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學李昌麒答案

Ⅰ 什麼是經濟法

調整國民經濟管理和社會組織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有相當一部分中外法學家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基礎部門。在不同國家中，根據其調整范圍的大小，可分為廣義經濟法和狹義經濟法。前者指調整國家機關、各種社會組織相互之間以及它們與公民之間，在物質資料的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以及與之相應的交換、分配、消費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全部法律規范。後者指國家直接干預、管理國民經濟，以及經濟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法律規范。 經濟法概述一、經濟法的產生與發展 經濟法是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是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在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自由貿易在經濟生活中佔主導地位，對法律的要求是承認絕對所有權和契約自由，不需要國家干預經濟，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的經濟法概念和經濟法律。當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階段發展到壟斷階段後，壟斷組織的出現及壟斷組織對經濟的壟斷，加深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自發的市場調節機制受到很大影響，國家必須放棄原來的「自由放任」原則，承擔起規范市場主體、維護市場秩序、進行宏觀調控等職能。為達到上述目的就需要制定有關法律，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直接的管理和干預，於是在20世紀初，就誕生了一個相對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 「經濟法」這個概念，是則御法國空想共產主義者摩萊里在1755年出版的《自然法典》一書中首先提出來的。法國另一名空想共產主義者德薩米在1842年出版的《公有法典》一書中也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並且發展了摩萊里關於經濟法的思想。1890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謝爾曼法》，這部法律標志著資本主義國家直接運用法律手段干預經濟的開始。進入20世紀以來，德國學者萊特在1906年創刊的《世界經濟年鑒》中首先使用了「經濟法」這一概念，用來說明與世界經濟有關的各種法規，但並不具有嚴格的學術意義。1919年德國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以經濟法命名的法《煤炭經濟法》，1923年頒布了《防止濫用經濟權力法令》等經濟法規。德國經濟法的實踐與理論對世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有很大的影響，首先是日本全面借鑒德國的經驗，隨後，歐洲其他國家也開始使用經濟法這個概念。原蘇聯和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也很重視經濟立法，捷克斯洛伐克於1964年頒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經濟法典。但隨著東歐形勢劇變，法律體系也隨之發生變化。 我國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根據地人民政府進行了大培盯慎量的經濟立法工作，制定了一系列經濟法規。這些經濟法規以土地法和勞動法為核心，輔之以其他經濟法規。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在廢除國民黨政府的法律制度的前提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經濟立法的基礎上，開始制定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法。尤其是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由於工作重點轉移，實行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經濟立法得到迅速發展。配敬我國逐步制定實施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勞動法、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破產法、商標法、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對於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推進，促進國民經濟健康發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經濟法的概念 對於經濟法概念如何定義，國內外理論界爭論較大。西方國家的學者特別是對經濟法理論頗有研究的德、日學者中，大多數認為經濟法是經濟秩序法、經濟干預法，屬於公法范圍；但也有人認為經濟法是公法和私法的交叉，或屬於社會法性質。前蘇聯、東歐國家的學者中，大多數曾認為經濟法是體現國家意志的，調整國家與社會主義經濟組織之間關系的法。 在我國，法學理論界較一致的認識是：經濟法是調整一定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首先，經濟法是經濟法律規范的總稱，它由一系列經濟法律、法規按一定的特徵構成一個整體，成為市場經濟法律體系中的一個部門；其次，經濟法是調整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紛繁復雜的社會關系中，經濟法所調整的是具有經濟內容的物質利益關系；最後，經濟法調整的是一定范圍的經濟關系，因為市場經濟中，經濟主體和經濟活動眾多，經濟關系也是復雜多樣的，所以需要整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各個部門法共同調整，經濟法只調整其中的一部分。 至於「一定經濟關系」的具體內涵，我國學者一度分歧較大，有主張經濟法綜合調整縱向(管理)和橫向(協作)經濟關系的，也有主張僅調整縱向或經濟行政關系的，還有主張以縱向關系為主兼及橫向關系的。如徐傑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和經濟協作中所產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陶和謙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楊紫垣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和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潘靜成、劉文華教授認為，經濟法是確立國家機關、社會組織和其他經濟實體在國民經濟體系中的法律地位，調整它們在經濟管理和與管理、計劃密切相聯系的經濟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王榕、馬紹春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兼有商品性(財產)和行政性(權力)雙重因素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潘念之、王峻岩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在組織國民經濟中、國家在管理企業中、企業在內部管理中以及企業相互之間的協作過程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或者說，經濟法是以企業為核心的法；李昌麒教授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等等。但隨著以市場取向改革的深入，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的提出，對經濟法定義的認識正趨向一致。 根據經濟法伴隨市場經濟孕育，發展的歷史事實和實際作用，根據不同市場經濟中經濟法的社會公益性、宏觀性的共同特徵，根據市場經濟對經濟法的內在要求，我們可以對經濟法作如下定義∶經濟法是調整國家協調和干預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由以上經濟法的定義可見，經濟法調整的一定經濟關系就是由國家對經濟進行協調、對市場進行干預而產生的經濟關系。我們認為，協調與干預並列，范圍可更廣些、程度也可更深些；既可包括間接調控、也可涵蓋直接管理，既可體現國家作為社會管理者行使行政管理權的特徵，也可適合國家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行使所有權的需要，更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協調與干預並列，還可照顧到不同市場經濟國家經濟法的共同特點，又可兼顧學術界的一般觀點。 三、 經濟法的特徵 經濟法與其他法律部門相比較，除具備一般法律的基本特徵外，還有自己的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經濟性：經濟性是經濟法的本質特徵。作為上層建築的經濟法是直接反映經濟基礎、調整經濟關系的，因而它不僅要對各種經濟問題做出明確的法律規定，而且必須直接體現、反映和符合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為經濟基礎服務。同其他法律部門相比，它同經濟關系有著更為廣泛和直接的聯系。 (二)綜合性：經濟法的綜合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在規范的構成上，經濟法既包括若幹部門經濟法，又包括若干經濟法律規范；既包括實體法規范，又包括程序法規范；既包括對內經濟法律規范，又包括對外經濟法律規范。其次，在調整主體上，經濟法律關系的主體既包括法人主體，也包括自然人主體，既包括國家機關，也包括各類經濟組織和社會組織，還包括各種不同身份的個人。再次，在調整范圍上，既包括宏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調控關系，也包括微觀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作關系。 (三)指導性：經濟法的指導性是通過經濟法規所具有的促進和限制兩種功能、獎勵和懲處兩種後果表現出來的。國家根據不同時期的經濟形勢和任務，制定不同的經濟法規。有的法規側重於限制，有的法規側重於促進，有的法規則兼而有之，來引導各項經濟活動走上正確的軌道。

