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法治和人治問題的討論綜述

A. 法學研究的歷史沿革

自夏至周，調整奴隸社會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制度已逐漸完備，只是還沒有形成有系統的法典，規范內容散見於《禮記》等文獻之中。如「分爭辯訟，非禮不決」（《禮記·曲禮》）,「土無二王」（《禮記·喪服四制》），「里田不鬻」（《禮記·王制》）等，說明當時土地屬奴隸制國家所有和不得買賣的情況。「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買賣者質劑焉」（《周禮·地官·司徒》），說明當時重要的買賣合同必須有書面的契據文書。其他關於婚姻、家庭和繼承的規定也多有記載。
李悝編成《法經》，商鞅又承襲《法經》制定秦律，其中關於土地關系和人身關系的規定，已顯示出封建主義性質。漢承秦制，制定《九章律》。以後隨著朝代的更迭，律令典章的增刪，至唐代《永徽律》，封建法制已臻完備；其中關於財產所有和財產流通關系，婚姻、家庭及繼承關系，已有較詳細的規定。唐代以後由宋代至清代，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貨幣關系的發達，律、例、法令中民事內容已有相應的發展，但立法體例、條目遞相承襲，沒有脫離唐代《永徽律》的模式。
中國近代的民事立法始於清末自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漸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外國資本主義傳入，瓦解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加上西歐文化的影響，變法圖強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清政府迫於形勢，宣布「變法」和實行「新政」。光緒三十年(1904)正式開館修訂《大清律例》，於宣統二年（1910）頒行。中華民國時期，參議院於1912年4月決議:「嗣後凡關於民事案件,仍依前清現行律中規定辦理」，其中處理民事案件的規范後來稱為「大清現行律之民事有效部分」，包括：服制圖、服制、名例、戶役、田宅、婚姻、犯奸、斗毆、錢債，施行至1929年10月。清末在修訂《大清律例》的同時，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開始制訂《大清民律草案》，至宣統三年(1911)完稿，是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民律草案，其中包括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大體仿效日本、德國民法，未及頒行，清廷已亡。中華民國時期於1918年二次設館著手修訂「民律」，至1925年脫稿，此稿除債編部分效法瑞士債務法外，其他各編與第一次民律草案相比變動很少，是為中國第二次民律草案。1927年國民黨政府設立法制局，又著手修訂民律，決定先行草擬親屬、繼承兩編，至1928年脫稿，是為中國第三次民律草案。同年12月國民黨政府成立立法院，著手編訂民法典，從1929年5月～1931年12月分編陸續公布，共分總則、債、物權、親屬、繼承5編，計1225條。這部法典承襲了德國、瑞士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事立法原則和體系，但也保留了上述三次民律草案中的封建主義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事立法
4.1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發展時期的要求，逐步開展民事立法。《共同綱領》第3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取消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的國家所有，有步驟地將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變為農民的土地所有制，保護國家的公共財產和合作社的財產，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私有財產,發展新民主主義的人民經濟，穩步地變農業國為工業國。」為貫徹本條的原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制定了許多法律、法令，如《政務院關於沒收戰犯、漢奸、官僚資本家及反革命分子財產的指示》、《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新區農村債務糾紛處理辦法》和《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等。這些法令的公布和實施,使官僚資產階級財產歸於國家所有，使封建地主階級的土地歸於農民所有，從而肅清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財產關系，而且使有利於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在國營經濟領導下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在不到3年時間扭轉了國民黨統治時期財政經濟極端混亂的局面，有效地制止了通貨膨脹，穩定了物價，社會生產和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資料得到了供應，解放了生產力，為有計劃地發展國民經濟和進一步對私有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准備了條件。
4.2 1953年以後，中國進入了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時期，並開始進行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工商業方面，國家公布了《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關於在公私合營企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以及《關於目前工商業和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幹事項的決定》等一系列法令和單行條例，並通過委託加工、計劃訂貨、統購包銷、委託經銷代銷等合同形式，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經濟活動納入國家計劃的軌道。在農業方面，國家公布了《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示範章程》等。根據這些法令、規章，國家通過國家資本主義的方式對資本主義工商企業進行了和平改造，並使個體農業和個體手工業走上了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道路。1956年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在中國奠定了由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構成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
4.3為了調整企、事業單位間，企、事業單位與公民間，公民相互之間在經濟協作方面的各種關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陸續制定了調整物資的買賣和購銷，加工訂貨，基本建設工程承攬，財產租賃和房屋租賃，銀行信貸和儲蓄，鐵路、公路、水路、航空等貨運和客運，倉庫保管，信託行紀，財產保險和人身保險等經濟關系的合同法律規范（見合同）；還制定了關於保護智力成果的著作權、發現權、發明權、專利權的有關法律、法規以及保護工商企業商標權等單行條例。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國家把經濟建設作為工作重點。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制定和公布了許多關於不同經濟成分的經濟組織形式和法律地位、關於它們對於財產的所有和管理的許可權、關於經濟組織間開展多種形式互助協作方面的權利和義務、關於發展先進的科學管理和生產技術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法學界也有人認為，這些法律、法規不完全屬於民法，其中有的應屬於經濟法范疇。
4.4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法建立在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上，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本質。它的指導原則主要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保護和鞏固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全面提高社會生產經濟效益的原則；當事人權利義務一律平等的原則。

