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法治

1. 中國法制史演變的啟示

中國法制史演變的啟示是：法律的發展與社會變遷緊密相連，必須不斷適應時代需求，同時吸收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精華，以推動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

中國法制史的研究揭示了法律與社會、政治、經濟之間的密切聯系。在古代社會，法律主要服務於封建王朝的統治，強調等級秩序和刑罰的嚴厲性。例如，秦朝的法家思想強調重刑主義，通過嚴刑峻法來維護社會秩序。然而，這種過於嚴苛的法律制度往往導致社會矛盾的激化。隨著社會的變遷，法律逐漸轉向更加註重保護人民權益和促進社會和諧的方向。

在中國法制史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傳統法律文化與現代法治理念之間的碰撞與融合。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某些觀念，如“禮法並用”、“德主刑輔”等，強調道德教化與法律規范的相輔相成，這在現代法治建設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傳統法律文化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如特權思想、人治觀念等，也在現代法治進程中得到了逐步的摒棄和改造。

中國法制史的演變還告訴我們，法律的制定和實施必須考慮到社會的實際情況和人民的需求。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面臨著不同的社會問題和挑戰，法律制度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和完善。例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加強了經濟立法，推動了市場經濟的法治化進程；同時，也加強了對人權的保障，推動了法治社會的建設。

綜上所述，中國法制史的演變為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啟示：法律的發展必須與時俱進，不斷適應社會的變遷和人民的需求；同時，要吸收傳統法律文化中的精華，推動法治建設的不斷完善。在未來的法治進程中，我們應該繼續堅持這一原則，推動中國法治事業的不斷發展。

2. 我國古代法制史演變

奴隸社會時期

原始社會末期以祭祀祖先儀式為核心的 「 禮 」 由習慣逐漸演變為法 。

夏朝國家形成伊始，法制尚處草創階段，奉天罰罪的法制觀 《左傳》中記載的 「 禹刑 」 ，大抵是啟及其後繼者根據氏族晚期習俗陸續積累的習慣法。

至商朝，刑法為主體的中國古代法已初具規模，所謂「 刑名從商 」 。

以殘害人體為主的五刑(墨、劓、刖、宮、大辟)在商朝已較為通行，但處刑的手段尚未規范化，還沒有一套嚴格的刑罰制度。

春秋初期，各諸侯國基本上沿用西周的法律。

到中葉以後，井田制遭到破壞，郡縣制逐步取代分封制，王權旁落，政權下移，宗法制日趨衰落，奴隸制瓦解、封建制逐步確立。

由於經濟基礎的變革，階級關系的變化，從而引起法律制度的變革，最重大的改革莫過於各諸侯國公布了以保護私有財產為中心的成文法。

鄭國執政子產， 「 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 」 ，這 是我國古代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典。

鄭國鄧析所作竹刑，便於攜帶和流傳，在法律發展史上又是一大進步。

封建社會初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中取得了政權的地主階級，運用政權的力量先後在各國進行旨在發展、鞏固封建生產關系，建立封建政治的變法運動。

魏國李悝制定《法經》，分為盜、賊、網(或作囚)、捕、雜、具六篇，立法技巧已初步走向成熟 ，可稱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較系統的封建法典，為以後歷代法典的濫觴。

後來商鞅入秦國主持變法革新時，攜《法經》入秦，並在變法過程中將《法經》改編為秦律，以律字取代法字，突出強調法律的普遍適用性、穩定性、必行性，是穩定而普遍的規則，從此以後，中國古代的法典都以 「 律 」 為名。

秦朝建立後，繼續推行商鞅變法以來的法家思想和政策。

其中韓非的以法治為中心 ，法、術 、勢相結合的思想，對秦始皇政權和法制活動影響極大，成為其指導思想。

秦朝法律令名目繁多，體例和內容已經相當完備，司法機構和訴訟制度逐漸形成。

漢朝建立後，蕭何在《法經》六篇的基礎上增加了《戶律》《興律》《廄律》三章，製作了《九章律》，就是通常所說的漢律。

漢朝董仲舒提出的 「 德主刑輔 」 ，剛柔相濟的治國之道，是漢武帝以後漢王朝法制的指導思想。

刑罰制度發生了重大變化，至此中國刑罰制度從野蠻走向文明和進步。

在司法制度方面，有中央和地方司法機構，訴訟與審判制度。

「春秋決獄 」 是儒家文化滲透法制的直接體現，其要旨是：必須根據案情事實，追究行為人的動機；動機邪惡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責；首惡者從重懲治；主觀上無惡念者從輕處理。