Ⅱ 經濟法的基本概念

經濟法最早產生於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國家學家關於經濟法的概念，主要見於德國，日本等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術文獻中。英美法系國家盡管存在我們看來屬於經濟法的法律規范，但它們不注重法律部門的區分，沒有民法的概念，更沒有經濟法這一概念。因此，要說明大陸法系國家，尤其是德日學界對經濟法的解說。
a.認為經濟法就是和經濟有關的法律的總稱。比如德國的艾斯特豪思認為經濟法就是有關經濟的法。德國的努斯鮑姆認為經濟法是以直接影響國民經濟為目的的法律規范的綜合。日本學者美濃部達吉也持此說。這一學說是經濟法產生初期學者對經濟法概念的嘗試性定義，現已經沒人認同了。
b.認為經濟法是對市場進行規制的法，以反壟斷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中心內容。日本的丹宗昭信認為：「現代經濟法的核心是壟斷禁止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日本學者正田彬也認為：經濟法是規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固有的以壟斷為中心的經濟從屬關系法。經濟法的認為在於糾正這種壟斷主體與非壟斷主體之間顯著的不平等關系。
c.認為經濟法是經濟公法，有學者認為這是德國經濟法學界的主流學說。這一觀點認為應該堅守羅馬法關於公法和私法的劃分，規定國家公務的法律為公法；規定個人利益的法律為私法。經濟法是國家對經濟施加直接影響的法律，是官方組織和管理經濟的措施。有一種比較狹隘的觀點把經濟法等同於經濟刑法，理由在於經濟法的規定大多包括了刑事責任的內容。這一觀點已經隨著經濟法的發展而被摒棄。
d.認為經濟法是社會法。與『經濟公法論』不同的是，此學說雖然也以公私法的劃分為認識論基礎，但認為在公法和私法之外存在一個獨立的第三領域，即社會法。我國很多學者同意這一學說。
e.認為經濟法是企業法。德國的卡斯凱爾和庫拉烏捷，日本的西原寬一等，主張以企業為中心來把握經濟法的定義，認為經濟法是關於企業的法，企業的概念構成了經濟立法的出發點。法國有學者認為，經濟法是對傳統商法的擴展，人們更多的用經濟法概念來代替傳統的商法。這也可以歸於「企業法說」的范圍。 1921年，蘇聯由於糧食匱乏引出新經濟政策。蘇聯的經濟法受到德國經濟法思想的很大影響，但是更重要的是與蘇聯的意識形態和經濟體制相聯系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法和蘇聯一樣，擺脫不了實質上實行的集中的體制的束縛。
a.兩分法。蘇聯法學家斯圖契卡認為，20世紀20年代蘇聯存在兩種經濟成分和經濟關系，私有者之間的財產關系由民法調整，社會主義成分的各種經濟關系由經濟法調整，民法最終將滅亡，被經濟法取代。30年代中後期，兩成分法被認為將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對立起來而遭到全盤否定，當時的法學權威雅辛斯基斥之為「法律機會主義」的理論。在隨後的大清洗中，斯圖契卡被處決，兩成分法也淡出了蘇聯主流經濟法思想。
b.大經濟法說。20世紀30年代，金茨布爾格和帕舒卡尼斯對兩成分法進行了批判，認為經濟法不僅調整了社會主義組織之間的關系，也應當調整公民之間的關系。其實質內容就是以經濟法囊括民法。這一學說盡管同樣受到了雅辛斯基批判，卻受到了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法學和民法學研究的重視。
c.縱橫統一經濟法。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縱橫統一經濟法，是社會主義經濟法學流派中影響最為深遠的一種經濟法理論，其影響不僅遍及戰後的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涉及今天的中國經濟法思想。這種學說認為，經濟法是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具有特定的法律調整對象和特定的法律調整方式。其代表性人物拉普捷夫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社會主義經濟中形成的社會關系的獨立部門法。倡導制定統一的經濟法典來規范國民經濟中的縱向，橫向經濟關系以及縱橫交錯的經濟關系。由於體制上的弊病，蘇聯的縱橫統一經濟法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缺陷，所謂的「縱橫統一」實際上演變成了「縱統一橫」，過於強調經濟上的集中。蘇聯解體後，拉普捷夫對於轉型期的縱橫統一經濟法做出了新的詮釋，提出了一個與時俱進的經濟法概念。
d.經濟法商法化理論。南斯拉夫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同，它實行了「社會自治計劃」，實質上是完全的市場經濟。在這種否定蘇聯模式計劃經濟體制的前提下，南斯拉夫的經濟法概念也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迥然不同，更加接近現代經濟法的本來意義。《南斯拉夫法律網路辭典》認為，「經濟法這一概念相當於西方國家的『商業法』或者『商法』一詞，商法是調整企業的地位和商業事物法規的總稱」。 經濟法概念在我國出現得較晚。1979年6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五屆二次會議的官方文件提出：「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我們需要制定各種經濟法」。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將經濟法確立為我國法律體系中七大法律部門之一，與憲法及憲法相關法、民商法、行政法、社會法、刑法和訴訟與非訴訟法（程序法）並列。 我國經濟法概念受大陸法系國家德國，日本以及蘇聯的影響，一直以來也沒有統一定論。我國經濟法概念的核心之爭，在於經濟法是否能夠成為一個獨立的法的部門。一些有代表性的觀點如下：
A.否定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概念.
a.綜合經濟法說，也稱為貨綜合法律部門說。這一學說由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樹教授於20世界80年代提出，認為經濟法調整的並非單一的經濟關系，它是以經濟民法的方法、經濟行政方法、經濟勞動方法調整平等的、行政管理性的、勞動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多種基本法律部門的經濟法律規范之「集合」或「總和」。由此構成「綜合的法律部門」。
b.學科經濟法說。認為在法的體系下並不存在「經濟法」部門，所謂經濟法無非是運用民法、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基本部門法的手段來調整經濟關系的經濟法規，或者說，經濟法是對各種經濟法律的概括。但是，經濟法作為一門學科是必要的，因此傳統的法學在經濟的法律調整方面缺乏綜合研究，建立以經濟法規為研究對象的經濟法學科，可以彌補傳統法學學科的不足。
c.經濟行政法說。認為經濟法是行政法中調整經濟行政管理關系的一部分法律規范，是行政法的一個分支，不應該獨立成整體為法的部門。王利民、梁慧星教授認為，經濟法就是經濟行政法。
B.肯定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概念。
a.需要國家干預論。代表性人物李昌麒認為，經濟法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失靈而制定的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簡言之，經濟法調整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此學說不斷發展和完善，歷經了「國家干預-適度干預-謹慎干預」的理論進程，對我國經濟法的概念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b.國家協調說。代表性人物是楊紫煊，認為經濟法是調整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的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但是應當注意到，現代國家介入經濟生活的方式不僅僅表現為一種協調，有時可能是強制性的。
c.縱橫統一說。這一學說源自蘇聯法學家拉普捷夫的經濟法思想，代表人物是劉文華、史際春，認為我國經濟法是調整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和其他社會組織內部及其相互之間，以及他們與公民之間，在經濟活動中所發生的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d.密切聯系說，也稱作管理-寫作說。這是由縱橫統一說發展而來並為《民法通則》頒布後法學統編教材採納的一種經濟法學說。其認為「經濟法是調整經濟管理關系以及與經濟管理關系密切聯系的經濟協作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主張經濟法只調整上述橫向經濟關系的以部門，即與經濟管理關系有密切聯系的那部分經濟協作關系。
e.宏觀調控說。該說認為，我國經濟法是國家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間接調控的部門法，市場主體之間的平等性經濟關系主要由民法調整，國家行政主體與市場主體之間的社會公務性直接管理經濟關系由行政法調整。
綜合眾家所長，目前我國經濟法權威採用的概念是：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含義：經濟法屬於法的范疇，屬於國內法的體系，但他不同於國內法體系中的其他法的部門。
上述所謂的權威概念也並非是真正的權威，隨著我國經濟與經濟體制的進一步發展與改革，經濟法所承擔的歷史使命必然在不斷地變化與調整，而無論是管理也好、協調、干預也罷，都不過是國家調控經濟的手段的一種描述，以之作為經濟法的概念提出，總是略顯單薄。關於此一點在我的論文中曾多有提及，請參看鏈接部分。而從經濟法的本質看，經濟法的概念應當歸結為如下表述：經濟法就是以社會為本位，通過國家、社會團體和市場將有限經濟利益和稀缺經濟資源合理地分配，以營造一個平衡和諧的社會經濟環境，最終實現社會整體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獨立部門法律體系。經濟法是「社會本位法」、「利益和資源分配法」和「經濟發展法」。而這三個本質屬性從三個方面一起共同構建出了經濟法的本質。這里還需要強調的是不可以機械地把三個本質屬性割裂開來看待，甚至認為它們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或者主觀地認為某一方面的屬性可以高於或者主導另兩方面，甚至代替另兩方面。比如以經濟法是經濟發展法來否定經濟法的社會本位，以經濟法社會本位的價值取向來質疑其利益分配功能的正常實現，等等。
經濟法中的和解，債務人和債權人會議就企業延遲清償債務的期限，企業進行整頓的方案，內容計劃等問題達成的和解協議。

