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與法治的關系論文
什麼是法律？法律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的行為規范；是由國家立法機關制定或認可的；是對社會成員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是以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行為規范。所以我們又常常把法律稱為「國法」。
因此，一直以來，法律給我們的感覺就是很遠的。其實，法律就在我們身邊，因為法律與道德是分不開的，那麼法律與道德的關系又是什麼樣的呢？
有這么一個故事：
某村的張大爺一生操勞，撫育了六個兒子，他用全部財力和滿身疾病換來了兒子們的成家立業。長子承包村裡的魚塘，一年純收入三萬余元，但對老人卻「一毛不拔」，其他幾個兒子也拒絕贍養老人。張大爺孤獨地住在村外簡陋茅屋裡，靠鄰里接濟度日，也無錢看病，村委會幹部多次出面調解，要求六個兒子共同贍養老人，但六個兒子卻互相推脫，老人的生活一直無人照顧，村裡人對此義憤填膺，主動幫助老人打官司。法庭調解無效後，判決六個兒子每年共同支付張大爺三千元贍養費，共同承擔醫療費用。
這樣的故事經常在我們身邊發生，在道德無法差遣人們去負起應負的責任時，法律就會體現出它的強制性。
大千世界，紛繁復雜，法律制定得再多，也不能詳盡地規范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法律可以嚴禁遺棄、拒絕贍養老人的行為，但卻無法使人們自覺地尊敬老人。道德則涉及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深入人們的心靈，以特定的方式在更廣的范圍內約束人們的思想和行為。
所以，法律與道德是相輔相成的，法治與德治同樣重要，必須把兩者結合起來。現在的中國便是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其根本目的就是為了保證人民群眾真正成為國家的主人。因此，我們應為自己是中國人而感到驕傲。
那麼，我們青少年該如何護法、維德呢？
我們應該要增強法制觀念，自覺地守法、護法，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質和道德水平。以此，來維護法律與道德。
⑵ 關於社會主義道德與依法治國的論文徐玉玉
以下是我本人在博客上寫的一篇有關社會主義德治與法治的帖子，因字數所限，摘錄重點片段，希望對你有幫助。
論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法治」與「德治」
本文的目的，就是試圖從「法制」與「德治」或者說「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本質，去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要弄清法律和道德的本質。
所謂法律，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觀點，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即把統治階級的意志上升為國家意志，是國家統治工具。
所謂道德，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人們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道德往往代表著社會道德是指以善惡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人的行為，調整人與人之間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相互關系的行動規范的總和。道德由一定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並為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服務。不同的時代，不同的階級具有不同的道德觀念。」如此，我們暫且拋開道德的階級性不談，可以簡單理解為道德的基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共同生活及其行為的准則與規范，也可以說道德體現的是人民大眾的意志，是廣大人民的意志體現。
據此，我們可以進一步理解，所謂「法治」即「依法治國」，就是用統治階級的意志治理國家。所謂「德治」即「以德治國」，就是用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動大眾的意志治理國家。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法律作為「國家統治工具。」實際上就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
我們接下來再看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二者的關系。
首先，我們任務以中國為例，按照《憲法》中「工人階級是國家的統治階級」，中國的法律是以共產黨為代表的廣大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那麼，在社會主義國家，法律作為統治階級即工人階級的意志體現，無法滿足人民民主專政的需要，而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又是占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廣大勞動大眾意志！所以說「德治」，無疑成為社會主義條件下真正實現人民民主專政的必須！
