚴酷，以至於二世而亡的教訓，寬刑罰重教化，終使漢室延續四百年一說，並不成立。漢代主要法律還是以秦朝法律為基礎制定的（蕭何主持制定的《九章律》）；小部分改動，比如廢除少量的嚴酷肉刑主要是在文景時期或武帝時期；漢帝國的創新立法活動（少量宮廷制度的補充）也主要在武帝時期，比如陳湯主持制定的《越宮律》、趙禹主持制定的《朝賀律》。所以秦法並非酷法。
然而秦帝國的滅亡還是與秦法有關，在帝國剛建立的時期，六國新附，人心本就不穩，六國原有法律的慣性，以及六國民眾在鬆散法制環境中過久，無法適應嚴格的秦國法律制度，再加上帝國法制在新征服地區無法正常推行：六國舊民對於徭役的非正常恐懼，視國民應正常履行的徭役為死路，而大部分地方官吏只簡單粗暴的用刑罰來完成本應正常施行政令更加重了民眾的恐懼，著名的「孟姜女哭長城」的民間傳說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證。再加上不甘心失敗的六國餘孽推波助瀾的宣傳誤導，以至大量民眾為逃避徭役而不擇手段，而地方官吏只會用更殘忍的刑罰來打擊犯罪，這樣惡性循環，最終導致帝國犯罪率普遍上升，既而演變為農民起義。最終由陳勝、吳廣在大澤鄉首舉義旗，揭竿而起。秦帝國在農民起義的洶涌波濤中風雨飄搖，六國餘孽伺機而動，帝國新征服地區義軍遍起。
帝國最高統治者無視帝國社會經濟基礎所大規模營建的大型土木工程，耗費了帝國巨大的人力、物力：長城的修繕工程、弛道的修築，再加上帝國兩大軍團在南北的雙線擴張（征服百越、驅逐匈奴），已然讓帝國國力吃緊，帝國統治者仍然在無度揮霍國力：阿房宮，酈山陵的營建耗費的人工數以十萬計，始皇帝、秦二世在各地巡遊，耗費巨萬！帝國已然超負荷運轉！國勢岌岌可危，然而統治者卻依然還在全憑個人好惡與一時喜怒行事，使帝國原本正常運轉的「依法行政」行政模式變為「以法行政」的行為：秦始皇因方士侯生、盧生相互議論自己的專橫暴戾而大開殺界，逮捕首都咸陽附近儒生數百人，後親自圈定四百六十人，全部坑殺，（《史記•秦始皇本紀》）即後世所謂的焚書坑儒中的坑儒。秦二世即位後，擔心自己地位不穩固，採取趙高的建議，羅織罪名，大肆殺戮宗室，株連無數！（《史記•李斯列傳》）以至統治階級上層不穩，最終導致在帝國首都受到「叛軍」攻擊時候，南北兩線的兩大秦軍精銳軍團均未及時回師，最後不得不使用修築儷山陵的二十萬囚徒做軍隊，擊敗「判軍」保衛首都，國家已然國將不國。
就這樣，帝國法律在數十年間迅速轉變為皇帝虐民的工具。當個人意志超越國家意志時，法制亦淪為皇帝個人的玩具，不再是保證國家正常運轉的防護牆。兩大原因結合，帝國危機由量變轉換為質變。再加上秦帝國在軍事上的重大失誤這一催化劑（未能守住首都，被劉邦輕入咸陽），最終導致秦帝國二世而亡這種悲劇。
秦帝國在統一後對秦法的推行不力以及帝國最高統治者——皇帝，對法制的任意踐踏才是秦亡的根本原因。另外，秦帝國制度中的致命缺陷：高度的中央集權，導致帝國政府的運作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秦的極端集權，使得任何一個稍微重要一點決定都要由中央政府（皇帝）來決定，後果就是國家的治理情況往往跟皇帝的勤奮程度成正比。秦始皇對權力的熱愛並沒有遺傳得很好，而秦作為中央集權的創始，其制度比起後世顯得不太完善。地方官員的自主權很少，輔助皇帝中央機構也不完備。當秦還是一個諸侯國的時候還沒什麼問題，但統一天下後需管理的土地和人口暴增，問題就來了。事無巨細事必躬親的統治需要超人一等的體力和精力，顯然一般人不具備這個能力，比如秦二世胡亥。軍政事務得不到正確高效的處理，國家當然要陷入混亂直到崩潰。
然而，秦朝在立法方面的功績以及其依法治國的政策對後世的影響卻是巨大的，歷朝歷代之律法均承自秦法，就是最好的證明。
筆者個人認為，秦帝國的意外覆滅，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巨大轉折。中華文明從此在法治[法家思想（最有可能演變為現代法制思想的理論）]軌道上脫離，進入人治[儒教（非儒家）思想]時代，從此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王朝更替、一治一亂這一死循環，直到近代不能適應世界潮流，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是秦帝國的悲哀，亦是中華民族的悲哀。

