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是治國方式
『壹』 依法治國是我國唯一的治國方式嗎
四大治國模式，指的是中國四個傳統治國模式，這四個傳統的治國模式是書寫中國五千年歷史的標志，中國歷朝歷代的封建社會皇帝，都逃不過是四大治國模式的范圍。
其中老子所倡導的節儉模式最為歷代皇帝所推崇，劉邦、劉恆、劉啟、劉秀、蕭道成、楊堅、趙匡胤、朱元璋、道光帝等數位皇帝，都對老子提出的節儉治國情有獨鍾。
民本模式自古有之，民本治國是中國最古老的治國方式，從上古時期的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再到夏商周時期的夏禹、少康、成湯、盤庚、武丁、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以及封建社會時期的劉邦、劉秀、楊堅等歷史上的數位皇帝都以民本思想為出發點而治理國家，就連老子的節儉模式、管仲的新政模式、商鞅的峻刑模式，都是有民本思想演變而來。
新政模式是中國最具進取性的治國模式，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時代時期的管仲，新政治國通常都是歷代帝王拯救國家命脈的良方，也是腐舊貴族最懼怕的毒葯，實行新政必然要得罪一大批腐舊勢力，因此中國歷代皇帝拯救王朝命脈的這劑良方，往往會被統治者自己湮滅。新政模式，實際上也是自上而下的一次革命，與那些自下而上的革命不同，他是由政權的統治者自己發動的革命，其宗旨就是延續政權的國祚。
峻刑模式是由歷代司刑之官提出的治國思想，所謂峻刑就是以殘酷的法律手段約束國家的官員和百姓，對於官員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貪贓枉法，對於百姓皇帝會用峻刑防止他們觸犯國法，這種模式往往是暴君慣用的手段，但也是依法治國最有效的治國方式。
此四大治國模式，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幾乎是歷代君王慣用的治國方式，因此他們被當代學者認為是最典型的四大治國模式。
節儉治國編輯
節儉模式——「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代表人物——漢文帝
「節儉模式」，是古代管理國家的基本手段，代表人物是漢文帝劉恆。中國人素有「勤儉持家」的好傳統，管理國家也不例外。《管子·八觀》中專門論述了奢侈浪費與國家管理的關系，認為「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
劉恆在位期間，禁擾民、禁送禮、禁浪費，甚至連顯示皇權威嚴的諸侯、屬國獻供禮等都廢止了。即位初，有人獻千里馬，劉恆就此下了「紅頭文件」，詔告天下「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求來獻」。
不建樓堂館所。劉恆在位23年竟無一項大型建築，連小建築也不搞，只要是勞民傷財的，一律不批。據《漢書·文帝紀》記載，劉恆曾想造個露台，召來工匠預算，要花費「百金」。這筆開支對皇家來說，連毛毛雨都不算，但劉恆覺得不妥，放棄了造台計劃，稱「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
漢代流行厚葬之風，國家三分之一的收入拿來造帝王陵墓。劉恆移風異俗，奉行「薄葬」。甚至連自己平時的穿著也不講究，都是粗布衣，普通鞋，即《漢書·東方朔傳》「身衣弋綈，足履革舄」。後宮嬪妃也都不穿高檔時裝，「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綉」，普普通通。
劉恆開創了封建帝王著「親民裝」的先河，漢代學者劉向曾評價劉恆是「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其「節儉治國」思想，體現出了封建時代「以孝治國天下」的核心價值觀。所以，劉恆死後蓋棺定論的謚號中，用了評價等級最高的一字「孝」，稱為「孝文皇帝」。
劉恆的治國模式收到了出奇的效果，《漢書》稱當時是「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隨後的景帝劉啟，繼承了劉恆的治國思想，合稱「文景之治」。[1]
民惟邦本編輯
民本模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代表人物——唐太宗
在古代，執政者常掛嘴邊的一句話是「民惟邦本」，簡稱「民本」。用今天的話來說叫「執政為民」。以這種思想來治理國家，被稱為「民本模式」，代表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
在中國歷代帝王中，唐太宗李世民最有「民本意識」，他認為，「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李世民說話喜歡引經據典，他常提荀子的觀點：「君，舟也；民，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李世民曾認真研究了朝代興迭規律。據《貞觀政要·仁義》，李世民稱，「古來帝王以仁義為治，國祚延長，任法御人者，雖救弊於一時，敗亡亦促」。