綜合以上，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依法治國」和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專利（如果對此感興趣的話我們以後可以專題探討）;「以德治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建設的應有之義！是社會主義國家真正的主要特色之一！「以德治國」無論從概念或內涵上都已經包括了「依法治國」的意思！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單純建設所謂「法治國家」或「法治社會」如果不是別有用心，也無異於痴人說夢！
⑶ 在中國,我們常談德治與法治。你認為此兩者關系為何為什麼（1100字以上作文）
德治是實行法治的根本保證。法與德均屬規范人們行為的社會上層建築，兩者既有區別又有聯系。道德的實施不是憑借國家的強制力，而主要依靠社會輿論和傳統力量以及人們的自覺來維護；法律則通過國家的強制力來強迫人們遵守。無論從立法還是司法實踐中，都離不開社會主義道德的保證，再完備的法律都是靠人來執行的，特別是對執法者來說，如果道德水平低下，就會把法律作為謀私或滋生腐敗的工具和土壤。法治與德治的實行，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吏，以德治官，從而推進整個社會法治與德治的實行。通過對違法犯罪行為的制裁和對合法行為的保護，既可以培養人們的守法意識，又可以提高人們的道德觀念。法律規范必須有道德作為基礎，同時道德狀況制約著立法的發展，道德水準的提高，會為法的制定創造條件，對法的實施起促進作用。法治與德治的結合，才是完備的治國方略。
德治既是治國的手段，也是社會發展進步的目標。從個人的角度看，人的自我發展很重要的內容是人格的自我完善，而人格的完善主要依賴於道德水準的提高，一個道德水準低下的人是不會有健康人格的。同時，道德與法治比，它是人類社會一個永恆的概念，只要人類社會存在，就離不開道德的規范。而法治則是歷史的范疇，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它就會自然消亡。從這個角度上講，德治的意義更加廣范、更加深遠。
實現法治與德治的結合，需要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這種道德體系要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以集體主義為原則，以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為基本要求，以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為基本內容。還要堅持尊重個人合法權益與承擔社會責任相統一，堅持注重效率與維護社會公平相協調，堅持先進性要求與廣泛性要求相結合，堅持道德教育與社會管理相配合等等。
⑷ 德治與法治的論文
摘要：法治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中沒有統一的定義，「依法治國、舉措而已」、「君尊則令行」則是古代法家所述。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以德服人是傳承的文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人類關於法、德的經驗和原理，揭示了法治、德治的含義與構成，法治及德治的歷史和實踐表明，法治之法應具有道德性，法治離不開道德。但法治是現代化社會的主流控制模式，是未來中國的必由之路。而為了促成法治的實現，從中國的社會實際出發，必須加強道德建設。從中國當今的實踐出發，從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刻反思中找到德治與法治互相契合的現實合理性。關鍵詞：法治；德治；社會控制模式引言：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運用什麼樣的社會控制模式來管理當今社會，來促進新世紀發展進程中中國的各項社會事業，概括起來講，有法治和德治兩種典型的模式。用法來治理國家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如果沒有德治因素的存在，那樣是否能夠給我們帶來理想的社會？本文主要對法治與德治的相關問題進行一些必要的探討。一、法治的含義、特徵和歷史演變（一）法治的含義法治是什麼，在當下中國法學界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英文中，與之相對應的常見詞有：「rule of the law」、「rule by law」、「government through law」等。這些詞的含義分別可以譯為「法的統治」、「依法統治」、「通過法律的治理」。由此，法治應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模式，是指人們通過或主要通過法律對國家的治理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中國古代法家提倡的「法治」古代中國法家曾提倡的「法治」，強調以國家暴力為後盾的法律的作用，認為法律的強制手段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統治方法；強調只要有根據統治階級的意志所立的法，並堅決貫徹實施，就能輕而易舉地治理好國家，即所謂「依法治國，舉措而已。」⑴基於好利惡害的人性論，他們認為必須依法為本，使法、勢、術相結合；為了法律的推行必須建立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政權。他們的「法治」是封建君主專制政體下的法治，盡管他們說維護君權的目的是為了實行「法治」，即所謂「君尊則令行」，但由於君主手執權柄，有權立法也有權廢法，即便隨意立法也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而對此法家只能曉之以利害。因此，法家的「法治」根本不等同於後來西方資產階級提出的與民主制度相關聯的「法治」。而歷史亦以秦王朝的迅速覆亡證明了法家「法治」的不可行。（三）現代法治的特徵現代意義上的法治來源於近代西方法律文化。