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論文熱點2016

『壹』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

大學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夢的生力軍,必備的法律素養是其立足社會的核心條件。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論文，供大家參考。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一：車貸險三類糾紛的法律分析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申請汽車消費貸款後，由借款人作為投保人，根據合同約定，向保險人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對於合同約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貸款合同給貸款人造成的財產損失承擔賠償保險金責任的商業保險行為。該業務自1997年開辦，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蓬勃發展，並帶動了機動車輛保險市場的繁榮。但是，由於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保險期限較長，不僅客觀上風險要在經營中逐步釋放，而且隨著保險事故的不斷發生和理賠調查的日趨深入，該業務在管理上遺留的問題和導致的糾紛也越來越多。筆者將理論研究和業務實踐相結合，就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中可能涉及的三類糾紛進行法律分析。

一、購車人發生欠款後、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之前，銀行或者保險人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的案件

當購車人發生欠款並構成保險事故後，銀行有權選擇依據貸款合同向購車人、擔保人主張權利，也有權依據保險合同向保險人索賠。這種情況下，除非保險條款或合作協議中明確約定了保險人享有先訴抗辯權，否則保險人沒有權利要求銀行先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同時，在沒有賦予保險人先訴抗辯權的情況下，為防止銀行在購車人發生欠款後濫用訴權，即便銀行自願選擇起訴購車人、擔保人，在未經與保險人協商一致時，該訴訟費一般是不屬於保險賠償范圍的。

因此，銀行和保險人在發生保險事故後，首先應關注共同利益、從實際出發，對於購車人惡意欠款或無力還款、確已無法通過催收或協議處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並且購車人或擔保人具有可執行財產能夠採取財產保全措施的，應盡快協商一致，由保險人承擔訴訟等經費並以銀行名義起訴購車人、擔保人，以及盡早採取財產保全措施。

二、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

銀行起訴保險人的案件是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糾紛中最為常見的，爭議焦點主要是保險人是否應承擔法律責任，實踐中爭議較大、較難處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種類型：

(一)涉嫌詐騙的案件

涉嫌貸款詐騙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車經銷商單獨或串通，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提供虛假材料以虛構汽車買賣關系、同一車輛向多家銀行貸款、非法提取貸款現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銀行貸款。此類案件中，有的是購車人偽造、變造或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購車，有的是提供虛假財產狀況證明、虛增車價，有的則是虛擬購車主體、擔保人或抵押財產等情況。因此，判斷保險人是否應承擔保險責任，應根據實際，重點關注以下幾個方面：

1.保險利益問題。《保險法》第12條規定了“財產保險的被保險人在保險事故發生時，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因此，對於涉嫌詐騙的業務，如果貸款人並未實施購車行為，保險人可根據新《保險法》第四十八條“被保險人對保險標的不具有保險利益的，不得向保險人請求賠償保險金”的規定而拒絕賠償。

2.銀行審貸和投保人如實告知的義務。針對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業務，保險人通常基於《貸款通則》、《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的規定和保險條款的約定，以銀行疏於履行審貸義務、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作為不承擔責任的抗辯理由。筆者認為，盡管《貸款通則》和《汽車消費貸款管理辦法》等明確規定了銀行的審貸義務是獨立的，並且銀行有審慎地進行資信調查的義務，條款中也通常約定了保險人在因被保險人過錯導致貸款合同無效或被撤銷時、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時，不承擔賠償責任;但在實務中，仍然應該根據銀行疏於審貸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的具體情形區別判斷其法律後果。

如前所述，涉嫌詐騙的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的具體情形千差萬別，但無論是空車套貸、虛增價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徵均是申請貸款的材料中存在虛假信息。既然存在虛假信息，則必然說明銀行在審貸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過程中隱瞞了真實情況。

針對保險人關於銀行審貸疏忽的抗辯，保險人不承擔責任的條件應以銀行的過錯為限，不宜包括輕微的疏忽、更不應以虛假信息推定銀行存在過錯。特別是購車人收購、借用他人身份證件的情形，筆者認為應構成表見代理，貸款合同成立，保險人不能以銀行未盡到資信調查義務或當事人之間沒有一致意思表示為由而不承擔保險責任。

針對保險人關於投保人未如實告知的抗辯，筆者認為盡管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對“最大誠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實告知義務仍然應以“有限告知”為原則，同時應逐步確立書面詢問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實告知義務，保險人有權根據保險合同的約定拒絕承擔賠償責任。此外，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中，由於投保人和被保險人是分離的，被保險人是進行保險索賠的權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義務的履行以及對投保人有關情況的調查直接關繫到被保險人權益的風險。

根據《保險法》規定，對投保人的選擇和有關情況的調查是保險人的法定義務，其該義務的履行也關繫到保險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過雙方協議將保險人的審查義務和銀行的信貸資產審查結合在一起，或者以銀行的資信審查代替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筆者認為，銀行的資信調查和保險人的承保審查義務的法律依據不同，前者是依據《商業銀行法》、《貸款通則》等，後者是依據《保險法》，其側重的專業重點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為一談或相互替代，相反，應分別予以強化。

(二)由於銀行未履行作為被保險人的催收、危險程度增加的通知義務、未代投保人連續投保車輛險等而引發保險責任爭議的案件

1.根據《貸款通則》第32條規定，“貸款人在短期貸款到期1個星期之前、中長期貸款到期1個月之前，應當向借款人發送還本付息通知單”，貸款人對逾期的貸款要及時發出催收通知單，做好逾期貸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險條款通常約定被保險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記錄的義務。

2.根據《保險法》關於保險標的危險程度增加時應及時通知保險人的規定，保險條款通常也在被保險人義務中約定被保險人發現投保人有潛在的不還款風險或任何可能導致保險合同風險增加的情況，應通知保險人並協助減少或消除風險。

3.為避免投保人因貸款所購車輛自身發生事故損失而產生的不還款風險，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一般要求投保人一並投保貸款所購車輛的損失險、盜搶險等車輛保險，且保險條款通常約定投保人未按時續保上述車輛保險的，被保險人應代投保人投保。銀行違反上述保險法規定或保險合同約定的被保險人義務，保險人有權按照法律規定和合同約定主張不承擔賠償責任或減小賠償責任。

三、保險人賠付銀行損失後，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的案件

保險人在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有權向購車人、擔保人進行追償，但筆者認為該追償不等同於保險代位求償。保險代位求償權，是“基於保險利益原則，為防止被保險人獲得雙重利益而公認的一種債權轉移制度”，通常認為保險代位求償權的實質是民法清償代位制度在保險法領域的具體運用;該制度設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讓被保險人因投保而取得額外的利益，也不能讓有過錯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賠償責任。

新《保險法》第60條規定，“因第三者對保險標的的損害而造成保險事故的，保險人自向被保險人賠償保險金之日起，在賠償金額范圍內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第三者請求賠償的權利”。由此可見，保險代位求償權是代位被保險人向第三人行使權利;因此有觀點認為，由於保證保險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債務人，其是否還款、是否按約定履行義務直接決定了保險事故是否發生，與第三人沒有直接關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過錯致使保險事故發生的情況，當然也不存在保險代位求償權。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就是沒有區分保險事故發生的具體情形，將保險人的追償權等同於代位求償權的錯誤認識。

(一)投保人因主觀意願而發生惡意違約

汽車消費貸款保證保險承保的風險具有信用性，與投保人對債務履行的主觀願望具有一定的聯系。對於保險人而言，其在依賴投保人的誠信態度的基礎上為其信用承保，無法通過一般的詢問和告知來了解投保人的主觀世界，況且投保人的主觀意願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觀惡意造成保險事故發生，即出現了保險人承保的不確定性危險的必然發生，保險人得為該射幸率的發生而給付保險金，並將因為缺乏第三方責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償權。但是，保險人不享有對第三方的代位求償權，並不等於其不能向投保人(債務人)或擔保人追償;保險人在向被保險人履行了保險賠償責任之後，被保險人對投保人不再享有賠償金額范圍內的債權，該債權及相應的擔保權一並轉移至保險人，實務中保險人與被保險人也會就權益轉讓問題簽署權益轉讓書。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響履約能力而發生善意違約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權或合同違約行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損害了投保人向債權人履行債務的能力，造成保險事故發生，一般稱為善意違約。這種情況下，由於投保人最終可以從第三方獲得損失的救濟，而保險代位權的本質是“一個為了防止被保險人獲得超過全額補償，有利於承保人或保險人的原則”(語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萊特法官)，故筆者認為此時保險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債務人)、擔保人追償，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償權向有責任的第三人追償。

(三)因客觀情況發生變化而發生違約

除了主觀因素以外，某些客觀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風、洪水、海嘯等以及戰爭、武裝沖突等不能預見、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當事人故意或過失而偶然發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導致投保人(債務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償責任。對於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導致的保險事故，保險合同從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險人利益的角度出發，立足於減輕並合理分配風險，一般約定為保險人承擔保險責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償。同時，此類情形下因無特定第三方的過錯，亦不存在保險人代位求償權。

法律方面論文範文二：法律文化理論研究

一、法律文化的內涵

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隨著我國文化理論的發展，“法律文化”從西方引入我國，開始引起我國法理學、比較法學和法律史學領域學者的關注，“頗有言必稱法律文化之勢”。但由於學界對法律文化的內涵缺乏明確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現在仍未形成系統的理論，更遑論一門獨立的學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國學者勞倫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與法律體系密切關聯的價值與態度,這種價值與態度決定法律體系在整個社會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與社會發展》一文中最先英國法學家科特雷爾則認為“法律文化”僅適用於觀察法律與文化一體化的初民社會和小型社區以及特定職業人群的法律觀念，與“法律意識形態”等同。也有學者把法律文化視為法律傳統或作為一種法律解釋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於一個民族或國家長期共同生活的歷史文化過程中公認的、穩定的法律價值、觀念以及學說的統稱，是人們進行法律活動的行為模式和指導規范。

