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商鞅的法治思想

Ⅰ 論述商鞅法律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

一、「定分」「立禁」法律起源論體現的權利保護思想

商鞅認識到「定分」與「止爭」『的關系。他指出「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免可分以為百，由名分未定。夫賣兔者滿市而盜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他所說的「名分已定」，顯然是指歸屬已定，即所有權已經明確。他在「定分」的基礎上，提出了法律起源和國家專政體制建立的觀點。他說：「……故聖人承之，作為土地、貨財、男女之分。分定而無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宮。官設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商鞅已經認識到人類社會最初並沒有國家和法律，法律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他把人類社會的發展分為上世、中世、下世三個階段，並將這三個階段描述為「上世親親而愛私，中世上（尚）賢而說（悅）仁，下世貴貴而尊官。」他認為，社會發展到「下世」階段，出現了「以強勝弱，以眾暴寡」的混亂紛爭局面，於是「聖人」為了定「分」止「亂」，而確定土地、貨財所有權和男女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權利確定後，不形成制度不能維護，於是便制定了各種禁令（即法律）；禁令制定後，沒有專人執掌不行，於是設置了官吏；官吏設置後，不統一控制不行，於是又設立君主實行統轄。商鞅已經看到法律產生與權利保護的關系，「初步接觸到了國家與法律是適應保護私有制的需要而產生的這一唯物主義的命題。」①同時也看到了法律與國家政權不可分割的關系。我們在研究商鞅的「法治」』思想時，對其提出的「定分」、「立禁」『的法律起源論，還應當從另一個視角進行考察，分析「定分」所包含的「權利保護」思想。近現代社會法治的一個特徵是權利與權力合理配置。因此，有的學者認為，「權利本位」與「義務本位」（也就是「權力本位」）是劃分「法治」與「人治」的其中一個標志。②在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中，權利意識是極為貧乏的。在當時「義務本位」和「權力本位」思想非常盛行的情況下，商鞅能從「權利保護」分析入手，提出法律起源的觀點。這在認識論和法律思想史上都是難能可貴的貢獻。因此，我們不應簡單地認為商鞅提出「定分」、「立禁」主張的目的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的財產私有制，從而否定其法律起源論中包含「權利保護」思想的進步性和合理性。

二、「緣法而治」的法律工具論

商鞅以重法著稱，他極力主張以「法」代「禮」，反復告誡國君「不可以須臾忘於法」。他認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具有「定分止爭」和「興功禁暴」的作用。「緣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張，最早由商鞅在秦國付諸實施。他認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於治，而治莫康於立君，立君之道莫廣於勝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商鞅主張「法治」，是以「好利惡害」的人性論為主要理論根據的。他多次提到：「民之性，飢而求食，勞而求佚（逸），苦則索樂，辱則求榮」：「人性好爵祿而惡刑罰。」商鞅為了推行其「法治」的主張，對儒家所倡導的「禮治」學說進行批判，指出「仁者能仁於人，而不能使人仁。義者能愛於人，而不能使人愛。是以知仁義之不足以治天下。」為了防止儒家的「禮治」、「德治」思想對推行「法治」造成不良影響，商鞅提出「燔詩書而明法令」的主張。商鞅認為要實行「任法而治」，首先必須讓百姓知法守法，因此主張要布法於眾。他反復談到：「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行法，令明白易知」。商鞅在實行變法時，改「法」為「律」，並不是簡單的名稱改變，它其實體現了商鞅對法律的公開性和普遍性的重視。因為「法」和「律」兩字雖然均有強制性規范的含義，但意義不盡相同。「法主要強調的是內容方面的公平與公正；而律則側重於法律規范在適用上的普遍性和統一性。」③我們應當注意到，商鞅所主張的「緣法而治」、「任法而治」思想與近現代意義的法治思想，有著本質的不同。因為，商鞅的「法治」思想是以承認並極力維護君主專制權力為前提的。他主張，「權者，君之所獨制」，「權制獨斷於君則威」，認為統治的大權必須統攬於君主，只有君主才是治國的主體。因此，必須樹立君主的絕對權威，「君尊則令行」；君主必須「操權一正」並「專其柄」，才能確保君主專制政體的鞏固。在商鞅看來，法律並不是最主要、最權威的治國方法，而是君主實行專制統治的工具。就這點而言，商鞅所倡導的「法治」與儒家主張的「禮治」、「德治」並無本質區別，其只能算是「人治底下的法治」。當然，我們不應苛求生活在兩千多年前的君主專制年代的商鞅能夠象近現代的政治家、法學家那樣，提出以「主權在民」的民主政治體制為基礎的法治思想。在當時君權思想極為盛行的社會環境下，君主的地位、權威是不可懷疑、不可挑戰的。商鞅要推行其「法治」思想，實行變法，必須以得到君主的認可與支持為前提。如果他敢於挑戰君主的統治地位和絕對權威，則即使是象秦孝公那樣開明的君主，也會讓他人頭落地。此外，一種理論的提出，如果完全脫離實際，為時代所無法接受，那麼這種理論再「先進」，也只能是一種「空想」。所以我們在看待商鞅的「緣法而治」、「專任法治」的思想時，應採取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不應簡單地以商鞅的「法治」理論與近現代的法治理論存在質的區別，而抹殺其歷史進步性；或者忽略商鞅提出的「緣法而治」與當前我國所提倡的依法治國的本質區別，進而得出在中國古代已經存在近現代意義的法治傳統的錯誤結論。

