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西歐法治化的歷史基礎

① 西方國傢具備產生依法行政的思想觀念基礎嗎

西方現代法治是西方現代化進程中的產物。它以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作為哲學基礎，與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價值多元的文化密切相關，成為西方現代治理社會、管理國家的主要治道。在世界性的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現代法治理論與實踐對非西方國家產生了重要影響。
中世紀的西歐各國，除了英國以外，主要是奉行神治的社會。代表人物如德國神學家尼古拉斯（Nicolas}。但是，至中世紀後期，有人開始主張法治，當然，在這一時期，相反的論調也不絕於耳，許多人主張君王有無限制的立法權。
關於社會應服從何種權威的統治，一些人開始主張法律權威至上，其核心問題在於君王是否應服從法律的統治。法國的格爾森主張，未經正當程序，國王不得處死任何人；國王應服從最高法院的管轄；君王雖不受法律的羈束，但出於為其臣民樹立榜樣之故，也應依據他們自己所立的法律活動在德國，尼古拉斯認為一切權力源自人民，並以耶穌為例指出：「耶穌服從法律，他不是廢棄它，而是成就它」。義大利的馬基亞維里也認為，法國的幸福狀態在於人民確知國王在任何時候都不違法，那裡「依法生活」，「如必要則由法院更新法律」，「甚至最高法院針對君王的判決，該判決也足以使君王就範」。在這一時期，關於法律權威高於君王的思想不斷被提出，當然，君王無須服從法律的觀點也十分流行。進入17世紀後，法律權威至上的主張日益占據了上風，其中最著名的是英國1612年發生的一場爭論。在爭論中，英王詹姆斯一世宣稱自己是上帝之下的最高裁判者，有權對司法管轄權的沖突問題做出裁決。時任普通訴訟法院首席法官的柯克（Coke）與國王的觀點針鋒相對，以「王居萬民之上，惟居神與法之下」 （quo Rex non debet esse sub huma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古老名言回擊國王。如果說其他人關於法治的主張還不夠明確的的話，那麼，在資產階級革命後，英國在實踐上已經提供了一個較明確的範例。經歷這個過程的洛克，在總結英國實踐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了法治的主張：「處在政府之下的人們的自由，應有長期有效的規則作為生活的准繩，這種規則為社會一切成員所共同遵守，並為社會所建立的立法機關所制定。」在洛克看來，法治就是「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來進行統治，這些法律不論貧富、不論權貴和莊稼人都一視同仁，並不因特殊情況而有出入」。可見，洛克明確主張一切人都應服從法律的統治，並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他雖然存有某種保留，認為國王享有某些特權，但同意英國國王詹姆斯一世在1609年的講演中所表達的觀點：國王一旦不依照「法律來進行統治，就不再是一個國王，而墮落成為一個暴君了」
實際上，在16至19世紀，西方啟蒙思想家雖然論證角度不同，例如有的從自然法出發，有的從歷史角度出發，有的從功利角度出發，有的從哲理角度出發，但是，他們幾乎都直接或間接、明確或隱含地主張實行法治。在他們看來，神治是現代理性主義所旨在攻破的傳統堡壘，自然在摒棄之列；德治缺乏明確性和具體操作性，難以收到預期效果；人治不過是專制的代名詞，啟蒙思想家所極力反對的恰是披著神聖外衣的專制主義的人治。他們主張，人類應建立這樣一種人間秩序：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既能享有自由又能實現群體合作，既能真實地表達民意又能進行有效的政府管理，既能享受增加的效率又能受到公平對待。為此，他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寄望於法治。
對於西方現代啟蒙運動各家各派的法治理論，難以一一盡述，以下擬以自然法學派的法治理論為重點闡述西方現代法治理論的形成，並分析它們對實踐的影響。