二、當前我國法律文化研究現狀與問題

首先，我國法律文化側重與其他法學學科結合來研究某一問題，而缺少對宏觀理論的研究。從我國近幾年的研究成果來看，我國當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與法制史結合來研究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包括禮法、無訟、自然法、律等，這部分研究占絕大部分;(2)與比較法結合來研究法律文化;(3)進行地方性研究，來研究少數民族如藏族、彝族、瑤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對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論基礎、體系的研究卻明顯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沒有釐清與一些學科尤其是法學學科的關系，從而影響了自身學科的發展。隨著社會的發展，這種學科交叉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重要。這種跨學科的發展前提是相應學科之間的合作關系，而非簡單的包含關系。而且我國法律文化的跨學科研究僅著眼於法社會學和法制史，對於其他學科不夠重視。而當前世界中關於法與數據、數字時代、工程學、戲劇、數學、人工智慧的研究已經變成一種新的發展趨勢。最後，對我國法律文化的現代化路徑這一理論基礎問題，我國學者存在認識偏差。不少學者認為打破法律文化區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與觀念性法律文化這種二元結構並進行整合，使觀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轉變，是我國法律現代化的路徑。然而，深入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這種觀念背後體系的是一種法律的一元觀，即“趨向於附和占據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的觀點”，是“現代科學主義驅動下型構而成的以立法統合整個法律定義”，是“唯法律的”、“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型的”。但就轉型期的我國現代化進程而言，我們更多的恰恰是對“現代性”的反思，更關注的是“後現代的”“地方性知識”這樣多元格局的存在。我們的出發點不再是看“沖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進行統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獨立的前提下互動的融合來起作用，來滿足轉型的中國社會現實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論基礎——法律多元主義

馬克•維恩•霍克在第23屆世界法哲學大會的基調報告中曾討論了歐洲統合過程中法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於“在不同地域文化傳統相互影響愈益強烈的過程中，強勢的文化傳統往往處於支配地位，並且時常會驅逐、消磨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處於相對弱勢的文化傳統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護本地區部分的傳統和經濟，“提升後發國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國家法和國家內部多元的、部分社會的法規范、以及歐盟法的三元法律構造這一多元體制至關重要。事實上，這種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們前文所述，是現代社會下，法律文化發展的必然選擇。這種法律文化多元主義正是我國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論基礎。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義的學者中，最有影響的一位是日本的千葉正士。其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對於作為國家法的正式法與非正式法之間具有復雜的交互關系，應當將包涵多元價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並運用構成多元法體制的各種概念進行分析。千葉正士針對亞洲不同地域多元法體制下的國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進行法人類學、法社會學、以及法哲學上的分析論證，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獨創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義”。其多元法體制的法文化理論內核可以概況為是三種二元區分下二項對立，具體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規則•法前提”這三方面的二項對立。

『貳』 法學本科論文

法學本科論文範文

作為一名法學專業的學生，我們在畢業前應該怎麼寫好一篇專業的論文呢？以下是我精心准備的法學本科論文範文，大家可以參考以下內容哦！

摘 要 法律信仰作為法治國家的精神基礎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意義重大，本文通過對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麼樣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闡述，闡釋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關鍵詞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國作為我國的基本治國方略已經有十二年之久，為了實現依法治國的理想圖景，我國已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基本有法可依。雖然有法，但法律在實踐當中權大於法、人大於法、以言代法、以權廢法的現象比比皆是，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歸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與一紙具文無異，就似伯爾曼所說：「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①。」法律作為信仰的唯一對象在培養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們究竟要信仰什麼樣的法律？良法作為一種有別於惡法的良善之法應作為法律信仰的當然對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為理論基礎，通過以下邏輯來分析良法的這種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國方略的精神基礎，這種精神基礎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為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對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關鍵性作用，那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呢？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應成為法律信仰的對象②。

二、法律信仰與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詞在《辭海》中並沒有針對性的解釋，只有對信仰的解釋為：「信仰是對某種宗教，或對某種主義極度信服和尊重，並以之為行動的准則③。」謝暉教授認為「法律信仰是兩個方面的有機統一：一方面是主體以堅定的法律信念為前提並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規則作為其行為准則；另一方面是主體在嚴格的法律規則支配下的.活動④。」由此，筆者認為法律信仰是指社會主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重，並將這種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狀態轉化為行為准則的過程。法律信仰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非靜止不動的，是包括心理狀態和行為過程的有機統一。也就是說，法律信仰不僅存在於理論上，而且踐行於法治實踐中。

（二）良法

良法是與惡法相對應的法哲學范疇，是一個廣泛且不斷發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實質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兩個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對良法下個確切的概念不容易，可從良法的標准來探討良法的概念。李龍教授主編的《良法論》一書認為良法的基本標準是：價值合理性、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筆者認為，良法應從應然角度考慮，良法應是實質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機統一，由此，法律應當是怎樣的，而非法律實然或已然是怎樣的。價值合理性應是良法的靈魂，規范合理性、體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為了實現良法的價值合理性服務的。因此，良法應是符合自然、社會、人類發展規律的，能夠滿足主體享有最一般人權、公平正義的，並能為大多數獨立社會主體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則。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法律信仰作為信仰的一種，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則當且僅當是法律，而不能是諸如權力、教義、風俗習慣之類的對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還有其他對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養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權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內在因素⑥。此外，規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為法律信仰對象的前提條件⑦。正是因為法律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確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對象。

四、什麼樣的法律才會被信仰

依法治國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並不斷完善法律體系才能為依法治國提供法律基礎，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國的精神基礎，只有法律真正為社會主體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實現法治，但是並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會被信仰，還要看這種法律是否具有價值合理、規范合理、體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夠保障人權、救濟權利、實現利益，是否能夠體現法律的應然性（公平正義性），即法律應是良善之法，是為良法。

五、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據謝暉教授將法律信仰分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動兩方面來看⑧，良法對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過以下兩方面來實現：1.良法對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個有關個體主觀心理的概念，內在包涵著個體對法律的信服和尊崇，並把這種信服和尊崇內化為一種恆定的意念，而這種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實現主體的某種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濟性、自由-人權性，使其具備被信仰的價值基礎；2.良法對法律實踐的作用。法律實踐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這個法的良善性決定了法律實踐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實行是法律實踐的應有之義。法律的善惡決定了人們對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邏輯起點和價值基礎，只有善法――以人權保障為宗旨的法律，才能獲得社會主體的普遍認同並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實施才能促使人們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結語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國的當今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讓法律成為普通民眾的信仰，首先法律應是良善之法，且應有效實施，法條具文的泛濫，除了帶來種種社會成本，還會阻礙法律人職業自律，而法律人職業素質的降低，無疑會鼓勵人們在法制外另闢渠道，解決糾紛維護權益，即求助於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僅在制定過程中要不斷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來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實施，這樣才能為民眾提供法律榜樣，使民眾信服法律，將法律內化為信念，從而信仰法律。

注釋：

①[美]伯爾曼.法律與宗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28.

②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③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565.

④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龍.良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71-72.

⑥鍾明霞,范進學.試論法律信仰的若干問題.中國法學.1998(2).

⑦謝菲.小議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條件和經濟基礎.律師世界.2002(7).

⑧謝暉.法律信仰的理念與基礎.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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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叄』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在經濟法價值體系中的特殊性。

正義價值的法學研究論文【1】

[摘要] 正義與法有著密切的聯系，從古典自然法學家直到當代風行的社會法學家，在各時代法學家的一步步詮釋中，正義從法的一種必然內涵直到現在成為評價法律的一個標准和法律所要追求的一種價值。

[關鍵詞] 法的價值經濟法的價值正義實質正義

在我國，對法的價值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法律」二字的形成及其被賦予的含義上。

我國傳統的法的價值觀可以說是從古代社會發產生之日起，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法的價值觀念的總和。

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漸確立以及資本主義法律理念的引進，使得法的自由價值觀、平等價值觀、等內容引起了法學家們的關注，並在研究中一步步確立了其地位。

經濟法是與市場經濟同步產生的，它調整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它的特殊價值取向。

一、經濟法的正義價值的概念分析

在歷史上，對於正義的理解非常豐富。

就像博登海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的一樣「正義如同普羅米修斯的面孔一樣變化無常，隨時可能呈現不同的形狀，並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

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正義」有著不同的內涵，並且為不同時代的思想家所信仰。

在它具有的價值序列中，自由、平等、安全曾先後被不同的思想家放置在價值序列的頂層。

對於經濟法這一特殊的部門法而言，它調整對象的經濟性及調整方法的強制性都決定了其價值基礎的特殊性。

從這一點出發，筆者認為博登海默教授提出的對於正義的理解符合經濟法的價值追求，即「滿足個人的合理需要和主張，並與此同時促進生產進步和提高社會內聚性的成都―這是維持文明的社會生活所必需的，就是正義的目標。」

二、正義――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

古希臘有句著名的格言:「正義乃百德之總」。

這一格言形象地說明了正義這一價值追求的特殊地位。

的確，正義這一價值是一個可以涵蓋指導其他價值追求的全局性的價值追求。

1.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可能性

法的價值從哲學意義上分析一方面具有客觀需要性，另一方面具有對於主體的有用性或積極性。

具體到經濟法這一特殊的法律部門中，經濟法的存在也是基於社會發展的需要。

它的調整對象是國家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規制關系，有很大部分是涉及不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

在經濟法中，更多體現的是一種間接手段，其領域是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其最終目的是為了創造一個良好的、有秩序的競爭及生存環境。

筆者認為，從以上對於正義的分析中可以得知正義內涵的廣泛以及適時性，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其他價值在此基礎上衍生、擴展但同時被其指導，這將是一種適合當代經濟法發展的價值體系的設計。

2.正義作為經濟法價值基礎的必要性

在個人正義的理解中，有一種認為正義就是遵守法律。

古希臘智者色拉敘馬霍斯在與蘇格拉底辯論正義的含義問題時指出:「政府制定法律，違法者就有不正義之名。」他的隱含意思是，正義就是指人的行為遵守法律、符合法律這種狀態。

