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怡法學
A. 法學碩士重點院校有哪些
學界通常將訴訟法分成三塊：民事訴訟法學，刑事訴訟法學，行政訴訟法學。由於這三
「訴」本身差別很大，其中我國行政訴訟法跟行政法歸為一體，故應放在行政法里討論。而
民事訴訟法學和刑事訴訟法學放在一起籠統評價，有失科學和精準。故下面分而評之。首先
推出民事訴訟法學大陸高校學科排名，稍後推出刑事訴訟法學排名。
第一名：西南政法大學：代表人物：常怡 田平安
西南政法大學整個訴訟法學科擁有悠久的傳統和光輝的過去。毫不誇張的說，新中國訴訟法
學能發展到今天，西南政法居功至偉。常怡自就不必說，王錫三教授是上個世紀80年代大陸
唯一通曉大陸法系民事訴訟法學的教授（張衛平語）。在王、常之後緊跟而上的田平安教授
，很快成為西政民訴的中流砥柱之一。遍覽當今大陸各高校，曾經和現今活躍在訴訟法學科
研教學一線的教授，有多少出身西南。僅就民訴而言，北大劉家興（已退休）、清華張衛平
、海南大學譚兵、湘潭大學陳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法學博士黃松有、中山大學教授法學
博士劉榮軍和蔡彥敏、還有正在那攻讀博士學位的河北高院院長，全國十大中青年法學家景
漢朝，廈門大學訴訟法領頭人齊樹潔。由於偏安西南，他們在官方成立的訴訟法學會里不能
擁有客觀准確的位置，也是因為他們偏僻的地理位置，一個個名師出走西南（及至後來，竟
然發展成為一批批的出走！）。這固然在客觀上帶動了其他高校訴訟法學的發展，卻給西南
帶來了沉重的打擊，無論在學術實力還是從士氣上，以至於西南學子喊出了「西南不死，生
生不息」這般充滿悲壯的口號。現今的西南，雖然少了那麼多名師，但那塊土壤還在默默的
為未來的中國訴訟法學不斷培養著新的力量。為首的園丁便是常怡、田平安。經他們帶的博
士生就蔚為大觀，有興趣者可翻閱由常怡領銜主編的《比較民事訴訟法學》，其中的著者，
幾乎所有的博士生皆為先生高足，現在都十分了得。現如今，李祖軍、李龍和彭世忠等年輕
一代也漸成為西南民事訴訟法學的中堅力量。而且以我之見，他們確是在為中國的「民訴法
學」奠基和施肥，而不是充當什麼「環中南海學派」（陳瑞華語），葆有學術最為可貴的獨
立自主的品格。由西南培養的碩士生、博士生以優秀的專業水準和扎實的理論功底廣受、廣
東、北京、上海等各地各級法院、檢察院的歡迎（對比西南，我們學校連上海的法院檢察院
都慢慢失掉了。真應該感到汗顏！）。瞻望未來，西南只要不再出現新的人才流失，則西南
民訴這塊金字招牌還會在陽光下發出奪目的光彩，依然為民訴法學的聖地。
第二名：人民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江偉 湯維建 邵明
提到民事訴訟法，很多人就想到人民大學，想到江偉。的確，江偉堪稱民訴法學一代宗師。
論學術影響力，可以說至少不遜於西南，不遜於常怡。雖然在相當長一段時期，人民大學只
有江偉這一桿大旗，但是人大法學院的民訴卻不可輕覷，這首先當然歸因於江偉本人治學嚴
謹、思路開闊以及其數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也不要忘記人大地處北京，擁有得天獨厚的地
理優勢和學術氛圍，從而，使人大的民訴倍受學界注目。除了江偉外，可以提到的還有湯維
建，這位中國大陸第一位民事訴訟博士後，如今也晉升為博導，有望在江偉之後，再造人大
民訴輝煌。邵明，江偉得意門生，此君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很有研究，經常發文染指訴權、
訴訟標的、既判力等一類民事訴訟高深問題。人大法學院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博士，比較知
名有肖建國、邵明、吳澤勇等。現在，人大也成為培養中國未來民訴法學者的又一所「黃埔
軍校」。
第三名：清華大學法學院：帶頭人：王亞新 張衛平
清華法學院的迅猛發展早為學界所矚目。就民訴法學，他們從西南挖來了張衛平，引來了王
亞新。張衛平已為大家所熟悉，自從西南轉會至清華，學術影響倍增，近年來更以每年2－
5本學術著作（包括合著主編）的速度向前推進，很是勤奮。此人曾於去年我校50周年校慶
期間在大禮堂作過一場精彩的報告。妙語迭出，笑聲掌聲不斷。其中最為經典的便是建議我
校「改名為聖約翰法學大學，請個外國佬做校長，保准比清華還牛」。此言一出，全場反響
強烈。
言歸正傳，王亞新此人甚為了得，遠渡重洋留學日本N年，取得真經而歸。偶覺得他的學術
水準不下於張。只是回國沒多久，還沒有「發力」而已。遙想多年前，筆者的一位業師僅憑
他給〈程序的正義與訴訟〉一書所作的代譯序，就斷定此人將來必為中國民訴法學的NO.1。
其現今有〈社會變革中的民事訴訟〉、〈對抗與判定〉兩本著作出版，學界影響日甚。偶曾
在「訴訟法學」版轉貼了他的一篇論文，其深厚的學術功力由此可見一斑。
清華民訴碩博士開招沒有幾年，但個個身手不凡，其中首推徐昕，其專攻英國民事訴訟法學
，在讀博士期間著述甚豐（待後面再做交代）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昕
未能留校，而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
我們曾試圖將清華民訴排至第二，但考慮到清華民訴法學傳統較短，加之老師的功力還未得
以完全的施展，論據不夠充分，恐難服眾，故而屈居第三。但筆者深信，清華民訴超越人大
，只是時間問題。
第四名：中國政法大學：楊榮新 陳桂明 肖建華
中國政法大學雖擁有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政訴訟法學研究中心，在國內
訴訟法學界權傾一時，但此校強於刑訴而短於民訴。為首的也就楊榮新和陳桂明兩位教授，
前者系與江偉、常怡等齊名的老一輩民訴元老級人物，後者則是民事訴訟青年一代的精英，
1999年被評為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代表作：〈程序的保障與訴訟〉、〈程序的理念與
規則〉等。青年學者肖建華，是另外一位值得關注的人物，近年來著作頗豐，尤其對當事人
制度有一定研究。其他諸如常英，現專攻司法考試（律考）培訓，無意於學術。故不在討論
之列。因此，從整體上看，中政民訴實力遜於前三者，其後發之勢亦顯不足。
第五名：中山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劉榮軍 蔡彥敏
地處南國學術沙漠之地的中山大學法學院能得此盛譽，全依仗有劉蔡二君，二君年輕有為堪
稱中國大陸民事訴訟楷模。劉榮軍，系日本一橋大學民事訴訟法學博士，此君系早年日本海
龜。歸國後，著作頗豐，與王亞新南北呼應，給傳統民事訴訟法學界帶來相當大的沖擊，代
表作：《程序的正義與訴訟》（與王亞新合譯），《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專著）；代表
論文：〈民事訴訟法律關系理論的再構築〉等。蔡彥敏，女，教授，西南政法民事訴訟法學
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博士後，亦有多篇論文見諸〈法學研究〉等刊物。
第六名：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李浩 劉敏
李浩，早年系安徽省委黨校法律教研室教授。能在彼處作出大學問，讓偶感佩不已。李浩教
授學術貢獻在於他幾乎是大陸最早理清證明責任這個民事證據法脊樑問題的學者。南師大將
李浩請至本校，使得該校民訴一下子成為華東地區民事訴訟法學的最高地。今年南師大也拿
到了訴訟法學博點，跟李浩有莫大關聯。劉敏，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師從江偉，小
有建樹。
第七名：湘潭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顧培東 陳剛
湘潭大學強於法學，法學之中又強於訴訟法學。今年更是舉全校乃至全省之力，拿下訴訟法
學博士點。但不必諱言，其教授多為外來戶，從西南花重金挖來的。民訴便是陳剛。同時不
可忽視的是，湘潭大學還重金請來早期（90年代初期）顯赫民事訴訟界的中青年學者，顧培
東，此人曾入主首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對民事訴訟基本理論有一定的造詣，尤其對
訴權理論頗有研究。在此外還有湘潭本校的民訴老將何文燕，新生代當紅小生廖永安（在讀
江偉博士）。湘潭法學顯赫一時，但能維持多久，有待觀察。筆者以為，眾多教授皆待不長
遠，原因很簡單，湘潭地處偏僻，比重慶好不了那去。博士點拿下了，任務也就完成了。
第八名：復旦大學法學院：代表人物：章武生
章武生早年發跡於沒什麼名氣的河南大學，但卻為中原地帶罕見的通曉民事訴訟機理的學者
。此君系中國民事訴訟中青年界的領頭羊，主持編寫中國民事訴訟九五規劃研究項目，影響
頗大，最近剛剛在中國人民大學獲得民事訴訟法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民事訴訟簡易程序
研究〉已經出版，頗有學術價值。章武生現投身復旦大學，他的到來使上海民訴在大陸的地