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頗有建樹，魏國的《新律》，東晉的《晉律》(又稱《泰始律》)，北魏的《北魏律》和《麟趾格》，西魏的《大統式》，北齊的《北齊律》，北周的《大律》等。

這時期的封建法律形式日趨完備，篇章體例的設置日趨科學，刑罰制度日趨規范，禮律日趨融合，其中《北魏律》為隋唐律典的淵源。

為維護地主階級特權， 「 八議 」 「 官當 」 入 律。

所謂 「 八議 」 ，是指八類人犯罪，依法享有免刑和減刑的規定。

「 官當 」 即官員若犯徒罪，允許其依法以官品與爵位抵罪。

在訴訟制度方面建立了 「 登聞鼓 」 直訴制度。

登聞鼓設於朝堂之外，有冤情者可以擊鼓直接向皇帝或中央司法長官訴 冤，這種制度經過改革，一直沿用至清朝。

封建社會發展時期

承上啟下的是隋朝的《開皇律》，無論在篇章體例和基本內容上， 較以前的封建法典均有顯著 改進，是對秦漢律以來的法律的總結，也為唐律奠定了基礎。

唐朝以「 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 」 為法制指導思想上，將封建立法推向高峰，有《武德律》、《貞觀律》、《永徽律》及《律疏》、《開元律》及《開元律疏》、《大中刑律統類》、《唐六典》 等。

其中《永徽律》及《律疏》合稱《永徽律疏》最負盛名，總結了漢魏晉以則沒來立法和 注律的經驗，不但對主要的法律孫毀納原則和制度從歷史上尋根溯源，說明其沿革，而且盡可能引 證儒家經典，用余歲以作為律文的理論根據。

使 「 疏 」 與 「 律 」 具有同等的 法律效力，從此 「 天下斷獄，皆引疏分析之 」 ，成為統一解釋律文的法律依據。

民事、行政、刑事立法空前完備。

宋朝初年制定的《宋刑統》，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這一時期的法律特點是：確認封建的租佃關系和田宅典賣制度，加強活動對司法權的控制，刑罰更加野蠻，折杖法、刺配之法、凌遲等酷刑的濫用是刑罰制度的倒退。

元朝的立法有《大札撒》、《至元新格》、《大元通制》、《元典章》。

這一時期的法制發展沒有顯著進步，有幾個特點：實行民族歧視和民族壓迫，把人民劃分為高下四等：蒙古人、色目人、 *** 、南人；殘酷鎮壓農民階級的反抗；維護地主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確認蓄養奴婢的合法性；在繼承漢族法律的同時又保留了蒙古族的習慣法。

封建社會後期

明律於唐律比較，大為嚴苛，所謂「輕其輕者，重其重者」。

明太祖以「重典治亂國」為指導思想。

《大明律》增加、充實了加強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的內容，是一部比唐律有所發展的封建法典。

