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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內仲裁製度及其存在的問題與立法完善

發布時間: 2024-11-04 07:21:51

1. 如何理解仲裁法解釋十三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已經頒布實施,對於解決實踐中法院審理涉及仲裁案件適用法律的一些問題具有重要作用。同樣,也因為這部司法解釋在功能目標上著眼於解決具體問題,未能周詳地考察相關制度與更深的法理,難致盡善盡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本文就《仲裁法解釋》條文的理解,重點是就其中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條文發表些許拙見,藉以拋磚引玉,以期對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與適用《仲裁法解釋》有所裨益。
一、關於仲裁協議
作為仲裁權的產生基礎,仲裁協議的重要性對於仲裁理論與實務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結合《仲裁法》的體例和相關理論,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仲裁協議並評析《仲裁法解釋》。
(一)仲裁協議的形式
仲裁協議的形式在理論上要求採取書面方式,這是因為仲裁協議雖然出於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屬於合同的范疇,但是,仲裁協議在性質上又不同於一般的民事合同,它是當事人選擇爭議解決途徑的契約,是當事人對起訴權的處分。當事人的起訴權屬於裁判請求權的范疇,是當事人一項基本憲法權利,也是當事人一項基本訴訟權利。
當然,如果在主權國家的角度而言,又涉及到當事人之間爭議解決的程序選擇問題。隨著國家的建立,公力救濟逐漸替代私力救濟,成為當事人權利受到侵害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爭議時的壟斷方式,私力救濟逐漸邊緣化,在現代國家,私力救濟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時才可以允許使用,國家已經壟斷了糾紛的解決程序。而仲裁機構作為民間組織其作出的裁決法律規定具有終局的效力,可以成為強制執行的根據,同時是否進行仲裁取決於當事人以仲裁協議形式作出的選擇。
因此,仲裁協議不同於一般民事合同,必須採取法定形式,出於制度的慎重和保全證據的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現代國家一般都規定仲裁協議要採取書面形式。至於什麼是書面形式,《仲裁法》第十六條沒有予以列舉,《仲裁法解釋》第一條根據現行合同法和電子簽名法規定,規定數據電文等形式達成的仲裁協議也是仲裁協議的有效形式。這一規定似乎是符合電子簽名法所體現的立法精神的,因為電子簽名法排除的不得使用電子簽名的事項指的是涉及人身關系、不動產權益、公用事業服務等的事件。但是,仲裁協議處理的事項實際是糾紛解決程序的選擇,有效的仲裁協議排除了國家對爭議事項所享有的法定司法管轄權力,其意義更為重大。同時,數據電文本身由於存在技術操作的難度,在其真實性的證明方面和證據保全的方面都存在問題。
綜上所述,該司法解釋在仲裁協議形式的有效性上採取了寬泛的態度,雖然有鼓勵進行仲裁、擴大仲裁解決糾紛之效,但是在處理如此重大問題上權威性有所不足。所以,仍然應當把仲裁協議的形式限一定於傳統方式,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規定為傳統的書面形式較為妥當,而不是在技術、程序都還沒有成熟的情形下就貿然作出規定。
另外,該條的表述在立法技術上是需要改進的。因為與仲裁條款對應的其他書面形式指的是單獨的仲裁協議,即仲裁合同書,而該條用了信件、數據電文與合同書並列,事實上信件與數據電文是在記載合同內容的形式,應當分別是信件式的合同書和數據電文式的合同書,可見合同書在這里應當是信件和數據電文的上位概念,不能並列使用的。
(二)仲裁協議的基本內容
1.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一切仲裁協議的重要內容,也可以說是有效仲裁協議的首要內容。仲裁合意就是通過仲裁協議中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體現出來的。對仲裁協議中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通常的要求是明確、肯定,即在仲裁協議中以無可爭議的表示授予仲裁庭仲裁權。[2]
但是在仲裁實踐中,大量存在當事人在仲裁協議或者仲裁條款中約定雙方發生的糾紛既可以訴諸法院,又可以申請仲裁的情形。按照通常的理解,由於仲裁協議未能排除法院管轄權,無法確定當事人有明確而肯定的仲裁表示,[3]因此《仲裁法解釋》第七條認定該情形下的仲裁協議無效。筆者認為,這樣簡單的否定該情形下仲裁協議的效力是不妥的。因為這樣的協議或者條款中還是有當事人選擇仲裁的意思表示,基於仲裁法強烈的意思自治色彩,對《仲裁法》第十六條的第二款第一項[4]的理解應該從寬。特別是實踐中出現了有些仲裁條款雖然約定了兩種爭議解決方式,但是在仲裁方式裡面已經明確約定了仲裁委員會的情形。對於這樣的案件,應該可以認定雙方當事人有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另外,該條[5]在表述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仲裁管轄權與司法管轄權不同,前者出於當事人的選擇,後者基於法律的規定。因此,仲裁管轄權的取得必須以仲裁協議有效為前提。仲裁協議的有效,既可能是仲裁協議本來即為有效,也可能是因為當事人行為的補正或者當事人怠於行使權利造成失權情形下的推定有效。其實,當事人補正的有效解決的仍然是當事人意思真實和當事人自主選擇的問題,根據立法本意,當事人失權而推定仲裁協議有效的,也應當是關於當事人意思真實性的方面。同時,從另外的角度來說,管轄權問題還應當是仲裁機構或者法院依照職權查明的事項,因此,仲裁協議無效的情形不得一概可以因當事人失權而推斷為有效的。該條的規定卻違背了上述原理,把因當事人約定爭議既可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訴的而造成仲裁協議無效的情形,因當事人未在法定期間提出異議而推定其為有效,這樣的規定是欠妥當的。
與上述角度否定當事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相對應,《仲裁法解釋》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否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仔細研究該解釋第十一條,不難發現該條的兩個「應當」用語似乎有強制當事人仲裁的嫌疑。依據現有的法律規定,當事人尚可以通過後來的行為在事實上達成放棄仲裁的一致[6],而且現有的我國已經加入的涉及民商事及相應程序的國際公約一般是非強行性的條款,大多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明示選擇予以排除適用或者予以明確適用,又何來「強制意味」的仲裁?再者,按照第二款的邏輯,該類仲裁權的來源就成了國際條約而不是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這顯然是違背仲裁的初衷的。
2.仲裁事項
《仲裁法解釋》對於合同爭議所指的事項范圍作了規范,在當今中國的司法環境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過,該解釋第二條規定的基於合同成立、效力、變更、轉讓、履行、違約責任、解釋、解除等產生的糾紛都是所謂的合同爭議,實在有多此一舉之嫌,因為根據合同法的一般學理該等事項屬於合同爭議,如果在法的適用中出現分岐,一者應當通過合同法之適用加以解決;二者這也反映了立法技術的落後,法律適用者在教條主義地理解法的「明確」,刻意曲解本已明確的法律規定,是應當由法官制度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合同爭議」這一事項范圍的界定,既可考慮嚴格限定於其字面意義,也可以因司法政策的考慮而做出較寬松的解釋,用於解決實踐中真正的困惑,例如在主合同與從合同的情形,主合同和從合同在爭議解決方式或者仲裁問題的約定方面存在不同約定時,仲裁程序將如何進行,仲裁協議的效力范圍究為如何,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該司法解釋並未及於此。
3.選定的仲裁委員會
由於我國目前立法上明確承認機構仲裁,間接的排除了臨時仲裁[7],所以在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也就集中在對仲裁委員會的選定上。在實踐中主要出現以下一些情形:
(1)對仲裁委員會名稱約定不明確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市仲裁委員會仲裁,或者對仲裁機構的名稱的表述漏字。
(2)只約定了糾紛適用的仲裁規則,但沒有約定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適用A仲裁委員會的仲裁規則,但沒有約定由A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
(3)約定了兩個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或B仲裁委員會仲裁;
(4)只約定了仲裁地點而未約定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地的仲裁委員會仲裁;
針對情形(1),《仲裁法解釋》第三條給予的解決方案是十分積極的,是對以往的批復意見[8]的重申,賦予了其普遍適用效力。
針對情形(2),《仲裁法解釋》第四條給予了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案,規定了比較切實可行[9]的除外規定:「當事人達成補充協議或者按照約定的仲裁規則能夠確定仲裁機構的除外」。
針對情形(3),《仲裁法解釋》第五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其中的一個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不能就仲裁機構選擇達成一致的,仲裁協議無效。」筆者認為該條款是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因為實際糾紛發生後,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一般很大,彼此很難再達成一致的協議。按照該條款的規定,實際上等於否定了當事人雙方以前的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而且一旦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中就排除了我國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權。需要注意的是,該條款同時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對處理同類問題的意見[10]的否定。
針對情形(4),《仲裁法解釋》第六條再細分了兩種情形分別處理。對於當地只有一個仲裁機構的情形,該仲裁機構視為約定的仲裁機構,這也是重申了以往的批復[11]的觀點,給予其普遍意義。而對於該地有兩個以上仲裁機構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了限制,再次強調必須「選擇達成一致」。這樣的解釋可以說是對以往同類批復[12]的一個進一步的限制。
(三)關於仲裁條款的獨立性
仲裁條款的獨立性指作為主合同的一個條款,盡管仲裁條款依附於主合同,但仍然是可以與主合同的其他條款分離而獨立存在的[13]。對此,《仲裁法解釋》第十條明確規定了「合同成立後未生效或者被撤銷的」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而且就「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就爭議達成仲裁協議的」情形規定「合同未成立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因此結合《仲裁法》第十九條,對仲裁條款的獨立性立法已經給予了充分肯定。
(四)關於仲裁協議的效力范圍中的第三人問題
對仲裁協議的效力的范圍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對事效力(也即仲裁事項)、對人效力、對法院的效力和對仲裁機構的效力。傳統理論認為仲裁協議的對人效力僅限於約束雙方當事人,不能約束仲裁協議以外的人。隨著實踐的發展,仲裁協議對於協議外的第三人是否具有約束力,具有何種約束力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具備約束力越來越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理論界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有學者對此總結為「關於仲裁協議向未簽字第三人擴張的問題」,也有學者將「未簽字第三人」可以分為兩類來研究——仲裁當事人的變更問題和仲裁第三人問題。《仲裁法解釋》對此做出了積極而謹慎的回應。不過,從《仲裁法解釋》的第八條和第九條來看:僅僅規定了當事人合並、分立、死亡時,仲裁協議的效力及於原仲裁協議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繼受人或繼承人;債權債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時,仲裁協議對受讓人有效。也就是說只對仲裁當事人的變更的兩種情形予以規定,但對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情形,如保險代位人、受控子公司的母公司、利他合同中的第三人等,能否受當事人所簽定仲裁協議的約束?該解釋未能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由此可見,該解釋關於仲裁協議效力擴張問題的規定有待細化。
二、關於法院審理涉及仲裁案件的程序問題
(一)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
依據《仲裁法》,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員會都有權對仲裁協議的效力予以確認,《仲裁法解釋》從認定仲裁協議效力異議管轄法院的級別、審判組織、以及適用的法律等幾個方面予以了規范,並明確了《仲裁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的「首次開庭」的含義。應當注意的是,《仲裁法解釋》再次明確[14]了對仲裁協議異議管轄法院的級別為中級法院,並分別就涉外仲裁和涉及海事海商糾紛仲裁的案件的管轄法院予以確定,同時審判組織為合議庭,並明確在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審查時應當適用的法律。這些規定有利於解決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爭議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的。但是對於這類案件的審限、適用的審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職權,仲裁機構的地位與權利,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和訴訟權利如何,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舉證責任的承擔等都沒有做出應有的規定,這樣給具體程序的進行就帶來了很多困惑[15]。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16],筆者認為,該類案件的審判不得進行調解、不得上訴、不得再審[17];由於該類審判解決的是當事人救濟程序選擇的問題,並不最終決定當事人實體權利的歸屬,這種規定比較傾向追求司法效率;所以,綜合與平衡民事訴訟程序的各項價值需求,把其定位為特別審理程序是恰當的。
(二)撤銷仲裁裁決案件
1.關於撤銷仲裁的適用條件的解釋
分析《仲裁法解釋》第十七條——第二十條,不難發現上述條文都是進一步明確對撤銷仲裁的適用條件。由於實踐中常有法院超越法定撤銷條件撤銷仲裁裁決,因而對此的適用條件予以進一步的明確是有著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的。
2.關於重新仲裁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關於重新仲裁的規定相較於《仲裁法》第六十一條的籠統規定而言詳細多了,上述條文對適用重新仲裁的條件、必須明確通知重新仲裁的具體理由、撤銷程序的對於重新仲裁的安排、以及當事人再次申請撤銷的權利和時效都進行了細致的規定。但還是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明確:例如:重新仲裁的主體問題?重新仲裁程序開始後,原仲裁裁決的效力如何?在重新仲裁中,當事人是否可以撤回仲裁申請或者放棄部分仲裁請求等等。這就使得重新仲裁實踐中仍然會存在大量的分歧。
3.關於撤銷仲裁裁決的審理
對於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審理,仲裁法第五十八條僅規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的合議庭進行審理,此次《仲裁法解釋》第二十四條則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審理,並詢問當事人。從表面上看,《仲裁法解釋》對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審理做出了進一步的程序規定,然而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即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時應適用何種程序?審限如何?仲裁裁決撤銷程序的相對人是否存在?仲裁庭成員有沒有參與權[18]?該解釋並未做出明確規定。由於人民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所適用的程序不明確,必然導致人民法院合議庭審理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時,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其享有何種程序權利等問題難以得到解決,導致與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面臨同樣的程序困惑。
三、關於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
(一)關於執行仲裁裁決的管轄法院問題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案件,由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者被執行的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因此關於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管轄法院亦為中級人民法院。但是由於該條文並未明確具體適用於何種性質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因此,可以理解為該規定既適用於涉外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也可以適用於國內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如果這樣,則意味著同為人民法院執行根據的國內仲裁裁決,其執行管轄法院的級別可能高於法院的判決等執行根據。
(二)關於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問題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當事人請求不予執行仲裁調解書或者根據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協議作出的仲裁裁決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樣的規定充分尊重了當事人和解的意思表示。
但是對於辦理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的程序問題缺乏相應的規定,對實踐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對於這類案件的審限、適用的審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職權,仲裁機構的地位與權利,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和訴訟權利如何,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舉證責任的承擔等等規范的缺位,以至存在與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面臨同樣的程序困惑。當然,關於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程序,實際上在有撤銷程序的情形下,是可以做出相應的協調而不再作出規定,即可以考慮取消關於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程序。
四、關於人民法院向仲裁機構調卷和裁定的選送等問題
依據《仲裁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審理撤銷、執行仲裁裁決案件時,可以要求仲裁機構作出說明或者向相關仲裁機構調閱仲裁案卷。筆者認為,這是法院監督仲裁所必須的,但是仲裁機構在這類案件中所處的地位,享有的訴訟權利都沒有進一步細化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所作出的裁定與仲裁機構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人民法院「應當」將這些裁定送達相關的仲裁機構,而不是僅僅如《仲裁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二款[19]「可以送相關的仲裁機構」。再者,參照《民訴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四款[20],這個「送達」也應該是人民法院辦理這類案件時的職責而不僅僅是可選擇性的職權。
此外,關於《仲裁法解釋》的合法性問題,即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的性質與《仲裁法解釋》的范圍為核心的諸多相關問題,在學理上與我國的法律實踐中都存在許多值得深思的方面,還需要更多學理探索和立法授權,才能逐步消除疑慮與矛盾。
但是,瑕不掩瑜,以上評述雖然採取了提出問題的形式,也多是從反思與促進提高為出發點的。事實上,《仲裁法解釋》對人民法院在監督仲裁活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作出了積極的、明確的和具體的規定,這對於司法實踐乃至中國仲裁事業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仲裁實務中還有很多富有爭議的問題是該司法解釋所未能解決的,希望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會隨著實踐的發展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2. 我國仲裁的歷史沿革和發展