從此引發，我們可以設想：如果被遵守的法律即是不正義的，那麼行為的正義也無從談起。

所以可見法律本身的正義的重要性。

這是保證個人正義的前提條件。

經濟法的發展經歷了戰爭經濟法階段、危機應付階段以及自覺維護經濟協調發展的經濟法階段這三個由低到高的階段。

在此階段中，市場經濟由自發的競爭發展到社會化條件下國家以經濟法來協調維持。

從經濟法的發展歷程中可以發現經濟法社會性的特徵，而經濟法的價值作為經濟法追求的目標，正義作為社會經濟秩序的一種衡量標准，以其作為經濟法的價值基礎是無可厚非的.。

三、經濟法正義價值內涵的延伸

1.由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

實質正義是與形式正義相對而言的，這里的形式正義的基本含義是指：對於相同的情況給於相同的對待。

現代形式正義觀的代表人物為佩雷爾曼， 他試圖從各種復雜的正義定義中抽象出一種可以適用於不同正義概念的定義公式，他認為「所謂的形式正義就是要求以同一方式對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疇的人都應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動原則。」

隨著經濟的發展，國家、強勢團體、壟斷等等這一切經濟政治實體的存在造成了個人之間、個人與團體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的實質不平等。

在現實條件下，形式正義本質上已成為一種不正義。

經濟法作為對於民法的補充而出現，必須正視建立在對於19世紀社會經濟條件判斷基礎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的喪失，由此帶來的從形式正義到實質正義的變更。

實質正義強調針對不同情況和不同的人予以不同的法律調整。

經濟法的實質正義要求根據特定時期的特定條件來確定經濟法的任務，以實現最大多數人的幸福、利益和發展。

2.公平與效益的兼顧

羅爾斯把公平作為正義的首要要素和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任何一種理論、法律或是制度，不管怎麼樣有用和巧妙，但只要它是不正義的，就一定要被拋棄和消滅」但與此相對應的，效益也是法的價值目標之一。

在實踐中，追求效率必然會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但過分的追求公平也會損害一部分人的效益。

效益是指減去投入後的有效產出。

在法的效益價值中，社會效益價值是與公平的追求同向的，即維護社會公正。

法的社會效益追求中，力求以法的形式為社會機構的運作創造一套行之有效的准則，避免假公濟私、效率低下。

但法的經濟效益追求有時可能會損害公平。

但是並不是說效益與公平是完全對立的。

二者同作為經濟法的價值目標，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效率優先並不意味著不要公平，而是要在實現效率的前提下，盡可能的保證公平的實現。

綜上所述，正義價值作為人類永恆追求的價值目標之一，有可能也很有必要成為經濟法價值體系的基礎，在全局上指導並且涵蓋經濟法的價值體系。

參考文獻:

[1]博登海默著鄧正來譯:《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第252頁

[2][古希臘]柏拉圖著,郭斌和張竹明譯:《理想國》,商務印書館出版,第5、6頁

[3]卓澤淵著:《法的價值論》，法律出版社,第503頁

[4]沈宗靈著:《現代西方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第112頁

法的正義價值論文【2】

【摘 要】自從法產生以來，關於法的價值問題法學界從來沒有停止過爭論。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盧梭、孟德斯鳩至近代的羅爾斯都提出了自己對法的價值的追求與探索。

法是社會發展的產物，是階級、私有制、國家產生的必然結果。

不論是雅典的城邦、古埃及、羅馬，還是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中國，無一例外的都有自己自成體系的法律。

從法的發展歷史來看，毫無疑問，法是有價值的，但究竟什麼是法的價值，法又有哪些價值呢?這困擾著我們無數的法學研究者。

法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因，人類對法律不懈的探索究竟在追求什麼?古往今來，人來一直在追求正義，希望受到正義的對待，社會公平，人人平等。

正義為什麼一直受到人類的追捧，法的價值是否也在於實現正義。

【關鍵詞】法的價值;正義價值;分配正義

「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法的價值體現法的精神，法的精神決定法的價值，進而影響立法，影響著整個法律體系的運行。

但凡民主文明講究平等和諧的國家法律發達，對法的價值問題研究深入，成果豐碩。

而統治者根據自身好惡無視社會承受能力，肆意訂立法律的國家，命運無不是被人民推翻或遭外敵入侵而覆滅。

法的價值是一個抽象而復雜的概念，也是法學研究不能迴避的難題。

一、法的價值含義

價值是一個哲學范疇，被廣泛應用於社會的眾多領域，政治、經濟、文化無不廣泛使用價值。

國內法學界對價值定義時多從主客體的關系出發，既強調價值客體的屬性，又認為不能忽視主體的需要，認為價值是客體的屬性對主體的需要的滿足關系。

「『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也許我們應該從更為朴實的角度來探討「價值」，從而揭示價值的本質。

可以這樣認為，「價值」是一種特定的關系背景下的事物的存在、屬性、作用等。

法的價值依據價值的概念是指，與主體的需要、訴求具有相洽互適性的，從而受到主體的珍視、重視的事物的存在、屬性或作用。

根據使用的情況不同，法的價值可以有以下三種含義。

第一，目的價值，指稱法律在發揮其社會作用的過程中能夠保護和助長那些值得希冀、追求或美好的東西。

「法律的重要價值就是保護人權」，「程序法具有確保司法公正的價值」，等等。

在此種情形下，法的價值更多的體現為對人們追求的美好事物的保護作用，是法對社會的作用，存在於法的自身之外。

第二，形式價值，指稱法律自身所應當具有的值得追求的品質和屬性。

如，法應該邏輯嚴謹，應當簡明扼要，而不是自相矛盾、含混繁瑣。

此種意義的法的價值更強調法的自身，形式上的法應該具有的被人們追求和珍惜的東西。

第三，評價標准，指稱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評價標准。

這更多的受到西方影響，是以法的價值平價標准去評價社會上與法有關的現象，如合法行為與違法行為。

二、法的首要價值

(一)法的三種基本價值形態

1. 正義。

「正義有著一張普羅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形狀並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在社會生活中，正義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一種正義;「以其人之道還其人之身」是一種正義;在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自由、平等、博愛」也被視為一種正義。

決定法的價值中的正義，是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

社會基本結構指社會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權利和義務，決定由社會合作生產的利益劃分方式。

「一個社會體系的正義，本質上依賴於如何分配基本的權利義務，依賴於在社會的不同階層中存在著的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這對於個人生活的影響具有根本性。

作為社會主要制度，社會基本結構影響著人們的基本前景即他們可能希望達到的狀態和成就。

對法律的正義價值也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以說，法的正義價值在於保障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讓人們享有正義的權利承擔正義的義務，正義地分配社會財富、經濟機會和社會條件。

2. 秩序。

學界不乏關於法律秩序的診釋。

「 制度論」 和「 結果說」 是西方學人對法律秩序的兩種重要界說。

「 制度論」 把法律秩序等同於法、法制或法的體系。

「 結果說」 則視法律秩序為法作用於社會所形成的一種社會結果。

法律秩序是一種社會狀態，一種由實體性的制度和觀念化的意志所合成的社會狀態。

實體性的制度是說法律秩序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社會規則，為實現這些規則還存在著一定的物質設施如法庭、監獄、警察等等。

法律秩序價值也是法的其他價值得以實現的前提環節。

法的價值誠然遠不止確認和維護一定的社會秩序。

但所有法的其他價值都離不開秩序價值。

任何法都會體現一定的社會秩序、利益、正義，但一定的利益、正義的確立和實現，都離不開一定社會秩序的確立和實現。

3. 自由。

個體可以是自由的、獨立的，但仍然是全人類整體的一分子;不但每個人的自由能依據普遍的自由規范而與他人的自由相協調，而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個人自由主要表現在人格獨立、人格尊嚴、抉擇自由、自我實現等方面。

人是社會中的人，自由的實現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法律保障人的自由，便成為法的重要價值形態之一。

(二)正義乃為法的首要價值

「法的目的價值構成了法律制度所追求的社會目的，反應著法律創制和實施的宗旨，它是關於社會關系的理想狀態是什麼的權威性藍圖，也是關於權利義務的分配格局應當怎樣的權威性宣告，無疑法的目的價值是整個法的價值體系的基礎……」法的目的價值是法產生的動力也是法實施的宗旨，形式價值和評價標准都是為一定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而在法的目的價值中，秩序，自由，正義是其基本的價值形態。

所謂基本是指法的目的價值最重要，最根本的價值目標。

然而由於人類生活需求的多樣性，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便產生了發的價值沖突。

即在有限的社會資源中滿足人類眾多不同的價值追求時產生的競合狀態。

秩序與自由的沖突，正義與秩序的沖突，秩序與自由的沖突常常出現在我們生活中，而這也是困擾立法者法學家的難題。

這時便需要法律的協調整合。

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如何協調整合法的價值沖突謀求價值總量最大化呢? 首先應該堅持兼顧協調的原則，因為法的價值都是值得希求和珍視的美好之物，應該最大限度地協調它們之間的關系，盡可能的避免、化解或弱化價值沖突。

然而，當協調兼顧已無法達到化解價值沖突時應遵循「兩善相權取其重」的標准。

而正義價值則是我們應該首要保護的價值，是法的首要價值。

亞里士多德曾經提出「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的命題。

可以說，自由與秩序是手段價值，是實現正義的手段，正義才是法律追求的最終價值目標。

「法律或成例就是正義的一種衍生物」「要使事物合乎正義，須有毫無偏私的權衡;法律恰恰正是這樣的一個中道的權衡」正義是人類永恆的價值追求和重要美德，亦是衡量法律之善的首要尺度。

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正義一直是引導法律產生、完善和不斷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法的諸價值之中，法律與正義價值的關系最為密切，亦是法的價值理論體系中的核心論題。

人們在論及法律或對法律制度進行評價時最常使用的是「正義」這一詞彙，以至於法律的其他道德品質都顯得那麼不甚重要或突出。

正義在法的諸價值之中具有優先性地位，法律的有效性亦取決於法律自身的正義程度，對正義價值的追求亦是法律產生的社會根基和根本前提。

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法律需要正義價值之引導，亦必須體現正義之精神。

正義作為一種倫理觀念和價值准則十分廣泛而深刻地存在社會生活之中，並一直引導並推動著法的生成、發展和不斷完善。

一般來說，符合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或價值准則即是正義的。

反之，不正義則是指不符合或者違背人們普遍的道德觀念和價值准則。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

