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國與維穩
❶ 法治對當代中國的意義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版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權。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
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
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
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❷ 如何貫徹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戰略部署，切實推進依法維穩調研文件
要貫徹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戰略部署，必須做到：
1、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做到科學立法，形成完備的法律規范體系
解決現有法律體系中部分法律法規缺漏的問題。尤其要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加強重點領域立法，增強法律法規的系統性；
解決部分法律法規的科學化水平不夠的問題，增強法律法規的適用性，堅定不移地走依靠人民立法之路。
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做到嚴格用法，形成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是法治的核心問題。
建立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對於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共同推進和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體化建設至關重要。
3、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做到公正司法，形成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
嚴格執法、公正司法，離不開對法律實施的強力監督。
只有加強對法律實施的監督，才能防止和糾正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之風，才能在全社會形成遵法守法之風，社會主義法治才會有權威性，才會有生命力。
4、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做到健全法規，形成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
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必然要求，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的重要舉措，是憲法法律得以貫徹實施的重要手段。
只有保障體系科學、機制健全、資源充分，才能確保嚴格執法、公正司法，為憲法和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提供基礎。
5、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必須做到依法執政，形成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
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既是適應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需要，也是加強黨的建設、進一步提升黨的執政能力的內在要求。
作為我國的執政黨，加強黨內法規規范化、體系化建設，堅持在憲法的范圍內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是推進黨的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旺盛生命力的重要方式與途徑。
補充：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統統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❸ 依法治國會給中國帶來哪些新氣象!
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主題是「依法治國」，公報對「依法治國」的性質、制度基礎、總體目標、主要任務作出了詳盡的闡述，在中共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促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法治國家建設目標，極大地豐富了「依法治國」的理論內涵，也進一步拓展了這一理論在中國社會治理過程中的實踐空間，必將對中國社會的治理模式的轉變、政治運行過程、行政決策和行政執法、司法制度等產生深遠的影響。
在漫長的傳統社會中，中國文明形成了較為獨特的治理模式。廟堂內的皇帝---官僚士大夫與廟堂之外的鄉紳—儒生形成了較為穩定的聯盟關系。作為社會的治理主體，他們以儒教意識形態為主要的知識背景、思維方式和價值准則，在處理各種政治、行政和司法事務中，逐漸形成了相對固定行為模式。雖然當時的法律在社會治理中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治理者不能隨意違背的重要准則，但是因為法律難以規范千差萬別的具體事務，在實踐中，往往需要治理者根據儒教意識形態的原則做出臨機決斷和自由裁量，各層級、各部門主官的主觀意志往往成為行政和司法決策中的決定性力量。