1、產生。我國自古就有類似於「仲裁」的糾紛解決機制。鄉間鄰里發生爭議,雙方當事人往往邀請共同信賴的第三者,如某個家族的族長或者受人尊敬的年長者出面調停甚至裁斷;兩個家族之間發生糾紛,則邀請與這兩個家族都沒有直接姻親關系的另外一個家族的族長或者受人尊敬的年長者出面調停甚至裁斷。到了漢代,我國已經有了一些解決鄉里百姓之間糾紛的制度,如「三老會」制度,其性質相似於今天所說的「仲裁」或者說與「仲裁」比較接近;所謂「三老」,是漢代的鄉官,由鄉間推選三名德高望重的老人擔任,其職責是具體處理鄉間鄰里簡單的民事糾紛和商人間的債權債務爭議,但裁決的執行主要依賴當事人對裁決者的信賴和道德觀念的約束而自行履行,不受法律的調整,所以並沒有形成嚴格意義上的法律制度。一般認為,這是我國仲裁的初始階段,可以視為我國仲裁的產生。此外,我國民間也流傳著很多類似於「仲裁」的寓言故事,僅舉我幼年時聽長輩講過的一個寓言:有隻狼和狽捕獲了一隻獵物但分配時互不相讓發生糾紛,於是便請了一隻狐狸居中裁斷;這只狐狸把獵物一分兩半但故意把一半分的多另一半分的少,多的給狼少的給狽;狽嫌少當然不幹,狐狸就把狼的那一半狠狠地咬了一口,狼又嫌少不幹了,狐狸便把狽的那一半也狠狠地咬了一口,狽更不幹了;就這樣咬來咬去,幾個回合下來狐狸倒是吃飽後揚長而去,狼和狽的面前當然就剩下了一堆骨頭。這個寓言故事,一方面是對古代居中裁斷中一些不公裁斷行為的辛辣諷刺,另一方面是向人們選擇「居中裁斷」者的一個警示,這就是必須要推選處事公正的人,而決不能選擇*佞小人。

2、舊中國仲裁的發展。在我國傳統上,仲裁被稱為公斷。至於我國現代意義上的仲裁,學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形成於1912年北洋政府司法、工商兩部所頒行的《商事公斷處章程》和同年9月頒行的《商事公斷處辦事細則》;1921年,北洋政府頒布的《民事公斷暫行條例》規定,仲裁可適用於一般民事爭議。商事公斷處雖按規定附設於其所在地的各商會,但實際上只相當於一個調解機構,其裁決必須由雙方當事人同意才發生法律效力,當事人不同意時再訴至法院解決。1930年,國民黨政府頒布了《勞動爭議處理法》,經修改也規定了仲裁程序,其調整對象是僱主與工人團體或者15名以上工人發生的糾紛。頒布於1933年10月15日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也有仲裁的規定;1943年2月4日晉察冀邊區頒布的《租佃債息條例》及其實施條例和同年4月9日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頒布的《關於仲裁委員會工作指示》,對仲裁及仲裁機構的性質、任務和許可權作了比較明確的規定。1949年3月15日天津市人民政府公布的《調解仲裁委員會暫行組織條例》、1949年8月19日上海軍管會頒布的《關於私營企業勞資爭議調處暫行辦法》,都有仲裁的規定。

3、新中國涉外仲裁的發展。解放後,我國建立了涉外仲裁和國內仲裁兩套制度,其中涉外仲裁始於上世紀50年代中期。當時根據政務院1954年和國務院1958年的相關決定,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貿促會)先後於1956年設立了對外貿易仲裁委員會、1959年設立了海事仲裁委員會,並制定了相應的仲裁規則。我國涉外仲裁從一開始就遵循國際通行的民間仲裁、自願仲裁、一裁終局的原則。

4、新中國國內仲裁的發展。相對於涉外仲裁,我國國內仲裁的發展歷程要復雜的多。總的來看,大致上經歷了五個階段:

① 行政仲裁實行階段。1955年至1966年,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以前蘇聯的行政仲裁為模式,建立了行政仲裁製度;對經濟合

同糾紛,當事人只能通過經濟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和處理,人民法院

不能受理;當事人不服一審裁決的,可申請上一級行政機關復審。

② *仲裁停止階段。1966年至1977年,國內仲裁全面停止。

③ 恢復仲裁製度階段。1978年至1982年,恢復了經濟合同仲裁製度,但很不規范,不但多頭管理、體制混亂,而且機構分散,程序也不統一。期間根據國家工商局等三部委的相關規定,實行兩裁兩審制度,即當事人對第二次仲裁裁決不服時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

④ 確立仲裁製度階段。1983年至1995年,隨著1981年《經濟合同法》和1983年國務院《經濟合同仲裁條例》的頒行,我國成立了各級經濟合同仲裁機關、確立了經濟合同仲裁製度。但這一時期的國內仲裁帶有濃重的行政色彩,其表現主要有三:首先是仲裁機構附設於各級政府的各相關行政主管部門內部,消費者協會也設有仲裁機構;其次是仲裁立法不統一,據不完全統計,期間有14部法律、82部行政法規和190多部地方性法規都有仲裁規定;再次是實行地域管轄和級別管轄,仲裁程序的啟動不以仲裁協議為必備條件,仲裁製度上實行只裁不審、或一裁兩審、或兩裁兩審的制度。