三、法的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

(一)分配正義

亞里士多德提出了正義價值的兩種基本形態，即分配正義與矯正正義。

分配正義是根據接受者的功績來分發榮譽和獎勵。

即正義等於平等。

「相等的人分享了不相等的事物，不相等的人反而分配到了相等的事物，就是不正義。」分配正義是關於對權力、產品等社會資源在社會主體間進行正常配置的規則設計，滿足主題生存的基本需要。

可以說分配正義是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

保障分配正義要求在立法等領域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合理配置有限的社會資源，使人人各得其所，各取所取，從而實現社會的正義。

(二)矯正正義

亞里士多德認為矯正正義是指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中，一個人對另一個人造成了損害，使其遭受到了損失時，就應該從損害方的好處中拿出來一些，加到蒙受損失的人那裡，以補償其損失。

從現代社會來看，矯正正義是針對資源配置過程中出現的動盪與矛盾而設計的救濟性措施。

與分配正義相比，矯正正義是一種程序正義是對失衡的分配正義進行糾錯從而實現實體正義，矯正正義主要體現在司法中。

(三)分配正義的法律體現

分配正義解決的是社會資源的計劃與分配問題，因而需要通過資源分配方案、模式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法律文本因其強制性、穩定性則成為分配正義實現的主要工具。

而另一方面，法律的終極價值就是實現正義，正義體現在法律的權利義務分配方面。

「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沒權利的義務」，法律在權利與義務方面堅持了對等原則，是分配正義的體現。

權利是法律賦予人滿足其利益的手段，義務是承擔者負擔的不利益。

法律在給公民分配權利義務時也應堅持分配正義，而這又具體體現在三個基本原則中，貢獻原則、平等原則和不平等原則，分別對應不同性質的權利義務。

第一，平等原則。

每個人不論貢獻如何，都應該完全平等地分有基本權利(人權)。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不妨簡化為六個字：平等分配人權。

平等分配人權就是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

這一方面是因為人權就是滿足每個人的基本需要的權利;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每個人的基本需要是完全一樣的、完全相同、完全平等的。

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實際上又等於按需要分配人權。

誠然，按基本需要分配權利與按需分配權利根本不同。

但是，人權與權利不同。

人權僅僅能滿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不可能滿足人的非基本需要。

因此，按需分配人權與按基本需要分配人權是同一概念;正如按需分配食品與按生理需要分配食品是同一概念一樣。

第二，貢獻原則。

如所周知，應該按照貢獻分配權利，即按一個人給予社會和他人的利益(貢獻)來分配社會和他人必須且應該給予他的利益(權利)。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貢獻原則」：按照貢獻分配權利，按照權利分配義務。

但是按照貢獻分配權利，並不意味著貢獻越多權利也越多，相反權利應少於貢獻，與貢獻相等的是索取。

權利是一種強制的索取，如果權利與貢獻相等必會導致強者更強而弱者更弱。

因此，貢獻應多於權利多於義務。

這從另一個方面體現了分配正義。

第三，不平等原則。

每個人因其貢獻(才能和品德)不平等而應分有相應不平等的非基本權利和非基本義務。

但是，在這種不平等的分配中，獲利多者如果較多地利用了社會合作，便應該補償給獲利少者以相應的權利。

獲利越少者，對社會合作的利用往往便越少，因而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越多。

於是，獲利最少者，所得到的補償權利便應該最多。

這就是權利與義務分配的「 不平等原則」。

這個原則表明，社會應該不平等地分配每個人的非基本權利，因為每個人對社會和他人的非基本貢獻是不相等的：能力較強、品德較高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大，因而應該分有較大的權利;能力較弱，品德較低的人，對社會和他人的貢獻便較小，因而應該分有較小的權利。

不同社會制度下法的價值內涵側重各有不同，但從總體而言，正義、秩序、自由三者構成了法的價值的基本內容。

而正義是法的首要價值，不論是奴隸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下，對正義的追求法從來沒有停止過。

參考文獻

[1] 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12-45.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77.

[3] 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32-65.

[4] 張文顯.法理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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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法學概論論文

法學概論論文

在日常學習和工作生活中，許多人都寫過論文吧，論文一般由題名、作者、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和附錄等部分組成。如何寫一篇有思想、有文採的論文呢？下面是我為大家收集的法學概論論文，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法學概論論文慎頃 篇1

摘要： 《法學概論》課程開設的意圖是使學生體系地把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把握中國現行憲法和各部門法的主要規則。教專家為了完結教學方針，完結教學使命，在教學進程中有必要不斷地探究教學方法、優化教學形式。

關鍵詞 ：法學概論論文

教學方法是指「在教學進程中，老師和學生為完結教學方針、完結教學使命而採納的教與學彼此的活動方法的總稱」。［1］教學方法多種多樣，課程不一樣教學方法也應有所不一樣。《法學概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學專業的一門根底課程，經過學習要到達的意圖不僅是讓學生被迫地承受某一項法學原理、法令規則，更主要的是讓學生考慮法令常識的學習方法，讓學生運用法學理論處理法令實踐疑問。要到達此教學意圖，教專家在教學進程中有必要防止傳統的「填鴨式」、滿堂灌的教學形式，有必要充沛表現學生的自動性、參加性，有必要重視培育和進步學生剖析疑問和處理疑問的才能，而這一切的完結有賴於合理的恰當的教學方法在講堂教學中的遵循。筆者聯絡長期的教學實習，談談在《法學概論》教學中幾種教學方法的遵循和運用。

一、理論與實踐相聯絡

《法學概論》中的法學理論常識理論性強，教學中多選用理論與實踐相聯絡。中國社會主義法的理論常識的學習有必要聯絡中國的實踐情況，側重聯絡當代中國法治的實踐，教學中不逃避中國在法治建造中存在的疑問，讓學生了解：中國法學的研討起步晚，法治建造也還剛剛開始，與西方興旺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法治建造中亟待研討和處理的疑問還許多，要增強學生的前史責任感。一起要聯絡中國法制的建造和開展，對中國法治建造獲得的成果給予必定，讓學生了解到隨著中國改革的深化，中國民主與法治建造方面獲得的成果無窮，令世人注目，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激起學生學習該課程的積極性，用學法、懂法和遵法的實踐行動為推進中國法治化進程做出自個的貢獻。

二、用典型案例的剖析輔佐教學

《法學概論》中的部門法常識的學習，由於課時有限，觸及的法令常識面廣，在教學中多選用典型案例的剖析輔佐教學，加深學生對法令常識的了解。用案例輔佐教學，具有靈敏、直接的特色，能有效地活潑講堂空氣，啟發學生思想，學生更易承受，對深化穩固教材常識的要點和難點能起輔佐效果。

（一）案例輔佐法令常識的教學的首要環節是選好案例。

首要有必要對於教學中的要點與難點挑選案例，以利於學生對要點與難點的把握；其次，有必要和教學請求、教學意圖相吻合。《法學概論》是對於非法令專業學生開設的，案例不能太難，在挑選案例的時候，請求案情簡略、矮小，不能太復雜，學生要花長期才能把案情搞明白的案例不得選用。此外，挑選的案例不要觸及多個常識點，以只觸及一個到兩個詳細的常識點為宜。

（二）案例輔佐法令常識教學的關鍵是對案例的運用。

對案例的運用一是要經過案例提出疑問，讓學生用所學的常識回答疑問，或許請求學生對提出的疑問經過考慮引出新常識點，這么能激起學生激烈的求知慾和學習愛好，招引學生的注意力，活潑他們的思想，使學生能較快地把握所學常識。二是要運用典型案例例子法令原理。教材中許多理論常識都用一些法令術語敘說，老師假如朴實地用理論解說理論，學生就會覺得生澀難明，運用案例例子法令原理和法令規則，能夠把枯燥無味的法學理論常識形象化、生動化，讓學生更簡單把握用例子解說的法令理論。三是要經過案例剖析對比簡單混淆的法令景象或法令術語。教材中有許多法令概念或法令規則單一從字面上來看，不易了解也不易分辨，學生很難承受。假如能聯絡案例的剖析和對比就能協助學生透徹了解有關常識，在對比中准確把握。如對民法中通常侵權和特殊侵權的解說，別離輔以一個案例，並對二者進行對比，這兩者的不一樣點就十分明白了。

案例輔佐法令常識的教學要格外注意幾中孝跡點：首要，對案例的處理要突出一個「疑」字，請求學生讀懂案情，在讀懂案情的根底上清晰案子要處理什麼樣的疑問，老師要給學生引導，要把學生的思想集中在要了賣並解和把握的常識點上。其次，有必要調集每一位學生的參加認識，鼓舞學生斗膽發表意見和看法。在案例評論中通常有的學生很積極自動，有的學生則被迫，不考慮、不講話，老師能夠獨自發問這類學生。最終，老師要依據有關的法學原理和法令規則，對案例進行剖析並給予答案，由於學生對案例進行剖析後，通常會有各自不一樣的觀念，老師有必要進行歸納和評判。

三、加強師生互動

當時高校教學改革的主要方針之一是要改變傳統的以老師為基地的教學形式，建構一種既能表現老師的主導效果又能充沛體現學生認知主體效果的新式教學形式。中國高校教學的教學形式在上個世紀基本上是以老師講堂的教學為基地，這種教學形式的長處是便於老師對體系的科學常識的教授，其壞處是忽略了學生的自我認知，嚴峻地阻止了學生的學習自動性和積極性，學生僅僅很被迫地承受老師教授的講義常識，嚴峻阻止了學生的獨立考慮才能和立異才能的培育和進步。

