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道德性富勒

1. 富勒是怎樣論述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系的

（一）法律的內在道德：程序自然法
作為一種「有目的的事業」，法有其道德性。法的道德性有兩個方面，即「外在道德」和「內在道德」。法的外在道德即「實體自然法」，指法的實質目的或理想，如人類交往和合作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抽象的正義等等。法的內在道德即「程序自然法」，是有關法律的制定、解釋和適用等程序上的原則或法治原則是使以規則管理人類行為的事業成為可能的道德，也就是法律能夠成為法所絕對必需的前提條件。
富勒特別強調法律的內在道德，並對此作了較詳細的論述。他認為，律法的內在道德包括八個要素（法治原則）1．一般性（普遍性）2．公布。3．非溯及既往。4．明確。5．不矛盾。6．可為人遵守 7．穩定性 8．官方行為與法律的一致性。
（二）法律的外在道德：實體自然法
富勒指出，程序自然法不涉及法律規則的實體目標，而是有關調整人們行為的規則制度的制定和執行的方式，世便能夠有效地達到它所要實現的目的。實體自然法則事關法律的實體目標，這就是法律的外在道德。富勒將「實體自然法」歸結為最基本的兩條：一是保持人類目的的形成過程的健康性；二是保持人類交流渠道的開放性。在他看來，正是交流使社會成為一個整體。法律的外在道德指通常意義上的道德，即由「正確」、「好壞」、「公平」、「正義」 等原則和觀念組成的道德。
法律為什麼既要有內在道德又要有外在道德呢？富勒解釋說，法律的內在道德是中性的，具有內在道德的法律可以為不同的法律實體目標服務。比如，圍繞避孕問題產生了有關的道德問題，顯然合法性原則本身不能解決這一難題。法律制度可能保持其內在道德而不論其規則是禁止還是鼓勵避孕，但任何實體目標的採納都離不開法律的內在道德。在某些情況下，對避孕的法律禁止也會危害法律的內在道德。正如人們常常能看到的，如果禁止避孕的法律停留在紙上，並知道這難以執行，那麼法律的內在道德就受到嚴重的損害，而且還會影響到其他法律的執行。由此可見，作為完善的法律制度。內在與外在缺一不可。按照富勒的說法，法律的外在道德與正義是一致的。
法律的外在道德作為法律制度爭取的實體目標不是單一的，而是多元的。這種實體目標與廣泛的社會問題有關。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分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與效率、正義和反種族歧視、人本身及其自由、經濟資源的分配、政治和經濟制度的設計等之間的關系。正如富勒在談到追求的道德時所說的，人們追求的至善生活是經過平衡的多元目標，因此，人們在制定至善的法律制度時所追求的實體目標也必然是一個具有豐富內容的綜合概念。
綜上所述，富勒的新自然法思想主要圍繞分析法律的內在道德與外在道德及其區別而展開的，其中程序自然法的概念及其八條合法性原則是富勒的主要理論貢獻。

2. 哈特認為的法律內在道德是指什麼

看來兄弟對這個問題不太清晰，我來說說我的看法。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問題，這個問題伴隨著法哲學發展的始終，一直備受討論和爭議。尤其在二次大戰之後，哈特與富勒的論戰中，討論的核心問題即是此。哈特的著作《法律的概念》和富勒的《法律的道德性》集中反映了兩個人的觀點。
英國法哲學家哈特是實證主義法學派的代表人物，認為法律與道德相分離，他認為法律的正當法律效力來源於承認規則，關於哈特的「法律規則說」，就不再詳細說了。因此，他沒有提出內在道德一詞。
富勒代表的是自然法學派的觀點，認為法律與道德有必然的聯系，法律不能與道德分離，富勒證明其觀點的核心主張即是提出的「內在道德」的觀點，富勒認為法律道德不同於社會道德，可分為內在道德和外在道德，內在道德是法律的正當性來源，是法律的合法性基礎，內在道德是一種形式道德，此即富勒所謂的「程序自然法」，所有法律只有符合內在道德的要求，才可以稱之為法律，否則就不是法律；內在道德深藏於法律體系內部，是法律的基礎和軸心，道德還可以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內在道德大部分為願望的道德等等吧，富勒通過內在道德理論，將法律與道德緊密聯系在一起，他首次將法律與道德的聯系方式進行了清晰的闡述，這是前輩自然法學家沒有做到的，也是他的理論對自然法學派的貢獻。富勒的理論很豐富，對現當代法理學影響甚大，你可以找相關書籍看一下。
外在道德主要指的是法律的實體目標，如公平正義等；內在道德和外在道德相互影響，內在道德能促進外在道德的實現。嘿嘿，在火車上沒事干，掏出來手機復習一下之前的知識。

