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
㈠ 論述當代中國法治與德治的相互關系及其意義
法治與德治是當代中國治國理政的兩大重要手段，它們之間存在著密切的相互關系，共同推動著社會的發展和進步。法治，強調的是通過法律規范來約束社會行為，確保每個人都在法律框架內行事。法治作為一種治國之道，是現代社會管理的重要方式，通過法律手段，實現社會的有效控制和管理。法治同時也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遵循法律，形成依法辦事的習慣。
德治則注重從道德層面引導社會行為，以善惡、榮辱等觀念為標准，通過社會輿論、內心信念和傳統習慣來評價行為，調整人際關系。德治在建立和諧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為社會提供了道德規范和行為准則，使人們在沒有法律強制力的情況下，也能自覺地遵守社會秩序。
在實踐中，法治與德治並非孤立存在，它們相互補充、相輔相成。當某些行為因復雜性或特殊性無法通過法律進行有效制裁時，道德手段的運用顯得尤為重要。道德作為一種軟約束力，可以對法律難以覆蓋的領域進行補充調整，使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規范和引導。同時，當僅依靠道德手段無法解決某些問題，或需要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處罰時，法律制裁便成為不可或缺的手段，確保道德規范的權威性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法治與德治的相互作用，不僅體現在它們在特定情境下的互補性，更體現在它們共同構建了社會秩序的基石。法治提供了一套明確、穩定、可預期的規則體系，保障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和長期穩定。而德治則通過內在的道德約束，激發了人們的自覺性和自我約束力，促進了社會的和諧與進步。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治理的雙輪驅動，為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㈡ 依法治教的重要社會意義是什麼
依法治教，即全部的教育活動都應當符合教育法律的有關規定，所有的教育法回律關系主體在從事答各類教育活動時都應當遵守或不違背教育法律的規定和精神。
依法治教的意義：
（一） 依法行政是現代國家民主，尤其是行政管理民主發展的前提與保證；
（二） 依法行政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與保證；
（三）依法行政是控制行政權力膨脹趨勢的必然選擇；
（四） 依法行政是推進與深化行政管理改革的有效途徑。
㈢ 法治對當代中國的意義
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一個根本任務和原則，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版義政治的一個基本目標權。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實行依法治國是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的重要措施。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代表和體現人民的意志與利益的。
第二，實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來規范和保障。一個比較成熟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求並具有比較完備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才能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勢，最大限度的調動億萬人民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推動生產力不斷發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力落後的狀況。
第三，實行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標志。
第四，實行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社會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
㈣ 怎樣認識我們提出的依法治國方略的科學內涵和重大意義
建設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黨中央把依法治國作為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本國策提出並加以落實，尤其在政法機關正在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中，作為一名直接從事法律監督工作的檢察工作者，應當准確把握依法治國的深刻內涵，認識其重大意義，並在建設有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的偉大實踐中，結合執法辦案工作，自覺按照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做嚴格執法，公正執法的模範，為維護國家法律的尊嚴和統一實施，做出自己的貢獻。
一、依法治國的科學內涵。
******同志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指出：「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從******同志的講話精神看，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依法治國的內涵簡明地說，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管理社會事務。它包括以下內容：l、依法治國的終極主體是人民，一切權力屬於人民。2、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機關和國家事務。3、人民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治理國家。4、我們的黨是把人民的意志集中起來，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然後運用法律來治理國家。依法治國的「法」字，在當代中國就是指真正反映全體人民意志的，反映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現行憲法和法律。
二、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依法治國的意義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依法治國是我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堅持黨的領導，是保證國家能夠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各項制度和方針、政策能夠符合全體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根本條件。實行依法治國，能夠更好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社會主義民主是有人類社會以來最高類型的民主，這種優越的民主要真正成為現實，這要靠法制來保障，正如鄧小平同志講的，必須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在當今中國，十三億人民不可能人人都去執掌政權，而只能通過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代表人民行使當家作主的權力。為了保證這種權力的行使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根本的辦法就是通過制定和實施體現人民意志的利益、符合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並保證這種法律具有極大的權威，來確保人民政權為人民服務，為公眾利益服務，為最廣大人民謀福利。在這種情況下，政權機構制定良好的法律並嚴格依法辦事，就是按人民的利益的意志辦事，就是從根本上體現了並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權利的實現。否則，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就有可能認為自己是可以按照個人的認識、願望、意見和主張任意處理各種問題的，自己的權力是無限的，是可以不按民主的程序辦事的，就有可能濫用權力，使「公僕」脫變為「主人」。同時，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公民的各種權利，權力的民主配置、民主程序和民主方法等等，如果沒有完備和良好的具有極大權威的法律予以全面確認和切實保障，是根本靠不住的。十年「文革」的教訓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時，人民代表大會有十年之久沒有召開，憲法這一根本****成為擺設，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終於成為「文革」浩劫之所以能夠發生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正是鑒於這一教訓，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護公民的民主權利。在法制健全的條件下，公民的權利如果遭到侵犯，也可以得到有效的救濟。
