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敗立法草案

⑴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腐敗法的簡介

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陳紹澤建議，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委託監察部牽頭，邀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相關部門以及法律界專家學者，深入調研，比較分析國內外相關法律，在充分總結以往反腐敗的經驗教訓、研究反腐的有關政策和條例的基礎上，將成熟的反腐政策上升為國家意志，著手起草《反腐敗法》草案。

⑵ 刑法修正案（九）如何體現反腐敗法

「刑法修正案(九)(以下簡稱「刑(九)」)在反腐敗制度建設方面有什麼重要修改和完善，對中國的反腐敗會有怎樣的促進作用?」這是8月29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閉幕後，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記者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對此，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郎勝表示，刑(九)進一步完善了我國懲治腐敗犯罪的法網，完善了有關制度，加大了對這類犯罪的懲處。

那麼，刑(九)相關條款是怎樣體現懲治腐敗犯罪法網「嚴密」性的?接下來，將會為反腐敗工作帶來哪些影響?日前，記者采訪了有關專家學者。

「數額+情節」

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

在8月29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副主任臧鐵偉介紹，刑(九)進一步完善了貪污受賄犯罪的定罪量刑標准，將以前規定的單純的「數額」標准，修改完善為「數額+情節」標准，更符合實際情況，能更好地做到罪刑相適應。

「對定罪量刑標准進行修改，使其更具彈性，體現了立法的科學性。」9月6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反腐敗教育與研究中心秘書長彭新林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現行刑法過於突出數額在定罪量刑中的作用，沒有考慮實踐中的一些具體情形，導致罪刑不相適應。

彭新林分析說，1997年刑法修改時確定的5000元起刑點，與我國自古以來「計贓定罪」的立法傳統有關。但是在實踐中，這一具體標准早已脫離實際，而且也會令公眾產生「量刑不公」的質疑。比如，「為什麼受賄500萬元的與受賄2000萬元的，判處的刑罰一樣?」「為什麼有的貪官受賄幾百萬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有的受賄幾千萬元只是死緩?」

「在單純數額標准之下，人們很容易忽略犯罪情節，如是否對國計民生產生惡劣影響，是否有索賄情節，是否抗拒、干擾調查，是否拒不認罪等。」在彭新林看來，「數額十情節」的彈性標准確立後，更能體現罪責刑相適應，也更有利於貫徹寬嚴相濟政策。

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數額十情節」的定罪量刑標准充分體現了十八大以來對待腐敗的「零容忍」態度，即無論貪污受賄數額多少，只要情節嚴重，就要受追究;在打擊腐敗和量刑時，可以避免一些爭議和誤解;非常重視腐敗的後果和影響，能提高反腐敗力度，也讓腐敗分子減少僥幸心理。

「『數額+情節』標准，也符合國際反腐大趨勢。」庄德水表示，國際上對腐敗行為也不規定基本數額標准，而是綜合考量結果。從現在反腐敗發展趨勢來看，一些利益輸送、新的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為可能具體金額少，但危害日益加大，對此應加以嚴懲。否則有的官員覺得自己沒有拿到那麼多錢，就不會受到懲處。

根據刑(九)，起刑點在個案中可能會高於5000元，對此該怎麼看?「威懾作用不會減弱。」彭新林說，以往的5000元和現在是不同的，人們對社會危害性的衡量標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且，在「數額十情節」標准下，同樣的貪污受賄數額，但是情節比較嚴重的，可能比以往處罰得更重。刑(九)對貪污受賄定罪的二元、彈性標准，更科學、更有威懾力。

「終身監禁」

讓「巨貪」把牢底坐穿

刑(九)草案三審稿新增一大亮點，即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犯罪分子，增加規定「法院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同時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該內容被保留至表決稿並獲通過。

「這不是一個新的刑種，它的對象只是針對貪污受賄被判處死緩的犯罪分子在具體執行中的一個特殊措施。」臧鐵偉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說。

「這在我國刑法史上是一大突破，將載入史冊。」刑(九)草案三審時，任茂東委員對「終身監禁」內容表示肯定。這一內容，源於部分常委會委員的建議。草案二審時，針對重特大貪污受賄犯罪，王其江委員建議增加終身監禁刑罰，趙白鴿委員建議對此進行專題討論。

三審前，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以下簡稱「刑法室」)曾就在刑(九)中規定「終身監禁」等問題召開座談會。最高檢、公安部贊成死緩不得減刑的規定，認為對嚴重犯罪可以起到震懾作用。與此同時，刑法室也通過外交部致電我國駐美國、英國、加拿大、德國、日本、韓國、俄羅斯等11國使館，了解這些國家終身監禁的立法和實施情況。調研發現，在已經廢除死刑的國家，終身監禁就是最嚴厲的刑罰。該11國法律都規定有終身監禁或無期徒刑。