B. 儒家法律思想的現代價值

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
——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綜述
吳曉梅
1997年5月22—24日,中國儒學與法律文化研究會第四屆年會在古城開封舉行。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以及美國的四十餘位學者、專家聚集一堂,就「儒家思想與現代道德和法治」問題展開了熱烈而深入的討論。現將本次年會的情況綜述如下:
經過2500餘年歷朝文化的沖撞及各種思想的融匯,儒家思想終於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流,對傳統法律文化影響至深。有的學者從宏觀方面作了論述,指出在法律制度方面,中國傳統法制以刑律為核心,融道德、習俗、家規鄉約為一體;在法律思想上強調禮治、德治,實行人治;在法律觀念上是缺乏權利意識,認為法即是刑,君權高於法律、官吏享有特權的現象普遍存在。有的學者從記錄中國法律發展歷史的基本文獻歷代《刑法志》入手,提出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以儒學為主,綜合道、法、墨等名家學流的精華。具體表現是強調以仁義治國,提倡親親尊尊,主張德主刑輔,甚至在司法中直接引用儒家經典。還有的學者認為由於儒家宗法論理及等級名分觀念的影響,私有制度在我國雖早已確立,但健全的個人財產權的觀念和事實卻未能形成。地封建家族內部,不僅子女卑幼不享有獨立的個人財產權,封建家長也只是代行家族的財產所有權,其權利受到種種限制。在家族外部,又有皇權的干預和習俗勢力的影響。個人財產權觀念的不健全,導致我國公民私權利意識薄弱,而我國古代法律也沒能完成從身份到契約,向近代法律轉化的過程。
儒家思想在現代社會的價值問題,是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課題,也是本次年會的中心議題。為此學者們各抒己見,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論述。
有的學者指出儒家歷來強調修身,注重道德修養和理想人格的塑造,經過二千多年的豐富完善,形成了一整套的道德規范,對當代的精神文明建設不無借鑒意義。特別是從歷史發展的連續性和繼承性,現代精神文明建設必然要以歷史遺留下來的思想材料作為自己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如中華民族敬老尊長的美德就是吸收了傳統孝道中養親、尊親的合理因素,在對傳統教道進行傳統和改造的基礎上形成的。又如由儒家「親親、尊尊」思想所衍生出來的宗法家族觀念對現代道德也存在著正負兩面的影響。一方面它能促使族人遵紀守法、尊長敬老 自尊自愛、講信義、重義務,維持社會穩定,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和民族自尊心;另一方面宗法思想中的家長制、保守主義、獨斷專行、及家國本位的觀念,又阻礙著現代文明的進步。因此,對傳統的宗法觀念與宗族組織,也應因勢利導致發揮其積極作用。
一位香港學者指出:在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極為豐富的資源可資借鑒。尤其在香港回歸之後,更應該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為精神紐帶,廣泛團結港、澳、台及全世界的華人,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中華文化以德治見長,重禮重德的傳統法律的控制手段不再顯得單一,它有利於社會的綜合治理。與會代表的一致觀點是要對儒家思想進行揚棄,充分發揮德治之長,為現代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以儒家思想為指導的傳統法律文化是一種影響巨大的客觀存在,它沉澱在現實生活中至今仍在發揮著作用。對儒家思想在現代法治中的作用問題,與會代表觀點不一。
有一部分學者認為法治現代化並不等於西化,對傳統法律文化應持積極的態度,加以批判地繼承。有人將儒家強調的「誠」「信」與當代民商法中公認的誠實信用原則作了比較,指出中國人對誠信的理解與西人是基本一致的,而且中國人對誠、信的崇尚絕不弱於西人,可以說儒家學說中的誠信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引入奠定了一定的基礎,當然這兩者也有不相適應的一面,這是由中西方歷史背景及文化背景的不同決定的。從誠信規范的雙重作用,我們可以得到一個啟示:人們在現代法治建設中,既要利用為人們熟悉和長期認可的價值標准,又要針對其不足予以調整。