⑤ 改革仲裁製度階段。仲裁事業的不斷發展,逐步反映出行政仲裁製度的很多弊端,因而在一些法學大家、有識之士,如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漢斌、法律委員會主任顧昂然、人民法院法官費宗禕、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教授、社會科學院梁彗星教授、國家工商局吳炯教授,以及貿仲的專家唐厚志、王生長等人的倡導下,促成了我國仲裁製度的根本性改革;其最重要的標志,是我國仲裁的里程碑《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的制定頒行。根據《仲裁法》和國務院的相關規定,仲裁法施行前在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及其他設區的市設立的仲裁機構,必須依法重新組建;未重新組建的,自仲裁法施行之日起屆滿一年終止。應該說,1995年至今,我國仲裁一直處於現代仲裁製度確立後的改革完善階段。

法律生於制定,重於執行。一部法律的生成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尤其需要有識之士、特別是法案提議者的膽識和魄力;而立法目的的實現,則在於法律的執行,而且法律的生命力也取決於執行。因此,講《仲裁法》的制定和執行,不得不提及被我國仲裁界一些人士稱之為「兩位傑出女性」的人:一位是吳炯教授,她當時擔任國家工商總局仲裁中心主任,主管全國經濟合同行政仲裁,是我國第一個提出制定《仲裁法》、通過國家立法將民商事仲裁由行政性仲裁改革為民間性仲裁、並參與起草仲裁法的人;再一位是現在的北仲秘書長王紅松先生,她原是北京市政府法制局行政復議處處長,具體負責重新組建北仲並出任了秘書長,近年來在執行《仲裁法》和維護法律尊嚴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為促進我國仲裁發展提供了寶貴的示範性經驗。

