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地方立法

1. 深圳市有獨立的立法權嗎

深圳有獨立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內立法權。
獨立法權是省、容自治區、直轄市和較大的市根據本地方的具體情況和實際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性法規。在國家制定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生效後，地方性法規同法律或者行政法規相抵觸的規定無效，制定機關應當及時予以修改或者廢止。
優缺點

優點

地方立法權的存在是中央和地方治理分工的需要。地方立法權是地方發揮積極性、更好履行治理職能的制度保證。地方立法權有利於提升立法質量。地方立法權有助於降低立法成本和風險。地方立法權有利於促進地方政府競爭，推動制度創新。

缺點

泛立法傾向明顯，立法繁瑣細密。重復現象明顯，地方特色不足，立法質量不高。在地方保護主義等因素作用下，法律沖突現象突出。

2. 深圳立法臨終搶救由患者說了算 家屬不再面臨抉擇

深圳立法臨終搶救由患者說了算深圳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近日，深圳市七屆人大常委會第十次會議表決通過《深圳經濟特區醫療條例》修訂稿，其中第七十八條在「臨終決定權」上做出了大膽突破，規定如果病人立了預囑「不要做無謂搶救」，醫院要尊重其意願，讓病人平靜走完最後時光。由此，深圳市成為全國第一個實現生前預囑立法的地區。
尊重「生前預囑」：「要不要搶救，病人說了算」
該條新法規，對於不堪忍受過度搶救之苦的臨終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將死，個人意願既難以表達，更難得到尊重。尤其當各種導管插進患者身體後，患者說話交流的機會喪失，想表達想法幾乎不可能，即使因過度搶救導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動忍受，直到生命結束。
但有了生前預囑則不同，臨終搶救是否採取插管、心肺復甦等創傷性搶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統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這種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擔心醫生和家屬會隨意更改。長期困擾臨終患者家屬的一道難題，也有望從此得到化解。尤其對於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親人而言，盡管患者已處於彌留之際，若不「盡力搶救」，對己怕留下遺憾，將來自責「是我害了老人」；對外則擔心留下把柄，怕人說不孝、捨不得花錢。倘若老人有多個子女，主張「放棄搶救」的子女，還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責。在這些傳統觀念、社會輿論的壓力下，明知任何醫療措施都已經不可能逆轉病情，仍然「不到最後決不放棄」，就成為普遍現象。在此過程中進行的過度用葯、檢查，甚至過度搶救等，不僅加重了自身經濟負擔，也給患者帶去痛苦，對醫療資源也會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費。
家屬不再面臨兩難選擇，醫生也有了定心丸
有了生前預囑，相關決定來自患者本人，並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屬便可以不再面臨這種兩難選擇。同時也給醫生吃上了一顆定心丸。
此前，民間也在大力推廣生前預囑，比如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在業界就廣為人知，其相關網站推出的「我的五個願望」，國內已經有5萬多人填寫。
但這種民間倡導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親屬對此有異議，醫療機構及醫生就可能面臨民事侵權索賠，或者主管部門的行政處罰。這種巨大的不確定性風險，讓醫生不敢做決定。也因此，當患者生命垂危之際，醫院仍秉著救死扶傷的醫學精神，對其進行無謂搶救的情況，並不罕見。通過立法，生前預囑具有法律效力後，醫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選擇，將不再顧慮重重。
「生前預囑」立法，普及全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生前預囑涉及到很多法律和醫學專業概念，患者理解有難度，簽署生前預囑前，要為患者提供專業的指導與服務。創傷性搶救是否值得實施，損害與收益如何評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規范，使之有章可循。生前預囑入法也要避免被惡意利用，比如臨終搶救的醫療開支很大，要謹防健康商業保險誇大生前預囑的作用，等等。
生前預囑減輕了患者的痛苦，減少了醫療浪費，也讓老人的離世從「生死兩相憾」變成「生死兩相安」。當社會自發倡導、患者自行爭取尊嚴死面臨很大的法律風險時，通過立法賦權，患者對臨終搶救的決定權就有了最可靠保障。
生前預囑首次寫入地方法規，相關規則有待進一步成熟完善，但只要探索者多了，探索的時間久了，就會日益累積經驗，最終為生前預囑開創一個科學模式，並使生前預囑得到廣泛普及，讓患者有權選擇臨終搶救方式，能夠少痛苦、有尊嚴地離世。

