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立法

⑴ 世界中世紀東西方法律制度的共同點和不同點。

1、共同點：反映了奴隸主階級和集團的利益與要求；法律鎮壓的鋒芒都指向廣大奴隸；都調整著自由民內部的關系，維護統治階級內部的秩序；在法律產生的初期都帶有等級色彩、原始社會的參與，以及適用的范圍都比較狹小。

2、不同點：在古代東方，因長期保留土地的公有制和原始社會的殘余，法的發展十分緩慢，也比較簡單、粗陋；而在古代希臘、羅馬，由於其商品經濟的發達，促使法律發展十分迅速，並達到了比較完善的水平。

在古代東方，法律是為君主專制服務的，帶有濃厚的專制主義色彩；而在西方，多數奴隸制國家採取民主共和國或貴族共和國的形式，所以，法律的民主色彩比較濃厚。特別是雅典，其民主政治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

(1)中西方立法擴展閱讀：

1、在古代東方，立法權多由君主一人執掌；而在西方，法律淵源比較分散，如雅典和羅馬共和國時期，既有執政官、裁判官的告示，又有民眾大會的法律、元老院的決議以及法學家的著作等。

2、在中國古代法律中，禮佔有重要位置，「為政先禮，禮為政本」，禮既是道德規范，又是法律規范。秦始皇以法治國，西漢初期大體上是「霸王道雜之」。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儒家思想成為主導的政治思想，以其為基礎逐步形成了以禮法合流為基本特徵的封建法律思想體系。

3、古代東方法中，宗教的色彩很濃，不僅印度法和希伯來法是法律與宗教合一的體系，就是埃及、巴比倫等世俗國家，也都宣稱法是神所授予，是神意的體現；而在西方，希臘和羅馬後期的法律中，基本上消除了宗教的影響，成為一個獨立的領域。

⑵ 比較中西方古代法律制度的差異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這不是一兩句話可以說清的，有專門這樣的書。這是法學研究專家也很難回答。看法制史書。
粘貼給你參考下：
古代中國與古代希臘法律差異成因淺析
古希臘關於法的概念和方法、關於城邦民主政體的立法，對歐洲國家的公法及司法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並隨著新大陸的發現及殖民時代的興起傳播到世界各地，二戰之後特別是冷戰之後，西方先進法律對世界各國產生了更廣泛更深刻的影響。

古代中國作為人類文明發祥地之一，是東亞及東南亞地區的儒家文化傳播源頭，同時也形成了中華法系，所謂「中華法系」我認為其實就是德主刑輔的儒家法，它在近現代之前，在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影響極深，伴隨唐的全盛達到頂峰時期，但在舊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國家之時，便走向衰亡。

同樣是文明古國，但卻有著不同的命運，一個帝國歷史中斷，一個一脈傳承至今；一個其制度、思想影響全球，一個正端力圖改革傳統……造成這種差異的成因，我主要想從三方面進行分析：

一、 人類學角度

二、 社會形態角度

三、 文化思想的歷史特點角度

當然，還有許多其他因素影響著兩種法律文化（如宗教……），這里只是描述了差異成因的一個層面，且每種只是粗淺的分析。其中主要把焦點放在了第一點上，它是差異之源頭。

自然地理造成的「人種差異」（絕無種族歧視之意圖）

古代中國是依傍黃河長江發展起來的農業國，也就是所謂的「河流文明」，而古希臘位於地中海沿岸，工商業比較發達，是典型的「海洋文明」國家。或者我們可以說古希臘文明是在「流通」中孕育，而中國是土地上「生長」出來的文明。

盡管表面上自然力量對於人類文明的影響正在不斷減弱，但它卻是左右人類祖先創造文明不可覦的因素。從無機物到有機物，從單細胞動物到脊椎動物，從猿到人，每一個民族的起點都是一樣的，我們很難說哪個地區的類人猿比較聰明，或是有更高的智商，我們所不同的只是物理上的差別。

氣候、緯度、海拔、海陸分布……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飲食結構的不同，使東方民族和西方民族在體形上有很大差異，古老的漢民族（今天中國北方地區的漢族居民多為古代北方少數民族與漢族通婚，或漢化後少數民族的後代）呈典型黃種人特徵，根據龍勃羅索的「天生犯罪人」理論，攻擊性應該相對較小（當然這不代表沒有戰爭）。

這似乎也能解釋為什麼，我們的祖先選擇了儒家文化作為經典。縱使有千頭萬緒的社會歷史背景，但我認為，世界的一切從無到有，都是無意識的一種自然選擇，至少在其形成初期是缺少意志干擾的，是一種趨利弊害的自然天性在其背後支配。與所有生物的進化一樣，人類會選擇一種最適合自己的文明形態（在缺少豐厚文明基礎的社會早期，「最適合」應該包括生理上的因素），例如「儒」，不否認儒家思想也有它功利和殘酷的一面，但總的來看，形容其最好的詞語卻是「中庸」和「溫」。中國人在五千年的歷史中，大部分時間是在追求一種安定（即使是征戰也是為了大一統），渴望有一個權威來維持安定，保障秩序，組織生產，斷定是非曲直……並且也樂於服從這種權威。又如《老子》的「老死不相往來」的思想，應該也是許多國人性情的一種總結，並非沒有根源。

相作為比較的，西方民族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流淌著一種「走出去」的熱情，這也和歐洲的地理環境有關，國家領土的不甚充裕，耕種環境普遍低於東方，使他們有條件走出去，有時也不得不走出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西方民族產生了相應的世界觀價值觀，以古希臘的雅典為代表，雅典的工商業較發達，其財富一半是由生產創造，一半是在交換中形成。「交換」不但增加了雅典人的財富，也奠定個雅典人「公平」、「對等」、「自由」的思想財富基礎。