3. 如何理解仲裁製度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仲裁法〉若干問題的解釋》[1]已經頒布實施,對於解決實踐中法院審理涉及仲裁案件適用法律的一些問題具有重要作用。同樣,也因為這部司法解釋在功能目標上著眼於解決具體問題,未能周詳地考察相關制度與更深的法理,難致盡善盡美,存在一些值得商榷之處。本文就《仲裁法解釋》條文的理解,重點是就其中需要進一步完善的條文發表些許拙見,藉以拋磚引玉,以期對理論界和實務界研究與適用《仲裁法解釋》有所裨益。
一、關於仲裁協議
作為仲裁權的產生基礎,仲裁協議的重要性對於仲裁理論與實務而言是不言而喻的。結合《仲裁法》的體例和相關理論,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仲裁協議並評析《仲裁法解釋》。
(一)仲裁協議的形式
仲裁協議的形式在理論上要求採取書面方式,這是因為仲裁協議雖然出於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屬於合同的范疇,但是,仲裁協議在性質上又不同於一般的民事合同,它是當事人選擇爭議解決途徑的契約,是當事人對起訴權的處分。當事人的起訴權屬於裁判請求權的范疇,是當事人一項基本憲法權利,也是當事人一項基本訴訟權利。
當然,如果在主權國家的角度而言,又涉及到當事人之間爭議解決的程序選擇問題。隨著國家的建立,公力救濟逐漸替代私力救濟,成為當事人權利受到侵害或者法律關系發生爭議時的壟斷方式,私力救濟逐漸邊緣化,在現代國家,私力救濟只有在法律明文規定時才可以允許使用,國家已經壟斷了糾紛的解決程序。而仲裁機構作為民間組織其作出的裁決法律規定具有終局的效力,可以成為強制執行的根據,同時是否進行仲裁取決於當事人以仲裁協議形式作出的選擇。
因此,仲裁協議不同於一般民事合同,必須採取法定形式,出於制度的慎重和保全證據的需要,包括中國在內的絕大多數現代國家一般都規定仲裁協議要採取書面形式。至於什麼是書面形式,《仲裁法》第十六條沒有予以列舉,《仲裁法解釋》第一條根據現行合同法和電子簽名法規定,規定數據電文等形式達成的仲裁協議也是仲裁協議的有效形式。這一規定似乎是符合電子簽名法所體現的立法精神的,因為電子簽名法排除的不得使用電子簽名的事項指的是涉及人身關系、不動產權益、公用事業服務等的事件。但是,仲裁協議處理的事項實際是糾紛解決程序的選擇,有效的仲裁協議排除了國家對爭議事項所享有的法定司法管轄權力,其意義更為重大。同時,數據電文本身由於存在技術操作的難度,在其真實性的證明方面和證據保全的方面都存在問題。
綜上所述,該司法解釋在仲裁協議形式的有效性上採取了寬泛的態度,雖然有鼓勵進行仲裁、擴大仲裁解決糾紛之效,但是在處理如此重大問題上權威性有所不足。所以,仍然應當把仲裁協議的形式限一定於傳統方式,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規定為傳統的書面形式較為妥當,而不是在技術、程序都還沒有成熟的情形下就貿然作出規定。
另外,該條的表述在立法技術上是需要改進的。因為與仲裁條款對應的其他書面形式指的是單獨的仲裁協議,即仲裁合同書,而該條用了信件、數據電文與合同書並列,事實上信件與數據電文是在記載合同內容的形式,應當分別是信件式的合同書和數據電文式的合同書,可見合同書在這里應當是信件和數據電文的上位概念,不能並列使用的。
(二)仲裁協議的基本內容
1.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是一切仲裁協議的重要內容,也可以說是有效仲裁協議的首要內容。仲裁合意就是通過仲裁協議中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體現出來的。對仲裁協議中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通常的要求是明確、肯定,即在仲裁協議中以無可爭議的表示授予仲裁庭仲裁權。[2]
但是在仲裁實踐中,大量存在當事人在仲裁協議或者仲裁條款中約定雙方發生的糾紛既可以訴諸法院,又可以申請仲裁的情形。按照通常的理解,由於仲裁協議未能排除法院管轄權,無法確定當事人有明確而肯定的仲裁表示,[3]因此《仲裁法解釋》第七條認定該情形下的仲裁協議無效。筆者認為,這樣簡單的否定該情形下仲裁協議的效力是不妥的。因為這樣的協議或者條款中還是有當事人選擇仲裁的意思表示,基於仲裁法強烈的意思自治色彩,對《仲裁法》第十六條的第二款第一項[4]的理解應該從寬。特別是實踐中出現了有些仲裁條款雖然約定了兩種爭議解決方式,但是在仲裁方式裡面已經明確約定了仲裁委員會的情形。對於這樣的案件,應該可以認定雙方當事人有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
另外,該條[5]在表述上也存在一定的問題。仲裁管轄權與司法管轄權不同,前者出於當事人的選擇,後者基於法律的規定。因此,仲裁管轄權的取得必須以仲裁協議有效為前提。仲裁協議的有效,既可能是仲裁協議本來即為有效,也可能是因為當事人行為的補正或者當事人怠於行使權利造成失權情形下的推定有效。其實,當事人補正的有效解決的仍然是當事人意思真實和當事人自主選擇的問題,根據立法本意,當事人失權而推定仲裁協議有效的,也應當是關於當事人意思真實性的方面。同時,從另外的角度來說,管轄權問題還應當是仲裁機構或者法院依照職權查明的事項,因此,仲裁協議無效的情形不得一概可以因當事人失權而推斷為有效的。該條的規定卻違背了上述原理,把因當事人約定爭議既可向仲裁機構申請仲裁、也可以向法院起訴的而造成仲裁協議無效的情形,因當事人未在法定期間提出異議而推定其為有效,這樣的規定是欠妥當的。
與上述角度否定當事人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相對應,《仲裁法解釋》也從另外一個角度否定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仔細研究該解釋第十一條,不難發現該條的兩個「應當」用語似乎有強制當事人仲裁的嫌疑。依據現有的法律規定,當事人尚可以通過後來的行為在事實上達成放棄仲裁的一致[6],而且現有的我國已經加入的涉及民商事及相應程序的國際公約一般是非強行性的條款,大多可以通過當事人的明示選擇予以排除適用或者予以明確適用,又何來「強制意味」的仲裁?再者,按照第二款的邏輯,該類仲裁權的來源就成了國際條約而不是當事人的意思自治,這顯然是違背仲裁的初衷的。
2.仲裁事項
《仲裁法解釋》對於合同爭議所指的事項范圍作了規范,在當今中國的司法環境里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不過,該解釋第二條規定的基於合同成立、效力、變更、轉讓、履行、違約責任、解釋、解除等產生的糾紛都是所謂的合同爭議,實在有多此一舉之嫌,因為根據合同法的一般學理該等事項屬於合同爭議,如果在法的適用中出現分岐,一者應當通過合同法之適用加以解決;二者這也反映了立法技術的落後,法律適用者在教條主義地理解法的「明確」,刻意曲解本已明確的法律規定,是應當由法官制度解決的問題。
事實上,關於「合同爭議」這一事項范圍的界定,既可考慮嚴格限定於其字面意義,也可以因司法政策的考慮而做出較寬松的解釋,用於解決實踐中真正的困惑,例如在主合同與從合同的情形,主合同和從合同在爭議解決方式或者仲裁問題的約定方面存在不同約定時,仲裁程序將如何進行,仲裁協議的效力范圍究為如何,才是亟待解決的問題。遺憾的是,該司法解釋並未及於此。
3.選定的仲裁委員會
由於我國目前立法上明確承認機構仲裁,間接的排除了臨時仲裁[7],所以在實踐中出現的問題也就集中在對仲裁委員會的選定上。在實踐中主要出現以下一些情形:
(1)對仲裁委員會名稱約定不明確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市仲裁委員會仲裁,或者對仲裁機構的名稱的表述漏字。
(2)只約定了糾紛適用的仲裁規則,但沒有約定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適用A仲裁委員會的仲裁規則,但沒有約定由A仲裁委員會進行仲裁。
(3)約定了兩個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或B仲裁委員會仲裁;
(4)只約定了仲裁地點而未約定仲裁機構的問題:如雙方當事人約定爭議由A地的仲裁委員會仲裁;
針對情形(1),《仲裁法解釋》第三條給予的解決方案是十分積極的,是對以往的批復意見[8]的重申,賦予了其普遍適用效力。
針對情形(2),《仲裁法解釋》第四條給予了比較合理的解決方案,規定了比較切實可行[9]的除外規定:「當事人達成補充協議或者按照約定的仲裁規則能夠確定仲裁機構的除外」。
針對情形(3),《仲裁法解釋》第五條規定「當事人可以協議選擇其中的一個仲裁機構申請仲裁;當事人不能就仲裁機構選擇達成一致的,仲裁協議無效。」筆者認為該條款是對當事人意思表示的限制。因為實際糾紛發生後,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一般很大,彼此很難再達成一致的協議。按照該條款的規定,實際上等於否定了當事人雙方以前的請求仲裁的意思表示,而且一旦在具有涉外因素的仲裁案件中就排除了我國仲裁委員會的仲裁權。需要注意的是,該條款同時也是對最高人民法院以往對處理同類問題的意見[10]的否定。
針對情形(4),《仲裁法解釋》第六條再細分了兩種情形分別處理。對於當地只有一個仲裁機構的情形,該仲裁機構視為約定的仲裁機構,這也是重申了以往的批復[11]的觀點,給予其普遍意義。而對於該地有兩個以上仲裁機構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採取了相對保守的態度,對當事人的意思表示予以了限制,再次強調必須「選擇達成一致」。這樣的解釋可以說是對以往同類批復[12]的一個進一步的限制。
(三)關於仲裁條款的獨立性