法治是民主政治的產物，發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法治和憲政緊密相連，沒有憲政就沒有法治；法治的核心不只是國家通過法律控制社會，而且它本身也要為法律所支配；法治最基本的原則是「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既是一種治國方式和社會控制模式，又是一套價值系統，目標是理想社會生活方式的建立。（四）法治的構成要件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曾對法治作過相當經典的解釋：「法治應包括兩種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秩序獲得普通的服從；而大家要服從的法律本身又應該是制定良好的法律。」⑵這揭示了法治構成中兩個最基本的要件，即法的普遍性和法的優良性。由於亞里士多德生活於並且也贊成將人分等級並視之為公平、合理的社會，所以我們應賦予他法治構成的框架以新的內容。在現代社會，所謂法的普遍性，即是人們平等一致地遵守而且是嚴格遵守已有的法律，實質是法律至上；法的優良性應是被遵守的法律含有民主、公平、自由、人權等這些最基本的人類價值觀，也即法的正義性。隨著法治的實踐展開，後世學者對亞里士多德的法治觀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在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上有了擴充。法治的形式要件至少包括法制的統一性、法制的一般性、規范的有效性、司法的中立性和法律工作的職業性；法治的實質要件則外化為以下制度和原則，即權力控制與制衡、國家責任和權力與責任相統一、權利保障和社會自由、公民義務的法律化和相對化；同時，法治還有以下精神要件：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等。⑶（五）法治的歷史及其發展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形成於近代西方，但其精神和傳統可以上溯至古希臘。古希臘尤其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和法治達到了古典世界的輝煌，其在公民范圍內實現了較為徹底的民主和法治，但人的等級性劃分和奴隸制度的存在，又使它與現代世界的民主和法治有了分野。⑷然而古希臘已在思想上和傳統上為後來所有類型的西方民主和法治奠定了基礎。羅馬繼受了飽含法治精神的希臘理性法思想。羅馬從王政到共和到帝國初期，不僅創制了龐大的法律體系，而且將法制的精神貫徹於法律之中，其中體現人的理性的平等、意思自治和權利的私法可謂是對集中體現於公法領域的希臘法治精神的弘揚和拓展。⑸進入帝國後，皇權對法制精神的破壞和干擾很大，但歷史形成的傳統未曾消失。中世紀，西方的理性思想和法治精神被籠罩於宗教的帷幕之下，但法律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依然在歷史和大眾中流傳。⑹近代以來，思想家們對權力本質的深刻認識推動著西方法治理論走向完備。「權力就其本質而言是邪惡的，不論其行使者是誰。」⑺但有組織的人類社會又無法取消權力，所以減輕權力對人的傷害的最佳途徑就是給權力劃分界限即「以權力制約權力」；而這一切都需要在體現民意的法律基礎上和框架內展開，也即將權力納入法律，從而使人的安全、財產、自由、尊嚴等得到法律的保障。這條思路引導出來的政治法律制度或者社會控制模式就是法治。為了讓法治成為現實，西方思想家拿出了「分權與制衡」的實施方案，將專制集權制度改造為以權力制約權力的分權體制，通過分權和制衡來實現法治和人權。建構法治的思想和方案是西方文明的特定產物。它一方面源於商品經濟高度發展所引起的社會關系的契約化，⑻同時又植根於希臘的理性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中的人性惡論。人性惡的文化促成人們優選客觀公正的法律而不是主觀性強的道德作為解決糾紛的社會控制方式。社會關系的契約化形成人們事實上的平等和獨立，這構成法治經濟基礎。在人類文明史上，這兩者的充分發達和結合僅限於西方，應該說是世界的特例而不是通例。⑼近代以來，法治文明隨西方文明來至世界各地。現在法治已成為大多數國家的社會控制模式。但顯然各國的法治程度並不相同且各有特色，因而不能簡單地用西方法治的經驗和標准來衡量已發展了的現代法治。現代法治是建立在更廣泛的民主政治、市場經濟和與傳統相結合的理性文化之上的，西方的經驗和標准只是特定的一種，而不是全部或惟一。二、德治的概念和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一）德治的含義如同法治一樣，什麼是德治也有不同的見解。筆者認為，德治是一種對應於法治的社會控制模式。簡單地說是以德治國或者說道德的統治（rule of morality）。即人們藉助或主要藉助道德的作用對社會進行調節和控制而求理想社會的實現。（二）道德的特徵道德是人們關於善與惡、正義非正義、光榮與恥辱、公正與偏私等觀念、原則和規范的總和。道德是一種重要的社會現象，它的內容與評價總是由一定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所決定的。在階級對立的社會中，首先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在社會中占統治地位的道德總是統治階級的道德。不同於法律主要指向人們的外部行為，要求人們外部行為的合法性；道德主要通過對人們內心的信念和思想活動動機的調整來影響人們的外部行為。道德調整的范圍比法律調整的范圍要廣泛得多，幾乎覆蓋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和一切社會關系。道德調整的意義在於要求個人對他人，個人對社會應當履行的基本義務，這種義務的履行並不以行為人取得某種權利為前提條件。道德調整主要建立在社會主體的倫理認同和道德評價的基礎之上，它主要通過人們內在信念和社會輿論的遣責來保證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⑽（三）德治在中西方實踐中的困境道德以向人們發出道德指令來協調相互間的關系。但由於人類艱於自律易受本性影響，由於德和人的品質相聯系，道德特別是個人美德和公共道德便具有了高尚情懷，從而德治也成為一種理想。中國自孔子開始，儒家思想在理想層面上始終以德治為目標，西方哲人柏拉圖在《理想國》一書中揭示他對德治的嚮往。