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經濟管理法治化

Ⅰ 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怎樣影響法制政府建設

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是時代的要求，是人民的要求，也是黨和政府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執政能力的要求。在當前全力保增長、保民生、保穩定的形勢下，我們要把法治建設作為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進一步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公正執法的能力和水平，提高全體公民的法律素質，提高全社會法治化管理水平，努力推動全縣經濟社會科學發展、和諧發展。

一、打造「法治政府」任重而道遠
各級包括行政執法和司法人員在內的領導幹部，必須樹立「一切為民、法律至上」的思想，從思想觀念上摒棄「特權」和「人治」思想，解決「為誰執法、執法為誰」的問題。規范權力運行，倡導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在維護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大原則上，積極暢通民主訴求渠道，在更好地反映民意、實現民利的重大實踐中，促進經濟社會的和諧發展。打造「透明政府」，主動實施政務公開，充分尊重群眾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讓政府官員廣泛接受群眾的監督，使政府的決策因群眾參與而凝聚社會力量共同完成。必須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該由政府做的事情全力做好，該由市場調節的事情，政府要引導而不指令、扶持而不放任、服務而不包辦。必須努力提高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行政執法和司法人員的業務能力和執法水平，依法規范和制約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司法和行政執法人員的行為，堅決杜絕隨意執法、違法執法現象。注重內部、法律、民主、群眾監督相結合，將各級、各部門、各領導幹部的執法活動置於強有力的國家和社會監督之下，確保依法行政和公正執法，不斷增強公民的安全感、幸福感和認同感，形成共崇法治、共創文明、共保平安的強大合力。
學法的目的在於用法。要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努力建設服務型、法治型、效能型和廉潔型政府。要促進各級機關建立健全重大事項決策法律咨詢制度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充分發揮法律專家在政府決策中的參謀作用。要健全完善執法責任制、執法公示制、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和考核評議等制度，加大對各級機關行政執法的考核力度。要實行政務公開，結合執法和管理工作，接受群眾和社會的監督。

二、努力提高全民依法參與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能力
有序，才有力量。這個序，主要體現在全方位深入開展全民普法上，體現在所有公民都自覺敬法、畏法、循法、守法上。一是領導幹部要帶頭學法用法，凡是要求群眾知道的法律知識，各級領導幹部自己先要搞懂弄通；研究重大問題時，不僅要考慮經濟效益、社會效益，還要考慮法律效果；制定規劃時，做到不走法律程序不通過；制定政策性文件時，要充分考慮決策的科學性、民主性、合法性；能正確對待手中的權力，經受住「人情、關系、金錢」等方面的考驗。二是政法隊伍要從嚴管理，真正做到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侵權要賠償、違法者堅決出局。三是要培育法治和人文精神，針對不同的人群，深入全面推進法制宣傳教育，使遵紀守法、維護秩序成為全體人民的實際行動，努力扭轉當前相當一部分人不找市場找縣長、不找法律找信訪、只要權利不盡義務的錯誤思想和觀念。堅持以人為本，把保護和尊重人的生命、幸福、人格和權利作為重要價值取向，努力構建社會穩定、鄰里和睦、家庭幸福的和諧社會。
抓實抓好重點群體的學法、用法，是普法工作的重點。以「法律六進」為抓手，努力促進重點群體法律素質的提高。開展「法律進機關」活動，健全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組學法、領導幹部學法用法分級考試(考核)等相關制度，促使領導幹部學法逐步制度化、規范化。開展「法律進鄉村」、「法律進社區」活動，鄉鎮(街道)基層幹部、農村「兩委」幹部、社區幹部、村民小組長和村(居)民代表法律知識培訓日益常態化。開展「法律進學校」活動，大力開展中小學教師法制教育培訓，完善法制副校長制度，創建優秀「青少年維權崗」，有效深化校園法治建設。開展「法律進企業」活動，採取集中培訓、離崗進修、遠程教育等方式，加強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職工的法制宣傳教育；舉辦法律知識競賽、法制漫畫、圖片宣傳巡展，組建外來員工法制宣傳員隊伍，強化外來務工人員的法制教育。開展「法律進單位」活動，最大限度發揮單位的法律信息傳播功能，提高單位法治化管理程度，依法規范和保障公共資源合理使用。

三、不斷增強人民群眾依法訴求、依法維權的思想和觀念
要通過法治手段，每年集中精力解決一批群眾關心、社會關注的民生難題，讓群眾感受到法治建設的進步、看到法制建設給自己帶來的實惠。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的法治發展歷程表明，只有把維護公平正義、確保人民滿意作為最根本的發展取向，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才能順利推進，贏得群眾信賴和擁護，才能充分調動廣大人民群眾參與、支持法治建設，積極教育和引導廣大人民群眾既要享受社會主義法律的保護，又要遵守法律規范的約束，使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始終保持生機和活力。新一輪社會發展背景下，改革在繼續深化，利益在繼續調整，各種配套措施還不能完全適應改革發展進程，導致各類矛盾糾紛不可避免地產生。貧困問題、弱勢群體問題、非正常上訪問題在特定地區、特定時間段集中反映出來，對黨的執政地位和社會穩定產生重要影響。為此，高度關注社會公平、大力維護社會正義，既是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價值取向，也是法治發展實踐的必然要求。
基層各級普法組織要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加強調查研究，當好地方黨委政府依法行政的參謀、助手。根據地方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以及當地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群眾關注的難點、熱點問題，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加強針對性，找准結合點，不斷創新普法工作的載體和方式，把宣傳和實踐相結合，開展有效的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把普法的重點與當地群眾關注的難點、熱點問題結合起來，通過廣泛深入細致的法制宣傳教育，把難點、熱點問題引導到依法解決的軌道上來。一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與群眾的生產、生活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相結合。堅持深入基層實際，調查研究，摸清群眾真實所需，切實掌握群眾的所思、所想、所盼。二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與解決發展中的實際問題相結合。在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中不搞空洞的宣講，切實把法律與群眾要解決的問題聯系起來，把法律知識真正送給群眾，提高群眾學法並掌握依法解決問題的能力。三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與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批評相結合。通過聽取群眾反映出來的問題，反思政府工作自身的不足、缺陷，制定措施，對症下葯，不斷改進法制宣傳教育工作。四是法制宣傳教育工作要與群眾依法維權相結合。深入基層摸排不穩定因素和治安隱患，積極引導居民群眾遵紀守法，依法維權，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利益訴求，使法制宣傳工作真正成為調節一方平安的 「穩壓器」、化解社會矛盾的「調解器」和提升社會法治化水平的「加速器」。

