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法治之路

① 當代中國為何要摒棄人治，而選擇法治之路

人治無任何公平、公正可言，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災難，尤其在中國，只有法治才能體現公平、公正。

② 對法治之路得認識

法治與德治作為治國手段，是相輔相承、相得益彰的關系。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既要重視法治建設，又要重視道德建設，使二者緊密結合起來。下面由我為大家整理的對法治之路的認識，希望大家喜歡。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一
一 為何法治建設首要的是走對路

我們都聽過南轅北轍的寓言故事，它告訴人們：做任何事情，都要首先認准方向、找准道路，否則就會事與願違，犯根本性的錯誤。法治建設也是如此。從世界范圍看，有的國家找到了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法治搞得比較好;而有的國家則沒有走對路，法治建設搞得不成功，甚至導致國家動盪、發展停滯或倒退。

法治作為上層建築，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是一個國家在特定經濟、政治和文化條件下的治國模式。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治道路。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法治道路必然不同;社會制度相近但歷史文化傳統不同的國家，法治道路也不會相同。說到底，每個國家的法治道路，是與各自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條件等因素密切相關的。

對中國來講，我們是一個有著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又是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大國，具有獨特的法治傳統、獨特的國情、獨特的現實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的法治建設必定要走自己的路。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紮根自己的傳統。雖然中國幾千年來人治傳統根子很深，但我們的先人們很早就開始探索如何駕馭人類自身這個重大課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就有了自成體系的成文法典，漢唐時期就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法典，中華法系在世界幾大法系中獨樹一幟。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禮樂刑政、綜合為治，法不阿貴、刑無等級等法治思想影響深遠。今天搞法治建設，應根植中國土壤，挖掘和傳承中華法律文化精華，不能拋卻，也無法拋卻歷史傳統、割斷文化血脈。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立足自己的國情。兩千多年前，商鞅就說過，「為國也，觀俗立法則治，察國事本則宜。不觀時俗，不察國本，則其法立而民亂，事劇而功寡」。中國地域遼闊、民族眾多、國情復雜，又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法治建設決不能罔顧國情、超越階段。特別是經過長期實踐探索，我們已經走出了一條自己的法治道路，取得法治建設的巨大成就，必須立足這個基礎去不斷發展完善。

我們的法治道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治病要對症下葯，射箭要有的放矢，法治建設也要著眼於解決問題，實現更好更優的國家治理。作為一個正在快速走向現代化的超大型國家，中國發展面臨的問題的規模、復雜程度，是很多國家不曾遇到過的。從經濟社會發展看，解決制約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問題，解決損害社會公平正義的問題，解決影響社會和諧的問題，都對法治建設提出更高要求;從法治建設本身看，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別人的經驗固然可以參考，但說到底，針對自己病症的葯方才最有效，走自己的法治道路才最管用。

總之，在法治問題上，沒有最優模式，也沒有「標准版本」，只有適合自己的選擇。我們需要借鑒國外法治文明成果，但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為我所用，不能搞「全面移植」、照搬照抄。

二 中國的法治道路是怎樣走出來的

「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不是從其他國家搬過來的，也不是哪個人主觀設計出來的，而是中國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法治建設艱辛探索的必然產物。

這條道路凝結著中國近代以來百餘年的上下求索。鴉片戰爭後，為挽救民族危亡，無數仁人志士主張變法圖強。很多人認識到中國落後的根源在於舊的制度和體制，試圖學習、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搞君主立憲、搞議會民主、搞五權分立等，但都遭到失敗。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才為在新中國實行真正的法治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這條道路凝結著新中國法制建設的艱辛探索。新中國成立後，在摧毀國民黨舊法統的基礎上，我們積極運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根據地法制建設的成功經驗，推進社會主義法治，迅速制定了一批重要法律法規，制定頒布了第一部憲法，初步奠定了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但後來，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左」的錯誤，逐漸對法制不那麼重視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使法制遭到嚴重破壞，付出沉重代價。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使我們深刻認識到：人治的辦法行不通，唯有法治才能實現國家長治久安。

這條道路凝結著改革開放以來法治建設的成功實踐。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們黨痛定思痛，提出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須加強法治，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我們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依法執政確立為黨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推動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方式深刻轉變;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國家生活各個方面總體實現有法可依;我們大力推進法治政府建設，不斷完善司法體制，持續開展全民普法……伴隨改革開放的滾滾春潮，中國法治建設不斷邁出新步伐，取得歷史性成就。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不斷深化對法治建設的規律性認識，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和寶貴經驗。

可以說，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經過幾代人艱辛探索，實現了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的飛躍。總結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就，可以列出十幾條、幾十條，但歸結起來，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是我國法治建設成就和經驗的集中體現，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唯一正確的道路。把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這件大事辦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堅持和走好這條法治道路。

當然我們也清醒地看到，中國法治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需要不懈探索、不斷完善。但我們堅信，只要認准前進方向，落實好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一系列重大部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就將越走越寬廣，中國法治建設就將不斷邁向新的更高境界。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二
__問世後，繼承古希臘「靈與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社會統治理念

