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輿情

⑴ 如何加強網路法制建設和輿論引導

抓思想認識，強化網路輿論引導的管理能力。要充分認識網路輿論引導的重要性，領導幹部要做到經常上網，認真聽取網友的意見建議，學會動用互聯網了解輿情、推動工作。要客觀認識網路輿論引導的多面性。在相對虛擬、隱秘的互聯網上，很多人平時在現實社會中不敢說、不方便說的話與事，往往都能原汁原味地展現在各級政府官員面前，這些海量、及時、真實的網路原生態信息，有真實、理性的一面，也有虛假、盲動的一面，對此，我們必須客觀認識、區別對待。
抓重點內容，提高網路輿論引導的工作效能。在網路輿論引導上要重點突出三方面：一是問民意趨勢。絕大多數網民是正直無私的，他們能夠判別基本的是與非、對與錯、忠與奸、善與惡。因此，網民的意見傾向是非常重要的。各級政府要充分利用網路徵求意見建議，掌握民意變化趨勢，並作為決策的著力點。二是求民間觀點。各級領導都要捨得花時間在網上吸取精華，各網路媒體也要盡可能地把精華文字推薦給各級領導，做到不徇私、不唯我。三是汲案例教訓。近年來，網上反映各級政府官員不作為、亂作為的帖子越來越多，這些帖子提醒了我們民眾反感什麼、厭惡什麼，具有很強的警示意義。因此，適時組織幹部學習網路文章、適時用網上的案例警醒幹部，是網路輿論引導的又一重要內容。
抓工作落實，實現網上網下的長期有效結合。一要回復網民制度化。進一步加大對網民有效留言的收集、督促落實和網上回復力度，明確專人，落實責任，規范受理、回復、跟蹤等程序，使網路成為群眾與黨委、政府互動的重要平台。二要解決問題常態化。領導幹部既要「上網訪民意」，更要善於「下網解民憂」。要採取有效措施把網路中發現的問題轉化為現實工作渠道加以研究解決。尤其要解決網民反映的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三要收集輿情日常化。網路輿情信息渠道很多，要進一步完善網路輿情機制，切實加強網路輿情監看、收集、研判、引導、報送、會商、反饋等工作。
抓長效管理，推進網路輿論引導的規范有序開展。網路輿論引導本身只是一種形式，其內核在於政府的工作效能問題。要本著開放的視野、平等的心態、法治的理念對待網路民意,從而推助網路輿論引導工作的規范有序開展。要完善網路法治秩序。進一步加強構建互聯網法治機制；增強「網路社區」的道德約束，實行「注冊參與」，維護正常的網路秩序；堅決打擊網路淫穢色情等犯罪活動。對一些過激的誤導公眾的言論，採取法律和行政手段實行必要的管制。要加強網路監督管理。要建立健全收集、分類、交辦、督查、反饋的網路問政鏈條，實行關口前移、重心下移。

⑵ 電視法治節目怎樣構建誠信社會輿論場

第一，社會誠信體系建設，嚴格意義上屬於社會核心價值體系建設的范疇，在24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就有關於誠信的內容，「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中的「誠信」就是要求公民個人層面要有講誠信的價值准則。

「大眾傳媒已經成為現代觀念形成的重要來源，尤其是電視媒體在引導時代潮流、營造文化氛圍等方面優勢獨具」，內蒙古廣播電視台作為主流媒體，更應該在引導人們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上承擔起重要的社會責任。

2013年3月1日，內蒙古開始實施一項新規：在內蒙古境內闖紅燈及其他主觀故意的交通違法行為，將列為公民個人信用信息，並依法採集。公民今後在求職、購房、銀行貸款等領域如果存在上述不良信用記錄，將受到一定限制。內蒙古電視台《法治專線》播出了這條新聞，第一次讓觀眾感受到了闖紅燈、遮擋號牌、酒駕等交通違法行為會與個人信用、房貸、職業准入掛鉤。電視法治節目正是從這樣的節目內容、點評方向等方面引導全體社會成員從身邊事情做起，從我做起，努力構建一個從公民、法人一體的誠信價值社會圈。

