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環境弱

『壹』 「法治中國」面臨什麼樣的挑戰

與歐美、澳洲相比，亞洲憲政和法治相對滯後，但近年來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也得到了長足發展。農歷大年初四，新加坡國立大學組織召開了「亞洲憲政的變化版圖」研討會。除新加坡本地學者和代表中國大陸的筆者之外，還有來自香港和台灣地區、韓國、印度、印尼等地的學者提交論文並發言。雖然這些國家和地區對我們來說或許不算起眼，但制度改革很有起色。在談論法治和憲政時，都有相當豐富的司法判例作為研究的基礎。「老牌」民主國家印度自不必說，不僅因長期作為英國殖民地而深受普通法傳統熏陶，而且1950年獨立並立憲後一直實行司法審查，最高法院的判例幾乎涉及所有領域的憲法問題，為印度基本人權保障立下了汗馬功勞。韓國和台灣地區則是在1987年幾乎同時轉型後，步入憲政和法治軌道，目前也已產生了相當豐富的憲法判例；從羈押陳水扁或彈劾盧武鉉總統這些引起國際關注的政治性案件中，足以看出司法介入國家生活的端倪。印度尼西亞則是隨著政治轉型到2003年前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不過從學者論文提供的判例看，印尼以及泰國、馬來西亞等國的法院已經產出了不少憲法判例，甚至對解決政教分離、族群和諧等憲法敏感問題有所作為。巴基斯坦、斯里蘭卡和孟加拉國等相對「落後」的國家也有值得探討的憲法判例，甚至連新加坡都有些許算得上憲法性案例的判決。 相比之下，中國大陸是亞洲最大及經濟發展最快的，卻至今連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憲法案例都沒有；2001年好不容易出了一個針對齊玉苓案(見下注)的批復，但是不僅「後無來者」，而且200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還以「已停止適用」的理由廢止了該案的批復。這樣，憲法進入不了人民的實際生活，難以切實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法律文本和現實差距越來越大，法學研究自然也就失去了基本素材。別人都在討論案例，我們除了孫志剛案、鄧玉嬌案、唐福珍案等個人悲劇或群體性沖突產生的社會事件之外，還能談論什麼呢?這些事件中有的確實就是法律訴訟，但司法判決卻沒有為解決問題提供值得探討的方案--相反，某些判決不僅沒有適當解決問題，反而是造成問題的根源，鄧玉嬌案、李庄案都是例子。因此，我們缺乏通過制度本身解決的成功事例，而至多隻能討論一些推動制度改良的社會事件；而這些事件本身就是由制度造成的，它們的存在正印證了制度實施的失敗。坐在憲政和法治都不那麼成熟的亞洲國家和地區的學者中間，筆者仍不免感到一種發自內心的孤獨。 制度的問題並不是偶然的。筆者一直認為，除了新加坡這樣的個例外，威權主義國家不要說施行憲政，就連法治也很難實現，前蘇聯和東歐即為例證。因為無論政體性質如何，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對政府都存在一些基本道德約束，譬如都要求政府「以民為本」，或用我們過去的話說就是「為人民服務」；民本主義是所有政府的合法性基礎，而民主和專制的區別不在於政府的目的，而在於實現目的的手段，也就是對政府組成結構和權力行使方式的制度設計。威權國家因為缺乏程序意義上的民主正當性，因而尤其強調實質性「政績」以彌補合法性缺失。除了經濟增長、社會穩定這些可見的「政績」之外，一個主要標志就是立法成就。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法律看上去都相當漂亮，憲法規定一大堆的公民權利，看起來比美國憲法「先進」得多。但這些憲法和法律的承諾是不可能兌現的，因為一旦要「動真格的」，掌握國家權力的既得利益者就不幹了。 雖然憲政與法治可能對整個掌權集團來說長期有利，但是具體掌權者的理性是有限的。尤其是現代威權國家結合了民主形式和專制形式最糟糕的方面。對於古代世襲統治者，孟老夫子還能用「王者無敵」、「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套說教開導梁惠王之類的庸君；但在任期有限的現代國家，這一套就不管用了。憲法和法律在某些人手裡只不過是好看的門面，是不可能指望得到真正實施的。由此可見，所謂「潛規則」不只是中國現象，幾乎所有威權國家都有。而無論在前蘇聯或東歐還是在韓國或台灣地區，這種現象也都是在政治民主化轉型之後才有所遏止。所有上述國家和地區都是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轉型之後才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台灣地區的大法官會議也是在轉型之後才開始真正發揮效用。