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理雅各

❶ 理雅各的個人成就

翻譯古代經籍
作為一名傳教士，理雅各也許不會意識到其古代經典翻譯工程對溝通東西方橋梁的作用，他的所作所為均為傳教鋪路，但最終的結果卻遠遠超出了傳教的范圍
理雅各把英華書院遷到香港後，開始研究和英譯中國古典文學的工作，他計劃將中國儒家傳統典籍「四書」、「五經」譯成英文，並各自附以原文、注釋及長篇緒論。1861年「四書」譯本依序在香港出版，為《中國經典》一、二卷。當時由一些傳教士如湛約瀚、麥高溫、史超活、合信、謝扶利和華人黃勝等人參加助譯工作。在此後二十五年間，他陸續翻譯出版了中國的《論語》、《大學》、《中庸》、《孟子》、《春秋》、《禮記》、《書經》、《孝經》、《易經》、《詩經》、《道德經》、《莊子》等名著。
中國儒家經典向西方的傳播，對西方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文學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理雅各是有貢獻的。但是，另外還有一位中國學者王韜的功績也不應該埋沒。王韜原來在上海倫敦傳教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1863年王韜乘船來到香港，擔任理雅各的助手。當時理雅各的《中國經典》頭兩卷英譯本已經出版，他正在翻譯《書經》。由於王韜的具體幫助，給他解釋難懂之處，幫他寫注釋，使他得以順利地完成英譯《書經》和《竹書紀年》等，並作為第三卷出版。隨後王韜又幫助理雅各英譯《詩經》，作為第四卷，於1871年出版。第五卷《春秋》、《左傳》，於1872年出版，以上均在香港出版。《禮記》於1885年在倫敦出版，這是王韜幫助理雅各英譯的最後一部書。
從16世紀末到18世紀初，西方來華的傳教士對中國典籍也曾多有譯述，但都只譯片斷，且因漢語不精，或對於儒學經義鑽研不透，或請學養淺陋的華人合譯，譯文往往辭句粗劣，語義欠通，謬誤百出。《中國經典》的翻譯是理雅各傾注幾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項宏大工程，他明確意識到，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人的經書，親自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基礎的整個思想領域，才能被認為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職責相稱。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理雅各始終貫徹著嚴謹的治學態度，除了認真參考和吸取王韜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注重旁征博採，力求持之有據，絕不主觀臆斷。在他以前別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語種譯出的有關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來仔細比較，認真參考，然後再反復斟酌，慎重落筆，甚至常常數易其稿。加上與王韜等人的切磋討論，就大大減少了可能有的失誤，使翻譯質量得以確保。
《中國經典》陸續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於1876年獲法蘭西學院儒蓮漢籍國際翻譯獎(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70年,阿伯丁大學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在愛丁堡大學舉行三百周年校慶慶典中，理雅各是受到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訪問巴黎的過程中，曾同法國著名的東方學家朱利昂，進行對漢學的高水平的討論，並獲得朱利昂獎金的首獎。
理雅各的獲獎促使英國朝野開始重視對中國學術的研究。獲獎後，理雅各又譯了（在牛津大學任教期間的譯著）：《法顯行傳》(1886年加註付印）、《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考》、《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與小說》、《致繆勒函有關中國人稱帝與上帝》、《中國編年史》、《帝國儒學講稿四篇》、《扶桑為何及在何處？是在美國嗎？》、《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孔子生平及其學說》、《孟子生平及其學說》、《詩經》（英文押韻詩體譯本）。
以上是單獨出版的一些主要譯著，另外由英國語言學家繆勒收進他主編的《東方聖書》叢刊中的理雅各譯著，還有：《書經》、《詩經中的宗教》、.《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因果報應論》。
90年代理雅各再次把注意力轉到他的系列譯作《中國經典》，這也是他在牛津的教學材料。1893年至1895年《中國經典》修訂後在牛津大學克萊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在這個版本中，理雅各對孔子的態度有改變，似乎與中國古代的聖賢有了很多相同的觀點。
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謝世的前兩年，他還翻譯出版了屈原的《離騷》。
出任牛津大學漢學教授
1873年，理雅各離開香港返回英國，他竭力主張應加強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社會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當時在英國的一些原來在中國當外交官或經商的英國人，提出應在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並推薦理雅各為該講座的第一任教授。推進此項計劃最努力的，有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和前香港總督德庇時等，他們募集了捐款，專供牛津大學開設漢文講座之用，但英國的正統派仍嫌理雅各不是牛津或劍橋大學畢業生，不是貴族，又不是英國國教的教徒而加以阻撓。經過各方疏通，加上理雅各的大量譯著和它們對歐洲影響的客觀存在，使得那些正統派也只好讓步，最終讓一名傳教士出任第一任漢學教授。阿禮國等多方奔走，一共募得三千英鎊之巨，專給牛津開設漢學講座。
理雅各採取的是語言與文化並重的教學策略和注重翻譯的教學模式，他的學生為數不多，因為漢學在當時還是偏僻的學科。理雅各所做的學術報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人物傳評、中國天文和中國社會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學前後共二十二年，培養了不少漢學家。
理雅各回到英國後，著有一些論文、書評、講稿與小集子，計24項，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部未完成的漢英詞典手稿。理雅各曾提出如果中國能有一部按正確的原則編撰的字典，那麼解經、詮釋工作將大大簡化。這可能是他編撰字典的動機。詞典收入漢語的字、詞、俗語及情景性日常用語，在文字上方用符號表現漢字的陰平、陽平、上聲與去聲四種語調。收入內容以普通話（官話）為主，兼顧廣東方言。
漢學答疑
理雅各回英國後用不少的時間為外國人解答漢語知識方面的問題。實際上，這項工作始於他在華期間。
理雅各對中國的了解可謂詳細，求教的信很多，很難統計，咨詢的領域涉及中國文學、中國歷史、中國傳記、中國天文，也有不少信件的內容是請他翻譯文件和翻譯刻在碗、扇等等上面的文字，還有人把翻譯的稿子和研究漢字的論文寄給他審閱，為此理雅各回復了大量的信件，這當然也是對中國文化傳播的貢獻。
對中國文化的態度
從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過的，對香港的教育、報業乃至戒煙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均有種種貢獻。從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個世紀的時間都在譯介中國經書，而且是在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總體歧視下進行的。對中國文化的長期研究使他認為中國文明雖與西方文明有很大區別，但絕非野蠻文明，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民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繁榮，不斷生長、壯大；當諸多的優秀文明經歷了興旺、鼎盛和衰亡後，中國仍然存在，所以中華民族必定有些頗具力量的美德和社會規范。