Ⅲ 經濟法與行政法的區別

一、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之間的區別

（一） 兩者規范的權力不同

經濟法規范的是國家主權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而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經濟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經濟行為的干預。我國憲法對此作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該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權，該法就是經濟法，該權就是主權。憲法第3章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該條明確規定了政府（狹義的）掌握的權力是行政權。主權和經濟行政權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歸屬主體不同。國家主權屬於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有的西方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例如，《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後修改）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由人民通過其代表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國家主權。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個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國家主權。」《日本國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這樣寫到：「日本國民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確保各國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國獲得自由之惠澤，決心根絕因政府行為而再度釀成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確定本憲法。」有的西方國家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但可以從表述中推理出這個結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規定：「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既然憲法由人民制定，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力必然來源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而經濟行政權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具體的經濟行政機關或其他組織。 例如，在我國現階段，關稅的徵收權就屬於海關，其他機關和組織都不能行使關稅徵收權，即使國務院也不能直接徵收關稅。

第二，兩者受制的法律種類不同。國家主權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在國際范圍內，國家主權受國際法規制。經濟全球化導致一些有關經濟、環保、人權、宇宙空間以及國際犯罪等共同問題，單靠一個國家無力解決，於是，國家之間簽訂了許多國際合作的條約和協定，為了保證獲得國際合作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國家就必須遵守這些條約和協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國家主權，從它的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正在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影響下被重新定義。……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已經不在與過去一樣了。」在國內，國家主權受憲法規制。憲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對客觀上已經形成的民主事實的法律確認。」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相對應的也規定了國家和公民的義務。國家可以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但同時也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履行義務。而經濟行政權除了要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之外，還要受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制。

第三，兩者的可分性不同。國家主權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經濟行政權具有可分性。經濟行政權只是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不同的經濟行政權由不同的行政主體行使。例如，征稅權由征稅機關行使，產品質量的監督權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行使。而且，同樣一種經濟行政權還可以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例如，中國征稅機關有三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財政機關主要負責徵收農業稅和契稅，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稅由稅務局負責徵收。

第四，兩者的地位不同。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內的最高權力，在我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它產生，受它監督，對它負責。而經濟行政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兩者適用的地域不同。國家主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經濟行政權按照行使的主體不同，適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地方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只能適用於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綜上，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不是行政權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的結論是將主權和行政權混同了。

（二）兩者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

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國家是主體一方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例如，徐傑教授倡導的國家管理和協調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管理和協調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楊紫烜教授主張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倡導的國家調節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國家運用主權干預經濟形成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個體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相對方的范圍一致，但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國家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主體有根本區別。經濟行政主體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海關、環保機關、質量檢驗檢疫機關、工商機關等政府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其他執法機關。一般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狹義政府的一部分。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機關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我國的國家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成的權力機關、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成的行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組成。國家機構就是廣義上的政府。國家是包括廣義的政府的一個組織體。

國家與狹義的政府不同。（1）兩者產生方式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恩格斯對國家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政府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工具，依附於國家，在正常狀態下，它的產生方式同國家採取的政體有關。例如，在君主制國家，政府由君主指派產生；而在民主制國家，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政變產生。在我國，政府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兩者持續的時間不同。國傢具有恆久性。一個國家在存續時間上並無限制，只要不被吞並消滅，它就會持續存在。而政府則不然。以民主制國家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輪替。（3）兩者所享受的權力不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群集合體，它享受的權力是抽象的主權。在民主制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無法轉移。而政府享受的權力是行政權力，來自國家主權的賦予並且受到主許可權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圍，可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轉移。（4）國家有領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則無此局限性。國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領土為要件，此領土可以分割或讓與他國，甚至，同一領土可以分割成兩個國家。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國家能夠宣示主權的范圍是其擁有的領土范圍。而政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移動。只要該國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國家內的城市之間移動，在戰爭期間，外國入侵或領土被佔領時，政府還可以移至它國，組成流亡政府。