明太祖親自製定《大誥》，匯集了當時用嚴刑峻法懲治官民犯罪的典型案例，制定了新的法律規范，兼有明太祖對臣民的訓誡，直接反映了重典思想。

為調整封建國家各機關權力職責更好地集權於中央，制定了行政法典《大明會典》。

《大清律例》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部封建法典。

《清會典》康熙時仿《明會典》制定《康熙會典》，此後雍正等四朝均加以修訂。

其詳細記載了清朝從開國到光緒朝各級行政機關的執掌、事例和活動原則。

是中國封建時代最完備的行政法規，也是中國封建時代行政立法的總匯。

3. 我國法治發展史簡述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法治」理念是法家思想的最高成就，也是其被稱為「顯學」的重要標志。盡管秦朝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流，但法家的法治精神依然深遠地影響著後世。先哲們對法治的深入思考和不懈追求，留下了寶貴的歷史遺產，值得我們繼承和探索，為今日法治建設打下堅實的基礎。
在儒家「禮治」和「德治」思想之外，法治理念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成型。《韓非子·心度》提出：「治民無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書·君臣》中強調：「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以及「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戰國時期的《管子》首次明確提出「以法治國」的概念，強調政令統一、權威集中，從而簡化了治國之道。法家學派對「以法治國」充滿信心，認為這是治國理政的有效途徑。
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倡導「以法治國」的學術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產、鄧析是法家的先驅，而戰國後期的韓非則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法家所倡導的法治，即以法律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強調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納入法律之中，以此作為國家治理的主要手段。

4. 結合朱元璋歷史法制和人治的區別

一 重典治國政策出台的背景

第一，前車之鑒，吸取元朝滅亡的教訓。元朝統治末期，政治腐敗，綱紀廢弛。官僚系統更是腐朽不堪，「內用聚斂之臣，外興無名之師，嗜利黷武」（1）是當時統治階級腐朽現狀的寫照，民生凋敝，老百姓的生產生活水深火熱。在這樣的情況下，各地起義風起雲涌，迅速瓦解著元朝的統治，最終，朱元璋領導的農民起義軍通過合並、征戰和較長時間的成長，力挫群雄，消滅元朝政府，奪取天下，建立明王朝。朱元璋通過總結元朝覆滅教訓，認為元朝滅亡的最大教訓在於吏治腐敗，綱紀廢弛，統治者失去民心。此外，他認為元朝法律過於寬松，很不利於統治。「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儉也。」「胡元以寬而失，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2）鑒於此，朱元璋決定施行重法，打擊貪官污吏，肅清統治環境，恢復經濟。

第二，鞏固新生政權，促使經濟復甦的需要。明初社會經濟凋敝，百業待興，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政局動盪不安。各種社會安定與發展的難題困擾著明初的政局。朱元璋認為，這是亂世的表現，「刑亂國，用重典」成為他的首選的治國理念，對此，他制定一系列法律制度，推行嚴刑峻法，整飭明初社會經濟環境。

第三，朱元璋的個人經歷和個人性格因素。朱元璋自幼出身於貧民家庭，元王朝的黑暗統治和貪官污吏的剝削壓榨使得朱元璋從小失去父母，家破人亡，過著逃亡漂泊的生活。從四處乞討的游僧，到起義軍的首領，再到明朝的開國皇帝，這些經歷使得朱元璋深刻體會到民間疾苦和底層生活的悲慘不堪，更深知貪官污吏對於百姓的殘酷冷漠和無情壓榨。「昔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間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3）不凡的個人經歷造就了朱元璋獨特的心理和性格，使得他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並造就了朱元璋性格暴戾的一面。這些因素使得朱元璋上台後迅速推行以整頓吏治為重點的重刑主義。

二 重典治國在明初法治實踐中的體現

第一，《大明律》。朱元璋親自指導制定的《大明律》，於洪武三十年五月頒行，共四百六十條。《大明律》與被成為古代法律基準的《唐律》相比，在以下幾個方面呈現出重刑主義的傾向。

（1）增設刑罰種類，刑罰措施的嚴厲性和殘酷性大為提高。在《刑名》部分，《唐律》規定的刑種為笞、杖、徒、流、死五刑，死刑為絞、斬，徒流刑不加杖。然而《大明律》則在笞、杖、徒、流、死五刑之外，尚有凌遲刑和刺字之法，還有閹割枷號之刑，另外徒流刑加杖，徒有總徒四年、准徒五年，流有外遷、充軍。此外，由於明太祖十分注重「重典治吏」，所以在明律中還特地取消了唐宋律當中的「官當」、「除免」等優待官員的制度。（4）

