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立法了嗎

Ⅰ 中國ppp發展有哪些趨勢

趨勢一：條例出台引領PPP進入規范發展新階段。
我國的PPP立法正在加快，PPP條例即將出台。PPP條例的出台對引領PPP進入規范發展，將起到根本性和歷史性的作用。2019年，規范有序仍將是推進PPP發展的主基調。隨著PPP條例的頒布實施，PPP項目將會真正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使PPP項目能夠依託市場，實現健康、可持續發展。

趨勢二：本源回歸PPP重要作用將持續發揮。
自2014年以來，我國PPP模式加速發展，但一些問題和亂象開始逐步顯現。隨後，2017年下半年開始一系列規范政策緊密出台，PPP開始真正回歸本源。2019年，高質量規范發展仍是PPP市場的主旋律。隨著政策的不斷規范與調整，PPP市場將發生結構性變化，本源回歸的PPP持續發揮重要作用。

趨勢三：PPP政府支出管理將進一步規范。
做好PPP政府支出管理，事關PPP發展質量。2018年，繼續細化PPP項目的各項財政支出責任，PPP政府支出管理獲得實質性發展。2019年，財政部勢必將進一步強化PPP政府財政支出管理工作，嚴控10%財承底線。

趨勢四：PPP信用體系建設進入新階段。
我國PPP信用體系建設屬空白狀態，尚處在起步期，但隨著PPP的不斷規范發展，PPP信用體系建設將進入新階段。2019年，在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深入推進過程中，PPP長期發展的信用體系建設步伐也將會不斷加快，更好地推動PPP模式健康、可持續發展。

Ⅱ 政府采購和PPP項目中的問題

政府采購與PPP的界定

關於政府采購。為避免理解上的誤區，本處關於政府采購的定義，直接援引《政府采購法》的界定，即所謂政府采購，是指各級國家機關、事業單位和團體組織，使用財政性資金采購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購目錄以內的或者采購限額標准以上的貨物、工程和服務的行為。

關於PPP。我國目前尚無統一的PPP立法，關於PPP也沒有整齊劃一的定義，不同的國家、國際組織、多邊組織、投資機構、金融機構、專家學者、實務操作者、中介咨詢機構等對PPP都有不同的理解。總體而言，PPP是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以合作關系運作項目的一種總稱，是一種替代性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交付方式。這裡面遴選如下定義，供參考。

亞洲開發銀行：PPP是為開展基礎設施建設和提供其他服務，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實體之間可能建立的一系列合作夥伴關系。

財政部：PPP是政府與社會資本為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而建立的「全過程」合作關系，以授予特許經營權為基礎，以利益共享和風險共擔為特徵；通過引入市場競爭和激勵約束機制，發揮雙方優勢，提高公共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供給效率。
目前財政部推行的PPP，其主要特徵如下：A.私人部門獲得成本補償及合理回報的途徑為，在特許經營期內向使用者收費；B.公私部門進行全過程合作，不僅包括融資、建設、特許經營，還包括規劃、設計等前期工作；C.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組成SPV（股權或資本上的合作），特許經營期滿後SPV解散，以實現政府
「更多地參與」項目中後期工作，以及私人部門「更早地介入」項目前期論證。

我們認為財政部關於PPP的界定過於狹義，不利於PPP項目的推進，建議適當擴大PPP的適用范圍。

政府采購法和PPP能否相通？

《政府采購法》第四十三條明確，政府采購合同適用合同法。采購人和供應商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按照平等、自願的原則以合同方式約定。

此和PPP的理念相同，正如前述亞行及財政部關於PPP的界定，強調是雙方之間的合作夥伴關系，強調利益共享及風險分擔，而非強調強勢政府或公共部門的利益。這表明，政府采購和PPP之間有融合及銜接的基礎。

至於政府采購程序，《政府采購法》第二十六條，明確政府采購的方式有：公開招標；邀請招標；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詢價；國務院政府采購監督管理部門認定的其他采購方式。但其同時也明確公開招標應作為政府采購的主要采購方式。

就濟邦咨詢公司操作過的PPP項目案例而言，關於應採取何種方式選擇PPP合作方，更多的政府部門認為應通過招投標的方式。毋庸置疑，採取招投標的方式是比較保險的一種方式，至少不會犯政治錯誤。就項目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比較成熟的工程/設備采購，因其邊界清晰或者說標准容易界定，市場成熟，競爭充分，不涉及到長期合作合同的，可以考慮通過招投標的方式選擇投資人。但就建立長期合作夥伴關系的，涉及到各方在全壽命期內利益共享、風險分擔，涉及到運營期績效評估等各種復雜的安排，應給予雙方充分的談判空間，而招投標因其嚴格的程序設計、商務報價權重的要求、可談判餘地小等要求，使得PPP項目中的良好設計理念無法得到有效體現，則不太合適。

