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理念遠超

⑴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是的，這有一文：

法學是一門科學嗎？這看似是一個簡單的話題，要想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千百年來卻一直挑戰著法律人的智慧。「法學」一詞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語「juris prudentia」。這個詞是由兩個詞即juris和prudentia組合而成的，前者的意思是法、權利、正義，後者的意思是智慧或實踐智慧，兩者合起來的意思是法的智慧或法的實踐智慧。魏德士在其《法理學》一書中認為，該問題並非無病呻吟、無關宏旨。因為，法學的科學性實際上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即「我能夠信賴法的內容嗎」？這實際上就是指法律問題是否具有確定性答案，能否憑借人們的經驗和理性思考加以認知。如果有答案，那麼答案在多大程度上是確定的？

一

法學是一門研究法律現象及其規律的學問。法學知識直接作用於人們的行為，進而作用於社會，人們通過法律規范來建立社會的規則秩序。在現代社會，法學和經濟學等學科一樣，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由於研究方法的進步，特別是數學方法在經濟學中的廣泛運用，經濟學實現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與研究，因此，人們可能並不懷疑經濟學研究的科學性。但同樣作為社會科學，法學問題的共識性相對而言，似乎主觀性更強，容易出現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現象，一個問題，往往出現甲說、乙說、折衷說，甚至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局面。這也導致了長期以來的一個爭論，即法學是一門科學嗎？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主要取決於對法學及其內涵的科學界定。在對法學的內涵進行界定之後，如果認為法學符合科學的標准，則應當屬於科學的范疇，反之則不屬於科學。應當承認，「法學」一直是一個比較模糊的概念，是幾個世紀以來困惑法律哲人的重大課題。例如，德國法學家耶林曾經從法學受立法者的影響以其固有的本土性等方面出發，認為法學不是一門科學，並提出「人們可以問道，有哪一門科學，竟需仰賴立法者之心情，使今日有效之事物，於明日遭廢棄，使於某處為假之事，於他處為真？有哪一門科學，竟需受國家邊境界樁所限？」在他看來，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普適性，就像自然科學中的定律一樣，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但法學具有很強的本土性，顯然不是科學。我認為，耶林的這一觀點失之過簡，並不全面。事實上，法學本身也有許多普適性的價值和規律，例如，法學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的理念，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民法上對合同的成立與抗辯、對財產權的保護等，都是世界通行的規則；刑法上對罪刑法定、無罪推定等制度的規定，也是現代國家一致採納的制度。更何況，在經濟全球化的情況下，法學所研究的內容、范疇等越來越具有趨同性。即便我們承認法律具有一定的本土性，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其是一門科學。如果將科學僅僅定義為一種認識人類社會、包括特定區域內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的方法，那麼無疑法學在很大程度上也具有科學的特徵。

法學是否是一種科學？對這個問題進行回答，首先需要對科學的內涵進行界定。知識界歷來將科學分為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人文科學三大類，並依據這種劃分標准形成了三套不同的知識體系。人文科學是以人的社會存在為研究對象，以揭示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的科學。自然科學注重對客觀規律、定律的探索，其研究結果具有很強的客觀性和普遍適用性。但社會科學的研究則注重解決具體的社會問題，其在研究過程中受到研究者個人偏好（personal preference）和生活背景（background）的影響程度較高。這就使得不同研究者在同一問題上的研究結論呈現出較大的差異性。尤其是在不同問題的研究上，我們很難說不同的研究結論之間有對錯之分。社會科學的研究結果主要用於應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而不同社會的具體情形不同，其所面臨的社會問題也存在較大差異。因此，社會科學研究的本土性較強。有人將其稱為一種「本土性知識」(domestic knowledge）也不無道理。法學就其性質而言，屬於社會科學的范疇，因此，不能因為法學不是自然科學就否認其是一門科學，而應當按照社會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的判斷標准來進行界定。

二

方舟子在「科學是什麼」一文中，曾經援引了美國學者伯恩斯坦（Root-Bernstein）的觀點，即判斷一個理論是否屬於科學，要看其是否符合邏輯的、經驗的、社會學的和歷史的四項標准，缺一不可。我認為，伯恩斯坦的這個判斷標准應當是對社會科學的判斷方法，可以用於判斷法學是否是一門科學。而按照這個標准判斷，法學符合伯恩斯坦標準的四個要素，應當是一門科學：

一是邏輯的標准。邏輯是通過概念、判斷、推理、論證來理解和區分客觀世界的思維過程。法學具有自身的體系，而該體系是按照一定的邏輯標准來構建的。現代法學知識和法學論辯也是以邏輯學為基礎的。法學具有自身的特定研究對象，是人類認識和運用一切法律現象活動的集合體，其不僅包括對法律的形式性描述，還包括對法律性質的哲學思辨以及對法律操作技藝的抽象和總結。依據這些研究對象的不同特點，法學學科又可以分為理論法學、法律史學、憲法與行政法學、民法學、刑法學、比較法學等二級學科。這樣的層級劃分適應了學科對象的差別和「術業有專攻」的社會分工規律。依據不同的研究對象，各個部門法都形成了自身的規則、邏輯體系。法學不僅具有自己獨特的體系，也以邏輯嚴謹為其重要特徵。

二是經驗的標准。法學理論是對實踐的總結，並可以通過實踐加以運用與檢驗，具有顯著的經驗性的特點。科學的基本特徵是具有可觀察性和可驗證性，也就是卡爾·波普爾所說的可證偽性。我們說法學是一門科學，但必須強調法學是一門實踐性科學。美國大法官霍爾姆斯說過，法律的生命在於經驗而非邏輯。現代社會普遍認可「民法作為市民社會網路全書」的論斷。在這一點上，法律的實踐性明顯地區別於哲學、文學等人文科學。在不斷積累經驗的基礎上，法學的理論基礎也在不斷完善。在羅馬法中，法學被稱為真正的哲學（vera philosophia），或者說羅馬人的民族哲學，因為其基礎是羅馬人在實際生活中長期積累的經驗。而從自然法學到概念法學、利益法學和自由法學，不同時期、不同流派的學者都在努力探究法學發展的基本規律。當前英美法學研究中的實證法學、法律經濟分析等研究的目的亦是如此。即便是近幾十年興起的法律現實主義和批判法律運動，也無法否認法律及其發展在很多方面是要受到客觀約束的。正是因為法學方法在起源上的實踐品性，使其能夠被人們以經驗和邏輯加以認識、抽象和總結，並反過來作用於社會生活。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無論法學怎麼分類，其核心是法律在社會生活中的實踐，因此非常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分析，強調法律的實際運用。法學工作者的任務事實上並不僅僅局限於構建法律的概念和體系，以及對概念體系進行理論描述，還應當在此基礎上對法律這一社會調整工具的實際運用及其方法給予積極關注和深入思考，從而實現霍爾姆斯所說的將「紙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轉化為「現實中的法」（law in action）。法律的精髓在後者，而不是前者。即便我們對於法律文本的價值做出了准確、科學地判斷，但如果不能通過法律適用體現在具體的個案中，那還是一種象牙塔式的形而上研究。與之相類似，即使對於部門法中的每一個具體規范都有深入研究，但如果不能把握法律適用在實際操作中的一般方法、規律，仍然不能准確、嫻熟地將具體的法律條文運用到個案之中，並實現公正裁判。因而，法學是在實踐中產生，其發展也是為了指導實踐，從而使法學成為治國理政、經世濟民的學問。

法學是一門符合邏輯、符合經驗和社會歷史演進規律的社會科學，是一種人類通過理性認識事物、且能夠為人們所反復使用的方法，即我們所稱的一般意義上的科學。法學也具有一定的確定性，甚至在大量問題上體現出了較高的確定性。人類社會存在著一些不可更改的基本規則，例如，遵守允諾、勿害他人、欠債還錢、尊重他人生命、保護人身安全等等。無論是自然法學派，還是法律實證主義者，在這些問題上都存在著高度的共識。相反，並非所有的自然科學都具有確定性，或者都能夠被理性所驗證。哈佛大學昂格爾教授在《社會理論》（Social Theory）一書中舉例到，關於宇宙是如何形成的這一重要自然科學命題，很難說「大爆炸說」與「漸進擴張說」之間哪一個就是絕對的真理。且這些理論也很難得到科學的證明，但我們並不能否認「宇宙形成理論」這一問題的科學性。