《法學概論》課的特色是概念多，准則多，格外對法令規則的剖析和了解，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難點，因而，除了對學生不易了解和把握的`常識點講透以外，任課老師應格外重視講堂評論，選用師生互相提出疑問的方法引導學生進行考慮。所提的疑問應盡也許環繞教學的要點和難點，環繞理論與實踐的聯絡點，以疑問導入解說和評論有助於激起學生自動的學習愛好或好奇心，有助於激起學生的考慮，有利於進步學生在日子中使用常識的才能，一起，也有利於考察學生的領悟與吸收的情況，能夠使老師依據學生學習成果的信息反饋，及時彌補教學內容。

四、浸透情感教學

教學進程既是常識教授的進程，也是師生進行情感交流，學生心智得到開展的進程。學校教學假如忽略了對學生情感的關注，培育出來的學生其情感將是殘損的。教學活動應當在民主、對等、親熱的空氣中進行，老師應充沛挖掘學科常識內容中的情感要素，並把這種情感當令恰當與講堂教學奇妙聯絡，然後到達學科常識與道理融合的教學境地。《法學概論》中的法學原理部分是純理論性的，在教學時應當當令恰當浸透豪情要素的教學，比如在講到法令認識、遵法、法令責任和法令制裁等理論疑問時，作為老師此刻應當既像父母又像年長的兄弟，教學學生要學好法令，進步法令認識，聯絡大學生違法違法的案例，苦口婆心地教訓學生有必要懂法、遵法，遠離違法和違法，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法學概論》中的部門常識的學習可交叉的案例和可浸透的豪情要素更多，如教學到婚姻法時能夠和學生們評論大學生在校時期即便具有了婚姻法規則的成婚條件，但成婚會給學習、日子帶來許多晦氣的要素，以兄弟的口吻勸導他們仍以不成婚為宜。在教學進程中貫穿情感教學能夠讓學生產生相應的情感反響，能更好地調集學生承受教學的積極性，讓學生愉快地承受所教授的常識和信息，自動去學習、探究。

完結教學使命所選用的教學方法是多種做樣的，每種教學方法都有其共同的效果，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在教學進程中應聯絡本章本節的教學內容，挑選適合的一種教學方法完結教學。現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請求高校大力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如何選用能真實培育學生具有獨立考慮和立異才能的教學方法是擺在高校老師面前的一個課題。為了完結教學方針，完結教學使命，作為老師有必要教而不厭，學而不倦，不斷地探究教學方法，優化教學形式，給學生提供一個民主、自立的學習環境。

參考文獻 ：

［1］李劍萍，魏薇主編.教學學導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何克抗.建構主義――改造傳統教學的理論根底［J］.電化教學研討，1997.3.

法學概論論文 篇2

摘要：《法學概論》課程開設的目的是使學生系統地掌握馬克思主義法學的基本原理，掌握我國現行憲法和各部門法的主要規定。教學者為了實現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在教學過程中必須不斷地探索教學方法、優化教學模式，給學生提供一個民主、自主的學習環境。

關鍵詞：教學方法《法學概論》貫徹和運用

教學方法是指「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為實現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而採取的教與學相互的活動方式的總稱」。［1］教學方法多種多樣，課程不同教學方法也應有所不同。《法學概論》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的一門基礎課程，通過學習要達到的目的不僅是讓學生被動地接受某一項法學原理、法律規定，更重要的是讓學生思考法律知識的學習方法，讓學生運用法學理論解決法律實際問題。要達到此教學目的，教學者在教學過程中必須避免傳統的「填鴨式」、滿堂灌的教學模式，必須充分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參與性，必須注重培養和提高學生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一切的完成有賴於合理的恰當的教學方法在課堂教學中的貫徹。筆者結合長期的教學實踐，談談在《法學概論》教學中幾種教學方法的貫徹和運用。

一、理論與實際相結合

《法學概論》中的法學理論知識理論性強，教學中多採用理論與實際相結合。我國社會主義法的理論知識的學習必須聯系我國的實際情況，著重聯系當代中國法治的實際，教學中不迴避中國在法治建設中存在的問題，讓學生明白：我國法學的研究起步晚，法治建設也還剛剛開始，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我國法治建設中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還很多，要增強學生的歷史責任感。同時要聯系中國法制的建設和發展，對中國法治建設取得的成績給予肯定，讓學生了解到隨著我國改革的深入，我國民主與法治建設方面取得的成績巨大，令世人矚目，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激發學生學習該課程的積極性，用學法、懂法和守法的實際行動為推動中國法治化進程做出自己的貢獻。

二、用典型案例的分析輔助教學

《法學概論》中的部門法知識的學習，因為課時有限，涉及的法律知識面廣，在教學中多選用典型案例的分析輔助教學，加深學生對法律知識的理解。用案例輔助教學，具有靈活、直接的特點，能有效地活躍課堂氛圍，啟發學生思維，學生更易接受，對深入鞏固教材知識的重點和難點能起輔助作用。

（一）案例輔助法律知識的講授的首要環節是選好案例。

首先必須針對教學中的重點與難點選擇案例，以利於學生對重點與難點的把握；其次，必須和教學要求、教學目的相吻合。《法學概論》是針對非法律專業學生開設的，案例不能太難，在挑選案例的時候，要求案情簡單、短小，不能太復雜，學生要花長時間才能把案情搞清楚的案例不得選用。此外，選擇的案例不要涉及多個知識點，以只涉及一個到兩個具體的知識點為宜。

（二）案例輔助法律知識講授的關鍵是對案例的運用。

對案例的運用一是要通過案例提出問題，讓學生用所學的知識解答問題，或者要求學生對提出的問題通過思考引出新知識點，這樣能激發學生強烈的求知慾和學習興趣，吸引學生的注意力，活躍他們的思維，使學生能較快地掌握所學知識。二是要運用典型案例例證法律原理。教材中很多理論知識都用一些法律術語敘述，教師如果純粹地用理論解釋理論，學生就會覺得生澀難懂，使用事例例證法律原理和法律規定，可以把枯燥無味的法學理論知識形象化、生動化，讓學生更容易掌握用例證解釋的法律理論。三是要通過案例分析比較容易混淆的法律現象或法律術語。教材中有許多法律概念或法律規定單一從字面上來看，不易理解也不易分辨，學生很難接受。如果能結合案例的分析和比較就能幫助學生透徹理解有關知識，在比較中准確掌握。如對民法中一般侵權和特殊侵權的講解，分別輔以一個案例，並對二者進行比較，這兩者的不同點就十分清楚了。

案例輔助法律知識的講授要特別注意幾點：首先，對案例的處理要突出一個「疑」字，要求學生讀懂案情，在讀懂案情的基礎上明確案件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教師要給學生引導，要把學生的思維集中在要了解和掌握的知識點上。其次，必須調動每一位學生的參與意識，鼓勵學生大膽發表意見和看法。在案例討論中往往有的學生很積極主動，有的學生則被動，不思考、不發言，教師可以單獨提問這類學生。最後，教師要依據相關的法學原理和法律規定，對案例進行分析並給予答案，因為學生對案例進行分析後，往往會有各自不同的觀點，教師必須進行歸納和評判。

三、加強師生互動

當前高校教學改革的主要目標之一是要改變傳統的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建構一種既能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又能充分體現學生認知主體作用的新型教學模式。我國高校教育的教學模式在上個世紀基本上是以教師課堂的講授為中心，這種教學模式的優點是便於教師對系統的科學知識的傳授，其弊端是忽視了學生的自我認知，嚴重地阻礙了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和積極性，學生只是很被動地接受教師傳授的課本知識，嚴重阻礙了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和創新能力的培養和提高。

《法學概論》課的特點是概念多，原則多，尤其對法律規定的辨析和理解，一直是學生學習的難點，因此，除了對學生不易理解和把握的知識點講透以外，任課教師應特別注重課堂討論，採用師生互相提出問題的方式引導學生進行思考。所提的問題應盡可能圍繞教學的重點和難點，圍繞理論與實際的結合點，以問題導入講解和討論有助於激發學生自動的學習興趣或好奇心，有助於激發學生的思考，有利於提高學生在生活中應用知識的能力，同時，也有利於考查學生的領悟與吸收的情況，可以使教師根據學生學習結果的信息反饋，及時補充教學內容。

四、滲透情感教育

教學過程既是知識傳授的過程，也是師生進行情感交流，學生心智得到發展的過程。學校教育如果忽視了對學生情感的關注，培養出來的學生其情感將是殘缺的。教學活動應該在民主、平等、親切的氛圍中進行，教師應充分挖掘學科知識內容中的情感因素，並把這種情感適時適當與課堂教學巧妙結合，從而達到學科知識與情理交融的教學境界。《法學概論》中的法學原理部分是純理論性的，在講授時應該適時適當滲透感情因素的教育，比如在講到法律意識、守法、法律責任和法律制裁等理論問題時，作為教師此時應該既像父母又像年長的朋友，教育學生要學好法律，提高法律意識，結合大學生違法犯罪的事例，語重心長地教導學生必須懂法、守法，遠離違法和犯罪，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法學概論》中的部門知識的學習可穿插的事例和可滲透的感情因素更多，如講授到婚姻法時可以和學生們討論大學生在校期間即使具備了婚姻法規定的結婚條件，但結婚會給學習、生活帶來諸多不利的因素，以朋友的口吻勸導他們仍以不結婚為宜。在教學過程中貫穿情感教學可以讓學生產生相應的情感反應，能更好地調動學生接受教育的積極性，讓學生愉快地接受所傳授的知識和信息，主動去學習、探索。

完成教學任務所採用的教學方式是多種做樣的，每種教學方法都有其獨特的作用，都有其特定的適用范圍，在教學過程中應結合本章本節的教學內容，選擇適宜的一種教學方法完成教學。目前，科學技術日新月異，要求高校大力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如何採用能真正培養學生具備獨立思考和創新能力的教學方法是擺在高校教師面前的一個課題。為了實現教學目標，完成教學任務，作為教師必須教而不厭，學而不倦，不斷地探索教學方法，優化教學模式，給學生提供一個民主、自主的學習環境。

參考文獻：

［1］李劍萍，魏薇主編.教育學導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2］何克抗.建構主義――革新傳統教學的理論基礎［J］.電化教育研究，1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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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法學畢業論文