Ⅱ 政府管理創新的政府管理創新的動因

(1)政府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要求政府進行管理創新
首先，政府必須建立在合法性的基礎上，即建立在社會成員對政府統治的心理認同和贊同的基礎上。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認為合法性信仰的來源可以是多種的：習慣或習俗；對神的信仰或對領袖魅力的贊同；依法建立的規則。韋伯非常重視合法性信仰在政治統治中的作用，並以此為標准將政治統治劃分為傳統型政治統治、魅力型政治統治和法理型政治統治。法理型政治統治建立在被統治者對統治者的章程所規定的制度和指令權力的合法性信仰基礎上，它是最具穩定性與合理性的統治形式，能夠為經濟關系和經濟組織提供理性法律保障，是現代社會中最具有合法性的統治形式。
其次，社會成員對政府合法地位的確認由能夠准確地顯示公民意志或偏好的法律程序予以保證。在一個確立了公民一政府觀念的政治體系中，兩者的關系就是固定的法定渠道內的雙向合作關系，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時期更加強調保證由公民對政府這個方向的約束監督關系。在國家政權關系中，由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執行國家意志，在實踐中擔負著直接面對公民行使公共事務管理權的任務，因而它和公民的關系的重要性也就更加突出。隨著我國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邁上一個新台階，人民的思想文化素質普遍提高，公民政治文化正逐步為人民群眾所接受，人民的政治參與意識、維護自身權利的意識、納稅人意識、選民意識日益增強，人民的政治行為能力逐步提高。人民群眾對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務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官員具有使命感、責任感、服務意識和平等意識，要求政府決策過程透明化和便於公民參與，要求政府提供優質、高效、低成本的服務，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公正廉潔。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殷切希望和要求成為推動政府管理創新的強大動力，如果政府再不進行創新的話，就會引起公民的強烈不滿，政府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會受到嚴峻的挑戰。
(2)政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需要政府進行管理創新
首先，推進政府管理創新是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迫切需要。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紀頭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戰略目標，十六屆三中全會專門就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做出了具體部署，這標志著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步伐將進一步加快。與經濟社會大變革相適應，政府管理模式的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管理模式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轉型步伐也必須加快。
①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各級政府從「全能政府」和「無限政府」走向「專業政府」和「有限政府」，實現政府職能市場化和政府管理專業化、法治化。為了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發揮民間組織和中介機構的自我管理作用，必須以市場化和法治化為導向，優化政府職能體系和管理方式，政府和市場、政府和社會之間在社會公共管理過程中應當形成一種職能互補的合作夥伴關系。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計劃經濟是一種指令經濟和審批經濟，行政權力和行政手段操控了經濟活動，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政府管理法治化，政府管理法治化意味著政府的權力受到法律強有力的約束，同時還意味著經濟和社會組織的自主權及公民個人的權利受到法律的保護，經濟和法律手段成為政府履行經濟和社會職能的主要手段，並且行政手段的運用需要依法而行。
②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以企業化為導向再造政府內部的管理。政府作為公共組織，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標而以服務公眾、實現社會公共利益為目標，它和企業有著不同的運作邏輯，但在為公眾提供優質高效的公共服務方面，政府和企業有著相通之處。借鑒企業管理的成功經驗，運用企業精神改革政府，提高政府服務質量，是改進政府內部管理的題中應用之義。
③推進政府管理創新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必然要求，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務，這一任務的適時提出，適應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是一個內容廣泛的系統工程，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設等諸多方面。推進社會政治文明建設，最根本的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只有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增強黨的執政能力，才能更好的堅持黨的領導，當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改變時，政府管理也必須隨之變化；只有不斷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才能充分實現當家作主，民主政治的進步也要求政府管理的方式、內容、手段進行創新，以適應文明社會的需要；只有不斷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穩步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才能有效實施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提高黨的執政能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都要求不斷推進政府管理創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的奮斗目標要求全面推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社會文明，而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正確政績觀，是實現四個文明協調發展的必由之路。這對政府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政府既要重視經濟增長指標，又要重視人文指標、資源指標和環境指標，要求政府強化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統籌兼顧，協調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上述目標，迫切需要各級政府積極推進政府管理創新，優化政府職能，革新管理理念、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與和諧社會提供強有力的保障。
④推進政府管理創新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客觀要求。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增強，各國為吸引資金、技術和人才以推動本國經濟發展展開了激烈競爭，國際經濟競爭的強大壓力推動各國進行政府改革和創新，以保持和增強本國的競爭力。經濟全球化要求制定和實施具有廣泛約束力的國際規則，提供全球公共物品，解決全球性問題，這促進了全球治理機制的形成。全球治理是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各國公民對其國內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它要求各國政府學會兩種本領：橫向上，學會與私人部門和第三部門分享公共事務管理權；縱向上，學會與國際組織和地方及基層政府分享公共管理權。這樣政府權力受到國際組織和他國政府、全球公民社會、國際規則和國際輿論的多重約束。政府治理的全球化要求積極推進政府管理創新，調整政府職能，革新政府權力，提升政府行政能力。同時全球化時代是高風險的時代，全球生態環境危機、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以及恐怖主義、跨國犯罪和傳染性疾病的威脅，對各國政府開展國際合作和協商協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也推動著政府管理創新。進入新世紀，全球范圍內科技進步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和信息化社會時代已經來臨，知識經濟要求政府管理科學化、專業化，經濟的信息化又要求政府管理的信息化，這就要求政府管理工作必須進行創新。
⑤世界性政府改革運動推動我國政府進行管理創新。20世紀80年代以來，政府改革與創新成為一種世界性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到政府改革與創新的行列中來，世界性的政府改革、政府再造運動一浪高過一浪。面對這一趨勢我國政府只有迎頭趕上，否則我國有可能處於落後的局面。各國在政府改革與創新方面的競賽進一步推動著我國政府深化管理創新。
(3)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的管理水平要求深化政府管理創新
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是新形勢下鞏固黨的執政地位的根本性舉措，黨的執政能力在相當程度上體現為黨所組建和領導的政府機關的管理能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各級政府擔負著繁重而艱巨的任務，但是政府在自身建設中還存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①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政府對國有企業的行政干預依然很強，政府的國有資產管理方式需要進一步改進；地方政府仍扮演著投資融資主體角色，將大量精力花費在跑項目、跑資金上；中央政府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負擔過重，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還不高；中央和地方政府職能定位雷同，機構設置上強求上下對口等。②政府管理方式陳舊，許多政府部門仍然習慣於利用審批和取締等行政手段來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重事前審批而輕事後監管，政府在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的法律手段不多，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私有化等現象屢見不鮮。③政府組織結構不合理，上下級政府之間存在著權力與責任不統一、財權與事權不匹配的問題，管理層次過多，機構分設過細，決策、執行、監管與服務體系不分，多重多頭執法現象嚴重。④政府管理體制不完善，激勵機制不足，責任約束不夠，自由裁量權過大，辦事程序繁瑣，行政腐敗現象嚴重，行政效率低下，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存在脫節現象，政績工程和形象工程屢禁不止。⑤政府運行機制不協調，決策機制不完善，決策隨意性大、盲目性強，政策執行中「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現象經常發生，不同政府部門之間職責交叉、相互扯皮。⑥行政程序和行政行為規范化程度很低，公務員依法行政和公正執法能力和水平不高，行政透明度不夠，形式主義、文山會海現象突出。⑦行政成本過高，效益偏低，由於決策失誤、鋪張浪費和貪污腐敗等原因，我國的行政成本居高不下，行政效益偏低，政府的投入和產出不成比例，政府行政成本與國民經濟發展水平和人均國民收入極不協調。