位有了一席之地。
第九名：北京大學法學院 代表人物：潘劍峰 傅鬱林博士後
北大法學院堪稱中國第一，但其民訴毫無疑問是其短項，尤其跟刑訴相比。自劉家興退休後
，北大民訴的領頭人便是潘劍鋒。客觀的說，潘前幾年並不投入，要不然不至於在很長時間
里還是副教授。直到近些年他才用起功來，也如願晉升教授，博導。除潘外，筆者還注意到
現在北大法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工作的傅鬱林，甚是厲害。此人博士畢業於人大，後進入北大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做博士後，近兩年她在〈中國社會科學〉等高端雜志上發表強文若干篇，風頭正勁。若不意
外，留教北大應該沒有問題。倘若傅鬱林留校，北大民訴很快便會有出頭之日。
第十名：海南大學法學院： 帶頭人： 譚兵 徐昕
海南大學法學能發展至今天，全應該感謝西南政法的「幫忙」，他們的校長譚世貴，法
學院院長譚兵皆出自西南，就連徐昕選擇去海大，也是奔著業師而去。譚兵作為海大民訴的
領頭人，有明日黃花之勢，但徐昕的到來，為他們大大增輝。徐昕在清華讀博士期間，推出
〈英國民事訴訟規則〉〈英國民事訴訟法與民事司法改革〉等英國民訴三步曲，另有〈公共
知識分子〉（譯著）、〈證據法的經濟分析〉（譯著）、〈當事人基本程序保障權與未來的
民事訴訟〉（譯著），〈外國證據法選譯〉（合著），〈外國證據法研究〉（合著），〈民
事證據法專論〉（合著）等等。可惜由於清華不留自產博士的「鐵律」，徐忻未能留校，而
轉至海南大學法學院，現任副教授。評教授指日可待。
客觀的講，中國大陸民事訴訟學研究較之刑事訴訟學還有相當一段距離，這透過各高校從事
民訴法學研究學者及碩博士點的數量便可見一斑。除上列學校外，其他學校比如中南財經政
法大學（蔡虹，李漢昌），武漢大學法學院（趙鋼），廈門大學法學院（齊樹潔），西北政
法學院（吳明童），廣東商學院（張晉紅）亦有一定實力（上述排名不分先後）。
B. 川大法學考研需要的教材有哪些
632法學綜合A（法理學、憲法學）
《法理學》卓澤淵主編，法律出回版社
《憲法學原理》張千帆答主編，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參考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
《憲法學》周偉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學綜合B（民法、刑法、訴訟法）
1、《民法學》王建平主編，上下冊，川大出版社 2004.12；
2、《民商法理論與實務》（講義）王建平；
3、《中國刑法教程》向朝陽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開考的訴訟法學基本教材）；
5、《刑事訴訟的理念》左衛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訴訟法學》常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簡易刑事程序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議制度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C. 川大法學考研需要的教材有哪些
632法學綜合A（法理學、憲法學）
《法理學》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版
《憲法學原理》張千權帆主編，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參考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
《憲法學》周偉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學綜合B（民法、刑法、訴訟法）
1、《民法學》王建平主編，上下冊，川大出版社 2004.12；
2、《民商法理論與實務》（講義）王建平；
3、《中國刑法教程》向朝陽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開考的訴訟法學基本教材）；
5、《刑事訴訟的理念》左衛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訴訟法學》常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簡易刑事程序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議制度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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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我國著名的法學家都有誰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E. 求一篇5000字左右的法學專業畢業論文。
這篇文章還可以，對你應該有幫助，拿走不謝。
一、引言
大數據技術的發展給科技進步、信息共享、商業發展帶來了巨大的變革，社會活動網路化的發展趨勢更給予了個人信息豐富的社會價值和經濟價值，使它成為對於國家、社會、組織乃至個人都具有重要意義的戰略資源。與此同時，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活動也呈現出高發態勢。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設「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將兩個罪名整合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並擴大了主體范圍，加大了處罰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7年解釋》）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司法適用做出了具體規定。
筆者在中國裁判文書網，對判決結果包含「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一審判決逐年進行檢索，2009-2019年間各年份相關判決數如圖表 1所示。我國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發展可為四個階段：2009～2012年，此類判決數為零，與個人信息相關的犯罪案件在實踐中鮮有發生；2012～2016年，判決數量開始緩速增長，總量尚較少；2016～2017 年判決數量激增 214.6%，呈現出高發態勢；2016～2019年，犯罪數量增速放緩。
圖表 1
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行為對象，公民個人信息的內涵、范圍、判斷標准對立法和司法適用具有重要意義。《2017年解釋》第1條對其概念做了明確的規定，但實踐中對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和如何認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可識別性等。由此觀之，要實現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准確認定，我們應該對其行為對象的內涵、外延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對《刑法》二百五十三條「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進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對司法實踐中該罪的認定提供有益參考。
二、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合理保護限度的設定原則
信息網路時代，我們要在推動信息科技的發展應用和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之間尋求適度的平衡。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力度過小或者過大，都不利於社會的正常發展。筆者認為，應當基於以下三項原則設定公民個人信息刑法保護的合理限度。
（一）刑法的謙抑性原則