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是否一定要繼受移植西方法律提出質疑,認為單純的法治不一定是中國走向未來的唯一的最佳的途徑。有人分析了近代中國引進西方法律的直接原因,認為這些引進均出於政治統治的需要,而不是經濟基礎和社會倫理變遷的要求,因而收效甚微。法律的接受必須與中國的文化特質和道德倫理契合,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不夠的。中國在建設現代法治的過程中,必須藉助社會文化與道德倫理的力量,以其作為溝通現代與傳統的橋梁。但由於秦朝「專任法治」和漢朝「德主刑輔」的法制思想的不同,同樣的制度卻取得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可見,法律思想也是至為關鍵的因素。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歷來以德治為長,法治為短,當務之急在於揚長補短,而不能棄長用短或揚長避短。另外,從中國近代史看,法制變革總是不了了之,而最初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家最後往往又復歸傳統,因此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很難在中國實現。一方面中國有自己特定文化背景,一方面實踐證明法治並非萬能。中國應有自己的發展模式,它不可能走西方完全相同的道路,在借鑒傳統與引進西方兩者中,當以前者更為重要。
同時也有一部分學者提出了相反的觀點,認為儒家思想與現代法治之間存在著難以調和的沖突。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人性善與人性惡的哲學基礎的不同;賢人政治與法治政治的治國方略的不同;聖人規則與常人規則的社會規則的不同;內心操作與行為操作的操作過程的不同;等級制度與平等制度的主體地位的不同;家庭歸責與個人歸責的歸責原則的不同;義務本位與權利本位的規范內容的不同;君主民本與主權在民的治國主體的不同。各個沖突之間相互聯系,歸根到底是血緣社會與地緣社會、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沖突。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歷時數千年,至今影響不息。如何在這種客觀現實的基礎上,認識和發現儒家思想的現代價值,尋求儒家思想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點是一個有重大意義的課題。會上代表們觀點紛呈,對儒家思想的現代化提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有的學者認為對儒家思想首先要進行分解,對那些仍富於現代價值的材料經過改造後可以吸收為新的法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如儒家強調德治,其著眼點在於抑制王權,要求統治者「為政以德」,保民靠民。道德實際上構成對統治者權力的一種約束。在現代法治社會中,法律的重要作用之一就在於它能規范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儒家德治思想為我們提供了借鑒,即通過道德自律和他律的方式,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權力在某些程度上可以成為約束權力的一種輔助力量,與現代法律相得益彰。
又如儒家素重個人修養,它同司法要求結合就形成了古代中國對司法官的倫理要求,包括剛直不阿、清正廉潔、體恤民情等。借鑒經驗,在現代社會我們也可將個人修養同法律運作相結合,建立現代中國的司法倫理原則。包括提高自身人格修養、日常生活中保持行為莊重、對當事人一視同仁,力求司法公正等內容。
有的學者認為儒家思想在中國源遠流長,其許多概念已深入人心。對古代有價值的觀念作新的解釋,在最合理的意義上予以繼承,是順利完成從傳統向現代過渡的捷徑。民本之「民」是子民,民權之「民」是國民,民主之「民」是公民。子民社會唯君權,無民權,其法文化以家族為本位;國民社會限君權伸民權,其法文化以國家為本位,公民社會廢君權興人權,其法文化以個體公民權利為本位。民權一詞介於民本和民主之間,是以儒家文化資源為本根,在西方民主文化的刺激下,由中國人創造並喜聞樂見的新詞,它起到了接引西方民主文化和促進傳統民本思想向現代轉化的作用。
儒家「和為貴」的思想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特色。在現代社會,它經過吸收和揚棄,發展為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制度。一位日本學者就認為現代中國解決糾紛不僅在於發揮民間調解的優勢,調解在官方訴訟中也被廣泛採用。體現為訴訟中有調解程度,判決的執行中重視對當事人的說服教育等。調解制度適合中國國情,不僅能有效地解決糾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司法和執法量的不足。
儒家思想內容寵雜、氣象萬千,學者們在討論中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經過幾天的探討,大家互通有無,對儒家思想的認識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深化。