Ⅲ 依法治國對我國經濟發現的積極影響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隨著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入，對經濟發展法治化程度的要求越來越高。能否從官主經濟、人治經濟轉向自主經濟、法治經濟，從全能政府、管制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轉變，關繫到這場改革的成功與失敗。當前，在市場監管中，仍然存在一些缺位、越位問題，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門還在直接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甚至包辦代替企業招商引資和投資決策，有的下達招商引資目標、制定獎懲規定，這些做法都有很濃的「人治經濟」色彩。從「人治經濟」到「法治經濟」，應該依法加強和規范經濟管理。第一，依法明確政府經濟管理職能。只有明確了政府經濟管理職能的范圍，政府在管理經濟時才能明確「哪些可為，哪些不可為」。政府運用經濟、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國民經濟，不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明確政府管理經濟職能的范圍是政府高效能管理經濟、促進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第二， 依法正確定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在以市場經濟為主要資源配置方式的社會經濟中，政府的重要責任是以彌補市場失靈而確定的配置、穩定和分配等責任。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主要有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在市場失靈的情況下，就要綜合運用政府宏觀調控的各項手段，穩定經濟，促進經濟的發展。正確定位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是政府對經濟管理「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必要條件。第三，依法優化經濟發展的軟硬兩個環境。通過建設良好的服務環境、法治環境、市場環境、政策環境、社會誠信度等軟環境，著力營造「親商、安商、尊商、富商」氛圍。本著「規劃超前、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原則，加快城區建設，提升城市品位，完善城市功能，增強對外吸引力。第四，健全完善依法行政監督制度。充分發揮行政體系內部的監督和行政體系外部的監督作用，及時反映政府在經濟管理活動中的「越位」或「錯位」等行為，使相關部門能早發現、早糾正，保障市場經濟靠法律規范和經濟規律發展，避免人為違反法律和經濟規律進行干擾。

