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法治的理解
Ⅰ 法制 法治 人治 的理解和區別
在認真學習《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我們注意到《決定》中強調：深入開展法治宣傳教育。從這一重要表述中我們看到從過去的「法制宣傳教育」到《決定》中提出的「法治宣傳教育」有著明顯的區別，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內涵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折射的是法治建設理念的飛躍、內涵的豐富和領域的拓展。
從「一五」普法到現在「六五」普法中期一直統稱為「法制宣傳教育」，普法主管部門也一直延用「普及法律常識領導小組（辦公室）、法制宣傳教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稱謂。如今這樣的統稱和稱謂已屬於過去，它將作為歷史載入我國燦爛輝煌的普法史冊。在這里我們有必要了解一下「法制」與「法治」的區別與聯系。
首先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屬於制度的范疇，是一種實際存在的東西；而法治是法律統治的簡稱，是一種治國原則和方法，是相對於「人治」而言的。
其次法制的基本要求是各項工作都法律化、制度化，並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而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嚴格依法辦事。
第三實行法制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從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到法律監督等方面，都有比較完備的法律和制度；而實行法治的主要標志，是一個國家的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包括國家最高領導人在內，都嚴格遵守法律和依法辦事。
二者的聯系在於：法制是法治的基礎和前提條件，要實行法治，必須具有完備的法制；法治是法制的立足點和歸宿，法制的發展前途必然是最終實現法治。
隨著我國法治進程的加快，人們更習慣於把法制理解為更高層次、更廣含義的法治，這個轉變經歷了二十多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探討與摸索。從「法制」到「法治」的置換，體現了社會各界對法治一系列的原則和理念的認可和強調，體現了一種思想和觀念上的進步。法治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和信仰，成為黨和政府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和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
《決定》明確的「法治宣傳教育」，標志著普法工作將加快從法律知識普及向培育法治信仰邁進，它既包括對法律體系和法律制度的宣傳，也包括對立法、執法、司法、守法等一系列法治教育實踐活動的宣傳，更加突出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培育，更加突出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培養。
因此，我們要深刻理解法治宣傳教育的科學內涵，准確把握法治宣傳教育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職責和使命, 把法治宣傳教育全面拓展到我區執法、司法、守法全過程，創造性地開展工作，推動全區法治宣傳教育工作不斷深入。
Ⅱ 什麼是法制，什麼是人制，區別在哪裡。
人制和法制 區別:
①兩者基礎不同。人治建立在個人專斷與獨裁基礎上，而法治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之上。
②兩者特點不同。人治呈現出隨意性、多變性的弊端，造成社會的不穩定。而法治具有統一性、穩定性、權威性的特點，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能有效地制裁違法行為，保證社會的穩定和有序發展。
③二者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不平等的原則，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 歷史上對法治與人治的三次爭論與三種不同理解 ：
(一)三次爭論 ：
儒法之爭：這是第一次爭論，儒家主張人治(或德治、禮治)，而法家則主張依靠法治，提倡「法、術、勢」；
2.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之爭：這是第二次爭論，其中柏拉圖提倡「哲學王」治國，即提倡人治，而亞里士多德則主張法治。
3. 17～18世紀資產階級與封建地主階級之爭：這是第三次爭論，其中資產階級主張民主和法治，而封建地主階級則主張人治與專制。
(二)三種理解 ：
第一次爭論引起第一種理解，即「治理國家主要依靠什麼，是法律還是道德？」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國家由具有高尚道德的明君賢臣通過道德感化來治理；法治論認為國家由主權者通過法律來治理。
(2)在中國古代，儒家(人治論者)將天、道德、權力溶為一體，強調以德取天下，以德治理天下；而法家則主張主要應由掌權者通過強制性法律來治理，提出「務法不務德」。
(3)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主張賢人政治，而亞里士多德則認為「法治優於人治」、「多數人之治優於一人之治」，並且在自己的《法律篇》中第一次提出並解釋了「法治」一詞。
2. 第二次爭論引起第二種理解，即「對人的行為應採取一般性指引還是採取具體性指引」 (1)總觀點：人治論認為應對每個人採取個別的、特殊的指引；而法治論認為應對所有人採取一般的、共同的指引。
(2)在中國古代，法家盡管也提到了法的規范性，但是總體上來說中國古代儒法兩家並未就此問題展開論述。
(3)古希臘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在這一問題上的觀點：柏拉圖認為法律是硬性條文，不可能對社會事務的處理做到面面俱到，法律不可能規定出適合於每一個人的特殊情況的法律條文，所以必須依靠「哲學王」利用技術來管理社會。亞里士多德認為法律是可以克服人的弱點的，法律上是眾人之治，因而它更應該適用於大多數人，因而它必然具有原則性、普遍性，同時為適用於具體情況，可以通過修改法律，解釋法律，授權法官造法等方式來克服法的原則性帶來的局限性。
3. 第三次爭論引起第三種理解，即「政治制度上應實行民主還是專制？」
(1)總觀點：法治論認為應該主張民主、實行共和政體，而人治論認為應該主張君主，實行專政。
(2)主要出現在17—18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一些先進思想家反封建專制時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綱領中。
(3)在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爭論中，也有反映，但在中國古代儒法兩家的爭論中並末出現，因為這兩家在政治制度上都維護君主制或君主專制。
Ⅲ 如何理解法治與人治的關系
法治則是與人治相對的一個概念：主張法治意味著否定人治，贊成人治則意味著反對法治。法治和人治被人們在對立的意義上加以使用，在中外歷史上已經存在了幾千年。法治與人治的區別主要有以下幾點：
1、法治與民主相容，人治與專制相對應。法治論主張法律應有極大甚至無上的權威，不能聽任個人和組織的權威凌駕於法律之上；人治論則相反，它主張或默認組織和個人的權威高於法律的權威，權大於法。
2、法治強調法律至上，任何人的行為都必須以法律規定為准繩；而人治則強調「領袖」至上，一切強調以領導或領袖的意志為准。
3、法治的人治體現的原則不同。人治體現了不平等的原則，主張因人而異，對人的行為作具體指引；而法治體現平等的原則，強調對事不對人，提供一般性規則。
總之，法治與人治的本質區別在於國家權力是否嚴格依法運作。法治國家要求樹立「法大於權」的觀念，創設「法大於權」的制度。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應當把民主與法治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真正做到把「權力關進法律的籠子里」，這就是人治的最通俗的要求或標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