❷ 有哪些西方對老子的道德經的研究的書籍的

《道德經》在西方的第一個譯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理安翻譯的版《老子道德經》法文權本；1870年萊比錫出版了維克多施特勞斯的《老子道德經》德文譯本；1884年倫敦出版了鮑爾費的英文譯本《道書》；1891年理雅各的《道書》譯本在牛津出版；1898年美國芝加哥出版了保羅·卡魯斯的《老子道德經》譯本； 1904年沃爾特·高爾恩《老子譯本》出版並多次重印；1921年出版了衛禮賢《老子道德經》；1934年倫敦出版了亞琴·章利英譯本《道和德〈道德經〉及其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對《道德經》在西方的傳播有較大影響，並被多次重印；由中國人自己翻譯的英文《道德經》，在西方有一定影響的主要是胡澤齡的譯本，1936年在成都出版；1948年林語堂在紐約出版了《老子智慧》；1959年初大告在倫敦出版了《道德經》；學者認為譯文質量較好，有重大影響的譯本是詹文錫1963年在紐約出版的《老子之道》和1977年美國密執安大學出版的林保羅的《老子道德經及王弼著英譯》；1973年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出版以後，在海外又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的熱潮，研究老子其人其書的各種注本及英文譯本被大量出版，不可勝數。