其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計劃經濟的經濟主體隸屬於政府，計劃成為資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容易造成經濟主體應有的物質利益被忽視，經濟自身的價值規律、競爭規律等不被尊重，維系這種經濟關系的主要方法是通過行政手段。因此，在計劃經濟條件下，難以做到依法治國。市場經濟是一種以交換為基礎的經濟形式，一切經濟活動和行為者都要遵循價值規律，各種生產要素都要作為商品進入市場，通過競爭機制和價格杠桿的作用，實現各主體之間的平等、自由的交易和各類資源的優化配置。利益主體的多元化、經濟產權的明晰化、運行機制的競爭化、市場行為的規范化、宏觀調控的科學化是它的主要特徵。這種具有自主、平等、誠信、競爭等屬性的經濟形態，除了依賴經濟規律來運作，同時又主要依賴法律手段來維系，它必然從客觀上要求法律的規范、引導、制約、保障和服務。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是「法治」而不是「人治」。
其三、依法治國是社會主義文明進步的重要標志。在中外歷史上，從字源上看，「法」字一出現就具有正義、公正等含義。中國古代，「法」字象徵一種寸以判明是非曲直和正義與否的獨角獸。西方古代，法則被喻為一手拿寶劍、一手拿天平的正義女神。法律是一種特殊的行為規則，能夠調整人們的行為，規范人們的行為。法制文明屬於制度文明的范疇，是現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現代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法制完備的社會。依法治國反映了現代化建設的內在要求。世界各國現代化發展的經驗表明，現代化應該是高度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完美統一。離開了法制建設的現代化，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沒有可靠保證的現代化，經濟的發展必將難以達到現代化所要求的相應的水平，整個社會的現代化就不可能真正實現。一部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演變的法律制度和思想史，是整個人類文明由低級狀態向高級狀態發展的一個歷史縮影。在現今條件下，家長制、一言堂、搞特權、權大於法、政府權力不受法律約束，公民權利得不到保障，當然是不文明的表現。
其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證。法律集中了多數人的智慧，反映了事物的發展規律，法律具有穩定性和連續性的特點，不會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隨意改變，也不會因政府的更迭而改變。因此，只有實行依法治國，才能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這個道理已無數的歷史事實所證明。在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對於這個問題的曾有過一個過程。半個多世紀前，毛澤東同志就指出：「只有讓人民起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十年「文革」悲劇的發生，其根本原因就是民主與法制的不健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黨總結了國際國內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為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黨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建立社會主義民主與法治國家，它是我們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實現偉大民族復興的基本國策和根本保障。
㈤ 中國推進依法治國,實現現代化國家的重大歷史進程和意義
中國特色法制現代化道路淺議
實現現代法治是中國有識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夢想。但是，作為現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難以與自然經濟相嫁接，更與集權政體和以宗法倫理為核心的儒家道德觀念相抵晤，追求現代法治的努力幾經磨難，屢遭挫折。黨的十一屆三全會開始以理性的眼光審視歷史與現實，並將法治植根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層次地建構現代法治的制度結構與觀念體系。認真分析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法制現代化建設所處的歷史方位和和特徵，有助於認識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法治建設道路問題。
一、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背景
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開始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當時的中國面臨著國內外一系列新情況和新問題，它決定著中國法制現代化的方向和特徵。
1．經濟建設和經濟體制改革——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基礎性變革
中國是一個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一個時間不長的新民主主義社會而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後的近20年的時間內，我們在理論上認為可以跨越商品經濟充分發展的階段，而直接實行產品經濟，在實踐上則建立了一套權力過分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而窒息了人們為追求自身利益而煥發出來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嚴重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尤其是遏制了現代社會建立的基礎——現代商品經濟的發展。而此時的西方國家，則在以計算機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穩步發展。與我國相鄰的周邊國家或地區也進入了經濟騰飛的階段，從而對我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實現四個現代化，改變經濟落後狀況，不僅是當時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華民族自立於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緩的任務。
經濟的落後和非市場化，必然影響中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現代法治的內核是民主政治，而現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現代商品經濟的產物。因為經濟上的商品等價交換原則派生平等觀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實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權。正如馬克思所說：「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產生的現實基礎。」⑴以行政命令為特徵的計劃經濟壓抑了個體對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現代法治觀念的形成。同時，以行政指令連接起來的社會生產活動也缺乏對現代法治的社會需求。因此，通過改革推動經濟的發展和市場化，既是中華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基礎性條件。