仲裁條款的獨立性指作為主合同的一個條款,盡管仲裁條款依附於主合同,但仍然是可以與主合同的其他條款分離而獨立存在的[13]。對此,《仲裁法解釋》第十條明確規定了「合同成立後未生效或者被撤銷的」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而且就「當事人在訂立合同時就爭議達成仲裁協議的」情形規定「合同未成立不影響仲裁協議的效力」,因此結合《仲裁法》第十九條,對仲裁條款的獨立性立法已經給予了充分肯定。
(四)關於仲裁協議的效力范圍中的第三人問題
對仲裁協議的效力的范圍可以從四個方面來理解——對事效力(也即仲裁事項)、對人效力、對法院的效力和對仲裁機構的效力。傳統理論認為仲裁協議的對人效力僅限於約束雙方當事人,不能約束仲裁協議以外的人。隨著實踐的發展,仲裁協議對於協議外的第三人是否具有約束力,具有何種約束力以及在何種情況下具備約束力越來越受到理論界和實務界的關注,理論界已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有學者對此總結為「關於仲裁協議向未簽字第三人擴張的問題」,也有學者將「未簽字第三人」可以分為兩類來研究——仲裁當事人的變更問題和仲裁第三人問題。《仲裁法解釋》對此做出了積極而謹慎的回應。不過,從《仲裁法解釋》的第八條和第九條來看:僅僅規定了當事人合並、分立、死亡時,仲裁協議的效力及於原仲裁協議當事人權利義務的繼受人或繼承人;債權債務全部或者部分轉讓時,仲裁協議對受讓人有效。也就是說只對仲裁當事人的變更的兩種情形予以規定,但對除此之外的其他更多的情形,如保險代位人、受控子公司的母公司、利他合同中的第三人等,能否受當事人所簽定仲裁協議的約束?該解釋未能給予一個明確的答案。由此可見,該解釋關於仲裁協議效力擴張問題的規定有待細化。
二、關於法院審理涉及仲裁案件的程序問題
(一)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
依據《仲裁法》,人民法院和仲裁委員會都有權對仲裁協議的效力予以確認,《仲裁法解釋》從認定仲裁協議效力異議管轄法院的級別、審判組織、以及適用的法律等幾個方面予以了規范,並明確了《仲裁法》第二十六條規定的「首次開庭」的含義。應當注意的是,《仲裁法解釋》再次明確[14]了對仲裁協議異議管轄法院的級別為中級法院,並分別就涉外仲裁和涉及海事海商糾紛仲裁的案件的管轄法院予以確定,同時審判組織為合議庭,並明確在涉外仲裁協議的效力審查時應當適用的法律。這些規定有利於解決實踐中長期存在的爭議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的。但是對於這類案件的審限、適用的審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職權,仲裁機構的地位與權利,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和訴訟權利如何,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舉證責任的承擔等都沒有做出應有的規定,這樣給具體程序的進行就帶來了很多困惑[15]。
結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有關司法解釋[16],筆者認為,該類案件的審判不得進行調解、不得上訴、不得再審[17];由於該類審判解決的是當事人救濟程序選擇的問題,並不最終決定當事人實體權利的歸屬,這種規定比較傾向追求司法效率;所以,綜合與平衡民事訴訟程序的各項價值需求,把其定位為特別審理程序是恰當的。
(二)撤銷仲裁裁決案件
1.關於撤銷仲裁的適用條件的解釋
分析《仲裁法解釋》第十七條——第二十條,不難發現上述條文都是進一步明確對撤銷仲裁的適用條件。由於實踐中常有法院超越法定撤銷條件撤銷仲裁裁決,因而對此的適用條件予以進一步的明確是有著十分重要的實踐意義的。
2.關於重新仲裁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關於重新仲裁的規定相較於《仲裁法》第六十一條的籠統規定而言詳細多了,上述條文對適用重新仲裁的條件、必須明確通知重新仲裁的具體理由、撤銷程序的對於重新仲裁的安排、以及當事人再次申請撤銷的權利和時效都進行了細致的規定。但還是有些問題值得進一步的明確:例如:重新仲裁的主體問題?重新仲裁程序開始後,原仲裁裁決的效力如何?在重新仲裁中,當事人是否可以撤回仲裁申請或者放棄部分仲裁請求等等。這就使得重新仲裁實踐中仍然會存在大量的分歧。
3.關於撤銷仲裁裁決的審理
對於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審理,仲裁法第五十八條僅規定由中級人民法院的合議庭進行審理,此次《仲裁法解釋》第二十四條則明確規定,人民法院應當組成合議庭審理,並詢問當事人。從表面上看,《仲裁法解釋》對撤銷仲裁裁決案件的審理做出了進一步的程序規定,然而其中很關鍵的一點,即中級人民法院在審理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時應適用何種程序?審限如何?仲裁裁決撤銷程序的相對人是否存在?仲裁庭成員有沒有參與權[18]?該解釋並未做出明確規定。由於人民法院審理此類案件所適用的程序不明確,必然導致人民法院合議庭審理撤銷仲裁裁決案件時,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其享有何種程序權利等問題難以得到解決,導致與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面臨同樣的程序困惑。
三、關於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
(一)關於執行仲裁裁決的管轄法院問題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九條規定,當事人申請執行仲裁裁決案件,由被執行人住所地或者被執行的財產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管轄。因此關於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管轄法院亦為中級人民法院。但是由於該條文並未明確具體適用於何種性質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因此,可以理解為該規定既適用於涉外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也可以適用於國內仲裁裁決的申請執行。如果這樣,則意味著同為人民法院執行根據的國內仲裁裁決,其執行管轄法院的級別可能高於法院的判決等執行根據。
(二)關於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問題
《仲裁法解釋》第二十八條規定:「當事人請求不予執行仲裁調解書或者根據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協議作出的仲裁裁決書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樣的規定充分尊重了當事人和解的意思表示。
但是對於辦理申請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案件的程序問題缺乏相應的規定,對實踐而言不得不說是一個遺憾。對於這類案件的審限、適用的審理程序,人民法院享有哪些職權,仲裁機構的地位與權利,被詢問的當事人處於何種地位和訴訟權利如何,證據的收集、審查和判斷、舉證責任的承擔等等規范的缺位,以至存在與確認仲裁協議效力的案件面臨同樣的程序困惑。當然,關於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程序,實際上在有撤銷程序的情形下,是可以做出相應的協調而不再作出規定,即可以考慮取消關於裁定不予執行仲裁裁決的程序。
四、關於人民法院向仲裁機構調卷和裁定的選送等問題
依據《仲裁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一款,人民法院在審理撤銷、執行仲裁裁決案件時,可以要求仲裁機構作出說明或者向相關仲裁機構調閱仲裁案卷。筆者認為,這是法院監督仲裁所必須的,但是仲裁機構在這類案件中所處的地位,享有的訴訟權利都沒有進一步細化的規定。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人民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時所作出的裁定與仲裁機構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系,人民法院「應當」將這些裁定送達相關的仲裁機構,而不是僅僅如《仲裁法解釋》第三十條第二款[19]「可以送相關的仲裁機構」。再者,參照《民訴法》第二百一十七條第四款[20],這個「送達」也應該是人民法院辦理這類案件時的職責而不僅僅是可選擇性的職權。
此外,關於《仲裁法解釋》的合法性問題,即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權的性質與《仲裁法解釋》的范圍為核心的諸多相關問題,在學理上與我國的法律實踐中都存在許多值得深思的方面,還需要更多學理探索和立法授權,才能逐步消除疑慮與矛盾。
但是,瑕不掩瑜,以上評述雖然採取了提出問題的形式,也多是從反思與促進提高為出發點的。事實上,《仲裁法解釋》對人民法院在監督仲裁活動過程中的許多問題作出了積極的、明確的和具體的規定,這對於司法實踐乃至中國仲裁事業的發展將產生深遠的影響。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仲裁實務中還有很多富有爭議的問題是該司法解釋所未能解決的,希望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方式會隨著實踐的發展得到進一步的完善。