三是社會學的標准。這一標準是指針對社會生活現象，能夠把握認知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不斷根據社會生活的發展提出新問題並提出解決問題的途徑。顯然，法學作為一門重要的社會科學，其具備這些功能。法學就是研究法現象的學問，法學家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從法的運行活動和現象中把握其發展的規律，並在此基礎上構建相應的知識體系，從而指導特定社會的法律發展活動。具體而言，其一是解決立法的科學性。立法機關意圖實現的價值也要通過對權利義務的調整和規范予以落實。而權利義務關系正是法學研究中的核心內容，法學家需要以現行的法律為研究對象，但又不能囿於現有規則，而應有一定的超前意識，從法律發展規律和社會現實需要等角度提出立法的目標以及完善的方向。所謂科學立法，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科學理論的指導。這些指導可適用於立法的制定與修改、法律適用效果的評估等所有領域。其二是法律適用的規律。法學需要研究文本，並指出這些文本判例如何在社會生活中得到有效的運用。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適用，通過具體適用法律解決具體的各種社會問題。其三是法律在整個社會治理中對人們的行為和社會關系產生的實際影響。法學需要認識法律在社會治理中的獨特作用，及其與道德、宗教、政治等各種社會規范之間的相互關系。法學在認識社會中形成自身的知識體系。

四是歷史的標准。一門知識能否成為一門科學，應當具有歷史的演進過程。事實上，法學是一門古老的學問，最早可以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古羅馬法，歐洲最早的大學即1087年的博洛尼亞大學，其最初開設的主要課程就包括了法學。在中世紀，法學與邏輯、修辭、神學等一起，成為歐洲貴族子弟必須學習的科目之一。而中國的法律制度史則可以追溯得更遠。由此可見，法學比許多近現代才出現的自然科學要具有更為悠久的歷史。在不同歷史時期，雖然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會設置不同的法律規則，但各個法律規則並非憑空而來，其具有一定的歷史繼承性，以現代大陸法系民法規則為例，其基本理論框架主要來源於古羅馬法。正是因為法學具有厚重的歷史積淀，由此也決定了我們是可以在法學這一歷史性知識中尋找規律的。

三

另外，任何科學都應當遵循一定的方法，離開方法的科學就不能稱之為科學。一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主要取決於其研究對象。因此，討論法律科學的方法及其特徵，首先需要考慮這門科學到底研究什麼。從研究對象上看，法學主要是關於法律的性質、制定與執行的學問。法學至少具有兩個維度。在第一個維度上，法學關注的是那些寫在文本上或者表現在判例中的法律規范，包括其形成、解釋和適用。所以，法學採用的規范分析方法、法律文本分析方法等是法學獨有的方法。在第二個維度上，無論是法律文本還是判例，其背後反映的都是特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關系發展規律。在這個維度上，法學研究應當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上關注社會關系及其規律，包括這些關系的人文性和社會性。只有在對各種社會關系的社會性和人文性有一個清楚的認識之後，所制定的法律規則才具有妥當性。為此，法學需要廣泛採用倫理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等各種學科的方法。但是，由於法學本身所要求的「規則性」及「規則確定性」，其它人文社會科學方法的運用必須要服務於法學自身的特徵。古往今來的自然法學、社會連帶法學、歷史法學、功利主義法學、利益法學、社會法學、法律現實主義法學等各大學派都致力於對法律的社會功能及其屬性進行研究。雖然各種學說之間存在很大的方法分歧，但這並不影響各學說秉持者相互之間就學說本身形成一些共識。因為這一原因，法學也需要藉助多個學科的知識才能夠全面的理解和研究法現象，因此其在西方常常被稱為「博學的學科（a learned discipline）」。

應當看到，在英美法國家，法學教育是作為一種職業教育（professional ecation）來進行的，其宗旨在於培養職業的法律人，法學也逐漸形成自身的知識話語和體系。但並不能因此否認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組成部分，畢竟法學教育和法學自身的體系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二者相互影響，但還是存在一定的區別，這就是說，法學形成了自身的科學體系，但如何將其運用於教學以及採用何種方法進行傳授，則是另外一個問題，即便在英美法國家，也從來並未因為法律的職業化特徵而否認法學的理論性，這些國家仍然十分重視對法學知識體系的研究。

魏德士在討論「法律是否為科學」的命題時，認為應當堅持法律的科學性，其一個重要目的在於，強調堅持法律的可信仰品質。這就是說，如果認為法律不是科學，那麼，法學可能走向法律虛無主義和個人專斷主義。如此一來，法律不僅不能經受理性分析的科學檢驗，甚至可能成為權力濫用的工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分子通過國家正式頒布的法律來屠殺猶太人，並通過戰爭給世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這正是法學虛無主義和專斷主義的後果。法學是一門科學，可以帶給人們以理性的思考，立法者會運用理性的思維去制定法律，而不是將法律完全變成一種純粹主觀的臆斷。而司法者則運用理性的思維去發現法律的精髓和立法意旨，實現法律的公平正義價值。而這將使法治文明真正結出豐碩的果實。從這個意義上說，討論法學是否為一門科學，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法學，歸根結底，是一門科學制定法律並准確適用法律的學科。法學是一門科學，需要構建其自身的理論體系，但法學不是象牙之塔，不能僅僅滿足於概念、體系的自我周延，更應當以解決實踐中具體的法律問題為目標。

⑵ 中國近代法學理念對社會主義建設有哪些影響

三大法學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學派，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派和社會學法學派這三個在現代西方影響較大、占傳統地位的法學流派。他們的法學理論，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過程中留下的足跡，這對我們認識人類法的發展歷程、規律及本質，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和法治建設，亦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一、新自然法學的啟示意義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學是西方自然法思想傳統的繼承和發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識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並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被人們在不同的時期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斷翻新，內容不斷完善。產生於20世紀特殊社會環境的新自然法學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馬里旦、富勒、羅爾斯和德沃金等等。他們的新自然法學說（或價值論學說）各有側重點，各不相同，然而卻共同的體現出自然法觀念的思維形式。他們不約而同地認為，法律應當關注某種應然性，法律的發展應當遵循一定的價值原則並體現一定的價值要求。無論是馬里旦的神學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還羅爾斯的正義論或德沃金的權利論，無不"注重研究法產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礎，法的目的和意義以及法應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們的手中都有一份"價值表"，為應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評價提供了所依據的標准。新自然法學派強調法本身是一個價值系統，必然反映一定的價值關系，極為重視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們通過總結、抽象和思考，為法律的建構鑄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啟示意義
分析法學在現代主要以凱爾森和哈特為代表，它基本上繼承了傳統的分析法學的理論，嚴格地區分"實際上是這樣的法律"和"應當是這樣的法律"，著重對實在法進行邏輯分析而不作有關的價值判斷，否認價值和道德的必然聯系。 凱爾森指出，價值判斷在性質上是主觀的，因而只能是相對的；人們不能用理性認識來回答有關法的普遍和最高價值這一命題；對於自然法學中的絕對正義，他認為這"是一種自欺或者等於一種意識形態"。④ 既然對正義持道德懷疑論和不可知論的態度，⑤ 於是凱爾森認為，正義只能是一種"合法性"，應當建立與價值無關的純粹研究法律結構的法律科學（即所謂"純粹法學"），"就其對象實際上是什麼來加以敘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價值判斷的觀點來規定它應該如何或不應該如何"。⑥ 哈特給法下的定義是"法律是
一種特殊的規則"，這是他的"語義分析法學"的基本原理，他以奧斯丁的分析實證法學作為重要的理論淵源，主張法律與道德有聯系但"並無必然聯系"，法律應當採用"廣義的概念"，即將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區分開來，以體現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復雜的特徵。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把我們從自然法學家法律的"理想國"中拉回到實證的 現實世界，在對法律形式的邏輯分析上運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繼承了傳統分析法學對實定法的重視和研究，也吸收採納了其它法學流派的合理成分，內容豐富，頗具影響。

三、社會學法學的啟示意義
社會學法學誕生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在社會學的基礎上產生的一種實證主義的法學思潮，"它用社會學的理論和方法來認識和研究法律問題"⑦ 社會法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驥、埃利希和龐德。狄驥提出了"社會連帶主義"學說，體現出社會本位的價值觀，關注社會的整體利益，強調社會義務。埃利希則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觀點而聞名於世。他認為，這種"支配社會本身的法律"，盡管並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條文，但"即可預防糾紛的出現，在糾紛出現後，也可以籍以解決而毋需求助於國家的法律機構"。⑧ 他讓人們注意到國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為准則（如習慣、職業道德、行業規定等等）對於社會秩序的意義，擺脫了"純粹"法律規范分析僵化的法學研究視角和方法，將法律分析的重點引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環境。龐德的社會學法學理論被認為是一種典型的功能主義和實用主義理論。他提出"法律是一種'社會功能'或'社會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來取代邏輯性概念，主張"有用即是真理"。他還提出了法律社會學的基本綱領，啟示人們關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學說的實際效果，強調以社會學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法律，關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內容；並且注重法律與社會生活之間的聯系。總之，社會法學"從其誕生之日起就擔負起了打破'法律關門主義'禁錮的歷史重任"，⑨ 它社會本位的立場，法律社會化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對於法律的發展和一定社會的變革，其重大的啟示意義是顯而易見的。