但德治在現實中屢屢陷入困境。在中國，孔子的仁政德治從春秋戰國到漢初能競爭過「重刑輕罪」的法家學說；漢武帝雖然接受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獻言，推行「禮法結合」，但實質上是「外儒內法」，德治的實質已不存在；即使是名義上的德治在晚清變法修律中也不敵西方法治而被取而代之。在西方，柏拉圖中年以後雖然內心固守但實際已放棄理想國的追求，改為第二等的選擇：法律和秩序。他在《法律篇》中說：「人類的本性將永遠傾向於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追求快樂而無任何理性，人們會首先考慮這些，然後考慮公正和善德。這樣，人們的心靈是一片黑暗，他們的所作所為，最後使得他們和整個國家充滿了罪行。如果人根據理性和神的恩惠的陽光指導自己行動，他們用不著法律來支配自己，因為沒有任何法律或秩序能比知識更有力量，理性不應該受任何東西的束縛，它應該是萬事的主宰者，如果它真的名副其實，而且本質上是自由的話。但是，現在找不到這樣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們必須作第二最佳的選擇，這就是法律和秩序。」⑾盡管柏拉圖的《理想國》仍受推崇，但理性的西方文化總將其視為烏托邦，從亞里士多德開始，法治國是人類最理想的國家成為西方的傳統。中西的歷史實踐揭示出人類在法治與德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經驗：作為主要的社會控制模式，德治是一種理想，現實中為法治所代替是必然的。三、法治與德治的關系在現實社會中，社會控制和管理是極為龐大復雜的系統工程，德治雖不能作為主要模式與法治相競爭，但法治從來沒有也不可能代替道德的重要作用。相反，理想的法治必須有道德的支持，這部分是由於法律自身的缺陷，部分是由於道德和法律具有不可替換的互補功能。舉幾個最慘痛的例子：一個是蘇格拉底之死。蘇格拉底是在完全符合雅典法治的前提下，依據當時的法律以民主投票的方式判處死刑的。另一個例子是西塞羅的法治理論和實踐未能阻止羅馬共和國的蛻變，甚至他自己也被殘殺。還有一個例子是在世界公認的優秀的《魏瑪憲法》制度框架下，希特勒通過法定選舉程序上台執政實施專制獨裁。盡管法律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具有高度裨益的社會生活制度，它像人類創造的大多數制度一樣也存在著某種弊端。如果我們對這些弊端不引起足夠的重視或者完全視而不見，那麼它們就會發展為嚴重的操作困難。法律的這些缺欠部分源於其保守的傾向，部分源於其形式結構中所固有的僵化呆板因素，還有一部分源於與其控製作用有關的限制方面。⑿此外，法律乃至法治還有一個更根本的缺陷，即法律不能治本。所以，法律至上但法律並不萬能，因為法律只關注人們的外部行為而無法深入人們的內心世界。僅此就奠定了道德在法治社會中的重要性，況且如前所述其互補性並非僅此而已。法治與德治的關系源於法與道德的關系。第一、法治之法應該有而且必然有道德性。法治是奉行法治國家人民的目標，但不是終極目標，終極目標是人們理想社會的實現。這勢必牽扯涉到人們對理想社會的評判，而人類的任何理想都不可能也不應該與道德相抵觸。一旦法律變成缺德的東西，法治也會成為壓制人類理想的東西，很難想像，這樣的法律能被人們接受，這樣的法治能實現它自己的目標。歷史表明，缺德的法律即使在強權保護之下，也只能行用一時，最終不免背上「惡法」的罵名；而那些具有深厚道德基礎的法律都具有悠久的歷史。例如，民法中關於善良風俗和誠實信用的原則；刑事法中制止邪惡、保護善良的各項規范；憲法中關於尊重人格的人權規范；社會立法中體現人道和仁愛的福利法等，都是符合人類道德要求的良法，因而有堅韌的生命力。第二、法律應具有道德性，並不意味著道德可以直接成為治國的依據，進而將德治與法治在治國層面上相提並論。國家特別是現代國家機構龐大、事務繁多。按西方的設置，立法、司法、行政每一部分都是復雜的系統。這些系統自身內部及其相互之間要保持有序運轉，才能確保國家和社會的正常，稍有紊亂和沖突便有陷國家和社會於混亂之中的危險。避免這樣的危險靠道德是很危險的也是很困難的。首先道德是有爭議的。不同的人對道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個社會中同時存在著不同的道德，即使同一個人不同時間、不同場合、對同樣的人不同的事同樣的事不同的人，都有可能出現道德評判上的變化。其次，道德還是不確定的。道德有部分表現為以信仰、意識、心理和習慣的方式存在，沒有明確成形的表現形式，呈現出不確定性。再次，憑藉輿論和內心，道德雖有一定的甚至強大的壓力，但這種壓力缺乏強制性，這使它的效力受到限制。道德的這些屬性使它難以擔當治國重任。這是因為治國要以制度為依據，國家行為才能達到某種程度的統一性、確定性、連續性和有效性，將社會控制在有序和可預見的范圍內，人們也因此才可能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計劃。而法律本身就是一種制度化的設置，它在一國主權內的惟一性、同一性、確定性、穩定性和權威性，特別是它獨有的強制性，保證了制度的規范和有效，從而成為治國的依據。正如羅斯科龐德所說：「社會控制是需要權力的——它需要用其他人的壓力來影響人們行為的那種權力。作為社會控制的一種高度專門形式的法律秩序，是建築在政治組織社會的權力或強力之上的。但法律絕不是權力，它只是把權力的行使加以組織和系統化起來，並使權力有效地維護和促進文明的一種東西。」⒀法律的制度化、系統性和強制力，使它在與道德、宗教、行政、教育等的競爭中， 成為最有效的治國之具。⒁第三，道德的非制度性並不意味著它未參與治國，雖然就制度而言，道德確實無法成為法律這樣的治國之具，但間接來看，道德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制度，另一方面可以通過對人的塑造而參與治國。良法具有道德性，是從法律角度說的；從道德方面說，法律中的道德性即是道德的法律化，表明這部分法律是由道德轉化來的。人類歷史上相當多的法律是這種情形，傳統中國在這方面最為典型。法律化的道德雖然在形式上已不同於道德，但我們也不能斷然地說道德沒有參與治國；當然我們也不能認為這就是德治，畢竟法律化的德已不是原本意義上的德，法律的屬性已使之與道德有了形式和本質的區別。