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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士多德法治

發布時間: 2020-12-17 22:44:12

『壹』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是什麼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現和正義的化身 無論是從詞源結構、邏輯或者是從法學理論上來說,法和法治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在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中,法和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反駁柏拉圖人治主張的有力論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其實質在於「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而由正義派生出來的法律,是可以裁斷人間的是非曲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正義的體現,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正義。可見在這一點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義等同起來。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與其平等觀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平等是相對的。他認為階級是自然產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時又認為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相對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為數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謂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平衡映稱的事物。他認為按各人的價值進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他的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種客觀存在。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法與自由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各行其事。人們行使的自由應以法律為尺度。這是因為從實現城邦正義的立場出發,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實現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規則為基礎,法律本質上即為一種秩序,所以人們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另外,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規則,而此種規則本身應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樣既形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准則,同時又是判斷是非正義的標准。所以他說,「法律不應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 二、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什麼?它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無一個統一的定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按照海得格爾的理論,「先有」、「先見」和「先知」這三方面的存在狀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和先決條件,即在我們開始理解和解釋之前,必須有個已知的東西,作為推定未知的參照系。我們只有知道法治是什麼,才能去進一步研究法治。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釋它,但我們如果連我們所要解釋研究的東西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釋它呢?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沒有對法治給出一個明確的界定,但他卻給出了法治的兩個必備的要素。他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善惡的的衡量標准尺度是正義。惡法盡管也能導致法律的統治,但絕不可能達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著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斷標准:首先,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其次,良法不得剝奪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關繫上,他提出應將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再次,良法是符合公眾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治國家中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由法律來調節社會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權威性,才能在全社會得到實施。 三、法治優於人治柏拉圖選擇的「哲學王」式的人治之道屢遭挫折的現實使他對人類理性的希望徹底破滅,被迫放棄人治,轉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受其老師的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否認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鮮明地倡導法治,反對人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將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為「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而法律是無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於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於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同時,法律因其須藉助於文字形式來表達而具有的明確性,較之不具有明確外現形式的人治,更有利於城幫的發展。 3郾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後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因為眾人的智慧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智慧,眾人的裁斷比任何個人的裁斷要好些。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因為「單獨一人就容易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絕對否認人在法治國家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項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這點亞里士多德不但沒有否認,而且還進一步指出,如何應對法律的不足。他說,法律確實在遇到某些具體事件時因為法律本身的內容沒有涉及而無能為力,此時則應發揮統治者個人的才智(這是在假設個人的才智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的情況下),但是個人的才智只能作為法律的補充,而且個人才智的運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則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以上僅從三方面淺談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事實上,他的有關法治的論述遠不止這些。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但述及法治的應然性(即必然性),而且還詳細闡述了法治的實然性,他從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論述了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實行法律統治。當代法治理論中的權力制衡說也可以從其論述中找到源頭。

『貳』 亞里士多德法治理論的依據是什麼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現和正義的化身
無論是從詞源結構、邏輯或者是從法學理論上來說,法和法治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在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中,法和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反駁柏拉圖人治主張的有力論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其實質在於「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而由正義派生出來的法律,是可以裁斷人間的是非曲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正義的體現,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正義。可見在這一點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義等同起來。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與其平等觀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平等是相對的。他認為階級是自然產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時又認為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相對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為數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謂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平衡映稱的事物。他認為按各人的價值進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他的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種客觀存在。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法與自由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各行其事。人們行使的自由應以法律為尺度。這是因為從實現城邦正義的立場出發,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實現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規則為基礎,法律本質上即為一種秩序,所以人們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另外,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規則,而此種規則本身應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樣既形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准則,同時又是判斷是非正義的標准。所以他說,「法律不應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
二、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什麼?它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無一個統一的定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按照海得格爾的理論,「先有」、「先見」和「先知」這三方面的存在狀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和先決條件,即在我們開始理解和解釋之前,必須有個已知的東西,作為推定未知的參照系。我們只有知道法治是什麼,才能去進一步研究法治。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釋它,但我們如果連我們所要解釋研究的東西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釋它呢?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沒有對法治給出一個明確的界定,但他卻給出了法治的兩個必備的要素。他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善惡的的衡量標准尺度是正義。惡法盡管也能導致法律的統治,但絕不可能達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著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斷標准:首先,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其次,良法不得剝奪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關繫上,他提出應將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再次,良法是符合公眾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治國家中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由法律來調節社會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權威性,才能在全社會得到實施。
三、法治優於人治柏拉圖選擇的「哲學王」式的人治之道屢遭挫折的現實使他對人類理性的希望徹底破滅,被迫放棄人治,轉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受其老師的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否認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鮮明地倡導法治,反對人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將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為「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而法律是無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於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於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同時,法律因其須藉助於文字形式來表達而具有的明確性,較之不具有明確外現形式的人治,更有利於城幫的發展。
3郾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後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因為眾人的智慧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智慧,眾人的裁斷比任何個人的裁斷要好些。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因為「單獨一人就容易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絕對否認人在法治國家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項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這點亞里士多德不但沒有否認,而且還進一步指出,如何應對法律的不足。他說,法律確實在遇到某些具體事件時因為法律本身的內容沒有涉及而無能為力,此時則應發揮統治者個人的才智(這是在假設個人的才智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的情況下),但是個人的才智只能作為法律的補充,而且個人才智的運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則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以上僅從三方面淺談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事實上,他的有關法治的論述遠不止這些。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但述及法治的應然性(即必然性),而且還詳細闡述了法治的實然性,他從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論述了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實行法律統治。當代法治理論中的權力制衡說也可以從其論述中找到源頭。亞里士多德首創了法治理論的完整而系統的體系,其深遠影響超越了時空的界限,為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提供了積極的思路。