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相關法律制度的缺失，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各級黨政機關都是依靠「紅頭文件」來指導和規范自身的工作。因為這些「紅頭文件」，給予各級黨政機關的只能是對某些問題的原則性指示，其規范類型與法律原則相近，遠不能具備法律規則所特有的具體而微的規范效力，因此，事實上，仍是賦予各級黨政機關較為寬泛的自由裁量權。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立法進程有了跨越式的發展，包括行政法規在內的各種法律規范逐步地建立健全起來，但是由於改革本身所必然具有的創新性和革命性本質，突破各種條條框框的束縛本身，在許多時候，就難免會有超越現行法律規范界限的可能。再加上各級黨政機關在推動地方經濟建設過程中，每遇社會矛盾，在解決中，為節省成本、提高效率，很少考慮現行法律規定，往往選擇法律以外的解決途徑，有時甚至不惜通過法外交易來化解矛盾，實現廉價的穩定目的。
以上之治理方式，在本質講，仍帶有明顯的中國傳統的儒家式人治特徵。雖然在某些時候或某些具體的個案中，可能達到節省行政成本、提高決策和執行效率的效果，但總體上卻是導致全國范圍內政出多門、政令不一、司法不公、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矛盾集聚、群體性事件頻發的重要症結之所在。因此，大力推進「依法治國」，做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全民守法，最終必將完成對上述人治主義的治理模式的革命，構建起以法律為基本准則的現代治理模式，極大的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社會治理效率。
依法治國，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模式的構建，需要有較為完備的法律體系。這種法律體系不是以「統治」或「維穩」為目的，而是以彰顯「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主旨，以「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基本政治權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權利得到落實」為目的。它必須凸顯全國人大作為最高立法機關的立法主導地位，杜絕政府及其部門越權立法的現象，建立起行政機關在人大指導下起草行政法規的運作機制，完善有廣大公民參與的相關立法程序，實現民主立法和科學立法。
客觀地說，經過30多年的立法工作，當今中國，依法治國的最大障礙已經不是法律制度的缺失，而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執法不公，進而導致執法環境的不斷惡化。當然，某些地方黨政機關在工作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也有一定的客觀原因。近年來，地方政府經濟社會發展和社會維穩的壓力越來越重，為快速推進本地經濟發展、提升各項經濟指標，地方政府在很多項目開發中往往採取先建設、後報送審批的做法，明顯違反國務院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這不僅造成很多項目在建設初期缺乏合法性依據，處於非法狀態，也導致這些項目一旦引起糾紛，地方政府很難挺直腰桿嚴格執法，依法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利，不得不對鬧事群眾姑息遷就，最終導致惡性事件的爆發。近期雲南晉寧縣晉城鎮富有村發生的血腥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
公報中要求各級黨政機關都必須對行政決策進行合法性審查，建立公眾參與、專家論證過、風險評估、合法性審查、集體討論決定的「重大行政決策法定程序」。這意味著各級黨政機關在行政決策的過程中，不僅要考慮到決策的民主性、科學性，還必須注重其合法性，不能再以時間緊、任務急等理由為各種違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的工程、項目、任務擅自打開方便之門，也意味著在任何行政工作中，國家的法律法規都必須首先得到維護和遵守。通過政府的守法、保證決策的合法性，以確保執行的嚴格性和有效性。
不論是確保行政決策的合法性，還是確保行政決策的執行力，都必須以釐清各級黨政機關、特別是各個職能部門、乃至相關崗位的職責邊界為前提。長期以來，我國黨政機關存在機構設置隨意性較大、科學性不足，各個職能部門之間權責界限模糊，崗位職責含混等一系列問題，客觀上造成決策合法性不足、執行中潛規則盛行、乃至相互推諉扯皮、效率低下等現象。公報要求建設「職能科學，權責法定、執法嚴明、公開公正、廉潔高效、守法誠信的法治政府」，其中權責法定、誠信守法，不僅提法甚為新穎，更是落實依法治國的關鍵環節。
司法是保障社會公正的最後防線，而司法公正的前提是司法權的獨立行使。公報將司法公正作為法治社會的「生命線」，是基於對社會公正實現途徑的深刻理解。在當今中國，司法不公導致的上訪和群體性事件，呈現逐年增多的趨勢，已漸成威脅社會穩定最重要的誘因之一。造成司法不公的原因復雜，不能一概而論。但是領導幹部以權代法，越權干預司法，地方司法機關出於地方利益考量違法裁判，司法機關受制於地方政府，以及司法工作人員政治素質、專業質素不高等等，都是造成冤假錯案頻現的重要原因。公報要求建立和確保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的制度，建立領導幹部干預司法活動、插手具體案件處理記錄、通報和責任追究制度，推進審判和執行權分離試點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設立巡迴法庭，建立跨行政區的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等等，毫無疑問，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舉措。