法學畢業論文

大學生活又即將即將結束，大家都知道畢業前要通過最後的畢業論文，畢業論文是一種有準備、有計劃、比較正規的、比較重要的檢驗大學學習成果的形式，畢業論文應該怎麼寫才好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法學畢業論文，歡迎大家分享。

法學畢業論文 篇1

摘要： 在當代中國，隨著社會的向前發展，經濟實力逐漸增強的今天，，由於多方面的原因，搶劫罪問題仍然還很突出。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是人所共知的，因而加強對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和對搶劫罪的定罪問題進行討論是法學界關注的重要課題。本文運用法理學、法律社會學等多學科理論，綜合分析了當代中國搶劫罪的各種狀態、特點，及罪與非罪的對策。第一章從搶劫罪的概念入手，闡述了構成搶劫罪幾個要件。第二章討論了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第三章從暴力下限入手，分析了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第四、五、六、七章從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對象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等幾個方面是否構成搶劫罪入手，研究了常見的幾種難把握的搶劫罪。結論提出了在實踐中對搶劫罪定罪量刑應注意的問題。

關鍵詞： 搶劫罪社會危害性罪與非罪對策

目錄

中文摘要……………………………………………………………………………(1)

目錄…………………………………………………………………………………(2)

前言…………………………………………………………………………………(3)

一、搶劫罪的概念…………………………………………………………………(3)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3)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4)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5)

五、不動產及財產性利益能否成為搶劫罪對象…………………………………(7)

六、以侵犯甲的人身權為手段，當場獲取乙的財物是否構成搶劫罪…………(9)

結論…………………………………………………………………………………(9)

參考文獻……………………………………………………………………………(10)

致謝…………………………………………………………………………………(10)

前言

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的犯罪，歷來為我國刑法重點打擊。現實生活中，我們經常見到這類案件的發生，且案情非常復雜。《刑法》第263條對此作了一個較具體的規定。但由於立法對文字簡明性、概括性的要求，使得法條不可能明確而全面地表述所有實際情形。對於搶劫罪的許多方面，歷來多有討論，首先，在罪與非罪方面，因為涉及是否需要立案、採取偵察措施、提請逮捕、起訴等問題，因而是個首要問題。本文試選擇幾個對定罪有著重要影響且有爭議的問題加以討論，以期對實際工作有所裨益。

一、搶劫罪的概念

搶劫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方法強行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物的所有權和公民的人身權利。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在實施搶劫行為時，不僅造成公私財產的損失，而且可能造成人身傷亡，這既是搶劫罪區別於其他財產犯罪的重要標志，又使搶劫罪成為侵犯財產罪中的最嚴重犯罪。犯罪對象是公私財物和他人的人身。

本罪客觀方面表現為對財物的所有人、持有人或者保管人當場使用暴力、脅迫或者以其他方法，劫取財物的行為。暴力，是指對被害人的身體實行打擊或強制，使被害人不能或不敢反抗的行為。如毆打、捆綁、傷害、禁閉等。暴力行為只要足以抑制對方的反抗即可，不要求事實上抑制了對方的反抗，更不要求具有危害人身安全的性質。脅迫，是指以當場立即使用暴力相威脅，對被害人實行精神強制，使其不敢反抗的行為。脅迫既可以是用語言脅迫，也可以通過動作、手勢進行。其特點是如不交付財物或者進行反抗，便立即實現脅迫的內容。其他方法，是指除暴力、脅迫之外，使被害人不知反抗或喪失反抗能力的強制方法。如用葯物麻醉、用酒灌醉、使人中毒等。

本罪犯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主觀方面是故意，並具有非法佔有公私財物的目的[1]。搶劫的故意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已的搶劫行為會發生侵犯他人人身與財產的危害結果，並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的發生。其中，行為人對他人造成財產上的損害只能是希望心理，但對他人造成人身上的侵害則可能是放任。由於造成他人人身傷亡不是搶劫成立所必需的要件，所以從整體上來說，搶劫罪的故意是一種直接故意，即以非法佔有為目的。

二、社會危害性是判斷罪與非罪的根本標准

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一種行為之所以成為犯罪且受到刑罰的懲罰，其根本原因是這一種行為嚴重侵犯了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犯罪構成是社會危害性的外在法律體現。一般地，行為如果符合犯罪構成，那麼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就達到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這一行為就構成犯罪。但實際情形並不總是這樣簡單。犯罪構成要件只不過是從繁雜的實際犯罪情形中概括、歸納出來的，是決定犯罪行為社會危害性的主要方面，並非全部。許多不為犯罪構成所包括的方面，諸如犯罪的動機、情勢的需求(如國家根據社會治安形式的變化在不同時候採取從重或從輕的刑事政策)、實際情形的變化(如投機倒把行為在計劃經濟年代與市場經濟年代罪與非罪的變化)等等方面都會影響行為在特定條件下的社會危害性。有許多行為，從犯罪構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備的，但一旦綜合考慮行為的方方面面，其社會危害性就減低而不夠刑罰標准。正是考慮到這一情形的實際存在，為了盡可能准確到做到罪刑相適應，保證刑罰預防目的的實現，《刑法》在總則第十三條賦與執法者自由酌量的權力：「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實際工作中，我們往往只顧及行為是否具備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件而不綜合考慮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現許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為搶劫罪是一種嚴重侵犯人身權、財產權的犯罪，因此《刑法》沒有象盜竊罪一樣對財物數額作出要求，而且年滿14周歲以上的公民都可成為犯罪主體。司法實踐中，對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剛滿14周歲的在校生，以輕微的暴力行為如打幾個耳光，踹幾腳，向同學索要幾元錢的行為，一律以搶劫罪刑拘、逮捕、起訴。從犯罪構成角度看，這樣的行為無疑是符合搶劫罪的構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對於社會危害性來講，犯罪構成是一個極抽象的概念。實際上在執法過程中，不但要分析這些特殊情況是否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還應根據一般的社會常識及公眾心理，分析這樣一些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否達到或接近搶劫罪的社會危害性。搶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類似本文列舉的這樣的行為都以搶劫罪定罪判刑，筆者以為，無論是從對青少年犯罪以教育為主，懲罰為輔這個刑事政策角度，還是從刑罰追求罪刑相適應，以期達到預防目的這個角度講，都是不妥的。而且，雖然在刑法裡面，沒有對搶劫罪的財物數額作出一個下限規定，但刑法總則第九條關於罪與非罪的規定，無疑對刑法分則是有指導意義和法律束縛力的。當然，對於某些所搶財物數額雖小但手段較嚴重的行為，則是依法應予嚴懲的。搶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權和財產權。只有對這兩種權利的侵害程度的綜合，才能說明某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

三、實施犯罪的手段的暴力問題

「暴力行為」是搶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權、健康權直至生命權的施加於人身的強力打擊和強制行為，還包括捆綁、強力禁閉、扭抱、毆打、傷害直至殺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現形式。搶劫罪的暴力行為必須是當場實施的，而且是被作為當場強行非法佔有他人財物的手段行為加以實施的。這種暴力行為指向的對象，一般是財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為在多數情況下，只有向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進而非法佔有財物;但是，在某些情況下，暴力也可能施加於在場的與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種親密關系的人。與「財物數額不是搶劫罪成立的必備要件」這一共識相反，理論和司法實踐中，對於暴力行為的上下限問題，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實施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本文認為，如果行為人把故意殺人作為當場劫取財物的一種手段行為，則以搶劫罪而非故意殺人罪定罪判刑。對為了事後獲得被害人的財產，先將被害人殺死的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而不是搶劫罪[1]。但對於暴力程度的下限問題，在實際工作中往往沒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很難把握。前蘇聯、日本、北朝鮮等國都明確規定暴力行為的程度必須達到「危及被害人生命與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2]。目前我國對此法還無明文規定，筆者認為，不應規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一是搶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財產權，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權。兩種權利的被侵害程度對於說明某一搶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義。認為財物數額可以沒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這是沒有道理的。

二是以暴力劫財的本質特徵是：以暴力為手段行為，意圖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從而達到當場劫財的目的。只要行為人主觀上意圖以此暴力行為達到當場取財的目的，而且客觀上實施了暴力劫財行為，就符合搶劫的本質特徵，而不問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個被害人的身體狀況都是不同的。有些時候，較重的暴力行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時候較輕的暴力卻能夠做到。如果認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謂的下限，那麼，前者不成立搶劫罪而後者成立，這顯然是不附合邏輯的。

三是輕微的暴力劫財與脅迫劫財的社會危害性相當。脅迫的暴力內容，不管有多嚴重，它畢竟只是一種現實可能性，末造成實然的人身傷害結果。輕微暴力雖然程度輕微，但畢竟已造成實然的傷害結果。從這點上講，哪怕最輕微的暴力行為都要比脅迫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前者定性為搶劫，而後者不定為搶劫，沒有道理。

四是從實際操作情況看，如果承認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則因為"輕微暴力"是一個極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執法者理解不一，而導致執法混亂。

當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沒有下限」的時候，跟理解「財物數額沒有下限」一樣，除了考察這兩者本身，還應綜合這兩者來判斷行為社會危害性的大小。

四、不作為的脅迫與暗示的脅迫劫財是否構成搶劫罪

對於脅迫的習慣理解，如暴力一樣都是一種主動的作為。但不作為同樣可以成立脅迫。實際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過不作為的脅迫當場取財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種情況：

『捌』 法學本科畢業論文題目

1、我國刑事再審程復序之改造
2、論民制事簡易程序的改革和完善
3、論非婚生子女的法律保護
4、論共同犯罪
5、論農村土地使用權法律制度的完善
6、非訴訟糾紛解決機制探析
7、民事訴訟中法院調查取證研究
8、刑訊逼供問題研究
9、論我國刑事司法鑒定製度的現狀與完善