Ⅳ 政府要創新經濟管理制度和方式，需要用什麼手段來經濟活動

制度建設是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保障。制度是決定因素，它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從經濟領域看，以產權和分配為核心的市場化制度改革，解放和發展了生產力，釋放了推動經濟持續30多年快速發展的巨大能量。而「久治不愈」的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之所以成為「宿疾」，究其根源在於體制性障礙一一政府轉型滯後，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出現了新的糾結。也就是說，制度變革落後於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再次進行制度創新。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從處理自然環境的不確定性轉移到了針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改善經濟績效的主要方法是對制度的改進。1870年至1970年間，美國交易部門在經濟中的比重從佔GDP的25V0上升至45910，而市場交易韃霞是這一重大變化的根本保證。改善經濟績效意味著降低生產和交易成本，達到這個目的的主要途徑就是改革制度。這包括建立統一的度量系統，創建有效的司法體系和執行機制，監楚衡量合約的執行並裁定糾紛。這些活動雖然可能造成交易成本的上漲，但上升的量總會被生產成本的大幅下降所彌補。
制度是社會公認的游戲規則和激勵機制，是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或行動准則。它由正式的規則(憲法、法律、產權)、非正式的約束(獎懲、禁忌、習俗、傳統及行為准則)以及實施機制三個部分構成。制度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的作用。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
以足球比賽為例，比賽規則由正式規則和非正式規則組成。比賽結果取決於這些游戲規則如何得以執行，取決於運動員犯規以後是否受到應有的懲罰。要達到國際水平，必須按國際公認的規則裁判。如果片面強調中國特色，照顧人情面子、屈服於金錢美色權力，遠離普世價值觀，亂吹「黑哨」、賞罰不明，我國的足球水平只能「窩里橫」。
經濟制度就是生產關系，其功能在於約束人的選擇、引導人的預期，提供激勵與約束，以減少因人的行為及環境復雜性引起的不確定性，降低經濟發展成本。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力資本價值上升是制度創新的主要原因。有關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就是用來滿足這些需求的。不斷創新經濟制度的目的，就是創造一個好的制度環境，以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使企業家精神得到有效的發揮，促進資源流向更有效率的領域。
雖然技術的革新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是如果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並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麼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科學技術本身只是經濟增長的必要和先決條件，要把它轉變為充分條件和現實源泉，使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到有效的發揮，還需要對相關的制度安排進行相應調整，以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新制度經濟學家諾斯說，只有完善的制度才是經濟增長的原因，其他因素(如技術、人力資本投資、教育等)不過是增長而已。例如，知識產權的保護促進了知識產權市場的繁榮。企業擁有專利權可以用來獲得或保持市場地位，這調動了企業研究開發的積極性，提高了企業內部和外部創新的行為，同時也促使企業為了獲取外部的技術而進行投資。顯然，有了制度的保障，企業更願意進行研究開發投資以獲取新的技術來謀求市場競爭優勢。
回顧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成功恰恰遵循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規律，是制度創新的巨大成果。單從人力資源角度來說，大約2億多低就業農民轉向了城市非農企業，效率和效益得到了提高，勞動力資源轉向比較有效的使用，
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動力。這在中國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有企業改革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這得益於保護相對的產權、承認和激勵人的物質利益動機、由市場主體根據價格信號決定生產什麼和生產多少等一系列市場經濟制度的確立。
綜觀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人們發現一個共同的特徵：不同的經濟體制會產生不同的經濟運行機制，進而影響其經濟效率和增長方式。有什麼樣的經濟體制，就必然會有與之相對應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制度的變遷(包括經濟組織形式的革新、市場制度的變化、經營管理方式的創新、產權制度的變革等)，不僅是影響經濟長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對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效率的提高會產生重大影響，因而，也會對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產生重大影響。
因此，在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方面，制度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制度變革是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並創造奇跡的真正動力。當然，制度創新不能一勞永逸，要與時俱進，結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不斷改革與完善。只有始終保持制度的生機與活力，才能確保制度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是阻力。
制度越完善經濟增長就越表現為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發展，制度越不完善經濟增長就越受限於制度的發展。目前，我國的市場經濟框架還存在不少缺陷。制度性障礙已經成為轉方式、調結構、推動科學發展的突出因素。所謂體制性障礙主要是現行體制中改革滯後的部分，就經濟制度來看主要表現為：一是政府對於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仍然過多;二是國有經濟的規模仍然太大，而且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具有行政賦予的權力，妨礙了市場的有效性作用。行政性壟斷阻礙了市場競爭和優化資源配置。
政府掌握土地、信貸、能源等重要稀缺資源的配置權力，關鍵資源通過權力來分配，在資源配置中起相當大的作用，使得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受到限制。權力直接介入市場，尤其是對於價格的管控，造成了尋租腐敗的蔓延。政府幹預市場，不僅難以通過市場力量來打破，而且往往構成市場經濟體制進一步完善的主要障礙。
當前，存在的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方式難以轉變、
科學發展難以落實等現象，都與體制不完善和改革不到位有關。制度落後於經濟發展，久而久之造成一些深層次矛盾積重難返，如城鄉體制分割，金融體制和產權制度改革滯後，宏觀領域改革和政府職能轉變滯後等。相對於市場經濟制度成熟的國家，我國社會整個制度架構，包括生產、交換和分配的一整套政治、經濟和法律的基本規則，
都需要進一步完善。制度落後突出地表現為低效的制度過剩和高效的制度稀缺。比如，面對高企的房價所造成的社會分裂(如別墅和蟻族)，急需通過物業稅等手段來控制房產佔有的不平衡，但物業稅千呼萬喚數年，仍然在「研究」中;社會收入差距巨大，但調節收入的高效制度安排尚待「深閨」。我國城鄉收入比數年持續擴大的無情事實，說明擴大城鄉差別的低效制度仍然根深蒂固。
如果說市場經濟制度的初步建立推動了我國經濟30多年的快速發展，那麼也正是因為市場經濟制度還不完善妨
礙了發展方式的轉變。「九五」計劃就正式把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型寫進了五年規劃中，在改革上也有所進步。到了21世紀之初，隨著城鎮化的加速，又出現了向舊的粗放式增長方式回歸的現象，用這種方式來支撐高速的增長。在2003年以後，大規模向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投資，產業重型化趨勢遍地開花，所以雖然要求轉型，可實際上轉不過來，甚至有惡化的狀況。「十一五」規劃又提出要以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作為紅線。「十二五」規劃在制定的過程中，再一次把這個議題提到更高的要求上。連續多個五年計劃都強調轉變發展方式，但是效果並不理想。究其原因是有利於創新、有利於創業的經濟環境、制度環境沒有能夠完全建立起來。
前蘇聯從20世紀60年代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並在每一個五年計劃裡面都強調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但由於其制度沒有進行相應的變革，體制沒有根本轉變，結果直到蘇聯崩潰解體，其經濟增長方式也沒有轉變。制度建設落後於經濟增長，往往會出現該做的事不去做、不該做的事提前做了的失控現象。傳統的經濟增長模式植根於既有的制度安排，發展方式之所以難以轉變歸根到底在於制度，難在與傳統增長方式相「匹配」的低效率的制度安排，這種制度安排下各級地方政府難有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在動力。