❸ 理雅各的人物生平

1815年12月20日，理雅各出生在於英國蘇格蘭阿伯丁郡的哈德利鎮。1815年至1822年間理雅各家與在馬六甲傳教的英國傳教士米憐經常通信，這些信使理雅各初步接觸了傳教事業。1822年，美魏茶（米憐之子）與理雅各在同一所學校讀書，此時理雅各更多地受了傳教士家庭的影響。
1829年，理雅各完成了在哈德利教區學校的小學學業，進入阿伯丁語言學校開始接受中等教育。
1831理雅各經考試獲阿伯丁皇家學院一等獎學金。此前他因遇到公眾集會騷亂而遇險，但是死裡逃生。1831年至1835年理雅各就學於阿伯丁皇家學院，即大學教育期間。1835年畢業時獲阿伯丁皇家學院授予的最高獎學金哈頓尼恩獎學金。
1836年，理雅各因堅持非國教信仰，不改信國教而放棄在阿伯丁皇家學院教拉丁語的機會，隨後在英格蘭布萊克本一所公理宗學校教數學與拉丁語一年半時間。
1837年，理雅各在倫敦海伯里神學院攻讀神學。
1838年，理雅各加入倫敦會，決心到海外傳教。是年理雅各與倫敦會理事會的成員約翰·摩里遜的女兒瑪麗·伊莎貝拉·摩里遜訂婚。
1839年，理雅各師從倫敦大學中文教授修德學習漢語。是年理雅各不顧醫生對其健康狀況的警告，與米憐的孩子美魏茶乘同一批船到馬六甲傳教。
1840年1月10日理雅各到達馬六甲，此後理雅各夫妻水土不服，健康欠佳。在馬六甲，理雅各擔任倫敦聖教書會的記者與顧問，兼任馬六甲英華書院的伊雲士的助理，同時管理書院的印刷事宜。是年，馬六甲發生霍亂。11月，伊雲士與約塞亞·修茲染霍亂而死，理雅各獲得書院一個教高級的職位。這時英國與清廷正談判開放通商口岸，理雅各向倫敦會建議將英華書院遷至香港。
1841年，理雅各編寫了《英、漢及馬來語詞典》，後用作馬六甲英華書院的教材。此時理雅各已經開始了漢學研究，並進行基督教漢語文獻方面的整理，翻譯與編撰工作。馬六甲流行霍亂之際，理雅各寫了《致馬六甲華人有關霍亂書》在當地頒發，從醫學角度勸人們放棄迷信，皈依基督教。此時華人何福通成了理雅各的傳教助手。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為基督教世界與文學領域的顯赫貢獻以及虔誠的信仰」獲美國紐約大學所授予的神學名譽博士學位。11月理雅各正式擔任英華書院校長。
1842年，《南京條約》後，倫敦會理事會決定籌募龐大的基金，展開對華的傳教活動。理雅各繼續為學校遷址而努力，他與給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通信，馬儒翰時任東印度公司的秘書、馬禮遜教育協會及香港華民的秘書與翻譯。
1843年7月，馬六甲英華書院及其中文印刷所遷入香港。此後，理雅各面臨著艱苦的生活，混亂的社會治安與惡劣的生活條件等問題。但他的住宅已成了上聖經課的地方，何進善繼續配合理雅各佈道傳教。是年理雅各向香港政府申請撥地擴建英華書院遭拒絕，因為香港政府需要翻譯的時候，英華書院未做反應。8月22日至9月4日，英美來華新教傳教士在香港討論《聖經》譯本的修訂問題，希望能推出統一的委辦本；理雅各具有語言學方面的知識，對漢語也具有相當的把握，因此被邀加入。但修訂工作進行中傳教士的宗教學術爭議一開始就很激烈。
1844年，英華書院更名為英華神學院。1844年第二個安息日理雅各在香港開設了倫敦會的第一座華人禮拜堂下市場堂。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其後理雅各暫時返回英國時，何進善受理雅各委託管理教堂，實際上許多事務也由何進善負責。是年起由何進善和黃勝做理雅各的助手編寫，印刷漢語的宗教宣傳冊子。其中理雅各撰寫的宗教文冊《耶穌山上垂訓》(1865年再版）是由何進善合作翻譯注釋的。
1845年年初，理雅各對香港政府提出應該有一所政府資助的學校，「免費」為中國人提供教育，但該建議未被採納，因為計劃「過於繁雜，而且代價太高」。是年理雅各籌建的佑寧堂落成。這年理雅各與麥都思博士談了他的基督教文獻的翻譯觀，認為「神」是翻譯「Elohim」與「Theos」的合適字眼。11月，理雅各因幾次長時間高燒不退而回國治療，並帶去三個中國學生：吳文秀、李金麟與宋佛儉。
1846年，理雅各一行到達英國，在英國社會引起注意。從到達英國至1848年，理雅各周遊英國講道。此間，理雅各向國務大臣格萊斯通談了香港傳教近況，尤其是教育的發展，試圖推行教育世俗化的改革，後來得格萊斯通就此事致信香港總督德庇時。
1847年5月20日，理雅各在返回香港的途中立志要研究漢學，翻譯中國經書，襄助傳教。7月2日，《聖經》修訂工作開始，到5日就出現了嚴重分歧，形成了後來曠日持久的譯名之爭，理雅各不可避免地將捲入這個問題。是年，理雅各推崇的補助書館計劃開始在香港實施。12月6日，港府在《香港政府憲報》上宣布以每月10元的標准資助三所中文學塾，並成立教育委員會，負責監督。這標志著政府對教育干預的開始。但此時政府並沒有與教會爭奪教育控制權，而且此時宗教教育的氣氛仍頗為濃重。（註：1847年理雅各尚未抵達香港，仍在路途中。）
