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高宗時期立法活動

1. 題目:評述中國古代立法指導思想的發展並列出歷朝立法成果

中國歷代立法指導思想和立法活動的演變

陳建華

（一）夏商朝的立法思想是神權法思想。

神權法思想是從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發展而來的，人類進入第一個階級社會以後，原始社會的宗教信仰被加上了階級屬性，成為神權法思想。

夏朝統治者把自己的統治說成是「受天命」，代表上天對人間進行統治；把他們對奴隸和平民的鎮壓和懲罰說成是「恭行天罰」。從夏朝開始，奴隸主就利用「天命」、「天罰」的神法權思想對奴隸進行欺騙，給他們的統治披上一層神秘的合法的外衣。商朝全部繼承了夏朝的神權法思想，並且較夏朝更進一步，發展為一種典型的神權法思想。

立法活動：

1、禹刑。《左傳》記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它是指夏朝法律的總稱，並不是指一部成文法典，大多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具體內容無可詳考。

2、湯刑。《左傳》記載，「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它是商代法律的總稱，包括不成文的習慣法和國王發布的「誓」「誥」「命」等。誓側重於出兵打仗前的盟誓，主要是發布軍事命令或宣布軍事紀律，大體相當於後來的軍法。誥側重於國王或者權臣對大臣、諸侯或者下屬官吏發出的命令、指示或訓誥。命是君主針對具體事情發布的命令。三者均具有很高的法律效力。

（二）西周的立法指導思想

是明德慎罰與以德配天以及親親與尊尊，具體到刑事立法指導思想就是「義行義殺」和「明德慎罰」。西周法律思想反映西周統治者立法思想的成熟與豐富，有利於政權和社會的穩定發展。

所謂「義行義殺」，就是針對國內不同地區、不同的情勢，選擇最適宜的刑罰手段來對付社會犯罪，反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味刑殺的方法。

所謂「明德慎罰」，就是在對付社會犯罪問題上，要提倡德治，提倡倫理道德的強行灌輸，以期在人們頭腦中構築預防犯罪的精神堤壩，有效地預防可能發生的犯罪。同時在鎮壓時，採取審慎的方針，即區分嚴重犯罪與一般犯罪的界限，對一般犯罪採取寬緩的原則；對嚴重犯罪才施以重刑。

立法活動

1、呂刑。周穆王為了革新政治，命司寇呂侯作「呂刑」。後因呂國改稱甫，所以又稱甫刑。它是西周中期很有代表性的法典，內容不可考，《尚書•呂刑》有所記載。呂刑論證了敬德於刑，以刑德教的重要性，反映了奴隸製法制的成熟狀態，是在總結商和周前期法制建設經驗基礎上的重大發展，影響深遠。

2、九刑。兩種含義，一為周朝初年制定的刑書；一為西周的刑罰，即墨、劓、剕、宮、大辟五刑加上贖、鞭、撲、流等刑罰，合起來稱九刑。

3、周公制禮。將夏、商兩代禮制加以折中損益，加上周族自己的禮制，制定了通行全國的較為全面、系統化的周禮，即所謂禮典，規范調整西周時期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教育、婚姻、家庭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周禮是西周時期法律規范的重要形式之一。

（三）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紛紛建立了封建性的國家，為了鞏固從奴隸主手中奪取的政權，封建地主階級採用法家思想作為他們的立法指導思想。具體內容包括以下三方面：

1．「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意思是說，取消按照血緣關系而規定的法律特權，取消按照爵位的有無和高低享有不同的待遇，除國君之外，不論是誰，只要違法犯罪，都要按法律論罪處罰。這樣，開始打破奴隸制「刑不上大夫」的壁壘。

2．「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意思是說，要制定成文法，並向百姓公布，是人人皆知法而有法可依。從而否定「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秘密法。

3．行刑，「重其輕者」。是指在定罪量刑時，加重對輕罪的刑罰。這樣，輕罪就不致產生，重罪也就無從出現了。

立法活動

1、鄭國「制刑書於鼎」。公元前536年鄭國執政子產鑒於當時社會關系得變化和舊禮制的破壞，率先制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這是打破奴隸主壟斷法律的一種手段，打破了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局面。

2、鄧析「竹刑」。公元前502年，鄭國大夫鄧析自行修訂鄭國的法律，書於竹簡之上，稱為「竹刑」。它雖屬私人作品，但是影響很大。鄧析後因「私造刑法」有違「國家法制」，被執政駟歂處死，但他的竹刑仍在鄭國流傳並為國家所承認，從而成為官方的法律。

3、、晉國鑄刑鼎。公元前513年，晉國趙鞅把前任執政范宣子所編刑書正式鑄於鼎之上，公之於眾。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公布成文法的活動。

4、《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共有6篇，《盜法》、《賊法》、《囚法》（又稱《網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將《盜法》和《賊法》放於法典之首，體現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它是戰國時期法律改革的重要成果，也是戰國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它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封建成文法典的進一步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它的六篇為秦漢所直接繼承，成為秦律、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

5、商鞅變法。戰國時期一次最為重要的社會改革。，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史稱「改法為律」。法是指春秋中後期對法律規范的總稱，由夏商西周時期的法律「刑」發展而來。要求把法律的普遍性和必行性提到更高的位置上來，改法為律即突出強調法律規范的普遍性、穩定性、必行性，使法律觀念的又一進步，對秦朝法制統一有重要的意義。此後，中國古代的法典基本以律為名。

（四）秦朝的法律指導思想仍然採用法家的思想，主要表現為：

1．法令由一統。這一思想有兩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全國實行統一的法律；第二層含義就是最高立法權屬於皇帝。

2．事皆決於法。秦朝專任刑罰，規定了各種法律來規范人們的行為。

3．以刑殺為威。這一思想有三層含義：第一，法網嚴密；第二，嚴刑重罰；第三，濫施刑罰。

立法活動

秦朝法律制度的許多內容直接來源於商鞅變法期間以及商鞅變法以後秦國所確立的制度。秦統一後主要是頒布各種單行的法律法令，立法活動頻繁，但沒有制定一部大而全的統一法典。

（五）漢朝的法律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時期，漢初到文景帝時期採用黃老的無為而治作為統治思想，到了漢武帝之後確立了封建正統的儒家法律思想。後世封建王朝基本沿襲封建正統法律思想。

1．漢初至文景時期

漢初至文景時期以黃老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治的指導思想。

漢初，由於秦朝的苛政和連年戰爭，社會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統治者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局面，使人民得以休息生養，恢復和發展生產，以鞏固剛剛建立的封建政權。這時，劉邦總結秦亡的教訓，作為借鑒。劉邦手下陸賈根據黃老思想，結合當時的社會情況，提出「道莫大於無為」。當時統治階級從皇帝到丞相無不尊崇黃老思想。文景時期尤為顯著。無為而治的思想反映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就是「輕徭薄賦」、「約法省刑」。結果，出現了生產發展、人民生活改善的繁榮景象。

2．漢武帝以後

漢武帝以後是以儒家思想為主，並輔以法家思想為法制指導思想。其核心是「德主刑輔」。

漢初社會政治經濟經過七十年的恢復和發展，國家積累了大量物質財富。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製得到鞏固，但漢初分封的諸侯王室力量也逐漸強大起來，同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土地兼並嚴重，加上匈奴不斷入侵，最高統治者就亟需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尋求新的法制指導思想。漢武帝招賢納士，董仲舒以「春秋大一統」思想應對。他指出，要建立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首先要統一思想。進而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儒術，是將儒家思想與陰陽家思想結合起來，使之神秘化。他指出，事件萬物都分為陰和陽，德為陽，刑為陰，德主則刑輔。這也是總結秦朝「轉任刑罰」的教訓，提倡先用德禮進行教化，教化無效再輔以刑罰。這種剛柔並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行之有效的統治方法。這一思想對後世歷代王朝的立法影響很大，是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封建正統法律思想的開端。

立法活動

1、「約法三章」與《九章律》。劉邦入咸陽後，宣布廢秦苛法，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漢朝建立後，高祖命蕭何參照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在《法經》的基礎上，增加《戶律》《興律》《廄律》。它是漢朝的基本法律。

2、漢律60 篇。惠帝時，叔孫通為補充《九章律》所未涉及的官秩、儀品之制，編訂《傍章律》18篇；武帝時張湯制定《越宮律》27篇，規范宮廷警衛等事項；趙禹制定《朝律》6篇，明定朝賀制度。以上四部分共60篇，漢律的框架基本形成。

（六）唐朝初年立法指導思想同當時「安民立策」的總方針政策密切相關，大體可以歸納為三點：

1．德本刑用。唐太宗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積極推行以教化為宗，刑罰為輔的政策。把「德禮」作為推行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罰只是為保障推行「德禮」而設，二者相輔而行。

2．法令簡約。所謂簡約，就是條文簡明，使人易知。

3．寬仁慎刑。所謂寬仁就是提倡用輕刑。所謂慎刑，就是對犯罪者處刑採取慎重的態度。

立法活動

1、《武德律》。為唐高祖武德年間制定頒布，是唐朝立法的開始，以隋朝《開皇律》為基礎，沒有太多變化。

2、《貞觀律》。唐太宗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全面修訂法律，經過11年的時間，完成並正式頒布，共12篇，500條。構築了唐律的基本框架，標志著唐代基本法典即告定型。

3、《永徽律疏》。唐高宗以《武德律》和《貞觀律》為藍本，制定頒布《永徽律》，共12篇，500條。後長孫無忌又奉命制定律疏，對律文進行逐字逐句的解釋，與律文具有同等的效力，附於律後合編一起，稱為「永徽律疏」。它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依據。《永徽律疏》在元代以後被稱為《唐律疏議》，它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封建法典，也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具社會影響的代表性法典，集中體現了唐朝法律空前發達的盛況。

（七）宋代立法指導思想

宋王朝統治時期社會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部曲轉化為佃農，擺脫地主的私屬地位，躋身為國家編戶。宋初統治者為適應這一變化，總結了唐末五代「君弱臣強」導致變亂的教訓，確立中央集權的基本國策，加強對社會的全面控制和統治。

宋代統治者針對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確立了重懲「賊盜」的法制指導思想。主張採用重法，使用酷刑嚴厲鎮壓「賊盜」犯罪，所謂「太祖、太宗頗用重典，以繩奸慝」，就說明了這一點。