科學發展應建立在相應的制度之上，我國現行的經濟制度安排中有許多方面制約科學發展。例如，以GDP增長速度為主的政績標准，這個指揮棒起了負面的激勵作用;責權不匹配的財稅體制，從收入方面來看，是以生產型增值稅為主的收入結構，從支出看，重要支出責任過度下移，像教育責任下移到縣和縣以下，各級地方政府都要努力增力口收入來應付支付責任，促使各級官員不得不追求物質生產部門的高速增長：要素價格的扭曲，包括主要的生產資料，以及工資、外匯，價格向低的方向扭曲，助長了資源浪費，高投入、高污染、高人口紅利換來的經濟高增長，所耗用的資源消耗過大而產出效率太低。以發展循環經濟為例，由於自然資源成本較低，其成本中增值部分所佔比例較高，而增值稅是按增值的比例繳納稅收，因此按照產值計算，循環利用資源反而需要繳納更高比例的增值稅。因此，制度因素成了經濟增長方式能否轉變的主要因素和重要變數，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有相應的制度創新。通過制度創新以消除傳統體制對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制約，才能真正實現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制度創新是對舊制度的揚棄過程，只有依靠制度創新，打破傳統意識和制度安排中的陳舊羈絆，才能將技術、知識、制度等變數提高到與資本、勞動、收入等變數同等的地位，形成技術知識與各種經濟和社會結構特性之間的良性互動，克服單一要素導致的回報遞減，形成要素回報的遞增，以實現轉方式、調結構、推動科學發展的目標。
制度建設和體制創新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內容，也是向市場經濟體制全面轉軌的重要標志。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質是提升制度效率的競爭，其根本在於創新體制機制，以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破除制約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增強發展的內在動力。目前，經濟發展到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階段，改革進入深水區，無論從哪個層面來看，制度建設都是有待大力加強的領域。至少應在六個方面有新的突破：
1.健全規范高效有序的市場競爭機制
加快以發展方式轉變為主線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府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向市場主導的經濟運行機制轉變。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商品市場;積極培育和規範金融市場：積極培育和規范人力資源市場;進一步健全和規范產權交易市場;打破行政性壟斷與行政主導的地區封鎖，、積極發展和規范其他要素市場，加快流通領域的改革，規范市場行為，降低流通環節的成本。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使市場機制有效運行，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使資源有效配置。完善產權便捷清晰的微觀主體，健全規范市場主體行為、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秩序、完善宏觀調控的經濟法律法規，改善並加強對市場主體行為的政府管理和社會監督。制定和實施合理的產業政策，引導企業投資和經營行為朝著有利於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有機統一的方向發展，引導並促進產業結構沿著關聯效應、彈性效應、成長效應和開放效應的合理化軌跡前進，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完善適應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
准確把握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政府職能定位，是完善行政管理體制的根本。轉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能，強化政府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規范政府幹預市場和介入經濟活動的行為，建立健全以間接手段為重的宏觀調控體系，使政府對經濟的管理納入法治化軌道，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關鍵環節。為此，要加快行政轉型為主線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推進政府從全能型的政府、管制型的政府，向有限政府、服務政府、法制政府轉變。進一步規范政府職責、優化政府組織機構、創新行政管理方式;進一步理順各級政府的事權關系、建立健全公共財政體系;形成嚴密的市場法律體系，依靠制度建設嚴格約束行政權力，推行依法行政。有效配置資源主要通過市場機制來進行，政府只是在市場失靈的情況或領域介入。政府的必要干預，也應當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盡可能通過市場方法和經濟手段，綜合運用財政、金融、收入分配等可預測、透明高的經濟和法律手段來進行。
3.推進資源產權和資源管理制度創新
我國各種自然資源的所有權屬於國家或集體，資源產權和資源管理制度創新可發揮的空間是：實行資源所有權、使用權和經營權分離的制度，明確資源的所有者、使用者和經營者各自的責、權、利，與之相互配套的還必須有資源的有償使用與轉讓制度，改變國有企業壟斷某些資源和過度佔用資源的格局，根據效率優先的原則加以配置，規范資源利用行為，從制度上確保不同性質的企業擁有平等使用資源的權利，促進資源配置公開、公正、公平、高效。提供與資源利用相關的市場激勵機制和監管制度安排，如資源使用權和經營權轉讓交易制度;排污稅、燃料稅、污染產品稅等環境資源稅收制度;制定並實施有利於環境產業發展的產業政策;資源回收利用激勵制度等，這樣，企業所追求的不再是產品產值的擴張及其收益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包括扣除資源使用的環境成本之外的利潤最大化。政府追求的經濟增長不再是沒有計算生態資本的粗放式GDP，而是追求綜合考慮資源成本和環境代價的綠色增長。
4.健全適應市場經濟的現代企業制度
適應可持續發展觀要求的現代企業，不僅是一個「經濟人」，同時還是一個「社會人」和「生態人」，即不僅有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權利，還有保障消費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為此，應進行適應現代企業制度的制度完善：要通過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產權關系明晰的公司制改制，創造出可分割的、可交易的、可轉讓的、有數量界定的企業產權主體，並廣泛利用現代交易方式和交易工具，促進包括國有資產在內的企業資產貨幣化、證券化的流動，以實現企業資源配置效率的高效;構建有效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形成權力機構、經營機構和監督機構相互制衡的機制，解決委託一代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的高成本、零責任、低效率的問題，以及利益不相同、責任不對等、信息不對稱、契約不完全四大難題。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有助於增強企業活力，提高企業整體素質，積極參與市場競爭，將追求利潤最大化作為經營管理的主要目標，
從粗放經營走向集約經營，並通過優勝劣汰機制，優化資源配置，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創造富有活力和生機的微觀基礎。要形成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目前最需要解決的是割斷或阻隔政府與企業間的行政關系和資產紐帶，切實解決政企不分、政資不分、政事不分的問題。
5.完善反映生態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
加快完善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的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在市場制度下，價格反映資源稀缺程度和需求狀況，市場機制會使資源流向效率更高的地方，這個過程會使社會經濟的整體效率得到提升，產業結構也會不斷演進，發展方式轉變有其內在動力。市場配置資源通過價格進行，而合理價格的形成要有充分的競爭，這就需要相應的制度來保證競爭的公開、公平、公正。為此，要努力破除壟斷藩籬、規范政府介入、完善相關制度，完善反映資源要素稀缺程度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節能、節地、節水、節材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模式，使生產要素和資源產品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和環境成本。
6.完善社會誠信體系及經濟信用關系
誠信作為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是確保市場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信用法律體系是否完善、明確、有效運行，對於全社會的誠信建立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依法完善信用體系，把信用和契約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規范，使之形成完善的制度。綜合運用經濟和法律手段，使個人的違約成本大大高於違約收益，使失信行為受到應有的懲罰和制裁。完善信用制度和誠信激勵約束機制，將失信行為產生的外部性問題內部化，在全社會形成重誠信的良好氛圍，讓誠信成為人們自覺遵守的社會准則。
總之，制度創新是轉方式、調結構、實現科學發展的根本保證。要抓住影響市場機製作用發揮的薄弱環節，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完善產權、自然資源、現代企業制度，健全社會誠信體系，營造經濟科學發展的內在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Ⅳ 為什麼說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