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就必須培育出深厚法治文化。由於長期的人治主義傳統的影響，我國法治文化根基薄弱，這表現為憲法和法律在社會中很難得到應有的尊重，絕大多數人都習慣於按照習俗或潛規則處理各種事務。建設法治文化，就是要讓憲法和法律規范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信仰，成為調節大多數社會關系的基本准則，成為裁量是非功過的基本價值維度，成為指導執政黨、各級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和公民行為的共同的「文化指令」。公報特別強調了社會自治，建立社會和公民利益表達機制、協商溝通機制，建立司法救濟制度，暢通群眾利益協調、權益保障渠道，對養成公民普遍遵法、守法的法治文化的重要意義。
結合近年來司法系統正在推進的去行政化改革，公報對提高司法從業人員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的相關制度保障也做出了重要規定。限於篇幅，本文不再贅述。可以想見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本次全會所提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的種種構想，將會逐步落實為漸進式的制度創新，引發新一輪體制改革的浪潮，而我國距離全會提出的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也將漸行漸近。
❹ 如何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穩定
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維護穩定
一要理解法治思維的概念。法治思維的形成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黨的十五大確立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黨的十六大將「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實」列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目標，黨的十七大提出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而十八大報告不僅要「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還強調「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法治思維是執法人員在決策過程中按照法律的邏輯，以法為據、以法為繩，去思考、分析、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它是對法制思維的拓展與延伸，包含了民主、公平正義、權利保護等更加豐富的內容。
二要努力克服人治思維。反對人治思維，就是要反對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事實也一再證明，維護公民合法權益、實現公平正義是社會穩定的根本，偏離法治軌道的維穩，只能越維越不穩，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
三要養成合理的法治思維。首先要從思想上認識到依法治國、依法行政的重要性。要在處理問題的時候有一種法律規則的意識，堅持法律至上，堅持法律規則的運用，堅持公平、公正、公開等法治精神和原則。其次在日常行動中遵法守紀，轉變「官本位」思想，杜絕「特權」思想，提高自身的法治意識，才能養成法治思維，做到用「法治方式」來治國理政。法治思維是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推動發展的內在動力，是有效化解各種矛盾的最佳路徑。
❺ 政治我國的治國方略是什麼對青少年的要求是什麼
依法治國是新時期我國的重要治國方略
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
第一，依法專治國屬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
第二，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的各項工作，主要是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
第三，憲法是實施依法治國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明文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這一規定表明，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群眾治理國家、管理社會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國方略寫入憲法，賦予依法治國方略以憲法地位，將加速推進法治，使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獲得憲法性的根本保障