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條件，如果政府不通過周期性選舉等民主機制對人民負責，那麼即便政府主動推行的法治也可能是空中樓閣。 如果憲法和法律不能得到有效執行，制度內維權就成了一條死路。我在新加坡會議上提交的論文探討了中國近年來憲政發展的兩條路徑：一是自上而下的「官方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民間路徑」，但目前看來官方路徑已被堵死，民間路徑還是一條艱難曲折的「活路」。首先不可否認，體制內不乏銳意改革的開明人士，企求主動採取改良措施造福於民，或至少為自己的執政基礎增添合法性。這類自上而下的改革猶如「天上掉下的餡餅」，成本低而效率高，但不可靠。這也並不奇怪：既然上面施與的權利不是人民自己爭取來的，那麼上面收回也是順理成章之事。前面提到的齊玉苓案就是這么一塊「餡餅」，當時誰都沒有預期最高法院會下達這么一個瑕不掩瑜的批復，為司法審查制度的建構提供這么好的機會，也為法學界帶來了不小的驚喜、震動和樂觀，但最後還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事實上，比齊玉苓案早兩年並為此案鋪路的司法職業化改革也基本上失敗了，而司法改革也是當時的最高法院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當然，當時法學界有改革的呼聲，現在也還是有改革的呼聲，但由於沒有得到人民的廣泛認同和支持，法學精英的力量並不足以推動制度進步，司法改革終於停滯不前了。 官方路徑不通，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制度無所進步。事實上，齊玉苓案兩年之後的孫志剛事件另闢蹊徑，那就是通過民間自下而上改革某些剝奪民生、激發民憤的不合理制度。從2003年孫志剛事件到2009年底的唐福珍事件，中國制度改良基本上都是沿著這條民間路徑：某個由來已久的制度(譬如收容遣送條例或城市拆遷條例)激勵官員濫用權力，長期濫用權力最終造成某起嚴重剝奪人權的惡性事件，經過媒體或互聯網報道產生了廣泛而激烈的社會反應，最終震動中央並促使其採取糾錯措施。媒體評出2009年中國的「十大案例」大都涉及公民「身體維權」，通過「開胸驗肺」、斷指甚至自焚等劇烈方式震撼社會良心，最終推動制度的有限進步，而公民之所以不得不採取代價高昂的「身體維權」，正是因為政府主動實施的制度維權之路走不通。 在制度環境未能改善的情況下，民間路徑是一條目前可行的維權之路，但是沒有政府主動參與，民間維權註定帶有根本局限性。一是維權成本極高，有時只有出了人命才可能吸引大眾眼球。二是結果高度不確定，目前維權成功的事例都帶有相當大的偶然性。孫志剛並不是收容遣送致死的第一人，唐福珍也絕不是因城市拆遷而自焚的第一人。在他們之前，早已有人因為這些制度而死，卻沒有得到媒體和社會的充分關注。更為根本的是，民間路徑其實不只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單行線，而是一種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復雜結合，因為要在憲法和法律框架內維權，就必須得到政府配合，由此產生社會-媒體-中央-地方的諸多環節，而任何一個環節受阻都將造成制度改良無功而返。即便悲劇發生，也得通過媒體或互聯網自由報道才能產生影響，但如果言論自由受到控制，中央就無法知道悲劇發生和全國人民的呼聲；即便悲劇得到報道並產生反響，如果中央猶豫不決，改革措施還是無法出台；即便中央下達了改革舉措，如果地方陽奉陰違，玩起「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游戲，人民仍難以得到中央利民政策的實惠……最後，雖然透過一些案例，我們一路見證了中國公民法治意識的成長，但是公民意識本身並未完全成熟，例如李庄案即顯示相當部分的網民法治意識薄弱。民間路徑完全是靠公民推動的，但若公民自己的維權和法治意識不強，中國制度進步就失去了原動力。 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理應至少在亞洲發揮「榜樣模範」作用，但是比較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制度現實，筆者不得不說中國未來的法治進步仍面臨相當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 張千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貳』 中國媒體的法治環境