國家干預經濟不同於政府幹預經濟。國家干預經濟是主權的作用，設定的是個體的經濟行為模式，為了保證個體依法經營，就要有具體的行政主體來執法，這時就是政府幹預經濟，是行政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國家禁止其實施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行為。當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了國家禁止的行為時，該法第23條規定：「 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省級或者設區的市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授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設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公平交易局作為行政主體有權在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違法行為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第二， 兩者產生時間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產生，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產生。以中國遺產稅的徵收為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也日益發展，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師、職業經理人等高收入職業，出現了高收入群體，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增加財政收入，有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徵收遺產稅。在遺產稅法沒有頒布施行之前，稅務機關不可能徵收遺產稅。只有當遺產稅頒布施行，產生了國家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時，才可能產生稅務機關依照遺產稅法和具體的遺產稅納稅人之間形成稅收徵收關系。

第三， 兩者消滅的邏輯順序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在時間上應當是同時消滅，但在邏輯順序上，應當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消滅，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消滅。以農業稅的徵收為例。國家在沒有宣布廢止之前，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就不能不征稅。只有當國家宣布廢止時，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才能停止征稅。

第四， 兩者的抽象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國家和不特定的個體之間形成的抽象性的關系。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抽象性的關系和具體性的關系。當經濟行政管理機關為了有效地執行經濟法而實施行政立法行為和制訂其他行政規范（或稱為其他規范性文件）時，形成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抽象性。這只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特定的行政相對方形成的關系，是具體的關系。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在於落實。不管是廣義的法律，還是行政規范，最終都由經濟行政主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政相對方身上。

第五， 兩者的穩定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穩定的，只要國家通過了相關經濟法，規范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沒有被修改之前，關系不會發生改變。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具有變動性。（1）法律明確授權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具體的實施條例，從而使不同地方的經濟行政關系體現出差異性；（2）根據法律的授權，一個地方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勢，執行不同的標准；（3）不同的執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執法過程中會體現出差異性；（4）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依法執法，而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違法執法，也會造成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於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於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的結論本身成立，但以此認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是行政關系不能接受。

（三）兩者的法律行為的性質不同

王文認為：「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於管理對象的手段話，那麼，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於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於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於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節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王文認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為表現形式的結論可以接受，但王文將行政主體運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方式等同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不能接受。經濟法學界雖然在經濟法范圍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經取得一致意見，都認為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屬於經濟法范圍。筆者下面就以市場管理法為例來具體分析國家主權干預經濟的方式和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的方式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到第15條規定欺騙性市場交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等11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屬於國家主權干預經濟方式之一：禁止個體實施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行的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干預能夠實現，該法第16條到19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監督檢查權，第21條到第30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權。 行政主體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可以制定規范性文件，這個任務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擔當；也可以採取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措施，這個任務主要由沒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完成。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貫徹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等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制定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進行具體化，同時規定具體的處理程序和方法，指導各級工商機關有效地執法。各級工商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時，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書必須註明授權其進行執法的條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行政處罰的決定書必須寫明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對違法經營者進行處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分析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與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兩者之間的區別。

第一， 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主體是經濟行政主體。

第二， 兩者法律後果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後果是設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義務，是抽象的，不針對具體的個體。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後果一般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具體化。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後果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落實到個體身上，針對具體的行政相對方。

第三， 兩者表現形式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表現是設定市場主體不得實施的行為。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表現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結果具體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和落實到具體行政相對方身上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四， 兩者責任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如果有錯誤，給個體造成了損害，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不需要承擔責任。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的規定，給行政相對人造成了損害，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要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國家還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實施違法行為的公務人員追償。

（四）兩者涉及的救濟途徑不同

王文認為「在經濟管理活動過程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於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個結論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論經濟法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的觀點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國現階段，只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所以，我國學者在考慮權利救濟途徑時往往遺漏了憲法救濟途徑。行使行政權引發的爭議的救濟途徑並不是只有行政救濟途徑。因為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並不都是行政爭議，而是分成兩種，一種是憲事爭議，一種是行政爭議。行使行政權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發憲事爭議：一是當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制訂的法規、規章，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損害了行政相對方的憲法基本權利時；二是當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越權或濫用權力而違反憲法時。當然，行使行政權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是行政爭議，通過行政途徑來救濟。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建立憲法訴訟，但並不等於我國沒有憲法救濟的途徑。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9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當個體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而不能通過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獲得救濟時，可以向有關的國家機關提起撤銷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和命令等。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較具操作性的違憲審查機制。該法第88條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91條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程序。

當個體認為國家干預經濟行為不符合憲法，要想不受經濟法約束，除非提出證據證明經濟法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侵害了其憲法基本權利，只能通過憲法救濟途徑來進行救濟，而不可能通過行政訴訟來進行救濟。例如，上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禁止公用企業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公用企業如果認為依據憲法它有許可權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它要想實施這樣的行為，而不受處罰，就可以通過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有權機關宣布該規定違憲，使其無效。在該規定沒有被宣布違憲無效之前，執法機關有權依據該規定對一個涉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公用企業進行行政處罰，該公用企業如果認為自己沒有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在於公用企業是否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業依據憲法是否有權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禁止實施的行為展開爭論。在我國目前現階段，在憲法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憲法和立法法建立的憲法監督制度尋求救濟。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經濟法的救濟途徑是憲法救濟途徑，而經濟行政法的救濟途徑包括憲法救濟途徑和行政救濟途徑。

Ⅳ 論述經濟法的概念和調整對象

經濟法存在嗎？它能與民法、行政法相區分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嗎？要回答這些問題無疑要先對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有一個較為准確的界定。因為通常人們判斷一個法域是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關鍵是看它有沒有自己獨特的調整對象。事實上，我國許多經濟法學者也都將此作為整個經濟法理論的邏輯起點和認知入口，可見對於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認識確實非常重要。本文從分析國外兩大法系中所存在的經濟法現象的經濟社會根源和目前我國經濟轉型時期經濟法所擔負的特殊的歷史使命入手，試圖逐步揭示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找到一個較為令人信服的答案。

一、從各國經濟法學流派的主要觀點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簡述各國經濟法學界的主要觀點

通常我們都認為現代經濟法產生於德國。在經濟法學創立之初，德國的經濟法學家就對經濟法有兩派不同的看法，一派認為，經濟法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而只不過是企圖指出當時各種經濟關系有趨向於法制化的觀點而已；另一派則認為經濟法是獨立的法律部門，其中「企業法」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企業管理或完成經濟企業者的事業而產生的關系：「社會法」說認為經濟法是把「社會」作為調整對象的法，介於公私法之間：「組織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同經濟政策相適應的一個獨特的法律部門。「統制經濟法」說則認為經濟法是統制經濟固有之法。