（2）擴大罪名內容，增加了律文的條款。例如，鑒於唐宋幾朝內外官「吏勾結，皇權旁落的教訓，明律專設了奸黨律條，規定：「凡姦邪進讒言左使殺人者斬，若犯罪律該處死其大臣小官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者亦斬。若在朝官員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為奴，財產入官，若刑部及大小各衙門官吏，不執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亦如之。」（5）為重懲「賊盜」，明律增設了刺字和「起除刺字」之法以及「盜賊窩主」、「白晝搶奪」等專條，規定：「凡強盜窩主造意，身雖不行但分贓者斬」，「共謀者行而不分贓及分贓而不行皆斬。」（6） 「凡盜賊曾經刺字者，俱發原籍收充警跡，該徒者役滿充警，若有起除原刺字樣者，杖六十補刺。」（7）

（3）提高同一罪名的法定刑幅度，擴大株連范圍。例如，同為謀反及大逆罪，《唐律》規定本人不分首從皆斬，連帶處死的范圍除父子年十六以上者外，其他人可不處死。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本人斬，父子可不處死，篤疾、廢疾者亦免。但是相形之下，明律對此罪之規定則令人不寒而慄：「凡謀反及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祖孫、父母、子、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年十六以上不論篤疾、廢疾皆斬。」又如同為強盜罪，《唐律》規定不得財者徒二年；得財者十匹以上及傷人者絞；殺人者斬。而明律則規定已行而不得財這杖一百流三千里，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8）。

第二，頒布《明大誥》。《明大誥》是明朝初期朱元璋在位時的一種特別的刑事法規。它的名字來自於《尚書》中的《大誥》篇，原本是周公東征時對臣民所說的訓誡。朱元璋為了從重處理犯罪特別是官吏犯罪，就將自己親自審理的案件加以匯總，再加上就案而發的言論，合成一種訓誡天下臣民必須嚴格遵守的刑事特別法。它是在朱元璋親手處理了包括「空印案」和「郭桓案」等貪污害民案後，編成的從洪武十八到洪武二十二年懲辦犯法官吏的四部案例匯編，包括《御制大誥》、《御制大誥續編》、《御制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雖然不能算正式立法，但由於其所涉及的案例是朱元璋親辦親懲的，且親自主持編定的，因此，它具有法外之法的作用。朱元璋特別重視《大誥》的普及，要求各家各戶都有一本。家裡藏有《大誥》的，犯罪在審判的時候可以罪減一等。《大誥》減刑的這種規定後來成為明朝法律的一個制度。

《大誥》規定，對於犯罪官吏逐層追查，相關層級和人員負連帶責任。《重視預防的皇帝——朱元璋》中說,「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糾贓自何而至；若布政使賄於部，則拘布政使至，問斯贓有何得，必詣於府，府亦拘至。」可見其對於官吏犯法責任追究的徹底性。另外，《大誥》的處罰措施相對《大明律》要嚴酷得多，不僅法外用刑合法化，還恢復了很多自漢文帝時就廢除的殘酷肉刑，如：墨面文身、剁指、刖足、挑筋去指、挑筋去膝蓋等。這裡面就包括特別針對官吏所規定的「剝皮實草」之刑，其殘酷程度與威懾作用可見一斑（9）。《明大誥》不僅是重刑治罪、鎮壓吏民的根據，也是朱元璋政治思想的直接體現。它在打擊奸頑的同時教導天下良民遵守法度，配合皇權，維持社會秩序。《明大誥》是政治的產物，它的頒布是朱元璋「刑亂國用重典」思想的充分落實。

第三，法外用刑。在司法實踐當中，除了對堪稱重典的《大明律》以及《大誥》予以嚴格的執行之外，朱元璋還把法外用刑作為鎮壓平民和懲治貪官的重要手段：

首先，皇帝直接控制審判大權，司法變成了任意生殺的工具。這使得生殺大權任由皇帝的喜好而定，既可以該殺不殺，也可以任意錯殺，導致司法審判全亂了套。有史記載，「蘇人範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年間，拜御使，忤旨下獄論死。」後來，朱元璋發現範文從是「仲淹十二世孫」，於是一反常態，免其死罪，還為其御筆賜詞。