❻ 法治中國建設過程中面臨的問題及對策的認識
（一）法治理論指引的滯後現象
在權威理論建構的層面，以往的法治理論在內容上還不夠完善，在地位上還沒有得到充分確定。 雖然依法治國的權威理論在社會領域得以廣泛傳播，但是法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具體位置、法和其他社會規范的應然關系、貫徹法治的具體途徑等重要法治理論問題還沒有得到充分澄清。亞里士多德說：「法治是最優良的統治者。」我們對於依法治國理論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則一直存在模糊認識。 在學術理論研究的層面，法學界關於法治理論的論述要麼是直接引入西方主流法治理論，要麼針對中國的法治現象進行簡單的解析或一對一地進行功利性對策研究。 學術成果普遍遵循「現狀揭示———西方經驗———中國對策」的三段論式的、過於簡單的理論邏輯。 對於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的導向堅持與深入研究始終缺乏強勁動力。
至今，中國法學界始終沒有形成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本土性的、能夠切實地解決既存法治問題的內生性理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理論與實踐的嚴重脫節。在這個意義上，我國法治的實踐在一定程度上帶有盲目性的特徵。
（二）法治道路選擇的自信不足
法治中國建設推行至今，取得了諸多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其中，道路的選擇就是一個重大問題。 經過冷靜反思，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前蘇聯的法治意識形態還是西方傳統法治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來，實際上都會成為一種理想化的假想，並不符合中國法治運行的實際邏輯。 事實證明，未經當代中國社會實踐檢驗的、假想的法治模式，根本無法評價乃至指導中國的法治實踐。 自信才能自愛，自愛才有自省。 法治中國建設首先要對中華文明持有文明自信，對中華民族持有民族自信。
其實西方法治理論早已注意到亞洲國家的「儒釋道」憲政理念和政治智慧在治理國家中的精妙作用，我們自己卻丟失了這份本該有的選擇法治道路上的自信。 當前在法治道路上，既要防止「左」的僵化教條，又要警惕和反對右的傾向。 法學學術上的「西化」、崇洋媚外、浮華趕時髦，都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三）法治實踐運行的失衡失序
中國法治建設歷經數十載，在法治實踐領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 應接不暇的新型社會現象與法律現象使得我國立法者不得不採取「運動式」的法律移植方式來健全法律體系，盡量做到有法可依。 我們卻不可能像西方社會那樣用近百年甚至幾百年的時間進行理論磨合和信仰構建，這必然會造成我國法治實踐在精神和行動上的「消化不良」現象，主要表現為立法不良、司法不公、執法不嚴、守法不誠、監督不力的失衡、失調、失序現象。 立法在內容上缺乏科學性、實用性、操作性；司法在過程中缺乏公開性、公正性、公平性；執法在實踐中缺乏嚴肅性、嚴格性、文明性；守法在行動中缺乏誠信性、主動性、自覺性；監督在落實中缺乏實效性、實質性、具體性。 「政府權力越位、錯位、缺位導致微觀經濟活動受干預過多；導致權力尋租、行政效率低下，投資消費失衡、重復建設、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嚴重的社會問題。
（四）法治建設的根基不牢不實
法治建設總體目標的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中國法治建設一貫採取「自上而下」的建構主義模式。 學術型、精英型的立法模式與廣大中國法治實踐者存在著不同的話語體系，欠缺話語溝通平台的基層法治實踐者只能繞過成本高昂的法治解決途徑，運用老百姓自己的「智慧」尋求一套有利於法治體系外的法律規避式的潛規則。 法律規則與法治現實的脫節導致了中國法治建設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不同層級中的發展不平衡。 尤其是在基層領域，法治狀況存在著大量的嚴重問題，法律制度的貫徹程度較為有限，民眾的法律意識普遍淡薄，法治建設的基礎不牢不實，發展很不平衡。基層正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點與難點。
這種發展不平衡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一些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思想深處的認識基礎不牢不實。 上級機關與領導人員對於法治建設的認識模糊以及重視不足，直接導致法治理念的貫徹與法治實踐的推行缺乏足夠的動力與支撐。二是群眾基礎不牢不實。法律法規雖然明存於紙上，但是無法得到廣大群眾的廣泛認同與深入理解，許多群眾不信任法律，不尊重法律，不遵守法律。 三是基層基礎不牢不實。 就總體而言，越是接近於行政級別頂端的領域和地域，法治效果越好，越是貼近基層的領域和地域，法治的貫徹就越不充分。四是行業基礎不牢不實。許多行業的實際運行更加依賴行業內部的各種「潛規則」，而偏離法治的軌道，甚至排斥法治力量的介入，大搞「獨立王國」。 五是法治隊伍基礎不牢不實。 法治的順利推進應以高素質的人才隊伍、專業隊伍為基礎，而當前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執法機關、法律監督機關的工作人員在整體上還遠未達到應有的水準。
（五）法治的權威信仰亟待提升