刑法的謙抑性,是指刑法應合理設置處罰的范圍與程度,當適用其他法律足以打擊某種違法行為、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把該行為規定為犯罪;當適用較輕的制裁方式足以打擊某種犯罪、保護相應合法權益時,就不應規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則同樣是刑法在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進行規制時應遵循的首要原則。
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律體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當下，刑法作為最後保障法首先介入個人信息保護領域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嚴格控制打擊范圍和力度。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認定，范圍過窄，會導致公民的合法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不能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進行有效的打擊；范圍過寬，則會使刑法打擊面過大，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刑罰在實踐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礙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違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在實踐中，較常見的是認定范圍過寬的問題，如公民的姓名、性別等基礎性個人信息，雖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識別個人身份，但大多數人並不介意此類個人信息被公開，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結果，也不必動用刑罰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濟。
（二）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
大數據時代，隨著信息價值的凸顯，個人信息保護與信息流通之間的價值沖突也逐漸凸顯。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給國家、社會、個人都帶來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對個人生命和財產安全、社會正常秩序甚至國家安全帶來了一定的威脅。
科技的進步和社會的需要使得數據的自由流通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如何平衡好其與個人權益保護的關系，是運用刑法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進行規制時必須要考慮的問題。個人信息保護不足，則會導致信息流通的過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處於危險境地、社會的正常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保護過度，則又走入了另一個極端，妨礙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會成員成為一座座「信息孤島」，全社會也將成為一盤散沙，也將信息化可以帶來的巨大經濟效益拒之門外。
刑法要保護的應當僅僅是具有刑法保護的價值和必要，並且信息主體主動要求保護的個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協調各種相互矛盾的利益關系，通過立法和司法，平衡好個人信息權利保護與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實現雙贏。應努力構建完備的個人信息保護體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又可促進信息應有的自由流動，進而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
（三）個人利益與公共利益相協調原則
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渡是合理的且必須，因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與社會秩序，同時也是實現個人利益的保障。但是這種讓渡的前提是所換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當的，並且不會對個人隱私和安全造成不應有的侵害。
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個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門因為社會管理的需要往往會進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開，信息網路的發展也使得大數據技術在社會安全管理活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對於公民個人利益邊界的觸碰，由此產生公共管理需要與個人權益維護之間的沖突。相對於有國家機器做後盾的公權力，公民個人信息安全處於弱勢地位，讓個人信息的保護跟得上信息化的發展，是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
公眾人物的個人信息保護是此原則的另一重要體現，王利明教授將公眾人物劃分為政治性公眾人物和社會性公眾人物兩類。對於前者，可將其個人信息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公民監督權或公共利益相關的個人信息，此類個人信息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的讓步是必須的；另一類是與工作無關的純個人隱私類信息，由於這部分個人信息與其政治性職務完全無關，所以應受與普通人一樣的完全的保護。對於社會性公眾人物，其部分個人信息是自己主動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獲得相應的交換利益，對於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進行保護；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雖然被公開，但符合人們對其職業的合理期待，且不會有損信息主體的利益，對於此類信息，也不在刑法保護范圍內；但對於這類信息主體的住址、行蹤軌跡等個人信息，因實踐中有很多狂熱的粉絲通過人肉搜索獲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對明星的個人隱私進行偷窺、偷拍，此類嚴重影響個人生活安寧和基本權益的行為應當受到刑法的規制。
三、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特徵及相關范疇
（一）公民個人信息的概念
「概念是解決法律問題必不可少的工具」。
1.「公民」的含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是指具有我國國籍的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狀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詞，對於其含義的一些爭議問題，筆者持以下觀點：
（1）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
從字面上和常理來看，中國刑法中的「公民」似乎應專門指代「中國的公民」。但筆者認為，任何人的個人信息都可以成為該罪的犯罪對象，而不應當把我國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局限於中國公民。
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條採用的並非「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個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個人信息」，對於刑法規范用語的理解和適用，我們不應人為地對其范圍進行不必要的限縮，在沒有明確指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情況下，不應將「公民」限定為中國公民。