同樣，接受道德教育和影響的人成為法律職業者，也在一定程序上促成了道德對治國的參與，但我們同樣不可以說這就是德治。第四、道德法律化既指部分道德也是指部分法律。並不是所有的道德可以上升為法律，而法律更不能完全道德化。道德特別是特定社會中的主流道德與法律，在物質基礎、指導思想、社會任務和終極目標上都相一致或相近，因此，它們的內容和功能就有了交叉和重疊，這恰好構成道德向法律轉化的基礎。脫離這個基礎將道德強行上升為法律，不只混淆了兩者之間的界限，造成功能上的錯位，最終也將犧牲雙方。道德是對人的上位要求，建立在人一定的品質之上並以培養高尚的人為目標；法律是對人的下位也即最起碼的要求，隱含對現實中人的理性認識，僅以人的守法為目標。甚至有一種說法：道德的底線即是法律的常規。例如，我們在道德上有樂善好施的義務，但法律上只禁止人們欺詐和傷害他人。又如，婚姻在道德上最好不要離異，但法律上還是允許人們自願離婚。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法治之法雖需要有道德性，但絕不是全部的道德化。法治和德治是兩種互補的社會控制模式，但在現代社會中，法治是主流治國在制度層面上只能依法，道德通過轉化參與了治國，但不能謂之德治，它的主要功能在於育人。因此，依法治國、以德育人，共創理想社會，既是法律與道德在現代社會中的合理分工，又是法治與德治的對立統一。論法治與德治
⑸ 道德法律論文
一直以來，道德與法律問題都是中外學者們所研究的 熱點 。兩者之間既有外在的聯系，又有內在的共性，它們是社會的兩大主要調控手段，其作用及意義更是顯而易見。下面是我為大家整理的道德法律論文，供大家參考。
道德法律論文 範文 一：大學生法律道德與幸福感摘要：隨著我國 經濟 的飛速 發展 ， 法律 的完善日益體現人性化和道德性。道德和法律的關系在新時期下又有了進一步的解釋和完善。同時，法律和道德的密不可分性又反過來有助於提高人們對生活的幸福體驗，即所謂的幸福感在法和理的間隙最近偶那個得到看更好的提高。作為新時期下的大學生，要帶頭學法、懂法、守法，在道德和法律的世界中尋找幸福。
關鍵詞：法律 道德 幸福感 大學生
正文：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繼續，我國的經濟發展以大幅度比例逐年提高，社會各個層面也在不斷的完善和提高中。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我國正在加快融入法制社會。這對置身在未來社會中的每一個人，是無法擺脫法律而生存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場主體都得遵循統一的規則或制度，在這種高度規則化的社會里，“法制手段”將越來越廣泛地運用於我們的現實社會關系中。這意味著，從個體人的日常生活行為到豐功偉業之創造，均離不開一定的 法律知識 或法律技能。當我們以審思發展和關切生活的態度來判斷實踐視域時， 自然 會發現，必備的法律素養，已成為 現代 市民特別是青年學生們立足社會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關於道德和法律的關系。法律和道德的關系是一個值得人們不斷探討和研究的問題。早在古代奴隸制的希臘，畢達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等人就提出要由少數有德性的賢人來治理國家。《牛津法律指南》一書中對道德是如此定義的“道德和倫理與慣例、社會習俗、法律、習慣和輿論的含義是重疊的，一般說來人們可以說，道德是社會所接受的和生活於社會中的階層所接受的行為准則……法律總的說來是確證並強化社會普遍接受的道德行為;在這個社會中，法律控制並否證和懲罰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行為……法律和所承認的道德之間並不是完全符合一致的，所謂道德並不是一部分法律條文或原則性法規，但它畢竟是描繪良心和社會控制良好行為的力量的一種名稱，有時它是與自然法同義的”。可見，法律不是由國家制定的，是自然形成的人與人之間的或者人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准則。而，法律和道德是兩個層次上的東西，法律屬於制度上的范疇，但是道德卻是社會意識形態上的范疇。從唯物的角度上看，道德根源於一定的社會物質條件，即所謂的物質決定意識的原理。恩格斯說過：“一切以往的道德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的產物。而社會直到現在還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所以道德始終是階級的道德。”這表明道德是基於一定的經濟基礎，在階級社會中的道德具有階級性。
但是，法律和道德又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它們都是為一定的經濟基礎服務的，法律是傳播道德的有效途徑，而道德是法律的評價標准和推動動力，是法律的有益補充。沒有道德的法律是冷冰冰的束縛，它只會規定各種人類改做的和不該做的事情，並且對犯錯的人依法進行法律的制裁，這樣的法律註定是不會被人民接受和認同的，註定會被人民所推翻。同樣，只有道德的法律是不完整的，它失去了法律所該有的最原始的意義，對任何人不構成警醒和約束，因而國家也就無法依法治理好它的人民。所以，真正的法律不是完全撇開了道德的范疇，它以道德為依據，並且用法的手段來提高人們對道德的認識。這樣，法律和道德也就可以做到相輔相成了。
然而一個成功的人不僅要具備良好的道德素養，同時也要有相當多的法律意識。沒有法律的約束力，一個人的道德素養無法真正得到實現。只有心中有法的存在，人們在做人行事方面才會有所顧忌，才不會越過法律的界限做出不合法的事情。
現代社會的法律也正朝著人性化的一面發展和完善，法律再不是過去的只講道理不看事情的真相。正是因為法律的道德性，人們的幸福感日益增加。再大力倡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物質條件的改善雖然帶來了很多的新鮮事物，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新的社會問題，人們的幸福感反而日漸減少，再日常生活中，人們要擔心的事情太多，搶劫、偷竊現象屢見不鮮，有的人甚至患上了恐懼症。這在一定程度上就要求國家對有關法律的完善。