『叄』 亞里士多德著名的法治公式是(

亞里士來多德關於「法治」自的一個說法:「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訂得良好的法律。」這句出自《政治學》的著名論斷,已被視為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公式」,其經典意義得到了廣泛的承認。

需要注意的是,就語境而言,古希臘並不具備產生法治的條件,因此,亞里士多德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狀況,提出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概念。亞里士多德的「法治公式」雖然在形式、言辭、表達等層面上滿足了現代人對於法治的預期,但是,現代人對於「法治公式」的理解並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本意。

『肆』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

亞里士多德指出,服從良法包括兩種情況,其一是樂於服從最好而又最可能制定出來的法律,其二是寧願服從絕對良好的法律。絕對良好的法律,在實踐中是不可能的,因為法律不可能完全覆蓋生活的方方面面,而社會情勢的變更很多時候也絕非法律所能預測。因此,只能服從最好而又最可能被制定出來的法律。而這種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其實就是符合正宗政體的正義之法。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法律必然是根據政體制定,因此,符合正宗政體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義;而符合於變態政體所制定的法律就一定不合乎正義。至於何謂正宗政體、變態政體,用亞氏的說法,「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評斷,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政體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體;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的利益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這些變態政體都是專制的(他們以主人管理其奴僕那種方式施行統治),而城邦卻正是自由人所組成的團體。」按照上述標准,政體大體可分為六種,其中有王制政體、貴族政體和共和政體等正宗政體,與之相對應的變態政體分別是僭主政體、寡頭政體和平民政體。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是指依良法而治,自然不包括依惡法而治。他簡單地將良法的判斷標准與政體等同,認為凡是正宗政體制定的法律就是良法,凡是變態政體制定的法律就是惡法,不合乎正義。這種看法確實有一定道理,因為法律總是和相應國家的政體相適應,是根據政體制定的,我們不能指望一個變態政體(如寡頭政體)能制定出全面保護人民自由的法律。但同時,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也頗值得商榷。因為政體的良好並不必然決定其制定出來都是良善之法。換言之,法律是否良善,其決定因素或判斷標准並不局限於政體一端,物質生活條件、人口環境以及特定時代人們的價值觀、正義觀等都會對法之良善產生影響。此外,亞里士多德對法治內涵的解釋,還牽涉到另一個重大的法律問題,即一個公民面對國家制定的「惡法」(何謂惡法,還需要進一步討論其價值評判標准,一般認為違反基本人權的法律即屬惡法)時,應該如何行動。對此,法學家、思想家們爭論了上千年,它不僅牽涉到國家與公民的權力義務關系,而且不斷拷問並沖撞著何謂法律、何謂正義、何謂自由等基本范疇的內涵。現在,社會中的大多數人都承認,應該尊重法律,合乎立法程序制定的法律應獲得尊重,但是這種尊重並不是無條件的,如果法律規定違背了基本人權,公民就可以不遵守這類法律。進而,法是否因其惡法而不予尊重,也是一個需要慎重考慮的問題。眾所周知,否定法律的正義價值,單純強調法的形式,將會導致價值虛無主義,可能重蹈納粹的覆轍;但一味強調法律的價值,按照單一標准評價法律的善惡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因為正義本身就是一個人人各有想法的東西。過分強調單一價值,將導致法律穩定性的喪失,法律也就失去了其作為社會規范的作用。