第二，法治節目針對失信者的曝光在社會上形成強大的輿論場，給一些失信者以巨大的輿論壓力；媒體監督和信用懲戒共同形成了一張無形的大網，讓一些失信者感受到失信成本太高，生存空間變小。
在文章剛一開始講到的呼和浩特某小額貸款公司，就是感受到這份巨大的壓力而主動履行判決。而在此之前，法院曾多次送達協助執行通知書，在執行無果的情況下才將該公司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並通過《法治專線》節目曝光。此時，該公司因經營不善正在進行重組，合作夥伴在得知該公司已上失信名單的消息後，立即將准備投入的資金全部撤走，並告知該公司必須在解決遺留問題後再行合作。媒體的監督發揮了作用。迫於法律的威懾和強大的輿論壓力，該公司派人主動與執行法官聯系，要求履行義務。通過法律的約束，失信行為都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對失信行為的規范便有了標尺。法治節目對這一類案件的報道，不僅是對這類失信行為的監督，更是通過這樣的報道在社會上樹立一種人人講誠信，人人珍惜誠信的氛圍，進而推進社會誠信建設。

第三，構建社會誠信體系離不開法治的保障。法治節目充分發揮其傳播功能，使文字化的法律轉移到社會成員的意識中，將誠信意識深植在公民的腦海中。

人的社會化程度越高，人類文明的程度就越高。人的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對法律具有重要的作用，通過法律的強制力來保障社會的有序進步。講誠信是人類社會化程度較高的體現，構建誠信社會體系就是要建立起以誠信為基礎的有序的社會秩序，所以同樣離不開法治的保障。從2013年開始，內蒙古各政法機關和行政執法單位陸續結合自身工作特點，出台了一些針對失信者的信用懲戒措施，為構建誠信社會體系奠定了法律基礎、提供了法制保障。2013年，內蒙古交管總隊和內蒙古信用信息管理中心聯合實施「交通違法行為和個人信用掛鉤」，首次在全國將主觀故意交通違法記入公民「誠信檔案」；2014年8月，內蒙古發布並實施《內蒙古自治區社會法人勞動保障信用失信懲戒辦法》，對不同程度的失信行為實施不同程度的懲戒；2014年，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建立失信被執行人名單庫，全區法院共錄入失信被執行人1124人，同樣，這些失信被執行人在貸款、出境等方面受到限制。在這些信用懲戒措施出台之後，《法治專線》都及時地在節目中做了解讀。這樣的宣傳報道就是對公民進行一次誠信教育傳播，讓社會成員明白哪些行為是失信的，會帶來什麼後果，失信不僅僅是道德層面的行為，也可能會是違法行為。讓人們意識到社會誠信就像第二張「身份證」，良好的信用報告就是一筆無形資產，不珍惜信用記錄將來就可能寸步難行。電視法治節目正是通過對法律內容實質、運作方式的展示來將文字化的法律變成了公民的意識。

構建社會誠信體系是在政府推動下全社會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電視法治節目要充分發揮其傳播功能、監督功能、引導功能，在構建誠信社會體系中承擔起普及法律知識、教化社會成員、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和使命。

⑶ 輿論監督的法治思考

新聞輿論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有關規定確立的。它確定了公民應享有的權利和義務，規定了政府等公共權力的范圍和運行程序。憲法賦予全體公民擁有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權利，而新聞輿論監督是言論自由的表現形式。
法治狀態下的新聞輿論監督，必須在憲法和其它法律允許的范圍內進行。新聞輿論監督權利，不是行政權力的延伸，新聞輿論監督也不是「辦案」。新聞媒介與司法監督、行政監督各有其功能，又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司法、行政監督具有強制性，卻常常追懲於事後；新聞輿論監督雖然不具有強制性，卻有警示、教化於前的功能。二者優勢互補，相輔相成，同是法治狀態下制約監督體系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新聞媒介和新聞人必須把自由和自律（守法）結合起來。言論自由是新聞輿論監督對權力的要求，而新聞媒介自律，則是權利對義務的承諾。法治對社會關系的調整功能，使監督的主客體雙方處於一種規范化的生存方式中。因此，就新聞輿論監督一方的要求來說，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從業隊伍，不僅是現代政治文明的標志，更是社會法治化狀態的必然要求。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還需要以程序化為基礎。合理正當的程序，既是實現公民權利平等的前提，也是政治制度安排的基礎。目前新聞輿論監督制度不完善、監督不力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政府行政權力的運作程序等信息不夠公開，這就造成公共權力同監督客體間形成距離和真空，因而造成新聞輿論監督的「盲區」。新聞輿論監督只有在獲得足夠信息的基礎上，公眾才能做出合理的評價，也才能形成輿論，達到監督的目的。因此，按照程序化原則，推進包括立法、執法和行政管理在內的國家政治生活公開化、透明化，進一步擴大公民的參與范圍，這既是政治生活秩序化的基本要求，也是新聞輿論監督的重要使命。
要實現新聞輿論監督的法治化，就必須完備的新聞法體系。新聞法作為一個體系，當然不僅是一個單項法，而是從根本大法憲法到基本法刑法、民法、新聞法，以及其它單項法律法規、司法解釋等內容構成的一個完備的新聞法體系。這個體系賦予新聞媒介以基本權利，也相應規定了新聞媒介應承擔的義務和責任。就中國法制建設的現狀而言，新聞法律的基礎框架已經形成，但存在體系不夠完善、不夠具體的問題，可操作性自然較差。新聞輿論監督需要立法。因而，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好這方面的立法工作，對於推進新聞輿論監督，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⑷ 中國輿情法制網是騙人的嗎