『玖』 求關於法學的論文

內容提要: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以道德責任的形式出現，後來，一部分企業社會責任逐漸發展為法律責任和軟法責任，並同道德責任並存。由於法律責任能夠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現，因而法律責任化後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盡可能擴大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時，軟法可以藉助其特有的提倡性規范促成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但由於缺少了國家強制力的推行，因而軟法化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總體上變得不確定。這時有必要引入司法能動主義，且從廣義上看，司法化也屬企業社會責任法律化的應有之義。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國際組織、社會組織甚至企業，為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進行了一系列的嘗試和實踐。但是，對處於不同地域、文化中的企業，甚至是處於同一地域、文化中的不同企業來說，其社會責任承擔的狀況依然千差萬別。這是因為，在排除考慮法律等強制性制度安排因素的情況下，這種倫理色彩濃厚的責任承擔的實現效果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行為主體的道德素養——當然，這又更深層次地取決於行為主體所處社會共同體的道德水平，而道德則總是「具有多樣性」。[1]作為調整人類行為的基本規范的道德和法律並非互不相干，某些情況下，法律對已屬道德調整的行為的補充調整完全能夠強化倫理的約束效果，道德和法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調整便是如此。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性質

企業社會責任（CSR：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即企業的社會性的責任，迄今依然是一個頗受爭議的概念——正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Vives指出的，即便是「『社會性的』和『責任』這兩個詞也都總是被人曲解，比如，有些人認為『社會性的』是指諸如健康、教育、安全之類的社會問題，而這些問題一般是屬於政府責任（responsibility）范圍內的。其他人則更為恰當地將其定義為企業活動范圍內的地球（planet）和環境。對於『責任』一詞，一些人認為其指企業行為（actions）的責任（accountability），其他人則認為是對社會的職責（ty），還有些人認為是良好的判斷（即金科玉律中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2]至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解釋，在官方的、國際組織的、民間的和學術性的各種定義中的分歧更是隨處可見。

盡管如此，人們現在對「企業社會責任」還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共識，即企業社會責任是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的企業傳統經營理念的修正，其本質是要求企業在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的同時應當維護和增進其他社會利益。當然，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理解不一，不同人眼中的「其他社會利益」的范圍和程度並不盡相同。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不同理解也導致了對其性質的不同看法。就本文的主旨來說，對企業社會責任性質的界定是研究其法律化的前提。

（一）最初的道德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

企業社會責任並非自古存在。在古典經濟學視域中，我們現在所界說的「企業社會責任」是無以立足的，市場主體如果有什麼社會責任的話也被嚴格限制在商業合同關系的范圍之內，或者，如古典經濟學集大成者亞當·斯密所主張的，市場主體的活動本身就是實現社會責任的活動——「誠然，他所考慮的是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社會的利益。但是研究他自己的利益自然地或者毋寧說必然地導致他去採取最有利於社會的使用方法。」「他被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著，去達到一個他無意追求的目的。雖然這並不是他有意要達到的目的，可是對社會來說並非不好。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常常能促進社會的利益」。[3]現在，這種觀點依然存在，以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米爾頓·弗里德曼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者同樣反對企業社會責任觀念，他主張「企業僅具有一種而且只有一種社會責任——在法律和規章制度許可的范圍之內，利用它的資源和從事旨在於增加它的利潤的活動。」弗里德曼甚至斥責企業社會責任學說為「一種自由社會里根本的破壞主義」，是「最壞社會的信條」。[4]古典經濟學的主張是可以理解的，他們深信充分、完全的市場競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包括社會問題），因為競爭是以一人之「自利」之心對抗另一人「自利」之心的最有效機制。當然，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否定也並非古典經濟學一家之言。在管理學界，管理大師彼得·德魯克曾說，「如果你發現經理主管打算承擔社會責任，立即解僱他，越快越好！」[5]韓國商法學者李哲松教授也認為，「企業社會責任」一說有違「企業乃純粹的營利性組織」這一本質，且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模糊，義務對象也籠統而不明確。[6]

但是，「自利」驅使下的市場主體這種對利潤最大化的唯一追求顯然同社會對其的要求和期望相背離。特別是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和19世紀自由市場經濟向社會市場經濟階段的演進，一方面，社會化成就了市場主體規模的大幅擴張，也給其帶來了豐厚的利潤；但另一方面，與市場活動相關的一系列外部性問題隨之而來，如環境污染、勞工待遇惡化、損害消費者利益、貧富分化等問題日益突現，對社會生活和經濟的持續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因此，對市場主體的道德指責和抱怨聲隨之而來且越來越強烈。被指責的市場主體除自然人之外，更多的是企業，尤其是公司制企業，其在19世紀後成為市場主體的主要組織形式。

早在1895年，美國社會學界的著名學者阿爾比恩·斯莫爾（Albion w．Small）就曾在美國社會學創刊號上呼籲「不僅僅是公共辦事處，私人企業也應該為公眾所信任」，這標志著企業社會責任觀念的萌芽。1924年美國學者謝爾頓（Oliver Shelton）首次提出企業社會責任的說法，他把企業社會責任與企業經營者滿足產業內外各種人類需要的責任聯系起來，並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包含道德義務。1953年，美國的另一位學者霍華德·R·鮑恩（Howard R．Bowen）出版了《企業家的社會責任》一書，才使企業社會責任正式走進人們的視野。[7]特別是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社會普遍要求企業在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兼顧企業職工、消費者、社會公眾及國家的利益，履行保護環境、消除污染等社會責任，將其經營目標與社會目標統一起來。至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承擔問題正式成為政府和社會討論研究的普遍話題——「今天，社會責任『是否需要承擔』已經過時，唯一剩下的問題就是：『具體承擔什麼和怎樣承擔』」。[8]

從企業社會責任的產生過程可以看出，企業社會責任最早產生於社會對企業的一種道德要求，它本質上是一種道德責任——「企業既不是機器也不是動物。它們是由人來運行的組織，而且正因為如此，即使它們不是道德人，但是卻具有了接受道德評價的道德身份。」[9]

（二）多元化責任——企業社會責任的發展

企業社會責任最初為「道德責任」並不意味著企業社會責任就是道德責任。但是，當前仍然有不少人主張企業社會責任不僅最初屬於道德責任，而且是徹頭徹尾的道德責任，此即道德責任論者。道德責任論者的觀點是可以理解的，正如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教授喬爾·巴肯指出的，「也許是因為『企業社會責任』這個詞由慈善事業進化而來，所以許多人繼續將其同『慈善事業』等同。」[10]在道德責任論者看來，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也不需要藉助法律等機制，有的學者甚至聲稱其可以自我實現。如美國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費爾法克斯（Fairfax）指出，一般來說，企業會兌現他們承擔社會責任的承諾。「更重要的是，即使企業的行為跟他們花言巧語（rhetoric）的責任承諾不一致，也存在促成這種一致的極大可能性。社會心理學表明，當一個人作出許諾的時候，她會經歷來自使其自身行為同許諾相一致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壓力。換句話說，這種壓力戲劇性地增加了許諾者同他行為的一致性。而且，當諾言以書面的、公開的和不斷重復的方式表現時，許諾影響其行為的機會將進一步地大大增加。」[11]當然，他也認為，「企業是擬制的實體，那些能對自然人形成推動並使得其言行一致的力量可能並不能對企業產生作用。進一步地，盡管企業由一個個的自然人組成，這些人也都具備那種推動自己言行一致的力量，但是，在企業的場合中這些力量可能變得銷聲匿跡。」[12]但他仍然「堅持認為這些障礙是可以被克服的，特別當我們將關注的目光投在增強企業代理人個人兌現企業責任意識的戰略上時。」[13]

但顯然的是，將企業社會責任等同於道德責任很難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一個最典型的例證就是，現在的企業社會責任同法律之間必然會存在某種關系。正如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Ostas教授指出的，「僅僅討論商人的社會責任而不涉及法律是困難的，因為社會責任和法律責任總是交織在一起。法律責任可以通過罰款、監禁或者民事責任等法律制裁得以強制實施，比較起來，社會責任還包括那些不能通過法律制裁強制實施的責任。社會責任明顯包括法律責任，但是其概念比後者更為廣闊。」[14]

實際的情況是，企業社會責任雖最初產生於道德的需要，但這種道德責任並未到此為止。倫理的軟約束離不開法律的強化，道德良知的自律和輿論約束的他律並不能普適於所有的市場主體，於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的發展，在存在任何實在法體系的社會（國家）中，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除了繼續由倫理予以調整外，另一部分（特別是對企業的道德底線要求）則逐漸上升為（廣義的）法律要求：（1）對於有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法律直接對企業施加強制性，此時道德責任便成了法律責任，自然資源法、環境保護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公司法中的相關強行性規范便是其體現。（2）對於另外一些社會責任的承擔，有時由法律以鼓勵或一般性義務的形式向企業提出要求，但法律並不能直接強制企業承擔，這種社會責任可稱之為狹義的軟法責任；有時又可能被正式立法主體以外的社會共同體、組織等以制定規范的方式對企業提出要求，這種社會責任同樣不具有國家強制實施性，此即廣義上的軟法責任。[15]

因此，從倫理責任發展而來的企業社會責任既可能是法律責任，也可能是純粹的道德責任，還可能是軟法責任（包括廣義和狹義的），即一種多元化的責任。實際上，「企業社會責任」本來是個外來詞，在英文中，Responsibility、Duty、Obligation和Liability都可譯為「責任」。Duty是具體法律義務上的「責任」，Obligation是具體的法律或道德約束，Liability是歸責意義上的「責任」，而「企業社會責任」中的「責任」——Responsibility則是指角色及其權義設置，既可以是某種法律上的義務、職責職權，也包括倫理或道德范疇的義務或角色定位。[16]