3. 有關法律與道德的書有哪些

法律與道德 （美）龐德 著，陳林林 譯/2003年10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法律與道德中回的責任 （澳）凱答恩 著，羅傑華 譯/2008年10月/商務印書館 法律之治與道德之治—形式法治觀的局限 王啟富，劉金國主編/2008年09月/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 周中之，胡志民 主編/2003年08月/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 法律的道德性〔美〕富勒 著，鄭戈 譯/2005年11月/商務印書館 變革時期法律與道德的沖突問題研究 陳秀萍著/2008年12月/中國方正出版社 法律基礎與思想道德修養考試題典 徐國忠，孫小金編著/2008年08月/同濟大學出版社 論律師的流動管理：合夥人退夥和律師事務所解散的法律及道德問題 （美）希爾曼 著，王進喜，唐俊 譯/2005年01月/人民公安大學

4. 【論法律與道德：分離還是結合】道德與法律論文2000字

【摘 要】富勒與哈特針對“法律與道德分離與結合”展開辯論。哈特為實證主義分離主張辯護，認為法律和道德是可分的，並將“分離說”的內涵作了更為具體表述。而富勒則從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礎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發強調法律與道德的不可分。
【關鍵詞】法律；道德；富勒；新自然法學派
美國法學家富勒（Lon L·Fuller），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之一，他在學術生涯的代表作《法律的道德性》中，對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展開了討論。這本書同時也是富勒與哈特學術論戰的產物。富勒與哈特針對“法律與道德是分離還是結合”展開辯論。哈特為實證主義的分離主張辯護，認為法律和道德是可分的。而富勒則從法律秩序的道德基礎和法律自身的道德性出發強調了法律與道德不可分。為反駁當時實證法學的學術觀點——“道德與法律的分離”富勒寫就了本書。從書中“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圍繞著對涉及法律與道德之間關系的現有文獻不滿而展開”就可看出作者寫作搜拍含本書的出發點。
富勒是通過證明“法律與制定法律的目的性不可分”來論證“法律與道德不可分性”這一觀點的。富勒認為，如果僅僅知道一條規則，而不知道制定該規則的目的，此種情形下，我們就無法知道這條規則意味著什麼，進而根本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只有清晰地了解被觀察者的目的，我們才能了解其行為的涵義，進而理解行為人的行為本身。
富勒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對法律和道德的不可分性這一主張的證明，是從法律的目的性出發進而到法律的道德性。他的證明思路概括如下：立法者為實現一定的目的而制定出了法律。因為我們可以對立法者立法目的和動機進行道德上的評價，所以出於一定目的而被創制出的法律就具有了道德性。
富勒認為法律和道德之間存在聯系，但他並不認為所有的道德都有與法律相聯系。舉例來說，接濟窮這樣的行為是符合道德的，但是這樣的道德和法律有關嗎？答案是沒有。在《法律的道德性》中，富勒詳細地對與法律相聯系的道德進行了闡述。從層次上將道德劃分為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前者對人們必須做到的提出了要求，是人類行為准則的最低標准；而後者則是在此基礎上對人們可以達到的最好的、理想的程度的追求。前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不得不如何行為”或“你應當如何行為”；而後者的表述方式一般是“你最好怎樣行為”。前者會對不遵守它的人施加懲罰或負面評價；而後者卻不會因為人們沒有能力達到它所要求的境界而施以懲罰。
富勒對法律的道德的另一種分類是將其劃分為法律的外在道德和法律的內在道德。前者關注法律的實質性目的，而後者關注程序性自然法；前者是傳統自然法所信奉的一些價值理念，而後者是位於法律內部的價值體系，由一系列程序性法律原則構成。富勒認為，制定法律的活動必須符合一定的原則。這些原則在《法律的道德性》一書中被歸納為：公開性、一般性、清晰與明確性、官方行為與法律規定的一致性、穩定與持續、不溯及既往、不作相互矛盾的規定、不要求不可能之事。富勒認為，違反法律內在道德——即以上原則的法律違背了法的實質，不認為這是真正的法。法律內在道德的理論的提出，是對傳統自然法學界限的突破，是對自然法學超越性的發展。
而關於法律的目的，富勒以一種中立的態度來對待它們，富勒認為它們並不一定是好的或者是壞的。而富勒與哈特對法律的道德賀棚性展開思考與辯論的背景，是戰後世笑的紐倫堡審判。二戰中為**工作的司法工作者，在這場審判中為自己辯護，自己當時只是在適用**制定的法律進行司法審判。二戰中，**採取法律的形式公然踐踏公民權利，由此可以看出，法律也會以追求不符合公平正義的目標，產生惡法。關於法律的目的性，富勒僅表明其和與整個法條是無法分離的，如果將法律的目的與法律規則分開看，我們將無法辨別法律的規則構成的還是不是法律，而無論法律追求的目的是善還是惡。也就是說，富勒承認“惡法亦法”。
掩卷沉思，富勒的觀點是對傳統自然法學的突破與發展。他的學術觀點對我國建設“法治社會”也有重要的意義。我國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已有十五年。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時，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步伐仍在繼續邁進。我們在貫徹依法治國基本基本方略的同時，也應當關注我們所實施的法律本身的正當性，正義性等。而富勒對立法的目的的道德性的探討，和對程序正義的強調，能使“忠於法律”的理想變得有意義，也才能真正地實現“忠於法律”的理想。
參 考 文 獻
[1][美]富勒，鄭戈譯．法律的道德性[M]．商務印書館．2005
[2]孫笑俠，麻鳴．法律與道德：分離後的結合——重溫哈特與富勒的論戰對我國法治的啟示[J]．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1）
[3]劉維可．富勒思想研究：法律與道德的關系[D]．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2010
[4]李雪蕾．法律內在道德及其價值初探——解讀富勒《法律的道德性》[D]．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2010
[5]孫健．哈特“自然法的最低限度內容”研究[D]．西南政法大學．法學理論專業．2010