中國的媒體確實沒有發達國家自由，因為這些媒體基本上是政府開的。有些東西沒必要給大眾知道，有些東西給大眾知道後會引起不好的後果。

其餘國家也一樣，媒體就是工具，各個國家人民的想法不一樣，虛假報道每個國家都存在，像之前的許多針對中國的負面、不實的新聞，我絕不相信沒有政治原因。

中國為什麼一直這么隱忍，因為中國還很弱小，迫切需要一個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非常需要

『叄』 " 重典 " 能整出 " 大治 " 嗎

轉載：

依法治國需要用「重典」開路

焦若飛

常言道「亂世用重典」，只有重典才能勘亂。也就是說，一個太平盛世，一個秩序國家，尤其是一個法治國家，必經之路是「重典」。換言之，不經歷「重典」，就難以實現真正的法治。

重典的本質含義就是震懾，通過震懾的力量，讓所有公民伏法守法。如果在社會法治意識和法治習慣尚未形成，法治環境十分脆弱，正常的法治秩序建立之前，沒有非常的法制執行手段保證法律的實施和法治秩序的形成，再好的「良法」，也會失去本身的色彩。

以超常的措施，保證法治秩序的建立，是古今中外社會行為規范的成功經驗。當今世界公認的西方法治國家，實際上都經歷了「重典」推進的過程，可以說，沒有當初的重典，就沒有今日西方的法制與規范。用一句通俗的話說，西方人講秩序、講法制，不是西方人種優秀，主要是「管」出來的。

我國是歷史上推行重典治理的主要國家。重典戡亂，進而達到階段、朝代大治的例子也不少。如明朝初建時曾重典懲貪，使得各級官吏「居職惴惴，唯恐不能奉法恤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吏治煥然」「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明史》里的《循吏傳》所收清官中，洪武年間的占總人數的三分之二。朱元璋的嚴刑峻法雖然沒有根除腐敗，但卻使貪官收斂了很多，有效的減少了腐敗。明朝之所以延續270年，成為我國古代歷史上壽命最長的朝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朱元璋「重典治世」的功勞。

《史記·商君列傳》描繪商鞅時秦國的情況說：「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連反對連坐的荀子也對此贊嘆不已，他在《荀子·強國》中描繪說，踏進秦國國境，觀察秦國的習俗，百姓質朴淳厚，音樂不淫盪低俗，人們的服裝不輕薄妖艷，百姓畏懼官吏而順從，像是上古時代的人。各級官吏都嚴肅認真，無不謙恭節儉、敦厚謹慎、忠誠守信而不粗率，像是上古的官吏。秦國經過四代君王就取得如此勝果，靠的就是法制。全民監督權力運作的體制有效杜絕了政權的腐敗傾向。秦國之所以能一統天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靠的連坐之法。

不可否認，雖然歷史發展到今天，象「連坐」「凌遲」「族滅」「充草暴屍」等古代所謂的「重典」已經成為現代文明不能包容的「野蠻」，但作為「重典」本身，對我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法治社會依然有超越時空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

首先，重典能夠保證法律的有效實施，掃清法治障礙。長期以來，法治觀念淡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權大於法、知法犯法、無視、漠視甚至蔑視、挑戰法律等非法治思維和習慣成為橫亘在實現依法治國路上的多重障礙。這些障礙來自於意識，來自於傳統，甚至緣於父母祖先，發自肺腑，根深蒂固，堅韌頑強，固若金湯。涉及個人、集團、權力擁有者所謂的自尊、習慣、地位、利益，推進與阻止，進步與倒退的爭斗一直尖銳存在，不容迴避，迴避不了。不掃清這些障礙，實現從立「良法」到立「良行」的轉變是不可能的，而推進的「疲軟」「彈性」「逃避」恰恰是我過多年推進法治的教訓所在。因此，沒有重典，障礙無以掃除。

其次，重典可以有效懲治以身試法者，讓人畏懼法律。眾所周知，法律的最大特點就是強制約束，而人的原始嚮往就是自由。對自由的過度放縱，就會僭越法律的底線，影響到社會秩序。有效解決這一對矛盾，就必須通過嚴厲的法律制度，剛性的法律執行，保證法律的效率，讓試法者付出慘痛的代價，以儆效尤，讓人們畏懼法律，不敢輕言違法，更不能隨意挑戰、藐視法律。

再次，重典可以鞏固法治成果，激發公民的法制熱情。任何人、任何時期，都存在或濃或淡、或深或淺的法治思維、法治意識、法治要求和法治期待，只是這種意識和要求與時代法制節奏和設想可能存在距離，容易沉睡。從「法不責眾」到「行為從眾」，喚醒、激活這種法治「沉睡」，需要特定的氛圍和情境。而激發公民的法治意識，實現個人法治期待與時代法制要求的統一，是一次從意識形態到行為習慣的洗禮過程，是一場攻堅的硬戰，無疑需要強力的重典才能完成。