有人會想到，中國也是有漫長海岸線的，但從古人的角度來講，那裡並不是前進的方向，沿海地區沒有中原的沃野千里，甚至曾是驅逐發配的地點，自然更不會出現而今的沿海發達地區、經濟特區之類的行政區化。

雖然古希臘人「走出去」的領域也許沒有半個中國大，但重要的是其城邦間的交往為一種「國與國對話」的高度，古代中國也有過這樣頻繁外交的時期——春秋戰國，也曾出現了思想史上唯一次大解放，但唯一遺憾的是我們是為了「兵」，而希臘人的交往中包括了「商」。因此，古代中國唯一個重「法」的時代，把精力都放在了「刑」上，從此局面無法扭轉；而古希臘成了現代民法的溯源地。

奴隸制的作用

許多學者認為：「古代希臘是許多人文科學思想發祥地，以及公認的科學之源，在那裡發軔了西方的知識傳統。法學卻極為薄弱。幾乎沒有產生過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也沒有產生專門研究法律的法理學著述。甚至在古希臘的文字中，與法理學和法學相對應的詞彙也難以尋覓。」同時，古代中國也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法學家」，對於法理的研究接近於零。

兩個都是「沒有」法學家的國度，為什麼古希臘卻能成為現代法律思想的源頭呢？

有一點我們是要注意的——古希臘的奴隸制。雖說封建社會從形態上高於奴隸社會，但象中國這樣的小農經濟社會，哪個人不是土地的奴隸呢？整個社會沒有真正的奴隸，也沒有真正的自由人。如果說「思考」是一種幸福，那極少的中國人體驗過這種快樂。

「哲學」一詞在古希臘語中包含有「智慧」和「愛」的意思。

智慧是需要思考來承載的，古希臘的文化更多的是一種對人生、宇宙、自然、社會的思考，即使是在天文學、醫學、數學等科學研究中，古希臘人也充分體現出一種「思考」的偏好。在古希臘的文化世界中，「真理的追尋」是不變的主題，那是一種為了科學而科學的精神。

另外，「愛」是什麼？由此引出的關於「理性」，「正義」，「善」的探討，使古希臘人更注重個人的權利，權利與義務的關系，國家與公民的關系。

在這種愛與智慧哲學思考上產生出來的民族，自然會崇尚一種「平等」，其政體也自然會把「民主」當成一種精髓，而「法」作為權利與義務的分配工具，也會體現出一種與東方截然不同的本位。

古希臘對法的貢獻是一種超越具體層面、抽象意義上的成就，它存在的價值猶如法學領域里得聖經，不是技術和實用上的工具性成就，而是法的精神的體現。

當中國廣大農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作土地奴隸時，當掌握權利的地主階層絞盡腦汁力圖維持這種「奴隸關系」時，古希臘的自由人卻每天都能體驗這種「為思考而思考」的幸福。

文化方向的穩固性

「安定」與「走出去」並沒有誰高誰下，它們都是適應當時社會生產力的上層建築，只不過過分的追求「不變」沒有成為後來世界的主流，而使追求「中庸」的土地上的人民受到了打擊而已。

思考與不思考也沒有褒貶之分，假如海洋是凝固的，世界是封閉的，那「無知」也是一種幸福。

不同的文化，包括法律文化的形成，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是一定地域一定時期內優勝劣汰的結果，在原來的社會格局未被打破前，其就保持它的可行性和穩定性，發展的軌跡基本是完整的不偏離的。

中國古代的法律一開始就與權力有緣而與權利無關，公法私法不分；是「義務」本位的社會文化，而非古希臘的權力「本位」；是由上至下的父權社會，是「家天下」的國家——人民讓渡權利給國家，形成「君為天下父」的倫理權力，這種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不可置疑的，甚至被神化為一種脫離最初權利授予的權力形態。法律要求每一個人的，首先是對於社會（家族、國家）的各種絕對義務，這種要求、禁忌、沒有或很少地賦予其權利的做法，雖然狹隘性排除了法的民事功能（如《唐律疏議》十二篇——堪稱中國封建法律的典範，其特點是法律條文以刑為主，民事法律行為和道德行為也做刑事化處理，例：「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壓抑了人的個性，束縛了人的解放，也限制了法和社會的發展，但也確實達到了當初組成國家的預期目的；它通過國家、刑罰來處理民事案件，調節民事關系，達到了威懾違法犯罪行為，維護安定的效果。

一個地區在社會依舊向前發展，社會矛盾未被激化的時候，很難讓其走向一條背離歷史的道路，即使是危機四伏，百姓們也很難立刻接受一種「先進」的文化。當初選擇的文化方向會指引人們前進，使其自身不斷作出調整，不斷鞏固深化，其結果也許是適應時代發展，也許是成為未來的壁壘。

古希臘的法律文化也是同樣道理，它的形成並沒有預料到幾千年後的成就，只是適應社會發展下去。

總之，從上帝把人類安排在地球不同的角落開始，就註定了人類走向不同道路的命運。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依舊在發展，依舊有選擇的權利，並因時代的發展而能更科學的預測未來，作出正確長遠的選擇；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們的視線永遠無法及其整個未來，所以依舊是依照現實作出最適合的選擇，這點正如我們的古人。

註：參見書目

①. 《犯罪心理學》南開大學出版社魏健馨&王學林

②. 《科技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南開大學出版社李建珊

③. 《外國法制史》法律出版社何勤華

④. 《中西法律——公法與私法的差異探討》張光輝朱曉源

⑤. 《古代希臘的哲學與法學》江渚子

⑥. 及其他網上資料和圖書館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