5. 不講究新聞道德而從事新聞事業的實力

下面這兩篇論文里有你要的事例

一、論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如何面對新聞道德失范

肖燕雄

摘要：新聞道德失范是當前我國新聞媒體面臨的一個重大問題。近十年來國內6次媒介調查結果顯示，新聞道德失范的危害性極大，經由自律路徑根治新聞道德失范幾乎不可能。從道德分層理論、道德與法律關系、道德的現實境遇以及新聞道德本身的特性分析，文章認為，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並初步論述了它應該如何操作。道德的法律運作的主要方面並不是在何種程度下觸犯道德規范該受何等懲罰的量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應該對某些新聞職業道德概念作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定義。同時，我們也必須仔細考慮違犯新聞道德規范後進行救濟的多種可能性。總之，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應落實法對道德的形式化和技術化，重視道德規范的運作機制的建設。

關鍵詞：新聞道德 底線道德 法律化 必要性 可能性 形式化

一、研究緣起兼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必要性之一

新聞道德失范現象由來已久，近年來其勢尤烈，剛剛過去的2003年就接連爆出幾件大事。這一年的4月20日，「紅包」媒體控制上海車展，報紙、電視鋪天蓋地的新聞竟然與車商們自己所做的廣告相差無幾，在廠商的操控下，部分新聞傳媒完全喪失了客觀立場。同年的9月15日，新華社發布了令人震驚的消息：11名新聞記者（其中有4名新華社記者）在采訪山西繁峙礦難過程中，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和金元寶，上演一出「有償不聞」的丑劇。《新聞記者》雜志連續三年評出的「年度十大假新聞」更是從較為專業的角度向我們展示了當前新聞道德失范的一個重要方面。