法律是人法，法學是人學。因此，研究法治的起源，需要追溯人類對「人是什麼」的思考歷程。學界公認，人類第一次思考「人是什麼」，肇始於被德國學者雅思貝斯所稱的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軸心時代」。在這一時期，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地區幾乎同時獨立地出現了許多思考人本身的偉大哲人，中國有諸子百家，印度有佛教，西方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然而經過這次反思活動採信法治的卻只有西方一家，所以然者何?蓋因西方人把人的靈魂與肉體作了分別。中國人的靈魂觀念與西方人不同，它指的是附在人軀體上作為主宰的靈體，靈體離開軀體人即死亡，靈體就是靈魂。魂主精神，而魄主身形，除了偉人成聖外，常人死後靈魂會變成鬼，但不代表是邪惡的，而是會保佑子孫，或向殺害本人的壞人報復，所以類似低級的神明。

西方靈與肉分裂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紀希臘民間的奧爾菲神秘教派，後經畢達哥拉斯派加以改造，成為希臘思想文化里的重要成分，到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手裡就成了思想文化研究的一個基本課題。靈與肉分裂觀念引發法治學說的邏輯和歷史過程是這樣的：

人的靈魂與肉體是不同的，靈魂是真、善、美的代表，肉體是慾望或邪惡的代表，兩者處於緊張的對立之中。蘇格拉底認為，人活著，靈魂就會遭受肉體的拖累，使人被肉慾左右而得不到真知識。柏拉圖認為，人的靈魂在投生前就已存在，偷生後受到肉體拖累，不容易回憶起原來具有的知識，肉體是達到真知的障礙，為了獲得真知，人必須掙斷這種束縛。亞里士多德說，人的本質是靈魂與身體的統一，如果按照人類生理和心理的自然順序，人先有身體後有靈魂，先有非理性(情慾)後有理性(德性、理智)，身體與非理性相聯系，靈魂與理性相聯系。理性是相對於「過分」和「不足」兩個邪惡的極端之間的「中道」，「過分」是主動的惡，「不足」是被動的惡。以情感為例，自信是驕傲(過分)與自卑(不足)的中道，義憤是易怒(過分)與麻木(不足)的中道。以行動為例，勇敢是魯莽與怯懦的中道，大方是奢侈與吝嗇的中道。人們雖然傾向於理性、德性，卻可能永遠實現不了理性、德性，甚至成為違反理性、德性的罪人。

靈魂是神意的體現，情慾或邪惡是塵世的產物。蘇格拉底提出「認識你自己」，首先就是要認識靈魂，這靈魂是理性和智慧的所在地，是永恆不變的，人死後肉體會分解消亡，但靈魂常在。人為何會作惡?因為人有愚昧無知的缺陷，統治者不重視對人的教育。柏拉圖認為宇宙有理念和現實兩個世界，現實世界是沒有一點惡、全部都是善的神創造的，他把理性放入靈魂，把靈魂放入軀體。但人的靈魂、理性會受到非理性的慾望的干擾。亞里士多德雖然不像蘇格拉底和柏拉圖那樣把靈魂、理性視為外在於人的客觀獨立物，而是人與生俱來的東西，但他在《倫理學》的結尾也說，人的靈魂、理性與神最為接近，是神最喜歡的東西。

與靈與肉的分裂相適應，法律有神意之法和人意之法的區別。蘇格拉底把神意體現的自然法和國家制定的人定法區分開來，認為無論是不成文的神的法律還是成文的人的法律都必須考慮到正義，正義性不只是立法的標准，而且是立法的共同本質。他之所以被判死刑而拒絕逃跑，就是認為法律是神意的體現。柏拉圖在《法律篇》中認為人定法源於自然法，自然法源於神意。亞里士多德把法律視為不受慾望影響的理性，他說，只有讓上帝和理性來統治，法律才會統治人們;要是讓人來統治，那就要加上獸性的成分。他也將法律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兩種，前者反應自然存在的秩序，後者以前者為基礎，由人制定，調整人為的秩序。

法治是靈魂、理性不敵情慾的產物。靈與肉分裂後，蘇格拉底和早年的柏拉圖出於對人類靈魂、理性的信心而主張人治，蘇格拉底反對民主制，主張貴族制;柏拉圖主張哲學王來搞人治。但蘇格拉底被處死、政治斗爭劇烈等殘酷社會現實逐漸使人們看到人們的情慾往往壓倒靈魂和理性，因此，蘇格拉底提出了統治者會不會犯錯誤這一貫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疑問;柏拉圖晚年撰寫《法律篇》，認為「哲學王」的人治雖然是最好的統治方式，但一時難以實現，次好的法治統治方式也是可行的。到了亞里士多德就完全變成「法治」論者。他認為人治、尤其是一個人的統治，可能在政治中混入獸性的因素，是極其危險的。法治應包括兩層含義，一是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二是大家服從的法律是良好的法律。

__問世後，繼承古希臘「靈與肉」分裂理念，提出了「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社會統治理念，靈魂、理念方面的事務歸教會管理;肉體、行為方面的事務歸法律管理。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德治和法治。
對法治之路的認識篇三
一、法治具有共性

作為人類社會的法治文明，遵循著一些共同的價值理念，這是毫無疑義的。法治的這種價值，具體體現為文化和法律文化具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即共性。

(一)文化的共性

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共性，表現在它們都是各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智慧，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有著共同的發展方向和遵循共同的發展規律。人類實踐活動的根本目的和動因，是為了通過對自然規律的把握，征服自然力，把自然界置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使之服從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需要。這既是人類文化發展的方向，又是人類文化發展的動力。因此，盡管各民族文化由於發展的起始條件不同，在其後來的發展過程中呈現出多樣性，甚至相互之間的差異很大，但在多樣性中隱藏著共同的東西。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中，這種共同的東西不斷地顯示出來，表現為各民族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接近性，從而體現出人類文化發展的規律性。文化在其發展過程中所顯示出的這些共性，為各民族文化間的交流、學習和借鑒提供了前提條件。