日本也是一個經濟法學較為繁榮的國家。其中較為著名的學者金澤良雄認為經濟法是「為了彌補民法調整所不及的法律空白狀況，即其中包含的與市民社會私人方面相對的公共社會方面」的內容而形成的法。 丹宗昭信則認為經濟法是「國家規制市場支配的法」，是國家為了維持競爭秩序而介入市場的一系列法規。

英美法系的國家因其傳統不強調公私法的劃分，所以也不關注與此劃分密切相關的經濟法。雖然在英美法學界絕大多數人迄今為止不主張使用「經濟法」這一獨立的概念，但並不代表這些國家就沒有經濟法現象，如今被稱為「經濟憲法」的反壟斷法，就首先誕生於美國。

（二） 分析各國經濟法現象和經濟法產生的社會背景

不管各國對經濟法承認與否或所持的觀點有多大差異，事實上在生產高度社會化，壟斷出現以後，以上各國都存在需要由公權力介入自由市場進行調整的特殊的經濟關系，這種實際上的由經濟法調整的經濟關系的存在已是不爭的事實。

既然客觀上有了調整的對象，那麼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能否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就要從法律部門形成的條件上看，我們知道，任何法律部門的形成，都需要主客觀兩方面的條件。在客觀方面，需要由社會環境造就出具有某種特殊性的社會關系和法律領域，而當時的德國，由於一戰的戰時經濟政策，經濟領域出現了新的立法活動和法律現象。在戰後，又開始出現有關戰後經濟復興的法令，有了刺激新的法律部門產生的法律現象。在主觀方面，學者們對一系列的經濟法規進行匯總分類，使經濟法有了學術的土壤。所以，在筆者看來，經濟法在德國產生，並形成一個法律部門決非偶然，而有著其深刻的社會背景。而從其產生的背景中我們又不難看出，經濟法源於特別時期政府對於經濟的無奈的干涉，其調整對象最初就是在非常時期需要國家介入干預調整的一種經濟關系。

二、從經濟法的經濟根源中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凱恩斯主義的法律體現

在筆者看來，法律作為一個社會制度的上層建築，都有其相應的經濟制度為基礎。如果說民法的繁榮是基於經濟自由主義，那麼經濟法所體現的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無疑來自被稱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經濟學家的凱恩斯的經濟理論。

古典經濟學代表亞當。斯密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每個人追求的僅僅是個人的利益，但「在這樣做時，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去促進一個目標，而這個目標決不是他所追求的東西，由於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經常促進了社會的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進社會利益時所得的效果大。」這就是著名的「看不見的手」原理。他主張政府在市場經濟中應是「無為」，崇尚經濟自由主義，反對政府幹預。但在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沖擊後，凱恩斯行動主義逐漸興起，凱恩斯認為，亞當。斯密的理論是建立在完全市場機制的前提下的，但這在實踐中並不存在，並非所有的經濟當事人都有對稱的市場信息和完全的理性且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會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所謂市場失靈，按照西方經濟學家的觀點，是指由於許多因素使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呈現出低效率運行的一種非理想狀態，用博弈論的觀點解釋市場失靈的原因就是「個人理性與團體理性」的沖突。 而凡是市場可能失靈的地方，都是政府監管幹預的地方，都可以攬入經濟法管轄的范圍內。

（二） 對市場經濟在不同狀況下的調整-分析經濟法與民法異同

筆者認為，民商法與經濟法的本質區別在於前者是在市場運作良好時以個體為本位的私法，而後者則是市場失靈時以社會為本位進行補救的公法。但最終殊途同歸，兩者在目標上是一致的，都是為了共同維護市場的穩定，促進經濟的繁榮和發展。

民商法的性質和特點適合當時社會經濟自由競爭和市場調節機制的需要，它通過個體自由和權益的維護，不僅促進微觀領域的公平和效率，而且由於它維持了市場的公平自由的競爭秩序，使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能充分發揮作用因而使社會經濟在宏觀和總體上得到調節。所以有人說，民商法是市場調節的法律保障。

但19世紀末以後，生產社會化和壟斷的出現使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機制失靈，其所引發的生產過剩、社會投資結構失調和周期性的經濟危機，是民商法所無能為力的。 此時，經濟法作為市場失靈時的一種救濟措施和國家的調節機制就應運而生了。從這一角度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只能是在市場失靈時需要靠國家公權力介入干預才能恢復正常自由市場秩序的經濟關系。如果說民商法是保障市場自由、公平競爭的第一道防線，那麼經濟法就是進一步在需要的時候對市場秩序進行保護的第二道防線。

三、 從我國社會轉型期的現狀分析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一） 從我國行政法的現狀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目前，我國行政法意義上的行政，僅指公共行政或國家管理，並沒有表示私營管理的意思，是相對於立法、司法的一個概念。行政法所調整的也主要是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行政關系。 應該說，行政法對我國這樣一個有著傳統「官本位」思想的國家來說，其產生和發展都是十分艱難的，所以其當務之急也是限制行政權的濫用，規范行政行為。在今後很長的日子裡，恐怕還無暇顧及研究行政法在經濟領域的適用問題。畢竟，目前我國政府的主要職能依然是發揮其政治職能而非經濟干預職能。所以雖然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國家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但它與目前我國的剛剛起步的行政法依然是涇渭分明，各有一片天地的。

當然，隨著國家職能的演進即經濟調節職能的逐漸發達，國家福利制度的逐步完善，筆者相信，總有一天，政府職能的重心將從政治職能逐步轉移到經濟調節和社會福利保障等更趨社會化的職能上來。但目前來看，還過於理想化。

（二） 從我國目前社會的焦點問題來看經濟法的調整對象

改革開放碩果累累，但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以及在市場經濟繁榮的今天，其所隱藏的社會問題卻嚴重困擾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比如在企業轉制過程中大量的下崗工人如何安置；如何解決經濟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惡化的矛盾；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這些社會關注的焦點問題的解決，靠追求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自由競爭是不行的，還要靠經濟法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政府直接干預社會分配，發展「預算、稅收、社會保障」。 保護市場自由競爭中淘汰下來的弱者的利益，使經濟法和民商法成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衡平點。從這一點看來，經濟法還是大有作為的。