現代意義上的法治源自西方，而西方世界也經歷了從對法治的美化甚至神化，轉而跌入法治神化破滅、「禮崩樂壞」的社會陣痛過程。 法律應該被信仰，法治應該成為社會機制中的權威力量。 中國真正的法治信仰構建的圖景應當是，民眾的個人價值與法治的核心價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與統一性。 民眾的法治信仰應該是民眾內心洋溢出來的，法治權威應該是民眾自願崇拜並推崇的。
反觀現實，中國法治力量在民眾心目中的權威遠未樹立起來，人們在遇到社會糾紛與社會矛盾時往往寄希望於「托熟人」、「找關系」、「走後門兒」等非法治途徑的「潛規則」，而對司法、執法等法治力量缺乏起碼的信任與依賴。 在司法領域，公信力缺失的情況尤為嚴重。 正如澳大利亞大法官馬丁所言：「在一個秩序良好的國家中，司法部門應得到人們的信任和支持。 從這個意義出發，公信力的喪失就意味著司法權的喪失。 」長此以往，理應成為基本社會治理方式的法治就會逐漸因失去社會民眾基礎而被邊緣化、空洞化，這無疑對法治中國建設構成了巨大的威脅。
（六）法治「硬的一手」運用不夠
法治作為一種國家治理方式與社會治理機制，在途徑和手段上既要有「軟的一手」，也要有「硬的一手」，既要有柔性的一面，也要有剛性的一面，二者都要靈活掌握、適時運用，不可偏廢，共同服務於法治目標的最終實現。 忽視軟和柔而片面強調硬和剛，抑或忽視硬和剛而片面強調軟和柔，都是錯誤的。 就當前法治中國建設的現狀來看，尤其要注意，法治理不可失之於軟，失之於柔，失之於弱。 對人民應愛之又愛，對敵人要恨之又恨。 對於踐踏法律、破壞穩定、危及整體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行為，法治力量不能毫無聲息、視而不見，要充滿自信，該出手時即出手，並正確運用有利策略，分化敵對陣營力量。 要始終牢記，對不法分子和不法現象的姑息，就是對損害社會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縱容。 要堅決克服模糊認識，要有執法的底氣，要充滿自信、理直氣壯地把專政的一手用起來，把刀把子的一手用起來。 剛性嚴明、嚴格執法與野蠻的粗暴執法涇渭分明，與現代文明並不矛盾。
三、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建議與對策
（一）把法治中國建設提升到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以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法治中國雖然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重視，但是沒有將其上升到一個應有的重要地位。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宏偉藍圖中，法治中國所應扮演的重要角色，有待進一步加以明確。 只有將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地位明確下來，向權力機關與社會公眾宣示其極端重要性，才可能真正將法治的理念與精神貫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聯系緊密。
在具體的理論建構中，可以考慮將法治中國建設與「五位一體」建設相並列，以使其獲得全局性、根本性、長遠性、基礎性的重要地位。 我們也可以進行充分的論述，在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高度重要性的同時，倡導將其滲透、貫穿於「五位一體」建設的各個環節之中，明確提出：沒有法治中國建設的順利推進，「五位一體」建設就不可能獲得保障和成功。 具體來說，第一，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性應進一步得到提升，引起全黨、全國、全社會、全體人民的高度重視；第二，要對法治中國建設進行權威的理論定位，使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獲得重要地位；第三，應通過各種途徑，使法治活動成為每個公民工作、學習、生活不可缺少的內容。
（二）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走中國特色法治道路
中國的法治道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必須具有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與要求。 在學術氛圍日益「西化」與部分學者盲目崇拜西方社會法治理論與經驗的背景下，我們更要著重強調法治中國建設所秉持的「中國特色」。 西方社會的法治建設確有可資借鑒之處，但其成功也是根植於西方社會的歷史傳統、基本特點和固有屬性而來的，並非依靠某種學說觀點就能即刻點石成金。 「凡是法治搞得比較成功的國家，無一不是較好地堅持了法治規律與本國國情的創造性結合。 」
對於中國法治道路的選擇，一方面，我們要擁有兼包並蓄的寬廣胸懷，只要是有益的文明成果，我們都可以加以吸收與借鑒；另一方面，我們更要堅守「中國特色」的基本思維路徑，始終追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指引，緊緊圍繞中國的社會性質、民族傳統與現實狀況，切實著眼於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紮根客觀現實，把握時代規律，不管風吹浪打，不怕說三道四，決不時髦獻媚，堅定不移、充滿自信地將中國特色法治道路堅持下去。 法學教育的課堂，學術理論的陣地，各級各類社會科學規劃項目的課題確定，立法、司法、執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等職能部門，都要切實糾正在法治道路問題上存在的偏差。