前不久看的一部電視劇《我的青春誰做主》中，主人公在十年前犯了法，但他因為害怕受到 法律 的制裁而隱瞞真相十年。十年後，他再也無法忍受良心的譴責和不安主動向警方自首，本以為等待他的是無盡的牢獄之災，但是他卻最終因為證據不足而被釋放。這個案列不是告訴我們法律的不公平性，而恰恰是從側面告訴我們法律的人性化。他是犯罪了，雖然他沒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但在這十年中，他所受的痛苦和煎熬遠超過與法律帶來的。他受到來自自己的和社會各方的道德譴責，在這個層面上，他已經經歷了自己的“牢獄之災”。在這個事件中，法律的人性化和道德性體現的完美無暇。正像劇中的人所說，現在的法律也是講理的，這正體現了新時期下關於構建和諧社會的主題和要求。法律的底線是道德的自我約束，或許正是因為有些人們的道德自我約束力不夠才要求有一種強制力的誕生來調解社會的矛盾，而法律就恰好扮演了這樣子的一個強制力的角色。因而法律也就顯得神聖而不可侵犯，在某種程度上甚至稱成為了一種信仰。就我個人而言，法律應當成為一種信仰。“一個社會公眾對法律的信仰生成相當重要，它是一個國家法治化的關鍵性要素。正因為如此，伯爾曼的至理 名言 ‘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才會廣為流傳，成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們確信的一條真理性原則。”
有了法律和道德的雙重保障，幸福感便也會迅速上升。有了法和德相互作用，社會才有可能出現家家晚上不用閉門的和諧現象。在法律的人性化的旗幟下，人們更確定了社會主義旗幟的正確性，才會對社會主義 現代 化建設充滿信心。當人們致力於建設一個屬於自己的美好時代，無論做什麼都是有意義的，是可以感到幸福的。幸福的定義是什麼?不是說一定要生活富裕了，手裡有錢了，我們所講的幸福要上升到精神層面。幸福就是人們的心理得到了滿足，人們對生活充滿希望和憧憬，至少他有動力去為了美好的未來去奮斗，這就是幸福了。
最後來 說說 關於大學生所要擔負的關於法律責任和道德義務。毫無疑問，大學生是我們國家未來的棟梁， 中國 的未來還要靠這一批特殊的人來創造。所以，作為大學生的我們肩上的膽子著實不輕。思想道德的修養當然是相當要緊，但這遠遠不夠，我們還必須要學習掌握更多的法律知識。在守法的基礎上要充分發揚中華民族流傳了幾千年的美好品德。要學法、懂法、守法，在法制的軌道上，做一個有著良好道德素養的人。
參考 文獻 ：《道德與人的幸福》 《法律知識是幸福快樂人生的保障》《法律的道德性》 《讓你變的更自信》
道德法律論文範文二：法律是否需要道德摘 要 法律與道德問題的討論,最激烈的莫過於實證主義法學家哈特同自然法學家富勒長達17年的一場論戰。實證主義法學派堅持法律與道德之間的分離,即關於法律與道德的分離學說或者分離命題,而自然法學派則主張法律與道德的不可分,即關於法律與道德的不可分離的學說或結合命題。但僅以此定義並未能反映出雙方論戰所具有的現實意識及對待問題的態度。本文試從富勒所著 文章 《實證主義與忠實於法律――答哈特教授》的角度出發,解析其背後所具有的實踐性意義。
關鍵詞 法的道德性 實證主義 良法 惡法
中圖分類號:D9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0592(2010)02-001-02
一、哈特:引出爭論的著力點
在哈特教授發表《實證主義和法律與道德的分離》這篇具有深遠意義同時又備受爭議的論文之前,實證法學派與自然法學派關於法律是什麼的爭論就始終存在,從奧斯丁的“法律命令說”再到邊沁,實證法學派在對法發展不同定義的同時,始終面對著來自自然法學派的批判。但在哈特教授之前,雙方學派的爭論始終未能深層次的展開,而是僅陷入了表面概念的爭執,富勒教授認為,究其原因在於“我們遇到一系列定義性的命令。法律規則是,也就是說法律規則真的是、不過是並且總是,主權者的命令,法官定下的規則,對未來國家力量觸及范圍的預測,官員的行為模式等等。當我們問這些定義的服務的目的是什麼,我們得到的答案是:怎麼還要有目的,除了准確地描述對應於‘法律’這個詞的社會現實,這些定義沒有任何目的。當我們反問道:但是在我看來,法律看上去並不是這個樣子。這時我們得到的回答是:好啦,在我看來就是這個樣子。在此,爭論就不得不停下來。”①
可見在實證主義法學派學者看來,沒有必要太多停留在“法律是什麼”這種純粹的概念性判斷層面,對於一項實際在發揮著作用的事物,無需在它的定義上花費太多的精力,問題總是出現在眼前的,何況即便是不深入探討和爭論關於法律的定義,法律依然作為一種現實的並在不停發揮作用的事物而存在著,太多形而上的爭執無益於現實問題的解決。
然而由於哈特教授的觀點的出現,實證法學派與自然法學派原本淺顯且波瀾不驚的“對抗”關系發生了質的變化。“由於哈特教授的論文,這場討論開啟了新的、富有希望的轉折。現在顯而易見的是,雙方都承認一個主要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才能夠最好地定義對法律忠誠這一理想,並服務於這一理想。法律作為值得人們效忠的某種東西,它一定表達了某種人類的成就;它不可能是權力的簡單命令,或者是在國家官員的行為中才能辨識出來可以重復的行為模式。” ②富勒教授認為,哈特教授的論文及其學術思想坦率的提出了可供實證主義法學派與自然法學派共同探討的論點,即忠實於法律的問題。說得更清楚一些就是惡法是不是法,有沒有發揮效力的基礎,且人們有沒有遵從惡法的義務的問題。
二、富勒:以納粹政權為例,對實證主義法學進行批判
在各種爭論性的文章中,批判對方錯誤最好的方式莫過於以一個鮮明的具有說服力的例證來加以駁斥。富勒教授在他的這篇著作中也是採取了這樣的方式,他以德國納粹政權的暴政為例。因為德國法西斯當政時期,無論是希特勒的上台掌權還是後來通過的許多反人道的立法,皆遵循了當時的法定程序,且得到了國內最廣泛的遵從。富勒教授認為,當時納粹的立法之所以甚囂塵上,原因便在於實證主義法學的關於忠實於法律的觀點從中作崇。“告密者案”是一個非常好的印證,在該案件中如果賦予納粹時期的立法以“正確的、實在法的效力”那麼許多利用該法從事罪惡行為的人就獲得了正當理由並可以此出罪。同時“在整個的納粹統治期間,納粹頻繁運用了一種對美國立法者來說並非一無所知的手段,即制定具有溯及力的法律來矯治過去法律上的無規律性(irregularities)。這種具有溯及力的法律給人印象最深刻的運用是發生在1934年7月3日的“ROEHM清洗”後。③