立法活動

1、《宋刑統》的制定。在內容上沿襲《唐律疏議》，但在各篇下分214們，並且律後附有唐中期以後到宋初到敕、令、格、式。

2、編敕活動。宋代自太祖制定四卷本《建隆新編敕》後，凡新帝即位或每次改元都有編敕。

3、編例活動。宋代也很重視編纂條例和斷例工作，以適應復雜多變的社會形勢。神宗變法期間首頒《熙寧法寺斷例》，南宋時期高宗頒布《紹興刑名斷例》等。北宋哲宗首頒「權宜指揮」，至南宋中期指揮已達數萬件之多，其法律地位也日趨重要。

（八）元代立法指導思想

一是「參照唐宋之制」，「附會漢法」；二是沿用本民族習慣法。

立法活動

1、《至元新格》的制定，成為元代立國後第一部成文法典匯編。

2、《風憲宏綱》與《元典章》。分別制定與元仁宗時期與元英宗時期。

3、《大元通制》。以《風憲宏綱》為基礎，修訂了元代較為完備的成文法典《大元通制》，較為全面地反映了元代法制狀況。

（九）明朝處於我國封建社會的後期，為了維持政治、經濟不遭受嚴重的破壞，君主專制統治更加強化，並發展到極端化的程序。這一時期的立法指導思想是開國皇帝朱元璋確立的，對整個明朝的立法活動都有深刻的影響。

1．重典治亂世。具體體現在重典治吏和重典治民兩方面。朱元璋認為，國家的穩定，首先取決於封建國家能否實行對於各級官吏的有效管理。他試圖通過重典治吏，來達到更好的治民、治國，強化中央集權。

2．禮刑並用。朱元璋也從歷史中意識到，一味強調鎮壓，僅靠嚴刑峻法，雖可以取得一時之效，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他主張禮法並用，將禮的預防犯罪的職能同法的鎮壓的職能有機地結合起來。既堅持嚴刑酷法，又強調德禮教化，儒法結合，禮刑並用。

3．加強法制宣傳。朱元璋將立法與法制宣傳結合起來，要求老百姓知曉法律是如何規定的，用實際案例來教育老百姓。

立法活動

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國初年開始編修，洪武30年完成並頒布於天下的法典，共七篇30卷，460條，一改傳統的刑律體系，更為名例、吏、戶、禮、兵、刑、工七篇格局。《大明律》是有明一代大法，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法典，不僅本朝終世奉守不變，歷代也無敢輕改。

2、《明大誥》。朱元璋在修訂《大明律》的同時，為防止「法外遺奸」，親自督導編制了《大誥》四編。主要內容是為懲治臣民各種典型犯罪的案例及朱元璋發布的訓詞誡令，是明朝具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匯編，充分體現了「重典治世」的思想。

3、《問刑條例》。條例是明律以外的單行法規，一般簡稱「例」。通常來自於司法審判的典型案例，司法機關根據該案例擬定條文，經皇帝批准頒布，成為可以普遍適用的法律形式。明孝宗弘治年間，刑部刪訂《問刑條例》，使之成為正式法律，還將律例合編，例為附註，稱《大明律集解附例》，影響了清朝。

（十）清初「詳譯明律，參以國制」的立法思想。

清朝統治者從關外時期起，就重視借鑒明代法制的得失，尤其到皇太極時，已從實踐中認識到吸收明代法律文化的重要性，因而形成了「參漢酌金」的立法原則。「參漢」，就是吸收明代的法制；「酌金」，則是有條件地援用女真族的習慣法。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開始將明律為代表的漢族封建法律意識與原則吸收到有關的法律、法令中。在漢官的建議下，清代法制建設將「詳譯明律，參以國制」作為基本的立法指導思想。

立法活動

1、《大清律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是清朝較為完整、嚴密的定型大法，它與《大明律》的體系結構基本相同。

2、則例。則例是清代最重要的法律形式，分為條例、則例、事例、成例等。則例指清朝針對中央各部門的職責、辦事規程而制定的基本規則，是規范各部院政務活動、保障其正常運轉的行政規則。可以視為清政府的行政法規，自康熙朝開始制定，分為一般則例和特別則例。

2. 唐朝法治史

中國法制史：唐朝的法制-司法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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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內容

一、《謹余耐唐律疏議》——禮法統一的法典

1.《唐律》的修訂過程——從《武德律》到《永徽律疏》

(1)《武德律》。

唐高祖李淵(公元618～626年)於武德四年命裴寂等以《開皇律》為准，撰定律令，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為《武德律》，這是唐代首部法典。

《武德律》共12篇500條。

(2)《貞觀律》。

唐太宗即位以後，鑒於《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當時的需要，於貞觀元年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在《武德律》基礎上，參照隋《開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稱為《貞觀律》。

《貞觀律》仍為12篇500條。

注意：《貞觀律》的修訂長達11年時間，對《武德律》進行了比較大的修改。

如增設加役流，縮小連坐處死的范圍，確定了五刑、十惡、八議以及類推等原則與制度。

《貞觀律》的修訂，基本上確定了唐律的主要內容和風格，對後來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響。

2.《永徽律疏》的頒行

(1)制定：《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績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如將原《貞觀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為「情理切害」並作鄭重說明：「舊律雲言理切害，今改為情理切害者，蓋欲原其本情，廣思慎罰故也。

」最終，奏上新律12卷，是為《永徽律》。

(2)疏議：鑒於當時中央、地方在審判中對法律條文理解不一，每年科舉考試中明法科考試也無統一的權威標準的惰況，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學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對《永徽律》進行逐條逐句的解釋，「條義疏奏以聞」，繼承漢晉以來，特別是晉代張斐、杜預注釋律文的已有成果，歷時1年，撰《律疏》30卷奏上，與《永徽律》合編在一起，於永徽四年十月經高宗批准，將疏議分附於律文之後頒行。

計分12篇，共30卷，稱為《永徽律疏》。

至元代後，人們以疏文皆以「議曰」二字始，故又稱為《唐律疏議》。

由於疏議對全篇律文所作權威性的統一法律解釋，給實際司法審祥春判帶來便利，以至《舊唐書·刑法志》說當時的「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議的毀知作用至重，學者楊鴻烈在《中國法律發達史》一書中認為，「這部永徽律全得疏議才流傳至今。」

(3)歷史地位：

第一，《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作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第二，標志著中國古代立法達到了最高水平。

作為中國封建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體現了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風格和基本特徵，成為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對後世及周邊國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第三，是中國歷史上迄今保存下來的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會影響的古代成文法典。

二、十惡

1．從「重罪十條」到「十惡」

(1)定義：所謂「十惡」，是隋唐以後歷代法律中規定的嚴重危害統治階級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種最嚴重犯罪，淵源於北齊律的「重罪十條」。

(2)淵源：隋《開皇律》在「重罪十條」的基礎上加以損益，確定了十惡制度。

唐律承襲此制，將「十惡」列入名例律之中。

《唐律》名例疏議即雲：「五刑之中，十惡尤切。

虧損名教，毀裂冠冕，特標篇首，以為明誡。」

2.唐律中十惡的具體內容

(1)謀反：謂謀危社稷，指謀害皇帝、危害國家的行為；

(2)謀大逆：指圖謀破壞國家宗廟、皇帝陵寢以及宮殿的行為；

(3)謀叛謂背國從偽，指背叛本朝、投奔敵國的行為；

(4)惡逆：指毆打或謀殺祖父母、父母等尊親屬的行為；

(5)不道：指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肢解人的行為；

(6)大不敬：指盜竊皇帝祭祀物品或皇帝御用物、偽造或盜竊皇帝印璽、調配御葯誤違原方、御膳誤犯食禁，以及指斥皇帝、無人臣之禮等損害皇帝尊嚴的行為；

(7)不孝：指控告祖父母、父母，未經祖父母、父母同意私立門戶、分異財產，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為父母尊長服喪不如禮等不孝行為；

(8)不睦：指謀殺或賣五服(緦麻)以內親屬，毆打或控告丈夫大功以上尊長等行為；

(9)不義：指殺本管上司、受業師及夫喪違禮的行為；

(10)內亂：指奸小功以上親屬等 *** 行為。

唐律中「十惡」制度所規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為侵犯皇權與特權的犯罪，一為違反倫理綱常的犯罪。

唐律將這些犯罪集中規定在名例律之首，並在分則各篇中對這些犯罪相應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

而且，唐律規定凡犯十惡者不適用八議等規定，且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語所謂「十惡不赦」的淵源。

這些特別規定充分體現了唐律的本質和重點在於維護皇權、特權、傳統的倫理綱常及倫理關系。

三、六殺、六贓與保辜

1．六殺

(1)分類：《唐律》賊盜、斗訟篇中依犯罪人主觀意圖區分了「六殺」——「謀殺」、「故殺」、「斗殺」、「誤殺」、「過失殺」、「戲殺」等。

「謀殺」指預謀殺人；

「故殺」指事先雖無預謀，但情急殺人時已有殺人的意念；

「斗殺」指在斗毆中出於激憤失手將人殺死；

「誤殺」指由於種種原因錯置了殺人對象；

「過失殺」指「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即出於過失殺人；

「戲殺」指「以力共戲」而導致殺人。

(2)處罰：基於上述區別，唐律規定了不同的處罰。

謀殺人，一般減殺人罪數等處罰，但奴婢謀殺主子孫謀殺尊親則處以死刑，體現了對傳統禮教原則的維護。

故意殺人，一般處斬刑。

誤殺則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斗殺也同樣減殺人罪一等處罰。

戲殺則減斗殺罪二等處罰。

過失殺，一般「以贖論」，即允許以銅贖罪「六殺」理論的出現，反映了唐律對傳統殺人罪理論的發展與完善。

2.六贓

(1)定義：六贓指《唐律》規定的六種非法獲取公私財物的犯罪。

唐律要求官吏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牟取私利或貪贓枉法的行為。

在量刑上對於官吏以權謀私、貪贓枉法的行為，唐律中均規定了較常人犯財產罪更重的刑罰。

(2)分類：六贓具體包括以下罪名：

一是「受財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導致枉法裁判的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凡官吏受財枉法，贓滿15匹處絞。

二是「受財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財物，但未枉法裁判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即使不枉法，贓滿30匹也處僅次於死刑的加役流。

三是「受所監臨」，指官吏利用職權非法收受所轄范圍內百姓或下屬財物的行為。

《唐律》職制篇規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處接受禮物，主動索取或強要財物的，加重處罰。