2．改革傳統的人治型政治體制的迫切要求。中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專制主義傳統，「父為家君，君為國父」、「皇權至上」、「法隨君出」等已經形成了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會的政治理論和法制理論，無論是主張以法治國的法家，還是主張以「禮」治國的儒家，無一例外都主張君權至上，其理論的中心就是論證如何治民，維護封建統治，鞏固君主萬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國建立後，經過了七年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短暫時期後，就長期按照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理論，指導國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體制和法制建設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論和制度，而對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制度和思想始終未進行有效的清算，使個人專制、權力集中、法外特權等封建殘余，在戰爭年代形成並沿用下來的權力過分集中的領導體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長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極濃的政治體制。
這種人治型政治體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參與熱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發展，導致了二十多年來一系列重大決策的失誤。誠如鄧小平所言：「我們過去所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現代化是一種新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現代化的題中應有之意，是從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觀要求。
3．發展與穩定的兩難選擇。秩序和穩定是任何一個社會實現宏觀管理的基礎性條件。雖然發展和改革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這兩項任務的實現也都要求有一個安定團結、穩定有序的社會環境。但是，改革是一個新舊體制的交替過程，體制的轉換導致了利益結構的重新調整，在原有舊體制下長期相對穩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隨而來的是利益結構的多元化、復雜化，從而引起各種局部利益的矛盾和沖突。這些矛盾和沖突得不到及時、正確、合理的調節和處理，在一些地區、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導致激化，破壞社會的穩定。
法制現代化所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則下去思考和行為的社會秩序狀態，同時，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也是從制度層面上對我國的政治、經濟體制進行重新設計和整合的過程，它既以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又促進和保障改革的發展，並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選擇什麼樣的價值目標，既促進改革，又保持社會的穩定，這是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面臨的重要課題。
4．濃厚的封建人治法律傳統和和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建制設。中國封建社會有著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家國一體化的集權體制，「三綱五常」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構成了封建社會三位一體的超穩定結構。它給我們留下的是各種各樣的封建主義文化遺產。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為核心的「德主刑輔」的治國理論，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專制體制，刑民不分的法律體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罰制度，以義務為本位的法律觀念，懼訟、厭訟的民眾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響下，中國也曾出現過呼喚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於缺乏經濟基礎和社會變革的支持，在中國始終未建立起現代意義的法律制度。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向法制現代化邁開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隨著將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規定為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開始了對「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謂「資產階級法治觀」的批判，導致了法律虛無主義思潮泛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我們所面臨的是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法律規范體系不僅數量少而且殘缺不全，作為根本大法的憲法充斥著左傾思想的陳詞濫調，刑法、刑事訴訟法、民法、民事訴訟法等一個國家正常運轉的基本法律付諸闕如；司法體制遭到破壞，檢察機關被撤銷，辯護制度、律師制度被廢除。司法機關的職能被簡單化為「階級斗爭的工具」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刀把子」；現代法治觀念十分淡薄。人們不僅缺乏現代社會應有的公民權利觀念和守法意識，甚至對法律的權威性都喪失了信心。
二、法制現代化道路的中國特色
中國法制現代化起步階段的歷史背景，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有其獨特的發展道路和特徵，認識這些特徵是把握其發展規律的關鍵。
1．發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導性。一個國家法制現代化的過程，一般來說是與這個國家整個現代化過程分不開的。當代發達國家的法制現代化起步於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是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實現的，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由社會生活領域推動的運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種消極的「守夜人」角色。而當代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發生於20世紀最後20年，這時的中國社會缺乏商品經濟對民主法治意識的啟蒙，更面對著政治、經濟和法制飛速發展的世界。發達國家的政治影響和經濟壓力，國內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決定了我國法制現代化的任務極為艱巨。這就需要有一個充分行使公共職能的強大國家來推動法制的轉型，需要國家和政府自覺地擔負起正確引導法治發展的時代責任，從而決定了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在發展方式上帶有政府主導性。三中全會以來，黨和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在法治理論上進行撥亂反正，確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現代法治觀念，提出了加強民主法制，實現依法治國的法治現代化任務；面對幾乎空白的現代法制建設，領導制定了法制現代化綱領和宏大的立法規劃，並在短短20年間，完成了西方國家上百年走過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領導了大規模的普法教育，有規劃有組織地傳播法律知識，肅清封建法制觀念，培育現代法治意識。總之，在當代國內外背景下，沒有黨和政府的領導，希望像西方國家那樣通過市民社會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實現現代法治，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幻想。