不像是真的，因為網站管理混亂不像有專人負責。但網站是真的在工信部備案的網站，具體研究會的職能操作的應該是被分包了

⑸ 輿論與法治應該有怎樣的良性互動關系

如何在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過程中，深入推進新聞傳媒輿論監督的版法治建設，以充分發揮權新聞傳媒監督權力、抑制腐敗的作用？趙雙閣撰著的《政治文明視域下輿論監督法治建設研究》一書，對分析和解決這一課題作出了不懈努力，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對策。

⑹ 如何打造良好法治環境，政務環境，投融資環境，輿論環境環境

打造法治政務環境，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抓手。
法治政務環境是一種軟實力和競爭力
政府是法治建設、法律實施的重要主體。建設法治政府是依法治國的關鍵，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實踐證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進政府改革轉型、建設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務環境，能夠為改革發展營造良好環境、提供堅強保障。有人認為，搞法治政府建設、打造法治政務環境，會影響行政效率、拖改革發展後腿。這種認識是不正確的。真正拖後腿、留後遺症、影響長遠發展的，是不依法辦事。缺乏法律約束，就容易出現「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拍屁股走人」的現象。建設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務環境，按照法律規則和程序辦事，盡管有時看似慢一些，但有利於形成共識、避免失誤、減少工作中的矛盾糾紛，從而有效推進改革發展。法治水平、法治政務環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軟實力和競爭力的重要體現。新形勢下，我們要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就必須加快法治政府建設，努力打造法治政務環境。
目標導向要明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求治理體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求治理者具有運用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治理國家的能力，善於運用法治處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等各領域、各方面事務。打造法治政務環境，目標就是使行政機構依法設立、行政權力依法取得、行政程序依法確定、行政行為依法作出、行政責任依法承擔，讓一切行政行為在法律的規范和約束下進行，保證行政權力運用符合法治精神，防止行政權力盲目擴張和濫用，依法保障公民、法人合法權益和公共利益。
法治思維要強化。新形勢下，看一個領導幹部是否稱職，一個重要方面就是看其有沒有法治思維、具不具備法治能力、能不能堅持依法辦事，是否做到帶頭尊法學法守法用法、在法治軌道上履職盡責。領導幹部應用法治思維想問題，使法治思維成為基本思維方式，說話辦事先考慮一下是不是合法；用法治思維作決策，使決策的許可權、程序、手段合法。領導幹部只有切實把法治思維運用到工作實踐中，不斷提高依法辦事能力，才能建設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務環境。強化法治思維，需要建立經常性的學法制度，邀請法學專家講解相關法律知識。新任領導幹部和新錄用公務員應經過法律知識考試和相關培訓。強化法治思維，需要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顧問制度，加強對政府工作中涉及相關法律的研究，為政府重大決策、制定規范性文件等提供法律意見。
重點任務要突出。打造法治政務環境，要突出政府立法制度建設，完善行政法規、規章制定程序，完善公眾參與政府立法機制。對不適應改革發展要求的行政法規、規章，要及時推動修改和廢止。要突出行政執法，堅持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積極推進基層綜合執法，大幅減少市縣兩級政府執法隊伍種類，積極探索和推行跨部門綜合執法。突出對行政權力的制約和監督，自覺接受人大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加強政府內部層級監督、專門監督和審計監督，主動接受社會監督、輿論監督。
責任分工要落實。打造法治政務環境，要完成的任務很多，需要啃的硬骨頭也很多。要明確打造法治政務環境的主攻方向，拓展打造法治政務環境的實踐平台，豐富打造法治政務環境的抓手，集中力量、逐個破解，以重點突破帶動整體工作提升，蹄疾步穩，善作善成。應把長遠目標與階段性目標、重點任務與年度工作結合起來，堅持抓具體、具體抓，細化任務分解，制定落實路線，明確進度要求，做到每一件工作都有具體的時間表、路線圖和責任人，積小勝為大勝。
以政府職責體系和組織體系建設為重點
建設法治政府、打造法治政務環境，就其本質來說是在法治軌道上理順政府和市場、社會的關系，實現政府有效限權、放權和分權，真正形成權力行使有限、政府與市場和社會職能邊界清晰的政府治理體系。因此，其重點是構建符合經濟社會發展要求的權界清晰、運轉高效的政府職責體系和組織體系，明確政府職能邊界，優化權力配置和組織架構，實現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和高效行政。
政府職責體系主要解決的是政府「做什麼事」的問題。職能科學、權責法定，是政府職責體系建設的總體要求。具體而言，與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相適應的政府職責體系應包含釐清權力邊界和強化履職責任兩方面內容。
釐清權力邊界，就是劃定政府與市場、社會的權力邊界，明確政府應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從現階段行政實踐看，釐清權力邊界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管得太多需要「放」，政府應堅定地放權於市場、放權於社會。放權於市場，關鍵是將市場機制能夠自行調節的事情還給市場，加快推進「三個大幅度減少」：一是大幅度減少對資源的直接配置，二是大幅度減少對微觀事務的管理，三是大幅度減少對資源要素價格的干預。放權於社會，關鍵是將社會組織能夠自己管理的還給社會，加快推進「兩個轉移」：一是行規行約制定、行業技術標准規范擬定、行業統計分析和信息預警、行業糾紛調解等行業管理和協調事項，轉移給行業組織承擔；二是對有關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水平能力的評價、認定，以及相關從業執業資格、資質等專業技術管理與服務事項，交由社會組織自己管理。
強化履職責任，就是明確政府在市場和社會管理中應該承擔的責任。政府是責任主體，權力是政府履行公共責任的一種工具。明確了政府的履職責任，也就明確了政府權力的邊界。就地方政府而言，履職的重點是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具體而言，對於市場，政府的主要責任是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保障公平競爭、彌補市場失靈；對於社會，政府的主要責任是加強社會管理，扶持社會組織發展，在公共服務上保基本、補短板、兜底線，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政府組織體系主要解決的是政府「誰來做事」的問題。政府的職能是由具體的政府機構來承擔的，如果僅有職責體系的合理而沒有組織體系的優化，轉變政府職能往往就會成為一紙空文，難以取得實質性成效。因此，需要從縱向和橫向兩個層面著手，在整體上構建與現代政府職責體系相適應的組織體系。縱向職能配置的優化，主要是突破政府層級間「職責同構」的模式，根據權責事相統一的原則，合理劃分政府間管理許可權，減少管理層級，優化政府層級間職責分工和組織架構。對於橫向職能配置的優化，主要是解決同一層級部門間職能配置「碎片化」的矛盾，堅持以職能有機統一為導向，深化大部門體制改革，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
政府職責體系和組織體系分別從理順政府與市場、社會關系和理順政府層級間、部門間關系的角度，架起現代政府治理體系成長的主體框架，構成推進政府治理現代化的兩大基石。這也決定了加強政府職責體系和組織體系建設是打造法治政務環境的重點。