C. 論述先秦儒法倆家法律思想上的對立

這個話題比較大而沉重 真回答起來沒個思想深度是應付不了的說個大概區別就是儒家提倡以德孝仁治天下，是一種相對柔和，溫婉的政策（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以人為本）；與之相對的法家學說則是以嚴法治國，制訂嚴格的法律來管理約束群眾（用現在的話就是依法治國了），以上應當是最根本對立的地方吧

眾所周知，先秦的儒家和法家都是塑造中華法系的主要思想力量。作為一種統治政策，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可以說是各有所長，又獨具特色，儒家和法家政治法律思想差異代表了中國先秦時期治國方略的不同路向,形成了德治主義與法治主義的不同傳統,並奠定了儒法互補的基本格局.自漢武帝至清末，歷代統治者都奉行外儒內法、霸王道雜之的治國之策，而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

儒家的法律思想

一、儒家思想總述

儒家思想是孔子在總結、概括和繼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親親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一個規范社會道德倫理的思想體系。《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儒家思想後經過孟子，荀況，董仲舒等人的發展最終得以發展成的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儒家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他以「親親」、「尊尊」為立法原則，極力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以「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為基礎，並倡導大一統，反對苛政和兼並戰爭。他適應了奴隸制解體封建制度崛起後的社會需要，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後被統治者尊崇為正統思想，遠播四海，成為我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其影響一直到當今社會。

二、儒家思想之得

儒家思想之得表現在：

「禮」——以禮治國，寓法於禮。

儒家思想強調「禮」的作用，其對個人修養和良好品德的嚴格要求本質也是為了服從於禮。「禮」原意指的是對神上和祖上的祭祀（禮）祭祀就要強求次序和秩序，孔子將其演化為等級化秩序化的禮制，孔子努力倡導「禮」，希望按照禮使得社會安定團結，免除各個諸侯國家的戰爭，使得相互和諧，人們生活安定。另外又要求個人進行嚴格的自我修養，然後按照「禮」的要求進行社會生活，從而達到彼此和諧、安定的境界。盡管這一思想多少存在一定空想成分和不切實際，但是其進步性卻是明顯的。荀子將禮進一步發展成為「隆禮重法」成為優秀的治國之策。

「仁」—— 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

儒家以仁為核心，發展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思想，這些內容集中概括了其治國思想和主張。「仁」運用於實踐即表現為「德主刑輔，先教後刑」。孔子強調「仁者愛人」反對苛政，而孟子又進一步發展了這一理論，提出「民為貴，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荀子也在此基礎上把法家的"法治"思想納入了儒家的思想體系，如「天生民而立君，以為民也」（《荀子 大略》），而且儒家把原始宗教的天的觀念，具體落實於民的身上，把民升到神的地位。如儒家認為「天聰明，自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畏」（《尚書 皋陶謨》），再如「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再如「民，神之主也」和「民和，而後神降之福」（《國語 周語》）。又謂「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因此，儒家學說具有很強的民本色彩。「仁」在歷代思想沿革中始終作為儒家治國思想核心被保存和發展。

「德」——強調個人修養，特別是統治者的個人修養。

「德」是個人修養的集中反映。儒家學說自開始起就是講求個人的修養，首先從個人出發以個人感受的角度來尋求個人內在和諧與平和。 如《論語》「學而篇」第一句就是講「說」、「樂」、「不慍」，達到這樣的境界才是有德有養的君子。可以說整個論語就是以孔子自己的行為表現和道德修養活動來教誨他人。而個人修養的最終目的除了使得個人感覺到愉悅之外，還在於達到社會本身的和諧，如 「學而篇」第一十二句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統治者的品德修養又關乎國家和社會的治理，具有國家治理權力的人應該注重自身品德的修養。統治者具有良好的品德修養，不僅可以使得國家政權穩定，社會安定，而且能夠保障庶民的生活，從而達到「禮治」社會的理想層次。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