政府采購法規定的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等為我們PPP項目實際運作提供依據，但目前政府采購法中關於競爭性談判、單一來源采購等規定了明確的適用前提，未來是否可考慮由PPP
UNIT部門（下文詳述）來評估一個PPP項目應採取何種遴選方式選擇社會資本。

政府采購和PPP如何有效銜接？

明確PPP中關於私人部門/社會資本的界定

關於PPP，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中Private如何界定一直存在爭議，國有企業是否屬於Private？亞行在中國推行PPP試點項目，也經歷了一個重新認知的過程。今年2月亞洲開發銀行在洛陽舉行的PPP試點培訓會上，亞行與會培訓官員即認為國有企業不屬於私人部門，按此說法將直接導致目前在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等領域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量大面廣的國有企業被排除在私人部門之外。但在哈爾濱試點培訓中，亞行與會培訓官員即對該等觀點進行了修正，列舉了判斷標准，完全的盈利性、市場化運作、不依靠財政資金的國有企業可視為私人部門，但項目當地的國有企業除外。當然這個觀念也只是在公開場合的一種說法，未來亞行對私人部門的定義應根據其落實到使用手冊或其他正式的文本中的界定為准。

財政部對於Private的界定，使用的是社會資本的字眼，這和政府采購法未對供應商性質作限定，初步判斷理念相通。當然最終關於Private的定義還有待PPP立法的完善及和政府采購的銜接。

Ⅲ 如何採取ppp模式，破解城市建設資金短缺制約

PPP模式：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境。（典型模式）

一、「PPP模式」在未來「地方債」扮演何種角色？

43號文，提供了新一屆政府對「地方債務治理」的框架，其中明確「將逐步剝離地方融資平台公司的政府融資職能」，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

10月28日，財政部印發《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最大亮點就是：要大力推廣「PPP模式」，通過PPP模式，將政府債務轉為企業債務。在融資政策的基礎上，財政部擬採取「公司制PE」形式設立中央財政PPP融資支持資金，為PPP項目開發、准備階段和融資過程提供資金支持。

根據國務院研究發展中心的測算：到2020年，與城鎮化相關的融資需求約為42萬億元。根據43號文和《地方政府存量債務納入預算管理清理甄別辦法》的規定推演：未來，地方政府性債務，主要由一般政府債、專項政府債和PPP債構成。可見，應對未來幾十年的城鎮化資金缺口，PPP模式被委以了重任。

從43號文規定來看，對於新增政府債務，推廣使用「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鼓勵社會資本通過「特許經營」等方式，參與城市基礎設施等「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業」的投資和運營。對於存量政府債務，在建工程確實沒有其他建設資金來源的，應主要通過「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和地方政府債券解決後續融資。

PPP模式，具有較大的發展潛力。一方面，2013年中國PPP項目的累計總投資為1278億美元，和同類型新興市場比有較大的差距。另一方面，2013年新增的PPP投資額僅為7億美元，而2013年城投債的發行量則高達9512億元，若「PPP模式」成功替代「城投主導的融資模式」，其發展空間巨大。

二、何謂「PPP模式」？

PPP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即「公共部門-私人企業-合作」的模式）指的是：公共部門通過與私人部門建立夥伴關系，共同提供公共產品或服務，是20世紀90年代後出現的一種新的融資模式。

PPP模式的一個典型結構是：公共部門與中標單位組成的特殊目的公司簽訂特許合同，由特殊目的公司負責融資、建設及經營。這種融資形式的實質是：政府通過給予私營公司「長期的特許經營權和收益權」來換取基礎設施建設，以解決政府的財政困境。

三、「PPP模式」與「BOT模式」的區別？

從廣義上來說，PPP指的是，「企業參與提供『傳統上由政府獨自提供』的公共產品或服務」的模式。從世界銀行對PPP的分類來看，主要包括：外包類、特許經營類和私有化類。因此，BOT本質上也可視為「PPP的一種」。

BOT即「建設—經營—轉讓」，是指：政府授予私營企業一定期限的特許專營權，許可其融資建設和經營某公用基礎設施，在規定的特許期限內，私人企業可以向基礎設施使用者收取費用，由此來獲取投資回報。待特許期滿，私人企業將該設施無償或有償轉交給政府。