四、結語

行文至此，應該可以下個結論，說經濟法的確存在，其調整對象就是一切需要由國家介入干預的特殊的經濟關系，且在我國目前的社會條件下經濟法存在的意義重大。為了明天的自由競爭的市場，為了更為公平合理的社會保障體系，為了人們在經濟上的公共利益，我們還是要好好發揮今天經濟法的作用。

參考文獻：

[1] 楊心明主編《當代經濟法學》（第二版） 同濟大學出版社 2000年10月 第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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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李昌麒的學術觀點

李昌麒教授鑒於任何一門法學學科的獨立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理論觀點為其基石的，經濟法也不例外，因此，他在整個教學和科研活動中，始終是把對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的研究作為其主要研究方向，力圖構建一個適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基本理論體系。
把握現代經濟法產生和發展的軌跡
這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經濟學家總是在不斷尋求一種能夠促進經濟發展或能夠走出某種經濟困境的理論支點。這個支點一旦成為佔主導地位的經濟學主張，往往就要為這個國家掌握政權的統治者作為政策目標而加以採納，進而通過立法把這種政策上升為普遍的規則，所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立法實際上就是其經濟政策的法律化，與此相適應，法學家們也總是沿著某種經濟學說而確立的經濟政策目標及其相應的經濟立法來闡明自己的法學主張。因此，在他的論證體系中，也總是沿著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每一個階段中影響資本主義改革目標的經濟學家們的主張，來闡述經濟法理論及其立法實踐，從而才能從深層次上把握經濟法產生的客觀必然性，進而加強對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
把科學社會主義引入經濟學研究領域
法律思想本來是屬於法律史學研究的范疇，但是考慮到歷史上傑出人物的法律思想對法學理論乃至立法都要產生重要的影響。然而，縱觀我國和外國的法律史，往往又忽略了對經濟法律思想的研究，因此他認為，無論是從教學還是科研角度來講，都有必要把經濟法律思想納入經濟法基本理論的研究范疇。於是他沿著最早提出經濟法概念的空想社會主義者的經濟法律思想，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毛澤東的經濟法律思想，鄧小平建立法治社會的法律思想的邏輯順序，對它們的經濟法律思想進行了概括。這種概括不僅有利於拓展人們的知識領域，也有助於豐富經濟法的基本理論研究。
多學科多維度闡明經濟作為獨立部門法的依據
經濟法為什麼應當成為我國整個法律體系中的一個獨立部門，人們的認識並不一致，這種狀況的存在不利於樹立人們對經濟法作為一個重要的法律部門的認識，為此，他提出了公私法兼容論、對象論、專業化分工論、優化調整論、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等「五論」作為確立經濟法是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認識論基礎和客觀依據。「公私法兼容論」表明經濟法既不是純粹的公法，也不是純粹的私法，而是兩者兼而有之的「第三法域」。「對象論」表明凡是體現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都是經濟法的調整對象，它是民法和行政法的調整對象所不能包容的。「專業化分工論」表明不是所有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同類社會關系都只能由一個法律部門進行調整，而應當按照法律專業化的分工原則，分別由不同的法律部門進行調整，即組織行政關系由行政法調整，經濟行政關系由經濟法調整。「優化調整論」表明現代部門法的調整不應是一種一般過得去的調整體制，而應當是一種能夠達到最優化調整目標的體制，只有把現實生活中那些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從行政法和民法調整體制中劃分出來，由一個新的經濟法部門調整，才能達到最優調整的目的。「協調發展和共同作用論」表明不要對行政法、民法、經濟法和社會法作「一刀切」的劃分，它們之間可能存在著某種交叉，不要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否定另一個法律部門的獨立存在，而應當按照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主導方面來確定其部門法歸屬。
把經濟法定位於需要國家干預經濟之法
政府之所以要干預經濟，是因為市場不是萬能的，它在自身的發展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某種盲目性和局限性，集中地表現為市場失靈，而市場失靈是以調整行政隸屬關系和平等關系為己任的行政法和民法所難以克服的，因此只能由經濟法調整。為此，他採取了一種特殊的定義方法，即把經濟法的功能與經濟的調整對象和范圍結合起來的辦法，將經濟法定義為是國家為了克服市場調節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需要由國家干預的具有全局性和社會公共性的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對此，人們將其稱為「需要國家干預論」。「需要國家干預論」與一般的干預論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用了准確的切入點即市場缺陷理論，並以「需要」兩字加以配合，因而顯得獨樹一幟。「需要干預論」表面上使用了「需要」這樣一個不確定且模糊的詞語，但是事實上它包含了均衡干預、有效干預、被干預者對干預者的干預以及經濟民主、經濟法權威等理念，從而有助於國家根據不斷變化的經濟形勢採取相應的經濟法干預措施。
正確處理國家權力與發展市場經濟的關系
他在對國家權力促進和阻礙經濟發展的「二重性」進行分析以及對過去社會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干預、資本主義國家過多地強調權力放任進行批評之後，提出我國的經濟法的任務是要從國家對經濟生活的過多干預和放棄干預這兩個極端中走出來，建立一個既不是放棄干預又不是一味干預、而是一個符合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規律要求的權力運行機制。為了更好地揭示經濟法的歷史作用，他運用歷史與現實相結合的方法，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國家運用法律特別是經濟法的方法干預社會經濟關系的全部歷程，進而把經濟法劃分為傳統經濟法和現代經濟法。認為傳統經濟法是以對政府的「完全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它是從全面干預出發構築經濟法的理論體系和制度體系的，這時的經濟法表現為強烈的擴權趨勢，其特徵是經濟控制權的高度集中；而現代經濟法則是以對政府的「有限理性假設」為認識論基礎的，因而主張政府只應適度地干預經濟，這時的經濟法表現出追求授權和限權相結合的趨勢，其價值目標是經濟民主和經濟公平。