2007-4-25 初稿
2007-5-8 修改
2007-5-9 修改

B. 論述先秦儒法倆家法律思想上的對立

這個話題比較大而沉重 真回答起來沒個思想深度是應付不了的說個大概區別就是儒家提倡以德孝仁治天下，是一種相對柔和，溫婉的政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以人為本）；與之相對的法家學說則是以嚴法治國，制訂嚴格的法律來管理約束群眾（用現在的話就是依法治國了），以上應當是最根本對立的地方吧

眾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為一種統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說是各有所長，又獨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異代表了中國先秦時期治國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義與法治主義的不同傳統,並奠定了儒法互補的基本格局.自漢武帝至清末，歷代統治者都奉行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策，而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儒家的法律思想

一、儒家思想總述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規范社會道德倫理的思想體系。《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思想後經過孟子，荀況，董仲舒等人的發展最終得以發展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他以「親親」、「尊尊」為立法原則，極力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以「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為基礎，並倡導大一統，反對苛政和兼並戰爭。他適應了奴隸制解體封建制度崛起後的社會需要，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後被統治者尊崇為正統思想，遠播四海，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影響一直到當今社會。

二、儒家思想之得

儒家思想之得表現在：

「禮」——以禮治國，寓法於禮。

儒家思想強調「禮」的作用，其對個人修養和良好品德的嚴格要求本質也是為了服從於禮。「禮」原意指的是對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禮）祭祀就要強求次序和秩序，孔子將其演化為等級化秩序化的禮制，孔子努力倡導「禮」，希望按照禮使得社會安定團結，免除各個諸侯國家的戰爭，使得相互和諧，人們生活安定。另外又要求個人進行嚴格的自我修養，然後按照「禮」的要求進行社會生活，從而達到彼此和諧、安定的境界。盡管這一思想多少存在一定空想成分和不切實際，但是其進步性卻是明顯的。荀子將禮進一步發展成為「隆禮重法」成為優秀的治國之策。

「仁」—— 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仁為核心，發展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這些內容集中概括了其治國思想和主張。「仁」運用於實踐即表現為「德主刑輔，先教後刑」。孔子強調「仁者愛人」反對苛政，而孟子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也在此基礎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納入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如「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荀子 大略》），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 皋陶謨》），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國語 周語》）。又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因此，儒家學說具有很強的民本色彩。「仁」在歷代思想沿革中始終作為儒家治國思想核心被保存和發展。

「德」——強調個人修養，特別是統治者的個人修養。

「德」是個人修養的集中反映。儒家學說自開始起就是講求個人的修養，首先從個人出發以個人感受的角度來尋求個人內在和諧與平和。 如《論語》「學而篇」第一句就是講「說」、「樂」、「不慍」，達到這樣的境界才是有德有養的君子。可以說整個論語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為表現和道德修養活動來教誨他人。而個人修養的最終目的除了使得個人感覺到愉悅之外，還在於達到社會本身的和諧，如 「學而篇」第一十二句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統治者的品德修養又關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具有國家治理權力的人應該注重自身品德的修養。統治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修養，不僅可以使得國家政權穩定，社會安定，而且能夠保障庶民的生活，從而達到「禮治」社會的理想層次。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

三、儒家思想之失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但是其也有自己的不足。

過於強調個人修養，不重視法律。

儒家強調個人為了神上和祖上而講求品德，使得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作為治國之策，這一點無具有空想性，根據歷史實踐可以發現，治理國家除了統治者要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以外，治國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希望藉助「德」而和諧社會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親親」「尊尊」的腐朽性。

儒家學說僅僅是把國民當做被動接受恩施的客體，按照父母與子女的模式來理解君、官與民眾的關系，以滿足民在物質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為上限。即便出現了皇權的保證，民眾推翻的理由是當權者道德墮落、品質糜爛，而新建的王權只要繼承儒家學說，做到修身養性、體貼民生，就可以獲得新的正統地位。這種思想無疑具有保守性和腐朽性，他只能做到維系統治，而並不利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

倡導「人治」不利於長治久安。

無論是「禮」還是「仁」，儒家學說始終希望藉助自我修養推行禮法達到社會和諧，從本質上來看，儒家倡導的實際上是「人治」，人治的弊端又是顯而易見的，好的人治靠有責任感的強勢的鐵腕人物的確可以出現盛世,如貞觀之治，但人治的缺點是長遠穩定性繼承性無保障，缺乏制度性的約束和規范，從長遠看還是不利於統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而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阻礙。

法家的法律思想

一、法家思想總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經無從考證，但是鄧析、少正卯可以稱之為法家開山鼻祖，後來李悝，商鞅以及韓非子、李斯，等又不斷補充和發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終在秦朝達到頂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世襲制，強調獎勵耕戰，減輕賦稅。法家根據社會現實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於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體現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裡，法治、術治、重勢思想各有側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韓非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張「依法治國」。