（一） 社會契約論

這是西方現代政治和法律思想的重要論證基礎。這種理論認為，在人類歷史上，曾經存在一個自然狀態，那時，財產共有，沒有國家，沒有法律，存在的是一種自發秩序，人們在交往互動中，依據自然法行使自然權利。在洛克看來，那是一種「完備無缺的自由狀態」，「是一種平等的狀態」，「沒有一個人享有多於別人的權力」。在盧梭的描述中，自然狀態是一種理想的黃金時代：人們享受著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說存在不平等，那是自然的不平等，而政治的「不平等在自然狀態中幾乎是人們感覺不到的」；人們遵照「你要人怎樣對你，你就怎樣對人」的「黃金規則」和樸素情感，維持一種自然的公平。那時，人們沒有善惡之分，所以那裡不存在惡行；沒有榮辱之念和「你的」、「我的」之別，所以「不易發生十分危險的爭執」[。霍布斯基於人性惡的前提，認為自然狀態下的人受著慾望的驅使，自私自利，殘暴好鬥，「在沒有一個共同權力使大家懾服的時候」，出於競爭、猜疑和榮譽，人們便處在「戰爭狀態」，即「每個人對每個人的戰爭」。按照霍布斯的思路，自然不難理解人們何以要擺脫自然狀態而進入社會狀態。因為在那種毫無安全保障的狀態下，人們在一種類似狼與狼的關系中，自然權利沒有保障，而是如同其他動物一樣，依照優勝劣汰的「叢林規則」生存或滅亡。於是，人們便達成社會契約，把自己的自然權利轉讓給國家，由國家負責保護人們的自然權利社會契約思想的意義在於：第一，它強調了人類聯合、協作的必要性，指出了人的社會屬性，即個人的自由只有通過群合才能實現。第二，它把社會的組成置於社會契約之上，認為政府以及國家的存在基礎是社會成員的契約，即人們的同意，而不是神意或強權，從而拒斥了神治和人治。這反映出一種理性精神。第三，它認為政府或國家存在的正當性源於人們的協議，而不是基於神聖的安排或「克里斯瑪」（charisma）的權威。這其中潛含著民主氣質。第四，這種理論設定了政府或國家存在的目的，即更好地保障社會成員的自然權利。這隱含著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第五，人們在達成這種社會契約時，每個人都處於平等的地位，即他們平等地轉讓了自己的自然權利，平等地參與了政府或國家的構建過程，那麼，在政府組成之後，每個人的自然權利都應得到同等保護。這為人人權利平等的觀念提供了邏輯前提。
二） 自然權利觀

按照社會契約理論，人們通過訂立協議進入社會狀態後，自然權利並未損失，而是在政府或國家的保護下能夠得到更好地實現。那麼，自然權利包括哪些內容呢？這需要對自然權利的基礎加以闡述，即，人們憑靠什麼享有自然權利？自然權利究竟包括哪些內容呢？不同學者持有不同觀點，格老秀斯認為，自然權利包括所有權、婚姻權、公平購買生活品權、父母照顧子女權、多數優於少數權、埋葬死者權等。在洛克看來，自然權利包括財產權、生命權、自由權、反抗權等，他尤其強調財產權利的重要性。傑斐遜認為，自然權利主要是指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這種自然權利觀體現在他所起草的《獨立宣言》中。盧梭沒有明確列舉自然權利，但從他的論述中，自然權利至少包括自由權、平等權和財產權等，其中自由權具有優先的地位。霍布斯認為，自然權利「就是每一個人按照自己所願意的方式運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這一定義中包括含了自由權、平等權和生命權。沃爾夫（Wolff）基於人性和人的自然平等，主張自然權利包括自由、安全和自衛的權利。從總體上講，自然權利主要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追求幸福權以及反抗權等。1787年的《美國憲法》並沒有直接規定公民的基本權利。1791年的《人權法案》彌補了這一缺陷。作為《美國憲法》的前十條修正案即《人權法案》較為具體地規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權利，它們包括言論和出版自由、和平集會和請願自由以及信仰自由，對於這些基本權利，國會不得制定法律加以剝奪。此外，還規定了以下四種權利：一是不可侵犯的權利，包括保護身體、住所、文件、財產的權利；二是程序和訴訟權利，包括正當程序權、被告的受陪審審判權、辯護權及不被強迫自證其罪權；三是人道主義的處罰權，包括被告享有免受被課以過多保釋金、過重罰款或被施以酷刑之權；四是自衛的權利，如公民有備帶武器的權利；等等。在英國，基本權利和自由沒有在成文憲法中予以規定，主要是在訴訟中通過程序的機制予以保護。在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人民享有「自然的、不可剝奪的和神聖的人權」。該宣言第2條明確規定：「任何政治結合的目的都在於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動搖的權利。這些權利就是自由、財產、安全和反抗壓迫。」為了保護這些基本權利，這部宣言還確立了法治的基本原則，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正當程序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無罪推定原則等。1791年的《法國憲法》明確規定，「憲法保障下列的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受平等保護權、言論、出版和表達思想的自由、信仰自由、遷徙自由、和平集會自由、請願自由、財產權、正當程序權等。並規定，一般情況下，立法機關不得制定任何法律損害或妨害這些「自然權利和公民權利」。在其他西方現代國家的早期憲法中都直接或間接確認了某些基本權利，並由這些基本權利派生出許多其他重要的人權。保障這些權利不受侵犯，成為現代法治的主旨。
三） 主權在民思想