1848年4月，啟程返香港。途中離開新加坡的時候，理雅各與家人乘坐的船發生火災，理雅各指揮男乘客滅火。7月22日到達香港。1848年8月香港與廣州的傳教士開會建立傳教站，理雅各任秘書。傳教站每三個月聚會一次，協調兩地傳教事宜。8月31至12月1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一次摧毀性的台風。是年理雅各的第四個女兒安妮死去，理雅各夫婦悲痛不已。黃勝任職於英華書院，曾協助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自1848年起，理雅各改變了自己在「術語之爭」中的立場，選擇了「上帝」一詞來翻譯基督教的「God」。
1849年，理雅各撰寫佈道文冊《上帝的日子》。
1850年，理雅各第一任妻子瑪麗寫信給倫敦會東方委員會，要求加大對英華書院附屬女子學校的支持。該校是英華書院遷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瑪麗創建的，該校是中國最早的女學之一。倫敦會基本同意瑪麗的提議。3月20日，理雅各向總部提出了到廣州建立教堂的想法。8月20日，總部致函理雅各，否決理雅各的提議。
1851年12月28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二次摧毀性的台風。
1852年，廣東南部農民起義軍被清軍擊潰後，清軍大肆屠殺。理雅各從清軍手下解救一個中國女孩，並幫助急救一個老人。是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國人的鬼神觀》，這是理雅各研究中國宗教學術的真正開始。這年理雅各又撰寫了宗教文冊《約瑟紀略》、《養心神詩》（後改名《宗主詩章》）與《重休禮拜堂仁濟醫館祈禱上帝祝文》。10月17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三次摧毀性的台風。也在10月，理雅各第一任夫人瑪麗病逝，其後兩個女兒先後夭折。11月22日，理雅各繼續進言倫敦會總部要求到廣州建立教堂，但沒有結果。
1853年，理雅各應邀進入教育委員會(1853—1862,後改為教育局），提出了官學的獎學金制度：《聖經》或《四書》知識掌握得最好的獎勵1.5英鎊，英語或地理讀得最好獎一英鎊。是年起理雅各主理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由黃勝協助。同年，淘金熱使大量華人湧入美國加州與澳洲，理雅各以傳教為目的撰寫了關於移民美國事務的冊子《往金山要訣》，並安排五位英華書院的學生到美國加州建立教堂與兩個青年到澳洲宣教。也在1853年理雅各最小的女兒在被送往蘇格蘭的路上死了。理雅各悲痛不已，當時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香港。大約在1853年前後，理雅各幫助太平天國確立了「拜上帝會」的名稱。
1854年理雅各撰寫中文傳道冊子《勸崇聖書》、《新約全書注釋》與《耶穌門徒信經》並初次翻譯《周易》。同年韓山文把在逃的洪仁玕帶來見理雅各，理雅各幫助安排他去教書。
1855年，理雅各發展一個道士皈依基督教。1855年1月12日，理雅各繼續堅持要倫敦會總部到廣州建立教堂，提出將印字局移到中國腹地上海去發展，沒有結果。《遐邇貫珍》因人力不濟停刊。1855年（至1858年），洪仁玕受雇於倫敦會，成為牧師，解經佈道，做理雅各的助理。
1856年，理雅各編譯的教材《智環啟蒙塾課初步》在香港出版，作為英華神學院的教科書。(1859年香港官學把該書作為標准教材,1862年、1864年分別在廣州、香港重版；1867年傳入日本，首先由江戶開物社出版訓點翻印本，名為《翻刻智環啟蒙》，在日本廣泛流傳，成為許多學校的教科書，出現多種版本。）但1856年在香港維持了13年的英華神學院因人手不足及經費問題而停辦。是年理雅各撰寫了《聖書要說析義》、《亞伯拉罕紀略》。同年理雅各給車錦光施洗。這一年，理雅各要求付給中國醫生王風與西方傳教士同樣的工資，引起外國人的議論。（關於給華人基督教徒與西方相同的工資的問題，理雅各與倫敦會之間的商議持續至1860年。）是年理雅各在英華書院的學生樑柱臣離開香港到澳洲維多利亞省與傳教士建起禮拜堂。(60年代初樑柱臣在澳洲的巴拉臘特又建了兩所教堂,1866年在中國內地建立佛山堂，這是華人自發自資並成功建立起來的第一個教堂。）1856年起，理雅各在香港的公理宗用英語、漢語佈道，閑暇時間翻譯中國經書。