其次，擴大株連范圍，屢興大獄，殺戮功臣，本來按照法律的規定，除「謀反」、「大逆」之外，不能族刑連坐，但是朱元璋為了清除異己和懲治貪奸，便肆無忌憚地擴大株連的范圍。無論是「熊羆之宿將」還是「帷幄之謀臣」，不管其是否有罪和罪情大小，往往被加上「大逆」之罪名，被殺頭、抄家、滅族。像胡惟庸黨案、郭恆貪污案、藍玉黨案等等都是洪武年間駭人聽聞的大獄，被株連殺害的官吏竟達十餘萬人之眾。

再次，以檢校、錦衣衛參與偵察審判。作為專設之特務人員，檢校「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而作為軍事特務組織的「錦衣衛」，則設有監獄和法庭，全國重大的政治性犯人，都要交它審判和處刑。《通鑒輯覽》記載：「明天下重囚，多收系錦衣衛斷治」，「帝時有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法司」，可見它實際上已經成為了一個權力無邊的特別法庭。

三 重典治國思想對明朝政局的影響

首先，朱元璋實行的一系列明刑重法措施扭轉了明初惡劣的吏治環境。不可否認，在吏治腐敗，百業待興，民生凋敝的明朝初年，朱元璋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典治國的舉措，在社會各個方面尤其是整頓吏治方面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幾有兩漢之風，且駕唐宋之上」（10）社會風氣得到極大改善，為明初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次，朱元璋的重典治國一系列立法措施建立了整個明朝的基本法律體系，對明朝的法治進程具有根本性的影響。明代的後世諸君，基本沿襲明初的典章制度。這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既促成了明中前期比較繁榮的社會經濟局面，也為明朝後期極端腐敗的政治埋下了禍根。明朝中後期的吏治腐敗，宦官專權，以及無法扭轉的頹勢局面，無不跟明初的重刑主義有直接聯系。

四 對於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認識。

第一， 重典治國根本在於為專制和集權服務。

「胡惟庸案」是朱元璋完成高度集權和直接控制行政權利的典型案例。洪武十三年，丞相胡唯庸謀反案發，胡本人被處死，受誅連人數之眾達一萬五千人，而此案最大的影響則是朱元璋將自秦以來沿習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徹底廢除，形成皇帝直接管轄六部的行政組織架構。自秦漢以來，皇權與相權的爭奪伴隨著封建制度的不斷發展從未停歇，且有越演越烈之勢。相權對於皇權的削弱，甚至威脅成為封建君主維護自身政權的首要障礙，封建制度發展到明初，相權也成為皇帝對國家進行直接控制的最大障礙，因此，廢除丞相制度是封建制度發展的必然選擇。朱元璋所推行的重典治國，顯然也是其完成封建集權統治，完全達到個人專制的顯著表現。

第二，重典治國強調「重其所重，輕其所輕」。

首先，不能簡單地把「刑亂國用重典」理解成為朱元璋的重刑主義思想。「刑亂國

用重典」語出《周禮?秋官?大司寇》，原文為「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

曰刑亂國用重典」，意思是刑罰應該根據不同的社會情況和社會時期而制定。太平盛

就可採取條文簡約、處罰從寬的法律，而對於亂世則應堅持重典治國。可見，「刑亂國用

重典」並不是我們所說的重刑主義。其次，從明初時期的立法及司法實踐來看，並不是一味的強調刑罰，而是表現出很大程度的寬猛相濟、禮刑並用的原則。雖然貫穿洪武一朝始終的法治主線始終是明刑重典，但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先正綱紀」、「懲創奸頑」，懲治朋黨及貪污腐敗，以鞏固新生政權。這從朱元璋後來特別告誡繼任者朱允炆的一段話中可以看出。「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11）。故而，筆者認為對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理解仍應是「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世輕世重」原則（12）。