戰國時期的法家屬於地主階級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為韓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以「法治」來維護。這種理論被秦王贏政所採用，成為他滅六國，建立專制體制的理論基礎。秦統一後的許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論的應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並不是近代意義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對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這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保護新興地主的中央集權制度有積極作用。雖然由於秦過分強調「法治」，以致嚴刑苛法，橫征暴斂，短命而亡。秦漢以後法家作為一個學派消失了，但重視法的作用，強調君主專制思想卻被歷代繼承下來。

制定成文法，將法公之於眾，注重治國策略。

法家所主張的首先就是將法予以成文化，並且公之於眾。「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 修權》）。法以明文規定的形式公之於眾的效果，就是評判行為的標准也予以客觀化，不再是主觀性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儒家將行為規范稱為「禮」不同，法家將自己規定的行為規范明確稱為「法」、「律」，努力顯示出對社會大眾的平等性：「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致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書 賞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顯王權權威。

法和律的內容對「禮」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為了定分止爭，興功禁暴，賞刑並用，同時，也以明確的方式來維護王者的權威。對於王者的權威維護，不再依賴於王者的道德修養，反而，更多地依賴於法律的威嚴和嚴格執行。在統治權問題上完全拋棄了過去「禮治」所強調和運用的倫理工具，利用對臣民的利益引導和心理威懾來服從王者的需要。盡管韓非子也看到了特權階層對法律實施的破壞和阻礙，「犯法為逆以成大奸，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韓非子 備內》），但是，法家的法與律以及嚴格實施，還是為了「明王之國」。

三、法家法律思想之失

法家思想有許多進步之處，也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發展，但是他也存在很多不足。

「嚴刑峻法」。

正因為嚴格按照法律來維護統治權以及國王的權威，對犯法者自然不會從輕，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韓非子都主張「嚴刑峻法」，「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韓非子 六反》）。實際上就是加大對犯法者、犯罪者的處罰，通過嚴厲的特殊預防來增進一般預防的效果，從而使得民眾對國王之法不敢違反，順從於法律的規定，建立符合統治者需要的統治秩序，從而達到「治」的目的。因此，在法家法律思想中，反而沒有了民本思想，

民眾工具化。

在法家思想體系中，民眾只作為統治者的奴役對象而出現。法家對於老百姓是心存蔑視的，儒家主張「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法家則更絕，主張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張以懲罰使人民恐懼，用獎勵讓百姓服從於國家的利益，比如對外侵略擴張。如商鞅訂立的軍功二十級，讓百姓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斗，也就是鼓勵為國家利益而殺人，只有功利，不問是非。整個國家至上而下只有統治階級擁有思考能力，只有君主一人擁有最終決策權；作為臣民，只要服從並隨時准備為國家（事實上是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獻身就行了，而回報不是人格的尊重和自由權利，也不是儒家那樣在道德上的褒揚，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總體上而言，就是利用國民的生存利益來達到政治的目的。「法治」完全是一種工具和手段。

過分強調權術忽略統治者自身能力和修養。

法家明確論述王者權勢問題和王者對臣民的駕馭之術，如「抱法處勢則治」（《韓非子 難勢》）、「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 定法》）。談論勢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統治。儒家所倡導的是靠王者的道德修養來順從「禮治」要求，從而服得天下，使得民眾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佩服和服從王者的秩序，即主張「賢人治理」。而法家則認為「賢人治理」完全是一種幻想，只有靠勢才能實現良好的統治。君主具有王者的帝王和權勢，臣民所具有的臣民身份決定了他們必須服從於君主的權勢，對於不服從者，自然是用法來懲治。這樣法與勢結合起來，成為統治的良好工具。而且，君主還應該講究「術」。這是韓非子所明確強調的，除了人事制度的管理之外，還要強調「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 難三》）。在君臣關繫上，君主應該無為，不可「移情借臣」，把君主對臣民的防範予以明確化和正當化，並且設計多種方式來供君主運用，防止臣民對君主的悖逆和姦詐，實際上這是為君主的特務統治和法制之外的操縱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持。

法家儒家思想綜述

儒家主張的是「賢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張君主的權勢，並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強調君主的個人修養，尋找道德支撐，而法家則根本不管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於，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導致「惡法亦法」；儒家則注重「法」與「禮」的關系，要求法符合進行祭祀活動「禮」中的親情和溫情關系。儒家學說在道德上為君主統治留下了難題和隱患：「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 五蠹》）可見，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針鋒相對的對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又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可以說，在平和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非常需要儒家學說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個人道德，也使國民修身養性，保證良好秩序，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在征戰時期，國家趨向統一和奪取政權的需求就可以從法家那裡找到根據。對於本身就認為皇權至上的君主來說，在自己道德破敗或者把道德拋棄時，法家的主張正好可以彌補統治方式上的空白。對於皇權來說，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滿足其不同側面的需要，正所謂，「威逼」與「安撫」相結合，服從於皇權的統治要求，維護君主的權威和統治，成為皇權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達到了「人治」的終極目標。也正是如此，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核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