『伍』 試論亞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論

一、法律和國家的關系兩者目的都是為了善德,他們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正義。國家是最高的社團,法律是正義的具體表現。法律的好壞是以正義作為劃分標準的,人們服從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實現了正義。
二,法律和政體亞里士多德認為一中小奴隸主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既是最好的又是穩定的。中庸。劃分國家政體有兩個標志:一是最高治權的執行者人數是多少,二是最高治權的執行者實行統治的目的。君主政體—暴君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共和政體—平民政體。正宗政體——變態政體。
三、法治和人治它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崇尚法治的人物之一,他主張實行法治。(一)法治的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二)多數人的考慮要比少數人考慮周到。正確得多。其次,法律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三)立法應注意國境的大小和境內居民兩個因素,鄰邦關系,財產限額和各個家庭子女人數。法律必須變革,但變革要慎重。立法中特別要重視教育。
四、法律定義法律具有正義性;法律具有普遍性;法律具有平等性;法律具有穩定性與靈活性;法律具有權威性。亞里士多德發表了著名的《政治學》,從而把政治學從古代哲學和倫理學中獨立出來。古代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創立了第二學園。政體構成三要素思想,既國家的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和審判機能。

『陸』 亞里士多德關於法治問題的論斷有哪些

一、法律和國家的關系兩者目的都是為了善德,他們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正義.國家是最高的社團,法律是正義的具體表現.法律的好壞是以正義作為劃分標準的,人們服從城邦制定的法律,也就是實現了正義.
二,法律和政體亞里士多德認為一中小奴隸主階級為主體的,共和政體,既是最好的又是穩定的.中庸.劃分國家政體有兩個標志:一是最高治權的執行者人數是多少,二是最高治權的執行者實行統治的目的.君主政體—暴君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共和政體—平民政體.正宗政體——變態政體.
三、法治和人治它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崇尚法治的人物之一,他主張實行法治.(一)法治的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二)多數人的考慮要比少數人考慮周到.正確得多.其次,法律不會偏私,具有公正性.(三)立法應注意國境的大小和境內居民兩個因素,鄰邦關系,財產限額和各個家庭子女人數.法律必須變革,但變革要慎重.立法中特別要重視教育.
四、法律定義法律具有正義性;法律具有普遍性;法律具有平等性;法律具有穩定性與靈活性;法律具有權威性.亞里士多德發表了著名的《政治學》,從而把政治學從古代哲學和倫理學中獨立出來.古代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物.創立了第二學園.政體構成三要素思想,既國家的議事機能、行政機能和審判機能.

『柒』 亞里士多德法治觀的主要內容和理論基礎

亞里士多德著作中談到法律的言論相當多,很難說明哪個是他為法律下的確切定義。他對法律的定義性解釋,主要有以下幾點:

1、法律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在城邦所有成員力量集中的基礎上所產生的近似於神的"集體異人";

2、法律基於理性,是理性的具體化;

3、法律是正義的化身和體現,用以衡量人間的是非曲直。法律的目的就是實現正義;

4、法律的功能在於給人以自由和過一種優良的生活。

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根源於人的城邦動物本性,是正義的派生物,是城邦中制度化了的用於衡量事物是否符合正義的具體標准,其目的就在於利用法律的理性和強制性來指導和規制人們的行為,使其更符合正義的要求或更具有德性,使城邦更具有正義性。

(7)亞里士多德法治擴展閱讀:

亞里士多德在不同場合,從不同角度對法做了分類:

1、基本法與非基本法。基本法即城邦憲法,是規定國家治理形式的法律;非基本法是指除了基本法以外的涉及城邦公民在買賣、貿易、賠償和城邦在稅收、維持治安等方面的法律。

2、自然法與人定法。這是從法的性質、地位角度的分類。作為自然法是指反映自然存在秩序的法,在性質是自然的,體現了自然正義的要求,其內容普遍使用,且永恆不變;自然法地位高於人定法,是人定法制定的依據。