經濟的市場化與政治的法治化是互相配套的。在市場經濟中，不論什麼所有制的經濟組織，都有獨立的法律地位，他們的權利是靠法律而不是靠行政命令來保障，他們與政府不再存在隸屬關系，政府也不再干涉他們的經營，對他們的管理是由法律手段進行。法治的實質就是對政府權力的規范、限制，對公民、法人權利的保護，搞市場經濟，必須以法治為前提，法治社會的經濟也只能是市場經濟。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

Ⅵ 我國行政管理法治化的主要內容 是什麼

行政管理法制化主要內容是通過法律對國家行政管理的各項活動、各個環節進行調節和規范，將行政管理的一系列技術方法、協調手段、行為方式、步驟和程序法律化，為國家行政管理提供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行政管理（administration management）是運用國家權力對社會事務的一種管理活動。也可以泛指一切企業、事業單位的行政事務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統是一類組織系統。它是社會系統的一個重要分系統。隨著社會的發展，行政管理的對象日益廣泛，包括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市政建設、社會秩序、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各個方面。現代行政管理多應用系統工程思想和方法，以減少人力、物力、財力和時間的支出和浪費，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行政法治原則主要包含以下三項內容：
1、行政行為必須具有法律依據。行政機關只能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採取行動，這是行政法治原則的根本要求。對於公民而言，只要法律未明文禁止，就可以自由行動，而無須法律授權。但是，對於行政機關來說，則沒有這種自由，而必須嚴格遵循「凡法律所未允許的，都是禁止的」規則。這是行政行為與公民個人行為的最大區別。唯有如此，才能使行政機關職責清晰、分工明確、各司其職、各負其責。