第二，全球互聯互通的信息化時代，將大量外國人、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保護排除在我國刑法之外，會放縱犯罪，造成對外國籍人、無國籍人刑法保護的缺失，這既不合理，也使得實踐中同時涉及侵犯中國人和非中國人的個人信息的案件的處理難以操作。
第三，刑法分則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並不限於僅對「中國公民」的保護，也同等地對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此類權利進行保護。因此，處於我國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的保護對象，也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的個人信息，「我國對中國公民、處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和無國 籍人以及遭受中國領域內危害行為侵犯的外國人和無國籍人，一視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護，不主張有例外。」
（2）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
對於死者，由於其不再具有人格權，所以不能成為刑法上的主體。刑法領域上，正如對屍體的破壞不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一樣，對於死者個人信息的侵犯，不應成立侵犯個人信息罪。對死者的個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譽權、財產權，可以由死者的近親屬主張民法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或繼承財產來進行保護。
對於法人，同樣不能成為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信息主體。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權，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權，其只是法律擬制概念，不會受到精神上的損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雖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業價值和經濟效益，但是已有商業秘密等商法領域的規定對其進行保護。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適用公民個人信息的保護。
2.「個人信息」的含義
法學理論上對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識別說、關聯說和隱私說。
識別說，是指將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作為公民個人信息的關鍵屬性。可識別性根據識別的程度又可以分為兩種方式，即通過單個信息就能夠直接確認某人身份的直接識別，和通過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通過信息對比分析來識別特定個人的間接識別。學界支持識別說觀點的學者大多指的是廣義的識別性，既包括直接識別，又包括間接識別。
關聯說認為所有與特定自然人有關的信息都屬於個人信息，包括「個人身份信息、個人財產情況、家庭基本情況、動態行為和個人觀點及他人對信息主體的相關評價」。根據關聯說的理論，信息只要與主體存在一定的關聯性，就屬於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
隱私說認為，只有體現個人隱私的才屬於法律保障的個人信息內容。隱私說主要由美國學者提倡，主張個人信息是不願向他人公開，並對他人的知曉有排斥心理的信息。
筆者認為，通過識別說對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最為可取。關聯說導致了刑法保護個人信息的范圍過分擴大，而隱私說則只將個人信息局限在個人隱私信息的范圍內，忽略了不屬於個人隱私但同樣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個人信息，同時由於對隱私的定義受個人主觀影響，所以在實踐中難以形成明確的界定標准。相比之下，識別說更為可取，不僅能反應需刑法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而導致的公民個人信息類型的不斷增多。
且通過梳理我國關於個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識別說的觀點貫穿其中。
名稱
生效年份
對「個人信息」核心屬性的界定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網路信息保護的決定》
2012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依懲處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活動的通知》
2013年
可識別性、隱私性
《關於審理利用信息網路侵害人身權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
2014年
隱私性
《網路安全法》
2016年
可識別性
《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7年
可識別性、可反映活動情況
圖表 2
《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中關於公民個人信息的界定無疑最具權威性。《網路安全法》採用了識別說的觀點，將可識別性規定為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而後者採用了廣義的「可識別性」的概念,既包括狹義可識別性 (識別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體現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兩者之所以採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為《網路安全法》對公民個人信息做了整體而基礎性的保護，而《2017年解釋》考慮到，作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動情況信息，隨著定位技術的不斷進步逐漸成為本罪保護的一個重點，因此在採用了狹義的身份識別信息概念的基礎之上，增加了對活動情況信息的強調性規定，但其本質仍是應涵括在身份識別信息之內的。
所以，應以可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對公民個人信息進行界定。
（二）公民個人信息的特徵
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體現了其區別於廣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的刑法保護價值。明確刑法領域個人信息的特徵，有助於在司法中更好的對個人信息進行認定。
1.可識別性
這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本質屬性。可識別是指可以通過信息確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體包括直接識別和間接識別。直接識別，是指通過單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證號、指紋、DNA等信息均可與特定自然人一一對應。間接識別，是指需要將某信息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或者進行對比分析才能確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學習經歷、工作經歷、興趣愛好等信息均需要與其他信息相結合才能識別出特定的信息主體。
2.客觀真實性
客觀真實性是指公民個人信息必須是對信息主體的客觀真實的反映，。一方面，主觀上的個人信息對特定個人的識別難度極大；另一方面，現行刑法關於侮辱罪或誹謗罪的相關規定足以對此類主觀信息進行規制。司法實踐中，如何判斷信息的客觀真實性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如何實現科學、高效鑒別個人信息客觀真實性，是司法機關應努力的方向。現有的隨機抽樣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夠嚴謹。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採取舉證責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證明其所侵犯的個人信息不具有客觀真實性，則不構成本罪。