所謂人定法,即人為制定的法律,它源於自然法,是每一個社會制定出來的約束自己成員的法律;人定法還可分為成文法和不成文法(習慣法)。亞里士多德把法分為自然法和人定法這種二元論的法的分類,對西方法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種法的分類方法也被一直延續下來。

3、良法和惡法。這是亞里士多德在談論政體和法治問題時,對法進行的劃分。他認為,法治應該以良法為基礎,區別良法與惡法的一個重要標志是看政體的性質。一般來說,正常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良法,而變態政體下制定的法律為惡法。

4、習慣法(不成文法)與成文法。如前所述,人定法又可以分為習慣法和成文法。習慣法是指在希臘城邦中那些世代流傳下來的通行的習慣規則;成文法則是指各個城邦制定的條文規則。

『捌』 亞里士多德對法治的闡述

追求至善,實現正義

『玖』 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法治思想的聯系

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法治優於人治、法律至上、「良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礎、法治與政體的相應性以及法治為主、人治為輔等思想,構成了亞里士多德法治觀的基本內容。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具有相當的合理性,對我國當代的法治建設仍具有啟發和借鑒意義。

一、法的概念———理性的表現和正義的化身
無論是從詞源結構、邏輯或者是從法學理論上來說,法和法治都是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在亞里士多德的代表作《政治學》一書中,法和法治始終是一個重要的命題。亞里士多德把法定義為「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神祉和理智的體現」,在他看來,法律是理性的體現,代表著正義,為世人所公認的公正無偏的權衡。這也是亞里士多德用來反駁柏拉圖人治主張的有力論點。亞里士多德認為,城邦以正義為原則,正義是樹立社會秩序的基礎,其實質在於「平等的公正」,它以「城邦整個利益以及全體公民的共同善業為依據」。而由正義派生出來的法律,是可以裁斷人間的是非曲直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法律就是正義的體現,服從法律就是服從正義。可見在這一點上,他把法律和理性及正義等同起來。
亞里士多德的正義觀與其平等觀是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平等是相對的。他認為階級是自然產生的,人天生具有不平等性。但他同時又認為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相對的平等性。他把平等分為數量上的平等和比值上的平等。所謂比值上的平等,是指根據各人的真價值按比例分配與之相平衡映稱的事物。他認為按各人的價值進行分配是合乎理性和正義的。他的這一論斷具有合理性,反映了一種客觀存在。
不僅如此,亞里士多德還討論了法與自由的辨證關系。他認為自由並不意味著人們可以隨心所欲、各行其事。人們行使的自由應以法律為尺度。這是因為從實現城邦正義的立場出發,保持一定的秩序必不可少。而秩序的實現是以公民遵守生活規則為基礎,法律本質上即為一種秩序,所以人們的行為理應受到法律的約束。另外,人們在生活中需要一定的規則,而此種規則本身應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這樣既形成了衡量人們行為的准則,同時又是判斷是非正義的標准。所以他說,「法律不應被看作奴役,法律毋寧是拯救」。
二、法治的內涵
法治是什麼?它的內涵和外延有多大?至今法律界都無一個統一的定義。《牛津法律大辭典》認為,「法治」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但未被定義、也不是隨便就能定義的概念」。按照海得格爾的理論,「先有」、「先見」和「先知」這三方面的存在狀態構成了理解的前結構和先決條件,即在我們開始理解和解釋之前,必須有個已知的東西,作為推定未知的參照系。我們只有知道法治是什麼,才能去進一步研究法治。我們不知道一個東西,所以才去研究它、解釋它,但我們如果連我們所要解釋研究的東西是什麼都搞不清楚,又如何去解釋它呢?亞里士多德盡管也沒有對法治給出一個明確的界定,但他卻給出了法治的兩個必備的要素。他認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
1郾法治的前提是制定良好的法律。毫無疑問,這點是與他的法律觀念一脈相承的。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善惡的的衡量標准尺度是正義。惡法盡管也能導致法律的統治,但絕不可能達到法治。唯有良法是法治的前提。接著他又提出良法的判斷標准:首先,良法必須能夠促進建立合於正義和善德的政體,並為保存、維持和鞏固這種政體服務;其次,良法不得剝奪和限制自由,在法律、自由的關繫上,他提出應將自由限制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再次,良法是符合公眾利益而非只是謀求某一階級或個人利益的法。