在17世紀中葉，英國下議院就提出了主權在民的觀點，它宣稱：「在上帝之下，人民是一切正當權力的起源。」稍後，洛克在理論上系統表達了主權在民的思想。首先，洛克認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都是由人民委託或授權的國家權力，人民是委託者，有權收回委託或授權。其次，基於人民同意和授權的立法機關在國家權力中居於最高地位，「其餘一切權力都是而且必須處於從屬地位」，但是，對於立法權的行使，也必須服從四種限制：以正式公布的法律來進行統治，對所有人一視同仁；法律必須符合為人民造福的終極目標；未經人民或其代表的同意，不得對人民的財產課稅；不得轉讓立法權。這樣，人民成為了終極權威。第三，他承認國王享有某些特權和豁免權，但是，國王也是受人民委託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如果濫用權力，濫施暴政，「使自己與人民處於戰爭狀態」，那麼，「有什麼辦法能阻止人民不來控訴他這個已經喪失其國王地位的人，如同對待與他們處於征戰狀態的其他任何人一樣呢？」甚至在國王與一部分人民發生了糾紛的場合，適當的裁判者也是「人民的集體」，而不是其他權威。最後，由誰來判定立法機關或國王是否辜負了人民的委託呢？洛克的回答是：「人民應該是裁判者」，因為人民是權力的委託者。主權在民思想通常具有以下含義：第一，人民享有的某些基本權利是自然權利，這些權利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任何人不能剝奪；第二，人民轉讓自己的某些權利是為了更好地享有這些權利，這些權利並不因轉讓而消失或縮減，而應增值；第三，政府存在的目的在於保護人民的權利，政府必須按照這一宗旨行使權力，否則，人民有權抵制政府濫用權力，有權更換政府，甚至有權以暴力推翻壓迫人民的政府。

主權在民的思想對後來的法治實踐產生了重要影響。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宣布，正當的權力源於民眾的同意，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權利，如果政府違背民意，人民則有權改變乃至推翻政府。1791年的《人權法案》第10條規定：「本憲法所未授予中央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權力，皆保留於各州或人民。」 法國1789年的《人權宣言》明確宣布了主權在民的原則。該宣言第3條明確規定，全部主權歸人民所有，「任何團體、任何個人都不得行使主權所未明白授予的權力」；第2條規定，人民享有反抗壓迫的權利；第4條和第5條規定，人民的自由只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限制，不受其他限制，法律未禁止的行為均不得妨礙，不得強迫任何人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1993年的《法國憲法》專設「人民的主權」一章（第7—10條）。它規定，享有主權的主體是法國全體公民：人民直接選舉代表；人民委託選舉人選舉行政官員、公共仲裁人、審判人員；人民負責議定法律。在英國，法律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人民主權的原則，但議會主權的原則便是人民主權原則的間接體現。在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議會取得了不受限制的立法權。此前，議會立法要受到國王的限制。同時，議會有權對大臣進行質詢和對政府的決策進行討論和辯論，實行內閣責任制後，議會有權對內閣投不信任票，迫其辭職，主權在民思想在現代法治實踐中通常以下列方式體現：一是在憲法中直接規定人民享有某些不可轉讓的基本權利，對於這些權利，政府不得以任何理由剝奪、縮減或限制；二是禁止政府制定侵害基本權利或妨礙人民享有基本權利的法律，這類法律被認為是惡法；三是雖然憲法宣布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但是，現代大型國家往往實行代議制，人民無法直接行使管理國家的權力，只能將權力委託給選出的代表，由他們將人民的意志經過協調之後表達為法律，而法律至上和議會至上的原則間接體現了主權在民的思想。

（四） 分權制衡理論
盧梭心目中所嚮往的是小國寡民的直接民主制。因而他極力反對分權主張，認為主權是不可分割的，分權則是對生命有機體即主權的肢解。但是，其他一些啟蒙思想家則主張分權。他們認為，在難以實行直接民主制的地方，人民授權政府以符合民意的方式行使權力，在許多情況下難以保障人民的授權得以實現。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濫用暴政，有效的方式是採取分權制衡的方式。洛克主張把政府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對外三種權力，其中立法權處於至上地位。孟德斯鳩則主張把政府的權力分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