四、綜述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
如上所述，論及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無庸置疑，其最大的意義正是他們本身--眾多的法學家們通過對前人的承繼和自身敏銳的思考，開創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學思想的海洋，它們雖然不是真理，但卻是人們永恆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階。無論是宏觀的構築還是微觀的探索，都給後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寶藏和無窮無盡的啟示。具體來看，三大法學流派的意義如下：

（一）讓我們從多個角度窺探到法律的本質、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們在任何特定時間的經驗的總和。法律彷彿是一座有許多廳堂的大廈，用一盞燈很難同時照到每個角落。而一個法學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廈的一盞燈，"橫看成嶺側成峰"，他們從不同的視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三大法學流派被美國法學家霍爾（Jerome Hall）
總結為法律中三個不可分的因素，他們分別代表著法律的價值、概念和事實。不僅在實質性的內容上，更寶貴的，三大法學流派為後人認識、研究和發展法律，提供了豐富的途徑和方法。新自然法學 提示人們注重的法的價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構時必以某種准則為依據，從而避免了法律喪失實質的正義，也避免了法學墮落為純技術性的學科。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注重對"實定法"的研究，對於法律規范、法律結構、法律秩序及法律體系內部各要素的統一等等命題均有深入的探討和卓越的貢獻。他們所採用的邏輯分析和實證主義的方法，更是後人研習法律的必要工具。社會法學派則倡導"社會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實際效果，重視法律與社會生活及其它學科之間的聯系，不僅如此，他們所採用的法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及實用主義的態度，更是深遠地影響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學的發展趨勢。當然，無論三大法學流派的貢獻有多麼卓絕，他們都不可能是大寫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對的。然而，站在歷史的尾頁，以"事後諸葛"的口吻批評他們的局限，是沒有任何意義的。真正有意義的是謙恭的弄清他們給了些什麼？我們得到些什麼？應當怎樣利用？除此之外，再沒有更大的價值了。

（二）三大法學流派適應了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狀況的要求，具有歷史現實意義
任何事物的產生總是由於某種需要；而它產生之後，也必然首先服務於這種需要。西方三大法學流派正是應特定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的需求而產生的；而論及它們的意義，首當其沖也正是滿足了當時社會生活的需要。19世紀中葉，隨著資產階級政權的穩固，古典自然法學"自由、平等、權利"的抽象口號已不能滿足他們鞏固既得利益、加強社會控制的要求，因此，歷史法學和分析實證主義法學應運而生，他們帶來了具體明確的法律觀念、嚴謹的邏輯體系從而維持了現實的法律秩序。二次大戰中，法西斯勢力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這喚醒了人們法律不能沒有正義的標准和相對普遍的價值准則，⑩ "無論善惡"的法律只會助紂為虐，戕害人民。在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學得以出現，重新正視和評價法律的道德性、正義、權利這些"古老的話題"，確保了法的價值依託。而社會法學派的歷史背景則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西方資本主義發展陷入了"瓶頸"，經濟危機連續爆發，百業蕭條，人心浮動，傳統的自由主義、經濟放任主義和"法律關門主義"均受到社會現實的質疑和轟擊，國家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干預、打破"法律系統獨立論"的束縛成為必然的趨勢。法社會學"對症下葯"，倡導社會本位，注重法與社會生活與其他學科的聯系，主張充分發揮司法的能動性，因而出現伊始便受到變革者們的熱切歡迎。在"需求"最為迫切的美國，更是成為長期主導法學界的學派。由此可見，思想領域的任何發展和運動均產生於一個時代的社會經濟結構，同時也為這個時期提供了一種"自持之勢"⑾
，也就是產生著歷史的現實意義。

（三）三大法學流派繼承並發展了西方法哲學的傳統學說，使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傳
三大法學流派除了法社會學派產生較晚，無所謂"新"、"舊"之分外，其餘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號。新自然法學派自不必說，凱爾森、哈特的分析法學也是在奧斯丁"舊"分析法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成的。當代西方的法學流派，既繼承了各自"祖傳"的學說，又互相吸收對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現出相互靠攏的趨勢。如新自然法學較古典自然法學，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會實證主義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學則批判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並在一定程度上承認法的價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內容"之存在，顯現出對自然法學說的吸納。正是這種"修補"和相互的借鑒，使得西方的傳統法律學說沒有因為歷史的發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運。而是以一種相對當代社會經濟生活來說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傳承。西方法學，正是在這種否定之否定的循環中發展至今，它們對傳統--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內在秩序承繼與遵從，同時又緊扣發展中的社會狀況而自我更新，因而產生和完備出一套與西方社會相適配的法律體系。在市場經濟的現代社會，具有某種普適性而為其他民族所競相學習和借鑒。

（五）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對中國法治建設的啟示意義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人類社會步入"現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餘。上世紀初葉，隨著西風東漸，中國社會開始由"古代的、傳統的社會體制向近現代文明過渡"⑿ 盡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蘊和發展的路徑大相徑庭；盡管"外國的經驗不可能代替中國的經驗"⒀ 但誰也無法否認人類社會和法律科學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無法否認市場經濟社會關系的共同性，也無法否認西方法律文化發展至現代的先進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適性。建立健全的、符合現代精神的法律文明體系已成為當今社會的共識。而在借鑒的過程中，我們必需首先關注西方的法哲學思想，因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組成部分，思想代表著"知"，而制度代表著"行"，不知者，無以為行。⒁ 現代西方三大法學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對幾千年來西方法學理論的承繼和發展，蘊涵著諸多西方法哲學思想的精髓。在我們虛心"求道"於西方，幾從"虛無"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今天，研究現代西方法學流派絕不是奢侈的娛樂；它"實體性"的思想、它對法學的研究方法乃至學術的精神，都當為我們所重視和學習。對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問其體"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盡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學的"本真"，以及這些法哲學思想與社會歷史條件的相互關系，從而發掘出西方法律"活的靈魂"為我所用，才是我們應當做的事情。

⑶ 請問法的本質是啥

長期以來，「法的本質」問題由於被視為法學理論研究的邏輯起點而被置於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學界為揭示法的本質也已經傾注了過多的熱情，但是最終的結果卻是：不僅人們未能找到一個普適的法的「真正本質」，而且最後就是對「法的本質」問題本身存在的價值也開始產生了懷疑。很顯然，對這個問題，關鍵是要從「本質」的哲學含義上尋找突破口。本文的目的主要就是試圖通過梳理「本質」的哲學含義來達到對「法的本質」問題的理解；本文將從以下四個方面對「本質」和「法的本質」問題進行解說：
「本質」的含義從源頭上是如何發生岐變的？理念主義本質觀的意義和局限性何在？我國法學界在法本質問題研究中存在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尋求一種新的「法的本質」觀如何可能？