對於上面所談到的種種有違新聞職業道德的現象，業內人士或專家給出了一些大同小異的界定。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新聞腐敗現象，有的稱之為新聞道德淪喪或傳媒操守問題。但無論如何界定這一現象，其實它們都與新聞道德有關。對於各種形式的違背新聞道德的現象，社會必須作出反應，必須通過一系列的措施來徹底解決之。近年來，業界及政府對新聞道德失范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整治，並出台了一系列的規約，但效果並不明顯。1991年，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制訂了《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並在1994和1997年經過兩次修訂。1993年，中宣部和國家新聞出版署聯合發出了《關於加強新聞隊伍職業道德建設、禁止「有償新聞」的通知》。但是，此後的新聞道德失范不光沒有得到遏制，反而大有潰退之勢，而且花樣翻新，走向了多種形式的新聞尋租。有事實為證。國內（含港台）關於新聞從業人員職業道德狀況的6次調查[1]有力地說明了我國最近十年來新聞道德建設方面面臨的觀念上和實踐中的危機。這些調查顯示，新聞從業人員在新聞職業道德方面違約現象嚴重，且普遍存在著「言行不一」的情況（特別是在大陸地區），認識是一回事，行動是另一回事。可見，職業道德的訴求效果是很有限的。因為道德的召喚建基於新聞主體內心某一天突然的向善追求。但是，太多的外在誘惑，不良的媒介生態，過低的倫理素養，在道德上希望某些新聞傳媒與新聞記者自律，無異於與虎謀皮。多數媒體認識到，防止新聞道德失范光靠思想教育和職業自律不夠，它迫切需要社會監督和建立相關制度。2003年9月26日，新華社自曝家醜，並公布舉報電話、電子信箱和通信地址。中國記協、中央電視台也分別對外公布舉報電話，吁請社會監督。11月5日，人民日報 、新華社、《求是》雜志、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聯合發布《「弘揚職業精神、恪守職業道德、維護隊伍形象」自律公約》，公布監督電話，表示「自覺接受監督，嚴肅查處違規違紀問題」。其實，對自律與他律相結合的重要性的認識，也不是自此時始。早在1997年1月，全國記協就公布了《關於建立新聞工作者接受社會監督制度的公告》，歡迎社會各界對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道德行為進行監督。為此，全國記協還樹立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在內的41家新聞機構作為「精神文明示範單位」，以促進全國新聞界的職業道德和精神文明建設。但是同樣收效甚微。這也進一步證明，即便是有了明確的接受社會監督的意識和要求，「但是由於缺乏相應的監督機制，導致規章制度的執行常常出現『梗阻』，導致對教育後的效果檢驗和行為監督缺少相應的手段，而流於形式的現象……當前我國的新聞職業道德建設和行業自律，應當在完善和加強監督機制上多下功夫，要強化對媒體和新聞工作者職業行為的監督檢查，要加大督察結果的處罰力度，以形成一個健全、完善、有效的監督機制」。[2]這個監督機制的有效性必須以理性的和剛性的制度存在為前提，而新聞職業道德監督制度中最為理性化的剛性制度就是法律。所以本文就來討論法律介入新聞道德的問題，看它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在何種程度下可能，以及如何實現其運作。

二、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必要性之二：道德與德治的現實境遇

西方著名倫理學家麥金太爾有一個基本見解：道德理論是隨著社會生活本身的變化而變化的，任何一種道德理論都有其深刻的社會學根基。在現代社會，人們通常把沖破身份、等級和出身等傳統對個人的制約的樊籬和現代自我的出現看作是歷史的進步。而麥氏則認為，這種脫離社會規定性的「自我」，即不具有任何必然的社會內容和必然的社會身份的自我，恰恰是當代道德問題最深刻的根源所在，因為在社會道德的意義上，人們在慶賀自己獲得歷史性勝利的同時，卻把人類傳統道德的社會根基也一並鏟除了。如果道德判斷的標准只出於「自我」，那將不可避免地導致不可捉摸的道德相對主義。正是道德相對主義導致了現代社會的「道德裂變」或「現代性道德危機」。由此，道德權威喪失；道德觀念一致性缺失；道德理論的哲學本性、價值觀和世界觀本性脫離了其本體論的意義和地位，道德取向純粹工具化，認識論的時代取代了本體論的主導地位。[3]

如何應對這種危機？簡略地說，應對全球道德危機有兩條路線可走，一是走麥金太爾所主張的重建道德哲學世界觀的「上層路線」。但在異質性的現代社會里，這似乎不太可能。一是走尊重底線倫理中內在法制意蘊的「法律化」「下層路線」，重新釐清現代社會中道德與法律的關系。我們先論前一條路線在中國當下的不可能性，下文再論後一條路線，即法律道德化的可能性。

從社會形態的角度討論，傳統社會是小型簡單社會，是同質性社會；現代社會是大型復雜社會，是社會分工日益精細的異質性社會，隨著各種利益集團的形成，道德相對主義風行。前者是熟人群居的空間，人際關系也就是社會關系，約束個人行為的是倫理規范；後者是「陌生人的社會」，是一個政治社會、規則社會，它需要制度理性來保證社會秩序。所以從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後，傳統的「境界倫理」、「美德倫理」、「身份倫理」應分別改造為「境遇倫理」、「規則倫理」、「契約倫理」。真正意義的新聞本來就是現代社會的產物，新聞道德是從一個國家、民族、社區的「公共」生活中發展出來的，它關乎公共事務，而不是個人事務。新聞道德規范需要以制度理性來取代道德理想，新聞從業人員的行為必須被約束在公共規則之下，道德理想的未來性、務虛性必須讓渡給制度安排的現實性、務實性。總之，道德的轉型是時代使然，是地球人的「別無選擇」之選擇。