實際上，在分權制衡理論方面，孟德斯鳩的論述較為系統，且影響較大。首先，孟德斯鳩認為自由是法律的重要精神之一，法律應盡可能體現自由和保障自由。為此，他探討了法律與自由的關系，認為自由分為兩種，一是哲學上的自由，二是政治上的自由。第二，與一些抽象論述自由價值的理論不同，他意識到了自由與政治體制密切關聯，「政治自由」只有在「國家的權力不被國家濫用的時候才存在」。他精闢地指出，「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第三，在他看來，「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因為權力不受約束是可怕的，而法律的約束與人民的約束都遠沒有權力之間的約束來得更直接和更有效。他敏銳地觀察到：「當立法權和行政權集中在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機關之手，自由便不復存在了。」]這時，暴政可能與惡法並駕齊驅。「如果司法權不同立法權和行政權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因為在這種場合，或者法官會隨意制定符合自己意志的法律，司法專斷大行其道；或者立法者會隨意按照自己的意志操縱司法，使司法失去獨立、公正的氣質；或者司法權同行政權合一，行政機關會濫用司法權，使司法成為行政機關的玩物。當然，如果立法、行政與司法權三權合一，政治自由就更盪然無存了。第四，要保障政治自由，就必須實行三權分立，各司其職：立法機關負責制定法律，行政機關負責執行法律，司法機關負責實施法律。它們各自保持獨立，彼此監督，互相制約，任何一個機關都不能絕對凌駕於其他機關之上，獨斷專行，從而達致政府權力的動態平衡。雖然分權理論的故鄉在英國和法國，但是，它卻在美國的法治實踐中獲得了典型體現。1787年的《美國憲法》充分體現了孟德斯鳩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思想。在美國，由參議院和眾議院組成的國會是聯邦政府的最高立法機關；以總統為首的行政當局是最高行政機關；聯邦最高法院是聯邦最高司法機關。根據憲法，國會作為民意代表機關，由選舉產生，負責聯邦事務的立法。國會對行政機關行使監督和制約權：總統與外國締結條約和任命高級官吏，須經國會批准；對總統否決的議案，有反否決權；有權對行政行為進行調查並要求總統報告政務；有權對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涉及某些犯罪行為進行調查並彈劾他們。國會對司法機關也構成制約：對於國會的立法，只要不違背憲法，最高法院必須實施；有權對違法的法官進行彈劾；有權否決總統對聯邦法院法官的提名。

作為行政機關首腦的總統對國會也構成了制約：總統行使國家元首職權，是陸、海、空三軍總司令；對國會的議案有擱置否決權；可以通過「國情咨文」影響國會立法；副總統兼任參議院議長。行政機關對司法機關也有制約的功能：總統有權提名聯邦系統的法官人選，但須經參議院批准。

最高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1787年《美國憲法》並未賦予最高法院以制約國會的權力。後來，聯邦最高法院在1803年通過「馬布利訴麥迪遜案」（Marbury v. Madison）確立了司法審查權，即聯邦最高法院對國會立法是否合憲行使審查權，對其認為違憲的法律，有權宣布無效。這種制約也適用於行政系統的授權立法。此外，對於行政系統的高級官員，如果受到國會彈劾，最高法院負責審判。這樣，司法機關對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都構成了制約。

在法國，憲政中的分權體制雖然沒有美國那樣形成明確的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體制，但是，分權原則也成為其現代法治的重要內容。早在1789年《人權宣言》的第16條就明確宣布：「凡權利無保障和分權未確立的社會，就沒有憲法」。1791年《法國憲法》確立了君主立憲制體制下的分權模式。但是，1793年的《法國憲法》根據盧梭主權不可分割的思想，採用了「議行合一」的原則，由國民議會統一行使國家權力，執行會議行使行政職權，但不是獨立機關，而是從屬於國民議會。該憲法雖然規定了法院體制，但是，它們並沒有獨立的地位，審判人員均是由每年選舉產生，明顯帶有司法民主的特色。1814年以後的法國憲法都不同程度體現了分權的原則。在英國，憲法中的分權體制，與其說是由於法律的規定，不如說是歷史傳統的產物。在中世紀的英國，國王曾經一度獨攬立法、行政和司法大權。但是，由於議會逐漸發展壯大，王室法院也逐漸脫離了國王的直接控制而自成一體。於是，形成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資產階級革命後，王權受到了實質性削弱，議會成為最高權威，法院也更加獨立，這種獨立地位通過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獲得了確認。因此，在英國，盡管分權不嚴格，行政機關、立法機關以及最高司法機關之間存有交叉關系，王權在名義上仍然與三種權力都相聯，但是，根據傳統，政府不同權力機關仍然不會發生職權不清的問題，且它們彼此之間形成了獨特的相互制約關系。