⑺ 輿論監督的法治問題

當代中國新聞傳播事業發展異常迅猛，但是中國規范新聞傳播活動的法律體系卻跟不上現實的需要，急待完善。加強新聞法治的研究不僅是新聞傳播事業的需要，也是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建設的迫切需要。新聞輿論監督影響面廣，反應最快，震動也大。許多久拖不決或處理不公的嚴重違法犯罪案件，一旦在新聞媒體中曝光，就能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甚至全社會的關注，從而使問題能較快較好地解決。中國在監督司法方面做的很多，但新聞輿論監督是一柄雙刃劍，其潛在的副作用也不容忽視。對此，中國法學界一些年輕的法學家一直比較冷靜。
北京大學的朱蘇力教授就曾指出：司法執法機關的活動還是應與社會輿論保持一種恰當的距離，不能過多地強調社會輿論對審判機關的司法活動的監督。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條理由：
（1）社會輿論反映的結論或觀點並不必然公正，歷史上曾確信為正確的、公正的社會輿論事後看來也並非那麼正確和公正。從統計學上看，「好人」和「壞人」在社會中的分布是均衡的，因此以新聞界為代表的輿論界也並不總是公正無私的。（2）法律是一門專門的知識，需要專門的技術，過多強調社會輿論的監督作用，在一定意義上是主張「外行領導內行」。（3）作為特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的民意民心之表現的社會輿論傾向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和流動性，以這種不確定的、流動的東西作為審判機關活動的基礎或准則，法律運行必然會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波動；而相對說來，法律審判機構的專門化和職業化，法律知識的積累和對人生經驗的積累，以及職業規則的要求，都使審判機構相對來說可能更冷靜一些。（4）能引起社會輿論的案件常常涉及到的是政治性的、道德性的問題，對這些案件的政治性的、道德的評價，不應指導更不應替代法律的評價。如果過分強調社會輿論對司法機關活動的監督，更有可能是給具體的審判人員造成壓力，結果將法律問題道德化、政治化，法律的運行變成隸屬於政治和道德的活動。（5）現實生活中，如果涉及司法案件，輿論界大都是依據新聞報道的事實和歷史社會背景，依據社會的道德意識以及實體法常識來評價法院的決定，並且往往是從判決的最終結果來進行評論。而司法判決所依據的必須是現行的法律，依據法律所認可的、本案的事實，不僅要考慮實體法，而且要考慮程序法，因此有些司法判決不可能令輿論界滿意。③由此可見，司法活動與新聞監督還是不能過於「親密接觸」，否則就會影響了司法活動的正常秩序。這就是新聞監督帶來的副作用。