1857年，當地一家麵包店的廚師下毒要毒死所有英國人，理雅各倖免於難。這年理雅各因健康問題以及中國經書譯著的出版事宜第二次返英。理雅各走後，洪仁玕得湛約翰牧師資助盤纏到南京。
1858年，理雅各在英格蘭的時候，通過其長兄喬治所在的公理宗之安排，結識了寡婦漢娜，其亡夫也是牧師，已有一個女兒。後來理雅各與她結了婚。同年理雅各帶著第二任夫人及其女兒和他原來的兩個女兒到香港。回港後，香港最高法院的注冊主任拜訪理雅各，要黃勝到法院任口譯。黃勝出於傳教工作的志向而婉拒。
1859年，理雅各發表了《秦國——倫敦會成立六十五周年講話》。10月間，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四次摧毀性的台風。50年代後期，理雅各的兩個女兒加入理雅各的事業，分別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學校里教書，並都在香港結了婚並居住下來。
1860年，洪仁玕被洪秀全封為干王，此後與理雅各通信頻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夠糾正太平天國在信仰上的偏差，並堅持與外國人和解的路線。洪仁玕曾託人給理雅各送錢，但理雅各拒收。這年，理雅各撰寫了宗教文冊《聖會准繩》與《基督教信仰與行為》，並為車錦光帶來的人施洗。同年，香港教育委員會被改組為教育局，成為專管官立學校的政府機構。此時理雅各已成為該機構的權利人物，便大張旗鼓地推崇世俗教育。7月3日，理雅各在教育局會議上提出了著名的「教育革新計劃」，後來又以書面形式刊登在《香港政府憲報》上。他建議停辦所有位於維多利亞城的皇家書館（即受資助的學校），把全部學童集中於一所新的中央書院並強調英語教學。在理雅各的推波助瀾下，香港教育事業的重點從19世紀60年代起始由宗教教育轉向世俗教育。
1861-1872年間《中國經典》第一版在香港陸續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於1861年，第三卷《書經》與《竹書紀年》（分兩冊）出版於1865年，第四卷《詩經》（分兩冊）出版於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與《左傳》（分兩冊）出版於1872年。
1861年，廣東被英法攻陷之後，理雅各與他的朋友在廣東河南（廣州市的地名，現中山大學康樂園的一帶）參觀，看一座佛教寺廟遭到襲擊，原因是民眾敵視所有外國人。同年春天，理雅各與湛約翰乘船到廣東的博羅等地去看看車錦光的傳教工作，一路上受到當地人的歡迎。他們此行長達四個星期，但後來遭到了襲擊。10月，由理雅各施洗的廣東人車錦光被其仇家所害，理雅各曾冒著生命危險去解救車錦光，而且臨走前叮囑英國領事：萬一他死了，不要動用軍艦，因為他要把清白的名聲帶回家。
1862年，理雅各在香港太平山與灣仔籌建兩所教堂。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標志著香港教育事業把重點轉向了世俗教育。中央書院首任校長由史釗活擔任。史釗活承襲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張，並付之於實踐。理雅各就此解除了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職責。是年，理雅各的一封信在英國公開發表，抗議戈登率領的英法聯軍鎮壓太平軍的行為。同年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五次摧毀性的台風。這年王韜流亡香港，開始襄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歷時20年。（從1862年到1865年，理雅各為香港政府培訓筆譯、口譯人員三年。）
1863年年底，理雅各為修建佑寧堂籌捐了21000元。
1864年6月6日理雅各在香港經歷了第六次摧毀性的台風。是年理雅各再次陷入健康危機，於是到廣東省的西河去游歷、養病。
1865年，理雅各與教育理事會其他成員退位，政府辦學部取而代之。同年因為理雅各在公益事業上的突出貢獻，被邀到香港政府用茶點。是年，理雅各陪第二任妻子漢娜到汕頭、廈門、上海，後到日本治病。漢娜終因水土不服回國，也帶走了女兒。
1866年，香港發生了罕見的火災，理雅各成功地進行了募捐活動以賑災。是年他又探訪感染猩紅熱的學生，還為一個他認為無罪的死囚奔忙。理雅各在香港昂船洲經歷一次爆炸的事件，一艘載著80噸炸葯的商船被引爆，原因不明。