3.價值性
刑法的兩大機能是保護法益和保障人權。從保護法益的機能出發，對於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為，才能納入刑法規制的范圍。而判斷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關鍵就在於該信息是否具有價值。價值性不僅包括公民個人信息能夠產生的經濟利益，還包括公民的人身權利。從個人信息的人格權屬性角度分析，個人隱私類信息的公開，會侵犯公民的隱私權、名譽權，行蹤軌跡類信息的公開，會對公民人身安全帶來威脅。從個人信息的財產權屬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時代，信息就是社會的主要財產形式,能夠給人們帶來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信息價值僅在當行為人主張其個人價值時才被考慮」，只有具有刑法保護價值的信息，才值得國家動用刑事司法資源對其進行保護。
（三）個人信息與相關概念的區分
很多國家和地區制定了專門的法律保護個人信息，但部分國家和地區沒有採用「個人信息」的概念，美國多採用「個人隱私」的概念，歐洲多採用「個人數據」的概念，而「個人信息」的表述則在亞洲較為常見。對於這三個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觀點分歧。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觀點認為個人信息包含個人隱私，以個人數據為載體。筆者認為，有必要對三個概念進行明確區分。
1.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
關於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有學者主張前者包含後者，有學者主張後者包含前者，還有學者認為兩者並不是簡單的包含關系。筆者認為，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相互交叉，個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隱私信息，個人隱私包括隱私信息、私人活動和私人空間，所以兩者的交叉在於隱私信息。兩者制建有很大的區別，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個人信息中除隱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體進行公開的，如姓名、手機號、郵箱地址等，而個人隱私則具有高度的私密性，個人不願將其公開；其次，判斷標准不同，個人信息的判斷標準是完全客觀的，根據其是否具有識別性、真實性、價值性來進行判斷即可，而個人隱私在判斷上具有更多的主觀色彩，不同主體對個人隱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後，個人信息既具有消極防禦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動對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體通過主動公開其部分個人信息，可能會獲得一定的利益，而個人隱私則側重消極防禦，主體的隱私信息和隱私活動不希望被公開，隱私空間不希望被侵犯。
2.個人信息與個人數據
筆者認為，個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個人數據（personal Data）的區別在於，個人數據是以電子信息系統為載體的對信息主體的客觀、未經過處理的原始記錄，如個人在醫院體檢後從自助機取出的血液化驗報告單；後者是指，數據中可對接收者產生一定影響、指導其決策的內容，或是數據經過處理和分析後可得到的上述內容，如血液化驗報告數據經系統或醫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導作用的結果報告，換言之，個人信息＝個人數據＋分析處理。
四、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司法認定
在司法實踐中，對於概念和原則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異性，需要具體情況具體討論。在本部分，筆者對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進行總結歸納，並對一些存在爭議的情況進行分析。
（一）公民個人信息可識別性的認定
「可識別性是指個人信息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指向確定的主體。」經過上文中的討論，根據《網路安全法》和《2017年解釋》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定義，我們能夠得出，「識別性」是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解釋第3條第2款印證了這一觀點。對於能夠單獨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往往比較容易判斷，而對於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來間接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信息，往往是個案中控辯雙方爭議的焦點，也是本罪的認定中最為復雜的問題。面對實踐中的具體案情，對於部分關聯信息是否可以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時，可從行為人主觀目、信息對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結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加以判斷。
以此案為例：某地一醫葯代表為了對醫生給予用葯回扣，非法獲取了某醫院某科室有關病床的病床號、病情和葯品使用情況。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獲取的信息不宜納入刑法中「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首先，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上看，並沒有識別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僅僅是為了獲取用葯情況；其次，從以上信息對病人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以及生活安寧的重要性上來看，行為人獲取以上信息並不會對病人權益造成侵犯；最後，從這些信息需要與其他信息結合的程度來看，病床號、用葯情況等信息並不能直接識別到個人，需要結合病人的身份證號等才能起到直接識別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屬於刑法所保護的「公民個人信息」。
（二）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2017年解釋》第五條根據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對公民人身、財產安全的影響程度，將「公民個人信息」分為三類，並設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標准。
類別
列舉
「情節嚴重」標准
（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情節特別嚴重「標准（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
特別敏感信息
蹤軌跡信息、通信內容、徵信信息、財產信息
五十條以上
五百條以上
敏感信息
住宿記錄、通信記錄、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
五百條以上
五千條以上
其他信息
五千條以上
五萬條以上
圖表 3
但是在司法實踐中，仍存在對標准適用的爭議，主要表現在對敏感個人信息的認定。
1.如何把握「行蹤軌跡信息」的范圍