一、亞里士多德的本質觀探源
從嚴格意義上說，法的本質並不純粹是一個法學問題，或者說首先不是法學的問題，而首先是如何認識事物「本質」的哲學問題。可以說，離開了對「本質」的理解，對「法的本質」的認識就根本無從談起。但不幸的是，事物的本質問題在哲學上又恰恰是最難說清楚的。羅素就認為，雖然「本質」概念作為「自從亞里士多德以後直迄近代的各哲學家的一個核心部分」，但
「本質」壓根兒只是「一種糊塗不堪的概念」，[2] 「是頭腦混亂的一種舉動，是根本不可能精確的」。[3]
但盡管如此，羅素還是試圖去理解亞里士多德「本質」概念的基本含義。他認為，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本質」就是一個事物之所以為該事物的屬性。如,你的「本質」就是「你的本性所規定的你之為你」那些屬性，如果你喪失了那些屬性就不成為你自己了；並且不僅一個個體事物有本質，而且每種品類也有本質。一個個體事物或品類的定義就應包括它的本質。[4]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我們可以將「本質」存在的含義具體化為以下幾個方面：1、本質是事物特有的屬性，這種屬性決定了「你之所以為你」，它是事物成為自己的原因；由於這種屬性是事物自身特別「擁有的」，因此本質同時具有「內在」的性質，具有一定的客觀性；
2、本質是一事物的特有屬性也意味著它不是其它事物的屬性，這說明本質同時也是一個事物區別於其它事物的特徵，它是一個事物與其它事物進行比較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本質」實際上又是一個關系概念。一個事物的本質不能脫離與其它事物的比較而存在；3、本質既然是決定事物性質的那些屬性，那麼它必然是人們認為事物最重要的那個或那些屬性，這也是「本質」區別於一般「特徵」的地方所在。由於對屬性重要性的理解可能因人而異，因此從這一點看，本質也必然具有一定的主觀性；4、事物的本質是同事物的定義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如果要給事物下定義，該定義就應將該事物的「本質」包括在內；反過來說，只要給出了一個或某類事物的定義，一般也就揭示了該事物的本質；
5、亞里士多德又提出，對事物下定義的方法一般是通過「屬」加「種差」的方式進行的，即「外延較大的種可以用來述說那外延較小的種」，[5]而本質又包含在定義之中，因此，事物的屬或那些重要的種差都可能構成法的本質。

如果我們仔細地分析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我們就可以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即從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竟可以同時演繹出兩種截然不同的本質觀，從其本質概念出發我們既可以推導出理念主義的本質觀，也可以推導出經驗主義的本質觀。

首先，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存在著演化為理念主義本質觀的可能性。亞里士多德設想的本質是一個事物之所以成為它自己的屬性，「這些性質一經變化就不能不喪失事物自身的同一性」[6]，這意味著「本質」與事物是同一的，「本質」可以說即是事物本身；由於「本質」是屬於事物自己「擁有」的屬性，這種「自己的」屬性是事物成為自身的原因，因此人們很容易認為它可以不依賴於對其它事物的認識而獨立存在。由於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存在這樣一種內在化理解的傾向，這種傾向很容易導致這樣一種認識：每一個事物內部都存在一個決定自己的終極因素即「本質」，只要認識了這個本質也就認識了事物本身。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的「本質」幾乎成了柏拉圖「理念」的代名詞，只不過「本質」比「理念」更富知識論的色彩罷了，在這里「本質」如「理念」一樣實際上也成了一種終極性的最高知識。[7]

其次，我們對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也完全可以進行經驗主義的理解。本質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是一個事物具有而其它事物不具有的屬性，這說明它是與其它事物進行比較的結果，因此，人們只有在一事物與其它事物的「關系」（區別）中才能理解本質，這時事物的本質又成了與其它具體事物進行比較時表現的具體知識（即具體區別）。亞里士多德關於事物的本質可以通過定義的方式加以認識的觀點更為本質的外在化提供了依據。亞里士多德認為事物本質可以通過定義即「屬」（即類）加「種差」的方式進行，這就意味著一事物在與同類（屬）其它事物進行比較時，在定義之中最重要的種差就可以是事物的本質，而在與不同類（屬）的事物比較時，這種「類」或「屬」本身也可以說是事物的本質。如，如果將法定義為「法是由國家制定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那麼，在法與道德規范、宗教規范、黨規黨紀之類與法同屬「行為規范」的事物進行比較時，人們認為重要的種差——「由國家制定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就都可以構成法的「本質」；但假如在法與桌子等非行為規范類的事物進行比較時，法的類名稱「行為規范」本身即構成法的「本質」。由於與一個事物可以進行比較的其它事物的種和類是極其多樣的，人們認為的事物屬性的重要性也是不同的，因此一個事物在具體的比較中呈現的本質必然是多元化的。如，當我們將法與道德進行比較時，它們的種差「國家意志性」、「國家強制性」可以構成法的本質，但若有人認為「國家強制性」才是法與道德比較時最重要的屬性時，「國家強制性」也不妨成為法的本質；而當我們將法與國家政策進行比較時，其類的區別「規范（性）」就可以構成法的本質。

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被後世認為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但他的哲學仍然具有很濃厚的柏拉圖痕跡，「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大致說來，可以描述為被常識感所沖淡了的柏拉圖」。[8]
亞里士多德試圖對本質的概念作經驗主義的理解，但在他的哲學中「本質」最終又不知不覺被柏拉圖的「理念」所誘惑，所以在羅素看來，「似乎亞里士多德對於柏拉圖形而上學實際上所做的改變，比起他自己所以為的要少得多。」[9]也正因為如此，亞里士多德的「本質」概念也主要在理念主義的意義上被後人所理解和繼承。

二、對理念主義本質觀的哲學反思
亞里士多德在不知不覺中將本質的理念主義含義和經驗主義含義結合一起，但實際上，理念主義本質觀和經驗主義本質觀在對事物的認識上體現了完全不同的兩種認識思路。理念主義的本質觀意味著事物的本質是事物特有的內在屬性，本質與事物相同一，事物的內在本質決定了事物的外在特徵，但是這種本質屬性不隨著語境的改變而改變，也不依賴於與其它事物的比較關系而存在，因此本質必然是一元的、絕對客觀的。但經驗主義的本質觀則認為，事物的本質只是在與其它事物的具體對比關系中表現的特殊屬性，一旦離開具體的對比關系，這種屬性就可能不再是該事物所特有的了。因此經驗主義的本質是依賴於具體語境、具體對比關系而表現的事物的屬性，它在現實表現上必然是多元的、多變的。理念主義的本質觀要求事物的本質在任何場合下都與事物保持永恆的同一，但經驗主義的本質觀卻只能保證在具體的場合下與事物保持一種暫時的同一。理念主義本質觀體現的是一種向事物內部探求對事物認識的超驗方法，試圖通過探求事物「是什麼」而知道事物「怎麼樣」；經驗主義本質觀則相反，它體現的是試圖在與其它事物的聯系中達到對事物認識的經驗方法，它的認識思路是，通過認識事物在具體現實中「怎麼樣」而知道事物「是什麼」。

理念主義的本質問題在哲學上一直被當作是一個本體論問題。自從蘇格拉底完成哲學的形而上學轉變以來，人們一直試圖通過知道事物「是什麼」而知道事物「怎麼樣」。蘇格拉底認為只有知道事物「是什麼」才能真正知道事物「怎麼樣」，就如同只有「綱舉」才能「目張」。對於事物「是什麼」的問題，柏拉圖的回答是「理念」，而亞里士多德的答案則是「本質」。但問題是又怎樣才能認識「理念」和「本質」？這個所謂的事物「是什麼」的本體問題仍然不能不通過事物「怎麼樣」這個認識論問題來回答，而事物「怎麼樣」卻必然是個經驗問題。亞里士多德提出可以通過給事物下定義的方法解決本質問題，但實際上只要給事物下了定義，就必然要運用了經驗的認識方法，因為「種差」與「屬」必然要通過此事物與具體的其它事物比較區別才能獲得，並且在經驗的范圍內，我們不可能同時與「所有」的其它事物進行必較，這時所獲得的結果也必然是具體語境下經驗主義的具體「本質」，它並不能獲得理念主義本質超語境的普遍性。這樣看來，理念主義的本質只能是一個先驗的問題，在人類經驗的范圍內，我們只能通過事物具體「怎麼樣」來回答事物在具體語境下「是什麼」，但永遠不可能脫離事物經驗的「怎麼樣」而回答事物在任何場合下都「是什麼」。

對事物「是什麼」問題的魅力與其存在的認識論困難之間的矛盾，許多哲學家早就有所認識。蘇格拉底是最早提出形而上學的事物「是什麼」的問題，他認為懂得「是什麼」是懂得「怎麼樣」的前提，但問題是怎麼可能離開事物「怎麼樣」就先驗地知道事物「是什麼」呢？蘇格拉底對此困境深有自知之明，所以他雖然處處以智者們沒有回答「是什麼」而對他們進行詰難，但蘇格拉底深知自己也並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只能到處承認自己的無知。對於蘇格拉底「是什麼」的問題，柏拉圖以「理念」作回答，但柏拉圖也清楚知道「理念」最終只能是一種假定，「……相應於上述每一組多個東西，我們都假定了一個單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個統一者，而稱它為每一個體的實在。」[10]康德對此問題則更有清晰的認識，他在富有洞見地批評了柏拉圖將假定當成真實的不自覺傾向後認為，作為本體意義的認識對象「物自體」本身是不可認識的，我們只能假定它存在，但卻永遠不可能認識它。