(二)法律文化的共性

法律文化作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人類在實踐活動中創造的智慧。具體說，它是指在一定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作用下，掌握國家政權的統治階級所創制的法律規范、法律制度或者人們關於法律現象的態度、價值、信念、心理、感情、習慣以及學說理論的復合有機體。法律文化屬於文化中的制度形態和觀念形態的部分。法律文化作為文化的一部分，前述對文化共性的揭示對其同樣適用。

作為人類維系社會秩序的基本手段之一的法律制度和與其相關聯的基本法律價值觀念，必然包含著一些共同的東西。

世界現有的各種法律制度，無論是中國的法律制度還是世界一些發達國家的法律制度，以及其他國家的法律制度，雖然產生的文化背景不同，但作為法律制度，總有一些共同之處。這就如同當代美國法律哲學家博登海默所說的：「我認為，任何值得被稱之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超越特定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相對性的基本價值。在這些價值中，較為重要的有自由、安全和平等。」「盡管社會秩序會因社會和經濟制度的特定性質不同而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我卻依然相信，一種完全無視或根本忽視上述基本價值中任何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

二、法律文化的民族性(特色)

強調法律的民族特色及不可盲目地照搬照抄，這個命題是成立的，也是可論證的。因為文化及法律文化具有明顯的差異性，即個性。世界各種法系的存在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文化的個性

人類文化的個性表現為各民族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各民族的文化雖然有著本質上的共同性，但其差異性也是十分明顯的。通過前述文化的定義可以看出，文化具有很強的民族性，它是民族間相互區別的標志。每個民族的文化都是獨特的。民族文化的獨特性表現在或者是某種文化因素是其他文化所沒有的，或者文化的某個方面優於其他民族文化的相應的方面，或者具有互補性。文化作為實踐活動的智慧，是一個民族在其獨特的條件下的獨特創造。

(二)法律文化的個性

前已述及，一個民族就意味著一種文化。法律作為調整社會關系規范人類社會生活的手段，是一個民族文化的重要部分。由於不同民族的法律文化產生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不同，價值取向不同，因而不同法律文化間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我們知道，現代市場經濟是已為世界各國所認同，最具效益和活力的經濟運行載體，現今除個別國家外，世界各國和地區都紛紛走上了市場經濟的道路。但具體到不同的國家，市場經濟的模式卻有多種多樣。[2]在治國方式的選擇上也是同樣。法治被認為是迄今為止已被證明的最佳治國方法，並為人們所推崇。但不同的國家，由於其法律文化傳統、國情不同，其模式也不應是單一的。事實也是如此。從中西比較的角度看，中國傳統法律制度在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以下特徵：引禮入法，禮法結合;天理國法人情三者的溝通;法的公平要求與權利等差;法自君出，權尊於法;家族本位的倫理法治;重刑輕民，律學是法學的主要形式;制定法與判例法結合;援法定罪與類推裁斷;無訟是求，調處息爭;法典編纂上的「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與法律體繫上的「諸法並存，民刑有分」;等等。[3]以法律文化傳統來劃分，目前世界上就有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伊斯蘭法系和混合法系等不同模式。在同一法系內部，各國又有很大差異。[4]西方法律傳統則表現為明顯不同的特徵，諸如法律制度與政治、道德、宗教等有較為明顯的區分;法律的施行由法律專家來進行;法律職業者要受專門的訓練;在同一社會內部，各種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共存和競爭，等等。美國學者伯爾曼將西方法律傳統的特徵概括為十個方面。[5]

在世界范圍內，法律制度之間之所以可以相互學習、借鑒、移植，就是法律制度之間有先進與落後、強勢與弱勢之分;法律制度之所以可以進行優劣比較，就是因為世界上存在著形形色色不同的法律制度，各民族法律制度之間存在差異。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各民族法律文化之間的差異可歸納為以下方面。(1)不同的國家和民族對法律的概念的理解有差異;(2)在法律的存亡問題上存在差異;(3)法律的淵源差異;(4)法律的形象化程度不同;(5)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法律家的典型形象不同;(6)不同的文化所賦予的法律義務不一致，等。[6]

三、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樣式

上述法律文化的民族特性特徵考察，決定了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存在。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樣式。何謂中國特色，具體說來，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一)中國特色法治之路的意識形態指引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因而和一定社會的意識形態密切相關。以立法為例，一國的法律體系都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道德原則和價值取向指導下制定的，或者說都遵循著同一的價值標准。

在我國立法中，必須遵循一定的立法指導思想，堅持相應的立法原則。因此，部門法在制定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遇到意識形態等政治因素的影響問題。如何處理好法制建設和意識形態的關系，盡可能為減少立法過程中不適當地政治干預提供理論依據，是法學研究不能也無法迴避的一個問題。

部門法的制定，不能脫離社會的意識形態而存在。我們在批判把法律作為統治者工具的同時，把公平、正義作為法律的精神追求時，部門法的制度設計能否做到不受政治意識形態的影響呢?回答是否定的。迄今為止，完全擺脫政治意識形態影響而獨立存在的法律制度是不存在的。作為公法領域的憲法、行政法、刑法等部門法是如此，作為司法領域的民商法也是如此，中國物權法制定過程中出現的風波就證明了這一點。