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欠佳暫回英國養病，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工作暫時中斷。理雅各不久來信邀請王韜去蘇格蘭。年底王韜赴蘇格蘭，並游歷了法國等國家。
1868-1869年理雅各與王韜在哥拉潛心譯書，抽空游歷愛丁堡、格拉斯哥、雷斯與阿伯丁。當時理雅各已經不想繼續留在倫敦會，而是集中精力完成中國古代經典的翻譯。
1870年1月5日，理雅各及其女瑪麗與王韜一起返華。3月，抵達香港，此後王韜成為獨立的報業人士並逐步成為社會改良者，開始了自己的事業。理雅各與倫敦會簽訂合同，在佑寧堂做了三年牧師。由於佑寧堂有印刷業務，理雅各印刷其譯著《中國經典》更為方便。
1871年，理雅各在英國士兵中開《聖經》課。是年撰寫了佈道文冊《無償的福音》。2隻，理雅各聯合其他傳教士和一些商會，組織了一千多人簽字，要求取締賭場。
1872年7月，理雅各深夜翻譯過勞而休克，手部摔傷。
1873年，理雅各到中國北方觀光，對落後的狀況非常痛惜。5月17日，理雅各游歷孔府，在日記里提到當地種植鴉片的情況。是年理雅各告別香港，臨別王韜撰文贊美理雅各。理雅各後又游歷了美國，其後返英定居。理雅各回到英國公開反對鴉片貿易。從1873年到1876年理雅各寫了長達330頁的手稿，力圖將贊美詩翻譯成詩體拉丁語，並對一些語言點做了一番詮釋，類似於他在其譯著《中國經典》中所做的工作。
1874至1875年，約翰·萊格牧師等人為理雅各再譯《詩經》提供幫助。
1875年，穆勒約理雅各為《東方聖書》系列譯著提供譯稿。4月20日，牛津大學決定讓理雅各做首任漢學教授。
1876年，理雅各因翻譯中國經書的成就獲儒蓮中國文學首屆國際獎。10月27日，理雅各在謝爾德廉戲院發表就職演說，開始了執教牛津大學的生涯至去世。
1877年，理雅各的著作《儒教與基督教對比》在對華傳教士上海大會由人代讀，在傳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因被認為過高評價儒教和再次引發術語問題而被拒絕出版。後該文在友人資助下獨立出版。是年理雅各准備重新翻譯《易經》，再次邀王韜前往。但王韜未受此邀。
1878年，理雅各發表論文《中華帝國的儒教》、兩小卷的《孔子生平及其學說》與《孟子生平及其學說》。
1879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三卷，含《書經》、《詩經中的宗教》和《孝經》。是年理雅各應邀請到長老宗做牧師。
1880年，理雅各以他在牛津大學講課和研究心得，在倫敦發表了《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是年，理雅各提名中央書院第二任校長。同年理雅各的第二任妻子漢娜去世。
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聰，但仍然堅持授課與翻譯。是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十六卷《周易》，為第九版《不列顛網路全書》撰寫了《老子》的條目。
1883年，理雅各的《基督教與儒教關於人生教義的對比》由倫敦聖教書會出版。
1884年，理雅各到授予他神學博士的愛丁堡大學參加校慶。
1885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二十七、二十八卷《禮記》。
1886年，理雅各譯出了《法顯行傳》（或稱《佛國記》）。是年理雅各患中風，健康狀況惡化。
1887年，理雅各發表漢學研究論文《菩薩的形象》。
1888年，理雅各開設「在華基督教傳教史」的講座，再一次對鴉片貿易深表痛惜。同年理雅各發表了《基督教在中國：景教、羅馬天主教與新教》一書。
1891年，理雅各譯出《東方聖書》第三十九、四十卷《道德經》與《莊子文集》，並發表漢學研究論文《因果報應論》。
1892年，理雅各的《四書》譯本經他修訂後再版。
1893年至1895年理雅各修訂《中國經典》，並由牛津克萊仁登出版社再版。
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病逝牛津。
（資料來源：架設東西方的橋梁 [專著]: 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 / 岳峰著. -- 福州 :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 370頁 : 圖 ; 20cm. -- （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言與文學研究中心學術研究叢書/篇名略有改動）