（三）全面加強符合國情的法理論建設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是對未來的理性謀劃。 任何社會實踐活動，沒有科學的理論來加以指引，都不可能獲得預想的效果。 經過長期努力，法治中國建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存在著不少問題。 這些問題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源於法的理論建設還不完備，還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 從整體上看，當前法理論的最大問題在於很多學說觀點與現實存在較大的脫節，使得看似科學的法學理論及法律規定在實踐中無法收到良好效果。 因此，在全面加強法的理論建設的過程中，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倡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本導向。 反思當前法理論研究現狀，不難發現，「表面繁榮、實際貧困」。 空泛、繁復、玄奧、花俏、重復、媚外，缺少適合國情、自主原創、能夠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意義和價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我們在法學研究中應充分強調實證研究的重要意義，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堅持「實踐出真知」的基本原則，注重法治調研與對策研究，以客觀效果為歸宿考量相關法律理論，全面糾正「書齋裡面出學問」與盲目崇拜西方學說的理論建設思路。 法治中國建設真正需要的是內生性理論，它是從中國本土自生自發的法治現象中抽象出來，經過理論提升後形成的規律性結論。 對此，一要加大投入力度，對於具有強烈現實意義與實證效果的研究活動應給予充分的資源投入；二要加大導向力度，在學術界與實務界充分樹立注重國情和立足現實的基本導向；三要加強實證研究，鼓勵現實研究與國情探索，摒棄坐而論道和崇洋媚外；四要加強基層實踐調研，充分重視法治在基層的運行和影響；五要突出法治經驗的提煉，及時總結與推廣有益的成形機制與實際做法；六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型人才的培養、使用，充分發揮這些人才的作用，建構復合型法治人才庫。
（四）重建符合中國國情、基於平衡的法學理論大廈
對於當前的法治中國建設， 我們應在法治運行的各個環節大力倡導和體現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利、權利與權力、權力與義務、權力與權力、義務與義務平衡的法理觀，切實解決社會各領域嚴重失衡的問題。
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領域的嚴重失衡，都有賴於法的平衡治理。我們還應深刻地認識到，從義務法、權利法到平衡法是法的發展規律，社會主義法是平衡法，平衡理論是對傳統法學理論的新發展，平衡是法的總特徵，平衡是法的內在力量，平衡是法的核心價值，平衡是良法的靈魂，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平衡是法的本質體現，法是平衡之法，法治是平衡之治，法學是平衡之學。 只有在平衡法理觀的理念統御下的法治中國建設，才會被納入有序發展和健康發展的軌道上。
（五）注重立法的系統性、統一性、適用性、操作性
法治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立法、執法、司法、守法、法律監督、法學教育，任何必要環節都不可或缺。
立法的科學與完備，是良性法治過程的起點與前提。法律規定與法律制度本身就存在問題，立法後的司法、執法、守法、法律監督環節就不可能正常運轉下去。 中國法治的諸多問題，均與立法缺乏科學性、操作性密切相關。 注重立法的系統性，就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時將法律視為一個系統，統籌兼顧地考慮其中的每一個要素與問題。 不論是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而言，還是對於某一部具體法律而言，都要仔細考量其整體與部分之間的協調關系，要通過設計使其內部的各要素協調一致，共同服務於整體目標的實現。 注重立法的統一性，就是要求同級的法律法規之間以及不同層級的法律法規不能在內容上相沖突，不能在指向上相矛盾，否則就會使執法者、司法者及守法者陷入不知所措的尷尬境地。 注重立法的適用性、操作性，主要是指不論法律規定本身多麼符合邏輯、多麼完整和嚴謹，如果在實踐中不接地氣，不能被有效適用、操作甚至根本落實不到社會生活中去，也都是徒勞無功的。 因此，密切著眼於法實踐的環節，是立法工作的重要前提。 《勞動合同法》、《新刑訴法》、《婚姻法》等法律都或多或少存在脫離實際、不接地氣的遺憾。 我們必須明確反對立法上脫離實際的「精英路線」，積極倡導符合實際的「群眾路線」。 對於立法主體，要設定嚴格標准，要求其具有實際的法治理工作經驗或生活經驗。 例如，簡單的經驗告訴我們，沒有接觸過婚姻的未婚者，怎麼有能力參與到《婚姻法》的制定、修改與實施中呢？
（六）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法治中國建設的推進在效果上是順利而卓有成效的，在方式上主要是「自上而下」的，依靠權力機關自上而下地「推行」來實現法律制度與法律治理的運行。 但事實上，更為科學與更為合理的法治模式應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模式的密切結合，沒有權力機關的主導，科學的立法無以產生，而缺失了民意的基礎與民眾的反饋，法治也無法得以有效推行。 因此，我們應採取各種措施，充分調動全民參與法治建設的積極性與主動性，要將法治事業、法律活動與廣大民眾的切身利益緊密結合起來，要讓廣大民眾充分理解到與切身體會到，法治事業需要他們的深度參與，法治活動需要他們的意願來加以支持和推動，法治過程不僅僅由立法機關、司法機關與執法機關來加以主導，更要由每一位社會成員來加以主導。 「要使每一項立法都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擁護。」「維穩的前提必須是維權。 」