「『終身監禁』就是『不許他出來』，相當於死刑，但基於人性的尊重又沒有剝奪其生命。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相信威懾力會很大。」西安交通大學廉政研究所副所長李景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

李景平分析說，司法實踐中，一些貪官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或者無期徒刑，但是過不了多久就可以通過減刑、假釋得以重返社會，「這是老百姓對反腐效果不滿意的根本原因之一，也讓一些貪官有了『越獄』的僥幸心理。」

「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也有利於實現罪刑相適應，讓受賄數額不等的人的刑期產生差別。」李景平說。

「刑法中明確寫入『終身監禁』，這在建國以來還是第一次。」庄德水告訴記者，規定「不得減刑、假釋」，是終身監禁落到實處的雙保險，一方面可以加大對腐敗分子的威懾作用，另一方面可以減少我國死刑的負面壓力，更好地開展國際追逃。

彭新林認為，「終身監禁」體現了嚴厲懲處腐敗的方針，高壓反腐會成為常態。同時也體現慎用死刑精神，發揮了死刑替代措施的作用，對潛在的腐敗犯罪分子有遏制威懾作用，「想到沒有出來的希望了，心理震懾會很大。」

嚴懲行賄

讓「圍獵」者「賠了夫人又折兵」

深圳商人徐某等通過向國家工作人員陳某行賄30萬元、向對水務局相關官員有影響力的市民張某行賄70萬元等手段，接近、拉攏水務局相關官員，違規向該市一水庫傾倒殘渣余土。後法院依據刑法修正案(七)，認定陳某、張某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並追究刑事責任。但對徐某的行賄行為，法院僅認定其向陳某行賄30萬元構成行賄罪，而對其向張某行賄70萬元的行為則未定罪量刑。

這是發生在2009年的一則案例。在今年11月1日刑(九)施行後，類似徐某行賄張某這種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近親屬等特定關系人行賄的行為，也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庄德水表示，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是近年來滋生的腐敗現象，一些行賄中介「圍獵」官員無效的時候，會轉而向官員身邊的人，如親屬或司機、秘書等工作人員進行利益輸送，如高薪聘請、重金送禮、合作經營等，以「曲線」行賄的方式達到目的。「刑(九)的這一條款相當於切斷了行賄渠道，壓縮了行賄犯罪的空間，對行賄人將給予沉重打擊。」

記者看到，刑(九)對行賄犯罪增加了財產刑，在每一檔量刑中新增「並處罰金」。「這是讓行賄人『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一項懲處。」庄德水認為，很多行賄人是為了不正當利益和需求才行賄，現在讓他經濟上受損、無利可圖，相當於切中要害。

李景平也表示，很多行賄人行賄目的是獲取更高收益，如果給予單純的自由刑，其財產沒有損失，從經濟學的角度講不利於遏制尋租行為發生。而有了財產刑以後，通過計算成本和收益，會遏制一部分人的行賄行為。

此外，刑(九)還嚴格了行賄犯罪從寬處罰的條件。依據現行刑法第390條，行賄人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刑(九)則規定，被追訴前主動交待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其中，犯罪較輕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現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受訪專家一致認為，對行賄人加大懲處力度，是從源頭上打擊腐敗，從而防止腐敗發生的有效手段。那麼，對行賄人「免除處罰」門檻的提高，是否會給司法實踐帶來挑戰?

「這對司法機關辦案會有一定的壓力，這就要求我們採取更有效的策略來獲取犯罪證據。」庄德水表示，一方面加大對犯罪官員的懲處，另一方面加大對行賄犯罪空間的壓縮，「兩頭掐，才能真正減少腐敗增量。」

「程序上的要求，應該服從於司法的實質正義。」庄德水表示，換個角度看，刑(九)的這一修改，也是倒逼偵查機關、司法機關提高反腐敗查案能力，不依賴口供，更多依靠書證、物證等客觀證據。

「受賄犯罪具有特殊性，特別是一對一的受賄犯罪人不供述的時候，行賄人如果不指控，會給偵查帶來挑戰。」彭新林分析說，但是刑(九)的修改也並不是說行賄人指控了受賄人就沒有回報，還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在有重大立功等表現時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參考：網頁鏈接

⑶ 監察法草案出台了嗎

《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已於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並開始實施。