我國法制現代化的政府主導性，客觀上要求維護政府的權威，但當代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任務就是要改變黨和國家運行機制中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擴大公民的政治參與，實現民主政治。因此，維護政府權威不能走集權、擴大權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過建立一個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權力的運行合法化、合理化來實現。因此，黨和政府行為法治化，領導行為法治化，當是中國實現法制現代化的前提。
2．目標的階段性。中國的法制現代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面對國內相對落後的經濟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來自國外的壓力和挑戰，其目標的選擇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帶有階段性。
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主制國家，國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規定，是人民的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環節：人不是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為國家而存在，而是國家為人民而存在。「國家制度在這里表現出它的本來面目，即人的自由產物。」⑶可見，充分實現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是法制現代化的根本目標。為此，首先要運用法律機制，確認和實現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參與權，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的憲法原則落到實處。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機制，務使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根據法律的要求來行使，把一切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的權力納入法制軌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組織和國家機關權力的法律制約機制，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防止一切公權力對公民權利的侵犯。
這樣一種法治狀況，是法制現代化的理想目標。三中全會以來，我國為此而作出了艱辛的努力。但是，經濟發展的內部沖動和國際競爭的強大壓力，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無可選擇地將社會政治穩定前提下的經濟快速發展確定為相當長一個時期內的階段性目標。首先，當代中國所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盡快發展經濟，解決幾億人「吃飯」和「溫飽問題。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能否迅速地將經濟發展起來，使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綜合國力趕上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已經成為國家政權最終存在的合法性基礎。其次，公民權尤其是公民政治參與權的全面實現和公民權利觀念的形成，有賴於市場經濟的充分發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高。因為，「作為商品交換關系總和的『市場』，它對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權利保障」。⑷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足溫飽的物質生活水平，不可能產生對現代法治的強烈需求，不可能產生更多的政治參與要求，「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⑸第三，當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一個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觀念更新的社會急劇變化過程。經濟的發展，利益階層的分化、價值觀念的沖突、民眾政治參與期望的提高，對政府的凝聚力是一個嚴峻的考驗。同時，中國的現代化過程還始終面臨著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影響與滲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著「民主」與「人權」的旗號，瓦解中國黨和政府的政治權威。如果一開始就將中國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定位於全面實現包括政治參與權在內的公民權，則會超出現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權威分崩離析，經濟的趕超計劃也會毀於一旦。因此，分階段實現法制現代化目標，是中國在當今國際國內特殊環境下的一種現實可行的選擇，即首先圍繞政治穩定和市場經濟發展建立和完善相應的法律保障體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穩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進公民政治權利的實現。
3．價值取向的雙重性。事物的價值是事物作為客體對主體的生存、幸福和發展的肯定關系或否定關系。凡是對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夠滿足人的某種需要，有助於實現目標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反之就是無價值的。法制現代化作為一種制度設計，也有一個價值選擇的問題。一般說來，法制現代化的價值是多重的，包括正義、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權利等等。在當代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選擇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制度和其基本國情基礎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現為對公平與效率關系的合理解決。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逐步確立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法制現代化價值取向。