3. 深圳立法能直接違法嗎

深圳立法不能直接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否則就是違法行為。
深圳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擁有一定的自治權。在深圳范圍內制定的地方立法，必須符合中央和國家的法律、法規，以及《基本法》等相關法律規定。如果深圳的立法直接違反了國家法律法規，那麼相應的立法實施將被視為違法行為，可能會受到法律責任的追究。深圳的立法與國家的法律法規之間存在著上下位關系。國家法律法規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和約束力，深圳的立法需要遵循國家法律法規的指導思想，不得與其相抵觸。如果深圳的立法與國家法律法規之間存在沖突，那麼國家的法律法規優先適用。深圳需要在立法時遵守國家法律法規的限制和約束，不能直接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否則就是違法行為。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是治國安邦的總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權威、法律效力。

4. 全國人大是什麼時候允許深圳市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中國的立法權

1982年底以前，中國有權制定法律的只有憲法確立的最
高國家權力機關——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1982年12月，五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 這部憲法授予
了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部分立法權。同時規
定，國務院 和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等單位，有權制 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
自治條例。後經修改的地方組織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區人民政 府
所在地的市和經過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立
法許可權。

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
委會制定經濟特區各項單 行經濟法規，使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
起「立法試驗田」作用。

1988年，海南省在建省之初便開始享有地方立法權。

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
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4年，全國人大授予廈門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

1996年3月，全國人大授予珠海和汕頭兩個經濟特區地
方立法權。 至此，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和大特
區的海南省享有了地方性立法 權。

我國的地方立法權
狹義的立法僅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法律和相關決定的活動。廣義的立法有兩種解釋，一種是指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和有立法權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規范性文件即法律和地方性法規的活動；另一種是指包括制定法律、法規、行政法規、行政規章和地方性法規與規章在內的所有制定規范性文件的活動，其立法主體除國家權力機關外，還包含國務院及其部門和有立法權的地方行政機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國立法制度採取的是分散立法許可權的模式，縣以上各級人民政府都或多或少地享有立法職權，在其職權范圍內對所轄行政區域內的部分或者全部事務依法行使立法職權來進行管理。在這種立法模式下，提高了立法效率，從中央到地方的立法速度大大加快。
1954年制定新中國首部憲法，確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也是行使國家立法權的惟一機關。取消了一般地方享有的法令條例擬定權，意味著宣告中國絕大多數地方不存在地方立法；它僅規定民族自治地方有權制定自治條例、單行條例。1955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關於授權常務委員會制定單行法規的決議》，把享有國家立法權的范圍擴大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授權常務委員會依照憲法的精神、根據實際需要，適時地制定部分性質的法律即單行法規。1981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廣東、福建省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經濟特區各項單行經濟法規，使其在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起「立法試驗田」作用。
1982年12月，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新中國的第四部憲法。這部憲法授予了全國人大的常設機構——全國人大常委會部分立法權。同時規定，國務院和省、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等單位，有權制定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和自治條例。後經修改的地方組織法又增加了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經過國務院批準的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會、人民政府的立法許可權。「較大的市」的概念及其法律依據源於此。
1990年，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1993年，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1994年，全國人大授予廈門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1996年3月，全國人大授予珠海和汕頭兩個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至此，中國改革開放之初建立的四個經濟特區都有了地方性立法權。

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經濟特區地方立法權以來，我們已制定了近300項地方性法規。在外商投資方面，1997年我市就頒布了對外商實行國民待遇的法規。
在教育法規建設方面，自1992年全國人大授予深圳市地方立法權以來，市人大頒布了3部地方性教育法規，主要有《深圳經濟特區成人教育管理條例》、《深圳經濟特區教育督導條例》和《深圳經濟特區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若干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