鑒於以階級斗爭為價值取向的法學研究，給我國社會和法學研究者帶來的危害，一些學者提出法學要與政治保持距離，這是可以理解但帶有情緒化的一種表達。法學研究固然應有自己的獨立品格，不應追隨、依附於政治，甚至為錯誤的政治決策和行為提供理論支持，但要完全擺脫或迴避社會意識形態的影響是不可能的，也不必要。因為，法學家的研究可以做到與政治保持距離，而法律實踐卻不能夠;書齋里的法學研究可以迴避現實，而面向實踐的法學研究就不能夠。法學研究作為法律制度和法律實踐的價值、信仰、認知和評價等觀念系統，其本身就是社會意識形態的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並發揮著意識形態的巨大功能。這在現代西方國家也毫不例外。[7]

法學與政治密切相關，甚至是意識形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意識形態不是法學的全部，其中也有獨立於意識形態，甚至超越時空、體現客觀規律性和具有普適性的內容。因而法學的研究，要關注政治，關注意識形態，並不意味著成為政治的附庸，而是在現有政治意識形態下，追求公平正義的最大化，從而為部門法的制定提供相應的價值標准。

因而，法學研究不應超然於現實政治之外，正確的態度是，法學家不能消極也不能激進，應做社會發展的改良派和促進派，在保持自己獨立批判精神的同時，要積極干預和參與政治。在出現法律實踐與意識形態沖突，或在法律的制定遇到政治干預時，法理學要能夠給予恰當的解釋，並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

因此，法學研究要關注主流社會價值觀和主流意識形態，並以此作為當代中國法律制度設計的思想主導。面對當前法學研究中存在的西方文化的「強勢話語」，我們應當結合我國實現現代化和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具體國情，予以冷靜地分析，而不應該完全「依附」。改革、發展和建立小康社會及構建和諧社會的大局，體現在主流意識形態中的價值觀，以及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理念的價值追求，是我們今日社會建構的基礎，也應是當代中國法律制度設計的價值理念。只有如此，才有利於促進我國法治社會的建設和發展。

在當代中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特別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法治理論，也應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法治社會所必須遵循的指導思想。

(二)中國特色法治之路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需求。

中國特色突出的表現是，中國的法治社會是根據自我需求，沿著自我設計的路線進行建設的，它既不是(擺脫了)單純的模仿，也不是完全的拒絕。

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目標的確立，與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國建設法治社會的內驅力。實現法治環境下的市場經濟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結合我國改革開放的實際，吸收、借鑒和移植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和地區成功的立法經驗，也是建立完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和擴大對外開放的迫切需要。

西方發達國家經濟被認為是當今最為成熟的市場經濟，並且有較完備的法律體系與之相配套。但這種完備的法律體系也是伴隨資本主義社會的整個過程的立法斗爭、通過長期的探索和努力才建立起來的，是在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過程中實踐經驗的結晶，也是西方人民奉獻給整個人類文明的共同財富。以市場機制堪稱當代西方世界典範且具有設計精密的法律體系的美國為例，且不說它在資本主義的初期階段，即使到了原始積累階段的後期，美國市場的競爭秩序也可以說是極為糟糕的，市場競爭的手段也是極為野蠻與卑劣的。為了消除不正當競爭行為，美國進行了將近半個世紀的社會凈化運動。通過一系列良化市場秩序的立法活動，終於使得美國社會逐步走出了拜金主義的投機行為通行無忌的「鍍金時代」[8]。

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我國可以說是亘古未有的全新事業。我國的市場經濟是在多年來全面實行計劃經濟的歷史前提下，由國家自覺、整體地將計劃模式改造為市場模式。在現今的條件下，我國經濟模式的轉換，已不可能像西方市場經濟的建立那樣經歷漫長的年代，走西方發展的老路，而只能採取在幾十年時間內快速完成的方式。因此，為盡最大可能減輕模式轉換過程中的無序程度，避免和限制在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弊端，以便少走彎路，應當直接借鑒和移植世界市場經濟的現代模式和與之相配套的成功立法經驗，根本不必要也不可能自己一切從頭探索，從而使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及其法律建設在更高的起點上健康發展。

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要打破一切地區和國家的界限，形成世界市場和多種形式的國際聯系。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走出國門，積極參與國際競爭，必須遵守國際公認的法律規范和國際慣例。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使國內市場經濟法制化，另一方面國內立法必須與世界市場運行的一般規則相銜接。因此，吸收、借鑒和移植國際通用的法律規則，對完善我國經濟法制體系，促進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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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建立法治社會的根本途徑是什麼

法治的途徑

（一）法治形式的完善

法治有內容和形式之分。法治的內容，是指根據法治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各法律主體應然的權利義務和實然的權利義務。法治的形式，是指根據法治目標而建立起來的各法律主體權利義務的實現形式和存在形式。對法治的內容和形式，我們在以往過分地強調了法治的內容，而忽視法治的形式，並認為西方國家所強調的法治形式只是騙取公眾合作和信任的工具。對法治的內容，我們又過分地強調了法治的本質，認為法治就是政治統治和階級斗爭。這種演繹的結果，卻是踐踏法治。