4. 右腳踝軟組織損傷,屬於幾等級工傷。

一、我國企業職工工傷賠償法律制度的建立

企業職工工傷賠償問題是企業職工工傷保險制度中一個特殊性的問題。1951年2月26日政務院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確立了我國企業職工工傷保障法律制度;1953年1月2日政務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進行了修正,完善了工傷賠償的法律制度;1994年7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把企業職工工傷保險制度以國家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標志著我國工傷賠償法律制度進入了新的階段。需要指出的是,《勞動保險條例》和《勞動法》均沒有對工傷賠償的問題作出明文規定。1996年8月12日原國家勞動部頒布了《企業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試行辦法》)為解決工傷賠償問題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工傷賠償的原則及其特徵

(一)工傷賠償的原則

企業職工工傷賠償是基於對職工人身造成傷害後應承擔的賠償責任而設立的一種法律制度。它適用於我國境內的所有企業和各種用工形式、用工期限,並且以工傷存在為前提,對職工個人實行非主要過錯責任原則。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工傷保險待遇,我國實行的是職工無過錯責任原則。這就是說,無論職工有無過錯,只要發生了工傷事故,工傷職工都應當依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而對於工傷賠償來說,根據現行法律規定,筆者認為,實行的則是職工非主要過錯責任原則。也就是說,只有在職工非主要過錯情況下發生的人身傷害事故,才能請求工傷賠償,如果人身傷害事故是由職工本人故意或者主要過錯造成的,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則不屬於工傷賠償的范疇。所以,工傷賠償對職工適用的是非主要過錯責任原則,而不是無過錯責任原則。

(二)工傷賠償的特徵

根據現行法規和有關政策之規定,筆者認為,工傷賠償應具有以下特徵:

第一,工傷賠償必須以工傷存在為前提條件。職工個人人身遭受傷害是否為工傷,應由企業或者受害職工或其親屬按照有關法律規定,向企業所在地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申請工傷鑒定。經鑒定為工傷的,才能適用工傷賠償的法律規定。經鑒定為非工傷的,不能適用有關工傷賠償的法律規定。所以,請求工傷賠償,必須以工傷存在為前提條件。

第二,工傷賠償必須符合法定的傷害原因。工傷賠償不等同於工傷保險,請求工傷賠償與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亦不同。所以,工傷賠償必須符合受傷害的法定原因。根據《試行辦法》第八條的規定,主要包括:

(1)職工因履行職責使人身遭受第三人(自然人)不法侵害的。

(2)因公外出期間,由於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人身傷害的。

(3)職工在上下班的規定時間和必須路線上,發生無本人責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責任的道路交通機動車事故的。

(4)職工在上下班途中,發生觸電、樹倒、房塌等意外事故傷害的。

(5)職工因公出國、出境,在境外負傷、致殘或者死亡的。

第三,工傷賠償具有民事賠償性。由工傷賠償事故引發的工傷賠償關系,不是工傷保險關系,而是一種民事賠償關系,因此,工傷賠償具有民事賠償性。

三、工傷賠償的責任主體

出現了工傷賠償的法定原因,受傷害職工及其親屬應當向誰請求傷害賠償,即誰應當承擔賠償責任呢?