理念主義本質觀具有的上述矛盾實際上反映了古典本體論的基本缺陷。這種「古典本體論始終在重復一個錯誤：它把本體論命題當作是經驗世界的最高級的解釋」[11]；它總抱有這種幻想：只要認識了事物的本質，就會如同天眼的開啟，事物在現實世界中的經驗知識就會驟然全部展現在眼前；追求這種所謂的「最高知識」固然反映了人們美好的理想，但實際上又是一種非常簡單化的思維方式：以為只要發現了事物「本質」，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決事物的經驗知識問題。康德早就明白這種「最高理想」對認識的局限性：「擔任合理性的『理念』都只能作為一種假定的『好像』存在的最後原因或最高智慧，用以指導經驗的探求，而不能代替這種探求，不能從這種所謂最後原因、最高智慧中推演出或直接論證經驗世界的知識，或作為經驗知識的現實來源或基礎。」[12]因此「本體論無法推論出任何一門科學，或者說，本體論命題不是任何經驗命題的基礎」[13]。

不可否認，理念主義本質的假定性和不可知性並不等於就是無意義的。從功能主義的角度而言，理念主義本質觀對事物的認識還是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的，這種意義類似於宗教信仰對於人們具有的意義，它反映了人們試圖超越自身經驗限制的渴望，表達了一種對事物知識統一性的信念，這種渴望和信念在某些情況下有助於激發人們不斷追求知識的熱情，有利於培養人們對知識的批判精神。它具有如同柏拉圖的「理念」所具有的作用：「那是為了我們可以有一個樣板。」[14]有了這個樣板，我們就可以知道怎樣改造現實世界。也具有如同康德的「物自體」所具有的積極意義，這個意義就在於它對認識具有「范導」作用，具有引導知性永遠追求經驗最大系統的統一、完整和秩序，這樣就有助於知識擺脫零碎性，有利於科學原理的發現。[15]

但是理念主義本質觀的終極性質又決定了在實踐中它也是一種危險的本質觀。「本質」如同「理念」一樣，它的完美性決定了它只能作為高高在上的彼岸世界而存在，它在現實的經驗世界裡並不具有直接的現實性；它只能是一種假設，一種信仰，而不可能是關於事物的實在知識；它如同柏拉圖的「理念」一樣只是「思想的對象，不是看見的對象」，[16]也如同康德的「物自體」一樣「不能知之，只可思之」。[17]一旦將這種理想性的東西付諸實踐，其危險性就會立刻顯示出來：它的完美性會使現實中的人們要麼以為只要是理想的東西就一定可以變成現實，從而不顧一切地反對一切現狀，要麼以為現實就已經是理想本身，從而又不顧一切地維護現狀。這種唯美主義傾向對認識事物的危險在於，人們可能為了追求這種終極知識而忽略具體知識對於生活的意義；或者容易將事物具體的某一方面的知識誤認為是普適的「本質」本身而導致獨斷論。長期以來，人們對法的本質問題的認識就體現了這一點。

三、驅除法本質問題中的理念主義迷霧
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本質概念的形而上學化不可避免地使人們對具體事物的認識也陷入理念主義的迷霧。由於長期受傳統意識形態的影響，我國法學界在法的本質問題的研究中表現出的理念主義色彩尤其濃厚，這種理念主義的傾向主要表現在尋找永恆的法本質和普適的法定義的傾向上。

首先，將法在某一方面表現的重要屬性斷言為法的最終本質是理念主義法本質觀的通病。法律作為人類社會的一種客觀現象，由於它與其它事物的聯系以及它對人們的意義是多方面的，它表現出的屬性也必然是多方面的。但如果將法在具體歷史情境中表現的某一重要屬性理念化，就會導致唯我獨尊的獨斷論。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傳統馬克思主義法學將法本質僅歸結為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本來，法具有表現統治階級的意志這一屬性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階級對抗嚴重的歷史背景下對法表現的強烈社會政治性的一個重要發現。但由於其在政治斗爭中曾經起過的巨大社會動員作用，[18]
「階級性」這種在特定歷史條件下法所凸顯的特殊屬性就被理念化了，於是法的階級意志性無論在任何場合都成了法的「最重要的屬性」，在這個時候，如果說法律還有其它屬性的話，那也是階級本質決定下的外在屬性。但事實上，從法的階級性這一「本質」既不能推論出法的規范性，也不能推出法的強制性等其它屬性，它除了有助於說明「法不同於原始社會規范」或「我們無產階級法律（觀）與資產階級法律(觀)是不同的」之類的問題外不能說明其它任何法律的問題。這樣看來，法的階級意志性實際上並沒有獲得理念意義上的本質那樣的終極性和普遍性，它被宣布為
「法的本質」，既不是因為它能推論出關於法的其它一切經驗知識，也不是因為它具有永恆的重要性，而只不過在於它具有被某些權力者認同的「政治正確性」。

亞里士多德將蘇格拉底苦苦尋求的「是什麼」問題歸結為就是下定義的問題，他認為本質也可以通過下定義的方式予以揭示，事物的定義也可以說就體現了事物的本質。因此，理念主義的本質觀同樣也表現在探尋法的定義方面。人們既然相信法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本質，那麼相信能夠找到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定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當維辛斯基在他的法定義中強調了法的規范性、國家強制性和階級意志性這幾種法的重要屬性時，人們就認為這個定義過於強調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應該加上法的物質制約性，這樣才不至於陷入唯意志論；同時還應加上法的權利義務性，這樣才顯示出對人民權利的重視。[19]但很快有人提出這還不夠，因為要使法與其它社會規范區別開來，在法的定義中還必須加上「作為司法機關辦案依據的」、「具有普遍性、明確性和肯定性的」社會規范；同時又認為法的制定主體既可以是國家，也可以是一國范圍內事實存在的各政權，因此定義中國家的意志性應改為「政權的意志性」。[20]不過這顯然仍沒有最終使人滿意，有人馬上認為，法的概念不僅應包含某一層次的「法」，而且還應將國際法、教會法以及氏族社會中的公共規則包含在「法」的范圍內，因此法的制定主體不能只是「國家」或「政權」，而且應該泛指「一定地域內的公共權力機關」。[21]當然，這仍然不可能是最終答案。對於法是「國家意志的體現」的傳統觀點，有人又繼續提出質疑：「法僅僅是『國家意志的體現』嗎？」法應該「亦為國際社會主流意志的體現」……[22]

上述對法的定義的探求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他們都試圖得出一個具有普遍適用性的法的定義，這個定義要求適用於法的所有類型，他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反映法本質的普遍特性。這種對法定義普遍性的追求可以說是理念主義本質觀的典型體現。首先，他們都相信可以找到一個普適性的、全面反映法本質的法的定義，這個定義可以適用於法的所有種類、揭示法的所有重要特徵。但黑格爾從關於法理念的完美性出發早就警告「市民法中的一切定義都是危險的」[23]。因為生活在經驗世界的人們永遠也不可能具備上帝般的眼睛，能夠同時洞察事物的一切方方面面。因此人的局限性註定了任何時候人們對法的認識都只能是片面的、暫時性。其次，理念主義的觀念使得他們都抱有這樣一個共識：越是全面的法定義越是接近法的本質，所以越是全面的定義就越具有科學性因而也越具有普遍意義。但問題是人們生活的世界是具體的世界，這種所謂「科學的」深刻認識並不見得必然就最具普遍意義。對人們最有意義的不一定是關於事物的「所有的」或「深刻的」知識，而往往是對某些具體（可能是表面的）知識的具體運用。在具體的特定的生活時刻，事物某一或某幾方面的「片面」知識對特定的問題或許就已經足夠了。因此那種對大而全法定義的追求既體現了一種對認識能力的自負，也體現了對知識所謂「科學性」的自負。