Ⅱ 簡述商鞅的治安思想

現存的《商君書》是商鞅及其後學者的遺著匯編，是研究秦始皇之前的秦國法家思想的重要史料。 一、「不法古」、「不修今」的變法理論
為說明變法的必要和正確，商鞅提出了自己的變法理論。
首先，商鞅駁斥了「法古無過，循禮無邪」。指出自古以來根本沒什麼一成不變的禮法，法令制度都是隨時代的變化而變化的。
其次，商鞅通過對民亂國亡是循守舊禮的必然結果的分析，指出只有變法更禮才能強國利民。
再次，商鞅指出必須根據時代要求、社會現實和民情風俗來更禮變法。
商鞅用來說明變法的必然性的理論依據，是歷史進化觀點。商鞅變法的目的，表現為治、富、強、王。他從這四者聯系的角度進行了論述，認為要達到封建國家的治安富強，就必須注重耕戰，實行「法治」，以力服人。
二、法、信、權相結合的「法治」
商鞅從明分止爭、立公去私、勝民弱民、法信權結合以及輕罪重罰等方面，具體闡述了法律的性質、作用、宣教和執行，從而奠定了法家「法治」理論的基礎。
（一）「法者，國之權衡」
商鞅用尺寸、衡器來比喻法，認為法是治理國家的客觀准則。法度就是國家的秤和尺。治理國家主要靠「立法明分」。他認為，國家的建立，社會的安定，都有賴於等級名分的確定。
商鞅認為，法的作用大於仁義德化，是君主治國的關鍵所在，商鞅強調，法的重要作用還在於能制馭民。
（二）「壹賞」、「壹刑」、「壹教」
商鞅認為，必須以法作為賞施和刑罰統一標准，作為教育人民的統一內容。他提出了「利出一孔」的主張，即用立法的辦法，把民眾用以謀取福利的其他途徑都統統堵死，只留一條 途徑即農戰，這是他「壹賞」、「壹教」主張的基點。（名詞解釋：壹賞、壹刑、壹教。可隱藏，需要時打開：開始）「壹賞」指只能賞賜那些有功農戰和告奸的人。「壹刑」指統一刑罰的標准，適用刑罰時不分等級親疏，同時實行重刑連坐。「壹教」指統一教育的內容，主張取締一切不符合法令，不利於農戰的思想和言論。（可隱藏，需要時打開：結束）
（三）「任法」、「重信」、「權勢獨制」
為了保障「法治」的實現，商鞅還提出了一套推行「法治」的方法，突出了法、信、權三個要素。他說：「國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權。」應該「任法」、「重信」而「愛權」。
1．「任法」。商鞅指出，實行「法治」首先要將法令公之於眾。其次，君主必須帶頭遵守法令，做到「言不中法者，不聽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為也」
2．「重信」。在執法上，商鞅強調一個「信」字，要求「信賞必貳保」。
3．權勢獨制。商鞅認為，要使君主的法令能夠順利推行，還必須「尊君」，即所謂「君尊而令行」。
三、「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
在中國法律思想史上，商鞅是第一個系統地提出「禁奸止過，莫若重刑」的重刑論的思想家，商鞅的重刑理論，建立在性惡論的基礎之上。在他看來，法令和賞罰的直接對象是民眾，因此實行「法治」和運用賞都要以「民性」為基點：
商鞅也主張賞刑並用，厚賞重罰。他稱刑罰為禁止作惡的「禁」，賞賜為促使立功的「使」。
但是最能表現他刑罰思想特點的，是「重刑」的主張。其「重刑」也有著特定的含義：
其一，在刑罰與賞賜的內部關繫上，他強制刑主賞輔，賞賜僅僅是刑罰的輔助。
其二，「刑不善而不賞善」。他認為法的任務只在「治奸人」，而不是「治善人」。
其三，輕罪重刑。他指出：「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