綜上所述，在西方現代早期，啟蒙思想家反對神權政治，批判了君主專制的人治體制，探求了能夠確保人民基本權利的秩序模式。最終，他們大都理性地選擇了法治秩序。在他們構想的法治藍圖中，通常包括以下幾個要素：其一，這種法治社會應在社會契約的基礎上形成；其二，人生而自由、平等，所有人在訂立社會契約時是自由、平等的，這種契約應是人們真實意志的體現；其三，人們所以同意訂立社會契約轉讓或限制自己的自然權利，目的是為了在公民社會中獲得可靠的權利保障和自由回報，政府作為人民的受託者代行管理權，必須以這一目標為歸宿；其四，國家的法律必須把人們的自然權利作為基本權利加以確認和保護，只有這樣的法律才是良法，只有這樣的法治才具有正當性；其五，人民向整個社會而不是向政府或君王轉讓自然權利，政府或君王等管理者不過是人民的受託人，人民始終是主權的持有者，如果政府背棄社會契約，違背民意，人民有權收回授權，更換乃至推翻政府；其六，在小國寡民的國度，可採取直接民主制；在實行代議制的大型社會，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權力，踐踏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在政府內部採取分權制衡的體制。這些要素在西方現代早期的法治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體現。

② 西方法制特徵及主要表現

小談西方法制文明的特徵

從原始社會起，人類逐步產生了許多道德規范、宗教規范等初級的社會規范。而隨著階級的產生，私有制和商品經濟的產生，這些社會規范首先表現為習慣，而後便形成了法律。西方法制文明猶如一顆璀璨明星在歷史的銀河中熠熠生輝。而西方法制文明的重要特徵就是西方資產階級法律的產生和發展。

在歐洲中世紀後期，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成長，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羅馬法、日爾曼法、教會法和商法是西方資產階級法律的四大淵源。

一、羅馬法

羅馬法是東西羅馬帝國全部法律的總稱。它隨著羅馬社會的變遷，吸收了古希臘自然法思想、法治思想，經歷了近千年的變遷，最終成為了古代奴隸制社會最發達、最完備的法律體系。法德等國以羅馬法為基礎，逐步形成了大陸法系。

二、日耳曼法

日爾曼法是西歐早期封建時期適用於日耳曼人的法律總稱。被當時的羅馬人稱為「蠻族法典」。日爾曼法是繼羅馬法之後在西歐形成的一種法律體系。法國、德國吸收了大量的日耳曼法中的內容，而英國普通法更是保存了大量的日耳曼法因素。

三、教會法

教會法，也稱寺院法，形成於基督教與教會產生和演變的過程中。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一） 形成階段（公元4－9世紀）

形成時期的教會法確定了羅馬皇帝與主教「二元化」的管轄原則，但是仍受世俗王權的約束。

（二） 鼎盛階段（公元10－14世紀）

這個時期的教會法在法蘭克帝國的解體和東西教會分裂的背景下發展至鼎盛。

（三） 衰落時期（15世紀以後）

隨著15世紀科學與人文思想的發展，16世紀的宗教改革，17、18世紀資產階級政權的確立，教會勢力日趨衰落。但是教會法作為一個法律體系保存了下來，成為資產階級各國立法的重要淵源之一。

四、商法

商法的發展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一） 古代商事法規

在簡單的經濟條件下，沒有明確的「商法」概念。但是在早期確實存在著有關商事方面的法律規范。

（二） 中世紀的「商人法」

商法實際上產生於中世紀。中世紀歐洲商業的復興導致了商人階級的產生，而商人法正是商人的一種自治法。這種商人法是近代西方國家商法典的前身。

（三） 近現代商法

近現代商法包括三個體系：

（1） 法德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2） 英美為代表的商法體系

（3） 社會主義商法體系