從行為方式的角度討論，道德觀則可分為程序道德觀和賢人道德觀。賢人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性善的假定之上的，這種道德觀不僅要求人人都是利他主義者，而且要求人人都是自知、自愛、自省、自律的聖賢。它確立的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中國傳統的道德觀是這樣，計劃經濟時代的道德觀也是如此。程序道德觀是建立在人性惡的假定之上的。它認為，人類的本性中總是潛伏著某種作惡和不道德的基因，人們不光是自私自利的，而且人人都是道德機會主義者。這種道德觀主張，只有通過抑惡來揚善，才能改變為惡的方式，減少為惡的程度。在市場經濟時代，僅僅依靠道德教化和自省自律，是無法建立良好的道德循序和道德社會的。要形成良好的道德秩序和建立道德社會，必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一方面，對不道德者的惡行給予嚴厲懲處，增大其作惡的機會成本；另一方面，對有道德的善行以巨大的激勵，提高為善的預期收益。如此，法律制裁與道德勸導相結合才是最有效的。政府與其替代個人作出道德判斷和價值判斷，不如努力創造適當的社會氛圍和制度條件；與其直接倡導和從事道德建設，不如下大力氣建立和健全法制。[4]眼前的例子是，《今日美國》因為手下記者造假，於今年3月19日在頭版做了一次「自首」式曝光，為未能發現並阻止該報著名記者傑克·科利憑空捏造「重大新聞」而道歉。這種自首並不說明《今日美國》記者和管理層有著天生的社會責任感和自律精神，只說明他們懾於嚴厲的監督和懲罰機制而不得不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掩蓋的代價遠遠大於自我曝光的代價。

再就我國現在的具體情況而言，由於絕大多數不道德行為的發生都是行為者明知不對而仍要為之，這就意味著我國目前的道德建設狀況不佳，主要原因不在於道德說教的不到位，而是制度安排存在問題，急需檢討。首先，制度安排不夠完整，欠缺制度結構上和操作方法上的信息反饋機制和保障機制。其次，制度安排不夠合理，包括體制的不合理和細節的不合理。第三，制度安排缺乏預見性。第四，制度安排有失偏頗，導致道德惡果。[5]比如：一、人們遵從道德的代價太大（原因詳下文），而違反道德的行為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小，於是道德勸導和道德說教效果不大。相反，一些人故意跟道德過不去，恣意「蹂躪道德」。[6]二、一些政府部門和行政法規肆意提高行政成本，扭曲市場經濟秩序，致使那些遵從道德和社會良知的企業和個人只能「棄明投暗」。良知太重，道德太重，超出了大多數人的負荷能力就成了「懸空」之物。所以此時，法制是基本前提，上位的道德還是奢侈的東西。這就需要認真考慮基本道德的制度建設問題。但是，我國各行各業在反腐敗的斗爭中都存在著道德化傾向。表現為：第一、對於腐敗的認識道德化，即認為腐敗主要是一種道德品質的問題。第二、將反腐敗的手段道德化，即看重道德教育在反腐敗中的作用。第三、反腐敗的制度建設帶有一定的道德化色彩。第四、反腐敗在適用法律時自由裁量空間太大，且反腐敗法律不夠嚴格和周密。[7]可是，在現代法治和道德精神的背景下，這種作為「他治」形式的「德治」是難以操作的，也難以從正當性上證成。首先，德治意味著要形成統一、普適、確定的道德體系，而道德是多元的，非建構的、標准模糊的，因此，無論是創建新的道德體系，抑或在現有的多元道德生活中確認某一種道德標准，都涉及創制或選擇的主體、資格和程序的正當性問題。其次，德治究竟是只針對行為抑或還指向內心？如果只針對行為，則違背道德的本性：因為道德區別於法律的最重要本性，在於它無論認同或責難都是指向內心的。如果它追究內在動機，那麼這種「他治」意義上的德治該如何操作？是不是讓道德訴求成了誅心之論？最後，道德的非程序性、非可訴性，使得德治無法憑借道德自身來實現「他治」，而必須藉助某種道德以外的力量，如一定的公共權力和社會資源，以及為公共選擇和決定所需要的專門制度和程序。[8]在我國，許多這種看似道德的問題其實是法律問題，將這部分道德實行法律運作實有必要。