監臨主守官盜取自己所監臨財物或被監臨人財物的，比竊盜加二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甚至規定，不得向被監臨人借用財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屬人員或利用職權經商牟利；否則依情節分別處以笞杖或徒刑。

唐律還規定，官吏應約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監臨人的財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減等治罪。

如監守自盜的比一般盜罪加等處罰，贓滿30匹者即絞。

四是「強盜」，指以暴力獲取公私財物的行為。

《唐律》賊盜篇規定強盔罪處罰更嚴，雖不得財也要處徒刑2年。

持凶器得財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

五是「竊盜」，指以隱蔽的手段將公私財物據為己有的行為。

《唐律》賊盜篇對一般竊盜罪也嚴格規定，不得財者笞五十，得財者至五十匹處加役流刑。

六是「坐贓」，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職權之便非法收受財物的行為。

《唐律》雜律篇規定，官吏因事接受他人財物的即構成「坐贓，同時禁止監臨主守官在轄區內役使百姓，借貸財物，違者以坐贓論處。

(3)影響：六贓的分類與按贓值定罪的原則為後世所繼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贓圖》的配附。

3.保辜

(1)定義：指對傷人罪的後果不是立即顯露的，規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內對被害方傷情變化負責的一項特別制度。

(2)具體規定：唐律規定：「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

」在限定的時間內受傷者死去，傷人者承擔殺人的刑責；限外死去或者限內以他故死亡者，傷人者只承擔傷人的刑事責任。

(3)評價：唐代確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傷人者的刑事責任，盡管不夠科學，但較之以往卻是一個進步。

四、五刑與刑罰原則

(一)唐律中的五刑

唐律承用隋《開皇律》中所確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作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體規格與《開皇律》稍有不同。

(1)笞刑，為五刑中最輕一級刑罰，分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

(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

(3)徒刑，分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為等差；

(4)流刑分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

另有加役流；

(5)死刑，分斬、絞二等。

(二)唐律中的刑罰原則

1.區分公、私罪的原則

(1)定義：所謂公罪是指「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即在執行公務中，由於公務上的關系造成某些失誤或差錯，而不是為了追求私利而犯罪，如「擅賦斂」而無私人獲利者，處罰從輕。

所謂私罪包括兩種：一種是指「不緣公事私自犯者」，即所犯之罪與公事無關，如盜竊、 *** 等。

另一種是指「雖緣公事，意涉阿曲」的犯罪，即利用職權，循私枉法，如受人囑托，枉法裁判等，雖因公事，也以私罪論處。

(2)處罰：唐律規定公罪從輕，私罪從重。

適用官當時，也要區分公罪和私罪，犯公罪者可以多當1年徒刑。

(3)緣由：唐律之所以要區分公罪與私罪，主要目的在於保護各級官吏執行公務、行使職權的積極性，以便提高國家的統治效能；同時，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濟私，以權謀私，保證法制的統一。

2.自首原則

唐代繼承了歷代自首減免刑罰的原則，但較前有比較明顯的發展。

一是嚴格區分自首與自新的界限。

唐代以犯罪未被舉發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

但犯罪被揭發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後，再投案者，唐代稱作自新。

自新是被迫的，與自首性質不同。

唐代對自新採取減輕刑事處罰的原則。

二是規定謀反等重罪或造成嚴重危害後果無法挽回的犯罪不適用自首。

凡「於人損傷，於物不可備償，越渡關及奸，並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列」。

即對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處理。

因為這些犯罪的後果已不能挽回。

三是規定自首者雖可免罪，但贓物必須如數退賠，不使犯法者在經濟上得到好處，以防止罪犯利用自首非法獲財。

四是自首不徹底的叫「自首不實」，對犯罪情節交待不徹底的叫「自首不盡」。

《名例律》規定：「自首不實及自首不盡者」，各依「不實不盡之罪罪之。

至死者，聽減一等」至於如實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

此外，唐律規定，輕罪已發，能首重罪免其輕罪；審問它罪而能自首餘罪的，免其餘罪。

出於分化打擊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統地發展了傳統刑法的自首原則；這些內容影響到後世。

3.類推原則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斷罪而無正條，其應出罪者，則舉重以明輕；其應入罪者，則舉輕以明重。

」即對律文無明文規定的同類案件，凡應減輕處罰的，則列舉重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輕案。

凡應加重處罰的罪案，則列舉輕罪處罰規定，比照以解決重案。

如疏議舉律文說，謀殺尊親處斬，但無已傷已殺重罪的條文，在處理已殺已傷尊親的案件時，通過類推就可以知道更應處以斬刑。

又舉例說，夜半闖入人家，主人出於防衛，登時殺死闖入者，不論罪。

律文沒有致傷的條文，但比照規定，殺死已不論罪，致傷更不論罪。

唐代類推原則的完善反映了當時立法技術的發達。

4.化外人原則

化外人即指外國人。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

」即同國籍外國僑民在中國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屬本國法律處理，實行屬人主義原則，不同國籍僑民在中國犯罪者，按唐律處罰，實行屬地主義原則。

這在當時不僅維護了國家 *** ，同時也比較妥善地解決了因大量外國僑民前來所引起的各種法律糾紛問題。

五、唐律的特點與中華法系

1.「禮法合一」的特點

唐朝承襲和發展以往禮法並用的統治方法，使得法律統治「一準乎禮」，真正實現了禮與法的統一。

如同唐太宗所說「失禮之禁，著在刑書。

」把封建倫理道德的精神力量與政權法律統治力量緊密結合在一起，法的強制力加強了禮的束縛作用，禮的約束力增強了法的威懾力量，從而構築了嚴密的統治法網，有力維護了唐朝統治。

2.科條簡要與寬簡適中的特點

唐朝立法以科條簡要，寬簡適中為特點。

以往秦漢法律，向以繁雜著稱。

西漢武帝以後，因一事立一法，導致律令雜亂。

西晉修律對漢律令作了大幅度的縮減，北齊律定為12篇，949條，較前又有所進步。

唐朝沿襲隋制，實行精簡、寬平的原則，定律12篇，502條，並為後世所繼承。

僅以太宗修《貞觀律》為例，「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

足見唐律的上述特點。

3.立法技術完善的特點

在立法技術上表現出高超的水平。

如自首，化外人有犯、類推原則的確定都有充分表現。

為防止官吏濫用比附，用精確的語言規定在法無明文規定條件下，官吏故意與過失出入人罪的處理辦法。

並在承襲前代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公、私罪，故意、過失的概念，並規定了恰當的量刑標准。

如《斗訟律》解釋「過失殺」說：「謂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至，共舉重物為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跌足，及因擊禽獸以致殺傷之類，皆是。

」唐律結構嚴謹，為舉世所公認。

4.唐律是中國傳統法典的楷模與中華法系形成的標志

唐律是我國封建法典的楷模，在中國法制史上具有繼往開來，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

唐朝承襲秦漢立法成果，吸收漢晉律學成就，使唐律表現出高度的成熟性。

唐律因具有封建法律的典型性，故對宋元明清產生了深刻影響。

作為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國界，對亞洲諸國產生了重大影響。

朝鮮《高麗律》篇章內容都取法於唐律。

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寶律令》，也以唐律為藍本。

越南李太尊時期頒布的《刑書》，大都參用唐律。

可見唐律不僅在本國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佔有重要地位。

六、唐代的司法制度

(一)司法機關

唐代沿襲隋制，皇帝以下設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機構，執行各自司法職能。

1.大理寺是中央最高審判機關

大理寺以正卿和少卿為正副長官，行使中央司法審判權，審理中央百官與京師徒刑以上案件。

凡屬流徒案件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死刑案件必須奏請皇帝批准。

同時大理寺對刑部移送的死刑與疑難案件具有重審權。

2.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

唐代刑部以尚書、侍郎為正副長官，下設刑部、都官、比部和司門等四司。

刑部除掌司法政令外，並復核大理寺流刑以下及州、縣徒刑以上的犯罪案件。

在復審中，如發現疑案、錯案，凡徒刑、流刑以下的案件，駁回原審州、縣重審或復判，死刑則轉送大理寺重審。

刑部還有權參與重大案件的審理，並有權受理在押犯申訴案件。

3.御史台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和御史中丞為正副長官，下設台、殿、察三院。

作為中央監察機構，專門負責代表皇帝自上而下地監督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吏是否遵守國家法律和各項制度，是否忠實履行職貴，位高權重，可稱得上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御史台有權監督大理寺、刑部的審判工作，同時參與疑難案件的審判，並受理行政訴訟案件。

御史台中分設台院、殿院、察院，統轄下屬的諸御史。

台院是御史台的基本組成部分，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彈中央百官，參與大理寺的審判和審理皇帝交付的重大案件。

由於侍御史在諸御史中的地位最高，職權最重，因此一般均由皇帝直接指派，或由宰相與御史大夫商定，由吏部選任。

殿院，設殿中侍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百官在宮殿中違反朝儀的失禮行為，並巡視京城及其他朝會、郊祀等以維護皇帝的神聖尊嚴為其主要職責。

察院，設監察御史若幹人，執掌糾察州縣地方官吏的違法行為。

唐代時以「道」為監察區，全國共分為十道(後增為十五道)，每道設一名監察御史，稱為巡按使，品級雖低，但權力極大，是皇帝設在地方上的耳目。

4.唐代的「三司推事」

唐代中央或地方發生重大案件時，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組成臨時最高法庭審理，稱為「三司推事」。

有時地方發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則派大理寺評事、刑部員外郎、監察御史為「三司使」，前往審理。

此外，唐代還設立都堂集議制，每逢發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九卿議之」，以示慎刑。