從一個全新的角度概括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在過去經濟法學界，由於對經濟法的本質屬性存在著不同的認識，因而對經濟法基本原則的概括就顯得較為混亂。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確立之後，他一方面對過去在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中的缺陷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又按照他所理解的經濟法的基本屬性把資源優化配置、社會本位、經濟民主、經濟公平、經濟效率和可持續發展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原則，同時它又是國家運用經濟法律干預經濟的基本價值取向。
概括經濟法的調整方法
根據他對經濟法基本屬性的認識，他把經濟法的調整方法概括為指令性的調整方法、指導性的調整方法、國家直接介入經濟的調整方法以及激勵與懲罰相結合的調整方法。同時，認為這四種方法又不是行政法、民法和刑法調整方法的簡單的分別實用，而是經濟法獨有的調整方法。
把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調整范圍
鑒於國家已經把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加強宏觀調控和推進分配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市場經濟運行的基本環節而統一考慮，因而，他把經濟法的具體調整對象歸結為市場主體調控關系、市場運行調控關系、宏觀經濟調控關系和社會分配調控關系。把市場主體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的認識；把市場運行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家權力在形成市場秩序中起著其他法律部門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把宏觀經濟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基於政府責任的考慮；把社會分配調控關系納入經濟法的調控范圍，主要是因為國民收入如何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意志，因此對社會分配領域，國家不能不進行適度干預。
樹立屬於經濟法自己的法律關系范疇
認為經濟法律關系仍然是由主體、內容和客體所構成，所不同的是他把經濟法的主體分類為經濟決策主體、經濟管理主體和經濟實施主體，這既可以與民法和行政法主體相區別，又能體現經濟法自己的特性，從而有助於構築經濟法自己的主體制度；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內容概括經濟許可權，即經濟職權和經濟職責、經濟權利和經濟義務的總和，從而構築了經濟法自己的許可權結構體系；把經濟法律關系的客體歸納為經濟調控行為、與國家調控因素有直接關系的物、科學技術成果和經濟信息，從而構築經濟法自己的客體范圍。
法律部門的劃分應以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
他認為我國法學界在對民法、行政法、經濟法和社會法等「四法」的劃分上卻出現了教條化的傾向，突出地表現為：（1）固守法律部門劃分的傳統標准，忽視了法律部門已經出現和可能出現的交叉與融合；（2）部門法的本位主義傾向比較明顯，不適當地誇大了某個法律部門的作用及其地位而輕視其他法律部門；（3）過分注重法律部門的劃分，忽視了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關系，甚至出現了「你想包容（吃掉）我，我想包容（吃掉）你」的探索路徑。這是對「四法」各自的調整對象難以達成共識的一個重大障礙。為了克服這種障礙，他在對「四法」特有的本質屬性及其功能進行分析之後，認為在研究「四法」關系的時候，不能把思維僅僅局限於研究它們的區別，同時還要研究它們之間的互動作用，進而提出了在我國整個法律體系框架內，建立各個部門法互動機制的命題。他認為法律部門之間的互動是法治有效運行的基本環境，法律部門的劃分本身應當是以法律部門的整體性與互動性為前提的，如果過多地、孤立地強調法律部門的絕對劃分，而看不到它們的互動作用，這不僅可能造成人們對「四法」認識上的隔閡，而且也有悖法律部門劃分的最終目標，同時還可能影響科學的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框架的形成和完善。
構思了我國經濟法律法規體系的框架
他認為，研究經濟法的最終目的是要落腳於在我國應當建立起什麼樣的嚴格意義上的經濟法體系。對此，他作了兩方面的思考：一是從經濟法的等級層次出發，可以將它劃分為統帥性的基本經濟法、領域性的基本經濟法以及行政性和地方性經濟法三個層次。同時，認為我國制定一部 《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經濟法》的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應當逐步推進它的出台。二是從經濟法調整的社會關系的范圍出發，認為我國經濟法體系應當由市場主體規製法、市場秩序維護法、宏觀經濟調控法和社會分配法所構成。鑒於分配關系的經濟法調整一直未能引起經濟法學界的廣泛注意，因此早在1994年在他主編的司法部規劃教材《經濟法學》中，就將社會分配法作為整個經濟法體系中的一個子部門加以論述，之後他又鑒於我國過去的經濟學和法學研究中，通常只是籠統地把效益與公平兼顧作為一項分配原則，但並未清晰地指出應當怎樣兼顧，於是他在2002年7月出版的由他主編並撰稿的法學主幹課程教材《經濟法學》中的「社會分配法概述」時，提出了應在不同分配層次上適用不同的分配原則的主張，即初次分配堅持效益優先兼顧公平，再分配堅持公平優先兼顧效益的原則，從而達到效益與公平在整體分配過程中的有機統一。這一認識與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所提出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和「再分配注重公平」是一致的。
構築了經濟法的實施保障體系
首先，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命題，即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體系框架已經基本建立的形勢下，經濟法制建設的重點或者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和沖突，應放在經濟法的實施上，已經制定的法律不能實施的負效作用要比無法可依的負效作用大得多。為此，他在建立經濟法實施保障體系的時候作了五個方面的強調：一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的新課題即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認為經濟行政執法和監督的任何偏差，不僅影響政府職能的正確發揮，同時還會影響政府的形象和與群眾的聯系。二是強調了排除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大障礙即經濟審判工作的地方保護主義。早在1988年3月5日，他就在 《經濟參考》上發表了反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文章，並對經濟審判工作中地方保護主義的形式、根源、危害和克服對策作了深層次的論述。這之後，最高人民法院又把克服經濟審判工作中的地方保護主義作為法院審判工作一項重要任務而提了出來。三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的直接形式是追究違法者的法律責任。四是強調了經濟法實施中一個並未引起足夠重視的問題即經濟法實施中國內經濟法的沖突問題，並對這些沖突的種種表現及克服對策提出了見解。五是強調了解決經濟法實施中的最後一道難題即執行難，並對造成執法難的當事人原因、社會原因以及法院原因進行了中肯的揭示。