但就合作關系而言，在BOT中，政府與企業更多是垂直關系。即，政府授權私企獨立建造和經營設施，而不是與政府合作。而PPP則是，由政府和企業共同出資組建「特殊目的公司」，更強調「政府與私企利益共享和風險分擔」。

PPP的優點在於：政府能夠分擔投資風險，能夠降低融資難度，雙方合作也能夠協調不同利益主體的不同目標，形成社會利益最大化。但PPP的缺點在於：增加了政府潛在的債務負擔。BOT優點在於：政府最大可能的避免了項目的投資損失。但BOT缺點是：投資風險大，私營資本可能望而卻步，且不同利益主體的利益不同，單方面利益最大化的納什均衡並非全社會最優。

四、「PPP模式」有哪些優點和缺點？

PPP模式，關鍵在於「引入私人部門承擔公共品與服務項目融資、建設、運營等的大部分工作」，與政府直接提供公共品與服務相比，PPP有助於地方債務的治理。

「PPP模式」能緩解政府增量債務。私人部門承擔項目融資大部分工作，以換取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長期特許經營權，政府將部分債務轉移至私人部門。

「PPP模式」能夠消化政府存量債務。私人部門負責項目運營、維護，其比融資平台公司直接運營更有效率。政府部門雖需承擔新建項目部分融資工作，杠桿增加，但因項目更有效率地運營所獲得的正的凈收益，有助於消化存量債務。

PPP分散了部分風險。PPP在項目初期已實現風險分配，政府承擔部分風險，減少了私人承擔的風險，降低了項目融資難度，有助於項目融資成功。當項目發生虧損時，政府與私人部門共同承擔損失。

實際上，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民間資本就已經開始參與了高速公路、電廠等基礎設施的建設，緩解了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短缺的困境。但由於PPP在實踐過程中有許多不足，阻礙了PPP模式的推廣。亓霞、柯永建和王守清在中國軟科學上發表的《基於案例的中國PPP項目的主要風險因素分析》，系統性總結了導致PPP項目失敗的幾個原因：

1、法律保障體系不健全。由於法律法規的修訂、頒布等，導致原有項目合法性、合同有效性發生變化，給PPP項目的建設和運營帶來不利影響，甚至直接導致項目失敗和終止。我國缺少相關法律，對原先簽訂的PPP項目進行保護。如江蘇某污水處理廠採取BOT模式融資建設，在合同簽訂後頒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處理現有保證外方投資固定回收項目有關問題的通知》，外方投資者被迫與政府重新協商投資回報率。

2、審批、決策周期長。政府決策程序不規范、官僚作風等因素，造成PPP項目審批程序過於復雜，決策周期長，成本高。項目批准後，難以根據市場的變化對項目的性質和規模進行調整。在青島威立雅污水處理項目中，政府對市場價格的了解和PPP模式的認識有限，頻繁轉變對項目的態度導致合同經長時間談判才簽署。

3、政治影響因素大。PPP項目通常與群眾生活相關，關繫到公眾利益。在項目運營過程中，可能會因各種因素導致價格變動，遭受公眾的反對。如北京第十水廠由於成本上升需要漲價，但遭到來自公眾的阻力，政府為維持安定也表示反對漲價。

4、政府信用風險高。地方政府為加快當地基礎設施建設，有時會與合作方簽訂一些脫離實際的合同以吸引民間資本投資。項目建成後，政府難以履行合同義務，直接危害合作方的利益。在廉江中法供水項目中，政府與合作方簽訂的《合作經營廉江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合同》中，政府承諾廉江自來水公司在水廠投產的第一年每日購水量不少於6萬立方米，但當年該市自來水日消耗量僅為2萬立方米，合同難以執行。

5、配套設施不完善。一些PPP項目，通常需要相應的配套基礎設施才能運營，如污水處理廠需要配套的管線才能生產。在實際中，有些PPP項目配套設施不完善，使生產經營陷入困境。

6、項目收益無保障。一些PPP項目建成後，政府或其他投資人新建、改建其他項目，與該項目形成實質性競爭，損害其利益。在杭州灣跨海大橋建設未滿兩年時，相隔僅五十公里左右的紹興杭州灣大橋已准備開工，與杭州灣跨海大橋形成直接商業競爭。此外，政府對一些PPP項目承諾特定原因造成的虧損進行補貼，但補貼額度與方法無具體規定。

在這些缺點當中，政府信用風險是最主要的風險。這一風險，主要源於某些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提升政績，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通過「過高的固定投資回報率，過高的收費標准，過長的特許經營期」吸引民營資本，但最終又因公共機構缺乏承受能力，產生信用風險。