5.地方司法機關

唐代地方司法機關仍由行政長官兼理。

州縣長官在進行司法審判時，均設佐史協助處理。

州一級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縣一級設司法佐、史等。

縣以下鄉官、里正對犯罪案件具有糾舉責任，對輕微犯罪與民事案件具有調解處理的權力，結果須呈報上級。

(二)訴訟制度

1．刑訊制度

(1)刑訊的條件與證據。

唐律規定，審判時「必先以情，審察辭理，反復參驗，猶未能決，事須拷問者，立案同判，然後拷訊，違者杖六十」。

也就是要求在拷訊之前，必須先審核口供的真實性，然後反復查驗證據。

證據確鑿，仍狡辯否認的，經過主審官與公審官共同決定，可以使用刑訊；未依法定程序拷訊的，承審官要負刑事責任。

同時規定，對那些人贓俱獲，經拷訊仍拒不認罪的，也可據狀斷之」，即根據證據定罪。

(2)刑訊方法。

首先，刑訊必須使用符合標准規格的常行杖，以杖外他法拷打甚至造成罪囚死亡者，承審官要負刑事貴任。

其次，拷囚不得超過三次，每次應間隔20天，總數不得超過200，杖罪以下不得超過所犯之數。

若拷訊數滿仍不招供者，必須取保釋放。

凡有違犯，承審官須負刑事貴任。

其三，拷訊數滿，被拷者仍不承認的，應當反拷告狀之人，以查明有無誣告等情形，同時規定了反拷的限制。

(3)規定對兩類人禁止使用刑訊，只能根據證據來定罪。

一類是具有特權身份的人，如應議、請、減之人；二是老幼廢疾之人，指年70以上15以下、一肢廢、腰脊折、痴啞、侏儒等。

對上述兩種人，唐律規定「不合拷訊，皆據眾證定罪」，即必須有三人以上證實其犯罪事實才能定罪。

2.仇賺迴避原則

唐代迴避制度稱作「換推」，指在審訊過程中，凡審判官與當事人有親屬或師生或仇嫌關系，均須調換迴避。

司法機關在接受訴狀後，就開始進入審訊程序。

為了防止司法官在審訊過程中因親故仇嫌關系而妨礙公正審判，唐朝在《唐六典》中第一次規定了迴避制度，即「凡鞫獄官與被鞫人有親屬仇嫌者，皆聽更之」，也就是說，若承審官與當事人有某種利害關系，准許更換承審官。

這一規定對於保證司法公正有一定作用。

3.死刑三復奏

死刑復奏制度是指死罪判決的執行必須奏請皇帝批准，待皇帝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行刑。

這項制度在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就已正式確立，至隋朝確定為死刑須經「三復奏」方准執行。

唐律對此作了更加詳細而嚴格的規定：除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及部曲、奴婢殺主等死刑判決只經一次復奏即可執行外，凡各地方的死刑判決作出後，必須三次奏報皇帝批准，待批准下達三日後方可執行。

違反上述規定，「不待復奏報下而決者」要判處流刑，3日期限末滿或過限行刑者處以杖刑至徒刑。

對京師判決的死刑案件要求更加嚴格，須經過「五復奏」。

這項制度表明唐代對死刑的審慎態度及皇帝對死刑權的牢固控制。

3. 哪個朝代的法律最完善

唐代的唐律是中華法系的最高頂峰，其中《唐律疏議》《永徽律》是中華法系的瑰寶，後世代的封建王朝均以此為範本，公元701年頒布的《大寶律令》是日本第一部成文法典，就是以中國唐朝的《永徽律》為藍圖。
《永徽律疏》又稱《唐律疏議》，是唐高宗永徽年間完成的一部極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長孫無忌、李勤等在《貞觀律》基礎上修訂。《永徽律疏》總結了漢魏晉以來立法和注律的經驗，不僅對主要的法律原則和制度做了精確的解釋與說明，而且盡可能引用儒家經典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唐律不僅影響了中國世代封建王朝，而且影響了整個東亞、東南亞的封建律法，是形成中華法系的淵源。法系是西方法學家發明的一個概念，是指在一個（超過一個國家以上的）地域所遵循的共同的法律制度。
在歷史上，以唐律為代表的整個東亞，包括當時的日本、朝鮮、越南等都在適用這樣一套法律制度，所以西方人把以唐律為代表的中國法律稱為「中華法系」。中華法系是世界法律文化中很獨特的代表，最能夠體現中華法系內容、結構和原則特點的恰恰就是唐律。
唐律開先河提出了和離制度，並且應用於實踐，雖然與盛唐的社會歷史背景息息相關，但也是中華法律文明中不可多得的先進思想和制度。和離制度賦予男女雙方對不和諧的婚姻提出解除的權利，不需要特別理由，在當時是非常先進的婚姻法律制度。相當於今日之協議離婚。
唐代名臣顏真卿為撫州刺史時，有邑人楊志堅妻，「以資給不充」為由，向其夫索求離婚書。楊志堅賦詩一首代替離婚書，「其妻持詩，詣州公牒，以求別適」，顏真卿予以判離。也有因女方父母病重，女方提出離婚，歸養父母者。唐初劉寂妻夏侯碎金，其父「因疾喪明，碎金乃求離其夫，以終侍養」，獲得離婚。還有因男方得重病惡疾，無法共同生活，而提出離婚者。唐文宗大和七年，右庶子呂讓的侄女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子。然自開成三年蕭敏「心疾乖忤」，即患上了精神病，故女方提出離婚，獲准。和離的原因有很多，女子主動要求和離的原因也是多種多樣。大量的史實事例表明，唐代女子在解除婚姻關系過程中可以處於主動地位，這既是法律明文授權，又是唐代的婚姻法律制度對於事實婚俗的確認和肯定，唐代女子在婚姻關系中的地位是高於其前代後世的。這也是盛唐文明高度發達在婚姻領域的表現之一。
唐代女子的地位提升的最大證明是出了第一個女皇帝，這在前世和後世封建制王朝中再沒有出現，不論是之前的呂後還是之後的慈禧，雖然權傾天下，卻不曾敢逾越封建禮制，奢望成為皇帝。慈禧為了鞏固權力，防止皇帝成年親政，甚至屢次立幼年皇帝以逃避封建禮制的制約。
敦煌文書三件放妻書樣文來看，「和離」在唐代社會確實較多實行，而且丈夫還有對妻子和離再婚的祝詞：「願妻娘子相離之後，重梳蟬鬢，美裙娥眉，巧送窈窕之姿，選聘高官之主。解怨釋結，更莫相憎，一別兩寬，各生歡喜」。
初唐、盛唐時期，與蕃邦異國交流繁密，社會風氣中自由開化之風很濃。在婚姻領域，政府詔令鼓勵女子再嫁，很多「文君新寡」式的女子多次再嫁，勇敢地追求幸福，而且社會對待她們也並無歧視。舊唐書中記載，「崔繪妻盧氏，幽州范陽人也，為山東著姓。」，「繪早終，盧即年少，諸兄常欲嫁之。」求婚的是工部侍郎李思沖，足見當時喪偶女性在婚姻上尚不像後世那樣受人歧視。
高宗永徽年間，唐宗室楚王李靈龜薨。其妃上官氏的兄妹勸上官氏改嫁他人時說：「妃尚年少，又無所出，改醮異門，禮儀常范。」 由此可見，年少無子改適異門在盛唐時期並不是不遵禮法的行為，而是一種被禮儀所准許的正常行為。
但是，「從一而終」在唐代中後期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思想，確切地說是官方宣揚的思想。「諸夫喪服除而欲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徒一年，期親嫁者減二等。」的條款，這是對於守節婦女守節之志的肯定與保護，也證明立法者對於婦女守節的支持態度。
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具有非凡價值，是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中國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也是最先進的婚姻法律制度。在「一準乎禮」的原則之下，又表現出對現實民間婚姻習俗與婚姻狀況的尊重認可，特別是個別富於人性化的規定，如「卑幼自娶妻」，「已成者婚如法」；又如，「和離」制度等都是規定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典範，都是將唐代婚姻法律制度區別與前後各朝各代的婚姻法律制度，最大限度表現了唐代立法思想的開明和先進。甚至抬升了整部唐律的價值，使一部刑律為主的法典閃現出民法性的光輝。
唐代以後的歷代律文中，關於婚姻法律制度的規定都沒有如唐律的先進思想，這與唐代以後理學發展儒教興盛有莫大幹系。但僅以法律先進性而言，唐律是一部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法，而其中最先進者，以婚姻法律制度為最。唐律的成功在於開明與兼容，過多的限制只會導致沉悶。生活需要活力，婚姻法律制度為生活而制定，又怎麼可以缺少活力呢？這種活力應該也只能來自思想的碰撞與共存。任何大一統的思想都不可能帶來真正的活力。唐代婚姻法律立法思想不僅循禮而行，而且承認民間婚俗所默認的現實。
唐律對外國人的准據法進行了先進的立法
唐律「化外人」原則，「化外人」原則是指：按照中國傳統說法，不受中華文明的都是教化以外的。所謂「化外人」就是現在的外國人，「化外人」原則在強調：唐代是一個中外交流的頻繁的時期，當時有許多外國人到中國進行交易，進行各種生活，這就不免產生矛盾，發生矛盾就需要適用法律，唐王朝為了體現開放性，確定「化外人」原則。
「化外人」原則規定：如果兩個外國人，共屬一個國家，他們在當時的唐王朝統治的中國發生糾紛，唐王朝官府准許適用本國法律來解決糾紛，叫做「依其本俗法」。如果兩個化外人，分別屬於不同國家，或者一個化外人和中國人發生糾紛，就要按照「屬地」原則。就要適用唐王朝的法律。適用這樣一種規則，來盡可能體現法律的公平。這樣既維護了主權原則又體現了公平原則，又適用了開放的社會局面。所以唐律所歸納總結出的原則，即使對今天的司法實踐，也有許多借鑒原則。
這樣的古代法典原則，到了明律以後就改變了，大明律就規定，只要是化外人，不管是否一國，只要在明王朝的統治地域內，一律適用大明律。大明律變成單純的「屬地」原則，拋棄了唐律先進的化外人制度。

4. 唐律疏議的主要內容

主要內容：

《唐律疏議》總結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驗及其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較審慎，內容比較周詳，條目比較簡明，解釋比較確當。其立法理論依據儒家學說，並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因此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為以後歷代刑律的藍本。

通過唐朝與周邊各國頻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議》對古代亞洲各國法典亦產生重大影響。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立法，大都摹訪《唐律》。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國(華)法系」的代表著作。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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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八議列於唐律的哪部律典

唐律疏議
《唐律疏議》 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義、故唐律疏義

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編，亦為中國現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三十卷。

唐朝法律制度基本上沿襲隋朝。唐初以隋《開皇律》為藍本制定《武德律》，於武德七年(624)頒行，是為唐律草創時期。貞觀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令長孫無忌、房玄齡等，參酌隋律，對《武德律》加以修訂，於貞觀十一年頒行，是為《貞觀律》。《貞觀律》的刑罰有所減輕，律條也比較完備，為《永徽律》所本，是《唐律》的奠基時期。