審議歷程：

2017年6月23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對該法律草案進行了審議；

2017年11月7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公開徵求各界意見；

2018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草案）》發布；

2018年3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拓展資料

監察法是反腐敗國家立法。制定監察法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舉措，是總結反腐敗斗爭經驗、鞏固反腐敗成果的制度保障，主要任務是：

一、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集中統一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監察委員會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合署辦公，是加強黨對反腐敗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完善黨和國家自我監督的重要舉措。監察法為監察委員會履行職責、開展工作提供法治保障，在反腐敗工作領域體現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二、實現監察全覆蓋。在我國，「政府」歷來是廣義的，而行政監察對象主要是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監察范圍過窄。監察委員會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進行監察，實現由監督「狹義政府」公職人員到監督「廣義政府」公職人員的轉變，使監督不再有空白地帶。

三、整合分散的反腐敗力量。組建監察委員會，整合反腐敗工作力量，解決檢察機關查處職務犯罪的職能與黨的紀律檢查機關、行政監察機關職能交叉重疊問題，有利於形成反腐敗合力。

四、以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反對腐敗。將實踐證明行之有效的措施寫入法律，用留置取代「兩規」措施，解決長期困擾我們的法治難題。

拓展資料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

⑷ 刑法修正案九受賄量刑關於司法解釋

「數額+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於提高貪腐成本。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 制度 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刑法的修正，每每能成為社會各界的焦點。此次人大審法，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到暴力襲警罪的重罰，都引來關注。而貪污受賄罪的量刑標准，同樣是社會關注多時的問題。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貪污犯罪情形重新做出劃分：不再具體列出貪污數額，而是分成貪污數額「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而現行刑法中，是按照「10萬元以上」「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不滿5000元」四類貪污數額，分列出刑罰標准。相比之下，這樣的具體數額，不合理性顯而易見。

比如，河北秦皇島北戴河供水總公司原總經理馬超群，光家中就搜出了1.2億元現金，已經遠遠超出10萬元，但也只能按照10萬元以上來量刑。從公開報道看，因為貪腐5000元或者5萬元被處理的官員，也十分罕見。從這個角度看，這一 規定 顯然不合時宜甚至難以嚴格執行。所以，將貪污數額分成「較大」「巨大」「特別巨大」三檔量刑，雖看起來比較原則，但無疑是實事求是之舉。

與改變具體數額的規定相比，另一個變化同樣重要——對貪污受賄犯罪的量刑，不再簡單與貪污金額掛鉤，還同時兼顧考慮到「其他較重情節」「其他嚴重情節」「其他特別嚴重情節」。前些年，內蒙古阿榮旗檢察院原檢察長劉麗潔，曾因「借豪車」被質疑。這樣的借款、借物，免費使用豪車、豪宅，在新的法條下，或許就能得到更合理更有效的認定了。「數額士情節」的模式，顯然更有彈性，也有利於提高貪腐成本。

不過，這樣的規定，也難免讓人產生一些擔心。有不少網民認為，刪除具體的標准後，自由裁量空間擴大，立案、量刑等環節，容易滋生腐敗問題。打消這樣的顧慮，需要具體的司法解釋跟進。其實，通過司法解釋甚至具體的司法實踐，來根據不同情況精確地調整具體的標准，也是更科學的選擇。

法律並非「死」的規定，而是應該有「活」的調整。只有通過與經濟、社會、政治乃至民意不斷對話，法律才能尋找到最好的切入點，真正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工具。貪污受賄「5000元起步」的標准，形成於18年前。想想1997年的物價水平，就能對這個問題有更直觀的感受了。當然，法律也必須有一定的穩定性，這是法律權威之所在。如何在法的穩定性和變動性之間尋找到一個良好的平衡，正是立法者需要回答的考題。

應該說，經過近三年強力的打虎拍蠅，反腐敗已經進入了一個攻堅期、深水區。國內外都有很多輿論，在看反腐敗「往哪裡走」。在這一階段，讓反腐敗走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軌道，是必然的選擇。從這個角度看，不斷修訂和完善法律，以制度托舉、以法律支撐，無疑才能讓反腐敗走得更穩、走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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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在大成律師事務所刑事辯護高峰論壇上， 北京大學 法學院教授陳興良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擬設置「收受禮金罪」。

刑法修正案(九)自2013年開始起草，收受禮金罪只是其中新增的罪名之一，但因其事關反腐而備受關注。

制定收受禮金罪的用意，在於彌補受賄罪的構成要件與反腐要求的脫節。不僅如此，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經多處了解，刑法修正案(九)還將對受賄罪量刑進行規范化，受賄罪量刑標准將不再以5000元、5萬元、10萬元三個「尷尬」的數字為量刑標准。