行政機關的許可權（包括事務、時間和地域三方面），主要規定在憲法、法律等成文法之中，當成文法規定不明確時，行政法院根據法的一般原則對成文法的規定進行補充和解釋。行政機關不得超越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范圍自由行動，否則，構成「無許可權」。無許可權行為是最為嚴重的違法行為，在越權之訴中，「無許可權」是行政行為被撤銷的首要理由。但是，如果無許可權機關所作出的行為，屬於羈束行為，且該行為的內容符合法律規定，有管轄權的機關在同樣的情況下也只能作出同樣的決定，行政法院對這種行為並不撤銷，因為撤銷該行為「並不影響行政決定的結果和當事人的利益，而徒浪費訴訟時間。」
2、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要求。行政法治不僅要求行政行為的存在須有法律依據，而且進一步要求行政行為的實施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方式、程序和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過程必須合法。唯有如此，才能實現法律對行政行為全程的監督和控制，使行政權在法律所設定的軌道上運行。但是，我們不能把行政法治的這一要求，簡單理解為行政機關只能機械地把法的抽象原則適用於具體事件而沒有任何斟酌選擇的餘地。行政行為有羈束行為和自由裁量行為之分，它們受法律制約的程度上是有所區別的。但是，二者都必須受制於法律這一點是共同的，不可動搖的。根據行政法治原則，行政行為必須符合如下法律要求：
第一，形式合法。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為的方式和程序符合法律的規定。法律往往出於不同的目的和考慮對行政行為規定不同的形式和程序，比如行政條例的咨詢、討論和公布程序，行政處理的說明理由和書面形式等。由於法律規定的大部分形式和程序是出於保障相對人權利的考慮，因此行政機關必須遵守，否則行政法院將宣布該行為無效。但是，出於行政效率的考慮，行政法院對於形式違法的行政行為也並不是一概予以撤銷，而是根據形式違法的具體情況分別作出撤銷、不予撤銷和補正等不同形式的靈活處理。
明確的管轄權與合法的形式共同構成了控制行政權行使的主要條件，無許可權和形式上的缺陷是國家參事院（最高行政法院的前身）撤銷行政決定的最初的兩個理由。在當代的法國，形式和程序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因為「手續不僅限制每個公務人員的權力，也使每個公務人員受到其他公務人員的制約和補充。」 比如，法國在 1978 年公布實施了《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79 年公布實施了《說明行政理由及改善行政機關與公眾關系法》， 1983 年又公布實施了《行政機關與其使用人關系法令》等單行的行政程序法。
第二，目的合法。行政行為的目的合法也是行政法治原則的重要內容。首先，任何行政行為都必須符合法律的一般目的，即必須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目的，而不能出於以私人或黨派或者所屬團體的利益。例如，當某家旅館與市長的某個親戚開辦的旅館形成競爭時，該市長不得以危害公共秩序為借口關閉該旅館。其次，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授權的特別目的。例如，在 1875 年的巴利塞訴省政府一案中，行政法院撤銷了省長作出的關閉 巴利塞 先生的火柴場的決定，理由是該行為的目的不是法律與規章授予他權力時要保障的目的，而是為了維護國家財政部門的利益。
行政行為的目的必須符合法律的規定是行政法治原則進一步深化的表現。在法國行政法治進程的初期，只要一種行政行為是由具備法定許可權和資格的行政機關依據法定的方式和程序作出的，行政法院就會認定該行為合法，而不問該行為的目的和動機是什麼。隨著行政法治的進一步發展，行政法院發展了濫用權力的理論，根據該理論，行政法院可以審查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如果行政行為的目的和動機不符合法律規定，該行為將被行政法院以濫用權力為由予以撤銷，從而使每一項行政行為都處於行政法院的監督和控制之下。行政法院對行政行為目的和動機的審查極大地擴展了行政法治原則的內容，狄驥認為這導致了自由裁量行為概念在公法領域的消失。
行政行為必須符合法律除了要求行政行為的形式和目的合法之外，還要求行政決定的內容和法律根據合法。
3. 行政機關必須以自己的積極行為來保證法律的實施。行政法治有兩層含義：消極的行政法治和積極的行政法治。消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行為不得違反法律規定的許可權、方式、程序和目的。積極的行政法治要求行政機關以自己的積極行動保證法律的實施，這是法國行政法治原則的最新擴展。
根據積極行政法治的要求，不僅行政機關拒絕作出實施法律的具體行政處理決定構成不作為的違法，而且當法律和上級機關條例要求行政機關必須制定條例，而行政機關不履行該義務的行為同樣也是違法的。法國最高行政法院在 1959 年的一個判決中聲稱，行政機關在情況需要的時候如果未制定有效的條例來維持秩序，就是違反法律。 1969 年，最高行政法院又重申了上述觀點：當制定行政條例為實施某個法律所必要時，行政機關有義務制定這個條例。