顯然,在納粹期間由於立法權及立法程序的異化,確實產生了很多罪惡的法令並由這些法令引發了無數的罪惡行為,但這些“法律”之所以當時被稱之為法並被賦予了法的效力,並非像富勒教授所批判的那樣,是全然受了實證主義法學的影響,而是在其背後有更深層的原因。
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首先是具有深厚的哲學基礎的。在納粹盛行之前,德國國內哲學的主流是黑格爾的哲學觀,沉穩、厚重而踏實的學術思想,凝聚了日耳曼民族最精華的智慧同時對全世界做出了無與倫比的貢獻。恩格斯曾稱贊黑格爾為奧林匹亞山上的宙斯。但是,由於當時經濟的飛速發展所帶來的深刻社會變革,黑格爾的哲學逐漸不適合原本並不發達且日益在周邊環境影響下變得浮躁的德國民眾,因此最終黑格爾的思想遭到拋棄,取而代之的是原本在黑格爾時期默默無聞的叔本華的哲學思想。這是一種相當激進並帶有一定暴力色彩的哲學理念,雖然當時叔本華早已離世,但他老人家沒想到在他死去多年之後自己曾經面臨絕望時所寫的書最終成為了國家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後來叔本華的思想被尼采所繼承,並在激進程度上予以了放大。與此同時,德國興起了“概念法學”,事實上這是源自於德國本土的一種法學思想,但其在形式上同實證主義法學派的奧斯丁的思想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後來“概念法學”多被認為是對奧斯丁實證法學的繼承,從而也給實證主義法學蒙上了陰影。富勒教授在引用納粹例證的時候,顯然是接受了這一觀點。
事實上,富勒教授所引用的納粹例證雖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其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他認為良好的法律若能獲得廣泛的支持必定自身存在良好的值得人們推崇的道德性,此種道德可以防止惡法的產生。盡管納粹德國的事例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訂立和遵從惡法所帶來的嚴重後果,但眾所周知 經驗 與歷史需要結合其發生時的背景來理解,只對其某一方面的意義加以放大是一種斷章取義的行為。
哈特教授認為,如果執意要將道德注入法律,就很難避免罪惡的道德向法律的滲透。道德的善惡是具有歷史局限性的,我們事實上很難斷定在納粹時期制定的法律確實完全背離了當時民眾普遍的道德觀,甚至如種族滅絕之類的暴行也由於得到了源於所謂“人種優越”之類的德國民眾普遍共識的價值觀而使行為者避免了良心上的不安。而且記錄顯示,當時的德國並非處於恐怖與混亂的邊緣,相反國力呈現出上升趨勢。且在二戰初期將素有“良法之治”的英國、法國逼到了敦刻爾克的邊緣。由於德國的戰敗,其納粹時期的立法成為了鮮明的反例並為眾多的自然法學派學者所詬病,但二戰的結果若是以德國的勝利而告終,則其在納粹政權時期的制定法事實上則發揮了強大的推動作用。這就返回到了實證主義法學派的關於忠實於法律含義的領地。
因此,富勒教授主張的關於法律需要內在道德性支持的觀點確實無法避免罪惡道德向法注入的情形,而且是否存在普遍共識的善良道德觀實難確定,就算確定,該種善良的道德能否發揮出有利於社會的功效亦存未知。而以當前所認定的罪惡的道德為基礎的法律又是否只起著助紂為虐的作用,亦難以判定。所以,富勒教授關於納粹例證的引用及論證存在著起點上的瑕疵。“法律的終極原因是社會的福利” ,④如果這里的福利像卡多佐所說的,是更寬泛的含義,那麼以此福利為標准檢驗有關法律是否值得忠誠才是具有建設性意義的。
三、道德性還是實證性
值得肯定的是,雖然富勒教授從善良道德的角度出發對忠實法律的意義進行的論述存在一定缺陷,但顯然他的態度是一種“實證的”而非“自然的”。在《實證主義與忠實於法律――答哈特教授》整篇文章中,我們都可以清晰的感受到富勒教授現實的心態。顯然,他與哈特教授的學術之爭並非只停留在概念與概念對決的智識層面,而是一種真正的以現實為出發點的爭論。二人都希望通過對“何為法?何謂良法?惡法是不是法”這一系列概念的闡述,達到影響實質法的運行的目的,從而最大化社會福利。這樣的學術態度無疑是非常可貴的。
富勒教授所主張的自然法和法的道德性的觀點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如根據他所闡述的理論 反思 或構建現行的法律制度,無疑在社會層面是能產生積極作用的。但倘若進一步,能以一種實用主義的心態對自然法的道德概念進行“利用”或“解釋”無疑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在這里引用一個國內的案例進行論證。1999年9月10日遼寧省沈陽市頒布了《沈陽市行人與機動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該《辦法》明確規定:因行人交通違章而發生的機動車與行人之間的交通事故,機動車駕駛員不負責任,由行人負全部責任。隨後,全國20多個大中城市作出相似規定。
該法案在出台後法學界批評聲不斷,質疑的核心在於該法案違背了最根本的立法原則,即權利價值的位階問題。通說認為,以憲法為根據,人的生命權是最高的權利,機動車道路行駛的相關權利不能與之抗衡並成為駕駛員出罪的理由。若以自然法學派所主張的道德性來衡量該法案,這無疑是一條惡法,因為其侵犯了人最根本的自然的權利――生命權。這些批評同時具有現實上和道德上的說服力,該法案在一片聲討中於2003年底被廢除。顯然,從該法案出台伊始其命運就不會有善終,這一事件從發生到結束似乎沒有令人感到意外的地方,但究其過程,卻存在某些值得反思的方面。