Ⅲ 商鞅提出的法無等級 法不阿貴的法治思想內涵是什麼

1、刑無等級是先秦法家倡行法治。刑罰不論等級、貴賤、親疏的主張。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史記·商君書列傳>）。針對「刑不上大夫」的禮治，提出「壹刑」：取消貴族特權，勵行法治。《商君書·賞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至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

韓非進一步提出：「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有度篇》）。以法為本，事斷干法，否定奴隸主貴族「禮有差等」的舊傳統。「刑無等級」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要求，為建立封建法制提供了思想基礎。

2、以刑去刑是指對犯罪用重刑懲處，使人畏刑而不敢犯法，從而達到不用刑罰的目的。這是先秦時期法家重要的法律思想，以商鞅．韓非為代表。商鞅主張「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其「重刑」的含義，一方面是「刑多而賞少」、「先刑而後賞」、「重刑輕賞」，另一方面是．加重輕罪的刑罰，這樣才能"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3)簡述商鞅的法治思想擴展閱讀

法家思想

商鞅在變法之爭時提到的「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就成為了秦國政治的指導原則，使秦國領先於山東六國。其次，商鞅執法不避權貴、刑上大夫表明了他堅決貫徹了法家的這一主張。最後，法家還有一個共性就是，商鞅一樣抱著法家「明法」的態度和精神來推行政治改革，讓百姓知曉法律。

獨立思想

商鞅獨立的思想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商鞅主張全農的經濟政策，為此他頒布了《墾草令》，制定出二十種重農和開墾荒地的辦法。一方面直接或間接的刺激農業發展，一方面打壓工商業。其次，商鞅主張重刑厚賞。

商鞅認為人的本性是趨利畏罪的，只要重刑厚賞，就可以很好的治理人民，使國家安定。為此商鞅一方面制定嚴酷的刑法治理人民，一方面重賞立信。第三，商鞅主張重戰尚武，具有軍國主義思想。最後，商鞅主張國家應統一民眾的心智，制定統一的制度，實現統一的目標。

商鞅的思想在商鞅死後經過發展逐漸形成一門學派，名為商學派。商學派經過建立、開拓、發展、定型和後勁五個階段，配合秦的歷史，逐漸成為主宰秦國乃至秦朝的思想主流。

Ⅳ 商鞅變法的治國思想

商鞅堅信通過法治才能強國
戰國初期，秦國國力貧弱，時常受到魏國、楚國等強國的欺辱。同時，秦國落後的生產關系阻礙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因此秦國需要變法以實現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商鞅受當時法學名家「吳起、李悝」的影響，堅信只有通過法治才能強國，在秦國推行變法，為之後的秦國一統天下打下基礎。盡管商鞅推行的「法治」與當今的法治不可同日而語，但將其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仍然是一筆寶貴的傳統法律文化財富，其主要內容可概括為三個方面。
首先，「唯法論」的法治思想，樹立法律權威。商鞅對「依法治國」的力量是極力推崇的，主要表現是「不貴義而貴法」，「任法而治」、「法任而國治」、「不可須臾忘法」。法是治理國家的重要手段，官員們能推行法治，國家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有序發展。執法者必須要尊重法律的權威，嚴格按照法律規定行使職權。在其「唯法論」思想的指導下，商鞅一方面利用法律打擊傳統的領主勢力，另一方面利用法律保護新興的封建地主階級，維護秦國社會的穩定，這從根本上促進了秦國生產力的發展。
其次，「農戰論」的法治思想，構建經濟基礎。主要內容是：廢井田、開阡陌；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獎勵軍功、禁止私鬥；廢除舊時的貴族分封制。「農戰論」思想打擊了保守的領主貴族勢力，廢除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井田制度，保護了新興的地主階級，促進了當時秦國的強盛。「農戰論」思想的缺陷主要在於阻礙了秦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商鞅認為，「國之所以興者，農戰也」，而商品經濟不利於秦國的繁榮富強。因此，商鞅對商品經濟採取了限制和打擊。
再次，「刑賞論」的法治思想，規范人的行為。商鞅從「好利惡害」的人性論出發，提倡重刑主義。《商君書·去強》中說：「以刑去刑，國治；以刑致刑，國亂。行刑重輕，刑去事成；重重而輕輕，刑至事生，國削。」《商君書·靳令》中說：「行罰，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罰重刑輕，刑至事生，此謂以刑致刑」。商鞅主張將刑賞規定在成文法中，把人們的行為納入法律規范，減少社會矛盾，定紛止爭。通過這種途徑樹立的法律權威，可以使全社會形成守法遵法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