行蹤軌跡信息敏感程度極高，一旦信息主體的行蹤軌跡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會對權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緊迫的威脅。《2017年解釋》中對於行蹤軌跡信息入罪標準的規定是最低的：「非法獲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蹤軌跡信息50以上」的，即構成犯罪。由於《2017年解釋》中對行蹤軌跡信息規定了極低的入罪標准，所以司法認定時應對其范圍做嚴格把控，應將其范圍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體位置的信息，如車輛軌跡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實踐中，信息的交易價格也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屬於「行蹤軌跡信息」的參考，因為行蹤軌跡信息的價格通常最為昂貴。
對於行為人獲取他人車票信息後判斷出他人的行蹤的情況，載於車票的信息不宜被認定為《2017年解釋》所規定的「行蹤軌跡信息」，因為該信息只能讓行為人知道信息主體大概的活動軌跡，並不能對其進行准確定位。
2.如何把握「財產信息」的范圍
財產信息是指房產、存款等能夠反映公民個人財產狀況的信息。對於財產信息的判斷，可以從兩方面進行把握：一是要綜合考量主客觀因素，因為犯罪應是主客觀相統一的結果；而是考慮到敏感個人信息的入罪門檻已經極低，實踐中應嚴格把握其范圍。
以此案為例：行為人為了推銷車輛保險，從車輛管理機構非法獲取了車主姓名、電話、車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認定為「財產信息」。因為行為人的主觀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體的人身、財產安全，最多隻會對行為人的生活安寧帶來一定的影響，因而應適用非敏感公民個人信息的入罪標准。
（三）不宜納入本罪保護對象的公開的個人信息的認定
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是否屬於 「公民個人信息」的范疇，理論界存在觀點分歧。筆者認為，「公民個人信息」不以隱私性為必要特徵，因為《2017年解釋》第1條並為採用「涉及個人隱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識別性作為判斷標准。因此，信息的公開與否並不影響其是否可以被認定為「公民個人信息」。
對於權利人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顯然合法，且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當前也不宜認定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國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隱私性」作為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核心屬性，可見公民個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從隱私權中分離出來的權利，所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側重於對公民隱私和生活安寧的保護。權利人之所以自願甚至主動公開其個人信息，說明這部分信息即便被獲取、出售，也通常不會對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造成侵犯，因此不應納入刑法保護范圍內；第二，根據刑法第253條之一的規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只有在違反國家有關規定的前提下才構成犯罪。對於已經公開的公民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後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為在我國缺乏相關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應推定為存在權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權，也就是說不應認定行為人對獲取的已經由權利人公開的個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為系「違法國家有關規定」。第三，在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機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高發的背景下，應將實踐中較為多發的侵犯權利人未公開的個人信息的案件作為打擊的重點。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獲取相關信息的行為可以認定為合法，但如果後續的出售或提供行為違背了權利人意願，侵犯到了其個人隱私和生活安寧，或是對權利人人身安全、財產安全造成了威脅，則應根據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論處。
對於權利人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相關信息的獲取一般來說是合法的，但是獲取信息之後的出售、提供行為如果對信息主體的人身安全、財產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寧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體對其相關個人信息有強烈保護意願，則應據其情節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
五、結語
大數據時代，個人信息對個人、組織、社會乃至國家均具有重要價值，由此也滋生了越來越多的侵犯個人信息犯罪。「公民個人信息」作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犯罪對象，其概念界定、特徵分析、與相關概念的區分以及司法認定對於打擊相關犯罪、保護公民個人信息具有重要意義。通過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結論性的認識：第一，界定公民個人信息的原則。一是應遵循刑法的謙抑性原則，保證打擊范圍既不過寬而導致國家刑罰資源的浪費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過窄而使公民個人信息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二是應遵循權利保護與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則，在保障公民人身、財產權利不受侵犯的同時不妨礙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應遵個人利益與公眾利益相協調原則，允許個人利益對公共利益做出適當讓步，但杜絕對個人利益的侵害和過度限制。第二，公民個人信息之「公民」應包括外國籍人和無國籍人，不應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個人信息之「個人信息」應採取「識別說」進行界定，可以識別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個人信息的根本屬性。除了可識別性，刑法意義上的公民個人信息還應具有客觀真實性、價值性等特徵可作為輔助判斷標准。還應注意個人信息與個人隱私、個人數據等相關概念的區分，避免在司法實踐中出現混淆。第三，一般個人信息的認定。「可識別性」是其判斷的難點，可以從行為人主觀目的、信息對其主體人身和財產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與其他信息的結合程度這三個方面綜合分析判斷；對於行蹤軌跡信息、財產信息等敏感個人信息，由於其入罪門檻低、處罰力度大，應嚴格把控其范圍並結合行為人主觀心理態度進行考量；對於信息主體已經公開的個人信息，應分情況討論，對於信息主體主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其獲取、出售和提供，不應認定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對於信息主體被動公開的個人信息，行為人對信息的獲取是合法的，但其後出售、提供的行為，可以依實際情況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論處。
希望本文的論述能夠對我國個人信息保護體系的完善貢獻微小的力量。
F. 鄭州大學法學院的歷史沿革