我們完全可以設想當初訂立該法案時立法者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規范行人違章過馬路的行為。由於道路承載力的有限性和車輛無節制的擴容性之間的矛盾,國內較大城市多半擁堵不堪。此時在緩解交通壓力方面,交通法規便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對機動車的違章行為實施制裁並不困難,但行人多半有違章的習慣且對其的懲罰往往難以具有操作性,因而在某些情況下,道路堵塞是由行人不遵守交通信號燈造成的。在此種境況下,沈陽“撞了白撞”法案率先出台,目的便在於規制行人違章,疏導交通。如果僅從立法目的看,很難直接下結論說該法就是惡法。因為畢竟其沒有直接剝奪本屬於某些個體的正常權利,行人對於違章過馬路並不是不可選擇的。事實上他們是權衡了守法與違法的成本後才做出了違章的決定,其意志是自由的。自由意志支配下的行為自然應當承擔相應的後果,這里的後果就是有可能被“白撞”。因此,從“撞死白撞法”的實際立法目的和邏輯結構上看,該法並非純粹意義上的惡法,相反還具有良法的基本特徵,如嚴謹的邏輯性。畢竟法只是提供一種為當事人所知的預測結果,而並不表示該行為就必須要發生。我們更有理由相信,當行人在該法規的約束下權衡了利弊、考慮了結果之後,會做出合乎理智的選擇。由此,違章行為便可能得到根治。
但該法案從出台到最終被廢除,聽到的反對聲多來自於位階方面,即所謂自然法的道德方面的批判,而鮮有人能以實踐的眼光來看待並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誠然,該法規確實違憲,而且與普遍的共識亦嚴重不符,但是在聲討和廢止之後,似乎便沒了下文。最終,解決問題的 方法 沒有提出,有建設性意義的法案也沒有出台。在這整個過程中,法律的道德性只被當做批判的武器來使用,而其核心的實用意義沒有得到發揮。因此可以說在當前的環境下,法律道德性的批判僅停留在了否定的層面,而欠缺向否定之否定發展的趨勢,這樣的境況是很令人擔憂的。
四、結語
筆者並非支持諸如“撞了白撞”之類的法案,更非支持將善良的道德性從法的基礎和特徵中驅逐出去,而是希望將二者結合起來。以道德性所具備的天生的同一般民眾善良和傳統的心理相呼應的特點支持實際法的有效運作。如上,雖然廢除原立法符合大眾的評判標准且勢在必行,但問題亟待解決,因此可以修改該法案內容,以他種權利的損失代替生命權,如規定機動車無過錯責任原則,雖令其給予受害者賠償但由官方宣布其免責並對受害人的行為進行否定性的評價,從而使違規者在道德、信用方面遭受不利,承擔痛苦。與此同時,於法規公布時給予法理上的解釋,使之產生公信力,令公眾相信兩種權利在憲法上的同位階性並自覺遵守,從而方能達到良好的現實效果。
總之,富勒教授與哈特教授的學術之爭不僅是智識上的,更是 文化 與現實的,對當今我國的法治建設具有巨大的啟迪作用。
注釋:
①②③[美]朗・富勒.實證主義與忠實於法律――答哈特教授.智識@IdeoBook網.
⑹ 道德與法治小論文怎麼寫
道德是法治的基礎，良好的道德教育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素養，完善的法治教育是社會和諧的重要保障。接下來小編為你帶來情與法的評判觀後感範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我院組織全院師生觀看《道德與法制》節目，讓我深有體會。
雖然只看了兩個小時，但卻從中學到了很多。現在，覺得道德永遠都是必須的，人只為人，就在於有道德，沒有道德的人就會變成獸。
只有道德，人就會變成神。人不能變成獸也變不成神，所以人不能沒有道德，也不能只講道德。真正高尚的道德只是一鍾理想境界。這種境界值得追求，也應該追求。再總有求之不得和追之不及的時候，也總有達不到這個境界的人。而且人數也還不少，因此所謂道德高尚，必須提倡，也只能提倡。不能苛求，既然無法苛求每個人都道德高尚。
那麼，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不道德行為和犯罪行為。就不能提倡。
依靠道德風尚的提倡來消除，只能依靠制度和法律來防範，我們通常說：「反腐倡廉」就是充分意識到廉政要靠道德來提倡，腐-敗卻只能靠法律來鏟除。
所以沒有亘古不變的永恆道德與法律，今天的社會，代表不同利益的統治集團仍然存在，但是他們代表的階級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對應的，不聽的統制集團各有各的階級利益，以及與其相適應的道德，法律是意志的具體化，而道德當然屬於意志范疇，那麼，法律當然反應統治階級的道德觀。
當代的大學生應提高對道德與法制的認識，努力成為一個「四有」青年，做一個對社會中一個高素質人才，就要從現在開始，注意加強修養，磨練意志，砥礪品格，培養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質與法律素質。
聽了「道德與法」報告，我對道德與法知識了解多了，感觸頗深。
在當今社會中，人們難免會遇到法與理、法與情、違背道德的沖突與事件，可人們究竟該何去何從呢?使用違規葯品致使眾多兒童普患「怪病」，這啟示我們要增強法律意識，提高職業道德;也應該學習職業道德意識和職業活動中的法律意識;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要積極貫徹執行國家制定的各項法律，保證少年兒童健康快樂地成長。
「毒針」進校園啟示我們要珍愛生命。我們作為21世紀的新青年應努力學習和掌握基本的法律知識，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不能讓「毒針」再次進入校園。我們只有了解法律法規，又了解法律原理原則等，才能更好地領會法律精神，養成法律思維，運用法律武器來思考和處理各種法律問題。
看了「幸福生活」這個短片，我想到我們應該自覺維護自身利益，但不得損害他人利益和破壞他人生活。
我們身為一名大學生，要充分認識法律規范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正確把握公共生活中的主要法律規范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自覺遵守公共生活中的法律規范，提升自身文明素質，積極維護社會公共秩序，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建設。我們要樹立並提高公共的法律意識，身體力行，從小事做起，從身邊做起，從自己做起，加強法律修養，才能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和諧社會建設中做一個知法懂法守法的合法公民。
我們正處青年，青年時期可塑性大，是人生的起步階段，是品德養成的關鍵時期。我們應該注重思想道德修養，努力樹立正確世界觀、價值觀以及法律觀，對社會發展將產生長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