❹ 理雅各的主要作品

《中國經典》(The Chinese Classics)
《四書》英譯本
《書經》英譯本
《詩經》英譯本
《春秋》英譯本
《易經》英譯本
《禮記》英譯本
《莊子》英譯本
《道德經》英譯本
《論語》、《大學》、《中庸》英譯本的合訂再版本
《中國人關於天神和鬼怪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孔子生平及其學說》(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
《孟子生平及其學說》(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
《帝國儒學講稿四篇》(Imperial Confucianism)
《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 (The Religions of China: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
《法顯行傳》(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
《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考》
《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與小說》
《致繆勒函有關中國人稱帝與上帝》
《中國編年史》
《扶桑為何及在何處？是在美國嗎？》

❺ 道德經被世界多少個國家傳播翻譯到21世紀今天

關於《道德經》的翻譯之多，林保羅在《老子：〈道德經〉和王弼注英譯》的序言中說，各種英譯本有七八十種之多；而且至少是世界上每一種語言有一種譯本。據詹文錫譯本《老子的道》：「《道德經》已四十四次被譯成英文。特別是過去的二十年裡（自1963年往前推算），幾乎每隔一年都有一種新譯本出版，其中這些譯本的半數都是在美國出版的。」自1963年以來，特別是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甲乙本出版後，海外再次掀起老子研究熱和東方文化研究熱。

《道德經》已被翻譯成70多種文字，500多種版本，傳播到120多個國家。(英、美、德最多）

❻ 托爾斯泰托爾斯泰與中國

托爾斯泰與老子的相遇，發生在他的創作生涯後期，尤其在他對生命意義的深度探索中。1891年，托爾斯泰的閱讀清單中，老子被列為「強烈印象」的作品之一，盡管接觸時間相對較晚。老子的《道德經》啟發了他，盡管翻譯過程不如意，但托爾斯泰翻譯並研究老子的工作，甚至催生了他寫作探討中國哲理和人性善惡的意願。

1884年，托爾斯泰在接觸老子不久後，撰寫了《中國的賢哲》一文，其中詳細介紹了老子的《道德經》。他認為老子難以直接表述，只能通過摘譯原文來傳達其深邃思想。老子的「如水」之道對托爾斯泰的處世哲學產生了顯著影響，促使他反思自己的行為方式。

托爾斯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孔子也產生了深刻印象，他從理雅各的英譯《四書》開始接觸，認為孔子的道德理念達到了基督學說的高度。孔子的學說不僅提升了托爾斯泰的道德狀況，還深化了他的人道主義精神，促使他關注下層民眾的疾苦。

墨子的「兼愛」思想同樣吸引著托爾斯泰，他在研讀墨子的同時，也編選墨子言論，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墨翟—論兼愛的思想》。托爾斯泰的人道主義主張，使他不僅與孔子，也與墨子的思想產生了共鳴。

總的來說，托爾斯泰與中國聖哲的交流，不僅豐富了他的思考，也深深影響了他的創作和人道主義立場，使他對中國人民的生活和命運表達了深厚的同情。他的作品如《七顆鑽石》《跳水》《窮人》等，更是通過文學展現了對人性、道德和和平的深刻理解。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也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傑出的作家之一，他的文學作品在世界文學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代表作有長篇小說《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以及自傳體小說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阿·托爾斯泰，蘇聯俄羅斯作家，列寧勛章獲得者，蘇聯科學院院士。代表作《苦難歷程》和《伊凡雷帝》。