第三，重視法制宣傳，務求立法簡明彰顯歷史進步。

朱元璋十分重視法制的宣傳和普及工作，這與歷代君主所認為的法為「神秘利器」不同，他認為法律的普及與宣傳能使普通百姓知法而不致犯法，使萬民「奉法守分」。《明大誥》制定完畢，朱元璋親御午門，面諭群臣。闡明其制大誥示臣民的目的。他說：「法在有司，民不周知，故命刑官取大誥條目……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下令「使民知法」，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要「臣民熟視為戒」，並「令天下府、州、縣民，每里置塾，塾置師，聚生徒教誦御制《大誥》，欲其自動知所遵守。」「民間子弟於農隙時講讀律令」，規定村社節日、民眾集會時，官府專人負責講解《大誥》內容。為了強化普及法律，他甚至還規定民家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13）。如此重視法律的宣傳和普及，這在古代社會可謂是空前絕後的。

朱元璋同時強調立法一定務求簡明，朱元璋認為法律簡當則無出入之弊，嚴明則民知畏而不敢輕亂，立法簡當可以言直理明，人人易曉；相反，若法網嚴密則國無全民。《大明律》在制定過程中，充分吸收各朝立法成功經驗，務求簡約通用。在簡明務實的思想知道下，《大明律》的制定完全擺脫《大元通制》的繁冗體例，甚至比有古代法律基準之譽的唐律還要簡約，篇目從唐律的十二篇減為七篇，條文從唐律的500條減為460條，但卻含蓋了比唐律更為寬泛的內容，是中國古代立法史上的重大進步。

第四，全力反腐，整肅吏治是重典治國思想留下的歷史光輝。

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重要落腳點就在整頓吏治上，《明大誥》的制定和頒布，以及令人驚嘆的普及程度，是朱元璋全力治貪，整肅吏治的集中表現。《明大誥》中，絕大部分的條款是針對官員貪污地方豪強地主，只有一小部分是對強盜、賊殺等行為的懲處。作為底層農民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清醒地意識到官員的貪贓枉法和地方豪強的不法行為會是危脅國家的長治久安最大隱患，「民數擾必困，民困則亂生」。因此，朱元璋始終堅持重典治吏方針，對官員的貪污腐敗行為毫不留情。朱元璋言出必行，執法不分親疏、不論功過，只要犯法，一律重處。例如，駙馬歐陽倫販賣私茶被處死，對侄子朱文正橫行不法嚴懲不怠。他對貪官污吏施以最殘酷的刑殺，官員貪污只要上六十兩即梟首示眾，還特別發明「剝皮實草」的刑法，專門針對官員的腐敗犯罪。可見，朱元璋的重典治國方略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官員的貪贓枉法。這是朱元璋民本思想的重要體現。

第五，朱元璋重典治國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明太祖通過廢除宰相建立高度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但事實證明，這種集權制度在封建社會是行不通的，它不但要求執政者不僅要勤於政務，而且還要有高超的執政能力，這必然與封建社會的世襲君主制發生嚴重抵觸。朱元璋自己恐怕也做不到皇帝丞相一起做，從而管理好整個龐大的帝國。他的後繼者們就更難做到了，如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居然連續罷朝28年，明熹宗天啟皇帝朱由校只會對精細的木工活感興趣，導致封建皇權旁落，給明代的宦官專權和廠衛特務的橫行留下最大機會。明末思想家黃宗羲指出「有明之無善治，自高皇帝罷丞相始」（14）是不無道理的。事實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進入明清時期已經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程度，但卻並沒有帶來統治者所期待的「天下太平」與「皇位永固」，反而使人治體制下的種種弊端暴露無遺，這說明封建專權里的人治因素早已成為社會進步與發展的桎梏。

其次，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與法治體制，重典治國的成效註定是曇花一現。朱元璋在打擊官員腐敗方面挖空心思，費盡心力。但並沒有達到他所期望的狀態，反而使得他以後的明王朝怪相叢生，貪腐橫行，整個國家陷入癱瘓。究其原因，這是由封建集權制度本身所決定的。君主集權制度要求國家一切權力集中於皇帝，「朕即國家」，「國者，君之車也」，但皇帝卻不可能事必躬親，必須通過官僚集團來執行自己的意志，皇帝雖然痛恨官僚集團的腐敗，但卻無法從根本上擺脫這個官僚集團，這就造成了中國歷史上吏治整頓上的惡性循環規律，嚴厲打擊則官員個個自危，政局萬馬齊喑。一旦放鬆則腐敗馬上反彈，無法控制。歷史表明，官僚的腐敗根源在於封建專制體制，民主法治才是防治腐敗的根本措施，只有人民成為國家的主體，真正實現依法治國，才能把政府官員納入有效的權力監督之下。