永徽元年(650)唐高宗李治命長孫無忌、李績、於志寧等修《永徽律》，翌年頒行。《永徽律》凡十二篇五百條(一作五百零二條)。其篇名及主要內容為：①《名例》，闡明唐律基本精神與立法意圖、原則，相當於近代刑事法典的總則。其中規定五刑、十惡、八議、自首、過失、累犯、共犯、時效、並合論罪、責任能力、對外國人犯罪的處理原則以及法律用語的解釋等。②《衛禁》，是有關保衛皇室宮殿、廟、苑和州鎮城戍、關津要塞與邊防安全的法律規定。③《職制》，是關於官吏設置、失職、貪贓枉法、違犯禮制、毀損公物和交通驛傳等方面的規定，類似近代刑法分則與行政法規。④《戶婚》，是有關戶籍、賦稅、田宅、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法律，類似近代民法分則、土地法、婚姻法以至戶籍法、勞動法規。⑤《廄庫》，是有關公私牲畜的養護、倉庫管理、官物的保護和出納之法，相當於近代行政法規和民事的賠償規定。⑥《擅興》，其前半部屬於兵防，後半部屬於工程，是有關軍隊征調、指揮、行軍出征和興建工程等方面的法律，類似近代兵役法、軍事法規和工程建築法規。⑦《賊盜》，類似近代刑法分則。「賊」指賊害，包括反逆、謀叛、殺害人命、掘墓殘屍、造畜蠱毒等；「盜」謂盜劫，概括偷竊、強盜以及略誘、拐賣、贓物等。⑧《斗訟》，分斗與訟兩部分，是關於斗毆、殺傷、保辜、誣告、教唆訴訟、投匿名書、違反訴訟程序等的處刑，相當於近代刑法分則和刑事訴訟法范圍。⑨《詐偽》，規定對詐欺和偽造的懲處，相當於近代刑法分則的范圍。⑩《雜律》，是拾遺補闕，將不能歸納於某一類的犯罪行為，匯成一篇，包括國忌作樂、私鑄錢幣、奸非、失火、賭博、借貸、僱傭契約、商品價格與質量、市場管理、堤防、水運、醫療事故、城市交通、公共危險等項。(11)《捕亡》，是追捕逃亡罪犯及有關事項的法律。(12)《斷獄》，是關於審訊、判決、囚禁、執行方面的法律規定。永徽三年，唐高宗又令長孫無忌等對《永徽律》的精神實質和律文逐條逐句進行疏證解釋，以闡明律條文義，並通過問答形式，剖析內涵，說明疑義，撰成《律疏》三十卷，永徽四年頒行。《律疏》與《律》合為一體，統稱《永徽律疏》(宋元時稱作《故唐律疏議》，明末清初始名為《唐律疏議》)。《律》和《疏》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自是斷獄者皆引疏分析之」。此後《律》文無甚改動，諸帝的增損、編纂多為「令」和「格」、「式」，可謂《唐律》已基本定型。唐朝法典至今只有《唐律疏議》和《唐六典》傳世，余均亡佚。

此後又對500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注釋，並附在律文之後，稱作疏議。律與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稱《永徽律疏》，是唐代法典的代表作。後人又稱之為《唐律疏議》。是中國歷史上保存至今的最具影響力的封建法典。
篇名依次是：第一篇名例，是關於刑罰的種類及其適用的一般原則的規定，相當於現代刑法的總則。第二篇衛禁，主要是警衛宮廷和守衛關津要塞方面的規定。第三篇職制，主要是懲治官吏違法失職的規定。第四篇戶婚，主要是戶籍、田宅、賦役和婚姻家庭方面的規定。第五篇廄庫，是關於牲畜、庫藏管理方面的規定。第六篇擅興，主要是關於兵士徵集、軍隊調動及興造方面的規定。第七篇賊盜，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地主階級的政治利益及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規定。第八篇斗訟，是關於斗毆傷人和控告、申訴等方面的規定。第九篇詐偽，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規定。第十篇雜律，不便編入其它各篇的犯罪，皆歸入此篇，包括買賣、借貸、市場管理以及姦情方面的犯罪。第十一篇捕亡，是關於追捕逃犯、捕捉罪人和逃丁的規定。第十二篇斷獄，是關於司法審判和監獄管理方面的規定。

《唐律疏議》的律文和疏文反映了唐代社會各階級、各階層的法律地位及其相互之間的關系，以及某些政治經濟制度，是研究唐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唐律疏議》總結以往各王朝的立法經驗及其司法實踐，折中損益，使之系統化和周密化，故其立法比較審慎，內容比較周詳，條目比較簡明，解釋比較確當。其立法理論依據儒家學說，並以封建倫理道德為其法律思想基礎，因此是維護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調整各方面社會關系的主要工具。為以後歷代刑律的藍本。通過唐朝與周邊各國頻繁通使和文化交流，《唐律疏議》對古代亞洲各國法典亦產生重大影響。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的立法，大都摹訪《唐律》。國際法制史學者將《唐律疏議》與歐洲的《羅馬法》相提並論，並視之為古代「中國(華)法系」的代表著作。

現存《唐律疏議》的最古刊本，有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殘卷，北京圖書館藏宋到殘本，以及吳縣滂熹齋藏元刊本，元至正十一年(1351)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刊本等。敦煌吐魯番出土文書中有唐寫本《律疏》殘卷(參見彩圖插頁第49頁)。在日本也藏有文化二年(1805)官版本等多種古寫本、刻本。1983年中華書局出版劉俊文校點的《唐律疏議》，校點者以涵芬樓影印滂熹齋本為底本，並參校其他版本作了詳細的校勘記。此外，宋刊本不附《律疏》的《唐律》，也已經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發行。

右圖為《唐律疏議》書影（元刻本）

《唐律疏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

《唐律疏議》30卷，唐代長孫無忌等奉皇帝之命編撰。

它是我國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

《唐律疏議》實際上由兩部分組成，即唐律的律文部分及長孫無忌等人對律文的疏釋部分。因為文中疏釋部分以「議曰」二字開頭，所以被人們稱為《唐律疏議》，或者《唐律疏義》。

隋朝統治者的暴政和嚴苛的刑罰導致農民起義的歷史給唐朝的建立者留下了深刻的印像。他們接受隋朝滅亡的歷史教訓，採取多方面的措施，建立和穩定專制統治體系。

立法活動就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 唐代法典包括律、令、格、式四部分。其中律居首位，律即刑法典，是用於定罪的。「令」就是國家的制度和政令。

「格」就是對文武百官的職責范圍的規定，用作考核官員的依據。「式」是尚書各部和諸寺、監、十六衛的工作章程。

唐高祖時就命裴寂等人在隋朝《開皇律》的基礎上編制了《武德律》。唐太宗貞觀年間，又命長孫無忌、房玄齡等人對《武德律》加以修改和刪定，用了十幾年的時間，編成了《貞觀律》。唐律自從貞觀年間修改後，就沒有再作過大的變動。唐高宗即位後，除了對律文做過一些個別的調整外，主要是解決律文在執行過程中存在的解釋無憑的問題。永徽三年（652年），唐高宗委派長孫無忌等19人編寫《律疏》，第二年完成，當時叫作《永徽律疏》，於是頒行全國。編寫《唐律疏議》的目的是為了給唐律的條文提供一個權威的解釋，因為唐律在實施過程中，沒有一個統一的解釋，對於怎樣理解唐律的條文以及用哪條律文更合適都沒有統一的標准，這就影響了唐律的實施效果。《唐律疏議》對解決這一問題是很有好處的。

《唐律疏議》按照唐律12篇的順序，對502條律文逐條逐句進行了註解，並以問答的形式，辨異析疑。編撰者還根據戰國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以來的封建法律理論，對於律文的內容敘述其源流，對其含義加以發揮，並對不完備的地方加以補充，使唐律的內容更加豐富。因為《唐律疏議》是官方編寫又由皇帝命令頒行全國，所以具有極大的權威性，從此以後唐代官吏審理案件都要以它作為標准。注釋部分實際上與律文部分具有同樣的法律效力。因此，《唐律疏議》的實踐結果遠遠超過了原來的編撰目的，它不僅僅是唐律的注釋書，而是成為與律並行的唐代國家法典之一。

《唐律疏議》編定後，歷經高宗、武後、中宗、玄宗等朝，又做過一些修改，但都屬於個別內容的增改和個別文字上的修訂。從唐律的發展和《唐律疏議》的沿革過程看，《唐律疏議》是唐朝的一代之典。

《唐律疏議》作為封建法典，有著濃厚的封建思想意識，體現著封建統治階級的階級意志。它反映了禮制、君主專制、等級制度和宗法制度等內容。《唐律疏議》的法律思想有以下兩個特色：第一，「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倫理道德和法律相結合，前者為主，後者為輔。第二，簡化法律條文，減輕刑罰。如《貞觀律》中的刑罰，與隋律相比，去掉了死刑92條，減流為徒者71條，其餘變重為輕者也很多。

唐律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時代較為寬簡的法律。《唐律疏議》首篇的《名例律》如同現代法律的總則，表達了唐律的基本精神和基 本原則。其餘17篇相當於現代刑法的分則，具體規定了什麼行為構成犯罪以及犯罪後如何處罰的各種條款。

《唐律疏議》規定了笞、杖、徒、流、死五種刑罰，統稱為五刑。十惡被認為是最嚴重的罪行，所以列於首篇。所謂十惡都是指直接侵犯專制皇帝的統治基礎積封建統治秩序的行為，十惡具體指：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義、內亂。犯十惡罪者皆處以重刑，不享有贖、免等特權，所謂「十惡不赦？就是這個意思。

八議，八議制度起源很早，唐律則規定得更為詳備。八議的對象主要指以下幾種人，親、故、賢、能、功、貴、勤、賓。總之不外乎皇帝的親戚故舊，或者封建王朝的官僚貴族。這些人只要不是犯了十惡罪，其他罪行都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減輕或免於處罰。這種特權制度，反映了等級和階級差別。

唐律《名例律》還規定了一些原則，對如何認定犯罪性質和確定刑罰方面具有指導意義。劃分公罪與私罪，關於自首減免刑罰的規定，關於共同犯罪的處理原則，關於合並論罪的原則，關於累犯加重的規定，關於區分故意與過失，關於類推的一般原則，等等。關於老幼廢疾減刑的規定，關於同居相瞞不為罪的規定，關於涉外案件的處理原則。