五、「PPP模式」應當如何改進？

未來，PPP債將在地方政府性債務模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何趨利避害，以盡可能發揮PPP模式的優勢」至關重要。PPP模式比較復雜，涉及到多方利益，協調利益分配是實施PPP項目的關鍵。成功推廣PPP模式，促進民間資本進入公共品與服務領域，需要建立一個行之有效的保障機制。

首先，制定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公共品與服務項目通常「前期投資額高，回報周期長，影響項目的因素多，收益不確定性大」，私人部門在參與這些項目時，會考慮進入後的風險。如果沒有相應法律、法規保障私人部門利益，PPP模式難以有效推廣。通過立法等形式，對私人部門利益予以保障，方能吸引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其次，完善「風險分擔」機制。政府部門對政治風險、法律變更的承受能力強，而融資、經營等風險，與企業經營活動直接相關。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在政府和私人部門之間分配風險，建立合理公平的「風險分擔」機制。

最後，協調好參與方利益。在PPP項目中，政府主要任務是監管，對私人部門的利潤進行調節，代表公眾利益的同時保證私人部門能夠得到合理收益。在簽訂合同時，制定好收益分配規則，均衡各方收益。如果私人部門從PPP項目獲得利潤較低時，政府根據合同對其進行補貼以保證合作繼續，反之，若私人部門從PPP項目中獲得超額利潤時，政府可根據合同控制其利潤水平。

Ⅳ 財政部新出的文件對PPP行業發展產生什麼影響

PPP立法工作對當前PPP推進的規范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立法工作是PPP推進的綱。在當前法治社會依法治國的前提下，有法可依可以說是重中之重，廣大PPP相關工作者都予以密切關注。從有利於實際操作的角度，我對本次PPP條例的期望主要集中在「明確定義、確定范圍、解決沖突、立好規矩、抓大放小」。
一、社會資本的范圍需要進一步明確
根據我國實際情況，結合目前PPP項目社會資本方構成情況，社會資本主要由央企、地方國企以及民企和外企構成。國有企業按照國資委定位有競爭型，一般建築類企業均屬於競爭型，在傳統基建項目上就作為投標人參與本級基礎設施項目投標，在新的PPP模式下，理應具備同等權利；還有一種公益類國企，承擔部分政府交辦的任務，這類公司如果以社會資本身份參與本級政府PPP項目，就會出現不公平競爭問題。由於該類地方國企與地方政府之間特殊的「血緣」關系，使得該企業具備了其他單位無法逾越的優勢，這樣操作的最終結果將導致競爭下移，從招標階段的競爭轉移到組建聯合體的競爭，從而造成項目公平性缺失，進而導致項目無法真正達到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最終目標。因此，建議明確社會資本范圍，剔除這類公益性地方國企參與本級政府PPP項目投資的權力，確保社會資本處於相對公平的競爭環境。
二、協調處理好頂層文件沖突事宜
在實際操作中，由於本輪PPP是2013年底提出的，且PPP是一種模式，屬於一個面，會和其他單獨專業的法律法規有較多的交叉。在本次立法中，亟需解決頂層文件與PPP的矛盾、沖突及不適應問題，為後續PPP依法合規操作、健康有序發展提供有力保障。例如：
1. PPP項目招標與經營性用地的招拍掛之間的沖突
PPP項目是確定項目法人，土地招拍掛是確定土地使用權人，由於PPP項目多包含基礎設施建設（或為彌補收益不足附帶經營性項目），與土地息息相關，二者實質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但由於頂層法規限制，不能通過一次招標確定上述兩件事，形成較大不確定性，可能導致政府允諾無法兌現，社會投資人期望難以達成。
2.政府付費及可行性缺口補貼項目中政府補貼部分增值稅的處理
PPP項目中多設計政府補貼，但在營改增之後，政府補貼部分是否要繳納增值稅沒有明確說法，只能按照嚴格要求，繳納增值稅。但由於該項補貼是地方財政給予社會投資人，增值稅實質上也要納入政府補貼，但增值稅又涉及國家與地方分成，所以無形中造成地方稅賦增加，與國家降低各種稅稅，更多的給予地方的思路不符。
3.通過競爭選擇社會投資人的二次招標問題
競爭性磋商目前沒有一個明確的定位，但很多地方政府採用競爭性磋商確定社會投資人後，由其直接作為總包單位負責施工，該模式需要在條例中予以明確。
三、價格管理與調價機制事宜
PPP項目中使用者付費及可行性缺口補助項目均涉及政府定價及價格調整，在社會投資人選擇階段往往就需要確定，但實際工作中該項工作均需要價格聽證，與簽署協議時點存在較大時間差，因此造成後續政府財政付費不定、社會投資人風險不定，建議條例中應對此有更加針對性的說法。
四、設立項目公司事宜
項目公司是PPP項目的法人，如條例中明確規定項目公司不得從事與合作項目實施無關的經營活動，將間接導致項目業績難以應用在其他項目。
五、提前終止事宜
提前終止的原因很多，並不局限於不可抗力、社會資本違約及政府依法徵用，因此對於提前終止，更重要的是約定好雙方認可的補償，並且避免通過提前終止做假的PPP即可。
六、監督檢查事宜
監督檢查是政府及社會資本履約的重要手段，但履約的具體實施主體可以是政府（甲方），也可以是政府指定機構（包括第三方專業咨詢機構），且還應該鼓勵支持通過購買服務等方式聘請第三方專業機構通過先進的管理手段協助政府做好履約檢查及績效考核工作。
七、社會資本發起PPP項目事宜
為了更好地選擇PPP項目，更多的聽取各方意見，由社會資本發起PPP項目亦是一種可行的模式，但要注意社會資本發起後工作的進度又有一個結點，不能超過這個結點，如果超過了，可能會對其他社會投資人造成不公平，政府的貢獻力受到質疑。建議將該結點設置在實施方案編制完成階段。
八、PPP項目與現有基建流程對接事宜
在國家發改委傳統基礎設施領域PPP工作導則中已進行了初步明確，根據項目實際情況（因有些打包項目不能全部完成立項），建議在條例中盡量多加幾個「原則上」。
九、物有所值事宜
現階段物有所值流於形式，沒有人真正關注，因為只要評審，肯定都過，建議做2-3階段物有所值。第二階段在項目招完標後，對招標結合進行檢測，為後續項目提供借鑒；第三階段在項目在項目實施一段時間後，對全生命周期進行驗證。
十、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事宜
建議對全部項目進行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保證政府對項目支出責任的范圍有清晰的判斷。
十一、其他事宜
此外，本次條例中還存在有關主管部門指向不清晰、實施方案中財務測算及政府支出責任等關鍵指標缺失等需要完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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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25省重大項目投資計劃情形如何