根據《試行辦法》和有關政策規定,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主體是「肇事者」,而不是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試行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由於交通事故引起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交通事故賠償已給付了醫療費、喪葬費、護理費、殘疾用具費、誤工工資的,企業或者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不再支付相應待遇;交通事故賠償給付的死亡補償費或者殘疾生活補助費,若不低於一次性工亡補助金或者傷殘補助金,企業或者工傷保險機構不再支付相應待遇。第三十條規定:「出國、出境人員的勞動關系在國內並參加工傷保險的,在境外負傷、致殘或者死亡的,應當由境外有關方面承擔傷害賠償責任的,我國有關單位應當向外方索取傷害賠償。外方給付的賠償金應歸當事人或者其親屬所有,但需償還有關單位墊付的費用」。另外,有的地方勞動和社會保障行政部門規定:企業單位已經向人壽保險公司為職工投保人身意外傷害險的,若職工發生了人身意外傷害事故且屬於工傷的,則工傷賠償責任按保險合同的約定由人壽保險公司承擔(參見1997年6月24日河南省勞動廳豫勞險便[97]2號復函)。

由此可見,按照現行的有關法律和政策之規定,發生了工傷賠償事故,受害的職工及其親屬只能請求有關的「肇事者」(或合同的當事人)給付賠償,而不能請求職工所在的企業或者工傷保險經辦機構給付賠償;承擔工傷賠償責任的主體只能是「肇事者」(或合同當事人)。

四、工傷賠償與工傷保險的區別

工傷賠償與工傷保險雖然都是以職工存在工傷為前提,都是為了從經濟上補償受傷害的職工及其親屬,但二者也有明顯的區別,表現在:

(一)法律性質不同。工傷賠償具有民事賠償性,屬於民法的范疇;工傷保險具有社會保障性,屬於勞動法(或社會保險法)的范疇。

(二)責任主體不同。工傷賠償的責任主體是「肇事者」;工傷保險的責任主體是職工所在的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

(三)責任原則不同。工傷賠償中,對職工適用非主要過錯責任原則,並根據受害職工過錯的大小確定賠償責任的范圍;工傷保險中對職工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無論工傷職工有無過錯,均不影響其享受全部工傷保險待遇。

(四)權利范圍不同。工傷賠償中受害職工及其親屬有權主張精神損失費。工傷保險中受害職工及其親屬無權主張精神損失費;

(五)獲得費用不同。工傷賠償中,受害職工及其親屬針對賠償費數額,依法可以與「肇事者」進行協商解決,賠償費可以高於或低於國家法律規定;而工傷保險待遇,具有法律強制性,工傷職工所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的種類和標准具有法律統一性,一般情況下不允許雙方當事人協商。

(六)實現程度不同。發生工傷賠償事故,如果肇事者逃逸或其他原因,使受害職工及其親屬不能獲得工傷賠償時,那麼,工傷賠償就無從實現。但在上述情形中,工傷職工仍可以按規定享受全部的工傷保險待遇,而企業或者工傷保險經辦機構不得因此減免或者推諉支付義務。

(七)處理程序不同。在工傷賠償糾紛案件中,應適用民事訴訟法進行處理,並且不能由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進行處理;而在工傷保險糾紛案件中,應適用企業勞動爭議處理條例,先經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進行處理,對勞動爭議仲裁裁決不服的,任何一方當事人均可依法提起民事訴訟。

(八)法律後果不同。工傷賠償中,受害職工及其親屬得到賠償費後,工傷賠償的民事法律關系即行終止。工傷保險中,工傷職工享受了工傷保險待遇後,如果被鑒定為五級至十級傷殘的,勞動關系原則上不能解除(見《試行辦法》第二十四條)。

五、工傷賠償法律制度中存在的問題及其對策

(一)存在的問題

現行的工傷賠償法律制度,對於維護受害職工及其親屬的合法權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歸納起來主要有:

1、存在著法律沖突

職工由於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或者在上下班的規定時間和必經路線上發生道路交通機動車事故,屬於工傷的,存在著工傷賠償與工傷保險待遇的法律沖突問題。1991年9月國務院發布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四十三條規定:「職工因交通事故死亡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按本辦法的規定處理後,職工所在單位還應當按照有關部門的規定給予撫恤、勞動保險待遇」。這一規定與《試行辦法》第二十八條的規定存在著法律上的沖突。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規定,職工及其親屬在獲得交通事故賠償後,職工所在單位還應當讓職工及其親屬享受全部工傷保險待遇;而《試行辦法》第二十八條卻規定:由於交通事故引起的工傷,應當首先按《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只有當受害職工及其親屬不能獲得交通事故賠償或者所得賠償費低於工傷保險待遇標準的,才能享受「補償式」的工傷保險待遇。《試行辦法》的這一規定,主要是為了避免使受害職工及其親屬獲得「雙份」補償,但它不僅存在著與國務院制定的法規相沖突,而且也存在著法理上的錯位:①這一規定,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法律關系。交通事故賠償關系屬於民事法律關系,而工傷保險關系則屬於勞動法律關系。對於兩類不同性質的關系,應適用不同的法律規范進行調整,而不應從本部門本單位的經濟利益考慮作出與現行法規相悖的限制性規定。②從法律制度來講,民事的人身損害賠償,是對受害人及其親屬所遭受的生命、健康、財產(金錢)和精神等損失給予的補償,它脫離了職業的因素,不依職業為理念來確定賠償標准和依據;而勞動法上的工傷保險待遇,是對工傷職工及其親屬給付的補償,它以職業存在為前提,以貢獻大小、工資高低、傷亡程度為「補償」標准和依據,是以職業為理念的,不是以自然「人身」為理念和衡量價值的。因此,《試行辦法》的這一規定,不僅存在著現實的法律沖突,而且也存在著法理上的錯位。

2、存在著立法缺陷

職工因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職務,遭致第三人不法侵害構成工傷的,在侵害人逃跑或無力承擔賠償責任時,怎樣保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使工傷職工及時獲得醫療救治、經濟補償等,現行立法並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例如,某開發區一家集體企業春節放假期間組織了護廠隊,隊長王某執行巡邏任務時,被入廠行竊的犯罪嫌疑人打傷右眼,導致失明的嚴重後果。公安機關抓獲了二人,其他三人逃竄。王某經醫治出院後,因右眼失明,多次要求企業給予工傷保險待遇,而企業則認為,王某應當讓致害人賠償,僅答應每月發給王某300元生活費,其它工傷保險待遇要待刑事案件審結且工傷賠償之後再予以考慮。王某去找公安機關,要求犯罪嫌疑人先予賠償,而公安機關則認為該案系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只有在抓獲其他犯罪嫌疑人後按法院判決執行。致使案發後一年多的時間里,王某不僅沒得到經濟賠償,而且其應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也未能全部實現。