李世民的「民本模式」，就是借「仁義為治」實現的，表現為「寬律令」，具體操作分為禮刑並用、簡約畫一、寬仁慎刑三個層面。《唐六典·尚書刑部》注記，李世民指示長孫無忌、房玄齡等臣僚重新審訂刑律條款，尤控死刑，他強調「死者不可復生」，要求「用法務在寬簡」，所以唐律「比卉死刑，殆除其半」。為防錯殺，李世民要求死刑案都要報中央，再三復核。
最能說明李世民「寬刑」的，是貞觀六年（公元632年）發生的一件事。當年十二月，他在查閱死刑案件時，出於憐憫，下令將390名死囚全部放回家過年，來年秋再回長安就死。第二年死囚一個不少回來了，李世民很感動，乾脆將這些死囚全部赦免。
李世民選賢任能、納諫如流、賞罰分明，其治國模式成效斐然。執政幾年後，便「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貞觀四年，全國被判死刑的僅29人。
李世民在位年號為「貞觀」，故史家贊譽李世民的治國模式為「貞觀之治」。[1]
新政改革編輯
新政模式——「天地革而四時成」
代表人物——宋仁宗
「五經」之《易經》中的第49卦即為「革卦」，古人釋注中有句話叫「天地革而四時成」，揭示出改革的重要性及其規律。從先秦到清末，在中國歷史上產生影響的改革有近百起。依靠改革，把改革作為國家治理手段，被史學家稱為「新政模式」，代表人物是宋仁宗趙禎。
北宋是中國古代推行新政模式最為積極的一個朝代，尤其是十一世紀中葉後，改革成了主旋律，宋仁宗趙禎推行的「慶歷新政」即出現在這一時期。
慶歷三年（公元1043年），北宋對西夏戰爭慘敗，直接促使皇帝趙禎「欲更天下弊事」。此時，范仲淹、歐陽修等改革派已有共識，形成了以范仲淹為首的「改革集團」。慶歷三年九月，趙禎特開天章閣，召見范仲淹、富弼，當場賜給紙筆，要求他們針對當前急務當場呈奏。范、富二人隨即提出了一攬子改革計劃，范仲淹的《十事疏》，便是這輪改革的綱領性文件，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幸」「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改革主張。趙禎接受了這些改革建議，漸次實施，頒行全國，這就是北宋歷史上轟轟烈烈的「慶歷新政」，就此揭開了後來包括王安石變法在內的北宋系列改革序幕。遺憾的是，一年多後新政便搞不下去了。
慶歷新政的失敗，與趙禎「寬仁少斷」、保守派勢力強大有直接關系，但與倉促上馬、預熱不夠、力度過猛也有很大的關系。如果宋仁宗不急於求成，「摸著石頭過河」，尤其在進入涉及利益集團的深水區，改革若能穩一點，或許就是另外的結果。
盡管如此，歷史仍給在位長達42年的趙禎以高度評價，其治國模式被譽為「仁宗盛治」，有人甚至認為超過唐太宗的「貞觀之治」。[1]
嚴刑峻法編輯
峻刑模式——「治亂世，刑不得不重」
代表人物——明太祖
所謂「峻刑」，即嚴刑。唐宋以前治理國家講究「禮法合治，德主刑輔」，即所謂「輕刑」思想，屬於「仁術」。宋元以後，執政者奉行「為政以德、正己修身」，但不輕刑律，晉人葛洪「非峻刑不能止」的觀點為執政者認同。「峻刑模式」又被稱為「重典之治」，代表人物是明太祖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是峻刑模式的最積極實踐者，他在明綱常的同時，重法度，嚴吏治。他聲稱，「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後人簡稱「亂世用重典」。
一直以來，朱元璋都「以重典為整頓之術」，實施「猛烈之治」。雖然《大明律》條款已相當成熟、完備，但朱元璋覺得仍不夠「嚇人」，又編定了《大誥》，實行「法外用刑」予以「嚴打」。如政府部門隨便增加編制人手等「有司濫設吏卒」行為，依律僅打100大板，但朱元璋要求「族誅」，不僅部門領導倒霉，當事「臨時工」也要處死。至於「吃空餉」等，在明朝一旦敗露，當事人必死無疑。朱元璋最恨貪官，對貪官大多是「剝皮實草」。只要貪污60兩以上者，先要「梟首」，示眾後再剝皮，皮內充填乾草，懸掛在衙門兩旁，以警告官吏。類似這樣的施峻刑嚴懲事例，不絕於明史。
朱元璋的峻刑治國模式，史稱「洪武之治」。雖然未完全達到目的，但效果明顯，明朝官場「干凈了一百年」。《明史·循吏傳》記載，峻刑「一時守令畏法，潔己愛民，以當上指，吏治煥然丕變矣。下逮仁、宣，撫循休息，民人安樂，吏治澄清者百餘年」。[1]
『貳』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是什麼
依法治國是一種基於法律的國家治理方式，強調國家權力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合法性，吵銷以及保護人民權利和維護社會穩定。它的意義在於以下幾個方面：
維護社會穩定：依法治國強調法律的權威性和普遍適用性，通過法律的制定和執行，可以有效地維護社會穩定。法律是社會秩序的鉛簡基礎，有利於防止和解決社會矛盾和紛爭，保持社會和諧穩定。