最後，朱元璋任意踐踏法治，大搞殘酷的法外用刑，是中國的法制進程倒退。誠然，朱元璋是中國古代集權政治和人治思想的理論大師，他的一整套理論和措施對當時社會產生過積極的影響。但破壞作用同樣也是巨大的，特別是廠衛特務組織的設立，其權力凌駕於「三法司」之上，控制司法大權，破壞國家正常的法治秩序，這都必然導致朱元璋重典治國藍圖的落空和整個帝國大廈的傾塌。此外，他還大興殘酷刑罰，恢復了自漢文帝以來就被逐步廢止的肉刑，使明代法製表現出及其殘忍和野蠻的一面，也讓後世理解這個朝代時都心生陰暗。所有這些，都阻礙了中華法制文明的發展與進步.

5. 論述歷史法學的產生、主要理論觀點並結合社會法治實踐進行評價

胡果批判了啟蒙主義立法者對法發展的僭越，他指出，「將自己的意見提供給統治者的法學家，一般而言，並不比同時代的其他人賢明多少。」〔2〕他們試圖將法納入各種法律之中的努力，完全是荒謬的，法的本質之源是習慣法。從現存的歷史和比較觀察中，必然導致出將來應發生的事情。而與此相對，自然法並不是追求正確的、合目的的事物的標准。當然，在這一點上，胡果還不是站在民族精神的意識上，而只是站在由孟德斯鳩在繼承法國道德論過程中確立起來的經驗主義立場上對自然法理論進行了批判。〔3〕系統論述歷史法學派之基本觀點的是薩維尼。他通過對法的產生、法的本質和法的基礎三個問題的闡述，表達了該學派的代表性理論。薩維尼認為，「法律只能是土生土長和幾乎是盲目地發展，不能通過正式理性的立法手段來創建。」（4）他指出：「一個民族的法律制度，象藝術和音樂一樣，都是他們的文化的自然體現，不能從外部強加給他們」。「在任何地方，法律都是由內部的力量推動的，而不是由立法者的專斷意志推動。」〔5〕法律如同語言一樣，沒有絕對停息的時候， 它同其他的民族意識一樣，總是在運動和發展中。「法律隨著民族的成長而成長，隨著民族的壯大而壯大，當這一民族喪失其個性時，法便趨於消逝。」〔6〕薩維尼認為，法的發展呈現幾個階段：第一階段，法直接存在於民族的共同意識之中，並表現為習慣法。第二階段，法表現在法學家的意識中，出現了學術法。此時，法具有兩重性質：一方面是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是法學家手中一門特殊的科學。當然，能夠促使該階段法發展的法學家，必須是那種具有敏銳的歷史眼光，又有淵博知識的人，而這樣的法學家現在在德國還很少，所以，在德國還未具備開展統一立法的條件。第三階段就是編纂法典。但即使是到了此階段，也要謹慎立法。對法的本質，薩維尼認為，法並不是立法者有意創制的，而是世代相傳的「民族精神」的體現；只有「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意識」，才是實在法的真正創造者。在《現代羅馬法的體系》中，薩維尼指出，法律的存在與民族的存在以及民族的特徵是有機聯系在一起的。在人類的早期階段，法就已經有了其固有的特徵，就如同他們的語言、風俗和建築有自己的特徵一樣。「在所有每個人中同樣地、生氣勃勃地活動著的民族精神（Volksgeist），是產生實定法的土壤。因此，對各個人的意識而言，實定法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一種同一的法。」〔7〕這種同一的法，反映的是一個民族的共同意識和信念。因此， 立法者不能修改法律，正如他們不能修改語言和文法一樣。立法者的任務只是幫助人們揭示了「民族精神」，幫助發現了「民族意識」中已經存在的東西。最後，薩維尼對法的基礎作了闡述。他指出，法的最好來源不是立法，而是習慣，只有在人民中活著的法才是唯一合理的法；習慣法是最有生命力的，其地位遠遠超過立法；只有習慣法最容易達到法律規范的固定性和明確性。它是體現民族意識的最好的法律。
繼胡果、薩維尼之後，普赫塔在《習慣法》這部著作中運用費希特（J.G.Fichte，1762～1814）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辯證法的技巧，對從羅馬法主義的民族精神轉向專家支配的過程進行了分析。他繼承並發揮了薩維尼在《論立法與法學的現代使命》中提出法的發展三階段的學說，認為法的進化經歷了「樸素的時期」、「多樣性時期」（即經驗性的判例時期）和多樣性與學問性結合的「高層次統一性時期」（即學者性的法律家統治時期）三個階段。而在這最後一個時期，只有學者性的法律家才能制定法律。普赫塔認為，作為民族的「機關」的這種法律家，在學說和判例中的法形成中佔有特殊的地位。
在《潘德克頓教科書》中，普赫塔依據的是後期歷史法學派提倡的理性法理論的演繹方法，即不是從各種法律、命題以及判例中概括、抽象出概念，而是從概念中演繹出教條式的命題和判例。這種方法雖被後來耶林批評為是「倒置法」，但卻為後期歷史法學派中「潘德克頓法學」的繁榮奠定了方法論基礎。〔8〕隨著歷史法學派的發展，在該學派的內部也出現了分化，即盡管大家都強調法是民族精神的體現，法學研究的首要任務應是對歷史上的法律淵源的發掘和闡述，但在哪一種法體現了德意志民族的精神、哪一種法最為優越這一點上產生了分歧。因此，便形成了強調羅馬法是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法律淵源的羅馬學派（Romanisten）和認為體現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是德國歷史上的日耳曼習慣法（德意志法），強調應加強古代日耳曼法的研究的日耳曼學派（Germanistik）。