⑻ 下列哪個是屬於法治的作用方式（ ） A. 社會輿論 B. 預防 C. 內心信念 D. 傳統

希望可以幫到你，法律約束他人。故道德由C內心信念來維系道德約束自己。如有用，望採納

⑼ 法制周末有法新輿情嗎

從人治到法制、法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我黨自建國以來，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法制，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吸取了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從建國初的人治，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的從「法制國家"到"法治國家"，其中一字之差，產生了質的飛躍，它包含著新的、更高層次的理論內涵和重大的實踐意義，反映了中國領導人在認識上的統一和重大提高。 法制、法治以及人治是三個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概念。首先，從約定俗成的意義上說，法制和法治兩個概念的用法歷來不同。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它是相對於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其他各種制度而言的。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中國近代資本主義思想家政治家如孫中山等也倡導以民主政治和法治取代封建專制政治和人治，並有精闢論述。尤其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任領導人中，也同樣是在與人治相對的意義上運用法治一詞。 其次，法制與法治兩個概念的內涵不同。法制的基本內涵是指法律以及與法律的制定和實施相關的各種制度（如立法制度、司法制度等）。法治的基本內涵是與人治不同甚至對立的一種治國理論和治國方略或原則。作為一種治國理論，法治和人治探討的是一個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關鍵問題。「法治論」認為，關鍵在於要有一套良好的法律制度，並予以充分實施；「人治論」則相反，認為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是不是賢明，「法律只能作為辦事的參考".主張法制並不意味著否定領導人可以發揮巨大作用，而是認為領導人賢明與否不應成為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所在。作為一種治國原則，「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再次，雖然法治與法制具有內在聯系，即實行法治必須要有法制。但我們不能說有了法制就必定有法治。從人類的政治法律實踐看，任何國家在任何時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法制，但卻不一定是在實行法治，如當年希特勒統治的德國和蔣介石統治的中國也有法制，但都不是在實行法治。 最後，即使在動態意義上理解「法制」，也與現代意義的「法治」相去甚遠。「法制」的動態含義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簡單地說就是有法可依，依法辦事。對此，我們可以提出兩方面的問題，一是有什麼法？「惡法"還是「良法」？二是如何才能保證做到「依法」？「依法」的程度如何？顯然，這些都是動態意義上的「法制」概念所不曾也無法回答的。與此不同，現代「法治」與民主政治密切相關，它不局限於形式或邏輯意義上考慮問題，不單純以「有法」、法律完備為滿足，還要求在價值層面上考慮法律的好壞，而且，作為現代「法治」的一個鮮明特徵，它還強調《憲法》和法律應該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任何組織和個人都不得凌駕於《憲法》和法律之上。因此，現代「法治」要求在法律制定和實施的各個環節上貫徹民主原則，實行立法權、司法權和行政權的分離和互相制約，嚴格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體現法律的正當程序原則。 總之，在中國用法治置換法制，其意義就在於與人治的徹底決裂，法制將真正成為法治下的法制，而不可能是「人治底下的法制」，更不可能再是「法制底下的人治」。倡導法治，反對人治，為解決以下兩個始終困擾著中國政治體制和民主法制建設的根本問題提供了切實可行的途徑：一是長期以來人們總是把國家和社會的治亂興衰主要寄託在一兩個領導人的英明和威望上，因而在指導思想上忽視甚至無視法治的意義；二是權大於法，辦事依人不依法，依言不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