首先，中國的法制化應當把盡快發展經濟，提高效率作為其價值取向。在社會主義社會，由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決定，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明確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發展生產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說是符合社會主義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應成為評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標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堅持「兩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設，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設服務於經濟：一方面，抓緊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市場主體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使市場主體在經濟生活中擁有廣泛的選擇自由，保障市場主體的合法利益，促進經濟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擊經濟犯罪，維護經濟秩序，為經濟的發展和效率的提高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其次，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另一個價值取向乃是實現社會正義。人類社會的法律從其誕生時起，就同正義結下了不解之緣。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權利等價值內涵，成為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社會正義也就自然構成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價值理想。在當代中國，社會正義具體表現為：消滅階級，消除兩極分化，實現社會的共同富裕。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⑺因此，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將關注和解決社會公平或社會正義問題作為自己的根本的價值取向。為此，三中全會以來，我們一方面通過立法確認和保護社會主體在機會和手段選擇過程中的平等權利；另一方面，通過制定一系列有關公民社會經濟文化權利的法律法規和保護弱者群體的法律法規，如勞動法、工會法、殘疾人保護法、教育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消費者權益保障法、社會保險法和最低工資制度等法律法規，強化法律的利益調控職能，促進社會利益需求與實現的平衡發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現象，在目前經濟政治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公正。
當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實現有賴於社會資源的極大豐富，在普遍貧窮的社會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公正與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平均主義。因此，經濟的發展和物質的豐富是社會公正的基礎。在發展經濟成為核心任務的當代中國，公正會帶來民心的歸附和政治的穩定，但是發展會在更高的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公正。「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反映了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價值觀，因而也是中國法治現代化的價值選擇。
4．過程的非協調性。法制的現代化應該是一個立法、司法、執法、守法協調發展的過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國的法制現代化一方面帶有政府主導性，另一方面，它是作為最強音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一種回應——為改革和發展服務，其目標的選擇帶有強烈的功利性。因而，其發展過程不可避免地帶有非協調性的特點。在立法上，表現為立法速度快、數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內，我國的立法已走過了西方上百年的歷程。但質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術不科學，部門法之間畸輕畸重現象嚴重。在立法與執法和司法的關繫上，集中表現為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甚至貪贓枉法現象嚴重，使立法與法律的實施之間出現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實施的基礎和手段的關繫上，表現為立法超前，基礎和手段不足。許多法律制定出來，卻沒有或缺乏實施法律的人員和物質條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沒有建立在社會需求的基礎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產法》），因而使這些法律處於虛置半虛置狀態。在法治觀念上，不同層次的公民對於法治的理解存在嚴重不協調狀態：國家領導人談的「法治」是「治國方略」；法學專家談的法治是指法對整個國家和社會的統治，法律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一些執法和司法人員認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認為「法治」就是規規矩矩的守法，不犯法。這樣一種復雜的觀念狀態表明，中國當代法制現代化的目標尚不像經濟現代化目標那樣，為全國人民所明了和認同。
中國法制現代化過程的非協調性，是當代不發達國家在急速推進經濟現代化過程中表現出來的規律性特徵。它是經濟上的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現，同時也表明，在經濟體制改革的基礎上，穩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和法治觀念的變革，已經成為推動法制現代化進程的關鍵。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展開的中國社會變革，實際上是要完成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型。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法制建設也呈現出現代化的發展趨勢。由於文化傳統和所處的歷史方位，中國的法制現代化必然帶有自己的特徵。認識這些特徵的目的，在於將中國的法制現代化置於現實可行的基礎上，客觀地看待其進程中的成績與不足，既克服不顧國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義，又可以喚起由人治走向法治這一艱難進程中消極主義者的信心。
注釋：
*楊亞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陳曉玉，1955年――,河北師范大學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黨的建設。
⑴《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頁
⑵《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293頁
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頁
⑷孫笑俠：《法的現象與觀念》，第135頁，群眾出版社，1995年
⑸《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2頁
⑹《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16頁
⑺同上，第110——111頁
㈥ 如何理解用法治保障實現"中國夢