我們認為，法治的內容及其本質應得到正確的強調，但法治的形式應受同等重視。這是因為：第一，形式是內容的外在表現。沒有形式的內容是難以捉摸的，形式有欠缺的內容是容易引起誤解和爭執的。法治的存在，不能僅僅要求人們用思想去感受和體會，而且還要讓人們的眼睛看得見、雙手摸得著。法治不僅應當真正存在，而且還要讓人們相信它存在。然而，人們只有通過形式，才能看清或確認法治內容的客觀存在。第二，形式是內容的前提。法治的形式是對法治內容的一種規范。只有通過法治的形式，才能實現法治的內容。例如，迴避、聽證和表決只是法律公正的一種形式，但只有通過這些形式才能保障法律公正的實現。第三，形式比內容更具可行性。法治的形式是有限的、易行的和確定的，法治的內容是無限的、有難度的和模糊的。例如，人民當家作主的形式是容易做到的，而當家作主的內容卻是不容易做到的。如果連容易做到的都沒有做到，那麼要做到難以做到的就值得懷疑或就是空談了。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實現法治的形式。

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盡管法治的內容並不完備，但法治的形式更欠缺。例如，盡管政府在當時為公眾提供了許多服務，卻既沒有用貨幣來衡量也沒有用相應的形式來確認，因而既難以為公眾所感受也可隨時予以取消。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和完善與法治目標及法治內容相適應的法治形式。在當前，我們首先必須完善司法制度這一法治形式，因為這既是法律主體最後可獲得的、可信任的服務形式，也是法律主體間最後的合作機會。如果連這一服務形式都難以真正享受、不可信任，連這一合作機會也被錯過或剝奪，那麼將沒有什麼法治可言了。因此，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的一切形式都必須得到完善和保障，任何障礙都應被清除。司法腐敗不論程度多大，性質上比其他腐敗更為嚴重和惡劣，必須盡快得到徹底消除。司法受黨的領導，但黨也必須服從法律。黨服從法律的形式標志，就是尊重司法審判。

（二）溝通渠道的拓展

「合作是一個過程」，[30]信任有賴於溝通。過程的法制化就是法律程序。法律程序具有可預測性。人們通過法律程序，可以預測他人的意志及其形成過程，從而作好合作的准備。現代法律程序不是單向的，而是雙向的，即雙方主體的交互作用程序。因此，程序意味著參與。通過參與，可以了解對方主體的內心活動和意志形成過程，並溝通雙方的內心活動，達成意思表示的一致和相互信任，消除可能發生的磨擦和沖突，從而使最終結果具有可接受性、公正性、准確性和效率性。20世紀法治進步於19世紀法治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不僅重視法律行為的結果，而且關注該法律行為的形成過程；並不是強制或強迫對方來接受自己的單方面決定，而是要求對方來了解自己的決定過程和參與決定的作出。

根據傳統的私法自治原則，私法領域的合作程序和溝通機制並不需要法定主義。但在現代社會，人們的社會依賴性日益密切，傳統已不能適用於私法的一切領域。我們認為，員工與業主之間的和平合作、信任融洽，在員工的勞動條件和勞動報酬等問題上，就必須有法定的溝通機制。在煤氣、電力、交通、教育、衛生、通訊、農產品收購和農業生產資料供應等壟斷領域，有關服務質量和價格調整等問題，僅僅依賴政府部門的監督似乎也是蒼白無力的，公眾往往被任意宰割，因而必須有公眾的參與機會和法定的溝通途徑。

在國家機關或政府部門之間的公法領域，溝通顯得更為重要和迫切。因為，國家機關或政府部門之間只有相互溝通，才能形成統一的國家意志，才能使所作的國家意志具有統一性、連續性和穩定性，才能得到公眾的信任。現在的溝通主要表現為會議和文件，盡管有文山會海之稱，效果卻有限。在立法上，法律規范之間的脫節和沖突並非個別現象，部門立法的壟斷主義和地方立法的保護主義嚴重影響了國家法律的權威性和統一性。在決策上，問題同樣存在。例如，「依法治省」、「依法治市」、「依法治縣」、「依法治鄉」和依法治某某部門，並不是對依法治國精神的貫徹，而往往是對依法治國的肢解和歪曲。另外，民族與民族、地區與地區之間，也需要加強溝通。

與上述公法領域的溝通同樣重要的，是政府與公眾之間這一公法領域中的溝通。這一領域的溝通，近十幾年來有了長足的發展，相繼建立了行政訴訟、行政復議機制和行政處罰程序。但是，行政復議和行政訴訟畢竟是一種事後的溝通，並且范圍有限、成本過大，事前的溝通途徑還很少。盡管事前的溝通途徑已在行政處罰領域建立，但還很不完善，個人的參與機會並不充分，作為溝通機制核心的聽證制度僅限於個別行政處罰案件。在其他領域，如行政許可和行政徵收等領域，事前的溝通機制尚未建立；在內部行政領域即政府與公職人員之間，甚至連事後的溝通機制也還是空白，就工資報酬、編制核定等問題的事前溝通機制似乎尚未列入議事日程。

總之，拓展溝通途徑是實現法治的途徑之一。

（三）價值取向的轉變

統一和對立都是利益關系的運動形式。但是，我們，作為已經取得統治權的人們，在意識形態上就不能只強調或過分強調利益關系的斗爭性而否認或輕視利益關系的統一性。否則，只能人為地動搖本政權所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導致非法治的運動治國。在18世紀，處於革命時代的資產階級，為了奪取政權強調了利益關系的對抗性，提倡分權制衡、天賦人權和個人自由，並延續到取得統治權後的19世紀。於是，無產階級利用了這一武器，掀起了一浪高過一浪的工人運動，甚至最終奪取了政權。因此，以狄驥為代表的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為了鞏固本階級的統治，幾乎全面拋棄了啟蒙思想，只承認利益關系的一致性，提倡以階級合作為反動本質的全面合作，強調個人對社會的責任和義務，要求國家轉變法治目標。列寧等社會主義者也給我們提供這樣的經驗。在俄國革命時，列寧強調了民族利益的對立性，提倡民族自決權，強調自決權中的分離權，號召各民族從資本主義陣營中分離出來成立獨立的民族國家；在俄國革命勝利後，列寧又強調民族利益的一致性，提倡民族自決權中的聯合權，號召各民族加入社會主義陣營，成立統一的蘇維埃聯盟。在蘇維埃政權建立後，布哈林也及時提出了消除社會沖突，穩定社會秩序的「平衡論」。這些經驗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依法治國這一治國方略的提出也表明，我們的價值取向已經發生轉變。因為，利益對抗和階級斗爭不需要任何法治。