Ⅶ 全面依法治國對我國經濟發展的積極影響

探討市場經濟與依法治國的問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領會黨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精神實質，對於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保證我國長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和發展的過程，就是經濟法制化的過程。只有建立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才能使市場主體、市場行為、市場秩序規范化。沒有法治，不依法治國，不僅國家不能長治久安，而且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可能健康發展。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內在要求。這是因為:
首先，市場經濟是一種規則經濟，它比自然經濟和產品經濟更需要法律規則。其主要表現為，第一，市場經濟與社會分工緊密相聯，其經濟活動是以商品交換而進行的，為了保證商品交換有序進行，必須有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作保障。第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不同經濟利益的交叉與沖突將成為現實，為了保護不同利益主體的正當利益，清除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各種障礙，也必須依靠法律規則的作用。第三，市場經濟的基本前提是統一的市場與統一的經濟活動，與之相適應的是要求其基本行為准則的統一，使所有的市場主體按照統一的市場准則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展開競爭。沒有統一的市場准則，就沒有公平的市場環境，就不可能有平等的市場競爭，而平等競爭是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沒有統一的市場准則就沒有市場經濟。
總之，市場經濟對法治的要求是由市場經濟自身的性質決定的。沒有完備的法制，就不可能有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
其次，法治與市場經濟是雙向互動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法律是上層建築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適應於總的經濟狀況。但法律對經濟狀況和經濟關系絕不是機械被動反映，法律在經濟基礎上發展起來，又與經濟相互影響並對經濟狀況發生積極反作用。實行市場經濟，政府不再直接參與經濟活動，市場主體有廣泛的經營自主權。但市場本身又會帶來無序化，為了防止市場秩序的混亂，國家必須加強對經濟的宏觀管理。這種管理既有經濟手段，更有法律手段，完善的法律體系能避免市場經濟帶來的負作用，使市場經濟沿健康的軌道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取向是追求社會的公正與平等，而對市場的趨利性不予引導就會偏離社會主義價值目標。因此在中國必須強調市場經濟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強調市場經濟必須在社會主義法制軌道上運行。只有實行依法治國，社會主義才能通過法制的渠道，合理積極地利用市場經濟的各種合理因素，限制與社會主義價值取向相悖的消極因素，使市場的趨利性有利於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完善與發展。
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行，離不開龐大復雜的社會主義系統，各個社會系統因果互動，相互制約和影響，而法治則是這一社會系統的曾.控制器，通過實行依法治國理順各方面關系，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正因為如此，鄧小平同志在辯證地分析了法制與經濟的相互關系時，提出「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的偉大思想。只有法制完備了，經濟才會搞好，社會才會發展和前進。
最後，世界經濟的實踐證明，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有比較完備的法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不斷發展，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統一市場的形成，世界各國的生產、交換和消費，都日益超出一國范圍，走向國際化。世界各民族之間經濟上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逐步取代了原來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狀態。我國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國際分工，走向國際市場，就一定要學會充分利用國內和國外兩種資源，開拓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為加速實現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由於各國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水平各異，雖然經濟交往日益頻繁，互相依賴和互相合作也日益緊密，但相互競爭也不斷加強，有關當事國或當事人的利害得失也常有矛盾沖突，彼此之間的經濟關系需要按照國際慣例和國與國之間約定的規則辦事，需要藉助於統一的法則加以指導、調整和約束。因此，依法治國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走向世界的需要。
二、依法治國是我國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需要
改革呼喚法治，法治貫穿改革，法治與改革同步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客觀要求。從我國改革的實踐來看，經濟體制改革是對人們利益關系的重構，政治體制改革將調整人們權利義務關系，不管是利益關系的重構，還是權利義務關系的調整，都需要法治作保障。社會主義法治集中體現了全體人民的共同意志，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的特殊地位，它能使在改革深化過程中，各階層群體的利益得到正確處理與協調。法治對改革的作用具體表現為:首先，法治為改革制定統一章法。我國是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改革應按照總體設計，在總結試點借鑒他國經驗基礎上，將具體的改革措施和步驟用法律形式明確加以規定，然後依法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離開法治的改革就難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亂，造成本來可以避免的損失。其次，法治為鞏固和保障改革取得的成果提供有效手段。在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需要及時把一些成熟的經驗上升為法律規定。這樣一方面可以消除人們怕變的思想顧慮;另一方面又可以為深化改革提供依據，促進改革向縱深發展。最後，法治為改革的順利進行提供保障。改革也是一場革命，它不可能不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要排除各方干擾，必須運用法律這個有力武器。
當前，我國的改革已進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全局性整體推進的新階段，新階段的一個重大特點，是要大力使體制和政策制度化和法律化，也就是由過去的依靠行政手段轉向依靠法律手段來引導和調控，從而推進和保障我國的改革。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要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所有制結構、分配製度和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全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以及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積極參與國際競爭的對外貿易新體制等等。上述新機制或新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離不開完備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只有完備市場經濟法制，使市場經濟關系、經濟運行和管理規范化、制度化，才能保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和有效運行。因此，法制建設必須與經濟建設同步進行，法治必須貫穿於改革的全過程，我們應當把實行依法治國放在與經濟建設、改革開放並重的高度來認識。
三、依法治國是實現我國社會主義可持續發展的可靠保障
社會可持續發展包括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整個社會系統的協調進步。社會歷史發展的事實表明，沒有法制，不依法治國，就不可能有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社會生產力也不可能高速持續增長。現代政治學認為，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只有將權力納人法治軌道，把它置於大多數人的共同制約下，並在實踐中形成一整套法律制度，實現依法治國，才能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
鄧小平同志極為重視法治對社會穩定的作用，他認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為重要。這些方面制度好可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鄧小平還指出:「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律。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只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
實現我國社會可持續發展離不開社會長期穩定。穩定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穩定是全方位的，包括政治穩定、經濟穩定、社會秩序穩定、人心穩定等。穩定和發展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兩大最高利益。
依法治國是實現社會穩定與發展雙重目標的最佳方略。這是因為:首先，法治是現代國家社會穩定的保證。社會穩定是指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等社會要素處於協調平穩狀態，不出現根本破壞性變化，追求社會穩定就是使社會處於有序狀態。而法治則是引導社會按照法律規定，有條不紊地進行各項活動，減少社會不安定因素。法治在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功能是緩和、協調、化解和預防社會矛盾與沖突，為建立和維護一定社會秩序服務。其次，法治是社會發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包括法律在內的各種制度在經濟與社會發展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國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一項重要工作是建立健全我國的法律制度。當前，我們要抓緊制定與健全發展市場經濟的法律制度，使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獲得可靠保障。最後，法治是將社會穩定與發展統一起來的有效手段。社會關系的調整可分為個別性調整和規范性調整兩大類。所謂個別性調整是指針對某一具體情況，確定一個具體的標准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調整的方式。其特點是有助於對具體情況作出恰當處理，但缺乏普遍適用的標准。所謂規范性調整是指根據反復適用於同一類型情況的規則來對人們的行為進行調整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