三、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可能性之一：道德法律化

道德是一個廣泛的概念范疇。黑格爾將道德分為抽象法、道德、倫理三層；康德分為完全的義務、不完全的義務；哈貝馬斯將實踐理性分為實用的、倫理的和道德的；羅爾斯則區分了責任和超責任，等。我國學者認為，現代道德更是一個復雜的系統構成：它既有不同領域中道德性質（政治道德、經濟道德、公共道德、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等等）區分，又有不同層次的道德規范（常德、美德、聖德）劃分。通常情況下，道德的層次性劃分，主要體現在公共道德或政治道德領域中，職業道德、經濟道德、家庭道德大都是以常德規范構成，如誠信自律、正直守法等等，一般不需要舍己為人的聖德。（但在特殊情況下或在特殊領域中，一些職業道德行為也具有聖德性質，譬如警察和軍人的犧牲精神，既是職業道德，也具有崇高性質）。所以，現代職業道德、經濟道德、家庭道德等，皆可涵蓋在常德之中。常德所規范的領域寬大，聖德所規范領域狹窄，這也符合道德自下而上金字塔形構成規律。由常德向上到美德再到聖德，所賴以生成的心理基礎是不同的，個人道德實踐的難度也是不同的。在現代社會中，通常應當是常德被全體社會成員實踐、美德被多數社會成員實踐、聖德由少數社會成員實踐，由此形成金字塔結構，正好構成文明社會穩定的道德基礎。但我們既往的倫理倡導正好逆反：常德被忽略、美德被拔高、聖德被泛化。[9]於是，人們遵從道德的代價太大。這位學者所說的常德就是我們所說的底線倫理，也即下文的「義務的道德」。恪守職業道德底線是公民的義務，它表現為自覺守法的良好品行。這就促使我們去思考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

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是困擾法學的一個哥德巴赫式猜想，德國法學家耶林曾將其比擬為法學中的「好望角」。美國當代著名法學者波斯納在其著作中對道德與法律理論作了精闢的論述。在談到道德的約束力時，他認為，道德確實是一種社會控制制度，是一套對於他者(others)的義務，而不是他人對我們的義務。道德需要人們自覺遵守。其中有許多規則都自動執行：如果你不同他人合作，他人也就不同你合作，因此你就會失去合作的收益。這些規則內在化了，違反了就會產生我們稱之為「內疚」的不快感。但是當有些規則完全沒有制裁時，就很難理解一個人為什麼會服從這樣一個道德原則。所以，盡管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制約我們的沖動，這並不必然就使道德成了一種理性，「道德對於行為的影響程度比道德學家認為的程度要小」。[10]所以，波斯納更看重法律對人們的行為的制約作用。法律存在於事實與規范之間。它既是社會現實的一部分，又是規范性（道德）秩序的一部分。法律運用強制，並因此保證了人們對那些並沒有提出道德義務的法律或某個具體法律的服從。在談到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時，波斯納認為，道德理論也許看來是法律的一個不可避免的關注，因為道德責任與法律責任之間有重迭。一方面，法律確實強化了道德。也許有人會因此說法律支持了道德，給良心制裁增加了世俗的制裁（盡管是有選擇地）。而另一方面，有許多為法律所制裁的行為卻與道德無關。許許多多的道德爭議可以省略，或者可以重新表述為解釋的問題、制度能力問題、實踐政治的問題、分權的問題或遵循先例的問題，或者作為一個要求司法自製的強有力的理由。也就是說，他認為道德的法律化是一個現實的問題，此時的道德已沒有了道德學家的爭論席位，它必須以法律的形式進行。[11]

現代自然法學派的代表人物，美國著名法學家富勒在其名著《法律的道德性》(the Morality of Law)一書中也專門就法律與道德的關系進行了探討。他把道德區分為「願望的道德」和「義務的道德」。他認為前者是人們對至善的追求。若某人在追求「願望的道德」方面取得了進步，則會受到人們的贊賞；若不去追求「願望的道德」，也不會受到人們的譴責。而「義務的道德」是對人類過有秩序的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故人們遵守了它也不會受到贊賞；但違反了它，則會受到譴責和懲罰。「願望的道德」是用「你應該如此」這樣的句式來表達的，而「義務的道德」則是用「你不應該如此」這樣的句式來表達的。由於「願望的道德」代表的是一種理想，所以它不是一種現實的行為規范，而「義務的道德」則要求人人必須遵循踐行。按照富勒的說法，「義務的道德」可以直接轉化為法律，而「願望的道德」則不能，但能對法律產生間接的影響。富勒說，義務的道德所譴責的行為一般說就是法律所禁止或應當禁止的行為。不同之處所僅僅在於，法律在禁止這些行為時應區別行為本身的嚴重程度和危害大小。比如道德對於大賭和小賭之分似乎不太關心，而法律則要做區分。美國學者博登海默認為，在道德價值這個等級體系中，可以區分出兩類要求和原則，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承擔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極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傷害、忠實地履行協議、協調家庭關系，也許還有對群體的某種程度的效忠，均屬於這類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極為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則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愛心等價值都屬於第二類道德規范。這與富勒的觀點如出一轍。在這兩類道德中只有第一類適宜於轉化為法律規則，而第二類則不能。[12]