按照理念主義的本質觀，只有揭示了法的各個方面所有重要屬性的法的定義才具有科學性、因而對人們也最具價值，[24]如果按照這種邏輯，下述法的定義一定更科學更有意義：法是由一定地域內的公共權力機關制定或認可的，首先或主要體現由一定的物質生活條件決定的統治者意志的，以權利義務為調整機制並通過公共權力機關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具有普遍性、明確性和肯定性特點的各種社會行為規范的總和。[25]但事實卻並不見得如此，在許多情況下，像「法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這樣的定義或許也就足夠了，因為一般的人可能只關心他們生活於其中的「國家」的法是什麼，法與其類似的道德、團體的規章制度以及政策之類的區別怎麼樣，並不見得像理念主義者那樣會對所有的「法」以及它與所有其它事物的區別都感興趣。人們可能只想了解直接影響他們生活的國家的法是什麼，但理念主義者卻要告訴他們包括遙遠的氏族社會的「法」和從未見過為何物的「教會法」在內的所有的「法」是什麼；人們可能只感興趣的是法與道德的區別，但理念主義者卻仍試圖告訴他們法與所有其它事物的區別。這種「科學回答」的方式就好像當一個人問「你是誰」時，回答卻是「我是居住在大城市、從事自由職業的、有自己生活理想的中國人」一樣，回答是全面的，但對於所針對的問題卻可能是無意義的。對於特定情境下的特定問題，所謂「片面的」法的定義或法的本質並不一定就是不科學的或不好的，事實可能恰恰相反，正因為它的「片面性」才更加顯示出對人生活中面臨的特定問題的意義。「法是具有國家意志性和國家強制性的行為規范」，對於「國家法律與我們生活中的道德的區別是什麼」這個問題就已經是有直接意義的回答了，而完全沒必要再增加「物質制約性」、「階級意志性」之類在此不能顯示任何意義的「屬性」；霍姆斯法官認為法律是「法官對事實上將做些什麼的預測」，這個「片面的」對法本質的揭示對於說明法官在法律適用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法律在現實生活表現的不確定性方面卻極具說明力，但那個大而全的「科學的」定義對這個問題卻完全無能為力。

上述理念主義本質觀和定義觀信奉的是卡爾·
波普所謂的「整體主義」認識方法。這種認識方法論認定人們可以通過同時對一共名之下的所有事物以及事物的所有方面進行研究，並且只有通過這種整體主義方法認識事物的結果才可能是全面的也是科學的認識。但問題是事物的整體具有幾乎無限多方面的聯系，而人們對事物的觀察和認識總是有目的性的和有選擇性的，「如果我們要研究一個事物，我們就不得不選擇它的某些方面。」[26]人的局限性和目的性決定了人們只能並且也只會選定有興趣的事物的某些方面進行研究。人們既不具備上帝般的「全視角」，也不可能同時對所有事物以及事物的所有方面感興趣，因此某一階段人們對事物的「片面」認識是無可避免的，但是其對生活的意義仍可以是實實在在的。其實，理念主義本質論者追求的大而全的法的定義也只是眾多視角中的一個；它要解決的問題只是試圖使法這個類概念涵蓋盡可能多的法的種類，使法的定義盡可能多地反映法與其它事物的聯系。這種追求對於以此種追求本身為目的人是有意義的，但對那些只想了解法的某一種、了解法的某一方面的人卻又可能是荒謬的。

實際上，在理念主義本質觀支配下的對大定義的追求，問題並不是出在它有沒有意義，而是出在理念主義思維所導致的擅斷論和絕對主義上。本來，對試圖「全面」揭示法本質的法定義至少對這種追求本身是有意義的，但具有這種追求的人卻總是自以為是地認定「中外法哲學家關於法的概念的觀點和認識，語言表達各不相同……但從總體來說相去不遠，大多停留在法的現象上（有的甚至是在假象上）、靜態上、表面上、特殊性上和抽象性上，未能深入考察法的本質、動態、普遍性和具體性從而得出關於法的概念的正確認識。」[27]似乎只有他們得出的法的定義才是全面的、科學的，因而也是最深入法的本質、最具有普遍意義的。他們都攻擊別人的以偏概全，但又幾乎一致對自己定義全面性、科學性深信不疑。由此可見，理念主義本質觀在思維方式上確實存在很大的問題，為了更好地深化對法的認識，我們確實有必要對理念主義的本質觀進行改造，對法的本質進行重新理解。

四、尋求一種新的法本質觀
理念主義的法本質觀認定所有稱為「法」的東西都有一個共同的客觀本質，這種本質反映了法的內在的穩定的規律性，「透過現象看本質」是尋找法本質的基本方法，於是人們一個普遍的傾向就是要找出一個能夠反映所有法現象共同本質的法定義。這種本質觀所產生的思維方式會導致一系列的不良後果：首先，本質成了事物終極性的客觀真理，成了一種最高的知識，這意味著尋求這種形而上的知識成了人們最高的使命，而具體的知識則成為次等重要的東西了，這樣知識無形之中就有了等級高下之分。其次，在實踐中，在對這種本質的探尋過程中，人們很容易將事物在某一或某些方面表現的重要屬性斷言為就是法的最終本質，從而導致獨斷論，對事物認識的探索過程由此被無端終止。第三，這種本質觀最要命的後果是不知不覺表現出的絕對主義傾向：本質是客觀的最高的知識，所以只有反映本質的知識才最深刻、最有意義；同時由於人們認定本質對事物的經驗知識都具說明力，所以人們也會理所當然認為反映本質的定義越全面就越科學，而片面的定義就是不科學的，這種絕對主義必然導致對知識之於人們生活所具有的多元化意義的否認。

不僅如此，理念主義本質觀的思維方式還會使「本質」這個詞的語言運用也會出現問題。理念主義的「本質」想要表達的是一種最高的知識，它本身就具有終極性。如果按照這種詞義，任何人只要宣稱某事物的本質是什麼，就必然意味著該事物的終極真理是什麼，這就是說，理念主義「本質」這個詞本身就決定了對事物本質的表達語氣必然是專斷的，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麼持理念主義本質觀的人總是給人一種不容置疑的印象。但在另一方面，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人們在對「本質」這個詞的用法中並不都是想宣稱關於事物的一種絕對的終極的知識，有時只是為了突出事物某一或某幾個屬性在某一語境中的重要作用，如「法的本質是一種行為規范，它主要調整人們的行為關系而不是思想關系。」在這個語境中，「本質」的用法只是要強調在法律的調整對象這一點上，法主要表現的特徵是行為規范而不是思想規范。但按照理念主義的本質觀，這種用法是不可容忍的，因為定義應該是「全面的」，法怎麼可能只是「一種行為規范」呢？法應該是「具有國家意志性的、階級性的、物質制約性的……行為規范」才對；或者按照理念主義者慣有思路，法的本質怎麼會是行為規范呢？「階級性」和「物質制約性」才應該是法的真正本質。這樣看來，理念主義本質觀確實還妨礙了我們對只具相對意義的「本質」一詞的日常使用。

正因為理念主義本質觀以其絕對、終極的性質不可避免地導致獨斷論和絕對主義，它不僅妨礙了對法律認識的不斷深入，而且還極大地阻礙了法學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不僅發出「法的本質是一種實在還是虛無」的疑問[28]，還有人則乾脆認定法律的本質壓根兒只是「一個虛構的神話」[29]，無比美麗卻