法治追求國富民強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是要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治在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征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法治是國家富強的制度基石。實現中國夢，前提是國家富強。只有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才有堅實基礎，人民幸福才有根本指望。今天，中國正以昂揚的姿態屹立在世界東方，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正日益展現出光明前景。法治貫穿改革發展穩定全過程，覆蓋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各領域，是社會主義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及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基石。要實現「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奮力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讓法治中國與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美麗中國相伴而行。
法治是民族振興的制度保障。實現民族振興，主要是指中華民族開啟向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和生態文明全方位演進的新征程，追趕上走過幾百年歷程的世界現代化潮流，實現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目標，以現代化中國的國力和形象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為人類文明作出更大貢獻。要如期實現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必須繼承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與精華，積極吸收世界上一切先進文明成果，大力弘揚法治精神，加強法治建設。只有真正實現法治，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才能獲得堅實有力的制度保障。
法治是人民幸福的根本要求。實現中國夢，目的就是人民幸福。在我們這樣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實現社會公正、民心穩定、人民幸福的關鍵還是法治。法治是調節社會利益關系的基本方式，是社會公平正義的集中體現，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基礎。只有把增進人民福祉作為法治建設的最高目標，才能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使億萬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機會，共同享有夢想成真的機會，共同享有成長進步的機會,從而實現每個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法治凝聚中國力量
中國夢是民族的夢，也是每個中國人的夢。實現中國夢，需要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識、匯聚力量。法治是凝聚中國力量的重要方式。
法治捍衛中國道路。中國道路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我們黨在領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而形成的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確道路。法治能夠鞏固和捍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人民當家作主、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保證。以憲法為核心、以法律為依據進行各項制度安排，既可以保障人民群眾基本的經濟權益和生存條件，又能夠促進人的潛能、創造力的提升；既有利於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發展生產力、增強國家綜合國力服務，也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推動經濟社會全面發展；既有利於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也有利於集中力量辦大事、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各種風險挑戰。
法治增進社會共識。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法治不僅是衡量社會行為的基本價值尺度，也是當代中國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追求。法治有助於凝聚改革的思想共識、價值共識、制度共識和行為共識，還可以通過法治思維、法治方式、法定程序來匯聚民意、反映民情、集中民智， 調動各類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使不同利益主體求同存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築牢實現中國夢的力量根基。始終沿著法治軌道推進經濟發展、政治民主、文化繁榮、社會和諧、生態文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一定能最終變為現實。
㈦ 法治理念對依法治國有什麼重要意義
六、依法治市的觀念基礎
依法治市不僅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基礎，而且需要與之相應的觀念的支撐。法治要求人們對法律擁有一種神聖的情感，一種在忠誠與信仰基礎之上的歸屬感和依戀感，一種由此激發出的對法律的信賴、尊敬和崇尚。法律意識的發達程度既是一個國家法律運行的實現基礎，又是衡量一個國家或民族法治建設的尺度。沒有公民對法律的認同和信抑，沒有深厚的法治觀念，依法治國就沒有堅實的文化基礎。
（一）現代法律觀念的價值取向
法律意識或法律觀念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體系，是社會主體對社會法的現象的主觀把握方式，是人們對法和法律這種特殊社會范疇的觀點、看法、情感和態度的總和。包括法律知識、法律情感、法律意志和法律信仰。法律意識的內容歸根到底取決於一定社會賴以生存的物質生活條件；同時，它又與社會的政治制度直接相關，與一個民族的固有的法律文化傳統緊密聯系。法律觀念是社會物質生活與法律制度之間的中介，一方面，經濟基礎決定法律上層建築的性質和變化，法律制度和法律意識作為法律上層建築的有機組成部分，都受到經濟基礎的制約。另一方面，在二者之間，法律制度又是根據法律意識建立的，從發生上看，法律意識的形成是法的形成的前提條件。法律意識與政治上層建築之間具有十分緊密的聯系。政治上層建築包括整個法律上層建築。國家政治制度、權力配置模式和運行機制直接決定法律在社會調整體系中的地位和價值取向、法律的功能以及法律與權力的關系、法律的運行體系等，從而也直接決定了法律意識。同樣，一定社會的法律意識對社會政治體系和權力運作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
現代法律意識作為一種自覺的精神力量，不僅是法治建設內在的精神支撐，也是法治的有機組成部分以及衡量法治狀態的一項標准。關於現代法律觀念的內涵，學者的表述各有不同，有學者用「法治的精神」來概括現代法律觀念，認為法治的精神是一種安排國家制度、確立法律與權力關系的觀念力量，是一種相對穩定的、為保持法的崇高地位而指導人們認同法律權威的尚法理念。其實質是關於法在與國家和權力交互作用時人們對這一關系所選擇的價值標准和持有的穩定心態。這種精神是展現法治品格風貌的方向和靈魂，具有法治精神的社會，即使法制狀況不為理想，在這種精神的推動下也會逐步走向完善。現代法治社會中，構成法治精神的要素至少有四個方面：一是善法、惡法價值標準的確立。一社會中，人們有無抵抗惡法的意識，是衡量其法治觀念強弱的標准之一。公眾掌握了判別法律正義與否的標准，法制也就具有了去惡從善的內在活力。二是法律至上地位的認同。它要求全社會所形成的主流信念是只承認法律這一種權威。如果公眾心目中認同的最高權威不是法律，那麼這個社會就肯定不是法治社會。三是法的統治觀念的養成。這是法治精神的核心。它首先要求統治者守法，不承認法律之外另有主宰法律而不被法律制約的主體。四是權利文化人文基礎的建立。權利文化是法治社會得以形成的人文條件，它要求在觀念和制度上解決社會主體的人格獨立、身份平等、行為自由。權利文化的凝聚形態是權利本位理論(徐顯明《試論「法治」構成要件》，載劉海年等主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