如此，法治中國建設的民眾基礎才會不斷地得以擴大，法治中國建設的進程才會更加順利。
（七）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
法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機制與國家治理方式，並不是獨立地在社會領域與國家層面發揮作用的。 我們研究與推行法治中國建設，不能將法治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與獨立的體制來進行考量，而要充分考慮到法治中國建設的社會氛圍與具體環境，處理好涉法工作部門與其他部門、法規范與其他社會規范的關系。 法治中國建設若想在社會領域得以順利推行，其前提在於社會公眾對法律擁有普遍的敬畏和堅定的信仰，進而在全社會范圍內營建敬法、信法、用法的有利氛圍，將法治、政策、習俗、信仰以及道德等充分加以融合，共同指引和規范人們的行為。 正如伯爾曼所說：「沒有信仰的法律將退化成為僵死的教條，而沒有法律的信仰將蛻變成為狂信。 」在以往的法治建設中，我們更多地將思路局限於法律制度建構本身，更多地爭論於某項規定是否科學和合理，往往忽略了法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規范總體上在社會實踐中被人們認可、接受與應用的程度。 因此，非常有必要將「大力營造敬畏、信仰、遵從法律的社會氛圍和環境」納入今後的法治中國建設的各項工作當中，並認真對待法治文化建設，「法治文化應是貫穿法治中國建設的一個重要的軟實力和潤滑劑」。
（八）切實提高法治隊伍建設的專業水準
沒有一支忠誠、敬業、專業的法治隊伍來踐行法治，沒有千千萬萬具有高素質和高水平的法律從業人員來操作法律，再科學、再完備的法律制度也只能止步於各種規定之中，再宏大、再高遠的法治理想也不過是紙上談兵。 因此，我們必須採取各項措施，加大人力、物力、財力的投入，切實提高立法、司法、執法、法監督法教育主體的職業意識、專業素質和業務能力，嚴格准入標准，精心進行培育，將培養、使用法律人才的目標落到實處。 同時，要全面推進司法體制改革，保障司法獨立性，完善司法工作人員任用制度。
當法治中國建設事業在擁有了一支具有很高專業水準的建設隊伍時，其不斷進步與發展即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動力與堅強有力的支撐。
（九）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自由裁量空間
法治中國建設的有效推進，要靠良法的有效實行，良法的有效實行，要依賴法治主體的具體操作。 法作為一種行為規范，不可能窮盡規定社會主體可實施的所有行為，不可能覆蓋社會領域中出現的所有現象。 這就為法治主體的自由裁量空間提供了現實依據，也為權力尋租腐敗空間的存在提供了各種可能。 如果運用得當，自由裁量權能夠很好地溝通形式正義和實體正義。 但是，如果自由裁量權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並未鞏固，那麼這種權力反而會削弱法治的力量。
對此，我們必須真正加強法定程序制度設計，合理確定立法者、司法者、執法者、法律監督者等法治主體進行自由裁量的空間，在基本層面和技術層面想方設法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牢籠。
（十）充分認識法治中國建設的系統性、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在以往的法治中國建設中，我們往往依賴「運動式」的建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長期性、艱巨性。 事實上，法治中國建設涵蓋的領域十分寬廣，涉及的矛盾十分復雜，面臨的任務十分艱巨，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也不可能有一用百靈的靈丹妙葯，只能依靠我們下定決心、腳踏實地、逐步積累、立足長遠地漸進推行。 事實證明，「運動式」的法治中國建設無法實現其最終目標，而只會為形式主義、犬儒主義提供大行其道的空間。 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法治中國建設不是一時的「運動」，而是一項長期堅持的系統工程。 法治中國建設的復雜性與全面性，要求我們開展的法治事業必須涵蓋社會的各個領域、各個階層、各個群體，既要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又要秉持時不我待的作風，堅持法治建設要「從娃娃抓起、從現在抓起、從全民抓起、從領導機關、領導幹部抓起」。
同時，要深入研究法治建設的特殊規律和特點，有針對性地研究、確定法治建設的具體措施和方式方法，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研究和解決，真正在取得實效上下真功夫，日積月累，長期堅持，必見成效。 具體來說，一要系統謀劃法治方案，明確法治建設的戰略目標、重點任務、保障措施、主要途徑、破解難題、注意的問題，不能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要運用系統思維統籌兼顧地考量法治建設；二要下真決心與大氣力，在社會輿論導向上充分強調法治中國建設的高度重要性，在資源上捨得投入成本，光說不練只會空談誤國；三要持之以恆、常抓不懈，充分做好打持久戰的思想准備；四要上下聯動、全員發動，同時獲得上層領導和基層支持的法治事業才是法治中國建設的正確指向；五要深入探索內在規律，注重策略方法，只有準確把握規律才能全面推進法治全局，只有靈活運用策略方法才能有效解決法治問題，最終在動態平衡中引導法治中國建設事業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