2郾法律應有絕對的權威性和至上性,必須獲得普遍的服從。這是實現法治國的根本和核心。法律至上是亞里士多德理想國家的標志和應有部分,要求任何公民、團體、執政人員都應遵從法律,不得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法治國家中的社會秩序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礎之上,由法律來調節社會生活。法律惟有至上的權威性,才能在全社會得到實施。
三、法治優於人治柏拉圖選擇的「哲學王」式的人治之道屢遭挫折的現實使他對人類理性的希望徹底破滅,被迫放棄人治,轉而推崇「第二等好」的法治。然而亞里士多德並沒有受其老師的影響,他從政治現實出發,否認了「完人」存在的可能,鮮明地倡導法治,反對人治,認為「法治應當優於一人之治」。
1郾人的本性的有感情的,而感情用事會導致偏見和腐化。亞里士多德說,「凡是不憑感情因素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們較為優良」。一個人即使再聰敏睿智,也難免失去理智而感情用事,因而把國家管理的希望寄託在個人身上,就如同將國家的命運寄託在變幻莫測的感情之上。他甚至將含有人治因素的治理喻為「在政治中混入了獸性的因素」,而法律是無感情的,法治是免除一切情慾影響的理性之治。
2郾法律具有穩定性和明確性。這既是法治的前提條件之一,也是法治優於人治的必然表現。人是感情動物,容易感情用事,而感情則又是經常變動的,所以根本談不上穩定。相反,法律一經制定便不得隨便改動,輕率的變法不但不利於城幫的治理,而且會嚴重削弱法律在人們心中的威信。同時,法律因其須藉助於文字形式來表達而具有的明確性,較之不具有明確外現形式的人治,更有利於城幫的發展。
3郾法律是經過眾人的審慎考慮後制定的,更具有正確性。因為眾人的智慧優於一人或少數人的智慧,眾人的裁斷比任何個人的裁斷要好些。亞里士多德說,「……參與公務的全體人員既然都受過法律的訓練,都能具有優良的判斷,要說僅僅有兩眼、兩耳、兩手、兩足的一人,其視聽、其行動一定勝過眾人的多眼、多耳、多足者,這未免荒謬」。因為「單獨一人就容易憤懣或其他任何相似的感情而失去平衡,終致損傷了他的判斷力,但全體人民總不會同時發怒,同時錯斷」。
值得一提的是,亞里士多德並沒有絕對否認人在法治國家中的能動作用。任何一項法律的制定和執行都離不開人的因素,這點亞里士多德不但沒有否認,而且還進一步指出,如何應對法律的不足。他說,法律確實在遇到某些具體事件時因為法律本身的內容沒有涉及而無能為力,此時則應發揮統治者個人的才智(這是在假設個人的才智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的情況下),但是個人的才智只能作為法律的補充,而且個人才智的運用在任何時候都不能違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否則就不可能做出公正的處理和裁決。
以上僅從三方面淺談了亞里士多德的法治主張。事實上,他的有關法治的論述遠不止這些。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不但述及法治的應然性(即必然性),而且還詳細闡述了法治的實然性,他從立法、執法和守法的各個環節論述了如何在一個城邦國家實行法律統治。當代法治理論中的權力制衡說也可以從其論述中找到源頭。亞里士多德首創了法治理論的完整而系統的體系,其深遠影響超越了時空的界限,為近代西方國家的法治實踐提供了積極的思路。

『拾』 簡述亞里士多德關於法治的兩重含義

亞里士多德在其名著《政治學》中指出:「法治應包含兩重意義:已成立的回法律獲得普遍的服答從。而大家所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
可以理解為:
(1)法治是一種源遠流長的觀念意識,治國方略和社會現象。雖然在不同的時代,人們賦予其不同的社會內涵和意義,但法治的概念無外乎表現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
(2)就現代法治而言,在形式方面,法治要求法制的統一性,法律的普遍性,法律的一般性,法律的有效性,司法的獨立性。
(3)在內容方面,法治要求通過法律對權力加以控制,對權利加以保障:即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和義務相統一,以實現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亞里士多德的這句話就大致包含兩個意思:其一,是關於法治的形式方面的,即法治的條件。其二,是關於法治的內容方面的,其核心是嚴格依照良好的法律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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