雖然《試行辦法》對工傷保險待遇規定的比較清楚,但是,由於工傷賠償費與工傷保險待遇按現行規定不可兼得,所以,出現上述情況致使工傷賠償不能給付或者不能足額給付時,受害職工何時開始依法享受應得的工傷保險待遇,現行立法並沒有作出明確具體的規定;實踐中,一些企業或企業主從企業利益或個人利益考慮的較多,而對工傷職工的利益考慮的較少,致使工傷職工不能及時獲得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筆者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客觀原因,在於現行工傷賠償法律制度中存在著一定的立法缺陷。

3、存在受害人權益保護遲延

發生了工傷賠償事故,責任人為了達到逃避或者減少支付賠償金的目的,故意拖延支付時間,迫使受害人將工傷賠償糾紛訴諸法律,使其長期陷於繁鎖復雜的訴訟之中,使工傷賠償金不能及時得到的情況日趨嚴重。

《試行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由於交通事故引起的工傷,應當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處理。」按照這一規定,如果責任人故意拖延支付賠償金時間,使受害人長期陷於訴訟之中,在客觀上則完全可能。因為:(1)責任人對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後十五日內,向上一級公安機關申請重新認定,上一級公安機關在接到重新認定申請書後三十日內,再作出維持、變更或撤銷的決定。(2)責任人對重新作出的責任認定同意調解,那麼,損害賠償的調解期限為三十日,公安機關認為必要時可以延長十五日。因交通事故致傷的,調解從治療終結或者致殘之日(這需要經過一定時間)起開始計算;因交通事故致死的,調解從規定的辦理喪葬事宜時間結束之日起開始計算(《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三十二條)。(3)經公安交通管理部門調解未達成協議或者調解書生效後責任人一方故意不履行協議,公安機關則不再調解,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4)受害人提起民事訴訟,按民事訴訟法之規定,一審的審限為六個月,二審的審限為三個月,加上執行尚需一定的時限,受害人合法權益顯然不能得以及時保護。

(二)完善工傷賠償法律制度的構想

1、重構法律理念

工傷賠償既然以工傷存在為前提,對職工個人實行非主要過錯責任原則,那麼,無論職工受傷害的原因如何,都應當使其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即使在遭受第三人不法侵害或者因意外事故遭致人身傷害時,只要符合工傷的情形、屬於工傷的范圍,筆者認為,就應當一律給予工傷保險待遇。這就是說,一旦職工發生工傷事故,不論責任人是誰,只要工傷職工要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那麼,企業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就應當依法給予工傷職工及其親屬全部的工傷保險待遇。這樣一方面可以避免現實的法律沖突,解決工傷賠償制度中存在的其他問題,使工傷職工既簡便又全面地獲得「補償」;另一方面又可以使調整工傷的法律規范趨於單一,改變現行的工傷賠償關系既受勞動法調整,又受民法調整的「雙重性」。這樣做,不僅可以充分保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而且也符合我國建立工傷保險法律制度的目的。

2、樹立勞動力生產要素意識

勞動者是國家的寶貴財富,是社會發展、經濟進步的重要資源。勞動者的勞動不僅為企業創造了效益,而且推動了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經濟發展及其社會進步,採取立法的形式保護勞動者的生命安全和人身健康,是我們的憲法原則和勞動法的立法目的之一。職工是企業的財富,勞動力資源是一個企業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生產要素之一。人們只有樹立了勞動力為生產要素之一的觀念和意識,才能通過立法來解決工傷賠償中存在的問題,才能夠促使企業自覺地履行其義務,更好地保護工傷職工的利益。

3、確立工傷職工請求權選擇原則

按照我國現行工傷認定的范圍和標准,在司法實踐中對職業傷害引起的工傷,處理爭議不大,即因意外事故和第三人不法侵害構成的工傷。目前存在二種不同的解決途徑,一是請求工傷賠償的途徑,二是在工傷賠償給付不能或不足的情況下,請求工傷保險的途徑。鑒於非職業傷害引起的工傷賠償,存在著諸多問題,加之工傷職工處於弱者的地位,不利於對工傷職工的保護,所以,筆者建議,對非職業傷害引起的工傷,應在立法上確立「工傷職工請求權選擇原則」。這就是說,發生了非職業傷害引起的工傷事故,工傷職工及其親屬既可以依據勞動法(或社會保險法)的有關規定,請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也可以依據其他法律法規請求給付傷害賠償。選擇了請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則不能再選擇請求給付傷害賠償;選擇了請求給付傷害賠償,則不能再選擇請求享受工傷保險待遇。二者只能選擇其一,不可同時兼選。設立這一原則,必須注意四點:(1)精神損害賠償,只能在請求給付傷害賠償時發生。因為在工傷保險待遇中,不存在精神損失費,況且民法中的精神損失費數額目前尚無統一的標准,因此,如果工傷職工及其親屬主張精神損失費的,只能選擇請求給付傷害賠償。(2)賦予用人單位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追償權。如果工傷職工選擇了請求工傷保險待遇,在立法上就要明確賦予用人單位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擁有追償權,即用人單位或工傷保險機構有權向責任人追償其因支付工傷保險待遇所受到的直接經濟損失;放棄或怠於行使追償權的,不影響工傷職工應享受的工傷保險待遇。(3)細劃職業傷害和非職業傷害的種類,使其具有較強的操作性和識別性。(4)工傷職工選擇了請求給付傷害賠償,其勞動關系是否繼續存在,應視傷殘等級而定。

總之,我國企業職工工傷賠償法律制度的建立,為保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由於它在立法和實踐中存在著許多問題,所以,為了重構法律理念,樹立勞動力生產要素意識,實現制度創新,真正維護工傷職工的合法權益,有必要盡快修改和完善工傷賠償的現行立法。
回答者:美玉玲瓏1 - 助理 三級 7-28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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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級工傷賠償標准
第三十五條 職工因工緻殘被鑒定為七級至十級傷殘的,享受以下待遇:

(一)從工傷保險基金按傷殘等級支付一次性傷殘補助金,標准為:七級傷殘為12個月的本人工資,八級傷殘為10個月的本人工資,九級傷殘為8個月的本人工資,十級傷殘為6個月的本人工資;

(二)勞動合同期滿終止,或者職工本人提出解除勞動合同的,由用人單位支付一次性工傷醫療補助金和傷殘就業補助金。具體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規定。

一次性賠償金按以下標准支付:一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6倍,二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4倍,三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2倍,四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0倍,五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8倍,六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6倍,七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4倍,八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3倍,九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2倍,十級傷殘的為賠償基數的1倍。受到事故傷害或患職業病造成死亡的,按賠償基數的10倍支付一次性賠償金。

賠償基數,是指單位所在地工傷保險統籌地區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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