⑷ 現代社會的刑事司法理念是什麼

現代刑事司法理念是人類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是被中外長期司法實踐證明了的司法活動必須遵循的一系列理性觀念。它的內涵十分豐富，獨立、平等、中立、透明、公正、高效、文明等都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本文側重於僅就公正與效率、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文明司法以及刑罰輕刑化等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科學內涵進行闡述，並就如何進一步樹立和貫徹這些理念進行理性思考。
一、公正與效率的理念———「現代刑事司法的永恆主題」
「公正與效率」意味著司法不僅要追求公正，而且要追求有效率的公正；訴訟不僅要講求公正，而且要講究效率。它反映了司法的本質及特徵，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內容。只有正確把握二者的關系，才能更好地實踐這一永恆主題。
1.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法制化的命題。「公正」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其古老在於它是哲學、政治學和法學的一個永恆命題；其常新在於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文化圈對其有不同的理解。其概念既有歷史內涵又有現實意義，可謂見仁見智。正如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所言：「正義具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變幻無常、隨時可呈不同之形狀，並具極不相同的面貌。」①而司法公正主要指司法機關適用法律、解決紛爭的公正。它是「司法權運作過程中各種因素達到的理想狀態，它包括與司法權運作有關的各種因素，從主體到客體，從內容到形式，從實體到程序，從靜態到動態，均達到合理而有序的狀態。」②
「效率」的概念也如此，被經濟學、社會學和法學等廣泛應用而又賦予不同的內涵。它既有時間和速度的內涵，又有成本和效果的內涵。而司法效率是指通過充分、合理運用司法資源，降低司法成本，以最小的司法成本獲得最大的成果。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觀念的更新，司法領域已逐漸認識到法院講的公正與社會上及傳統觀念中的公正內涵是不同的。法院講的公正就是「司法的公正」，這個公正是由法律來規范和調整的，是以法律真實為標準的，是以證據裁判為原則的，是以法律事實為依據的。而一般道德觀念意義上的公正則不同，如通常說的「殺人償命」就是一般道德觀念上的公正。但是就司法公正而言，當殺人這一事實進入訴訟程序以後，還要看案件事實，看犯罪情節，純看定案的證據等等，總之要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因此，不能認為，法院對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就是司法不公；相反，法院對有法定從輕情節或證據有問題的殺人者不判處死刑則恰恰體現了司法公正。可見，我們講的司法公正與德觀觀念中的公正有時也會存在很大的反差。因此，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要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首先必須把什麼是司法公正這一問題搞清楚，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司法公正。
2.公正與效率理念是一個科學化的命題。公正與效率理念的科學性在於它反映了法院工作的特殊性和規律性，即法院必須奉行被動性，遵循「不告不理」原則，法院不能主動要求當事人來打官司，更不能「無案找案」甚至「無案造案」；同時，司法審判還奉行中立性原則，法院和法官相對訴訟雙方，應該不偏不倚。
3.正確把握公正與效率的辯證關系。公正是法律的首要價值。刑事審判必須做到准確及時地查明案件事實，正確應用法律，嚴格執行罪行法定、罪行相適應及無罪推定等原則，做到定罪准確，量刑適當，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也就是首先應當確保公正。效率理念則要求以最小的司法投入獲得最大的司法效果，以最短的訴訟時間實現訴訟目的。公正與效率是辯證統一的。沒有公正，效率沒有任何意義；沒有效率，公正的價值也會大打折扣，因為「遲來的正義非正義」、「正義被耽擱等於正義被剝奪」。由於刑事審判涉及可能剝奪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財產權利甚至生命，因此在刑事審判中，公正是第一位的，效率是第二位的。公正是訴訟的靈魂和生命。古人雲：「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相對於公正而言，效率只是「魚」而不是「熊掌」，故決不能用通過犧牲公正的方法來提高效率。所以效率應當絕對服從並服務於公正。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效率，案件的質量就很有可能得不到保證，最終還要花費一定的時間和司法資源進行糾錯，這不僅有損公正，而且效率價值本身也得不到實現。所以，「只有公正的司法才是最有效率。而不公的裁判甚至枉法的裁判不僅不能及時解決沖突和糾紛，而且會誘發社會的情緒和行為，導致社會的無序和混亂狀態的加劇。因此它是最沒有效率的」。③
同時，在保證公正的前提下，必須強化效率意識，盡可能地提高審判效率。在新世紀之初，最高人民法院著重提出司法效率問題是具有時代特徵的，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之所以說它具有時代特徵是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信息時代，講究高效率，人們追求的是高效率的司法；之所以說它符合世界潮流，是因為世界各國司法改革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提高司法效率。因為面臨大量的訴訟案件，提高效率是社會的需求。所以，不講效率的司法不是公正的司法。
公正與效率是不可分割的。沒有公正，效率就失去意義；沒有效率，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正。二者必須協調發展，單純追求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都是對整個司法價值的損害。
二、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有罪則判，無罪放人」
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同是刑事訴訟的基本目的，處於同等重要的地位。人民法院在刑事訴訟中，不僅要依法懲治犯罪，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維護社會正常秩序，而且要依法保障人權，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訴訟權利。全國人大已經批准我國加入《國際人權最低保障公約》，「尊重和保障人權」也已載入憲法。隨著依法治國進程的加快，我們必須強化人權保障意識。我們樹立這一理念，就是一要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的原則；二要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三要做到嚴格執行審限，防止「兩超」案件發生。
1.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堅持「有罪則判，無罪放人」原則。「有罪則判，無罪放人」是現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即法院對於刑事案件經過審理後，若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依法作出有罪判決；依照法律認定被告人無罪的，應當依法作出無罪判決；證據不足，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的，應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以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
2.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訴訟權利。特別是應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申請迴避、辯護、舉證、最後陳述、上訴等各項訴訟權利，在整個審判活動中真正體現依法保障人權。為充分體現依法保障人權，兩高兩部制定了《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其實質就是通過法律援助的形式進一步落實辯護制度，強化人權保障意識，促進司法公正。
3.樹立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嚴格執行審理期限，嚴防「兩超」案件發生。人民法院依法懲罰犯罪，必須在法定時限內審結案件，才能確保刑罰產生預期的打擊和威懾作用；同時，對於在法定時限內，沒有足夠的證據指控被告人的行為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終止訴訟程序，宣告被告人無罪。這是法律保障被告人人權的具體措施，也是人民法院嚴格依法辦案的必然要求。嚴禁隨意延長羈押期限或者變相超期羈押被告人。
貫徹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並重的理念，必須切實解決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造成「兩超」案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思想上不重視的原因，有審限意識淡薄的原因，有防範機制不全的原因，但筆者認為立法上的不足也是造成「兩超」現象的重要原因：一是我國刑訴法規定的審限非常短，一般案件的審限僅一個半月。若扣除雙休日，一般案件的實際工作日僅有23天；二是審判期限與羈押期限相聯系，因此在審限內不能審結案件也就自然對被告人造成了超期羈押；三是無論案件的繁簡，都實行一樣的審限，很不科學。上述因素造成的後果就是表面上看起來法院老是違法，總是出現超審限和超期羈押問題。但深究原因，與立法不完善息息相關。為此，筆者建議在修改刑訴法時應從立法層面對此加以解決：一是延長審理期限。縱觀世界各國，英美法系的國家沒有審判期限，辦理一個案件法官需要多長時間就可以用多長時間；大陸法系國家雖有審判期限，但它比我國的審限要長得多。因此，我國的刑事審判期限應該有所延長。二是建立除依法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犯罪嫌疑人外，以保釋為主、羈押為輔的強制措施制度。三是將審理期限與羈押期限相分離，並根據繁簡分流的原則改革、完善審限制度。四是建立刑事預審程序，嚴格案件交付審判的條件。當然，在刑訴法沒有修改之前，解決的辦法就是進行繁簡分流，擴大簡易程序的適用范圍，進一步深化普通程序簡化審，進而達到提高效率的目的。
三、實體法與程序法並重的理念———「過程和結果同樣重要」
人民法院審判刑事案件，不僅要嚴格依照刑法的規定，而且要嚴格執行刑訴法的規定，這是公正司法的起碼要求。司法公正不僅包括實體公正，而且包括程序公正。西方有句古老的格言，即「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而且應當以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得到實現」。刑事實體公正表現為有罪必罰，無罪不罰，罪刑相適，罰當其罪。而程序公正則表現為訴訟程序本身的正當性、合法性。我國傳統刑事訴訟觀念將程序僅僅視為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工具，其自身的價值長期受到漠視。實際上，程序公正是現代法治首要的和最基本的理念，程序不僅僅是實現實體公正的手段和保障，而且還具有自身獨有的價值內涵，它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馬克思曾對實體法和程序法的關系作過精闢論述，指出：「審判程序和法二者的關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聯系，動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聯系一樣。審判程序和法律就該具有同樣的精神，因為審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內部生命的表現。」④這一論述非常清楚地說明，刑訴法和刑法之間是形式與內容的統一，也說明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是方法和任務的統一。
從一定意義上講，刑事程序法律的精神就在於在懲罰犯罪的過程中突出注重人權保障。從目前的現狀看，由於我國還沒有建立完整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因此，「二五改革綱要」提出要制定刑事證據規則，依法排除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得的言辭證據，強化證人、鑒定人出庭，進一步落實保障人權和無罪推定原則。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建立和完善刑事訴訟證據規則的探索和研究。
四、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的理念———「不唯書不唯上只唯法」
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是憲法規定的一項重要司法原則，既是司法公正的必要保障，又是人民法院的法律職責。人民法院審理刑事案件，必須站在中立的立場，強化中立裁判意識，既重視控方的意見，又重視辯方的意見，保持不偏不倚，平等地對待控辯雙方，居中裁判，才能充分體現公平和正義。為保證獨立審判和居中裁判，對具體案件不能搞公、檢、法「聯合辦案」，因為這不符合司法審判的中立性原則，也不利於公正司法；法院也不能搞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提前介入。
五、文明司法的理念———「形象公正同樣重要」
刑事司法文明是法治文明的組成部分，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對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刑事審判法官應當牢固樹立文明司法的理念，無論是開庭審判、調查取證還是宣判、執行都要注意文明司法，在做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同時，要做到形象公正。由於刑事被告人具有特殊的訴訟角色和社會身份，法官在語言、表情上表現出來的先入為主的情緒，都有可能給人以不公正的感覺，影響裁判的權威性和公信度。因此要把形象公正作為轉變審判作風、展示文明形象的重要內容，採取切實措施抓出實效。
要做到形象公正，要做到文明司法，首先在程序上必須公正，做到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審判案件，做到依法保障人權和居中裁判。其次，就是要堅決擯棄和杜絕司法活動中不文明的做法。過去，有的地方通過捆綁、遊街等形式，來營造「嚴打」聲勢，展示「嚴打」的威力，其做法已不適應歷史進步和法治文明的要求，應當堅決擯棄和杜絕。集中統一宣判、集中統一執行死刑等不文明做法，也要堅決廢止。
六、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寬嚴相濟，罰當其罪」
如何正確適用刑罰不僅是個嚴肅執法的問題，也是一個刑罰如何發揮作用的問題。為此，必須樹立正確的刑罰指導思想和科學進步的刑罰觀，樹立正確的刑罰價值取向。
1、樹立正確的刑罰觀必須高度重視量刑問題。長期以來，重定罪輕量刑的現象比較普遍。有人認為刑事案件只要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定性准確、程序合法，在法定刑幅度內輕一點、重一點沒關系，特別是在「嚴打」中，認為重是方法問題，輕是立場問題，不論對象，一律從重判處，沒有做到罰當其罪，這是錯誤的。量刑是適用法律的重要方面，同樣關繫到案件的公正與否，量刑失當，該重而輕，該輕而重，或者同一類案件在不同地區量刑結果出現較大差異，甚至同一法院對同一類案件作出差異較大的判決，都會削弱和降低刑罰的適用效果及功能。只有嚴格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准確量刑，才能充分發揮刑罰的效能，實現刑罰的目的。
2、樹立正確的刑罰理念就是要逐步走輕刑化的道路。義大利著名刑法學家貝卡里亞曾指出的：「歷史上任何最新的酷刑都從未使決心侵犯社會的人回心轉意。」⑤一種正確的刑罰，它的強度只要足以阻止人們犯罪就夠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文明進步，刑罰的輕刑化是一種必然。產生犯罪的原因是復雜的，犯罪的增加決非判得不狠、不重。嚴刑峻法固然有其威懾犯罪的作用，但並不能從根本上防止和杜絕犯罪的發生。長期實行重刑主義，必然會使刑罰的負面作用逐步積累起來，形成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如果處罰不當，尤其是輕罪重判，很容易使罪犯及其家屬、親友對國家、社會產生不滿甚至仇視心理。這些人集聚得越多，對國家和社會的威脅也越大。所以我們必須從保證國家長治久安的政治高度，正確地運用刑罰這一手段。
首先應當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並逐步減少死刑，是我國刑事司法改革的方向，也是國際社會的發展趨勢。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權，也正在於此。死刑問題，人命關天，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迄今為止，人類設計的司法制度還不盡完善，而且永遠也不可能完美，無論標榜多麼公正的法官，都可能會因為錯誤的證據、虛假的事實而作出錯誤的死刑判決。」而死刑是剝奪被告人生命的刑罰，一旦用錯，將無法彌補和回轉，因為人死不能復生。毛澤東曾指出：「凡介於可殺可不殺之間的人一定不要殺，如果殺了就是犯錯誤。」⑥在刑事審判中，我們一定要堅決貫徹「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把每一起死刑案件都辦成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鐵案」。依法應當判處死刑的案件，只能是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對於具有法定從輕、減輕情節的，應當依法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對於判處死刑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緩。不能為了所謂「平民憤」就把可殺可不殺的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對於論罪應當判處死刑，但還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案件，要注意宣傳法律和刑事政策精神，引導社會公眾觀念的轉變。
其次，要依法充分適用管制、緩刑、罰金、剝奪政治權利等非監禁刑罰。無論是主刑還是附加刑、監禁性還是非監禁刑，都是我國刑罰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同犯罪作斗爭的有效手段。對於那些罪行嚴重、社會危害性大的犯罪分子適用監禁刑甚至生命刑是必要的，而對於一些罪行較輕、社會危害性小且有悔改表現、不關押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依法適用非監禁刑，同樣有利於貫徹罪行相適應的原則及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消除罪犯的對立情緒，增強其接受教育改造的自覺性，達到教育改造的目的；也有利於減少犯罪分子交叉感染和重新犯罪的機會，對社會的長治久安也有著長遠的重要意義。同時，還可以減輕監押負擔，降低刑罰成本，合理分配有限的刑罰資源。對此我們應及時更新觀念，對於那些罪行較輕，主觀惡性不是很深，或者確有悔罪表現，不關押也不致於再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特別是罪行較輕的初犯、偶犯和未成年罪犯，應當嚴格依照法定條件，充分適用管制、緩刑、單處罰金等非監禁刑罰。