三、儒家思想之失

儒家思想中既有仁善，亦具有治國之策，散發著濃重的人文色彩但是其也有自己的不足。

過於強調個人修養，不重視法律。

儒家強調個人為了神上和祖上而講求品德，使得儒家學說認為上至皇帝，下至黎民都要強求這種品德修養。而作為治國之策，這一點無具有空想性，根據歷史實踐可以發現，治理國家除了統治者要具有良好的個人素質以外，治國策略也是非常重要的，儒家思想希望藉助「德」而和諧社會無疑是不切實際的。

「親親」「尊尊」的腐朽性。

儒家學說僅僅是把國民當做被動接受恩施的客體，按照父母與子女的模式來理解君、官與民眾的關系，以滿足民在物質上和役力上的基本需求為上限。即便出現了皇權的保證，民眾推翻的理由是當權者道德墮落、品質糜爛，而新建的王權只要繼承儒家學說，做到修身養性、體貼民生，就可以獲得新的正統地位。這種思想無疑具有保守性和腐朽性，他只能做到維系統治，而並不利於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

倡導「人治」不利於長治久安。

無論是「禮」還是「仁」，儒家學說始終希望藉助自我修養推行禮法達到社會和諧，從本質上來看，儒家倡導的實際上是「人治」，人治的弊端又是顯而易見的，好的人治靠有責任感的強勢的鐵腕人物的確可以出現盛世,如貞觀之治，但人治的缺點是長遠穩定性繼承性無保障，缺乏制度性的約束和規范，從長遠看還是不利於統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進而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產生阻礙。

法家的法律思想

一、法家思想總述

法家最初的起源已經無從考證，但是鄧析、少正卯可以稱之為法家開山鼻祖，後來李悝，商鞅以及韓非子、李斯，等又不斷補充和發展法家思想，法家思想最終在秦朝達到頂峰。法家的核心思想是以法治引領社會。他們的理論根據是萬物以道為原為本，法是道在社會的體現。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國強兵。而為了富國強兵，法家主張改革貴族奴隸主世襲制，強調獎勵耕戰，減輕賦稅。法家根據社會現實提出「各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古禮只適合於古代，當其時必須實行法制。他們由是提出與其法治思想一致的歷史觀：歷史是發展的， 「不必法古」，「反古不可非」。

法家的法治思想體現在不同的法家思想家裡，法治、術治、重勢思想各有側重：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術治，慎到強調重勢，韓非成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法律思想之得

「法治」——主張「依法治國」。

戰國時期的法家屬於地主階級改革派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為韓非子。其思核心是建立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國家，並以「法治」來維護。這種理論被秦王贏政所採用，成為他滅六國，建立專制體制的理論基礎。秦統一後的許多措施就是法家理論的應用。需要注意的是，法家的「法治」只提出了刑法，並不是近代意義的法律思想。其法治對象是君主之外的所有臣民。這對打擊奴隸主貴族特權，保護新興地主的中央集權制度有積極作用。雖然由於秦過分強調「法治」，以致嚴刑苛法，橫征暴斂，短命而亡。秦漢以後法家作為一個學派消失了，但重視法的作用，強調君主專制思想卻被歷代繼承下來。

制定成文法，將法公之於眾，注重治國策略。

法家所主張的首先就是將法予以成文化，並且公之於眾。「法者，國之權衡也」（《商君書 修權》）。法以明文規定的形式公之於眾的效果，就是評判行為的標准也予以客觀化，不再是主觀性的個人道德修養。和儒家將行為規范稱為「禮」不同，法家將自己規定的行為規范明確稱為「法」、「律」，努力顯示出對社會大眾的平等性：「刑無等級，自卿相將軍以致大夫庶人，有不從王令、犯國禁、亂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書 賞刑》）。

重「刑」——突破「刑不上大夫」，凸顯王權權威。

法和律的內容對「禮」突破很大，法律的制定是為了定分止爭，興功禁暴，賞刑並用，同時，也以明確的方式來維護王者的權威。對於王者的權威維護，不再依賴於王者的道德修養，反而，更多地依賴於法律的威嚴和嚴格執行。在統治權問題上完全拋棄了過去「禮治」所強調和運用的倫理工具，利用對臣民的利益引導和心理威懾來服從王者的需要。盡管韓非子也看到了特權階層對法律實施的破壞和阻礙，「犯法為逆以成大奸，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韓非子 備內》），但是，法家的法與律以及嚴格實施，還是為了「明王之國」。