這些基本原則的規定，充分證明唐朝的法律制度是相當完備和相當細密的。

衛禁律是關於警衛宮室和保衛關津要塞方面的法律。職制律是關於官吏職務及驛傳方面的法律。戶婚律是關於戶籍、土地、賦稅以及婚姻家庭方面的法律。廄庫律是關於國有牲畜和倉庫管理方面的法律。擅興律是關於發兵和興造方面的法律。賊盜律是關於保護封建政權及地主階級生命財產不受侵犯的法律。斗訟律是關於斗毆和訴訟方面的法律。詐偽律是關於欺詐和偽造方面的法律。雜律是關於買賣、借貸、度量衡、商品價格規格、犯奸、國忌作樂、私鑄貨幣、賭博、決失堤防、破壞橋梁、放火失火、醫療事故、阻礙交通等方面的法律。捕亡律是關於追捕罪犯和逃亡士兵及役丁的法律。

唐律是在隋朝《開皇律》基礎上制定的，而隋律則繼承了前代的法律。唐律根據秦漢以來封建立法和司法的經驗，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罪名、刑制及司法原則加以整理，對社會關系各主要方面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所以它集唐以前我國封建法律之大成，成為宋元明清歷代制定和解釋封建法典的藍本，並對古代日本、朝鮮、越南等國建立和完善封建法制產生過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華法系的代表。

宋朝的《宋刑統》，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元朝的《至元新格》的20篇，與唐律的9篇相同，其他八議，十惡、官當制度都沿用唐律。明代《大明律》、清代《大清律例》都受到唐律影響。

日本文武天皇大寶元年（761年）所制定的《大寶律令》，有律6卷，共分12篇，其篇名與次序都與唐律相同，而且律文的內容也很多相似。朝鮮的《高麗律》不僅在篇目體繫上與唐律相同，在內容方面，如刑名種類和對特權階級的優待條款等，也都與唐律極為相似。在越南，歷代刑律也多仿照唐律。

《唐律疏議》不僅完整保存了唐律，還保存了大量唐代的令、格、式的內容。同時記載了大量有關唐代政治、社會經濟的資料，是研究唐代階級關系、等級關系以及官制、兵制、田制、賦役制的重要依據。所以，清代學者王鳴盛稱《唐律疏議》為「稀世之寶」。

新版版本:

《唐律疏議》（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義、故唐律疏義）三十卷 唐•長孫無忌等編。中華書局1993.9北京二刷，以上圖藏滂熹齋殘宋本、北圖藏滂熹齋殘元大字本、上圖藏滂熹齋元刻本、北圖藏滂熹齋元至正崇化余志安勤有堂刻本、清嘉慶十三年戊辰（1808）孫星衍刊《岱南閣叢書》本、日本文化二年乙丑（1805）官版本為主校本，以北圖藏名抄本、上圖藏清蘭陵孫星衍覆宋抄本、北大藏清乾隆十二年丁卯（1747）曲阜孔氏鈔本、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曲阜孔氏鈔本、清諸可寶重刻本、江蘇書局本、清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沈家本重校刻本、民國《四部叢刊》本、民國《萬有文庫》本、民國《基本國學叢書》本為參校本，並參考敦煌和吐魯番唐寫本殘卷及相關文獻排印而成，32開本。

6. 結合史實論述唐律的歷史地位(l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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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目錄

唐律一詞的由來：
唐律包括哪些：
唐律的介紹
編輯本段唐律一詞的由來：
唐代法律的總稱。主要是《永徽律》，還包括《武德律》、《貞觀律》等法典。
編輯本段唐律包括哪些：
唐朝的主要立法有： （1）武德時期的《武德律》、《武德令》、《武德式》。 （2）貞觀時期的《貞觀律》、《貞觀令》、《貞觀格》、《貞觀式》。 （3）永徽時期的《永徽律》、《永徽律疏》。 （4）開元時期的《開元律》、《大唐六典》。 （5）大中時期的《大中刑律統類》。
編輯本段唐律的介紹
《武德律》是唐高祖時以《開皇律》為藍本所制訂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內容與《開皇律》基本相同，於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頒行。 《貞觀律》是唐太宗命房玄齡、裴弘獻等人根據《武德律》編撰的法典，共十二篇五百條，於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頒行。 《永徽律》是唐高宗命長孫無忌等人根據《武德律》和《貞觀律》編撰的法典，共二十篇，五百零二條，篇名依次為名例、衛禁、職制、戶婚、廄庫、擅興、賊盜、斗訟、詐偽、雜、捕亡、斷獄等，於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頒行。《永徽律》以保護封建土地所有制，維護封建宗法制度，加強皇帝的權力，統治和鎮壓農民為主要內容，是中國現存最完備的一部封建法典，全文保存在《唐律疏議》中。 在封建社會，法律是維護封建秩序、維持封建禮教和對人民進行鎮壓的工具。根據這種原則制定的《唐律》，首先把謀反、某大逆、謀叛等定為「十惡」罪，犯者不得赦、減或贖免。其次，保護封建土地所有權，嚴禁妄認、盜賣、盜耕公私田。再次，竭力維護各種封建性的等級特權，皇族、官僚、富人犯法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減刑或免刑，奴婢、部曲犯法則比「凡人」加等論罪。《唐律》還起調整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各成員之間的關系，以及保證統治機構正常運行的作用。 《唐律》是傳世的中國古代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它對亞洲許多國家產生過顯著影響。

7. 唐朝的立法與行政是怎樣的

能否依法行政，是現代社會中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的重要標志。其實，在古代社會中，能否依法行政，也是決定一個國家是否健康文明發展的關鍵。隋唐封建社會的文明昌盛，尤其是「盛唐氣象」的形成。就與當時的統治者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妥善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有很大的關系。

隋唐時期的法制建設，在中國古代法制史上具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中華法系」是世界上著名的法系之一，而唐律，被稱為「中華法系」的代表。這一時期，無論是立法形式、法律內容及司法實踐等方面，都有不少可以垂鑒後世的東西。

隋唐時期的統治者，比較重視立法工作。並注意總結借鑒前代的立法經驗與技術，使這一時期的法律形式達到空前完備的程度。

早在隋唐之前的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都有過不少大的立法活動，並前後繼承革新，南北融合，一脈相承，為隋唐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可資借鑒的良好基礎。

隋唐的統治者，對立法工作比較重視。其中以修律為主的大的立法活動，進行過多次。如隋朝開皇元年（581年），隋文帝剛一即位，就命大臣高熲等總結魏晉南北朝以來的立法經驗，修定新律，強調要「取適於時」，貫徹寬簡原則，刪除前代殘酷的刑罰。開皇三年（583年），隋文帝在審閱刑部的奏報時，發現律文還是太嚴密，又命蘇威、牛弘等大臣更定新律，這就是垂範後世的《開皇律》。《開皇律》在篇章體例上繼承了《北齊律》「法令明審，科條簡要」的特色。到了煬帝即位時，由於在實際貫徹中已經出現法制混亂、刑罰濫酷的情況，為了標榜寬刑，又命牛弘等人更修新律，於大業三年（607年）頒行，即為《大業律》，基本上是《北魏律》的復舊，在立法技術上遜於《開皇律》。

唐朝的法律基本承襲隋朝的《開皇律》。同時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不斷加以調整完善。大的立法活動，至少有10多次。其中前期的立法活動，以修律為主，兼及其他法律形式；後期的立法活動，以編敕（皇帝下達的詔敕）和刑律統類（類似法律匯編）為主。

隋唐時期的法律形式，以律為主，同時還有令、格、式等。對於律、令、格、式的解釋，史籍所載還不完全一致，綜合各種解釋，可以作一個大概的界定。①律。律是關於定罪量刑的法規，但涉及的范圍相當廣泛，不僅僅限於刑事方面。從唐初法制的指導思想及唐律的規定來看，律在4種法律形式中最為穩定，地位也最高。②令。令是關於國家各種制度的法規，幾乎包括了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各個方面的制度，如均田制、賦役制等，都由令規定。③格。格是皇帝對國家機關分別頒行的，以及因人因事隨時發布的敕，經過整理匯編的法規，故又稱敕格。如唐太宗貞觀十一年（637年）刪定武德年間以來的敕格，定留700條，以尚書省諸司為篇名，其中有關諸司日常公務、留在司內施行的稱為「留司格」；唐高宗永徽年間特頒發州縣實施的稱「散頒格」。④式。式是國家機關的辦事細則和公文程式。其篇目比令更為繁多。國家的一切公務，都須依據令、格、式的規定進行。違背令、格、式以及其他犯罪行為，一律按「律」的規定斷罪量刑。因此，這4種法律形式構成唐前期的立法的整體，以此處理國家和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問題，是封建法制協調發展的反映。

除了律、令、格、式外，皇帝的制敕，在唐代法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地位。唐律《斷獄》篇規定，「制敕」斷罪，是「臨時處分」，必須經匯編後確定為格的，才能引為斷罪的正常依據，否則要負刑責。但是，制敕既能臨時處分斷罪問題，便是這一原則的例外。事實上，制敕對一切問題都可隨時專斷，這是君主專制制度的必然。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制敕雖未被定為一種法律形式，但其法律效力卻高於其他任何法律形式。

還需一提的是，唐代的法律中，還有一部《唐六典》。開元十年（722年），唐玄宗親自書寫六條：理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命大臣以《周官》為指導和模式，加以制定。《周官》是《周禮》的原名，大概是後人編撰的周朝的官制，分為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官，分別主管治（唐玄宗寫成「理」是為了避高宗李治的名諱）、教、禮、政、刑、事六個方面的政務。由於這種分類法相當繁雜與困難，所以承擔此任務的大臣前後花了六七年時間，才於開元十六年（728年）完成。由於唐玄宗早已手書六條，故稱《六典》。《唐六典》是系統地記載規定唐朝官制的政書，主要內容是關於國家機構的設置，人員編制、職責，以及官員的選拔、任用、考核、獎懲、俸祿、退休等方面的制度規定。有人考證後認為，《唐六典》在唐代不曾頒行，卻又曾行用。說它不曾頒行，是指它制定後的200年問從未明詔頒行；說它又曾行用，是因為它是初唐百多年政治、經濟、文化等歷史經驗的總結，其內容多見諸於中唐以前的史實，它是這一時期簡化了的綜合性的「史錄」，在開元、天寶以後的長時期內，被唐人奉為不刊之典。