然而，治國方略的根本轉變，依法治國觀念的確立，並不等於說人們的觀念都已經轉變到法治觀念上來。法治觀念的深入人心和全面確立還需要艱苦努力。要使人們間社會聯系的觀念，從相互間的感情和友誼聯系轉變到法律聯繫上來；要把市場經濟的觀念，從爾虞我詐的競爭經濟轉變到互利互惠的合作經濟上來；要讓人們的訴訟觀念，從我勝你敗的法律對抗機制轉變到溝通與合作的法律和平機制上來；要將人們的國家權力運行觀念，從權力分立、相互牽制和保持平衡轉變到職責分工、相互尊重和團結合作上來；應將政府與公眾間關系的觀念，從命令與服從轉變到服務與合作、信任與一致上來。總之，我們的觀念，應當從找領導和組織全面轉變到找法律和法院上來。

法治之路是漫長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目前容易做到的和迫切需要做到的，恐怕還是以上三個方面。

五、後記

從認識論上說，人們的認識既有科學性認識的一面又有價值性認識的一面。價值性認識體現了主體的政治立場和價值取向，但科學性認識卻不涉及階級性，只有正確與錯誤之分

④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工作重點是什麼

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對法治國家、法治社會建設具有示範帶動作用，要率先突破。

依法治國實際上代表我們就是要走一條法治的治國之路，是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之路。這實際上包括了公民的守法，國家的科學立法，政府的依法執政，司法的公正司法，再有就是加強法律監督，涉及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依法治國的重點應該是重在治權，為了重在治權，我們既要強調權力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比如享有公權力的部門之間要互相的監督和制約。

全面依法治國的意義和作用：

第一，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⑤ 我國實現法治國家有哪些障礙

關於此類問題嗎
首先中國現在是法制社會嗎？這個本身就是個有爭議的問題。
其次，中國講求人情，倫理，也就是人治。
本人認為所謂的人治與法制並不會產生很大的沖突，因為法作為執行規則，是絕對偏移的，而人治僅僅只能是在這個標准上左右偏移。所以將其兩者分離的討論不是很科學，孰輕孰重也不是很有意義。
舉一些社會現象。
例如一個問題，中國人冷漠嗎？由於冷漠所以不願意幫助別人。
本人認為這是一些媒體腦殘外向的言語（有一些陰謀論者認為媒體是為外國勢力說話的，這是後話），不管他們是不是這樣想，都很片面。
一個人的行為是否作為，上至見義勇為，與歹徒搏鬥，中至遇見落水的孩子，摔倒的老人，下至讓座，至少有兩個除人情冷暖的因素在起作用
1、責任分散原理，這是莫莫外國人提出來的，意思也可以字面理解，要是想詳細了解的話，可以查一下網路的網路。為什麼說媒體腦殘。因為對於討論人情來講這是常識，但本人從沒有在媒體上聽那些主持人講過。
2、本人用一句話來表達，一個人之所以沒有做一件事，是因為沒有能力去做，這里的能力指的是法律上的民事行為能力。一個人想要善意的改變世界，首先面對的往往是自己的損失，記住這句話。見義勇為者為什麼偉大，就是因為他們不計自己的損失。一個人在行走於社會的時候，最怕什麼，人身安全大部分，包括死亡的威脅，如果把未知的死亡威脅當做是一種損失，那大部分人是沒有能力承受這種損失的。
回歸主題，中國的法制之路是相當漫長的，本人認為以上至少有兩點制約著。
1、中國人沒有安全感（聲明一下，不代表外國人就有，外國人不見義勇為的事本人可以舉出很多，不然那個xx原理怎麼得來的），或者說其情況比較嚴重。本人認為中國人在意識上認為中國的法律不足以保護我們。對於法律的不信任同時會使得中國人在處事上由於自我的保護意識而做出自我認為是對或者是合理的事情，因此，中國往往憑借的是輿論與道德去看待事情。同時，在應對一些突發事情或者是不合情理的事情的時候，這樣心裡會呈現出規避過大損失或者是未知損失的心裡。
2、按照一些人說法，就是奴~~~性，對此本人不多做解釋，因為也聽多了。不過道理也很簡單，比如學車，都會給點小費吧，不給不過，可以反抗，但人肯定不多，而且多數人也拍麻煩。因此兩點是種惡性循環的關系。
先寫到這里（越寫越多了，很有感覺~~~）