擬增設收受禮金罪

「收受禮金罪將是獨立於受賄罪的新罪名，而不是受賄罪的附屬罪名」，9月28日，刑法學權威、中國刑法學研究會顧問儲槐植告訴記者。

現行《刑法》規定，受賄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行為。

這意味著，「被告人構成受賄罪，必須在主觀上和客觀上為他人謀取利益」，儲槐植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但司法實踐中存在著變相受賄行為，即官員慢慢被收買，卻無法證明其為他人謀利」。

「這也就是為什麼有些腐敗分子的貪腐數額特別巨大，最後進入司法程序時，受賄數額卻只有幾千萬、幾百萬的原因，大量的貪腐金額與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利找不到因果關系」，一名接近立法機關人士說。除此之外，缺少對因果關系的認定，還會引起有些被告人的不服。

多名刑法學者證實，收受禮金罪已寫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國家工作人員只要收受禮金達到一定數額，哪怕證明不了為他人謀利也可以定罪」，儲槐植說。

「當然，收受禮金罪的量刑也要比受賄罪輕一點」，他說。

在上述接近立法機關人士看來，增設收受禮金罪，是中國《刑法》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協調的問題。

我國已加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但《公約》規定，只要索取或者收受不正當好處的行為是與其職務行為相關的，就足以構成受賄罪，並未包括「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

呼籲設立收受禮金罪最早出現在1997年，刑法學者周振曉當年在《杭州大學學報》的一篇文章中建議，在刑法中增設非法收受禮金罪。

亦有刑法學者表示不同 意見 ，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多名刑法學者表示不需設立收受禮金罪，「而只需對現有受賄罪構成要件進行重構」。

今年8月，中國社科院法學所刑法室主任劉仁文曾表示，可以對受賄罪中的「為他人謀取利益」做一些修改，但是，不宜完全取消，否則可能將一些正常人情往來也變成犯罪行為。

受賄罪量刑不再「唯數字論」?

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中對反腐敗的規制，還包括重構受賄罪的量刑標准。

現行《刑法》中，受賄罪量刑標准參照貪污罪，劃分為4個標准：受賄10萬元以上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受賄5萬元以上不滿10萬元的，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受賄數額在5000元以上不滿5萬元的，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嚴重的處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受賄數額不滿5000元的，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較輕的，只受行政處分。

這在現實中造成了量刑標準的不統一，「比如有人受賄8萬元，被判刑8年，但有人受賄80萬元，卻可能只被判11年」，原最高法院研究室副主任、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張泗漢說。

「因此，在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希望像盜竊罪那樣，取消受賄罪量刑的具體數字標准」，張泗漢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儲槐植告訴記者，起草刑法修正案(九)時，有意見稱取消受賄罪量刑中五千元、五萬元和十萬元的具體數字標准，只使用較大、巨大、特別巨大等模糊概念，「具體數字標准用司法解釋確定」，他說。

「這種意見在起草刑法修正案(八)時就已提出，但在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前一個月，被取消了」，儲槐植說。

「司法實踐中，有很多人提出疑義。有人認為，受賄罪5000元的起刑點數額是在1997年提出的，現在應該大幅提高，至少提高10倍。」9月28日，在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年會上，廣西政法幹部學院教授歐錦雄說。

還有觀點認為起刑點應該降低，原因是「貪污賄賂犯罪的社會危害性應該大於盜竊罪，而盜竊罪的起刑點數額是1000元至3000元」，他介紹，「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為，受賄罪應該『零容忍』，因此量刑起點不設數額」。

歐錦雄的觀點是，以最低工資倍數作為受賄罪的量刑標准，「由於最低工資是最弱勢職工群體的可支配收入，所以可以體現出受賄罪被害人的痛苦程度」。

受賄罪量刑標準的進一步明確，是量刑規范化制度推進的一部分。經過多年試點，2010年，最高法院印發《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規范了15個罪名的具體量刑標准。

有知情人士稱，這15個罪名涵蓋了我國全部刑事案件總數的75%，但不包括受賄罪。上述知情人士稱，有關部門已計劃擴大量刑指導意見中的罪名數量至約30個。

受賄罪量刑中另外的缺陷，在於其並未設置管制刑和罰金刑，這在司法實踐中帶來的結果是，受賄犯罪大量應用緩刑，造成輕刑化嚴重，帶來對受賄罪犯打擊力度過輕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