❼ 西方政治思想中有沒有類似於中國道家思想的理論

西方接受道家要比儒家晚得多，然而卻熱烈得多。十七、十八世紀，耶穌會傳教士把備受其推崇的儒家學說引入歐洲，儒家學說在啟蒙運動思想家中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其時，道、釋兩家絲毫不受關注。耶穌會傳教士深受與其交往的中國學者的影響，對儒家作為道德學說獲得了深刻印象。道家則恰好相反，尤其它的宗教形式道教在他們看來不外是一種秘術。盡管如此，最早將《道德經》譯成歐洲語言的還是耶穌會士。《道德經》譯成拉丁文後未付梓印刷，於1788年作為給皇家學會的禮物送到倫敦（Legge，頁115起）。譯文將「道」譯成「理」，意為神的最高理性。
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初出現了第一次大量翻譯老子的浪潮，譯者有查爾姆斯（John Chalmers/英文，1868），普蘭科納（Reinhold v．Planckner/德文，1870），施特勞斯（Victor v．Strauβ/德文，1870），巴爾弗（F．H．Balfour/英文，1884），阿爾萊（C．deHarlez/法文，1891），理雅各（James Legge/英文，1891），卡魯斯（Paul Carus/英文，1898），科勒爾（Joseph Kohler/德文，1908），翟理斯（Lionel Giles/英文，1909），格利爾（Julius Grill/德文，1910）和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德文，1911）。道家接受在這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格利爾與理雅各之間關於文獻真偽及歷史上老子是否確有其人的爭論。格利爾對兩者均表懷疑，理雅各則援引司馬遷（公元前145一約90年）在《史記》中對老子生平已有記載而加以肯定。這個時期還出版了最早的《莊子》譯本。德國第一位漢學語言學家噶波倫茨（Georg v．d．Gabelentz）關於《莊子》語言的研究（1888年）開了研究道家經典的先河。接著翟理斯的《莊子》英譯本於1889年問世，1891年，理雅各的《莊子》英譯稿同《道德經》英譯稿一起發表在米勒（Max Müller）主編的系列叢書《東方聖典》中。在德語地區影響較大的要數布貝爾（Martin Buber）根據翠理斯英譯本修訂匯編並於1910年出版的德文版《莊子》。布氏寫了一篇寓意深遠的跋。衛禮賢的節譯本出版於1912年。
現代化理論的奠基人韋伯（Max Weber）在本世紀初即把「世界喪失魅力」和「目的理性」主宰一切看成是我們時代的特徵（韋泊還是從社會學角度研究中國哲學和宗教的第一人。他在比較宗教社會學巨著《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中關於儒家和道家的研究今天在中國受到高度重視。該書首版於1915年，1920年增訂再版），世界喪失魅力導致本世紀日益脫離宗教維系、放棄宗教取向——至少基督教是如此。然而，這似乎又是重新引起對宗教興趣的主要原因。事實表明，人們對宗教經驗和以象徵手法解釋世界的要求並未中止，盡管我們生活的世界越來越世俗化，或許這正是其未中止的原因。在經歷了時髦的無神論後，宗教需求甚至以新的威力再現。但是對很多人來說，西方的宗教與傳統結構的維系太緊，它的象徵，它的人格化的神的形象以及對信仰的強調，在啟蒙開化並崇尚實際的世界裡難以推廣。於是，為生活意義尋找宗教答案的努力便很快延伸到世界上其它地區和其它宗教。科克斯（Harvey Cox）扼要地指出這一關聯：「這里上帝已死，東方將會對西方精神產生魅力。」（Cox引Schenkel 頁430）

❽ 有哪些西方對老子的道德經的研究的書籍的中譯本

《道德經》在西方的第一個譯本，是1842年巴黎出版的斯坦尼斯拉斯·朱理安翻譯的回《老子道德經》法文本答；1870年萊比錫出版了維克多施特勞斯的《老子道德經》德文譯本；1884年倫敦出版了鮑爾費的英文譯本《道書》；1891年理雅各的《道書》譯本在牛津出版；1898年美國芝加哥出版了保羅·卡魯斯的《老子道德經》譯本； 1904年沃爾特·高爾恩《老子譯本》出版並多次重印；1921年出版了衛禮賢《老子道德經》；1934年倫敦出版了亞琴·章利英譯本《道和德〈道德經〉及其在中國思想中的地位研究》，對《道德經》在西方的傳播有較大影響，並被多次重印；由中國人自己翻譯的英文《道德經》，在西方有一定影響的主要是胡澤齡的譯本，1936年在成都出版；1948年林語堂在紐約出版了《老子智慧》；1959年初大告在倫敦出版了《道德經》；學者認為譯文質量較好，有重大影響的譯本是詹文錫1963年在紐約出版的《老子之道》和1977年美國密執安大學出版的林保羅的《老子道德經及王弼著英譯》；1973年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出版以後，在海外又掀起了一股研究老子的熱潮，研究老子其人其書的各種注本及英文譯本被大量出版，不可勝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