6. 下載道德和法治和歷史能聯系一塊嗎

能。
道德與法治課的相關內容和歷史學的相關內容具有互通的特點，兩者之間相互融合，相互依賴。我們常說政史不分家，應該注重培養學生的思想道德品質，樹立正確的觀念。而單純的通過道德與法治的教材本身是很難完成這些目標的，所以應該注重通過與相關歷史人物以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融合在一起，然後在展示給學生們，從而輔助道德與法治教學。

7. 我國法治發展史簡述

中華傳統文化中的「法治」思想是體現法家高碧思想成就的最高形式,也是法家學派被稱為「顯學」的突出標志,即使秦王以後儒家學派占據了統治地位,法家所奉行的法治精神,也依舊長遠地影響著後世.先哲們對法治苦苦思索和孜孜以求的歷史蹤跡,值得我們去追尋和考察,以使今日法治建構的根基更加凝重和深厚.
法治思想理論的提出
與儒家「禮治」、「德治」思想相對立的法治思想,是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形成一定規模的,《韓非子·心度》中說：「治民無常,惟有法治.」商鞅在《商君書·君臣》中說：「明主之治天下也,緣法而治.」「能領其國者,不可以須臾忘於法.」成熟於戰國時期的管子,更是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以法治國」的概念：「威不兩措,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措而已.」從這里可以看出,法家學派對「以法治國」是充滿信心的,它可以使政令統一,權威集戚宴舉中,如此,則舉措之間可以治國.
（一）先秦法家的法祥握治思想.法家是戰國時期代表新興地主階級、主張「以法治國」的一個學派.其代表人物有李悝、吳起、商鞅、慎到、申不害和韓非.春秋末期的管仲、子產、鄧析是法家的先驅者,戰國後期的韓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家法治的含義,是「以法治國」,主張將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和要求制定為法,以法治作為治理國家的主要方法.翡翠a貨福聖真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