⑥ 為什麼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共產黨對現階段綱領的概括。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立足基本國情，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社會主義生態文明，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逐步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下去，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決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社會主義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曾經創造了燦爛文化、為人類文明作出過重要貢獻的中華民族被甩在了世界發展大潮的後面。國家四分五裂，社會戰亂不已，人民水深火熱。近代中國的歷史就是中國人民奮起抗爭、追趕潮流，救亡圖存、奮發圖強，謀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呼喚著偉大的社會變革；實現偉大的社會變革，必須具有代表中國社會前進方向、能夠引領中國社會進步的先進的階級力量。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是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個主要矛盾決定了近代中國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徹底的民主主義革命，才能贏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什麼樣的階級力量才能肩負起完成這一歷史使命的領導責任呢？在鴉片戰爭之後的近百年時間里，中國不同的階級階層和政治力量，紛紛登上政治舞台，提出並實踐過各式各樣的救國方案。然而，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都未能把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只是在中國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後，中國革命才掀開了嶄新的一頁，古老的東方大地才透出復旦的曙光。歷史證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救國於危亡、拯民於水火的領導責任歷史地落在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的身上。

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必須找到正確的路徑。對近代中國人民而言，尋求救亡和復興的道路是那樣山重水復，艱辛多難。「落後就要挨打」，這是近代中國人的切膚之痛。痛感於別人的先進和我們的落後，一開始，許許多多的人把「取經」和學習的目光投向了西方。主張「師夷而制夷」者有之，主張「全盤西化」者有之。然而，「學生」欲師從「老師」，「老師」卻總是侵略「學生」，學「西方」談何容易！幾經挫折和困惑，終於使先進的中國人認識到，步西方資本主義的後塵沒有出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列寧締造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橫空出世，對中國人民是一個巨大的啟蒙。對此，毛澤東同志有過非常貼切的描述：「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自從有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自從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引和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中國革命的面貌就峰迴路轉，煥然一新。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斗爭中逐步形成了毛澤東思想，開辟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這種新民主主義革命本質上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以社會主義為發展前途的。用一種形象化的說法，它是通向社會主義的「直通車」。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乃是歷史的必然、人民的選擇。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宣告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統治的結束。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的成立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徹底改變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飽經苦難的中國人民，從此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中國的現代化從此有了社會制度的基本條件。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這就是近現代中國史的一個根本結論。

有人提出中國沒有經過資本主義的充分發展就進入了社會主義，是「歷史的誤會」。這種認識如果不是出於對資本主義的情有獨鍾，就是出於對歷史的無知。如前所述，近代中國不是不想走資本主義的路，但是走不通。因為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是要推行殖民主義，而不是要幫助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它們不願意看到、也不允許中國獨立和富強。為了實現長期奴役中國的目的，帝國主義勢力竭力維護中國腐朽落後的封建生產關系，竭力壓抑和摧殘中國的民族經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強大的西方資本主義和頑固愚昧的封建主義勢力的夾縫里艱難掙扎，難成氣候。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沒有能力和勇氣擔當起領導中國民主革命走向勝利的重任。那種希望中國先發展資本主義再進入社會主義的想法，是脫離近代中國實際而一廂情願的臆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為從中國實際出發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形成了許多寶貴的思想成果，在短短十幾年內取得了舊中國幾十年所不可能有的建設成就，為中國的現代化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但是，社會主義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由於國際國內種種原因，在相當長時間內，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指導思想上，「左」的思想逐漸佔了上風，使得我們黨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許多難能可貴的正確認識沒能貫徹和堅持下去，直至發生了「文化大革命」那樣的全局性悲劇。

回顧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我們國家面臨的是十分困難的局面：十年內亂給黨和國家造成了極其嚴重的創傷，國民經濟瀕臨崩潰的邊緣。與此同時，全球范圍內新科技革命蓬勃興起，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千帆競發，中國落在了時代大潮的後面。

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轉折，我們黨義無反顧地帶領人民走上了改革開放的新征程，同時開始了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新探索、新思考。1982年在為黨的十二大所作的開幕詞中，鄧小平同志強調：「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我們黨的全部理論創新和實踐活動，就是圍繞這樣一個鮮明的主題展開的。這是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無比生動的、辯證發展的進程，是一個理論創新、實踐創新的過程。正是這樣一個歷史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大地上煥發出勃勃生機，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前進潮流，13億中國人民穩步走上了富裕安康的道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燦爛曙光已經照臨東方的地平線。

30多年來，中國的發展成就如同一幅逶迤而又氣勢磅礴、雄渾而又絢麗多彩的畫卷，展現在世人面前。我國的綜合國力大幅提升。2008年我國GDP已經超過30萬億元，居世界第3位，比1978年的世界第10位上升了7位，我國經濟總量佔世界的份額從1978年的1.8%上升到2007年的近6%。30年間GDP年均增長9.8%，較之世界經濟平均增速3.0%快3倍多。按照世界銀行標准，我國已由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世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我們不僅在經濟建設上創造了令世界矚目的「中國奇跡」，而且在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以及生態文明建設和黨的建設上也取得了巨大進步，綜合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升，社會主義中國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屹立在世界東方。