保護人權和民主：依法治國強調法律平等、公正和保護人權的原則，保障人民的基本升激游權利，促進社會公正和民主。法律保障了人民的財產、人身、自由、隱私等權利，保證了人民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自由和平等。
促進經濟發展：依法治國有利於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和保護知識產權，推動企業的創新和發展。法律保護了市場規則和知識產權，維護了商業信用和合同精神，為企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法律環境。
增強國家軟實力：依法治國有利於增強國家的軟實力，提高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法治國傢具有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它可以增強國家形象，提高國際認可度和信任度。
總之，依法治國的意義在於保障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維護人民權利和促進國家軟實力的提升。這種治國方式是一種現代文明國家的基本要求，是實現民主法治和社會進步的必由之路。
『叄』 為什麼說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1、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這是黨在認真總結建國以來執政的歷史經驗教訓和借鑒西方社會發展的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做出的一個正確的判斷，這預示著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形成之後，一個新的體系將建立起來——— 法治體系。
2、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逐步形成和完善，國民經濟得到快速的發展，客觀要求上層建築領域進行適應經濟發展的變革。
繼經濟體制改革後，政治體制改革勢在必行。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是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主要著力點之一。
中國雖然以東方文明古國著稱，但是封建傳統文化根深蒂固，人治的觀念在治政的過程中總是揮之不去，民眾的法治觀念也比較淡薄，致使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幾經波折。這就意味著全面實現依法治國將會是一個相當長期的歷史過程。
3、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2011年3月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第二次全體會議宣布，2010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基本形成。
一個立足中國國情和實際、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集中體現黨和人民意志的，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等多個層次的法律規范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意味著中國三十年就走過了許多西方國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過程——— 法治建設的重點也從「有法可依」轉向如何真正落實「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黨的十八大後，中國法治發展的主要方向將從形成「法律體系」向形成「法治體系」轉變。
所謂「法治體系」就是包括民主、人權、憲政等價值評價標准在內的制度運行過程。「法治體系」排在第一位的是執政黨的依法執政，然後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社會共同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
「法治體系」的追求目標就是要實現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全面法治化。其意義在於充分保障公民權利、提升公共決策績效、建設和諧社會、維持國家長治久安。
(3)依法治國是治國方式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