另外，重點能夠提高法制效率，縮短實現法治的時空距離。法治、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大趨勢，但卻是等不來的。各國、各地域法治進程的不平衡，是社會進步的不平衡。法治的進程則是衡量一個國家、民族進步的尺度。法治推進力度越大，效率越高，距離法治國家的目標就越近。這是簡單不變的道理。

誠然，隨著時代的進步，重典也非過去的「重典」，在傳承取捨中，也賦予了新的意義，有了全新的闡釋，但是，需要強勁的推動，嚴肅嚴謹的法條，剛性的執行標准卻古今依舊，不論到任何時候都不能變。變了，就沒有法治。

「重典」要抓住「重點」，不是泛泛而談。就目前我國的狀況而言，主要是採取超常舉措，發力權力挑戰，把「法治」放出來，把「權治」關進去，把「剛性」鑄起來，把「彈簧」壓下去，把「公正」喚出來，把「私慾」趕出去。「王子犯法重罪於民」，對黨員、對幹部、對公職人員尤其是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執法犯法，阻礙法治進程罪加一等，從重處理。

毋庸諱言，對法治執行，推動法治需要單獨立法，假以「重典」。一部在其他法律之外、具有普釋意義、維護法律權威、保證法律推進、規范法律落實，應對各種挑戰和干預的「重典」應該呼之欲出。惟其如此，法治盛世才能如期而至，不再久遠。

『肆』 當前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哪些

【答案】：一 、立法不健全相關法律協調性差二.預防打擊和執法強度不夠三.生態環境法律訴訟環節存在缺陷四.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的沖突;五、公民生態文明法制意識薄弱

『伍』 當前生態文明法治建設存在的突出問題有哪些

（一）我國在環境保護和促進社會進步與發展方面存在的問題：1、環境污染危害人們的健康。我國有3億人飲水不安全，其中有5000多萬人飲用氟、砷含量超標的水，有四分之一城市居民呼吸著質量不達標的空氣等都表現了環境對人們的危害。2環境糾紛威脅社會穩定。隨人民群眾對環境問題關注的提高，和對政府解決環境問題充滿期待，一些地方因污染事件處理不當或久拖不解決，引發社會矛盾和群體性事件，損害黨和政府的形象，從而危及社會安全和穩定。3環境權益維護依然艱難。我國環境損害民事賠償和司法救濟體系尚不健全，環境法律對違法者的打擊和震懾力度不夠，一旦面對環境損害和環境糾紛，受害群眾維護基本權益就很難。
（二）我國在環境保護與經濟協調發展上存在的主要問題：1、粗放型的經濟發展方式對環境產生重大影響。我國經濟增長方式仍然存在著「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問題，經濟增長付出了過的的資
源環境代價。2、經濟布局和結構不合理使得資源環境付出代價過大。總體上，我國經濟建設還沒有按照資源稟賦條件和生態環境容量進行科學布局，「小而全」和一重化工為主導的產業結構使得部分地區生態環境資源嚴重透支，付出很大的資源環境代價。3、環境基礎設施滯後使得治理的速度趕不上污染的速度。在我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高速發展中，因為環境基礎設施問題，環保舊賬尚未結清，便又欠下新帳。4、科技支撐不夠。我國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般在20%-40%間，遠遠低於世界發達國家60%-90%的水平，造成單位產出的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水平過高。
（三）我國生態保護與建設中存在的問題：1、生態退化趨勢未得到有效遏制。就目前我國森林總體質量呈下降趨勢；草地退化依然嚴重，礦區資源開發、重大工程建設引發的生態破壞尚未得到有效制止。2、生物資源瀕危日益突出。棲息地和環境改變及過度的人類活動，導致我國生物資源瀕危問題日益突出。3、生態保護基礎薄弱，投入不足。生態保護資金投入少、投入渠道單一，生態治理工程效益有待繼續提高；生態保護能力建設滯後，科研力量有限。生態監測處於起步階段，信息不足，渠道不暢，難以為管理提供良好的支撐作用。

『陸』 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

立法方面。法治化營商環境方面存在的問題是立法方面，相關法規規章不健全，立法方面對於營商環境的保護不夠，立法監督、司法監督不到位，相關的法規規章未能達到統一標准，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企業在市場經濟過程中處於不公平競爭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