鄭州大學法學院是「文革」後新創建的法律院系。1980年初，鄭州大學從原政治系中分出並組建了鄭州大學法律系，當年即有1977、1978、1979三個年級100多名學生，1981年底，該院培養出了第一屆法學專業畢業生26名，是全國有1977級法律專業畢業生的四個院校之一。
在司法部和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1980年該院從北京大學、吉林大學、北京政法學院、西南政法學院等高校調入近30名優秀教師。其中包括劉國任、肖乾剛、葉高峰、金凱、潘永隆、霍震、沈紹芳、胡仕湘、呂泰峰等十多位著名學者，為該院的創建和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
1980-1981年，北京大學派出魏敏教授、李志敏教授、揚敦先教授、張玉鑲教授、北京政法學院派出甘繼華教授；湖北財經學院派出蔣碧昆教授、朱繼良教授、曾紹汝教授、卓之干教授；西南政法學院派出常怡教授等十多位著名專家長期在該院任課。武漢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著名高校也經常派教師到我校作專題講座，為該院前三屆學生的培養和以後的發展，給予了令我們永遠難以忘懷的支持。
1985年，該院在全國第一批設立了經濟法專業，1988年經濟法專業從法律系中分出，獨立組建了經濟法系。
1994年，法律系和經濟法系合並組建了鄭州大學法學院。
1991年取得刑法專業碩士授予權。之後，又先後取得了經濟法學、民商法學、國際法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法理學、法史學和訴訟法學、環境資源法學專業的碩士授予權。並於1998年被批准為第三批全國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教育試點單位。
2003年學院的科研機構「鄭州大學私法研究中心」、「鄭州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被評為河南省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2005年取得憲法與行政法學專業博士授予權，這是河南省的第一個法學博士點。
2008年法學專業成為河南省一級重點學科。
2008年12月鄭州大學法學院代表隊赴清華大學參加全國影響力最大的模擬法庭競賽——第六屆「理律杯」全國模擬法庭大賽，獲得團體冠軍。
2010年取得法學專業一級學科博士授予權。
2011年12月，鄭州大學法學院獲第九屆「理律杯」全國高校模擬法庭冠軍。
2012年5月，鄭州大學法學院成立亞洲第一個邊沁研究中心。
2012年取得博士後流動站。
2012年入選國家首批法學創新人才培養基地。
建院以來，國內外高校數以百計的著名專家學者經常到我院講學和指導工作，在各兄弟院校的大力支持下，使我院得以與恢復後的全國法學教育同步發展，走過了33年的發展里程。
鄭州大學法學院的前身為司法部和河南省委、省政府於1980年共同組建的鄭州大學法律系。鄭州大學法律系於1980年初成立伊始，便從政治系轉來了77、78、79三屆學生，從 而成為全國擁有77級法律專業畢業生的四個院校之一和全國最早恢復法學教育的院系之一。1985年，法律系又在全國第一批設立了經濟法專業，1988年經濟法專業獨立組建為經濟法系。1994年，法律系和經濟法系合並組建成為鄭州大學法學院。
G. 法學本科考研考民事訴訟法方向 那個學校的排名 老師比較好，說請說詳細點
西南政法大學：常怡他們，目前國內第一。
中國人民大學：江偉。 第二。
清華大學：張衛平。第三。
北大、法大也不錯。
H. 四川大學法學碩士參考資料
632法學綜合A（法來理學、憲法學）源
《法理學》卓澤淵主編，法律出版社
《憲法學原理》張千帆主編，2004年法律出版社（可參考全國高等學校法學專業核心課程教材系列，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和高等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
《憲法學》周偉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405法學綜合B（民法、刑法、訴訟法）
1、《民法學》王建平主編，上下冊，川大出版社2004.12；
2、《民商法理論與實務》（講義）王建平；
3、《中國刑法教程》向朝陽主編，四川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4、《刑事訴訟法學》樊崇義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開考的訴訟法學基本教材）；
5、《刑事訴訟的理念》左衛民著，法律出版社；
6、《民事訴訟法學》常怡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12月版；
7、《簡易刑事程序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8、《合議制度研究》左衛民等著，法律出版社。
I. 請問一下中國現在法學界的權威和領軍人都有那些
中國著名法學家大全——《當代中國法學名家》
法學理論
張文顯 朱蘇力 賀衛方 葛洪義 舒國瀅 沈宗靈 孫笑俠 卓澤淵 李步雲 劉作翔 付子堂 孫國華 信春鷹 郭道暉 郝鐵川 呂世倫 石泰峰 王晨光 朱景文 李林 李龍 劉瀚 謝暉
法律史
曾憲義 張晉藩 武樹臣 何勤華 陳盛清 范忠信 邱遠猷 吳建璠 楊一凡 楊永華 俞榮根 韓延龍 懷效鋒 霍存福 劉海年 倪正茂 高恆 蒲堅 朱勇
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周葉中 許崇德 韓大元 胡建淼 胡錦光 江必新 姜明安 羅豪才 馬懷德 陳雲生 方世榮 張慶福 張樹義 莫紀宏 浦增元 童之偉 王名揚 王叔文 吳家麟 肖蔚雲 楊海坤 袁曙宏 張光博 朱維究
刑法學
高銘暄 馬克昌 趙秉志 張明楷 陳明華 陳興良 曹子丹 儲槐植 顧肖榮 何秉松 梁華仁 羅大華 歐陽濤 曲新久 阮齊林 蘇惠漁 康樹華 張智輝 周道鸞 盧建平 王作富 何鵬 姜偉 孫謙
民商法學
江平 梁慧星 吳漢東 王利明 孫憲忠 王衛國 趙旭東 鄭成思 魏振瀛 崔建遠 劉春田 劉凱湘 石少俠 司玉琢 覃有土 顧功耘 郭明瑞 龍翼飛 吳煥寧 夏吟蘭 徐學鹿 楊大文 楊立新 楊振山 馬俊駒 沈四寶 巫昌禎 關懷 范健 尹田
訴訟法學
江偉 陳光中 徐靜村 樊崇義 龍宗智 陳瑞華 陳衛東 卞建林 陳桂明 顧培東 景漢朝 劉家興 沈達明 宋英輝 譚世貴 湯維建 田平安 汪建成 王國樞 王亞新 楊榮馨 張衛平 周國均 左衛民 譚兵 李浩 常怡 嚴端 崔敏
經濟法學
楊紫烜 李昌麒 劉隆亨 劉文華 漆多俊 邵建東 史際春 徐傑 張守文 種明釗
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
呂忠梅
國際法學
韓德培 曾令良 梁西 余勁松 陳安 董立坤 龔韌刃 黃進 李雙元 劉楠來 饒戈平 芮沐 張乃根 周忠海
軍事法學
叢文勝 顧德欣 李昂 圖們 張建田
世紀之交的中國法學家流派
（一）紅派 所謂紅派法學家，就是學術上走紅，學術理論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政治上得到寬容，三十來歲就能當上博導的一批法學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人民大學的王利明、趙秉志、陳興良，北京大學的武樹臣，武漢大學的黃進，等等。
（二）黃派 所謂黃派法學家，就是能將法學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極有價值的改革建議，從而有力推動中國的政治、經濟以及司法體制改革的的法學家。他們善於聯系實際，善於運用法學原理進行現實批判，關注民生，力主改革。他們不僅著述豐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們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黃金般的語言來表達他們的主要觀點和主要主張。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國政法大學的江平，《中國法學》雜志社的郭道暉，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梁慧星，等等。
（三）紫派 所謂紫派法學家，是指那些比紅派法學家更多一層紅色的法學家。
紫派法學家的特點是，參與改革但不首倡改革，對已有的改革措施和改革理論常從較正統的角度進行解釋、論證和宣傳。在他們身上往往環繞著一層紫色光環。他們在政治上頗受重視，經常參與重要法律的起草；他們在學術上也很有地位，大多有博導、會長、理事長等等的學術職務，全國性的教材也常常由他們主持編寫。 紫派法學家的另一個特點是，他們對於別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探索常持批評態度，而他們的批評往往又是以政治批評為主，以學術批評為輔。一九九六年的所謂「曉南風波」正是這一特點的重要表現。② 最有代表性的紫派法學家是張光博。 張光博是大連海事大學經濟法律學院教授，主攻憲法學和法理學。