三、法家法律思想之失

法家思想有許多進步之處，也一定程度上促進社會發展，但是他也存在很多不足。

「嚴刑峻法」。

正因為嚴格按照法律來維護統治權以及國王的權威，對犯法者自然不會從輕，法家的集大成者商鞅、韓非子都主張「嚴刑峻法」，「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韓非子 六反》）。實際上就是加大對犯法者、犯罪者的處罰，通過嚴厲的特殊預防來增進一般預防的效果，從而使得民眾對國王之法不敢違反，順從於法律的規定，建立符合統治者需要的統治秩序，從而達到「治」的目的。因此，在法家法律思想中，反而沒有了民本思想，

民眾工具化。

在法家思想體系中，民眾只作為統治者的奴役對象而出現。法家對於老百姓是心存蔑視的，儒家主張「民可使由之，而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法家則更絕，主張民可用其勇，而不可使其有智，主張以懲罰使人民恐懼，用獎勵讓百姓服從於國家的利益，比如對外侵略擴張。如商鞅訂立的軍功二十級，讓百姓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斗，也就是鼓勵為國家利益而殺人，只有功利，不問是非。整個國家至上而下只有統治階級擁有思考能力，只有君主一人擁有最終決策權；作為臣民，只要服從並隨時准備為國家（事實上是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的利益獻身就行了，而回報不是人格的尊重和自由權利，也不是儒家那樣在道德上的褒揚，而是實實在在的物質利益。總體上而言，就是利用國民的生存利益來達到政治的目的。「法治」完全是一種工具和手段。

過分強調權術忽略統治者自身能力和修養。

法家明確論述王者權勢問題和王者對臣民的駕馭之術，如「抱法處勢則治」（《韓非子 難勢》）、「君無術則蔽於上，臣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 定法》）。談論勢的目的，還是為了維護統治。儒家所倡導的是靠王者的道德修養來順從「禮治」要求，從而服得天下，使得民眾從道德倫理的角度佩服和服從王者的秩序，即主張「賢人治理」。而法家則認為「賢人治理」完全是一種幻想，只有靠勢才能實現良好的統治。君主具有王者的帝王和權勢，臣民所具有的臣民身份決定了他們必須服從於君主的權勢，對於不服從者，自然是用法來懲治。這樣法與勢結合起來，成為統治的良好工具。而且，君主還應該講究「術」。這是韓非子所明確強調的，除了人事制度的管理之外，還要強調「藏之於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群臣者也」（《韓非子 難三》）。在君臣關繫上，君主應該無為，不可「移情借臣」，把君主對臣民的防範予以明確化和正當化，並且設計多種方式來供君主運用，防止臣民對君主的悖逆和姦詐，實際上這是為君主的特務統治和法制之外的操縱提供了最初的理論支持。

法家儒家思想綜述

儒家主張的是「賢人治理」，法家的法律思想主張君主的權勢，並且以法予以保障。儒家強調君主的個人修養，尋找道德支撐，而法家則根本不管法、律是否有道德的支持。以至於，法家的法律思想很容易導致「惡法亦法」；儒家則注重「法」與「禮」的關系，要求法符合進行祭祀活動「禮」中的親情和溫情關系。儒家學說在道德上為君主統治留下了難題和隱患：「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 五蠹》）可見，法家和儒家的法律思想存在針鋒相對的對立，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又具有極強的互補性。

可以說，在平和時期，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非常需要儒家學說的支持，使得君主保持個人道德，也使國民修身養性，保證良好秩序，從而保證政權的穩定性和連續性；而在征戰時期，國家趨向統一和奪取政權的需求就可以從法家那裡找到根據。對於本身就認為皇權至上的君主來說，在自己道德破敗或者把道德拋棄時，法家的主張正好可以彌補統治方式上的空白。對於皇權來說，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正好可以滿足其不同側面的需要，正所謂，「威逼」與「安撫」相結合，服從於皇權的統治要求，維護君主的權威和統治，成為皇權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工具，共同達到了「人治」的終極目標。也正是如此，自漢武帝至清末，中國統治階級選擇的治國模式是外儒內法而劑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飾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調劑政治。這種治國模式的形成，在秦漢以前經歷了較長時期的選擇和探索的過程，是一種歷史發展的必然。儒法互補，儒法交融，這才構成中國傳統治國思想的核心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