隋唐特別是唐朝法律的基本內容和特點，表明這一時期法制建設經驗的成熟。因此，唐律不僅對後世，就是對當時周邊國家，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隋唐是封建社會高度發展時期。這一時期的法律（包括律、令、格、式等形式的法律），尤其是唐朝的法律，其主要內容，是從各個不同的方面，來維護封建統治，鞏固統治基礎，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①鞏固封建君主專制政權。這是唐律的首要內容。具體體現在各個方面的法律條文中。其中最直接的，就是嚴厲鎮壓謀反、謀大逆、謀叛等危及封建政權的犯罪；確保皇帝個人的絕對安全和尊嚴；確保皇帝獨攬一切軍國大權。②維護封建等級制度。如規定官員、貴族依法享有種種特權；嚴格劃分良、賤，在婚姻、訴訟等方面加以嚴格區別等。③維護封建家庭的綱紀倫常。如確保尊長的權威；在婚姻關系中確保丈夫的優越地位；嚴懲親屬相奸等。④維護封建剝削的經濟基礎。如明確規定均田法和租庸調法；嚴懲脫戶、漏口、相冒合戶、私人道等行為，以保證國家控制充足的勞動力與納稅者。⑤保證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如要求官吏必須堅守崗位，依法辦事，忠於職守；必須廉潔奉公，嚴懲利用職權營私舞弊、貪贓枉法的行為；要求監臨主司或監臨主守這些握有實權的官吏，必須恪守禮法，辦事必須實事求是，嚴禁悖禮、詐欺以及弄虛作假；嚴懲對軍政事務的擅權、瀆職行為。⑥保衛封建國家安全，懲治一切不利於封建統治的行為。如強調封建國家的安全和經濟利益不受侵犯；維護社會的治安秩序，嚴懲強盜、竊盜，懲治斗毆、傷、殺，嚴懲放火、決堤，維護城市和市場管理秩序等。除此之外，在唐律中還對其他一切可能的犯罪行為，作了概括性規定，使違禮入律的所有行為，都無一能逃法網。

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唐律的具體內容，就可發現，它具有如下幾個特點。

首先，是「一準乎禮」。唐律的首篇《名例》指出：「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這里的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寬仁治天下」，要注意「以民為邦本」；禮，主要是指以封建綱常對臣民進行教化。德禮與刑罰相比較，前者是本，應為主；後者是用，應為輔。但德必須以禮為理論指導，並付諸實踐。而以禮為准，賦予法的形式，或者說以禮入法，禮法結合，這個過程在漢朝便已開始，魏晉南北朝不斷加以發展，日趨完善。唐律則是這種發展與完善的典型。比如，唐律總的精神就在於貫徹封建「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無論是《名例》篇還是其他各篇，都是如此。被認為是極其嚴重的十惡大罪，懲罰的都是直接危害封建「三綱」的行為。再如，唐律律條中，不少本來就是禮的內容，直接以禮入律。「八議」（議親、故、賢、能、勛、貴、勤、賓）、「三赦」（幼弱、老耄、憨愚者犯罪可寬容）、「同居相為隱」（即「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等），這些原則本來就是封建禮教的內容，在唐律中就是法的規定。依據禮的精神而制定的其他律文，更是隨處可見。又如，唐律藉助《疏議》引用儒家經典，充分闡發封建禮教的「義理」，而《疏議》具有與律條同等的效力，使禮教廣泛滲透並指導律條的運用。正因為禮與律如此密不可分，才使得兩漢以來，歷久不衰的引經決獄成為多餘，從而宣告終結。這也說明了唐朝封建法制的成熟。

其次，是寬簡、劃一、持平。寬是寬大，簡是簡約。寬大主要指立法內容方面，基本要求是盡量輕刑，盡可能使人不致陷入犯罪，或犯罪後得到較輕處理；簡約主要指立法形式要簡明，盡可能使百姓了解法律的內容，也使司法官便於掌握。劃一，是要求法律條文精神要前後一致，該重則重，該輕則輕，不能法令不一，前後矛盾，使官民都有空子可鑽。持平，就是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規定不偏頗，比較適中，這在唐律的「五刑」（笞、杖、徒、流、死）及其加減中，體現得較為明顯。

再次，是法律保持相對穩定。唐玄宗曾說：「法令不能經常變，經常變就煩瑣，官吏記不住，又前後矛盾，執法之吏就會鑽空子，營私舞弊。」這一思想在唐前期基本得到貫徹。唐初由房玄齡等人主持制定的律、令、格、式，終唐太宗在位之世，都無變更。當然，客觀形勢的發展變化，要求對某些不合時宜的內容進行修改，這是正常的。但是，修改法律一般按嚴格的程序進行，否則，要算違法犯罪行為，予以懲處。尚書省審議修改法律，須召集七品以上京官進行討論，作出決議，奏報皇帝裁定。

還有，是立法技術空前完善。一部法典的立法技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情況。唐律是在初唐封建統治秩序相對穩定，經濟、文化蓬勃發展的情況下制定的。它充分運用前代王朝的立法經驗，吸取過去的律學研究成果，以名例篇為綱，其餘11篇為目，篇章結構井然有序，將人們各個方面不利於封建統治的種種行為，甚至是設想可能的行為，盡量納入。正如《名例》篇首疏議所說，唐律做到了「章程靡（無）失，鴻（大）纖（小）備舉」，而律文只有502條，的確「簡約」。《名例》篇與其他各篇之間的律條相互呼應，綱舉目張，在同一篇中的各條之間，以及同一條中的各項之間，彼此關照。全部律條緊密相扣，可說是「滴水不漏」。至於律條的文字簡要，概念明確，用語確切，邏輯嚴謹，疏議的理論深度和文字功夫等，在中國古代法典中，無疑是空前的。後世的封建立法，有些地方有所改進，有些則一直未能企及。

古代山水正因為唐律是集歷代封建法典之大成，且有以上特點，故對於後世的封建法制有極大的影響，並且及於東亞鄰國。

唐之後的五代時期，受唐律影響比較顯著的法律如《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其卷數與篇目同《唐律》完全一致。宋朝唯一的律《宋刑統》，幾乎是唐律的翻版，甚至原文照抄《唐律疏議》，只是將每篇律條分為若干門，在律條後附有關的敕、令、格、式，以及「起請條」，對刑制有所改革而已。元朝在司法實踐中，也經常引用唐律作為依據。明朝洪武初年制定的《明律》，篇目與唐律一樣，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更修明律，才改為30門，分吏、戶、禮、兵、刑、工六律，仍以《名例律》為第一。《清律》採取明律的體例，但內容及原則基本因襲唐律。

唐律對東亞鄰國的法律也深有影響。在日本，有信史可考的《大寶律令》，有律文6卷，其中有11篇的名目與次序，一如《唐律》，律文內容也多相似。在朝鮮，當時的典章制度，大抵都仿照唐朝法律。此外，在越南和西域諸國的古代法典中，也可尋出與唐律的源流關系。所以，如果說《羅馬法》和《拿破崙法典》是西方奴隸制和資本主義社會中具有世界意義的法典，那麼，唐律至少在東亞鄰國的封建法典中具有典型意義，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當然，唐律對於東亞鄰國封建法典的深遠影響，是唐朝全部政治、經濟、文化對這些國家產生深刻影響的一個具體方面和必然的結果。

在司法方面，對司法機構、訴訟制度、審判制度以及監獄管理等方面，都有比較明確、嚴格的規定。隋唐比較開明的君臣，也都注意審慎用刑，賞罰分明，不徇私情。同時，也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以至濫用刑罰的情況。這些，從正、反兩方面對當時社會發生著影響。

司法制度與執法的實際情況，是法制建設的重要一環。隋唐司法制度總的說來是健全的；在法律的具體實施中，則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良的時候。

隋唐時期的司法機構，中央以大理寺、刑部為司法機關，御史台也參與司法工作。大理寺是最高審判機關，負責審理中央百官犯罪及京師徒刑以上案件，對徒、流的判決，須送刑部復核，對刑部移送的地方死刑疑案，有重審之權，死罪的判決須皇帝批准。刑部是中央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復核大理寺及州、縣必須上報的徒刑以上案件，在審核中，如有可疑，徒、流以下案件駁令原審機關重審，死刑案件移交大理寺重審。御史台只是中央監察機關，在司法方面主要是監督大理寺和刑部的司法審判活動，遇有重大疑案，也參與審判或受理有關行政訴訟的案件。唐時，對大案、疑案，通常由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的長官會同審理，稱「三司推事」。必要時，皇帝還命令刑部會同中書、門下二省集議，以示慎重。較次的案件，或各地發生的不便解送京師的大案，則派三司中的副職及其下屬前去審理，稱「小三司」。唐朝地方司法，由州（郡）、縣行政機關兼理，但屬吏較前增多。州設法曹參軍（或司法參軍），受理刑事案件；設司戶參軍，受理民事案件。縣設司法佐、史等，協助縣令處理民、刑案件。縣以下鄉官、里正、坊正、村正等，對有關婚姻、土地等民事案件也有一定調解或裁判權，不服者可上訴至縣重審，刑事案件則直接由縣審判。

訴訟制度比較嚴格。唐律規定，告訴必須由下而上，從縣、州到中央依法定程序上訴，一般不許越級上訴，否則，要處罰。司法機關應受理而不受理者，也要處罰。有嚴重冤案被壓抑不能正常申訴者，可以向皇帝直訴，但有一些相應的防範措施。為了防止濫訴和嚴懲誣告，規定告訴必須註明年月，指陳事實，不能稱疑（即自己不能確定是否實有其事），與事實不符，匿名告人，都有罪，誣告者則要反坐。對謀反、謀大逆、謀叛罪，任何人都必須揭舉告發。對有些犯罪，則根據情況，有一些限制，有時告了反而獲罪，主要是為了貫徹「親親得相為隱」、「卑為尊隱」、「奴為主隱」等禮教綱常。