近代以來西方的立法實踐也貫徹了道德的法律運作取向，如有關誠實信用原則等底線道德的法律化就很能說明問題。1863年的《撒克遜民法典》第858條規定，契約之履行，除依特約法規外，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依誠實人之所為者為之。19世紀後期制定的《德國民法典》中的第242條規定，債務人須依誠實與信用，並照顧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瑞士民法典》第2條規定：無論何人行使權利或義務均應依誠實信用為之。《美國統一商法典》第203條規定：「凡本法范圍內之任何合同或義務均要求（當事人）必須以誠信履行或執行之。」該法典的《正式評論》解釋說：「本條確立了一個貫穿全法典的基本原則，即在商業交易中，要求所有的協議或義務以誠信履行之或執行之。」可見，在西方民法典或商法典中，作為道德原則的誠實信用被轉化為最高的法律原則，故學者稱其為「帝王條款」。

有人害怕以道德的法律化來拯救道德將傷害法律又傷害道德。因為，法律可使社會有序，卻難以促成社會的美好；可使人獲得安全的保障，卻不能使人過上優良的生活；可使人循規蹈矩，卻不能使人有更高尚的追求。可是，沒有「有序」，何談「美好」？沒有「安全的保障」，何談「優良的生活」？沒有「循規蹈矩」，何談自由而高尚的追求？那麼，法律何以能強制執行「義務的道德」？這就在於站在現代法律的立場，法律所強制執行的「義務的道德」無論從應然講、還是從實然言都具有「普適性」的緣故。也許，從實證的角度而言，現代各國法律中的義務規定大相徑庭，從而使現代法律所強制執行的是一種「普適性」道德的結論被輕易證偽。但事實上，各國法律中所強制執行的道德，其差異性只在於基於不同歷史文化傳統而對「願望的道德」與「義務的道德」的不同劃界。這不能否認法律為道德的底線之命題的成立。[13]正如哈特所言，法律的存在指的是某些人類行為不再是選擇性的，而是在某些意義上是義務性的。

四、新聞道德法律運作的可能性之二及其如何操作

法哲學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視為是社會關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當原則，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賦予了具有強大力量的強制性質。這些道德原則的約束力的增強，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中國學者認為，民法中的平等、公平、誠實信用原則，刑法中對殺人、搶劫、強奸等惡行的犯罪化，都是社會底線道德法律化運作的一般例子。對約束政府官員權力的道德原則法律化的，則有美國的《從政道德法》（1987年通過），對政府官員申報私人財產、收受禮品等作出規定；《在陽光下的政府法》規定了政務活動的公開性，以便於群眾監督。有關立法、司法、行政執法等領域中的道德自律要求也都可以法律化，如中國的法官法、檢察官法、警察法、公務員條例中，都有各自的職業道德的法律規定。[14]