20世紀90年代後，社會主義運動在全球陷入低潮。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紛紛易幟，滿以為經過短暫「休克」之後就可復甦重生。然而實際情形並非如此，有的至今難出低谷。結果證明，資本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並非濟世良方。「新自由主義」不但害了亞洲、拉美、蘇聯東歐等國家和地區，最終連兜售者自己也自食苦果。目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弊端。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卻「風景這邊獨好」，展現出勃勃生機，吸引了越來越多人們的目光。近幾年來，國外輿論界和學術界關於「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或「中國經驗」、「中國發展道路」的議論十分熱烈。中國對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已經並將繼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歷史和現實無可辯駁地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人民在新的偉大實踐中所作出的歷史性選擇，是一條光明之路、吉祥之路、希望之路，是實現民族振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的必由之路。這條路我們找准了，走對了！找到這條路是國之大幸、民之洪福。在當代中國，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而沒有別的什麼旗幟能夠最大限度地團結和凝聚不同社會階層、不同社會群體的智慧和力量，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而沒有別的什麼道路能夠引領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沒有別的什麼主義能夠引領中國的發展進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發展中國的惟一正確的道路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確、之所以能夠引領中國發展進步，關鍵在於我們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又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其鮮明的中國特色。」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代表了中國先進生產力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方向，體現了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價值追求，因而能夠把13億人民凝聚起來，在黨的領導下萬眾一心地創造幸福生活和美好未來。追求消滅階級壓迫、消滅剝削制度的「大同世界」，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是人類社會憧憬的理想。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創立了唯物史觀和剩餘價值學說，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奧秘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固有矛盾，描述了未來新社會的基本特徵，作出了「兩個必然」的科學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經過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終將戰勝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誕生以來，社會主義作為崇高的理想和科學的理論一直鼓舞並激勵著工人階級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社會主義實踐盡管在曲折中發展但已經顯示出不可戰勝的生命力，極大地影響了人類社會的歷史進程。毫無疑義，社會主義在其發展進程中要吸取迄今為止人類所創造的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創造的文明成果。但是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科學，之所以區別於資本主義，有著其固有的質的規定性，有著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人民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清醒而又堅定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堅持中國共產黨對整個國家和事業發展的領導，堅持鞏固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實現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堅持使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維護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所有這些，都說明我們搞改革開放，「老祖宗」沒有丟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姓「社」而不姓「資」。正因為這樣，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才能得到億萬中國人民的擁護，才能從本質上代表中國人民的利益，不斷給人民群眾帶來福祉；我們才能從容應對各種風險考驗，顯示出社會主義國家政權的偉大力量。社會主義制度是中國發展的命根子，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不容改變，中國過去沒有、今後也決不會走改弦更張、改旗易幟的邪路。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根據我國實際和時代特徵賦予了科學社會主義以鮮明的中國特色，因而能夠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大地上真正活躍起來，創造性地解決中國的發展問題。列寧早就指出：「一切民族都將走向社會主義，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卻不會完全一樣。」在中國這樣一個13億人口的東方大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堅持獨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思想路線，著眼於解放和發展中國社會生產力，著眼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形成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形成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總體布局，形成了涵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科技、外交、祖國統一、黨的建設等各個方面的一整套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相適應的方針原則和政策制度，形成了「十個結合」的寶貴經驗。所有這些，都體現了鮮明的實踐特色、時代特色、中國特色，是植根於中國大地現實土壤中的活生生的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實踐證明，改革開放符合黨心民心、順應時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成效和功績不容否定，停頓和倒退沒有出路。

經過60年的曲折探索，30年的奮勇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光明大道已經真實而清晰地展現在我們面前。但是，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規律的認識並沒有完結，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還任重而道遠。我們的事業是面向未來的偉大事業，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還需要繼續奮斗十幾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還需要繼續奮斗幾十年，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則需要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的努力奮斗。應該看到，我國人口多、底子薄，發展很不平衡。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的復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世所罕見。因此，希望一蹴而就、一勞永逸地實現我們的目標的想法是不現實的。只要我們像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要求的那樣，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永不僵化、永不停滯，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被任何干擾所惑，鍥而不舍，奮力開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就一定能夠實現！

⑦ 當代中國為何要摒棄人治,而選擇走法治之路

人治的成功必然要依賴於個人的品德和能力，估不論能力，個人的品德那可是個不可靠的內玩意。
而且，個人品德容也有不同的標准，對不同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標准，例如以公謀私，對大眾來說是一件很壞的事，可對於他的家人、家族卻是個好事。說白了，大公無私的人有，但絕對不多。再退一步來說，誰敢說自己在無監管的情況下一定會守住自己的道德底線？不是一兩天的問題，而是很長一段時間，誰敢保證？？

⑧ 最高法院百姓評論司法公正才能民心所向，社會才有公平正義。法官故意判錯案子，故意錯誤執行案件，不必問

「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線，司法公正對社會公正具有重要引領作用，司法不公對社會公正具有致命破壞作用。」公正是法治的靈魂與核心，因此，對犯了錯誤的法官也要實事求是，公正對待：該追責的追責，該嚴懲的嚴懲。對此，絕不可意氣用事，一棍子打死！這同樣是人治而不是法治精神。事實上，案件中的當事人只是個體，並不代表所有的百姓，我國法律規定了眾多糾錯渠道，走合法的維權之路，在今日之中國，完全是可以走通的！

一、建立嚴格的司法責任追究機制和完善的職業保障機制。

十八大後，中央反復強調要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問責制，提出要建立健全司法人員履行法定職責保護機制。應該說，終身追責機制劃定了一條履行職責不可逾越的紅線，落實了誰辦案誰負責，讓法官更為審慎，更加勤勉，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般的工作狀態認真對待每一起案件，使所辦的案件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

二、對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執行判決裁定失職或濫用職權者，嚴懲不怠！

《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執行判決、裁定失職罪；執行判決、裁定濫用職權罪；枉法仲裁罪】

1、司法工作人員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對明知是無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訴、對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訴，或者在刑事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2、在民事、行政審判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3、在執行判決、裁定活動中，嚴重不負責任或者濫用職權，不依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執行職責，或者違法採取訴訟保全措施、強制執行措施，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當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4、司法工作人員收受賄賂，有前三款行為的，同時又構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規定之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