（四）灰派（經院派） 所謂灰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埋頭於學術研究，不太關心現實生活，較少進行現實批判，不提具體改革建議的法學家。他們在法學界很出名，但在法學界之外的知名度明顯不如黃派和彩派，甚至也不如藍派和綠派。 灰派法學家學術功底深厚，著述甚豐。他們雖然迴避現實政治問題，但他們的學術成果往往成為紅派人物和黃派人物的學術依據。 北京大學的龔祥瑞早在八十年代初出版的《比較憲法和行政法》一書中，就認真地論述過法治和法制的區別，但由於他沒有聯系中國的實際進行現實批判，所以就沒有產生多大影響。灰派與黃派的主要區別就在於此。 灰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北京大學的龔祥瑞，張國華，沈宗靈，趙震江，姜明安，等等。
（五）藍派 所謂藍派法學家是指那些竭力主張充分開放、充分借鑒和移植西方法律和西方法學的法學家。走向藍天和大海是藍派的基本特點。
藍派法學家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思想活躍，思路開闊。他們傾心於中西法律文化的比較研究，對中國傳統的法律文化有深刻的揭示和批判。他們大多出生於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與紅派法學家是同齡人。與紅派不同的是，他們一般不考慮在學術界的社會地位問題，不重視博士、博導等頭銜。與紅派相同的是，他們一般也不進行太多的現實批判。
藍派法學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南京大學的張中秋，蘇州大學的周永坤，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的梁治平，等等。 張中秋的代表作有《中西法律文化比較研究》，《法律與經濟——傳統中國經濟的法律分析》，等等。梁治平的代表作有《新波斯人信札》，《法辨》，《法律的文化解釋》，等等。
（六）彩派 彩派法學家是指那些同時具有多種色彩的法學家。 彩派法學家的代表人物有：南京師范大學的公丕祥，吉林大學的張文顯，南京大學的范建，華東政法學院的曹建明，蘇州大學的楊海坤，杭州大學的胡建淼，中共中央黨校的石泰峰，等等。彩派法學家不僅學術成果豐富，而且學術組織能力十分突出，社會交往面十分寬廣。他們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對所有的學派皆能寬容，也為所有的學派所寬容。因此，他們總是五彩繽紛的。在他們身上，黑派可以看到黑，紅派可以看到紅，紫派可以看到紫，藍派可以看到藍，灰派可以看到灰，黃派可以看到黃，白派可以看到白，霧派可以看到霧，綠派可以看到綠。 彩派與紅派大體上也是同齡人，學術地位略次於紅派，政治地位卻強於紅派，大多兼任高等院校的行政領導職務，不是校長，就是院長，至少也是個副院長什麼的。
（七）黑派 黑派是指那些被認為是主張全盤西化，在法學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在政治上犯過嚴重錯誤的法學家。近年來，他們很少發表論文或出版論著。主要代表人物有群眾出版社的於浩成，北京大學的袁紅兵，中國政法大學的陳小平，等等。
（八）白派 法學界的白派人物的主要特點有二：其一是頭腦一片空白，在他們的著作和文章中，以及在他們的課堂上，沒有任何屬於他們自己的觀點和理論，更沒有改革或不改革的意見和主張；其二是以**為主要目的，白花花的銀子不賺白不賺，賺了不白賺，學術、學位、職稱等等，無非是**的手段而已。 但平心而論，白派法學家在普及法律知識方面還是有一定貢獻的。
（九）霧派（變色派） 所謂變色派，就是無一定色彩，隨著氣候的變化而變化的法學家流派。該派就象水蒸汽一樣，一會兒灰色，一會兒白色，一會兒黑色，一會兒藍色，一會兒發紅光，一會兒五彩繽紛，什麼時髦他們就變成什麼。他們和彩派的區別是，彩派在任何時候都是五彩繽紛的，霧派只在極少的時候才是多彩的。霧派除了在不同的時候製造不同的聲勢以外，對法學研究和改革事業沒有什麼實質性的理論貢獻。 霧派和白派在外表上有些相似，但始終有實質性區別。白派的目的是經濟，霧派的目的在於政治。
（十）綠派 綠派，也可以叫做草派。該派法學家就象綠草一樣，一方面生機盎然，另一方面不引人注目，不被法學界重視。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山大學的劉星（一正），江蘇省行政學院的劉大生，等等。
草派的特點是，對古今中外的各種法律制度和法學理論一律採取超越的態度，不屑於參加各種「學術」問題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和爭論。
他們在學術上的追求是：哪裡有荒漠，就向哪裡挺進；哪裡有廢墟，就在哪裡紮根。他們的文章在政治上不受器重，但也不受批判；在法學界很受冷遇，被認為無足輕重。中國權威的法學刊物從來不發表他們的文章。
J. 國內文科優秀大學的法學院的排名
1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是 4（1新增） 一批 69 王利明、陳衛東、高銘暄等16 2 北京大學法學院 是 4 一批 46 朱蘇力、陳興良、賀衛方等16 3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 是 2 一批 100＋ 馬懷德、卞建琳、徐顯明等14 4 西南政法大學 否 2（1新增） 一批 50－ 常怡、徐靜村 李開國、李昌麟、龍宗智、孫長永、曹明德、田平安等。 5、 武漢大學法學院 否 2 一批 36 余勁松、余延滿、曾令良等8 6 吉林大學 否 2（1新增） 二批 29 張文顯、鄧正來、姚建宗、霍存福4 7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否 1（1新增） 二批 44 吳漢東、范忠信、覃有土等5 8 廈門大學法學院 否 1 二批 28 徐國棟、邱興隆、陳安、朱崇實4 9 華東政法大學 否 1（1新增） 二批 30＋ 何勤華、顧耕耘2（或有童之偉） 10 清華大學法學院 否無 自審二批 26 張明楷、張衛平、王保樹等11 11 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 否無 二批 20 公丕祥、李浩2 12 復旦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2二級） 23 李昌道、張乃根、章武生3 13 浙江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2二級） 16 林來梵、孫笑俠、胡建淼3 14 對外經貿大學法學院 否 1 否（2二級） 13 沈四寶1 15 山東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3二級） 22 0 16 南京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1二級） 20 范健、李友根2 17 湘潭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2二級） 20 胡旭晟1 18 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1二級） 16 葉必豐、鄭成良2 19 大連海事大學法學院 否無否（1二級） 14 司玉琢1 20 西北政法大學 否無否（0二級） 30＋ 陳明華、汪世榮2 注1：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有十餘名返聘老教授。 注2：五所政法院系的專職法學教授數目只能毛估。 注3：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是否新增二級國重還有待考察，表中均計現有學科。 注4：中國政法僅有二個二級國重，即評為一級國重——略顯牽強。 注5：中國政法等院系刑法未獲二級國重，吉林大學卻意外收獲之——難道張文顯發力？ 注6：中南政法自稱有44教授，是否少計？ 注7：清華大學法學院如獲得民商二級國重，其排名應攀升至第七位。 注8：本排名以重點學科和博士點的指標為主要依據，兼顧師資力量。 注9：清華大學法學院的一級學科博士點是清華大學依許可權自行審批的，非教育部審批。 注10：山東大學雖擁有三個二級博點，但無大腕，故排名相應降低。 注11：沒有博點的西北政法入圍主要是基於同情，另看重其教授數目較多。 結論1:從一級國重的比拼來看，人大、北大和法大已經是不爭的第一集團。 結論2:武大法學院與西南、吉大，以及其後的中南、廈大法學院、華東、清華法學院和南京師范大學法學院構成了第二集團。 結論3：人大、武大（或許還有吉大）仍然憑老教授支撐，未來不容樂觀。 結論4：京外傳統政法院系日趨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