新聞道德對新聞記者的行為和新聞報道的要求實在是基本的，甚至是「低級的」。各種新聞職業道德規范鮮有對道德理想和境界的追求的明示，它沒有要求記者去實現智慧、博愛、美等「願望的道德」，它規范的是記者忠實報道社會生活和認真對待公民精神權利的基本義務。分析《聯合國國際新聞道德信條草案》、《國際新聞記者聯合會記者行為原則宣言》、《美洲報業協會新聞道德信條》，有關「願望的道德」的文字分別計有：「職業行為的崇高標准，是要求獻身於公共利益。謀求個人便利，及爭取任何有違大眾福利的私利，不論所持理由為何，均與這種職業行為不相符合。」「新聞記者要維護兩項原則：忠實收集和發表新聞的自由，及公正評論與批評的權利。」「在辯論時，保持冷靜和高尚的態度。」「將……『非出乎正人君子之口吻，即不足以充任記者，而從事寫作』作為座右銘」。其他條款則是新聞正確性查證、新聞更正、尊重個人名譽與隱私、慎重處理消息來源、保守職業秘密、保證客觀公正、不抄襲、不污衊誹謗、不能接受賄賂處理新聞，這些規定都是可以實行「法治」的制度性的道德義務，而且這些義務都是公共道德，與私人道德無關。 [15]主張道德強制理論的英國的法官德富林認為，既然公共道德對社會是必需的，那麼社會就有權利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它。[16]在一些領域，底線道德就是法律，法律也就是底線道德，但在我國的新聞道德規范里，留存的多是黨建觀念，少見行業制度理性，底線道德建構不全面，本該與一些底線道德觀念因應產生的法律理念更是付之闕如，比如在隱私權、公開權、公眾人物、消息來源隱匿權等方面就是這樣。新聞法更是千呼萬喚出不來。所以對於我們而言，最為當緊的是，將反對虛假新聞和有償新聞、保護消息來源等底線倫理規范實行法律運作，同時在民法典中建構公民隱私權概念。其實，在遏止虛假新聞方面，在香港、台灣和國外有先例可資借鑒或可資反思。1951年的《刊物管理綜合條例》第6條款是關於發布虛假新聞的內容，1986年該條例被刪除時，此條款被納入《公安（修訂）條例草案》中，成為其中的第27條。根據該條款，發布虛假新聞者，最高可被判罰入獄2年及罰款10萬元，以督促報業謹慎從事新聞發布工作，使得公眾人士免受虛假新聞的危害。並規定，任何根據該條被起訴的人，可以舉證先前曾有合理的原因相信被指是虛假新聞之內容是真實的，藉此作為抗辯理由。不過，該條款因遭「草擬不良」的口實，已於1988年12月被撤銷。[17] 1989年，我國台灣的沈君山教授提出，對於虛假報道，若涉及政府，台灣「新聞局」有權公布有關媒體和記者的名單。這一「示眾」式的行政處罰建議在學者、業界和政府官員之間引起了爭論。學界和業界多持反對意見，政府官員多持肯定意見。但學者們只是反對動用政府行政力量，而認同司法介入的解決辦法。[18]大陸法系的法國和德國，也在有關新聞事業的專門法中作出規定，不得刊登、傳播「虛假新聞」。1920年，在美國，一個提案被提交到紐約州立法機構，並且最後被宣布為法律。這條提案寫道：「任何人如果有意識地故意向任何報紙、雜志、出版物、期刊或系列出版物的報紙管理人、主編、發行人、記者或發行人的其他雇員，通過任何手段陳述、傳遞或傳輸涉及任何個人或企業的虛假和不真實的事實陳述，並預期有關內容會照樣刊登，都屬輕罪。」[19]

新聞底線道德法律運作後，有關的道德規范不會立即從職業道德准則中消失（但從長遠看，一些道德規定也許會完全演變為法律制度，就如法律史中所顯示的那樣），而是仍將存在，只不過是它多了一個法律的輔佐和確證，使它更可行、更有可操作性。比如，《中國新聞工作者職業道德准則》中規定新聞不得揭人隱私，而我國的民法中沒有建構隱私權概念。這就會影響到什麼是隱私、什麼樣的行為構成侵犯隱私等基本問題的判斷。在法治社會里，這樣的概念應該是由法律而不是由各種利益團體來界定的，這就需要我們將這個道德概念法律化。所以，道德的法律運作的主要方面並不是在何種程度下觸犯道德規范該受何等懲罰的量化問題，更重要的是，它應該對諸如「弄虛作假」、「真實」、「有償新聞」、「新聞廣告」、「剽竊抄襲」等等作一個明確而具體的定義——就如社會科學的定量研究中對概念進行定義那樣。還有，我們也必須仔細考慮違犯新聞道德規范後進行救濟的多種可能性。如《准則》規定，「如有失實，應主動承擔責任，及時更正」。問題是，更正並主動承擔責任以後是否不再需要面對法律訴訟？（如大陸法系那樣）抑或承擔責任本身就意味著面臨訴訟威脅，「更正」只是法律判決後的理所當然之舉？（如海洋法系那樣）當然，道德的法律運作不只指道德規范的實用化，還包括從法律上賦予新聞行業組織（如新聞評議會）以處理新聞道德失范現象的權力。如義大利的新聞法確定了行業機構——記者協會的法律地位，並且從法律上保證該協會有權制裁任何違反新聞道德的行為，而且授權該協會制定新聞職業行為規章或道德准則。[20]

總之，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應落實法對道德的形式化和技術化，重視道德規范的運作機制的建設，否則法律運作後的底線道德就跟空洞的道德呼籲沒有什麼區別。畢竟，新聞底線道德的法律運作直指的是新聞道德規范條文的「懸空」，而不是「道德」本身。如是，說我們是在討論新聞道德法「律」運作，毋寧說是在討論新聞道德法「治」運作。道德的法律運作其實就是一種道德的社會權力化運作過程。法律不只是國家、政府的強制行為，它還包括民間及中間組織的權力行為，即所謂社會權力。社會權力是指社會主體（公民特別是社會團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