現代法律意識作為社會主體的自覺的精神理念，它的產生及存在是與現代社會中社會主體的公民角色分不開的。因此有學者從公民意識的角度對法治理念的產生及其內涵進行了詮釋(馬長山《公民意識：中國法治進程的內驅力》，載《法學研究》1996年第6期)。現代社會是建立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相互分離的基礎之上的，市民社會的運行形態是現代市場經濟，奉行財產私有、契約自由和責任歸己的原則，社會主體成為以交換價值為紐帶的獨立自由的個人。政治國家則成為以市民社會為目的的、公民平等而廣泛參與創制並共享的公共產品。在現代社會中，市民社會的市民同時也是政治國家的公民，獲得了政治國家和市民社會的雙重組織生活，在市民社會生活中，公民作為市民社會的成員，要在日常交往和交換、競爭與合作的相互關系領域維護自己的私權利，弘揚個性自由和自律精神。在國家生活中，公民要廣泛參與政治生活，主張政治權利，塑造公共精神和社會責任感。公民的這些權利的要求與理性的價值取向在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的互動發展中，就形成了現代的公民意識。它展示著一種自主自律、自由自覺的主體價值取向，是公民在政治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雙重組織生活中的個性與共性、自由與責任、權利與義務的和諧統一。公民意識在本質上必然呈現為與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以平等、自由為軸心的正義價值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是自由追求與理性自律的統一(馬長山《國家、市民社會與法治》，第178頁，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公民意識的理性自由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僅是權利義務觀念的簡單合成，更具底蘊意義的是對公民在市民社會和政治國家雙重組織生活中權利義務關系的價值判斷和規范認同。公民意識包括合理性意識，公民對理想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價值追求，以及對國家、社會制度合理與否的價值評判；合法性意識，公民對符合合理性價值的國家制度有效性的信仰、認同和服從，從而使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獲得權威和尊嚴，並得以維系；積極守法的精神，基於合理性意識與合法性意識而形成的護法精神、權利主張精神和義務的自覺履行精神。法治理念依託於公民共同體，公民意識的自由理性精神和自由、平等及權利的正義價值訴求，則構成法治理念的生命根基。正是公民意識的合理性意識、合法性意識和積極守法精神，使法治的理念得以確立。贊同3| 評論
向TA求助 回答者： thyzt111 | 二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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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10-31 11:26 jinyanyan2 | 一級
一、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從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和黨的領導五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法制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織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法學與當代中國法制建設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馬克思主義法學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我們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道路上的一次重大理論創新。它標志著黨中央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法治發展規律和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建設規律認識的進一步深化，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
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一步深化和升華了黨加強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和加強政法隊伍建設的基本指導思想。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六大以來，我們黨按照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的總體部署和要求，在加強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強化政法隊伍建設、提高維護社會主義法治能力等方面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戰略決策和部署，以不斷加強和改進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方式，提高領導水平，取得了明顯成效。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發展，各種利益關系的調整和人民群眾法律需求的增加，迫切需要根據新時期新階段的新要求，進一步明確政法工作的指導思想。從政法工作自身發展的規律來看，也迫切需要進一步發展創新政法工作的指導思想。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正是從我國基本國情和政法工作實際出發對政法工作指導思想的深化和升華。
三、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一步明確了司法體制改革的行為准則和方向。推進司法體制改革，建立健全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展要求的司法體制是現階段改革發展穩定的重要任務，但由於受西方法理思潮的影響，我國現行司法體制改革在取得較大成績的同時，也存在一些不容置疑的問題與不足，西方國家各種法治思想的消極影響也不可忽視。這些問題的存在嚴重干擾了司法體制改革的健康順利發展，迫切需要根據我國司法工作實際，為進一步深化司法體制改革澄清模糊思想認識，明確改革的方向和要求。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滿足了我國司法體制改革的需要，必將對推進司法體制改革起到巨大推動作用。
四、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為政法工作進一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提供了根本指針。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是在科學發展觀指導下形成的指導政法工作科學發展的強大思想武器。努力踐行科學發展觀，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是政法工作進一步服務大局的具體體現，也是推動社會主義法制國家建設的必然要求。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在我國立法、執法、守法和法律監督過程中貫徹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本質要求，是擺在各級政法機關、部門面前的重大任務，譬如在立法規劃中如何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實現經濟立法、社會發展立法和保護生態環境立法的協調統一；在司法實踐中如何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如何正確處理既重視案件辦理數量也重視辦案質量的關系等問題，都需要有明確科學的思想來指導。社會主義法治理念的提出為新時期政法工作的科學發展、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方向性、根本性和戰略性的思想武器
㈧ 法治的歷史意義
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有以下六條：
第一，依法治國是黨執政方式的重大轉變，有利於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
第二，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根本保證。