重大項目投資正在各地如火如荼進行中。據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至少25省份對外公布重大項目投資計劃。其中，吉林、河北、江蘇、福建、江西等逾10省份投資總規模均超過萬億元。不過，與往年相比，今年的投資結構出現明顯變化，「擴大有效投資」成為重大項目攻堅戰的關鍵詞。高新技術、戰略性新興產業、生態環保等成為投資熱點。

值得一提的是，在基礎設施投融資方面，PPP立法正在緊鑼密鼓研究制定中，此外，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也有望加快推出。

對此，徐洪才指出，一些PPP項目過去在操作上有一定失誤和「變味」，地方政府為其兜底增加了杠桿率、債務率。

王志剛表示，PPP項目庫規范有助於防範金融風險帶來的債務風險，避免一些地方尤其是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的債務累積，保證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談到PPP上位法，朱振鑫表示業內期待已久，但考慮到上位法涉及面廣，需要協調多個部門，去年徵求意見後收到了許多有效建議，目前正在緊鑼密鼓地研究制定中，還需要等待些時日。

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PPP雙庫定向邀請專家薛濤則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PPP條例立法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PPP的規范發展問題，但不能從根本上滿足地方政府巨大的融資需求。

薛濤進一步分析稱，我國基礎設施投融資需求巨大，而地方在舉債模式的規范下，融資手段變得相對缺乏。一些不具有運營屬性，或者運營空間有限的不規范的PPP項目不但沒有解決融資問題，反而增加了遠期的地方隱形債務。而對於金融機構而言，這類項目交給社會資本做比交給平台做更有風險。

「平台公司融資受挫，加上運營類項目投資范圍有限，只能解決少量融資問題，這個客觀原因也制約了PPP項目提高公共服務效率的目標的達成。」薛濤認為在基礎設施投融資方面，除了PPP之外，需要盡快研究其他更有效的措施並完善頂層設計。

薛濤還表示，地方投融資一方面是需求大，另一方面是不均衡。因此，中央和地方財權事權改革需要再推進，進一步完善價格機制。「從宏觀上看，財政平衡需要盡快從依靠周期性城市擴張下的土地財政收入，轉向依靠更穩定長期的財稅和價費。」

來源：經濟參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