審判制度比較嚴密。唐律規定，司法官在審訊時，必須首先弄清案件，仔細考察被訊對象的言辭、表情和陳述的理由，反復進行比較、考核、驗證，了解有關事實。如果事實仍然不夠明確，不能判斷，而必須拷訊者，應立案，與有關人員共同拷訊，否則，要受懲處。罪狀、證據已經明確，犯人即使不招，也可根據事實進行判決。在定罪量刑時，既不許「人人罪」，即把無罪斷成有罪，輕罪斷成重罪；也不許「出人罪」，即把有罪判成無罪，重罪判為輕罪。否則，也有相應的懲罰。司法官斷罪時必須嚴格依據律、令、格、式的正文，對於皇帝臨時就某人某事而發布的「敕」，凡是未經編入永格者，不得引用作為「後比」，如果任意引用出了差錯，也要負相應的責任。為了防止司法官因親仇而故意出、人人罪，規定了相應的迴避制度。對於司法中的「拷訊」，也有嚴格限制，如拷囚不得過3次。總數不得過杖200，拷滿200仍不招認者，取保暫放；依法應享有議、請、減者，均不得拷訊。孕婦犯罪應拷訊者，須等產後百日再拷，違者分別處徒、杖刑罰。案件審理完畢，凡是判處徒刑以上的人犯，應對囚犯本人及其家屬宣告判決的具體罪名，允許其「服辯」，即申訴對判決的意見。如果不服，應認真進行復審。對死刑罪犯，更為慎重，其判決必須奏報皇帝，定罪執行死刑前，還要3次或5次奏報，得到皇帝的許可，才可執行。婦女犯死罪而懷孕者，須待其產後百日方能執行。

監獄的設置和管理，也比較完善。中央設有大理寺獄，關押皇帝敕令逮捕和朝廷犯罪的官吏。在京師，有京兆府和河南獄，關押京都地區的罪犯；在地方，各州、縣都設有監獄，囚禁當地犯人。各監獄均設有專職的掌獄官，負責監獄管理。同時，對在押人犯應如何監禁，應上何種刑具，均有詳細的規定。

從具體的司法實踐看，隋唐時期比較開明的君臣，都十分注意依法行政辦事，維護法律的統一、公正，賞罰分明，不徇私親。如隋文帝開皇前期就是如此。唐太宗則更是以此作為治國安天下的一項基本原則，他尤其強調執法要審慎，不肯輕易給人下結論，死刑三復奏、五復奏，就是由他提出並訂入刑律中的。隋文帝、唐太宗及其他一些帝王也常常親錄囚徒，一旦發現冤濫，即刻昭雪。對於親貴犯法之人，也能做到依法懲處，不肯以私情壞公法。在君主以身作則的帶動下，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少受到贊譽的循吏、良吏，如高熲、狄仁傑等，都能堅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的原則，執法不阿權貴，同時注意防止嚴刑濫罰，平反冤假錯案。這些都對當時的法制建設以及整個社會的穩定、安寧與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封建盛世在這一時期出現，與他們在這方面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但是，這一時期的某些君臣，在某些時候，又因各種因素所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賞罰不公，甚至隨意變更法律，實行酷吏統治。如隋文帝末年，以及隋煬帝時期，往往將法律撇在一邊。任意定罪論刑，濫加賞罰，以致「以殘暴為能幹，以守法為懦弱」，使當時的法制尤其是司法制度遭到嚴重的破壞，從而加速了隋朝的滅亡。唐朝的有些時期也有嚴重破壞司法制度的行為，如武則天當政時，為了防止李唐宗室反抗，任用來俊臣、周興等酷吏，濫刑濫殺，造成無數冤假錯案，嚴重威脅到統治集團的安危，也給百姓帶來災難。到了唐後期，由於藩鎮割據，各自為政，他們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任情刑殺，中央根本無力過問。宦官擅權，朋黨之爭，誣陷人罪，法外施刑，乃至大開殺戒，也成為常事。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速著唐王朝的衰亡。

隋唐法制史中，有許多可以垂鑒於後世的東西，如重視法制建設，注意寬猛相濟，處理禮法關系，君臣帶頭守法以及維護法律的統一與穩定等，都不乏現實意義。

重視法制建設，是國家安定、富強的必要條件。現代社會中的一些人，往往以為在古代社會，包括封建社會，是根本沒有什麼法制的，全憑帝王一人獨斷，興盛衰亡，全在帝王一人賢明與否。其實不然，只要翻開幾千年中國史，稍作仔細一點的研究，就不難得出結論，帝王的賢明與否固然重要，但封建法制的建設狀況，也與王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秦的發家，靠的是商鞅變法，以及改法為律，健全法制，商鞅個人雖死，但秦法未敗。漢代的興盛時期也是與法制建設的良好時期相一致的。與之相反，凡是衰弱乃至衰亡的王朝，或者王朝的某個時期的衰弱，又都是與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有關，而法制的不健全或遭到破壞，又必然引起或加劇王朝的衰弱或衰亡。隋唐王朝的統治者，尤其是開國的和開明的統治者，對此是有比較清醒的認識的，作為封建帝王，他們當然迷信個人在歷史上的扭轉乾坤的作用；但同時，他們也意識到人民力量的厲害，意識到協調規范各階級、階層利益關系的重要，而法律，正是上升為國家意志的統治階級的意志。作為統治階級的意志，它可以代表統治階級的利益、願望和目的，自然有利於統治階級；作為國家意志，它又是代表了全體人民的利益和願望，是協調各種關系的權威力量。正因為如此，總的來說，隋唐時期的統治者，較此前歷史上其他王朝的統治者，更為自覺地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這在這一時期重大的立法活動，法律形式的空前完備，以及法律內容、原則的豐富與貼近實際需要之中，都可以明顯地反映出來。而這一時期社會的空前繁榮發展，自然與重視和加強法制建設的保障作用分不開。

注意寬猛相濟，是中國古代的一條基本治國方法，也是法制建設應遵循的一條基本原則。所謂寬，就是指政平刑輕；所謂猛，就是指政陡刑重。寬猛相濟，是指要根據不同時期的情況，該輕時用輕刑，該重時用重刑，交替使用，互為補充。當年諸葛亮治蜀，用的是以猛濟寬。因為在他之前的蜀國，是刑網疏闊，政令廢弛，人們不知道害怕刑罰，需要用重典治理，而且10年不赦一人，終於使蜀國得到大治。而隋唐王朝，在各自建國之前，接收的都是刑網嚴酷、民不聊生的政權底子，所以應該以寬濟猛。故隋朝的立法，本意和內容都是禁網疏闊，刑罰輕減，果然收到顯著成效。而隋末刑制大壞，其嚴酷程度幾乎令人不敢相信，故到了唐高祖初起兵後，一切廢除，只是約法12條。建唐以後制定律令，也依照刑網疏闊的《開皇律》為藍本，直到《貞觀律》、《永徽律》以至《開元律》，基本貫徹了這一宗旨。同時隨著社會的發展，趨於適中，以更好地適應治國安邦，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文化的需要。到唐後期分裂割據，地方割據勢力濫用刑罰，必然又激起民變，加深了社會動亂的程度。

妥善處理禮與法的關系，是隋唐法制建設中最有特色的一條經驗。禮與法的關系，同樣也是中國古代政治家治理國家時非常重視，又一直難以處理好的一個問題。這與古代儒家和法家不同的治國主張的影響也有關系。西漢武帝以前，似乎法家及主張以法為主治國的理論與實踐占上風，這有成功的範例，也有慘痛的教訓，秦朝的興與亡，同時證明了這兩條，到西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家禮教在治國方略中漸占上風，與之相應，以「春秋決獄」（即以儒家經典定罪量刑）為方式的禮、法結合的實踐也開始進行。一直到魏晉南北朝，禮與法都在不斷地摩擦、碰撞之中漸趨統一。到了隋唐，特別是唐朝，則基本完成了這一結合的過程，故出現了「一準乎禮」的唐律。所謂「一準乎禮」，不是說全部禮教都直接成了法律條文，而是說法律條文中滲透了禮教的基本原則和精神。這樣的結合與統一，當然對統治階級治國安邦是非常有利的，同時對社會的文明進步，也是有利的，當然有時也有害。由此引出一個問題，就是唐律到底是寬還是嚴？有人說寬，因為它的確比前代的刑罰有明顯的輕減；有人說嚴，因為它把本來只是違禮的言行，變成了違法的言行，把本來不受法律制裁的言行，變成了要受法律制裁的言行。這兩說，當然都有道理，但又都只是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不是全部。綜合起來看，唐律的確是寬嚴適中，當然這里有個立場問題，評價的標准問題。我們只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去看待歷史問題。唐律的實踐效應，也證明了它在那個時代，是寬嚴適中的，有利於社會文明進步的，不然的話，它不會對後世及東亞鄰國產生那麼深遠的影響。

君臣帶頭守法，是唐朝法制建設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這里指的君臣，並不是所有君臣，或君臣的所有言行。但相對前代而言，唐朝守法的君臣要多一些。在封建社會，君是至高無上的，法律的興廢，人臣的生死，往往在君主的一言之中。我們常講封建社會也有「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好像這里包括了一切人，其實仔細品味一下，這里沒有包括皇帝。皇帝在任何時候都是例外的，他是集立法權、司法權於一身的最高統治者。在這種君主專制體制下，皇帝本人的素質如何，他對待法律的態度如何，直接關繫到法制建設的成敗。隋唐時期法制建設卓有成效，首先與皇帝注意帶頭守法執法有直接關系。這裡面有許多可以使人信服的事例，在古籍中多有記載。法制破壞嚴重之時，與皇帝本身的不守法有很大關系，這同樣也有許多事例。而皇帝之下的眾多臣子，對待法律的態度也很重要。有一支良好的執法隊伍，就能在很大程度上保證法律的正確貫徹實施，有時，還可阻遏帝王的一些違法行為。開皇時期、貞觀時期、開元時期，就是因為皇帝本人注意帶頭守法，臣子中又多是依法辦事之人，才使得朝政清明，國家復興、興盛和中興。否則，即使有再多再好的法律，也不會自然生出良好的成果來。這涉及到一個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即人治與法治的關系問題。我認為在這一對關系中，起始和最終起作用的，還是人，不是法。因為法由人定，法由人來執行。只有到了人人自覺守法成為習慣之時，才可以做到法治優於人治或決定人治。這是一個運動的過程，不能只截下一段來加以論證。

維護法律的統一和穩定，也是隋唐法制過程中一條成功的經驗，其中也有失敗的教訓。這個道理很明白簡單，法不統一，人心不服；法不穩定，人難適存。因此，隋文帝也好，唐太宗也好，以及其他一些開明的君臣也好，都經常強調這一條。當然強調統一與穩定，不是不要調整與變革，只要實際情況發生變化，需要加以變通或變革時，就應該變通或變革，但這同樣要依法定程序進行，否則，就會引起混亂。隨意變更，朝三暮四，是歷代包括當代法制建設的大忌，切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