⑸ 法律人應該具備何種精神理念呢

在法治的殿堂里，法律人是一道熠熠生輝的光。古羅馬的《法學階梯》曾言：「法學，即正義之學。」這簡潔的話語揭示了法律人的核心精神——維護正義。他們是社會公正的守護者，以獨立思考、人格尊嚴和自由追求為基石，構建起社會的公正基石。

誠信，是法律人的靈魂所在。只有對自己和法律的誠懇堅守，才能確保社會公平的天平不偏不倚，法律人的理想與目標才能得以實現。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對法律的虔誠遵守，是法律人誠信的兩翼，讓公正與平衡貫穿於紛爭與利益的抉擇之中。

而寬容，則是法律人內心的寬廣海洋。它要求法律人在面對差異和沖突時，持有包容與理解的態度，因為唯有寬容，才能在法律的道路上走得更遠，也才能體驗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帶來真正的快樂與滿足。

法律人更需人文關懷，他們不僅要堅守法律的公正，還要用仁愛之心溫暖他人，接納差異，用開放的視野與博大的胸懷，溫暖社會，化解紛擾。這種人文精神，使法律人的角色超越了法律的硬性規定，成為社會和諧的建設者。

自信，是法律人面對挑戰的堅實盾牌。誠信與寬容的積累，鑄就了他們內心的自信。這種自信並非傲慢，而是源於對自己實力的認可和對未來的信念。法律人手持真理與正義，自信地應對每一個難題，守護著社會的正義與尊嚴。

在法律制定的過程中，人文情懷與道義理念同樣重要。每個人心中對道德的理解不盡相同，法律應當兼顧，既要有嚴謹的法制，又需融入普世的道德關懷，以平衡利益與權益，贏得大眾的理解與尊重。理性地處理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是法律人智慧的體現。

綜上，法律人應具備的不僅僅是專業技能，更是一種道德與精神的融合。他們需要誠信、寬容、人文情懷和自信，以法治為劍，以道義為盾，共同守護社會的公平與和諧，為每一個公民的靈魂家園保駕護航。

⑹ 什麼是法治觀念

所謂法治觀念是指人們對法律的性質、地位、作用等問題的認識和看法也就是依靠法律管理國家、管理經濟和治理社會的觀念。法治觀念的實質是指法律至上、以法治國的理念、意識與精神，在西方哲學中，「超越」雖然在不同哲學流派、不同哲學家語境下，內涵有所不同，但大多數哲學家都把它看成是超出某種界限之意，而不是將其全盤否定。
大學生們要自覺學法尊法守法用法，樹立法律意識，維護法律權威，還可以積極參與宣傳普法活動，參與社會法律實踐活動，閱讀法理書籍，學習法學思想，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並樹立法治社會、法治國家的理念和利用法律解決問題維護權利的意識。

⑺ 下列法律諺語與其蘊含的法學理念對應正確的是（ ）。

【答案】：C
本題考查法理學。
A項錯誤，「法無明文授權不得為」是指權力部門的行為應當嚴格按照法律的規定作為，這是對公權力的警惕，也是對公權力的制約，並不是說人的權利。
B項錯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說在法律面前每個人的地位是一樣的，並不是說人的自由不能被剝奪，同時人在觸犯法律的情況下是可以被剝奪自由的，比如主刑當中的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C項正確，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體現了對司法程序正義而非實體正義的格外強調，意思是說，即使司法裁判的結果是公正的，如果過遲做出裁判，或者過遲告知當事人，程序上的不公正將使裁判成為非正義的。所以強調效率的重要性。
D項錯誤，「民不告則官不究」意為雖有不當行為，但當事人不向當局提出追訴請求，當局就不應追究。主要是針對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而在訴訟案件中人民檢察院可以行使公訴權。所以訴權不僅由個人行使。
故正確答案為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