Ⅵ 中國法學界的泰山北斗是

以下是中國法學界的泰斗（排名不分先後）：

1、高銘暄：泰斗加學術（刑法界的祖師爺）

高銘暄（1928.5.24-）男，浙江省台州市玉環縣人。1951年從北京大學法律系（本科）畢業，1953年從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研究生班畢業，現任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名譽院長、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榮譽一級教授 ，兼任國家教育考試指導委員會委員。

Ⅶ 李昌麒的經濟法

經濟法在我國作為一門新興的法律學科，在逐步走向成熟之際，必然也會伴隨著某些不成熟，如果分析一下這些成熟或不成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經濟法研究方法的差異。因此，李昌麒教授在自己的論證體系中，一方面重視對自己過去在經濟法研究方法上的缺陷進行反思，另一方面又重視對外國和我國學者科學的研究方法的借鑒，並力圖從多樣化、整體性、多角度和多維度出發，尋求建立一種符合我國經濟體制要求的經濟法的研究方法。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法學研究方法
他認為最根本的是要堅持馬克思主義關於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學說。對此，他認為經濟法的理論觀點必須反映經濟體制的要求，經濟體制發生了變化，經濟法觀點也必須發生相應的變化。但是，他又認為，任何理論都不應是「現實的奴隸」，經濟法學觀點以及經濟立法實踐也不能像鏡子一樣地反映現實要求，從而認為超前的理論思考和超前的立法都是必要的。
把系統工程學的原理引進法學研究領域
早在1984年他就發表了《怎樣運用系統論研究法學問題》的論文，這是在錢學森教授最早提出把系統工程學運用於法治實踐之後，較早的一篇把系統工程學原理引入法學研究領域的文章。該文按照系統論的「大系統」的觀點，主張把我國社會主義法制看成是一個大系統，即「社會主義法制系統」，這個系統是由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各個子系統和孫子系統所構成的有機整體。建立法制大系統的根本出發點，就是要強調系統各個單元要素之間的同步協調，互為作用，進而使系統的功能大於各個子系統的功能，最終去實現一個統一的目的，即建立良好的法律秩序。這種良好的法律秩序，不是任何一個子系統和孫子系統可以獨立完成的，而是要由它們的協同動作才能完成。接著，該文又運用系統論的「優化控制論」、「決策論」、「資訊理論」的原理，對建立法制系統的各個方面進行了闡述。該文1987年收入由錢學森教授作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系統科學論著選》。1995年他又在其個人專著《經濟法——國家干預經濟的基本法律形式》一書中，提出了建立「經濟法治系統工程」的問題，同時提出了要運用系統論所揭示的整體性原則、互相聯系原則、有序性原則和動態性原則建立經濟法學科的結構體系。按照「整體性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被分割的體系，而是由各個部分所組成的其總體功能大於部分簡單相加的功能總和的有機整體；按照「互相聯系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各種現象的孤立存在，而是一個互相聯系、互相依賴的整體；按照「有序性原則」建立的經濟法體系，不是一個現象之間的無規律雜亂無章的聯系，而是一個本質的、普遍的必然的聯系結構；按照「動態原則」建立的經濟法學體系，不是一個凝固不變的機械式體系，而是一個由體系內部多個要素之間通過對立和統一的運動而不斷變化並適應客觀需要的高級活動的動態體系；從而認為，經濟法學體系是由經濟法理論體系、經濟立法體系、經濟法律法規體系和經濟法實施體系所構成的相互聯系的、有序的、動態的有機整體。這就使經濟法學體系從狹隘的、孤立的、靜止的認識狀態中走了出來，而成為一個開放的體系。
大膽吸收西方法學流派中科學的法學研究方法
他始終堅持這樣一種觀點，即對於西方各個法學流派的代表人物及其研究方法，採取全盤拒絕和全盤否定都是不正確的。這是因為，法學研究方法與研究者的世界觀是緊密相關的，或者說有什麼樣的世界觀就有什麼樣的法學研究方法。就世界觀而言，無非是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與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區別；但是，就一個單個的法學研究者及其研究方法而言，兩種世界觀可能是涇渭分明的單獨存在，也可能兼而有之，在兼而有之中，又有主導和非主導之分，因此主張對西方法學派及其法學研究方法採取具體問題具體對待的辦法。凡是有利於解釋和樹立符合我國實際的法學研究方法，都可以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這是因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實行市場經濟已逾百年，他們積累的許多反映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法學研究方法、法學理論和法律實踐，已經成了人類共同的法律文化，沒有理由不分青紅皂白地全部拒絕。但是，他又認為，我們的法學研究方法應當適應我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要求，因為，西方法學流派的研究方法，不可能完全適應我國的國情，所以也不應當全盤接收。通過對西方法學各個流派研究方法的分析，他提出了在經濟法學研究中可以借鑒的方面主要有：借鑒自然法學派把法律與道德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我國經濟法的價值取向，以便把握經濟法應有的品格；借鑒實證主義法學派以法律為對象的研究方法，闡明「經濟法是這樣的法律」，以便把握經濟法的立法含義；借鑒非實證主義法學派不拘泥於只對現行法律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經濟法應當是這樣的法律」，以便從更高層次上完善經濟立法；借鑒法社會學派對現實各種社會現象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現行經濟法律本身的局限，以便及時規范未曾規范的現實經濟關系；借鑒法經濟學派把法律與經濟有機結合起來的研究方法，闡明經濟法必須具備的經濟效應，以便使經濟法成為推動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直接的力量；借鑒制度法學派把法律規范和社會現象有機結合起來進行研究的方法，闡明法律是一種制度性的事實，以便全面把握經濟法律制度的實質 。
遵循適合性與移植性、實證性與假設性相結合
他認為，所謂適合性是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和經濟立法必須立足於中國土壤，符合我們黨在實踐中所形成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要求。所謂移植性是指經濟法理論研究和經濟立法要善於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國所創造的符合市場經濟普遍要求的經濟法理論和經濟立法實踐。所謂實證性是指通過對現實存在的經濟法律和法規的研究，闡明經濟法的共同的一般的定義、原則、特徵、功能及體系。所謂假設性是指經濟法的理論研究要從預測和完善的角度，闡述經濟法當具有的功能和體系。

Ⅷ 李昌麒個人簡介

李昌麒，男，漢族，出生於1936年2月，重慶潼南慧光人。他擁有深厚的教育背景，1959年畢業於享有盛譽的西南政法學院法律專業。在其職業生涯早期，他曾在貴州省民政廳、貴州省建築工程學校和貴州省建築工程管理局任職，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直至1979年底轉而投身教育事業，在西南政法學院開始了他的教學生涯。

如今，李昌麒在學術領域聲名卓著，他擔任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及博士生導師，同時擔任校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校學位委員會副主任和校教師職稱評審委員會副主任等重要職務。他在西南大學法學院擔任特聘教授和名譽院長，引領著經濟法學科的發展，是國家高等學校重點學科——西南政法大學經濟法學科點的學術帶頭人。

作為學術界的重量級人物，李昌麒還是中國法學會經濟法學研究會的副會長，以及國家中高級幹部學法講師團成員，為政府官員提供法學教育。他在重慶市的學術界也擔任重要角色，是重慶市社會科學聯合會副主席，同時也是重慶市人民政府法律顧問。

在西南政法學院，他曾任經濟法教研室主任和經濟法系第一任主任，積極參與學術研究和人才培養。他曾是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經濟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也曾作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法學）的成員，對法學教育和學科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此外，他還曾是重慶市人民代表大會代表，擔任法制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為地方立法工作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李昌麒因其傑出的學術成就和公共服務，榮獲了國務院特殊津貼、全國優秀教師、"五一"勞動獎章和重慶市先進工作者等榮譽，他的職業生涯充滿了榮譽和成就。

李昌麒教授主要從事經濟法學領域中的經濟法基本理論、社會分配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保護法的教學和研究，曾赴美國、日本、法國以及香港地區等考察法學教育並講學，多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獨著、主編、副主編、參編的專著、教材和工具書共30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