第三，依法治國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客觀需要。
第四，依法治國是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第五，依法治國是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也是現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標志。
第六，依法治國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要條件。
(8)法治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擴展閱讀
依法治國就是依照體現人民意志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法律治理國家，而不是依照個人意志、主張治理國家；要求國家的政治、經濟運作、社會各方面的活動通通依照法律進行，而不受任何個人意志的干預、阻礙或破壞。
簡而言之，依法治國就是依照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國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客觀需要，也是社會文明進步的顯著標志，還是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障。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根本保證。
㈨ 如何認識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重大意義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是當代中國深化國家治理轉型的關鍵舉措。這一戰略基於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深刻認識，旨在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水平。通過總結歷史經驗，順應人民願望和時代發展需求，這一抉擇展現出其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十八屆四中全會的特別決議，標志著依法治國進入新的歷史階段。在黨和國家歷史上，這一決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表明中國在法治道路上的堅定步伐和決心。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不僅提升了法治的權威性和執行力，還促進了公正、公平、公開的社會治理體系的建立，增強了公民的法治意識和權利保護意識。
這一戰略的實施，不僅為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提供了堅實的法治基礎，而且為提升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平提供了有力保障。通過構建完善的法律體系，加強法治建設，推進依法行政，全面提高法治素養，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為國家長治久安和社會和諧穩定提供了強大的動力。
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過程中，政府和公民共同參與，形成法治社會的良好氛圍。通過法治教育、法治實踐和法治監督，提升全社會的法治觀念，使得法治成為國家治理的核心價值，成為推動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強大動力。
綜上所述，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戰略抉擇，是基於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福祉深刻洞察的明智選擇。它不僅對於構建現代化國家治理體系、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具有深遠的意義，而且對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權益、推動國家現代化進程，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正引領著中國走向一個法治、文明、和諧、繁榮的新時代。
㈩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意義有哪些
1、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
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我們黨總結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也是我們國家發展進步的唯一正確道路。
2、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創新實踐的法制體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從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國家始終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於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
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興旺發達的法制保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形成，把國家各項事業發展納入法制化軌道，從制度上、法律上解決了國家發展中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法制基礎。
(10)法治對當代中國的重要意義擴展閱讀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特徵：
1、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它確立的各項法律制度，必須有利於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以體現人民共同意志、維護人民根本利益、保障人民當家作主為本質要求。
2、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時代要求。新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作為當代中國的偉大社會實踐，為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波瀾壯闊的舞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與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相伴而生、相互促進，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
3、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結構內在統一而又多層次的科學要求。它們由不同立法主體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立法許可權制定，區分不同層次，具有不同效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4、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繼承中國法制文化優秀傳統和借鑒人類法制文明成果的文化要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構建，始終立足於基本國情，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兼容並蓄，充分體現這個法律體系在文化上的先進性、包容性和廣泛性。
5、這個法律體系體現了動態、開放、與時俱進的發展要求。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因而反映並規范這種制度和體制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就必然具有穩定性與變動性、階段性與前瞻性相統一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