不同性質的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機制不一樣，法律責任可以由國家強制實現，道德責任與國家強制無關，軟法責任則介乎兩者之間。例如，美國經濟發展委員會在《商事公司的社會責任》的報告中列舉了58種要求公司付諸實踐的、旨在促進社會的進步的行為，涉及了10個領域。同時，他們又將這些社會責任行為分為兩類：一是自願性的行為，由公司主動實施並由公司在其實施中發揮主導作用；二是非自願的行為，這些行為由政府藉助激勵機制引導，或者通過法律法規的強行約束來實施。[17]顯然，這里的「自願性」還是「非自願性」行為取決於企業社會責任到底是法律責任、軟法責任還是純粹道德責任。當然，這三者之間的邊界也並非一成不變的，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們各自的范圍從而強制性程度也會發生變化。在現代法治國家，由於藉助法律機制無疑有助於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因而考察這三者之間界限的變化，尤其是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和軟法責任化，並探討其實現機制便具有現實的意義。

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及其限制

法律責任的典型特徵是能夠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其實現。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一旦由立法以法律責任的形式體現出來，即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這種最初的道德責任的實現便變得非常確定。當然，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會受到諸多因素的限制。研究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意義在於如何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盡可能擴大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實現。

（一）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形式

由於法律責任產生於行為主體對強行性法律規范規定義務的違反，因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只能通過立法的方式完成。當前，許多國家的公司法和商法典通過強行性法律規范不同程度地實現了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公司法中體現公司社會責任的規定最早可見於1937年的德國《股份公司法》，其中規定公司董事「必須追求股東的利益、公司雇員的利益和公共利益」。[18]2006年修訂並於2008年實施的《英國公司法》第172條第1款也規定：「公司董事必須以一種其善意地相信為了其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的方式行事，並且在如此行事時，已經考慮了：（1）任何決策從長遠來看可能的後果。（2）公司雇員的利益。（3）培植與供應商、顧客及其他方的商業關系的必要性。（4）公司的運作對社區及環境的影響。（5）通過高標準的商業行為來維持聲譽的願望。（6）在公司成員之間公平行事的必要。」該條第2款規定，當公司的目的條款包含，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追求其成員之外的利益的條款時，第1款即應當在以下意義上產生效力：為了公司全體成員利益而促進公司成功，也就是等同於實現第1款所列的目的。[19]2005年的日本《商法典》通過修改公司法中的各項制度來使公司承擔社會責任，特別規定了公司債管理公司制度、公司債債權人會議制度，在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上獨樹一幟。[20]

除了公司法和商法典外，其他立法通過強行性規范也同樣能實現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如，英國1986年《破產法》第214條規定，如果公司董事或影子董事知道或應當知道該公司的破產清算不可避免，卻繼續操縱公司進行交易而不採取積極措施盡量減少債權人的潛在損失，這時所進行的交易為不當交易（wrongful trading）。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權要求股東認購公司未發行的股份。這些規定當然成為保護員工、債權人以及其他利害關系人利益的法律基礎，為公司承擔社會責任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據。[21]美國自1985年後也有近30個州通過法律特別規定：董事會在制定重要經營決策，特別是在決定是否接受和拒絕一項股權收購方案時，除了考慮股東的利益外，還要考慮其他參與者的利益；本世紀初，美國政府又頒布了一系列嚴肅公司道德准則的法案，如《2002年薩班斯——奧克斯利法案》，加大對忽視社會責任、侵害相關利益者的企業的處罰力度。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不斷地通過各式各樣的法令，從職場、產品安全、消費者保護、環境保護、公平競爭等方面用強有力的執法來約束和規范企業的行為。[22]

我國《公司法》也以強行性規范的方式規定了公司的社會責任，如：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監事會中職工代表的比例不得低於1/3，並強化了監事會的職權；由兩個以上的國有企業或者兩個以上的其他國有投資主體投資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之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國有獨資公司董事會成員中應當有公司職工代表；上市公司應設立獨立董事，等等。這些規定實質上已經將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了，比如，如果公司在注冊成立後違反這些強行性規定，根據我國《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規定將導致相應法律責任的產生。同國外的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途徑類似的是，我國《公司法》中的上述規定僅是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一部分，況且，企業的范圍也大於公司的范圍。我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強行性規定還零星體現於破產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環境與資源保護法、稅法等立法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於對「企業社會責任」一詞的含義和性質的不同解讀，學界對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范圍有不同理解。有的認為「具有法律約束力的社會責任」包括「消費者保護、勞動者保護、環境保護等法律責任」，[23]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對公司和債權人、雇員、供應商、用戶、消費者的關系完全可以用固有的誠實信用原則來調整，而公司社會責任僅是公司在從事營利性的經營活動中負有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義務，以及侵害社會公共利益應承擔的法律責任。[24]

（二）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限制

如前文所見，道德規則可以變為法律規則，此正如霍姆斯法官的名言：「法律乃是我們道德生活的見證和外部積淀」。[25]但實際上，並非所有的道德規則都有必要且有可能上升為法律規則，在賦予其強制性時尤其如此，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過程中同樣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

1.企業社會責任只能是道德底線的要求

道德是有層次之分的，法律責任化的只是道德底線的要求。富勒將道德分為義務的道德和願望的道德兩類，願望的道德是「善的生活的道德、卓越的道德以及充分實現人之力量的道德」，它「好比是批評家為卓越而優雅的寫作所確立的標准。」而義務的道德是一種基本的要求，就如「語法規則」，「如果說願望的道德是以人類所能達致的最高境界作為出發點的話，那麼義務的道德則是從最低點出發。」[26]根據富勒的觀點，能上升為法律的只能是義務的道德，即最基本的道德，「如果我們要尋找人類研究領域之間的親緣關系的話，法律便是義務的道德最近的表親，而美學則是願望的道德最近的親屬」。[27]博登海默也指出，在道德價值的這個等級體系中，我們可以區分出兩類要求和原則。第一類包括社會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們對於有效地履行一個有組織的社會必須承擔的任務來講，被認為是必不可少的、必要的，或極為可欲的。避免暴力和傷害、忠實地履行協議、協調家庭關系、也許還有對群體的某種程度的效忠，均屬於這類基本要求。第二類道德規范包括那些極有助於提高生活質量和增進人與人之間的緊密聯系的原則，但是這些原則對人們提出的要求則遠遠超過了那種被認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要條件所必需的要求。慷慨、仁慈、博愛、無私和富有愛心等價值都屬於第二類道德規范。對於第一類道德要求，即道德的基本要求，其「約束力的增強，當然是通過將它們轉化為法律規則而實現的。禁止殺人、強奸、搶劫和傷害人體，調整兩性關系，制止在合意契約的締結和履行過程中的欺詐與失信等，都是將道德觀念轉化為法律規定的事例。」[28]

對企業社會責任來說，能法律責任化的同樣只能是最基本的道德，即道德底線的要求。實際上，只要考察一下當前已經法律責任化的企業社會責任，如有關保護環境、保護消費者、保護勞工等強行性法律規范，就可以發現其都是對企業道德底線的要求。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法律對道德底線的判斷會發生變化，從而道德責任向法律責任轉化的現象會持續不斷，這就如泛美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持續發展部原經理Antonio Vives指出的，「『構成負責任的行為』這個概念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文化是變化的，即使在同一個地方和同一個文化，也會隨著時間的過去而變化。幾年前，人們並不認為食品公司對於它顧客的肥胖有什麼責任可言」，[29]而現在，公司顯然需要為此承擔道德責任甚至法律責任。

2.法律責任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

米爾恩曾說，「不是所有嚮往之物都能成為法定權利」。他並以就業為例對此做了說明：「不可能存在就業的法定權利，倘若這一權利意味著無論何時何地獲得他們想要的一切種類的工作的權利。由於自然和經濟的原因，這種權利的相應義務，是政府和任何社會性權威機構都不可能履行的。」[30]米爾恩的話揭示了一個本質問題：嚮往之物的實現必須具有現實性。將其應用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也是同樣適用的，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這種「嚮往之物」，只有當其法律責任化後能夠實現才具有現實性。這里繼續以就業為例予以說明：就業是勞動者改善生活甚至維持生命的基礎，對於企業來說，它們一般有能力保障勞動者的就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它們也可通過減少管理層薪酬等方式盡量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從企業社會責任的角度看，保障勞動者的就業，特別是在經濟不景氣時不跟勞動者解除勞動關系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表現。但顯然的是，立法不可能將這種道德責任法律責任化，因為其不具備強制實施的現實性，「道德義務法律化的前提是該道德義務得到了社會的普遍認同和遵守，如果超越社會理解和接受的限度，對義務主體的接受能力和接受程度不加考慮，勢必會導致法律的遵守狀況不如人意。」[31]

此外，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責任化還會受到其他一些主客觀因素的限制，如社會和立法機關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程度，立法水平，反對聲音的強弱——如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Lawrence E．Mitchell教授就堅持認為，「引起那些不負責任的企業行為和許多同公司治理有關的內部問題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公司法對公司實體以及它的管理層的道德限制。他的結論是：通過放鬆這些法律限制應該可以增加公司及其管理層的道德義務（accountability），並且因此增強責任感。」[32]如此等等。

三、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與司法能動主義

根據制定（或形成）主體、產生程序、表現形式和保障措施（或約束力）等方面的不同，法有硬法（hand law）和軟法（soft law）之分。硬法是指由國家創制的、依靠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法規范體系，具備法律責任條款是硬法的典型特徵，前文中關於企業社會責任法律責任化的規范即屬於硬法規范。軟法的界定則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上的軟法的制定主體僅限於立法機關，「狹義上的軟法是指，由社會公權力所制定的不具有強制拘束力的行為規范，軟法與硬法的劃分標准在於『是否具有強制拘束力』。」[33]在國外，軟法也多在狹義上使用，如美國芝加哥大學Jacob E．Gersen和Eric A．Posner教授就將軟法「定義為立法權威制定的規則，它不必遵循制定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規則所必需的憲法的、其他正式的形式或程序。」[34]從廣義上看，所謂「軟法」，是指不依靠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法律規范，它是一種由多元主體經或非經正式的國家立法程序而制定或形成的，並由各制定主體自身所隱涵的約束力予以保障實施的行為規范，[35]軟法的主要淵源包括國家立法和政治組織形成的規則和社會共同體形成的規則。[36]本文對軟法的界定採用廣義說。當企業社會責任由軟法予以規定的時候，企業社會責任便軟法責任化了。

（一）企業社會責任的軟法責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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